2009年02月06日 廉政瞭望
宣传部的新闻科长本应是地方宣传的联络官，他应该成为各类媒体记者的好朋友，借助各类媒体来宣传报道本地，但在鱼龙混杂的媒体记者的要挟骚扰下，他们中不少人变成了“谈判家”和“消防队员”。
文/本刊记者 华山
新闻科长成了“谈判家”
“我原以为做宣传部的新闻科长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能实现我的新闻理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年来我被各类记者弄得焦头烂额。”四川某县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李直(应采访对象要求，使用化名)日前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大倒苦水。
李直担任新闻科长快两年了，他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而成了“谈判家”的角色，这绝非他的本意，为此他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在四川汶川“5·12”大地震前，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到各类媒体传真来的有关该县存在问题的采访稿件，这些记者往往在李直收到稿件后打来电话，“洽谈”不曝光的交换条件。
“我经常与各类记者谈交换条件，这些所谓的记者有的持有正规记者证，有的没有正规记者证，但有媒体发的工作证和采访证，他们往往拿着采访到的我们县的问题材料，要我们核实并做出解释。如果我们承认确有其事，他们就会提出要求：要么曝光，要么拿钱做广告或者直接把钱给记者个人，有的要求订一定数量的报纸和杂志。”李直苦笑着告诉记者，“我尽量给他们解释原因，能不曝光的就不要曝光，实在不行的也只有拿钱消灾，因为我们部长(指宣传部长)给我下的指示是‘把对方搞定，不要出现负面报道’。”
一次，某“国”字号媒体驻四川记者站得到爆料说该县某镇一企业占用了耕地，顿时如获至宝，“高度的新闻敏感性”驱使这个记者站一名记者赶到现场，一番辛苦的“采访”加“摄影”，把采访材料弄得扎扎实实的，然后找到这个乡镇的镇长，质问道：“这个问题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你看怎么办吧！占用耕地是违反国家土地政策的大事，如果我们报道出来，你的乌纱帽肯定是没有了。”镇长平时就很少见到记者，中央级媒体记者更是难以见到，一看到这个架势，顿时慌了神，一个劲地承认错误，并表示很快会整改。这个记者见镇长“不开窍”，就提醒他说：“我会把采访材料送给你们县委宣传部，看他们怎么答复吧。”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镇长赶紧联系县委宣传部新闻科，找到李直询问对策。因为李直曾与这名记者打过交道，算是熟人了，自然知道他的意图。一番斡旋之后，这名记者终于亮出了底牌：“我来采访也很辛苦，回去还要向领导交差呢，既然大家是熟人，这次就不报道了，你们给3万块钱，我给你们做个正面报道算了。”李直和他一番“讨价还价”，把“价格”从3万“砍”到2万、1.5万、1万，最后记者松口到5000元：“那就直接把钱给我吧，不做正面宣传了。”因为这个镇属于“困难户”，镇里拿出5000元比较困难，过了几天，记者很“体谅”地打来电话说：“既然你们很困难，那就4000元吧。”可就是这个数，镇里还是觉得很困难。接下来的几天，这个记者不断打电话给镇长和李直“催款”，镇长不堪烦恼，最后对李直说：“我都要崩溃了，要不给2000块看行不行？”这名记者见自己的“采访行动”终于没有“白费功夫”，也就拿钱收场，没有继续纠缠。
李直告诉本刊记者，曾经有一个中央媒体驻川记者站的记者捕风捉影打听到该县某企业存在违规问题，就和他纠缠了半年，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该县拿钱给他，否则就要曝光。这个记者很“大度”给对方留出很长的考虑时间，李直告诉本刊记者说，“他根本就不会曝光，因为这个问题压根就算不上新闻，小报可能都不会报道，何况中央媒体呢？”最后，这个记者看到“成交”的可能性的确渺茫，无可奈何的他没有将这笔“生意”进行到底。
“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拿问题来要挟要钱。我们县要搞活动时，会请些媒体记者前来采访，希望他们能宣传宣传，我们会给他们准备一定数量的‘车马费’红包，这些记者会根据红包里钱的多少来决定发稿的版面，钱多的发稿的版面可能会大些，钱少的发稿的版面会小些或者不发。”李直说，“有时候，一些没被邀请的记者会成为‘不速之客’，如果没给他们红包，他们不但不会写正面报道，一怒之下，还可能写负面报道。”
“新闻科就是‘消防队’”
“我这个新闻科长不但是‘谈判家’，还是‘消防队员’呢！我们宣传部新闻科就是‘消防队’，要把媒体点燃起来的‘火’灭掉。”李直自我解嘲似地对本刊记者说。
因为当地在发展过程中难免出现问题，有的是官员主观上的问题，有的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一些媒体记者抓住这些问题纠缠不放，坚持新闻理想的记者会选取新闻点进行报道，有的记者和媒体经营人员则把问题当成筹码，要让当地“花钱消灾”。作为该县宣传部新闻科科长的李直有一项“重要任务”：“摆平”各类在当地进行揭丑式采访的媒体人员，不要让任何涉及当地的负面报道出现在各类媒体上。
“这可是上级领导下达给我的命令，我不但要把‘火’在烧起来时及时灭掉，更重要的是，要把‘火’在烧起来之前灭掉，这可是个考‘功夫’的活啊！”李直说这话时显得有点底气不足。
这也难怪，要把多家大大小小的媒体“伺候”好，不让他们找“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李直所在的县离成都不过百里，从成都到这里驾车只需要1个小时，而在成都驻扎的各地媒体以及大大小小的、已经注册或还没有注册的媒体记者站、办事处大约有上百家。而该县宣传部新闻科连科长在内就3人，主要的“灭火队员”就是科长李直。
好在经过近两年的历练，李直有了“灭火”经验。
“不少媒体记者主要以‘敲’钱为目的，不是真正为了做新闻报道，他们连事实都没搞清楚，就把稿子写了，要么传真过来，要么直接交给我们，有的稿子连新闻的基本要素都不具备，甚至错别字连篇，让人哭笑不得。对这样的，我们更多的是予以解释，把他们说通，让他们挑不出毛病，最后让他们的‘赚钱’目的泡汤。”李直介绍说，“另一类记者的确找出了当地的问题，如果问题不大的，找媒体圈里的熟人联络感情，送个几百元的红包，再请到一起吃顿饭就解决问题。有的记者在当地发现了严重的问题时，会摆谱抖威风，放出话来‘不拿几万做广告就报道出来’，对于这样的，我们也不会被吓倒，对出现的问题会马上整改，当然能不被曝光的就尽量与记者或者他所在的媒体交涉，有时候在对方的坚持下，我们县也会给他们投放一些广告，不过投放广告的数额是可以商量的。有的记者虽然抓住了问题，但只要以前打过交道成了熟人的，拿一两千或者几百元给记者个人也就能把‘火’灭了。”
尽管有一定的“灭火”经验，但李直也有把“火”灭不了的时候。
有的“国”字号媒体虽然牌子大，其记者站的记者尽管也抓到一些地方存在的不大不小的问题，但这类稿件的新闻价值不大，要在其所在媒体上刊发出来存在一定难度，但他们可以借助“内参”通道把问题反映到当地省市一些主管领导那里，获得领导的批示给基层施加压力。对这样的记者，李直的应付原则是“不得罪，多解释”，但有的所谓“大腕”记者在钱面前却毫不含糊，一个在四川颇有点“级别”的记者曾经公开对李直说：“那个企业那么有钱，也存在问题，干脆让他多拿点钱就不曝光算了。”一边是有影响的媒体和记者，一边是受当地保护的重点企业，夹在中间的李直叹了口气：“我这个‘消防主力队员’还真不好当呢！”
来源：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2-06/102417161382.shtml
小资料：
《廉政瞭望》杂志
办刊目标：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反腐杂志。
办刊理念：不媚俗邀宠，不粉饰太平。
办刊风格：融权威性、独家性、可读性、知识性于一体，寓“实、精、深、活、新”于一身。
广告定位：品牌企业产品及其形象宣传。
·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出版：《廉政瞭望》杂志社
《廉政瞭望》创刊于1988年1月，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反腐杂志。《廉政瞭望》围绕反腐倡廉这个主题，以鞭挞腐恶、弘扬正气、追求真理、探索路径为己任，把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相结合，把影响决策与反映民情相结合，努力创办一份“看了就能记住的杂志”，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其独家策划的专题报道多次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已成为中央政策研究室重点关注期刊。
目前，《廉政瞭望》期发行25万份，已发展成为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大型时政类月刊，在广大读者中拥有良好的口碑和权威可信的形象。
http://news.sina.com.cn/c/2007-01-31/174712192250.shtml
2009年2月24日星期二
2009年2月20日星期五
日知录（90）一个新闻民工的2008
一个新闻民工的2008
（上）
每到岁末，总是会陷入一种莫名的烦躁情绪中，这似乎是新闻民工的一种职业病了。去年此时，也是陷入一种极其狼狈的情绪中，不待西风起而开始思鲈鱼之美了，准确地说，北漂四年后，我开始倍加思念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了。
2007年11月，我和制片人摊牌，说准备辞职走人回沪。这位长发飘飘的制片人默然无语的看我一眼，叹息道他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情。
犹记2003年冬天，在他的北京吉普上，这位兄长曾谈到节目组团队前景的忧虑，“跟我干一两年可以这么混着，四五年呢，还这么着吗？”那时，CCTV正试图把社会记录和小崔说事列为公司化改革的试点。这个人事制度的改革后来无疾而终，而他当初感叹的四五年后的时间节点却在倏忽间就来到了。
我的制片人是体制内少见的有想法也有勇气的人，在CCTV熬了13年，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在体制的大树下绞尽脑汁维系他那颗小树的平安，按照他的导师，刚刚逝去的陈虻先生的话来说，是营造话语空间，可是我已经厌倦这种在夹缝里左冲右突疲如奔命的生活了。
这年12月，肖志军和李丽云的悲剧发生，应制片人的要求，我带上摄像去了趟湖南，这是我在CCTV的最后一趟活，估计这也是社会记录这个栏目的最后一次出差——1个月后，这个在CCTV新闻频道开播了5年半的栏目，被宣布撤销。这年岁末，这个名叫《两个人的时光》的片子，制作了3期，播出了前2期。
过完2008年元旦，在主持完一对同事兼朋友的婚礼后，这场简洁的婚礼，也是社会记录最后一次年会。第二天，我在翠微路附近的一家酒店约了十余位师友小聚。我的制片人提前退场，悄悄给这顿有点自恋的告别晚饭买了单。
第二天我去秘书处填了辞职报告，上交了进台证和记者证。我的老搭档摄像王蜂，帮我将黄亭子里的东西搬上出租车，直奔机场而去。
回到上海家里休息几天后，我飞到广州参加新东家的年会。新东家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一家周刊，其时长平和我以前21世纪环球报道的同事也在那里任职，替我这个为稻粱谋的新闻民工找了个能驻沪挣面包的差使——南方报业本是我的老东家，如果把2003年秋天在南周那短暂的一月多也算上的话，从此在理论上我算是在南方旗下三大报系都呆过了。
趁着在沪休息的几天，我炮制了正式入职后为这家杂志撰写的第一篇稿子《新闻联播三十年》，这篇洋洋万言的稿子能在三天之内顺利出来并在后来获这家周刊的总编奖，得感谢我的三位师友展江、喻三龙和吴征先生提供的帮助。
这篇甚为仓促的稿子，后来被中国民航报转载，这家报纸居然给我寄来300元稿酬，真是这个媒体膨胀时代的少见之举。而这篇稿子留给我本人的两点印象，一是在文中不告而取化用了柴静姑娘的MSN后缀“转圆石于千仞之山”，二是趁最后一次进入CCTV方楼台史大厅时，用N73拍摄了杜宪和邢质斌的工作照，这张照片后来被编辑陈宇妹妹做版时用得淋漓尽致。
顺便说一句，其时央视漫长的离职手续尚在办理中，我给这篇稿子取了个化名尹克路，取我家住在沪上营口路之故——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家附近的几条路基本都被这样透支光了。
年会在粤北一家温泉山庄举行。这个由经营部门用广告换来的地方，冷得让人簌簌发抖。我们在寒风里泡在温泉中憧憬着2008年的各种可能，还没有人想到此时的南中国正陷入一场冰天雪地的冻灾，更没有人想到未来的这一年里会如长平所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发生了太多太多令人目瞪口呆的大事件！
春节后的第一篇稿子是《刘“羚羊”获奖始末》，也是一篇急就章。在做这篇稿子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在采访中体会到南都报系的声誉。每一个接受采访的对象听说是南都做稿，都毫不犹豫地接受采访，其中CPF总裁柴继军先生甚至坦率地说，对你们我才实话实说，换了其他媒体就算了。
贺延光先生的豪爽和极度负责，也让我这位后辈感激不已。时在浙江山区出差的他，为了核实每一个细节，在电话采访结束后又不惧麻烦地和我短信往来到深夜。新闻前辈身上这种身先士卒的职业荣誉感和毫不避讳的反乡愿精神，值得我一辈子珍藏，希望哪天有机会能当面向贺先生致以谢意。这篇稿子的署名是郭舜东，盖我家附近的第二条马路是国顺东路。
现在回想起来，这篇稿子的最大缺陷，是在于没能接触到大庆日报的刘为强先生本人（这也是我从业至今唯一一篇没有到现场的稿子）。我相信这个事情，倘若花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是足以做出一篇真正有深度的稿子来的。
接下来的一篇稿子，是《一张照片引发的政治事故》。这是年前即获知的一条线索，春节前后即开始和当事人通州时讯的前摄影记者王力利联系，但王先生一直没下定决心。2月上旬，我觉得不能再拖，拖到两会就基本抓瞎了，于是决定直接去京找他，总觉得见面后或许会有转机。
这位王先生是个很实在的北京人，见面后一聊，便觉此前设定的这篇稿子的文本逻辑，即按照契科夫《小公务员之死》的叙事结构行进的问题不大。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采访中报社多人曾提到通州区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的口头禅，“我一正处级干部！”在随后的电话采访里，居然又亲耳听到这位副部长向我抱怨：“我一正处级，你看我手下这些人都怎么跟我说话！”这位正处级干部最后要求我不要报道此事，否则搞出麻烦来“不管躲在北京的哪家酒店里都要把我揪出来！”
这篇稿子的一个遗憾，是没能联系到邓乃平区长本人。到截稿前一天，我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这个找区长的打算。以本周刊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抗压指数，我觉得只要证据确凿，索性选择一个受害人角度来静悄悄的叙事，应既能防止打草惊蛇也可避免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事后的结果证明，这是性价比较高的一个结果，除了包括周刊电子版在内的所有网页都被令删除，无其他后果出现，风险恰好控制在既能见报又避免被阅评之间。
接下来的3月，是例行的全国两会，也是惯常的新闻遮蔽期。我把这个月的时间花了一半在黑龙江佳木斯和河南平舆身上。去佳木斯是因为宫润伯杀童案，2年前案发时曾去那里呆过半个月，片子没能播出，心里的郁结也始终没能解开。
此番再去，终于看到了案卷，找到了包括宫的母亲、继父、同事在内的诸多关系人，这个被时代抛弃的佳木斯青年，在历经学徒、下岗、谈恋爱、入狱、狱中被鸡奸、失业、被暴打等渐行渐下的失败人生后，在屈辱和绝望交织的黑暗底层中，终于将挑战人性的残酷，施加在同样弱势的棚户区孩子身上。
宫润伯本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两张照片，是十几年前身份证上的的户籍照和被捕当天拍下的照片，这两张照片之间，时光留下的斑斑痕迹，再无人能解答。而在那个残杀了至少6名孩子的地方，时光又仿佛停滞了，2年过去了，除了荒废的天井里蒿草更加茂盛外，再没能留下其他痕迹，除了他曾带给这7个家庭的伤痛，和这个城市的恐慌外。
同样的伤痛，也凝聚在河南平舆县。2003年的黄勇案，给驻马店辖下的这个小县城留下的创伤，至今未能平息。5年后再去探访这些已经四分五裂甚至风流云散的家庭，突然让我有种做错了事的判断，觉得完全不应该再出现在这个地方。在呆了一晚后，我百感交集地逃离平舆取道郑州返沪。此前设定的社会学回访逻辑，被重返现场带来的情感冲击倏忽间砸得粉碎。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从事这个行当。
《连环杀手宫润伯的人生裂变》，《逃离佳木斯》，《五年后有种记忆叫忧伤》，这组稿子，大概是2008一年做稿做得最为艰难的一次，也被周刊北京站同仁指为和周刊气质不合。筋疲力尽之余，无意再辩解什么，只希望这辈子再不会去这两个地方。
接下来的4月，先将盯了大半个月的一个线索成稿，一位在元宵之夜死于宿舍的复旦博士生，这个叫李开学的湖北襄樊人，背负着论文、课题、就业、家庭和经济来到复旦，倒在梦想的曙光就要到来身边的黑暗中，其凄惨之状，直让人怀疑人生的意义。
这篇名为《开学之死》的稿子署名为安波，这是附近的第三条马路安波路。还好就在这个月中旬，终于办完了包括档案在内的所有离职手续，这样接下来的一篇稿子，终于可以署回本名了。
这篇名叫《一个另类央视节目的消亡》的稿子，无外是想完成另一个心愿，即试图对这个CCTV里的许三多，做一个相对完整的记录。感谢我这位前任领导的信任和担当，稿子得以顺利出来，这也是一篇分管社会记录节目的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先生致敬的稿子。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在这篇稿子出来一年后，这个才华横溢的电视天才，这个审了我四年片子的业界前辈，竟以47岁的英年倏然逝去！愿陈先生走好，愿天堂没有真理部。
（下）
过完五一即到广州开改版会议。很奇怪，每一次到报社都会赶上正好大事件发生。上一次是冰灾，这次则赶上了五一二大地震。和所有的媒体一样，周刊中断了原有的会议行程，迅速投入到灾难报道中。头两天，我住在报社四楼的招待所，协助编辑部统筹第一期特刊。第三天即飞到成都，和上海飞过来的老谢一起，率周刊另外3位北京站同仁分头赶赴映秀绵阳北川等地。
我在映秀呆了整整5天，在北川和安县呆了10天，和周刊同仁们一起策划制作了三期特刊，主题分别是《救援》、《幸存者》和《慈善》。在随后的六月，又一起策划制作了《不倒的学校》、《羌寨离歌》、《震区孩子在异乡》三期特别报道。
半年后的2009年1月，在ICCD和西安外国语大学召开的年度深度报道会议上，我在发言中承认，周刊做的上述报道肯定不是最出色的报道，连优秀也谈不上，但如果以周刊在前方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来衡量，只能够说，这应该是最经济的报道方式之一。
灾难的惨烈无需再用语言形容，但四川人民无与伦比的坚韧和豁达，就像他们的四川麻将一种叫做血战到底的打法，让每个进入到灾区的人无法不心生敬仰。
犹记在唐家山堰塞湖垮坝传言甚多时，我和老谢沿江油至北川曲山镇的公路翻山前往邓家希望小学。路边的湔江早已干涸，乌黑干裂的江底呈现出末日般让人心惊肉跳的奇怪图景。每时每刻都有灭顶之灾的垮坝消息传来，但路边小镇上小卖店里的大嫂并不准备搬走，说还要等待看看有无没逃出来的人。这个镇定如常的大嫂，一边劝我们不要再前行，一边不忘给我们准备干粮。
这些美丽端庄、淳朴善良的四川大嫂大姐们，在灾区所见多有。我至今认为，倘若同样的灾难是发生在中国其他地方比如上海之类，人性的丑陋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
比灾区人民的坚韧更让我震撼的，是军队救援时的艰苦卓绝。在映秀的五天五夜里，济南军区一只叫铁军的部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是一支最早挺进灾区也承担着最艰苦的开路先锋任务的部队，他们的士兵是如此年轻而淳朴，几乎个个都是刚刚从乡村洗脚上岸的许三多，我都能闻到他们身上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
事实上，血淋淋的救援现场，也和媒体报道以及外界想象的并不一样。在映秀救援的头几天，因后勤补给极难跟上，先期到达的救援部队很难专心于救援。在紫坪铺水库运送物资的摩托艇码头，我和同事亲眼看到一位上校军官在大吼“我的部下快要饿死了”；在映秀镇，我们也亲眼看到一些饥肠辘辘的士兵，在断壁残垣间冒着危险翻找食物，几间超市几乎被搜罗一空。印象最深的，是看到几个年轻的武警士官在废墟中的一个粮店里，发掘出十几袋大米，其状欣喜若狂。
这些极其真实的原始状况，自然不会见诸任何公开报道，但相信每个见到的人，都不会因此而对这些艰苦卓绝环境下的士兵们有任何微词。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专业性较差的军队救援体制，只能沿袭传统的意识形态动员能力和争功体制来行进救灾，必然存在令人惋惜的内耗问题，更不用说对这些千千万万许三多们的血肉之躯是否公平的问题。
比如，在至关重要的震后救援的头三四天里，从全国各地星夜赶来的救援重兵，主要纠集在映秀镇上，或者在开往映秀的途中。事实上，因震中在音讯皆无的汶川县城，救援当局首先即做出了挺进震中的布局。事后看来，重心如放在事后被证明死伤最为惨重的北川，效果当会更好一些。
再比如，集中在映秀一镇的救援力量，就有大军区解放军、军分区部队、武警指挥部队、消防部队、中国国际地震救援队、志愿者等数支力量，其中消防部队又含上海、山东、江西、海南和安徽五省市的五支消防总队（最后明确由警衔最高的上海总队长陈飞做总指挥），其统一指挥和资源调配方面，必然存在相当问题。这些问题，在包括马元江等最后几名幸存者的救援工作中，暴露无遗。
从四川回来至今，我一直在琢磨媒体对军队等国家机器动员体制的干预可能，到目前为止，这还完全是一个雷区。从映秀发回来的一篇稿子《映秀救援：苦守144小时，爱人离去》中，我小心翼翼极为隐晦地提出了这种干预的必要性。我总觉得，即便当时救援情况紧急，部队调度机制特殊，救援当时不应苛求，但此类问题，相信应得到必要之反思和检讨，获取从技术到机制上的诸多经验教训，方能减少此后种种不必要损失。
吾国多灾多难，养军日常所在的主要职能，在于救灾，倘若军队此番浴血救灾的诸多经验教训，止停留在立功受奖的消费灾难层级，让人情何以堪！
时光进入7月，媒体对灾区的常规干预都已成为禁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居然已再难用手中的笔为他们来做点什么！只有这近十万亡灵，在黑暗中辗转沟壑。我想倘若真有神灵，在映秀镇，在曲山镇上空，他们的满腹不舍和一腔怨气，该会久久凝聚在那里吧？风雷雨电之夜，他们也会出来大哭长啸吧？
度过狂欢的8月和9月，10月的第一篇稿子是《杨佳案造谣者郏啸寅》。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和杨佳案直接相关的23岁苏州男孩。郏的家庭环境和成长路径其实和杨佳相似，两人最终也羁押在同一个地方。记录和剖析郏案，既关乎游荡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下层青年群体的命运，更关乎是日不能或忘的言论自由神圣权利。
我一直等着郏出狱的那天，再来写篇《造谣者回家》。就在写这篇稿子的前一天，被羁押了190天的郏终于被有条件释放了，但为他的自由和安全考虑，我不得不放弃这个原定的计划，上述那篇《造谣者郏啸寅》成为目前见诸媒体的唯一一篇关于郏案的深度报道。
和杨佳案相关的另外一篇稿子是《杨佳案中的律师群像》，加上此前的郏案和老谢的《我为杨佳生死辩》等，基本构成了周刊关于杨案的系列报道。这篇稿子是受老谢思路的启发，原来的目标是写成围绕杨佳案的律师界浮世绘，勾勒其意识形态路径分歧、名利争持、人性冲突等等，无奈顾忌太多，在技术和效果上都难尽人意。
我始终觉得，此番律师界表现，无论是技术派还是艺术派，都可圈可点，但令人遗憾的是贯穿杨案始终无人去填补一个空白。那就是应该有律师站出来表示愿为被害警察家属提供法律援助（包括充当被害人或者附带民诉原告的代理人）。同为人类，同有父母妻儿，同是这个悲惨时世的受害者，惟其如此，方有人权之普世和普适意义。永难忘记7月1日案发当日下午，我在闸北政法大楼21楼见到被害民警李珂的妻子和女儿时，其痛不欲生的彻骨悲痛。
另外一篇小稿子是《掌掴者的盛宴》，做此稿时我正在北京出差，遥控同济实习生小刘潜入盛宴现场，完成了这篇稿件。这篇稿子无外是选取了当下商业民族主义者一个狂欢的截面。令人不安的是，这种狂欢的背后夹杂了某种被鼓励的暴力情绪，所以稿子出来后，小刘紧张了很久，现在想来，我和编辑的疏忽之处是忘了嘱他换个笔名。
接下来的一篇稿子是《一个北京记者的牢狱之灾》。这篇稿子实际上是在5月报题就被否定，但7月即已成稿，延至11月终于发出来了。写这篇稿子的动因，是记者傅桦的直面现实的勇气打动了我，用一个网友的跟帖说，那就是“幽暗之域，人性闪光”。稿子的一个遗憾是，原来是希望将记者的牢狱之灾和官场的争斗，作为一明一暗两条线行进，平行叙事，最后出于风险和其他问题的技术考虑，实际上后者的深度并没挖掘出来。
2008年的最后两篇稿子是《杨师群教授的反革命风波》和《两个上海女人的祖居保卫战》。这都是发生在上海的故事。这个史上曾经最自由和包容的城市，在前30年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中，后30年闷声发财的谈股论金里，已然完全堕入了自得自足自我矮化的经济动物圈里。不知道还要过去多少年，历史长河才会多少冲刷掉这些污垢。
前一篇稿子，为了受访对象和报社本身的双重安全，见报稿已经做了删改。一是所有真名实姓的信息源都处理成了匿名，二是几个关键段落被整体拿掉，让人既无奈又心疼，采访时收获的惊喜几乎荡然无存。我唯一能补救的，是把杨先生古代汉语课上的完整课件托钱列宪等人上传到了网络上。
后一篇稿子，考虑到在拆迁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的时代，潘蓉夫妇的事情显然过于单薄，也不够新鲜，一直犹豫是否能成稿。开始是设想把宝庆路3号徐老先生做进去，主题是上海滩老贵族的子孙与新移民的后代，在这个“世界级城市”（这是陈良宇的口号，他的伙伴韩先生侥幸脱险后现在再也不提了）16年现代化的另一面。
但总觉有点同质，前者又被做的过多，最后发现了唐素娟这个配角，于是决定放弃宝庆路3号——真是对不起这位深深火热中的老先生了，在这个新闻丰富到残酷的时代，请原谅一个媒体雇佣兵无奈的选择！
文本大体是想按照《放逐者与创业者》的架构走，但精力与时间均不济，最后匆匆交稿，可供打磨的粗糙之处甚多，所幸上传到电子版上的视频尚可一观。
每次做这种稿子，总是如老谢所说，在伤人和自伤之中徘徊。愿我的受访对象均平安无事，愿这片国土上的子民们早日摆脱恐惧。
我的2008，是回归南方报业这个老东家后的第一年，有收获也有教训，前者会让我加倍珍惜，后者会让我惕守自持。一直记得12年前看贺岁片《甲方乙方》，片尾的主题曲是让人难以忘怀的“我的1997就要到了”。
我的2009已经来了，不知道这个年头，等待我的又是什么。我惟愿在这里祝福，祝福那些默默帮助过我的人，那些同在赶路的人，谢谢你们，愿你们新年里清吉平安，收获你们参差多态的幸福生活！
石扉客，2008年岁末至2009年初，于穗沪等地（此文实为奉命之作，后刊于《公民》第24期，《南方传媒研究》2009年第2期）。
来源：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140867&Key=597802598&BlogID=33963&PostID=16533788
（上）
每到岁末，总是会陷入一种莫名的烦躁情绪中，这似乎是新闻民工的一种职业病了。去年此时，也是陷入一种极其狼狈的情绪中，不待西风起而开始思鲈鱼之美了，准确地说，北漂四年后，我开始倍加思念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了。
2007年11月，我和制片人摊牌，说准备辞职走人回沪。这位长发飘飘的制片人默然无语的看我一眼，叹息道他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情。
犹记2003年冬天，在他的北京吉普上，这位兄长曾谈到节目组团队前景的忧虑，“跟我干一两年可以这么混着，四五年呢，还这么着吗？”那时，CCTV正试图把社会记录和小崔说事列为公司化改革的试点。这个人事制度的改革后来无疾而终，而他当初感叹的四五年后的时间节点却在倏忽间就来到了。
我的制片人是体制内少见的有想法也有勇气的人，在CCTV熬了13年，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在体制的大树下绞尽脑汁维系他那颗小树的平安，按照他的导师，刚刚逝去的陈虻先生的话来说，是营造话语空间，可是我已经厌倦这种在夹缝里左冲右突疲如奔命的生活了。
这年12月，肖志军和李丽云的悲剧发生，应制片人的要求，我带上摄像去了趟湖南，这是我在CCTV的最后一趟活，估计这也是社会记录这个栏目的最后一次出差——1个月后，这个在CCTV新闻频道开播了5年半的栏目，被宣布撤销。这年岁末，这个名叫《两个人的时光》的片子，制作了3期，播出了前2期。
过完2008年元旦，在主持完一对同事兼朋友的婚礼后，这场简洁的婚礼，也是社会记录最后一次年会。第二天，我在翠微路附近的一家酒店约了十余位师友小聚。我的制片人提前退场，悄悄给这顿有点自恋的告别晚饭买了单。
第二天我去秘书处填了辞职报告，上交了进台证和记者证。我的老搭档摄像王蜂，帮我将黄亭子里的东西搬上出租车，直奔机场而去。
回到上海家里休息几天后，我飞到广州参加新东家的年会。新东家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一家周刊，其时长平和我以前21世纪环球报道的同事也在那里任职，替我这个为稻粱谋的新闻民工找了个能驻沪挣面包的差使——南方报业本是我的老东家，如果把2003年秋天在南周那短暂的一月多也算上的话，从此在理论上我算是在南方旗下三大报系都呆过了。
趁着在沪休息的几天，我炮制了正式入职后为这家杂志撰写的第一篇稿子《新闻联播三十年》，这篇洋洋万言的稿子能在三天之内顺利出来并在后来获这家周刊的总编奖，得感谢我的三位师友展江、喻三龙和吴征先生提供的帮助。
这篇甚为仓促的稿子，后来被中国民航报转载，这家报纸居然给我寄来300元稿酬，真是这个媒体膨胀时代的少见之举。而这篇稿子留给我本人的两点印象，一是在文中不告而取化用了柴静姑娘的MSN后缀“转圆石于千仞之山”，二是趁最后一次进入CCTV方楼台史大厅时，用N73拍摄了杜宪和邢质斌的工作照，这张照片后来被编辑陈宇妹妹做版时用得淋漓尽致。
顺便说一句，其时央视漫长的离职手续尚在办理中，我给这篇稿子取了个化名尹克路，取我家住在沪上营口路之故——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家附近的几条路基本都被这样透支光了。
年会在粤北一家温泉山庄举行。这个由经营部门用广告换来的地方，冷得让人簌簌发抖。我们在寒风里泡在温泉中憧憬着2008年的各种可能，还没有人想到此时的南中国正陷入一场冰天雪地的冻灾，更没有人想到未来的这一年里会如长平所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发生了太多太多令人目瞪口呆的大事件！
春节后的第一篇稿子是《刘“羚羊”获奖始末》，也是一篇急就章。在做这篇稿子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在采访中体会到南都报系的声誉。每一个接受采访的对象听说是南都做稿，都毫不犹豫地接受采访，其中CPF总裁柴继军先生甚至坦率地说，对你们我才实话实说，换了其他媒体就算了。
贺延光先生的豪爽和极度负责，也让我这位后辈感激不已。时在浙江山区出差的他，为了核实每一个细节，在电话采访结束后又不惧麻烦地和我短信往来到深夜。新闻前辈身上这种身先士卒的职业荣誉感和毫不避讳的反乡愿精神，值得我一辈子珍藏，希望哪天有机会能当面向贺先生致以谢意。这篇稿子的署名是郭舜东，盖我家附近的第二条马路是国顺东路。
现在回想起来，这篇稿子的最大缺陷，是在于没能接触到大庆日报的刘为强先生本人（这也是我从业至今唯一一篇没有到现场的稿子）。我相信这个事情，倘若花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是足以做出一篇真正有深度的稿子来的。
接下来的一篇稿子，是《一张照片引发的政治事故》。这是年前即获知的一条线索，春节前后即开始和当事人通州时讯的前摄影记者王力利联系，但王先生一直没下定决心。2月上旬，我觉得不能再拖，拖到两会就基本抓瞎了，于是决定直接去京找他，总觉得见面后或许会有转机。
这位王先生是个很实在的北京人，见面后一聊，便觉此前设定的这篇稿子的文本逻辑，即按照契科夫《小公务员之死》的叙事结构行进的问题不大。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采访中报社多人曾提到通州区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的口头禅，“我一正处级干部！”在随后的电话采访里，居然又亲耳听到这位副部长向我抱怨：“我一正处级，你看我手下这些人都怎么跟我说话！”这位正处级干部最后要求我不要报道此事，否则搞出麻烦来“不管躲在北京的哪家酒店里都要把我揪出来！”
这篇稿子的一个遗憾，是没能联系到邓乃平区长本人。到截稿前一天，我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这个找区长的打算。以本周刊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抗压指数，我觉得只要证据确凿，索性选择一个受害人角度来静悄悄的叙事，应既能防止打草惊蛇也可避免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事后的结果证明，这是性价比较高的一个结果，除了包括周刊电子版在内的所有网页都被令删除，无其他后果出现，风险恰好控制在既能见报又避免被阅评之间。
接下来的3月，是例行的全国两会，也是惯常的新闻遮蔽期。我把这个月的时间花了一半在黑龙江佳木斯和河南平舆身上。去佳木斯是因为宫润伯杀童案，2年前案发时曾去那里呆过半个月，片子没能播出，心里的郁结也始终没能解开。
此番再去，终于看到了案卷，找到了包括宫的母亲、继父、同事在内的诸多关系人，这个被时代抛弃的佳木斯青年，在历经学徒、下岗、谈恋爱、入狱、狱中被鸡奸、失业、被暴打等渐行渐下的失败人生后，在屈辱和绝望交织的黑暗底层中，终于将挑战人性的残酷，施加在同样弱势的棚户区孩子身上。
宫润伯本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两张照片，是十几年前身份证上的的户籍照和被捕当天拍下的照片，这两张照片之间，时光留下的斑斑痕迹，再无人能解答。而在那个残杀了至少6名孩子的地方，时光又仿佛停滞了，2年过去了，除了荒废的天井里蒿草更加茂盛外，再没能留下其他痕迹，除了他曾带给这7个家庭的伤痛，和这个城市的恐慌外。
同样的伤痛，也凝聚在河南平舆县。2003年的黄勇案，给驻马店辖下的这个小县城留下的创伤，至今未能平息。5年后再去探访这些已经四分五裂甚至风流云散的家庭，突然让我有种做错了事的判断，觉得完全不应该再出现在这个地方。在呆了一晚后，我百感交集地逃离平舆取道郑州返沪。此前设定的社会学回访逻辑，被重返现场带来的情感冲击倏忽间砸得粉碎。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从事这个行当。
《连环杀手宫润伯的人生裂变》，《逃离佳木斯》，《五年后有种记忆叫忧伤》，这组稿子，大概是2008一年做稿做得最为艰难的一次，也被周刊北京站同仁指为和周刊气质不合。筋疲力尽之余，无意再辩解什么，只希望这辈子再不会去这两个地方。
接下来的4月，先将盯了大半个月的一个线索成稿，一位在元宵之夜死于宿舍的复旦博士生，这个叫李开学的湖北襄樊人，背负着论文、课题、就业、家庭和经济来到复旦，倒在梦想的曙光就要到来身边的黑暗中，其凄惨之状，直让人怀疑人生的意义。
这篇名为《开学之死》的稿子署名为安波，这是附近的第三条马路安波路。还好就在这个月中旬，终于办完了包括档案在内的所有离职手续，这样接下来的一篇稿子，终于可以署回本名了。
这篇名叫《一个另类央视节目的消亡》的稿子，无外是想完成另一个心愿，即试图对这个CCTV里的许三多，做一个相对完整的记录。感谢我这位前任领导的信任和担当，稿子得以顺利出来，这也是一篇分管社会记录节目的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先生致敬的稿子。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在这篇稿子出来一年后，这个才华横溢的电视天才，这个审了我四年片子的业界前辈，竟以47岁的英年倏然逝去！愿陈先生走好，愿天堂没有真理部。
（下）
过完五一即到广州开改版会议。很奇怪，每一次到报社都会赶上正好大事件发生。上一次是冰灾，这次则赶上了五一二大地震。和所有的媒体一样，周刊中断了原有的会议行程，迅速投入到灾难报道中。头两天，我住在报社四楼的招待所，协助编辑部统筹第一期特刊。第三天即飞到成都，和上海飞过来的老谢一起，率周刊另外3位北京站同仁分头赶赴映秀绵阳北川等地。
我在映秀呆了整整5天，在北川和安县呆了10天，和周刊同仁们一起策划制作了三期特刊，主题分别是《救援》、《幸存者》和《慈善》。在随后的六月，又一起策划制作了《不倒的学校》、《羌寨离歌》、《震区孩子在异乡》三期特别报道。
半年后的2009年1月，在ICCD和西安外国语大学召开的年度深度报道会议上，我在发言中承认，周刊做的上述报道肯定不是最出色的报道，连优秀也谈不上，但如果以周刊在前方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来衡量，只能够说，这应该是最经济的报道方式之一。
灾难的惨烈无需再用语言形容，但四川人民无与伦比的坚韧和豁达，就像他们的四川麻将一种叫做血战到底的打法，让每个进入到灾区的人无法不心生敬仰。
犹记在唐家山堰塞湖垮坝传言甚多时，我和老谢沿江油至北川曲山镇的公路翻山前往邓家希望小学。路边的湔江早已干涸，乌黑干裂的江底呈现出末日般让人心惊肉跳的奇怪图景。每时每刻都有灭顶之灾的垮坝消息传来，但路边小镇上小卖店里的大嫂并不准备搬走，说还要等待看看有无没逃出来的人。这个镇定如常的大嫂，一边劝我们不要再前行，一边不忘给我们准备干粮。
这些美丽端庄、淳朴善良的四川大嫂大姐们，在灾区所见多有。我至今认为，倘若同样的灾难是发生在中国其他地方比如上海之类，人性的丑陋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
比灾区人民的坚韧更让我震撼的，是军队救援时的艰苦卓绝。在映秀的五天五夜里，济南军区一只叫铁军的部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是一支最早挺进灾区也承担着最艰苦的开路先锋任务的部队，他们的士兵是如此年轻而淳朴，几乎个个都是刚刚从乡村洗脚上岸的许三多，我都能闻到他们身上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
事实上，血淋淋的救援现场，也和媒体报道以及外界想象的并不一样。在映秀救援的头几天，因后勤补给极难跟上，先期到达的救援部队很难专心于救援。在紫坪铺水库运送物资的摩托艇码头，我和同事亲眼看到一位上校军官在大吼“我的部下快要饿死了”；在映秀镇，我们也亲眼看到一些饥肠辘辘的士兵，在断壁残垣间冒着危险翻找食物，几间超市几乎被搜罗一空。印象最深的，是看到几个年轻的武警士官在废墟中的一个粮店里，发掘出十几袋大米，其状欣喜若狂。
这些极其真实的原始状况，自然不会见诸任何公开报道，但相信每个见到的人，都不会因此而对这些艰苦卓绝环境下的士兵们有任何微词。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专业性较差的军队救援体制，只能沿袭传统的意识形态动员能力和争功体制来行进救灾，必然存在令人惋惜的内耗问题，更不用说对这些千千万万许三多们的血肉之躯是否公平的问题。
比如，在至关重要的震后救援的头三四天里，从全国各地星夜赶来的救援重兵，主要纠集在映秀镇上，或者在开往映秀的途中。事实上，因震中在音讯皆无的汶川县城，救援当局首先即做出了挺进震中的布局。事后看来，重心如放在事后被证明死伤最为惨重的北川，效果当会更好一些。
再比如，集中在映秀一镇的救援力量，就有大军区解放军、军分区部队、武警指挥部队、消防部队、中国国际地震救援队、志愿者等数支力量，其中消防部队又含上海、山东、江西、海南和安徽五省市的五支消防总队（最后明确由警衔最高的上海总队长陈飞做总指挥），其统一指挥和资源调配方面，必然存在相当问题。这些问题，在包括马元江等最后几名幸存者的救援工作中，暴露无遗。
从四川回来至今，我一直在琢磨媒体对军队等国家机器动员体制的干预可能，到目前为止，这还完全是一个雷区。从映秀发回来的一篇稿子《映秀救援：苦守144小时，爱人离去》中，我小心翼翼极为隐晦地提出了这种干预的必要性。我总觉得，即便当时救援情况紧急，部队调度机制特殊，救援当时不应苛求，但此类问题，相信应得到必要之反思和检讨，获取从技术到机制上的诸多经验教训，方能减少此后种种不必要损失。
吾国多灾多难，养军日常所在的主要职能，在于救灾，倘若军队此番浴血救灾的诸多经验教训，止停留在立功受奖的消费灾难层级，让人情何以堪！
时光进入7月，媒体对灾区的常规干预都已成为禁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居然已再难用手中的笔为他们来做点什么！只有这近十万亡灵，在黑暗中辗转沟壑。我想倘若真有神灵，在映秀镇，在曲山镇上空，他们的满腹不舍和一腔怨气，该会久久凝聚在那里吧？风雷雨电之夜，他们也会出来大哭长啸吧？
度过狂欢的8月和9月，10月的第一篇稿子是《杨佳案造谣者郏啸寅》。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和杨佳案直接相关的23岁苏州男孩。郏的家庭环境和成长路径其实和杨佳相似，两人最终也羁押在同一个地方。记录和剖析郏案，既关乎游荡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下层青年群体的命运，更关乎是日不能或忘的言论自由神圣权利。
我一直等着郏出狱的那天，再来写篇《造谣者回家》。就在写这篇稿子的前一天，被羁押了190天的郏终于被有条件释放了，但为他的自由和安全考虑，我不得不放弃这个原定的计划，上述那篇《造谣者郏啸寅》成为目前见诸媒体的唯一一篇关于郏案的深度报道。
和杨佳案相关的另外一篇稿子是《杨佳案中的律师群像》，加上此前的郏案和老谢的《我为杨佳生死辩》等，基本构成了周刊关于杨案的系列报道。这篇稿子是受老谢思路的启发，原来的目标是写成围绕杨佳案的律师界浮世绘，勾勒其意识形态路径分歧、名利争持、人性冲突等等，无奈顾忌太多，在技术和效果上都难尽人意。
我始终觉得，此番律师界表现，无论是技术派还是艺术派，都可圈可点，但令人遗憾的是贯穿杨案始终无人去填补一个空白。那就是应该有律师站出来表示愿为被害警察家属提供法律援助（包括充当被害人或者附带民诉原告的代理人）。同为人类，同有父母妻儿，同是这个悲惨时世的受害者，惟其如此，方有人权之普世和普适意义。永难忘记7月1日案发当日下午，我在闸北政法大楼21楼见到被害民警李珂的妻子和女儿时，其痛不欲生的彻骨悲痛。
另外一篇小稿子是《掌掴者的盛宴》，做此稿时我正在北京出差，遥控同济实习生小刘潜入盛宴现场，完成了这篇稿件。这篇稿子无外是选取了当下商业民族主义者一个狂欢的截面。令人不安的是，这种狂欢的背后夹杂了某种被鼓励的暴力情绪，所以稿子出来后，小刘紧张了很久，现在想来，我和编辑的疏忽之处是忘了嘱他换个笔名。
接下来的一篇稿子是《一个北京记者的牢狱之灾》。这篇稿子实际上是在5月报题就被否定，但7月即已成稿，延至11月终于发出来了。写这篇稿子的动因，是记者傅桦的直面现实的勇气打动了我，用一个网友的跟帖说，那就是“幽暗之域，人性闪光”。稿子的一个遗憾是，原来是希望将记者的牢狱之灾和官场的争斗，作为一明一暗两条线行进，平行叙事，最后出于风险和其他问题的技术考虑，实际上后者的深度并没挖掘出来。
2008年的最后两篇稿子是《杨师群教授的反革命风波》和《两个上海女人的祖居保卫战》。这都是发生在上海的故事。这个史上曾经最自由和包容的城市，在前30年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中，后30年闷声发财的谈股论金里，已然完全堕入了自得自足自我矮化的经济动物圈里。不知道还要过去多少年，历史长河才会多少冲刷掉这些污垢。
前一篇稿子，为了受访对象和报社本身的双重安全，见报稿已经做了删改。一是所有真名实姓的信息源都处理成了匿名，二是几个关键段落被整体拿掉，让人既无奈又心疼，采访时收获的惊喜几乎荡然无存。我唯一能补救的，是把杨先生古代汉语课上的完整课件托钱列宪等人上传到了网络上。
后一篇稿子，考虑到在拆迁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的时代，潘蓉夫妇的事情显然过于单薄，也不够新鲜，一直犹豫是否能成稿。开始是设想把宝庆路3号徐老先生做进去，主题是上海滩老贵族的子孙与新移民的后代，在这个“世界级城市”（这是陈良宇的口号，他的伙伴韩先生侥幸脱险后现在再也不提了）16年现代化的另一面。
但总觉有点同质，前者又被做的过多，最后发现了唐素娟这个配角，于是决定放弃宝庆路3号——真是对不起这位深深火热中的老先生了，在这个新闻丰富到残酷的时代，请原谅一个媒体雇佣兵无奈的选择！
文本大体是想按照《放逐者与创业者》的架构走，但精力与时间均不济，最后匆匆交稿，可供打磨的粗糙之处甚多，所幸上传到电子版上的视频尚可一观。
每次做这种稿子，总是如老谢所说，在伤人和自伤之中徘徊。愿我的受访对象均平安无事，愿这片国土上的子民们早日摆脱恐惧。
我的2008，是回归南方报业这个老东家后的第一年，有收获也有教训，前者会让我加倍珍惜，后者会让我惕守自持。一直记得12年前看贺岁片《甲方乙方》，片尾的主题曲是让人难以忘怀的“我的1997就要到了”。
我的2009已经来了，不知道这个年头，等待我的又是什么。我惟愿在这里祝福，祝福那些默默帮助过我的人，那些同在赶路的人，谢谢你们，愿你们新年里清吉平安，收获你们参差多态的幸福生活！
石扉客，2008年岁末至2009年初，于穗沪等地（此文实为奉命之作，后刊于《公民》第24期，《南方传媒研究》2009年第2期）。
来源：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140867&Key=597802598&BlogID=33963&PostID=16533788
2009年2月19日星期四
日知录（89）5名央视新址火灾涉案人员被警方刑拘
法制晚报2月19日报道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因帮忙中间牵线、开车运输和引路进京，5名央视新址火灾涉案人员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这5人是继央视新址建设工程办公室主任徐威等12名有关责任人被刑拘后，警方工作的又一个进展。
据知情人员透露，5名被拘留人员中包括运输烟花爆竹的司机、为躲避警方检查而穿小路的带路人，以及帮助联系现场燃放公司的中间人。
5名犯罪嫌疑人在北京市明令禁止私自从外省市购买烟花爆竹的情况下，仍非法运输大量烟花进京。
事件回放
中央电视台新址园区在建的附属文化中心大楼燃起大火后，经初步调查，负责现场燃放烟花的三湘烟花制造公司具备燃放A级礼花的资质，但燃放活动并未得到北京市相关部门的审核和批准，属于违法燃放行为。
而现场准备燃放的礼花弹直径6寸，多达700余发，总价值达百万元。
2009年2月11日，因涉嫌危险物品肇事罪，中央电视台副总工程师兼新台址建设工程办公室主任徐威、现场的3名工作人员和燃放烟花的8名烟花公司工作人员被警方刑事拘留。
相关新闻
重大火灾 报请政府挂牌督办
公安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从2月中旬至9月中旬，集中力量组织开展公众聚集场所、高层和地下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记者上午从公安部消防局获悉，针对近期各地接连发生公众聚集场所、高层建筑等重特大火灾事故，公安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消防部门联合文化、工商、安全、建设等部门从4个方面进行重点排查。
公安部要求，对排查发现的火灾隐患和共性问题，分别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整治，并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督促和指导有关单位制定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时限，落实整改措施。
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坚决依法关停，最大限度地消除火灾隐患，最大限度地降低火灾危害。
对构成重大火灾隐患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的，报请当地人民政府挂牌督办，公安消防部门跟踪治理，并逐项整改销案。公安部将适时对各地开展专项行动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公安消防部门进行4方面重点排查
一是建筑情况，公众聚集场所室内装修装饰材料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高层建筑外墙保温材料的防火性能;是否擅自改变建筑防火分区，高层建筑管道井封堵等竖向防火分隔措施是否落实等
二是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防烟、封闭楼梯是否正常;疏散指示和事故照明是否运行正常等
三是消防管理，消防安全责任人、重点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是否明确、责任是否落实等
四是灭火救援条件，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并符合登高作业等使用要求;消防电梯功能是否正常等 (本文来源：法制晚报 作者：王媛媛)
来源：http://news.163.com/09/0219/14/52H9J75H0001124J.html
这5人是继央视新址建设工程办公室主任徐威等12名有关责任人被刑拘后，警方工作的又一个进展。
据知情人员透露，5名被拘留人员中包括运输烟花爆竹的司机、为躲避警方检查而穿小路的带路人，以及帮助联系现场燃放公司的中间人。
5名犯罪嫌疑人在北京市明令禁止私自从外省市购买烟花爆竹的情况下，仍非法运输大量烟花进京。
事件回放
中央电视台新址园区在建的附属文化中心大楼燃起大火后，经初步调查，负责现场燃放烟花的三湘烟花制造公司具备燃放A级礼花的资质，但燃放活动并未得到北京市相关部门的审核和批准，属于违法燃放行为。
而现场准备燃放的礼花弹直径6寸，多达700余发，总价值达百万元。
2009年2月11日，因涉嫌危险物品肇事罪，中央电视台副总工程师兼新台址建设工程办公室主任徐威、现场的3名工作人员和燃放烟花的8名烟花公司工作人员被警方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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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火灾 报请政府挂牌督办
公安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从2月中旬至9月中旬，集中力量组织开展公众聚集场所、高层和地下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记者上午从公安部消防局获悉，针对近期各地接连发生公众聚集场所、高层建筑等重特大火灾事故，公安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消防部门联合文化、工商、安全、建设等部门从4个方面进行重点排查。
公安部要求，对排查发现的火灾隐患和共性问题，分别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整治，并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督促和指导有关单位制定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时限，落实整改措施。
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坚决依法关停，最大限度地消除火灾隐患，最大限度地降低火灾危害。
对构成重大火灾隐患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的，报请当地人民政府挂牌督办，公安消防部门跟踪治理，并逐项整改销案。公安部将适时对各地开展专项行动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公安消防部门进行4方面重点排查
一是建筑情况，公众聚集场所室内装修装饰材料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高层建筑外墙保温材料的防火性能;是否擅自改变建筑防火分区，高层建筑管道井封堵等竖向防火分隔措施是否落实等
二是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防烟、封闭楼梯是否正常;疏散指示和事故照明是否运行正常等
三是消防管理，消防安全责任人、重点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是否明确、责任是否落实等
四是灭火救援条件，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并符合登高作业等使用要求;消防电梯功能是否正常等 (本文来源：法制晚报 作者：王媛媛)
来源：http://news.163.com/09/0219/14/52H9J75H0001124J.html
日知录（88）瑞星公司声明：记者王学武编造假新闻 恶意诽谤瑞星公司
近日，记者王学武在媒体上以“一项重大原始创新何以大难不死”为题的文章中，大量歪曲捏造事实、颠倒黑白，肆意损毁瑞星公司的声誉，给瑞星公司形象造成重大损害。瑞星公司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曾经在瑞星工作过的王学武和瑞星的恩怨由来已久。1991年至1994年，时任《中国电子报》记者的王学武被聘为瑞星公司顾问，负责在瑞星开新闻发布会时邀请记者。1995年底，王学武接受瑞星公司邀请出任瑞星公司总经理。由于不善经营，在一年时间内赔光公司帐上所有的钱，还欠下十几万元广告费，遂自动离职。1998年，王学武看到瑞星公司又开始起死回生，心理不平衡，于是向瑞星公司勒索，并扬言：“不拿个3-50万，我就毁了你们瑞星公司。”由于当时公司资金紧张，无法拿出这么多现金，只有好言相劝，并答应有钱时再给。同时考虑到王学武毕竟在瑞星工作过的原因，所以公司当时并未向司法机关报案！
1998年底，瑞星公司有了盈利后，根据王学武的要求瑞星公司向其支付了35万元人民币现金。付钱的当天，王学武和其妻子于雅琴来瑞星公司拿走了35万元人民币现金，公司并请王学武、于雅琴夫妇在当时的中关村颐宾楼吃饭。席间，王学武表示：“我和瑞星公司两清了。”
其后不久，时任瑞星公司总经理的刘旭为了宣传公司产品，再次请王学武帮忙。王学武提出请记者开发布会要付给他个人10万元人民币现金，其他费用单算。刘旭答应了。此后，王学武为瑞星搞了多次新闻发布会，每次开会前刘旭或当时瑞星副总田亚葵都把10万人民币现金送到王学武家里。此后不久，王学武就在北京海淀魏公村韦伯豪公寓购置了豪宅。王学武做为国家报刊的记者，属于国家公务人员，每次收取刘旭给的巨额现金本身就是受贿行为。
2003年3月，时任瑞星公司总经理的刘旭由于没有完成对公司董事会的承诺，并造成公司连续4个月的亏损，已经安排好的香港上市被迫取消，因此刘旭与公司董事会产生严重冲突，被迫辞职。
随后不久刘旭又从瑞星拉走包括田亚葵、马斌、熊小文在内的多名高管，在违反竞业禁止和保密条款的情况下，不顾股东道德，设立东方微点公司，并窃取瑞星公司交换病毒库密钥，从事与其股东身份不相符的业务，严重伤害了瑞星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益。由于刘旭在担任瑞星公司总经理期间，给了王学武大量现金，也由于王学武、刘旭都是在经营不善导致瑞星公司亏损后被迫辞职的，因此都对瑞星公司怀恨在心，同时也对瑞星公司近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功垂涎三尺。在刘旭设立东方微点公司后，王学武不遗余力的帮助东方微点做宣传，并在多篇文章中歪曲事实，炮制虚假文章，通过打击瑞星为东方微点公司进行商业炒作，严重违反了作为国家记者的职业道德。
王学武做了20多年的记者，不但通过为公司发布商业消息积累了大量财富，还建立了一支牢固的媒体关系网，有新华社的，有中央电视台的，也有中央广播电台的。王学武可以让一个企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可以通过新华社发通稿，甚至可以发内参，真可谓神通广大。此次的虚假文章完全是王学武精心策划炮制的，企图借媒体之手整垮瑞星，达到其不可告人的商业目的！
瑞星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民营高科技安全公司，将继续努力做好自己的产品，服务好用户，同时我们也绝不会向黑恶势力低头，在依据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将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
瑞星公司董事会
2009年2月18日
来源：http://news.163.com/09/0219/11/52GTHNKT0001124J.html
曾经在瑞星工作过的王学武和瑞星的恩怨由来已久。1991年至1994年，时任《中国电子报》记者的王学武被聘为瑞星公司顾问，负责在瑞星开新闻发布会时邀请记者。1995年底，王学武接受瑞星公司邀请出任瑞星公司总经理。由于不善经营，在一年时间内赔光公司帐上所有的钱，还欠下十几万元广告费，遂自动离职。1998年，王学武看到瑞星公司又开始起死回生，心理不平衡，于是向瑞星公司勒索，并扬言：“不拿个3-50万，我就毁了你们瑞星公司。”由于当时公司资金紧张，无法拿出这么多现金，只有好言相劝，并答应有钱时再给。同时考虑到王学武毕竟在瑞星工作过的原因，所以公司当时并未向司法机关报案！
1998年底，瑞星公司有了盈利后，根据王学武的要求瑞星公司向其支付了35万元人民币现金。付钱的当天，王学武和其妻子于雅琴来瑞星公司拿走了35万元人民币现金，公司并请王学武、于雅琴夫妇在当时的中关村颐宾楼吃饭。席间，王学武表示：“我和瑞星公司两清了。”
其后不久，时任瑞星公司总经理的刘旭为了宣传公司产品，再次请王学武帮忙。王学武提出请记者开发布会要付给他个人10万元人民币现金，其他费用单算。刘旭答应了。此后，王学武为瑞星搞了多次新闻发布会，每次开会前刘旭或当时瑞星副总田亚葵都把10万人民币现金送到王学武家里。此后不久，王学武就在北京海淀魏公村韦伯豪公寓购置了豪宅。王学武做为国家报刊的记者，属于国家公务人员，每次收取刘旭给的巨额现金本身就是受贿行为。
2003年3月，时任瑞星公司总经理的刘旭由于没有完成对公司董事会的承诺，并造成公司连续4个月的亏损，已经安排好的香港上市被迫取消，因此刘旭与公司董事会产生严重冲突，被迫辞职。
随后不久刘旭又从瑞星拉走包括田亚葵、马斌、熊小文在内的多名高管，在违反竞业禁止和保密条款的情况下，不顾股东道德，设立东方微点公司，并窃取瑞星公司交换病毒库密钥，从事与其股东身份不相符的业务，严重伤害了瑞星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益。由于刘旭在担任瑞星公司总经理期间，给了王学武大量现金，也由于王学武、刘旭都是在经营不善导致瑞星公司亏损后被迫辞职的，因此都对瑞星公司怀恨在心，同时也对瑞星公司近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功垂涎三尺。在刘旭设立东方微点公司后，王学武不遗余力的帮助东方微点做宣传，并在多篇文章中歪曲事实，炮制虚假文章，通过打击瑞星为东方微点公司进行商业炒作，严重违反了作为国家记者的职业道德。
王学武做了20多年的记者，不但通过为公司发布商业消息积累了大量财富，还建立了一支牢固的媒体关系网，有新华社的，有中央电视台的，也有中央广播电台的。王学武可以让一个企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可以通过新华社发通稿，甚至可以发内参，真可谓神通广大。此次的虚假文章完全是王学武精心策划炮制的，企图借媒体之手整垮瑞星，达到其不可告人的商业目的！
瑞星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民营高科技安全公司，将继续努力做好自己的产品，服务好用户，同时我们也绝不会向黑恶势力低头，在依据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将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
瑞星公司董事会
2009年2月18日
来源：http://news.163.com/09/0219/11/52GTHNKT0001124J.html
日知录（87）勾结网监贪官打压竞争对手 瑞星副总被批捕
北京晚报2月19日报道 3年前，北京警方破获“全国首例故意传播网络病毒案件”，称微点公司“在软件研制过程中，违规在互联网上下载、运行多种病毒”，“致使计算机病毒在互联网上大量传播，严重危害网络安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该新闻轰动一时。微点公司副总后来被警方关押11个月。
日前，北京查获一起造假陷害高科技企业案。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杀毒软件巨头瑞星公司当时为了扼杀微点这个新生的杀毒公司，请托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处长于兵通过假报案、假损失、假鉴定的手法陷害竞争对手。
于兵已被北京市纪委立案调查，瑞星副总裁赵四章已被批捕。
17日《科技日报》刊发了题为“一项重大原始创新何以大难不死——北京东方微点公司起死回生始末”的特稿，对此案进行了详细报道。《北京晚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各方，力图还原这桩堪称中国计算机杀毒业界最大的丑闻。
要“铲”竞争对手
3年前，一条题为“北京破获全国首例故意传播网络病毒案件”的消息，在北京和地方各大媒体刊出，震惊全国。消息称，“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微点公司)在世界首创主动防御病毒软件，打破了对于计算机病毒全世界只能被动防御的局面。然而，该公司在软件研制过程中，违规在互联网上下载、运行多种病毒”，“致使计算机病毒在互联网上大量传播，严重危害网络安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消息引起了计算机用户极大的愤慨，众多网民对此予以谴责。案件当事人之一、微点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也因“网络传播病毒案”被警方逮捕关押11个月。微点公司背上了“防病毒公司传毒”的罪名。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震惊全国的“国内首例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案”，竟是个别执法人员与商业公司联手制造的一起假案。让微点公司横遭不测的正是前文提到的“主动防御病毒软件”。
网监处长受请托
刘旭，瑞星杀毒软件的原设计者和发明人，在辞去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两年后，于2005年1月创办了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主动防御病毒软件”是该公司计划冲击杀毒市场的新产品。
2005年的中国IT安全市场已经呈现出瑞星一家独大的局面。
据《科技日报》报道，原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处长于兵，就是在2005年7月初接受了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请托，指令他人“铲”了从事计算机病毒防范软件研发业务的东方微点公司。
要阻止微点软件的上市，最有效的就是阻止其取得销售许可证。
由于我国对病毒防治产品实施销售许可证制度，而要取得销售许可证必须具备企业经营执照、产品备案、公安部指定机构的产品检测报告三个基本条件，其中，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对获得许可证尤为关键。正当微点公司向网监处递交研发备案报告，同时向公安部指定的国家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中心申请产品检测并为产品上市做各项准备之际，“几个民警来到公司，进行‘反病毒公司资质调查’”。
微点公司总经理刘旭称:“2005年7月5日，他们莫名其妙地对公司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检查，频繁传唤包括我在内的公司管理和研发人员，直至2005年8月30日凌晨，网监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将涉嫌所谓‘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刑事拘留。”
9月6日，国家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中心收到公函，以微点公司涉案为由，要求其对微点产品不予检测，封杀了微点公司防病毒产品的上市权利。同年10月21日，“破获国内首例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案”的新闻发布。
假报案、假损失、假鉴定
据《科技日报》报道，2005年8月，于兵部署他人到北京思麦特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和北京健桥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管理部，调查了解公司电脑被病毒感染及造成损失的情况。于兵在听取汇报上述两家公司有病毒感染但未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仍授意让思麦特公司和健桥公司，分别出具了10万元虚假损失证据材料。
2005年8月27日，为证实从思麦特公司和健桥公司查到的木马病毒——蠕虫病毒，是从东方微点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笔记本电脑中传播出来的，于兵授意他人召集病毒专家论证会。在论证过程中，没有给专家如实提供材料。专家论证后，在于兵授意下，专家意见又被从“基本可以确定”改为“可以确定”。
2005年9月，即微点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被刑事拘留后，由于缺少报案材料，于兵指使他人到北京另外三家杀毒软件公司做工作，让三家公司分别出具虚假“病毒爆发”报案材料。同时，于兵指使委托由瑞星公司副总裁赵四章推荐的瑞星公司监事为合伙人的中润华会计师事务所，对东方微点副总田亚葵传播病毒案件涉及的有关损失进行评估，并将该会计师事务所的违规评估结论作为认定田亚葵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要证据。
于兵等人认定，田亚葵所用的与互联网连接的笔记本电脑中，有四种病毒于2004年12月21日被激活，导致对外传播，造成较大损失。而经查，田亚葵笔记本电脑上网的ADSL电话线是2005年4月1日才开通使用。而且，经国家信息中心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重新鉴定，在田亚葵笔记本电脑中的四种病毒只发现了三种，而且从未被激活过。
据《科技日报》报道，北京市纪检机关经立案调查，查明“北京东方微点传播计算机病毒案件”是调取假报案、假损失、假鉴定等证据材料制造的一起假案。
网监处长被立案调查
2007年5月，刘旭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国家有关部门举报，得到了高度重视。2007年11月20日，田亚葵在被羁押11个月和取保候审12个月后，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对田亚葵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在因所谓“国内首例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案”被封杀两年半后，获准向国家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中心办理产品上市销售前的检测手续。2008年2月，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终于获得被阻挠了近三年的销售许可证。
据《科技日报》报道，2008年7月，北京市纪委接到实名举报，反映于兵等人存在徇私枉法等问题。市纪委高度重视，成立专案组对于兵等人的严重违法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现已查明，于兵涉嫌收受瑞星公司贿赂、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涉案金额巨大。另据透露，瑞星公司副总裁赵四章已被批捕。
2009年2月7日，微点公司总经理刘旭向记者表示，“正在准备向瑞星公司索赔”。根据微点公司提供的数字，主动防御软件上市受阻近三年，使微点公司蒙受直接经济损失三千多万元。
来源：http://news.163.com/09/0219/09/52GO009P0001124J.html
日前，北京查获一起造假陷害高科技企业案。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杀毒软件巨头瑞星公司当时为了扼杀微点这个新生的杀毒公司，请托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处长于兵通过假报案、假损失、假鉴定的手法陷害竞争对手。
于兵已被北京市纪委立案调查，瑞星副总裁赵四章已被批捕。
17日《科技日报》刊发了题为“一项重大原始创新何以大难不死——北京东方微点公司起死回生始末”的特稿，对此案进行了详细报道。《北京晚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各方，力图还原这桩堪称中国计算机杀毒业界最大的丑闻。
要“铲”竞争对手
3年前，一条题为“北京破获全国首例故意传播网络病毒案件”的消息，在北京和地方各大媒体刊出，震惊全国。消息称，“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微点公司)在世界首创主动防御病毒软件，打破了对于计算机病毒全世界只能被动防御的局面。然而，该公司在软件研制过程中，违规在互联网上下载、运行多种病毒”，“致使计算机病毒在互联网上大量传播，严重危害网络安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消息引起了计算机用户极大的愤慨，众多网民对此予以谴责。案件当事人之一、微点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也因“网络传播病毒案”被警方逮捕关押11个月。微点公司背上了“防病毒公司传毒”的罪名。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震惊全国的“国内首例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案”，竟是个别执法人员与商业公司联手制造的一起假案。让微点公司横遭不测的正是前文提到的“主动防御病毒软件”。
网监处长受请托
刘旭，瑞星杀毒软件的原设计者和发明人，在辞去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两年后，于2005年1月创办了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主动防御病毒软件”是该公司计划冲击杀毒市场的新产品。
2005年的中国IT安全市场已经呈现出瑞星一家独大的局面。
据《科技日报》报道，原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处长于兵，就是在2005年7月初接受了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请托，指令他人“铲”了从事计算机病毒防范软件研发业务的东方微点公司。
要阻止微点软件的上市，最有效的就是阻止其取得销售许可证。
由于我国对病毒防治产品实施销售许可证制度，而要取得销售许可证必须具备企业经营执照、产品备案、公安部指定机构的产品检测报告三个基本条件，其中，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对获得许可证尤为关键。正当微点公司向网监处递交研发备案报告，同时向公安部指定的国家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中心申请产品检测并为产品上市做各项准备之际，“几个民警来到公司，进行‘反病毒公司资质调查’”。
微点公司总经理刘旭称:“2005年7月5日，他们莫名其妙地对公司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检查，频繁传唤包括我在内的公司管理和研发人员，直至2005年8月30日凌晨，网监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将涉嫌所谓‘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刑事拘留。”
9月6日，国家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中心收到公函，以微点公司涉案为由，要求其对微点产品不予检测，封杀了微点公司防病毒产品的上市权利。同年10月21日，“破获国内首例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案”的新闻发布。
假报案、假损失、假鉴定
据《科技日报》报道，2005年8月，于兵部署他人到北京思麦特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和北京健桥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管理部，调查了解公司电脑被病毒感染及造成损失的情况。于兵在听取汇报上述两家公司有病毒感染但未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仍授意让思麦特公司和健桥公司，分别出具了10万元虚假损失证据材料。
2005年8月27日，为证实从思麦特公司和健桥公司查到的木马病毒——蠕虫病毒，是从东方微点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笔记本电脑中传播出来的，于兵授意他人召集病毒专家论证会。在论证过程中，没有给专家如实提供材料。专家论证后，在于兵授意下，专家意见又被从“基本可以确定”改为“可以确定”。
2005年9月，即微点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被刑事拘留后，由于缺少报案材料，于兵指使他人到北京另外三家杀毒软件公司做工作，让三家公司分别出具虚假“病毒爆发”报案材料。同时，于兵指使委托由瑞星公司副总裁赵四章推荐的瑞星公司监事为合伙人的中润华会计师事务所，对东方微点副总田亚葵传播病毒案件涉及的有关损失进行评估，并将该会计师事务所的违规评估结论作为认定田亚葵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要证据。
于兵等人认定，田亚葵所用的与互联网连接的笔记本电脑中，有四种病毒于2004年12月21日被激活，导致对外传播，造成较大损失。而经查，田亚葵笔记本电脑上网的ADSL电话线是2005年4月1日才开通使用。而且，经国家信息中心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重新鉴定，在田亚葵笔记本电脑中的四种病毒只发现了三种，而且从未被激活过。
据《科技日报》报道，北京市纪检机关经立案调查，查明“北京东方微点传播计算机病毒案件”是调取假报案、假损失、假鉴定等证据材料制造的一起假案。
网监处长被立案调查
2007年5月，刘旭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国家有关部门举报，得到了高度重视。2007年11月20日，田亚葵在被羁押11个月和取保候审12个月后，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对田亚葵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在因所谓“国内首例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案”被封杀两年半后，获准向国家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中心办理产品上市销售前的检测手续。2008年2月，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终于获得被阻挠了近三年的销售许可证。
据《科技日报》报道，2008年7月，北京市纪委接到实名举报，反映于兵等人存在徇私枉法等问题。市纪委高度重视，成立专案组对于兵等人的严重违法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现已查明，于兵涉嫌收受瑞星公司贿赂、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涉案金额巨大。另据透露，瑞星公司副总裁赵四章已被批捕。
2009年2月7日，微点公司总经理刘旭向记者表示，“正在准备向瑞星公司索赔”。根据微点公司提供的数字，主动防御软件上市受阻近三年，使微点公司蒙受直接经济损失三千多万元。
来源：http://news.163.com/09/0219/09/52GO009P0001124J.html
2009年2月18日星期三
日知录（86）Correcting CNN.com's impressionistic Q&A
January 12, 2009
I've been busy this weekend so it was 1am on Monday morning when I finally looked at the CNN.com "Q&A" interview with me, titled Analyst: China Internet move part of global trend - CNN.com posted at 5:41p.m. EST Saturday January 10. I was interviewed on Friday afternoon Hong Kong/Beijing time.
According to the text, I said that Hong Kong and China are separate countries. (I wouldn't say that even when drunk!) It also had me making claims such as there's no evidence that technology used to censor sexual content is used to censor political content. It distorted and misconstrued my explanations about how censorship works. Among other things. Plus it made me seem grammatically illiterate and incoherent. Oh, and names of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URL's were wrong.
The story, posted as a Q&A interview, was done in such a way that would lead most readers to think that it's a transcript, or maybe a heavily edited transcript of a recorded interview. It was actually a liberal paraphrasing, based on the interviewer's (mis)understanding of what I said and an extrapolation of inadequate notes.
Fortunately I was able to contact a CNN.com editor who agreed to make corrections. Since a lot of what I originally said to the interviewer was badly misconstrued and there was no recording of the original interview let alone full transcript, we ended up just deleting the misconstrued sentences rather than rewriting the whole thing. So if you looked at the story a few hours ago and notice that the current version seems quite different, that's why.
The cause of the mess-up was an under-supervised and under-edited intern. I hope people won't hold it against the intern in question, many interns are just learning and don't know any better. We have all been inexperienced and in need of close supervision at some point in our lives. I feel badly that her mistake has become so public. However I find it necessary to write about this for two reasons:
First, a lot of people saw the original version between the time it was published and the time it was corrected. I want to call as much attention as possible to the fact that it's been corrected so that people out there don't think I actually believe China and Hong Kong are separate countries, among other things. It's damaging to my professional credibility.
Second, this incident is instructive for the anti-CNN people out there who believe CNN is at the forefront of a vast Western media conspiracy against China. It's not.
A lot of errors happen because editors and reporters are under pressure to churn out volumes material on short deadline with inadequate staff and funding. There is often an over-reliance on interns and lack of staff to supervise them properly. As a result, on American cable and satellite TV news outlets (I don't want to speak for other countries' TV broadcasters or for print or radio organizations without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them), major mistakes get made by people whose work should have been checked before going out. Photos get cropped for websites without adequate thought. Agency material gets mis-labeled as being from one country when it was actually from another. Names of leaders get mixed up. Things get mis-translated. Errors go on air or get published online before somebody notices.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Believe me. Ask anybody who has worked in the business. I even know of one instance in which video of Michael Jackson the pop star was erroneously put in a report involving a NATO general by the same name - a video editor was under time pressure and followed written instructions without thinking about the report's substance at all.
There's a reason why people say that news is like a sausage factory: knowing too much about how your sausage gets made makes you squeamish about consuming it.
source：http://rconversation.blogs.com/rconversation/2009/01/correcting-cnnc.html%20
I've been busy this weekend so it was 1am on Monday morning when I finally looked at the CNN.com "Q&A" interview with me, titled Analyst: China Internet move part of global trend - CNN.com posted at 5:41p.m. EST Saturday January 10. I was interviewed on Friday afternoon Hong Kong/Beijing time.
According to the text, I said that Hong Kong and China are separate countries. (I wouldn't say that even when drunk!) It also had me making claims such as there's no evidence that technology used to censor sexual content is used to censor political content. It distorted and misconstrued my explanations about how censorship works. Among other things. Plus it made me seem grammatically illiterate and incoherent. Oh, and names of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URL's were wrong.
The story, posted as a Q&A interview, was done in such a way that would lead most readers to think that it's a transcript, or maybe a heavily edited transcript of a recorded interview. It was actually a liberal paraphrasing, based on the interviewer's (mis)understanding of what I said and an extrapolation of inadequate notes.
Fortunately I was able to contact a CNN.com editor who agreed to make corrections. Since a lot of what I originally said to the interviewer was badly misconstrued and there was no recording of the original interview let alone full transcript, we ended up just deleting the misconstrued sentences rather than rewriting the whole thing. So if you looked at the story a few hours ago and notice that the current version seems quite different, that's why.
The cause of the mess-up was an under-supervised and under-edited intern. I hope people won't hold it against the intern in question, many interns are just learning and don't know any better. We have all been inexperienced and in need of close supervision at some point in our lives. I feel badly that her mistake has become so public. However I find it necessary to write about this for two reasons:
First, a lot of people saw the original version between the time it was published and the time it was corrected. I want to call as much attention as possible to the fact that it's been corrected so that people out there don't think I actually believe China and Hong Kong are separate countries, among other things. It's damaging to my professional credibility.
Second, this incident is instructive for the anti-CNN people out there who believe CNN is at the forefront of a vast Western media conspiracy against China. It's not.
A lot of errors happen because editors and reporters are under pressure to churn out volumes material on short deadline with inadequate staff and funding. There is often an over-reliance on interns and lack of staff to supervise them properly. As a result, on American cable and satellite TV news outlets (I don't want to speak for other countries' TV broadcasters or for print or radio organizations without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them), major mistakes get made by people whose work should have been checked before going out. Photos get cropped for websites without adequate thought. Agency material gets mis-labeled as being from one country when it was actually from another. Names of leaders get mixed up. Things get mis-translated. Errors go on air or get published online before somebody notices.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Believe me. Ask anybody who has worked in the business. I even know of one instance in which video of Michael Jackson the pop star was erroneously put in a report involving a NATO general by the same name - a video editor was under time pressure and followed written instructions without thinking about the report's substance at all.
There's a reason why people say that news is like a sausage factory: knowing too much about how your sausage gets made makes you squeamish about consuming it.
source：http://rconversation.blogs.com/rconversation/2009/01/correcting-cnnc.html%20
日知录（85）方舟子再揭蒙牛特仑苏真相（校正版）
◇◇新语丝(www.xys.org)(xys3.dxiong.com)(www.xysforum.org)(xys2.dropin.org)◇◇
【方舟子按：记录稿有很多记录错误，有些地方还搞反了我的意思。我这里只改
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以现场视频或音频为准。】
21CN在线访谈：方舟子再揭蒙牛特仑苏真相（校正版）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请来的是著名的科技领域打假人方
舟子，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对蒙牛特仑苏牛奶的看法。方舟子您好！
方舟子：各位21CN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这是一个尴尬的时间。关于蒙牛特仑苏牛奶，最近陆续有了官方的
是非兼有的说法，但网友们从国内几个门户网站中看到的却是，前几天有的网站
质疑蒙牛特仑苏的专题，现在已被删除。更神奇的是，这几天，新浪、网易、腾
讯和凤凰网这4家不同的网站都推出了几乎完全一样的一个新闻专题。其内容全
部是对于蒙牛正面的新闻，下面的评论也大都是正面的。
我们还听说，有个网站本来约好方舟子去做访谈，结果突然通知说因为仪器
故障取消，后来方舟子到这个网站一查，原来的特仑苏牛奶争议专辑，现在却删
了方舟子等人的质疑言论，完全变成蒙牛特仑苏的宣传专辑了。一家发布这些广
告的网站的编辑对我们说，这是中国互联网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想请问方舟子
老师的是，作为最早质疑蒙牛特仑苏功能的学者，在您多年的学术打假生涯中，
这次您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方舟子：我们以前做的事情，大部分是学术内的事情，跟一般的消费者、普
通的公众没有太多的关系，一般人也不是很关心，有一部分跟商业上的造假是结
合在一块的。这次蒙牛特仑苏的事件是比较特别的，一般的人也会关心，但是在
特仑苏事件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的是，我们这件事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说，已经
开始揭露他们了。但是为什么一直持续到现在，过了两年了，媒体才一起上来报
道这件事，而且碰到了一些阻力，网站又把一些帖子都给删除了。
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利益的问题，涉及到一家名牌企业，资金非常雄厚，对他
们的利益有可能造成的损害也比较大，所以他们就采取各种公关的手段，试图把
这些揭露的声音给压制下去，包括去一些门户网站上宣传。这也是企业为了维护
自己的名声采取的一些常见的方法。
不同的网站应对这种情况的时候，采取的做法不一样，刚才提到的门户网站，
他们都做了一模一样的特仑苏的宣传，当然这些网站还不一样，有的是有特仑苏
宣传网页，同时还会登质疑特仑苏的文章报道。虽然拿了钱，我们该说什么话就
说什么话，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可取。有的网站在宣传网页上，他们就把那些质疑
的声音给压制下去了，不在他们的新闻首页上发出来了，有的甚至把这些质疑的
文章删除了。等特仑苏的宣传网页上去以后，就把以前登过的报道给删掉了，我
觉得这种说法是很不可取的。
网络编辑一种可取的做法，你至少应该让公众能够听到两方面的声音，不是
说我们不应该去听蒙牛为自己辩护，也可以，这个无所谓，我们双方都可以互相
争论，让公众可以辨别，知道哪一方说的是真的。但是有一些网站在宣传，从来
不登特仑苏的负面报道，这是职业道德的问题。
主持人：请跟网友简单而通俗的回顾一下您质疑特仑苏的前后经过。蒙牛公
司和相关政府部门跟你有过正面的接触没有？
方舟子：他们曾经想要跟我接触，是我最早开始质疑特仑苏牛奶的时候，那
是07年3月份，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北京一家超市，看到在推销特仑苏牛奶，
里面还有一块牌子，是国家公众健康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牌子，上面说什么OMP牛
奶，有什么功能，已经经过他们鉴定了。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牛
奶中含有这么神奇的物质，一般人喝牛奶说有助于骨骼，也只是因为牛奶含钙量
比较高，不是由于有什么蛋白质，所以对他们就很奇怪。刚好那天回去收到一封
信，是北京一位中学生写来的一封信，说春节的时候有人送了一箱特仑苏，他就
觉得很奇怪，根据在中学生物课上学到的知识，既然蒙牛说OMP是他们发现的一
种蛋白质，蛋白质吃下去之后，一般都会被消化掉，然后被人体吸收，不会直接
发挥它的功能，他就问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就翻遍了生物医学文献，都没有发
现牛奶OMP蛋白的论文。
你如果发现了一种新蛋白，你应该先去发表论文，然后公布出来，才能去销
售，而不能直接就销售给消费者。我那时候刚刚出了一本新书，是关于打击虚假
保健品，有发布会、研讨会、讲座什么的，我在这些讲座、会议当中，就以特仑
苏为例子，说明虚假宣传，名牌企业都在做虚假宣传，更不要说其他企业。记者
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就来采访我，当然他们也采访了蒙牛，蒙牛就知道了我在
质疑他们的产品，他们当时推出没多久，才推了一年。
蒙牛通过各种渠道，想来跟我接触，说是要消除误会。然后我就说，我跟你
们没什么误会了，如果你们认为跟我有不同的见解，你们也有专家，你们就把专
家找来，找一个公开场合来谈一下。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这么做。后来就通过公关
的手段，把那些报道压下去了，所以后来这些报道就都没出来。有个别漏网的报
道到了网上，也是很快就被删掉了。从这件事，我第一次见识到他们的公关能力
是非常强大的。现在他们专门找网站做宣传，这也是一个方法。
主持人：方老师，我想问你，你如何看待国家质检总局和卫生部对蒙牛特仑
苏的处理与结论？你又是如何看待蒙牛的最新回应？
方舟子：现在这件事被炒起来，主要是因为国家质检总局在2月2号关于蒙牛
特仑苏的公函，10号的时候被透露到网上去。对这个答复，首先我们要肯定这是
一个进步，国家质检总局敢于跟名牌企业叫板，说不能往里面贴OMP。同时也反
映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哪里呢？这个OMP牛奶从06年开始推销，已经隔了三
年了，当时推销的时候大量做广告，包括在央视等全国权威媒体上做广告，可以
说谁都知道了，为什么国家质检总局到现在才觉得这个OMP牛奶是有问题的，这
个OMP竟然没有经过国家的许可，就往牛奶里面添加。拖了三年，而且网上质疑
的声音也有两年了，国家质检总局难道没有听说过吗？难道不知道吗？
所以这就反映出，国家质检总局不是非常负责任，拖了两三年的时间，才来
作出处理，而且这个处理不太令人满意。2月2号以后据说特仑苏就不再加OMP了，
那2月2号之前的产品，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的说法，是违法的产品，为什么还允许
在市场上卖。按理来说，作为违法的产品，应该是被下架、招回的。国家质检总
局都说这个是违法添加的，既然是违法添加了食品添加剂，生产了违法产品，企
业应该负违法添加的责任，这些都没有追究。而且2月2号发了公函，过了10天，
才被一个匿名人士透露到网上，发给媒体、发到网上，大家才知道，这个对公众
健康这么重大的事情，不主动公开，如果不是被某一个人捅出来，我们还不知道
特仑苏被官方认为是有问题的。
卫生部的回应倒是很快，马上就组织专家说，OMP的牛奶是没有健康危害的，
但是有虚假的宣传，所以要追究他们虚假宣传的责任，违反了食品卫生法。首先，
是什么样的专家参加了这样一个鉴定，没有公开，为什么不把名字公开出来，名
字不公开，还谈什么责任？而且据我的了解，至少其中有一个专家是曾经参加过
蒙牛自己组织的OMP 所谓的鉴定会，06年的时候，应该算是蒙牛的人，那个所谓
的鉴定会就是替他们做宣传的会。
像这样的专家，我们怎么保证他的立场是公正的，这件事，他们本来应该是
要回避的。他们根据蒙牛现在提供的材料，认定OMP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认定
说没有危害。没有危害这个结果，我也可以接受，但是既然没有健康的危害，那
就说明蒙牛以前的那些宣传都是虚假的宣传。蒙牛在他们的专利和论文里面都说
OMP是IGF-1，IGF-1有所谓造骨的功能，他们是拿这个作为一个卖点，但是他们
不提IGF-1也有使患癌症风险增加的可能。现在连卫生部也承认了这一点，也承
认这个是虚假的宣传，它是违反了食品卫生法，要追究它的违法责任。
那好了，根据我国的食品卫生法，说得很清楚，对于做这种关于虚假宣传的，
应该是要没收非法所得，还要处以一到五倍的罚款的。特仑苏卖了三年了，至少
也有几十亿的非法所得，还要处以罚款，加上去至少也有上百亿元。
监管部门不可能给他们罚上百亿，这个是没有先例的，保健品和食品里面做
的虚假保健宣传很多，随便打开一个电视台，翻翻报纸，你都会发现虚假宣传，
你看过哪一家真的被重罚过，没收非法所得，然后根据你的非法所得处以罚款？
没有见到过，最多罚几千块钱。几千块钱对于一个这么大的企业来说，根本不算
什么。
蒙牛现在否定OMP是IGF-1，说是完全不同的物质。他们写的论文、专利里面
都写得很清楚，OMP就是IGF-1，现在为什么一下子否定掉。所以，蒙牛没有说实
话，不是现在说了假话，就是以前说了假话，或者现在和以前说的都是假话。而
且说OMP是蒙牛的科研人员自己发现，是具有自主产权的物质，现在又改口说在
国际上已经使用很多年了，是从新西兰的一家公司进口的，这完全就是相互矛盾。
他们说OMP是国外引进的，在国外叫MBP，获得了FDA认证的，FDA认证了其安
全性。去查FDA上面有关MBO的认证，并没有。日本有一家牛奶公司，曾经想把
MBP推销到美国去，按照美国法律的要求，必须向FDA申报。FDA答复说，我们现
在不质疑你们这个东西是安全的，但是我们也不自己认定它是不是安全。说得很
清楚了，他们不认定MBP是安全的，你们公司应该保证食品的安全，就推到公司
上了。
主持人：有一位作者司马平邦在他的博客中写道：不能把OMP等同于IGF-1，
方舟子说“特仑苏奶中添加的IGF-1含量高达5.65-16.8mg，为一般牛奶的数万倍，
可能置消费者患多种癌症风险增加”，这句话,确实需要他拿出更充分的证据。
方舟子：我当时认为蒙牛往里面加了很多的IGF-1在里面，这个证据是蒙牛
的专利里自己写的。蒙牛在 07年的时候，他们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内蒙古政
府，这份报告还可以在内蒙古政府网站里面查得到，这是蒙牛自己写的报告，里
面说了，他们为特仑苏OMP牛奶申请了专利，专利名称叫“一种液态奶”，专利
申请号是多少。我们根据这个专利的名称和专利申请号，到国家专利局网站去查
他们的专利，就可以看出来，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往牛奶里面加了IGF-1，实
际上就是一种IGF-1牛奶。他们加完了之后，还对不同的样本取量测里面的IGF-1
含量是多少。我说特仑苏牛奶里头IGF-1 的含量有多高，就是蒙牛自己测的。
这个是一个很确凿的证据，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一般的牛奶里面也有
IGF-1，我们人体也分泌IGF-1，但是牛奶里面IGF-1含量非常低，每毫升牛奶
IGF-1含量大概是4纳克，是很小的。根据蒙牛的专利，特仑苏牛奶是100克牛奶
里面加了10毫克左右的IGF-1，1毫克等于1百万纳克，换算一下就发现，蒙牛往
里面加的IGF-1含量是普通牛奶的好几万倍。普通牛奶里面一点点含量的IGF-1对
我们没有危害的，它会被消化掉，即使进入到了我们人体里头，对我们人体造成
的影响也很小，我们身体自身也在分泌IGF-1，那是一种激素，对我们身体功能
是很重要的。我们人体一天分泌IGF-1的量大概是10毫克。
我们看蒙牛往特仑苏里面加了多少IGF-1，他说100克里面加了10毫克IGF-1，
一盒特仑苏牛奶里面就含有20多毫克IGF-1。我刚刚说了我们人体一天分泌IGF-1
的量是10毫克，喝一盒特仑苏牛奶，就是我们人体分泌量的两倍多。大部分都会
被消化掉，如果有一小部分进入到人体里面，那就麻烦了。有实验证明，吃了
IGF-1有一部分会被肠道完整吸收，患各种癌症的风险就增加了。
主持人：OMP是否是IGF-1，可以用专门的检验方法检测出来么？国家或者有
没有专业的机构能做这样的权威检测？如果检测结果说明两个是同一种物质，是
否能说明蒙牛的OMP物质可以引起致癌？
方舟子：要检测牛奶里面IGF-1的含量有多高，这个是有简单的方法可以检
测的，分子生物实验室是可以做出来的。但是有没有鉴定机构去做，我就不清楚，
IGF-1不是允许添加的物质，应该没有国家授权机构做这个鉴定。蒙牛提到国外
有一个检测机构做过鉴定，对中国的牛奶做过鉴定，说蒙牛特仑苏里IGF-1的含
量并不比普通牛奶高。其实我也不相信蒙牛真的往特仑苏里加了那么多的IGF-1，
因为IGF-1是非常贵的，如果真的加那么多IGF- 1，那一盒特仑苏牛奶就不只卖5
块钱了，那就要卖上万了。也有可能蒙牛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可以很便宜弄出
IGF-1，也许是加了没有经过纯化的。但是不管加的是纯化的，还是不纯的IGF-1，
成本都是很贵的。
如果测出特仑苏里面并没有含有那么多的IGF-1，那就说明蒙牛特仑苏是在
做虚假宣传，以前都在宣传加了多少的IGF-1，它的卖点就是加了 IGF-1在里头，
现在又说我们没有、没加，我们加的是其他东西，这就是一个虚假宣传了。我看
到网上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他打了一个比方，好比蒙牛在推销一种酒，说我
在这个酒里面加了什么名贵的药材，吃了以后对身体有多大的好处。后来人们发
现，原来这个名贵的药材有很大的副作用，不能喝，蒙牛就出来说，其实里面没
有加这些名贵的药材，加的是水，没有健康危害的。大家去买你的东西，买比普
通牛奶贵一倍的特仑苏，又不是只是为了买一个没有健康危害，而是以为你真加
了能造骨的IGF-1。所以如果蒙牛加了IGF-1，就有健康风险，没加，就是在做虚
假宣传。
主持人：方老师，我想问您一下，您的新语丝网站发表的一封网友来信说，
“替蒙牛算个帐：蒙牛蒙了多少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方舟子：根据现在蒙牛的说法，所谓的OMP，不是像前面说的IGF-1，而是从
新西兰的一家公司进口的一种叫牛奶碱性蛋白MBP的东西，说MBP的安全性是经过
新西兰政府部门认证过，还拿出一张新西兰的认证单，我看了一下，认证单上面
写的也不是什么牛奶碱性蛋白，而是乳铁蛋白共分离物，主要的成分是乳铁蛋白。
蒙牛现在说往特仑苏里面加的是这一种乳铁蛋白，这个乳铁蛋白，我们国内
其他的厂家也在进口，也都是从新西兰那边进口的。多少钱，是可以知道的。根
据以前的报道，从新西兰这家公司进口的这个乳铁蛋白的价钱，大概是1公斤
2000元人民币左右，我们就根据蒙牛添加的量来算一算，如果大家看特仑苏的包
装，它包装上写的是里面含 OMP的量是100克不少于8毫克。如果按蒙牛现在说的
是新西兰公司提供的原料，我们按这个量去算，就可以算出蒙牛往这里面添加这
个东西，它的成本是多少呢？一盒特仑苏牛奶的成本就多了5分钱，为了这5分钱，
它就敢卖出两倍的价钱，多卖了2块钱，这就是暴利了。
主持人：方老师，所以您最近的文章建议应对蒙牛的虚假宣传处以100多亿
元的罚款。您确信您的这一建议合乎法律要求吗？这个设想是否可以实现？
方舟子：按照食品卫生法的规定，至少要罚100亿。但是我刚才说了，你什
么时候见过哪一家企业因为做虚假宣传被重罚过？虽然按照法律来说应该这么罚，
但是在现实中从来没有这么干过。这就说明了现在食品安全领域的一个漏洞，有
法不依，赚了几十个亿，最后罚几千块钱就行了，造假的成本很低，获利很高，
风险很小，为什么不造假？为什么虚假宣传这么泛滥，原因就在这儿。
主持人：方老师，我想问您，最近有一些报纸报道，蒙牛因为其出位的营销
手法，在乳制品行业内很不得人心，广东奶协根据你的质疑，这两年就在持续不
断的向官方反映蒙牛特仑苏的问题。是否有人质疑你参与了乳制品行业的内部竞
争？说的更直白一些，您是否担心蒙牛质疑你从其他乳制品厂家拿了钱？
方舟子：没有，这个我可以说没有，我的质疑，刚才说的，是一个偶然的事
件而发的，而且跟我这几年做的事情是一脉相承的，我并不是质疑蒙牛一家公司，
我质疑了很多生产假保健品、假药的公司，如果说我以前没有做这些事情，突然
蹦出来批评蒙牛，还可以怀疑我。但是并不是这样的。即使是乳制品这个行业，
我也不是只针对蒙牛。那些所谓高端牛奶，不管是伊利生产、蒙牛生产还是光明
生产，我都批评，都建议大家不要买。
这些厂家都在做虚假的宣传吸引消费者去买高端牛奶，并不只是蒙牛，只不
过蒙牛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做得太过分、太张扬，因为现在高端奶市场，特仑苏占
的量是最大的，可能引起了其他人的反感，不是说我一个人的反感。它也许涉及
到乳业之间的竞争问题，这个我不管。这些牛奶的厂家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互相
斗来斗去，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蒙牛被别人抓住把柄，那是你活该，不能
怪到我身上。工厂之间互相之间的竞争，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也不见得是
坏事，如果有内幕因此被披露出来，让我们知道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也是好
事。
主持人：对于消费者来讲，是消费得明明白白。
方舟子：对。
主持人：方老师，对很多宝宝的父母来说，他们现在可以选择的没有问题的
奶粉品牌似乎很少了，你可以给他们什么建议吗？
方舟子：对于一个奶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前段时间闹出的三鹿奶粉事件，
是往里面添加了化学物质，这个是法律上明令禁止的，那不只是虚假宣传的问题、
蒙牛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宣传，但是奶粉事件，是属于犯罪行为，这个还不太一
样。如果没有有意掺假，只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生产出来的奶粉，应该都还是可
以的。配方奶粉是不允许乱加东西的，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的标准来。我长期在美
国生活，我在美国注意到一个现象，大家喝的都是最普通的鲜牛奶，没有什么高
端的牛奶，我从来没有见过。
主持人：方老师，您平时喝奶吗？
方舟子：我平时也喝，是北京本地的鲜牛奶，就是送到家的鲜牛奶，巴氏消
毒奶。
主持人：一天保质期的？
方舟子：不是，三天的，也有一个星期的，我觉得喝这种牛奶比较保险，不
容易造假。所谓的常态奶，比如特仑苏，它是经过了超高温消毒。超高温消毒对
于牛奶的营养有所破坏。超高温消毒以后，口感没那么好，有些企业就往里面加
香精，加香精调出来的味道更香、更浓。正常的牛奶味道是很淡的。特仑苏宣传
它是又香又浓，我就一直怀疑是不是往里面添加了什么东西。所以要喝牛奶就以
喝鲜牛奶为主。
在美国，基本上都是鲜牛奶，像这种常温奶，很少见，更没有什么高端奶。
蒙牛开了新闻发布会，说添加了MBP的牛奶，在日本、美国热销了很多年。日本
我不知道，在美国，我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牛奶。MBP是日本一家公司在06年才
上报到美国FDA，FDA在11月份才给了答复，在那之前美国市场上是不可能有这种
牛奶的，怎么说在美国已经热销多年了。我估计现在美国市场上也没有这种牛奶，
美国市场上没有见过乱七八糟的高端奶。
主持人：牛奶在国内反复出现大规模的质量疑云，你认为这说明了什么?我
们国家下一步该如何去做？
方舟子：这就说明我们的牛奶企业和市场是非常混乱、不正常的，我们国家
现在卖的牛奶是以常温奶为主的，我看了一个材料，说常温奶的销售，中国是世
界第一。这就很不正常，为什么其他国家很少喝常温奶，而是喝鲜牛奶？鲜牛奶
的质量比较有保证。常温奶比较容易添加东西，特别是所谓花色奶，加各种各样
的调料在里头，什么水果口味、花生口味，加了这些，可以把那些不好的味道掩
盖掉，质量不是很好的牛奶，也喝不出有问题。喝鲜牛奶，大家更放心一点。牛
奶作为一个食品，越天然越好，不要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现在国内市场
非常混乱。
主持人：国家这块应该做什么呢？
方舟子：国家应该加强监督，对食品卫生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应该加强监督，
我看到报道说，国家将要制定食品安全法，但是我们不用等待新的法律出来，根
据现有的法律，完全可以进行查处，现在的问题是有法不依，不是没有法，而是
监管不到位，消费者没有辨别能力，就很容易上当。
主持人：三鹿倒下了，有人说蒙牛因为是民族企业应该受到保护，不能对其
穷追猛打，你如何看待？
方舟子：蒙牛的注册地是在拉美卡曼群岛，我不认为它是什么民族企业。如
果是民族企业，更不能欺骗国人。不要因为它是民族企业，我们就容忍它去造假，
我觉得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是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我相信一般的消费
者也不会这么傻，不会因为你是民族企业，就喝你造假的牛奶。
主持人：方老师，您有什么建议或者忠告送给蒙牛董事长牛根生？
方舟子：蒙牛首先要很诚恳为自己的造假行为道歉。现在没有，我看到他们
的回应都是在狡辩，都说自己觉得很冤枉，而没有为自己的虚假宣传道歉。蒙牛
不要想以公关的手段把错误掩盖过去，而应该诚恳道歉，取得公众的谅解。对于
这种没有诚信的企业，我们以后没有必要去信任它。
主持人：谢谢方老师接受21CN的采访。
(XYS20090217)
来源：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10/telunsu88.txt
【方舟子按：记录稿有很多记录错误，有些地方还搞反了我的意思。我这里只改
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以现场视频或音频为准。】
21CN在线访谈：方舟子再揭蒙牛特仑苏真相（校正版）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请来的是著名的科技领域打假人方
舟子，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对蒙牛特仑苏牛奶的看法。方舟子您好！
方舟子：各位21CN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这是一个尴尬的时间。关于蒙牛特仑苏牛奶，最近陆续有了官方的
是非兼有的说法，但网友们从国内几个门户网站中看到的却是，前几天有的网站
质疑蒙牛特仑苏的专题，现在已被删除。更神奇的是，这几天，新浪、网易、腾
讯和凤凰网这4家不同的网站都推出了几乎完全一样的一个新闻专题。其内容全
部是对于蒙牛正面的新闻，下面的评论也大都是正面的。
我们还听说，有个网站本来约好方舟子去做访谈，结果突然通知说因为仪器
故障取消，后来方舟子到这个网站一查，原来的特仑苏牛奶争议专辑，现在却删
了方舟子等人的质疑言论，完全变成蒙牛特仑苏的宣传专辑了。一家发布这些广
告的网站的编辑对我们说，这是中国互联网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想请问方舟子
老师的是，作为最早质疑蒙牛特仑苏功能的学者，在您多年的学术打假生涯中，
这次您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方舟子：我们以前做的事情，大部分是学术内的事情，跟一般的消费者、普
通的公众没有太多的关系，一般人也不是很关心，有一部分跟商业上的造假是结
合在一块的。这次蒙牛特仑苏的事件是比较特别的，一般的人也会关心，但是在
特仑苏事件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的是，我们这件事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说，已经
开始揭露他们了。但是为什么一直持续到现在，过了两年了，媒体才一起上来报
道这件事，而且碰到了一些阻力，网站又把一些帖子都给删除了。
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利益的问题，涉及到一家名牌企业，资金非常雄厚，对他
们的利益有可能造成的损害也比较大，所以他们就采取各种公关的手段，试图把
这些揭露的声音给压制下去，包括去一些门户网站上宣传。这也是企业为了维护
自己的名声采取的一些常见的方法。
不同的网站应对这种情况的时候，采取的做法不一样，刚才提到的门户网站，
他们都做了一模一样的特仑苏的宣传，当然这些网站还不一样，有的是有特仑苏
宣传网页，同时还会登质疑特仑苏的文章报道。虽然拿了钱，我们该说什么话就
说什么话，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可取。有的网站在宣传网页上，他们就把那些质疑
的声音给压制下去了，不在他们的新闻首页上发出来了，有的甚至把这些质疑的
文章删除了。等特仑苏的宣传网页上去以后，就把以前登过的报道给删掉了，我
觉得这种说法是很不可取的。
网络编辑一种可取的做法，你至少应该让公众能够听到两方面的声音，不是
说我们不应该去听蒙牛为自己辩护，也可以，这个无所谓，我们双方都可以互相
争论，让公众可以辨别，知道哪一方说的是真的。但是有一些网站在宣传，从来
不登特仑苏的负面报道，这是职业道德的问题。
主持人：请跟网友简单而通俗的回顾一下您质疑特仑苏的前后经过。蒙牛公
司和相关政府部门跟你有过正面的接触没有？
方舟子：他们曾经想要跟我接触，是我最早开始质疑特仑苏牛奶的时候，那
是07年3月份，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北京一家超市，看到在推销特仑苏牛奶，
里面还有一块牌子，是国家公众健康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牌子，上面说什么OMP牛
奶，有什么功能，已经经过他们鉴定了。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牛
奶中含有这么神奇的物质，一般人喝牛奶说有助于骨骼，也只是因为牛奶含钙量
比较高，不是由于有什么蛋白质，所以对他们就很奇怪。刚好那天回去收到一封
信，是北京一位中学生写来的一封信，说春节的时候有人送了一箱特仑苏，他就
觉得很奇怪，根据在中学生物课上学到的知识，既然蒙牛说OMP是他们发现的一
种蛋白质，蛋白质吃下去之后，一般都会被消化掉，然后被人体吸收，不会直接
发挥它的功能，他就问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就翻遍了生物医学文献，都没有发
现牛奶OMP蛋白的论文。
你如果发现了一种新蛋白，你应该先去发表论文，然后公布出来，才能去销
售，而不能直接就销售给消费者。我那时候刚刚出了一本新书，是关于打击虚假
保健品，有发布会、研讨会、讲座什么的，我在这些讲座、会议当中，就以特仑
苏为例子，说明虚假宣传，名牌企业都在做虚假宣传，更不要说其他企业。记者
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就来采访我，当然他们也采访了蒙牛，蒙牛就知道了我在
质疑他们的产品，他们当时推出没多久，才推了一年。
蒙牛通过各种渠道，想来跟我接触，说是要消除误会。然后我就说，我跟你
们没什么误会了，如果你们认为跟我有不同的见解，你们也有专家，你们就把专
家找来，找一个公开场合来谈一下。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这么做。后来就通过公关
的手段，把那些报道压下去了，所以后来这些报道就都没出来。有个别漏网的报
道到了网上，也是很快就被删掉了。从这件事，我第一次见识到他们的公关能力
是非常强大的。现在他们专门找网站做宣传，这也是一个方法。
主持人：方老师，我想问你，你如何看待国家质检总局和卫生部对蒙牛特仑
苏的处理与结论？你又是如何看待蒙牛的最新回应？
方舟子：现在这件事被炒起来，主要是因为国家质检总局在2月2号关于蒙牛
特仑苏的公函，10号的时候被透露到网上去。对这个答复，首先我们要肯定这是
一个进步，国家质检总局敢于跟名牌企业叫板，说不能往里面贴OMP。同时也反
映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哪里呢？这个OMP牛奶从06年开始推销，已经隔了三
年了，当时推销的时候大量做广告，包括在央视等全国权威媒体上做广告，可以
说谁都知道了，为什么国家质检总局到现在才觉得这个OMP牛奶是有问题的，这
个OMP竟然没有经过国家的许可，就往牛奶里面添加。拖了三年，而且网上质疑
的声音也有两年了，国家质检总局难道没有听说过吗？难道不知道吗？
所以这就反映出，国家质检总局不是非常负责任，拖了两三年的时间，才来
作出处理，而且这个处理不太令人满意。2月2号以后据说特仑苏就不再加OMP了，
那2月2号之前的产品，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的说法，是违法的产品，为什么还允许
在市场上卖。按理来说，作为违法的产品，应该是被下架、招回的。国家质检总
局都说这个是违法添加的，既然是违法添加了食品添加剂，生产了违法产品，企
业应该负违法添加的责任，这些都没有追究。而且2月2号发了公函，过了10天，
才被一个匿名人士透露到网上，发给媒体、发到网上，大家才知道，这个对公众
健康这么重大的事情，不主动公开，如果不是被某一个人捅出来，我们还不知道
特仑苏被官方认为是有问题的。
卫生部的回应倒是很快，马上就组织专家说，OMP的牛奶是没有健康危害的，
但是有虚假的宣传，所以要追究他们虚假宣传的责任，违反了食品卫生法。首先，
是什么样的专家参加了这样一个鉴定，没有公开，为什么不把名字公开出来，名
字不公开，还谈什么责任？而且据我的了解，至少其中有一个专家是曾经参加过
蒙牛自己组织的OMP 所谓的鉴定会，06年的时候，应该算是蒙牛的人，那个所谓
的鉴定会就是替他们做宣传的会。
像这样的专家，我们怎么保证他的立场是公正的，这件事，他们本来应该是
要回避的。他们根据蒙牛现在提供的材料，认定OMP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认定
说没有危害。没有危害这个结果，我也可以接受，但是既然没有健康的危害，那
就说明蒙牛以前的那些宣传都是虚假的宣传。蒙牛在他们的专利和论文里面都说
OMP是IGF-1，IGF-1有所谓造骨的功能，他们是拿这个作为一个卖点，但是他们
不提IGF-1也有使患癌症风险增加的可能。现在连卫生部也承认了这一点，也承
认这个是虚假的宣传，它是违反了食品卫生法，要追究它的违法责任。
那好了，根据我国的食品卫生法，说得很清楚，对于做这种关于虚假宣传的，
应该是要没收非法所得，还要处以一到五倍的罚款的。特仑苏卖了三年了，至少
也有几十亿的非法所得，还要处以罚款，加上去至少也有上百亿元。
监管部门不可能给他们罚上百亿，这个是没有先例的，保健品和食品里面做
的虚假保健宣传很多，随便打开一个电视台，翻翻报纸，你都会发现虚假宣传，
你看过哪一家真的被重罚过，没收非法所得，然后根据你的非法所得处以罚款？
没有见到过，最多罚几千块钱。几千块钱对于一个这么大的企业来说，根本不算
什么。
蒙牛现在否定OMP是IGF-1，说是完全不同的物质。他们写的论文、专利里面
都写得很清楚，OMP就是IGF-1，现在为什么一下子否定掉。所以，蒙牛没有说实
话，不是现在说了假话，就是以前说了假话，或者现在和以前说的都是假话。而
且说OMP是蒙牛的科研人员自己发现，是具有自主产权的物质，现在又改口说在
国际上已经使用很多年了，是从新西兰的一家公司进口的，这完全就是相互矛盾。
他们说OMP是国外引进的，在国外叫MBP，获得了FDA认证的，FDA认证了其安
全性。去查FDA上面有关MBO的认证，并没有。日本有一家牛奶公司，曾经想把
MBP推销到美国去，按照美国法律的要求，必须向FDA申报。FDA答复说，我们现
在不质疑你们这个东西是安全的，但是我们也不自己认定它是不是安全。说得很
清楚了，他们不认定MBP是安全的，你们公司应该保证食品的安全，就推到公司
上了。
主持人：有一位作者司马平邦在他的博客中写道：不能把OMP等同于IGF-1，
方舟子说“特仑苏奶中添加的IGF-1含量高达5.65-16.8mg，为一般牛奶的数万倍，
可能置消费者患多种癌症风险增加”，这句话,确实需要他拿出更充分的证据。
方舟子：我当时认为蒙牛往里面加了很多的IGF-1在里面，这个证据是蒙牛
的专利里自己写的。蒙牛在 07年的时候，他们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内蒙古政
府，这份报告还可以在内蒙古政府网站里面查得到，这是蒙牛自己写的报告，里
面说了，他们为特仑苏OMP牛奶申请了专利，专利名称叫“一种液态奶”，专利
申请号是多少。我们根据这个专利的名称和专利申请号，到国家专利局网站去查
他们的专利，就可以看出来，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往牛奶里面加了IGF-1，实
际上就是一种IGF-1牛奶。他们加完了之后，还对不同的样本取量测里面的IGF-1
含量是多少。我说特仑苏牛奶里头IGF-1 的含量有多高，就是蒙牛自己测的。
这个是一个很确凿的证据，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一般的牛奶里面也有
IGF-1，我们人体也分泌IGF-1，但是牛奶里面IGF-1含量非常低，每毫升牛奶
IGF-1含量大概是4纳克，是很小的。根据蒙牛的专利，特仑苏牛奶是100克牛奶
里面加了10毫克左右的IGF-1，1毫克等于1百万纳克，换算一下就发现，蒙牛往
里面加的IGF-1含量是普通牛奶的好几万倍。普通牛奶里面一点点含量的IGF-1对
我们没有危害的，它会被消化掉，即使进入到了我们人体里头，对我们人体造成
的影响也很小，我们身体自身也在分泌IGF-1，那是一种激素，对我们身体功能
是很重要的。我们人体一天分泌IGF-1的量大概是10毫克。
我们看蒙牛往特仑苏里面加了多少IGF-1，他说100克里面加了10毫克IGF-1，
一盒特仑苏牛奶里面就含有20多毫克IGF-1。我刚刚说了我们人体一天分泌IGF-1
的量是10毫克，喝一盒特仑苏牛奶，就是我们人体分泌量的两倍多。大部分都会
被消化掉，如果有一小部分进入到人体里面，那就麻烦了。有实验证明，吃了
IGF-1有一部分会被肠道完整吸收，患各种癌症的风险就增加了。
主持人：OMP是否是IGF-1，可以用专门的检验方法检测出来么？国家或者有
没有专业的机构能做这样的权威检测？如果检测结果说明两个是同一种物质，是
否能说明蒙牛的OMP物质可以引起致癌？
方舟子：要检测牛奶里面IGF-1的含量有多高，这个是有简单的方法可以检
测的，分子生物实验室是可以做出来的。但是有没有鉴定机构去做，我就不清楚，
IGF-1不是允许添加的物质，应该没有国家授权机构做这个鉴定。蒙牛提到国外
有一个检测机构做过鉴定，对中国的牛奶做过鉴定，说蒙牛特仑苏里IGF-1的含
量并不比普通牛奶高。其实我也不相信蒙牛真的往特仑苏里加了那么多的IGF-1，
因为IGF-1是非常贵的，如果真的加那么多IGF- 1，那一盒特仑苏牛奶就不只卖5
块钱了，那就要卖上万了。也有可能蒙牛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可以很便宜弄出
IGF-1，也许是加了没有经过纯化的。但是不管加的是纯化的，还是不纯的IGF-1，
成本都是很贵的。
如果测出特仑苏里面并没有含有那么多的IGF-1，那就说明蒙牛特仑苏是在
做虚假宣传，以前都在宣传加了多少的IGF-1，它的卖点就是加了 IGF-1在里头，
现在又说我们没有、没加，我们加的是其他东西，这就是一个虚假宣传了。我看
到网上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他打了一个比方，好比蒙牛在推销一种酒，说我
在这个酒里面加了什么名贵的药材，吃了以后对身体有多大的好处。后来人们发
现，原来这个名贵的药材有很大的副作用，不能喝，蒙牛就出来说，其实里面没
有加这些名贵的药材，加的是水，没有健康危害的。大家去买你的东西，买比普
通牛奶贵一倍的特仑苏，又不是只是为了买一个没有健康危害，而是以为你真加
了能造骨的IGF-1。所以如果蒙牛加了IGF-1，就有健康风险，没加，就是在做虚
假宣传。
主持人：方老师，我想问您一下，您的新语丝网站发表的一封网友来信说，
“替蒙牛算个帐：蒙牛蒙了多少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方舟子：根据现在蒙牛的说法，所谓的OMP，不是像前面说的IGF-1，而是从
新西兰的一家公司进口的一种叫牛奶碱性蛋白MBP的东西，说MBP的安全性是经过
新西兰政府部门认证过，还拿出一张新西兰的认证单，我看了一下，认证单上面
写的也不是什么牛奶碱性蛋白，而是乳铁蛋白共分离物，主要的成分是乳铁蛋白。
蒙牛现在说往特仑苏里面加的是这一种乳铁蛋白，这个乳铁蛋白，我们国内
其他的厂家也在进口，也都是从新西兰那边进口的。多少钱，是可以知道的。根
据以前的报道，从新西兰这家公司进口的这个乳铁蛋白的价钱，大概是1公斤
2000元人民币左右，我们就根据蒙牛添加的量来算一算，如果大家看特仑苏的包
装，它包装上写的是里面含 OMP的量是100克不少于8毫克。如果按蒙牛现在说的
是新西兰公司提供的原料，我们按这个量去算，就可以算出蒙牛往这里面添加这
个东西，它的成本是多少呢？一盒特仑苏牛奶的成本就多了5分钱，为了这5分钱，
它就敢卖出两倍的价钱，多卖了2块钱，这就是暴利了。
主持人：方老师，所以您最近的文章建议应对蒙牛的虚假宣传处以100多亿
元的罚款。您确信您的这一建议合乎法律要求吗？这个设想是否可以实现？
方舟子：按照食品卫生法的规定，至少要罚100亿。但是我刚才说了，你什
么时候见过哪一家企业因为做虚假宣传被重罚过？虽然按照法律来说应该这么罚，
但是在现实中从来没有这么干过。这就说明了现在食品安全领域的一个漏洞，有
法不依，赚了几十个亿，最后罚几千块钱就行了，造假的成本很低，获利很高，
风险很小，为什么不造假？为什么虚假宣传这么泛滥，原因就在这儿。
主持人：方老师，我想问您，最近有一些报纸报道，蒙牛因为其出位的营销
手法，在乳制品行业内很不得人心，广东奶协根据你的质疑，这两年就在持续不
断的向官方反映蒙牛特仑苏的问题。是否有人质疑你参与了乳制品行业的内部竞
争？说的更直白一些，您是否担心蒙牛质疑你从其他乳制品厂家拿了钱？
方舟子：没有，这个我可以说没有，我的质疑，刚才说的，是一个偶然的事
件而发的，而且跟我这几年做的事情是一脉相承的，我并不是质疑蒙牛一家公司，
我质疑了很多生产假保健品、假药的公司，如果说我以前没有做这些事情，突然
蹦出来批评蒙牛，还可以怀疑我。但是并不是这样的。即使是乳制品这个行业，
我也不是只针对蒙牛。那些所谓高端牛奶，不管是伊利生产、蒙牛生产还是光明
生产，我都批评，都建议大家不要买。
这些厂家都在做虚假的宣传吸引消费者去买高端牛奶，并不只是蒙牛，只不
过蒙牛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做得太过分、太张扬，因为现在高端奶市场，特仑苏占
的量是最大的，可能引起了其他人的反感，不是说我一个人的反感。它也许涉及
到乳业之间的竞争问题，这个我不管。这些牛奶的厂家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互相
斗来斗去，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蒙牛被别人抓住把柄，那是你活该，不能
怪到我身上。工厂之间互相之间的竞争，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也不见得是
坏事，如果有内幕因此被披露出来，让我们知道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也是好
事。
主持人：对于消费者来讲，是消费得明明白白。
方舟子：对。
主持人：方老师，对很多宝宝的父母来说，他们现在可以选择的没有问题的
奶粉品牌似乎很少了，你可以给他们什么建议吗？
方舟子：对于一个奶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前段时间闹出的三鹿奶粉事件，
是往里面添加了化学物质，这个是法律上明令禁止的，那不只是虚假宣传的问题、
蒙牛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宣传，但是奶粉事件，是属于犯罪行为，这个还不太一
样。如果没有有意掺假，只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生产出来的奶粉，应该都还是可
以的。配方奶粉是不允许乱加东西的，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的标准来。我长期在美
国生活，我在美国注意到一个现象，大家喝的都是最普通的鲜牛奶，没有什么高
端的牛奶，我从来没有见过。
主持人：方老师，您平时喝奶吗？
方舟子：我平时也喝，是北京本地的鲜牛奶，就是送到家的鲜牛奶，巴氏消
毒奶。
主持人：一天保质期的？
方舟子：不是，三天的，也有一个星期的，我觉得喝这种牛奶比较保险，不
容易造假。所谓的常态奶，比如特仑苏，它是经过了超高温消毒。超高温消毒对
于牛奶的营养有所破坏。超高温消毒以后，口感没那么好，有些企业就往里面加
香精，加香精调出来的味道更香、更浓。正常的牛奶味道是很淡的。特仑苏宣传
它是又香又浓，我就一直怀疑是不是往里面添加了什么东西。所以要喝牛奶就以
喝鲜牛奶为主。
在美国，基本上都是鲜牛奶，像这种常温奶，很少见，更没有什么高端奶。
蒙牛开了新闻发布会，说添加了MBP的牛奶，在日本、美国热销了很多年。日本
我不知道，在美国，我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牛奶。MBP是日本一家公司在06年才
上报到美国FDA，FDA在11月份才给了答复，在那之前美国市场上是不可能有这种
牛奶的，怎么说在美国已经热销多年了。我估计现在美国市场上也没有这种牛奶，
美国市场上没有见过乱七八糟的高端奶。
主持人：牛奶在国内反复出现大规模的质量疑云，你认为这说明了什么?我
们国家下一步该如何去做？
方舟子：这就说明我们的牛奶企业和市场是非常混乱、不正常的，我们国家
现在卖的牛奶是以常温奶为主的，我看了一个材料，说常温奶的销售，中国是世
界第一。这就很不正常，为什么其他国家很少喝常温奶，而是喝鲜牛奶？鲜牛奶
的质量比较有保证。常温奶比较容易添加东西，特别是所谓花色奶，加各种各样
的调料在里头，什么水果口味、花生口味，加了这些，可以把那些不好的味道掩
盖掉，质量不是很好的牛奶，也喝不出有问题。喝鲜牛奶，大家更放心一点。牛
奶作为一个食品，越天然越好，不要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现在国内市场
非常混乱。
主持人：国家这块应该做什么呢？
方舟子：国家应该加强监督，对食品卫生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应该加强监督，
我看到报道说，国家将要制定食品安全法，但是我们不用等待新的法律出来，根
据现有的法律，完全可以进行查处，现在的问题是有法不依，不是没有法，而是
监管不到位，消费者没有辨别能力，就很容易上当。
主持人：三鹿倒下了，有人说蒙牛因为是民族企业应该受到保护，不能对其
穷追猛打，你如何看待？
方舟子：蒙牛的注册地是在拉美卡曼群岛，我不认为它是什么民族企业。如
果是民族企业，更不能欺骗国人。不要因为它是民族企业，我们就容忍它去造假，
我觉得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是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我相信一般的消费
者也不会这么傻，不会因为你是民族企业，就喝你造假的牛奶。
主持人：方老师，您有什么建议或者忠告送给蒙牛董事长牛根生？
方舟子：蒙牛首先要很诚恳为自己的造假行为道歉。现在没有，我看到他们
的回应都是在狡辩，都说自己觉得很冤枉，而没有为自己的虚假宣传道歉。蒙牛
不要想以公关的手段把错误掩盖过去，而应该诚恳道歉，取得公众的谅解。对于
这种没有诚信的企业，我们以后没有必要去信任它。
主持人：谢谢方老师接受21CN的采访。
(XYS20090217)
来源：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10/telunsu88.txt
2009年2月17日星期二
日知录（84）网络代有新词出 最近流行“躲猫猫”
日期：[2009年2月16日] 版次：[AA24] 版名：[网眼] 稿源：[南方都市报]
又是一个案件引发的流行语。上次是瓮安少女李树芬溺水死亡，警方公布调查结果时提到了“俯卧撑”，随即俯卧撑走红网络。这次是云南青年李乔明死在看守所，警方称其“躲猫猫”时撞墙。很快，躲猫猫也火了起来。网友们一边讨论躲猫猫这个游戏的危险性，一边大量发帖“躲猫猫”。
“今天，你‘躲猫猫’了吗？”这句看似无厘头的话，是一条社会新闻后面的网友评论。一个因盗伐林木被关进看守所的青年，2月8日在看守所内受伤，被送进医院，2月12日死亡。警方称其受伤的原因是放风时和狱友躲猫猫撞在墙上。
躲猫猫时眼部被蒙
据《云南信息报》报道，24岁的玉溪北城镇男子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1月30日进入看守所，2月8日下午受伤住院，4天后在医院死亡，死因是“重度颅脑损伤”。
晋宁县公安机关给出的答案是，当天李乔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当地另一家媒体报道称，警方调查结果显示李乔明“躲猫猫”时眼部被蒙，所以“不慎撞到墙壁受伤”。
该新闻在网上引发热议，在腾讯该新闻有35000多条网友评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在谈论“躲猫猫”。
网友许晖写了一篇博客《躲猫猫释义》。“‘躲猫猫’意为捉迷藏，属南方方言，北方则称作‘藏猫猫’。不管‘躲’还是‘藏’，这种游戏显然来自于猫和老鼠捉与被捉的游戏。伴随着一条年轻的、身强力壮的生命的离去。‘躲猫猫’这一游戏在展示普宁县看守所的人情味儿之外，同时雄辩地证明了一个道理：游戏也可以杀人。”
“躲猫猫”的网络应用
“我以为是畏罪自杀撞墙撞死了，没想到是‘躲猫猫’死了！完全超出我的想象力了。”“虽然躲猫猫没有做俯卧撑累，但还是死人了！请问天底下还有安全的游戏和健身方法吗？”
天涯网友更是发挥其一向的搞笑风格，甚至有人很快就注册了“躲猫猫游”、“大家都来躲猫猫”等ID，转载新闻的主帖下面的评论更是如此：“以后家里有小孩的可不能教他们再玩躲猫猫了！多危险呐～”“俯卧撑、打酱油、躲猫猫———中国武林三大顶尖绝学。”“在看守所里能玩躲猫猫？犯人都躲猫猫了，警察去哪里找他们？”“应该给那个发明躲猫猫的人最佳创意奖。”“楼主说错了！我当时在场，明明是那堵墙跑过去把那男子给撞了！那男子一开始站在那里从没动过！这堵墙撞人后就跑了。”
“manca1222”发布了“躲猫猫注意事项”：“1.请勿和墙玩，否则墙会在捉到你的那一瞬间ko你；2.如必须进行，请确保有足够的安全防护措施，如安全帽、防弹衣等等。”
在网友的语言里，“躲猫猫”已经成为一特定词组加以运用。“早晨起床时做了几个俯卧撑，然后被家里支去打酱油，打完酱油后与小朋友一起玩躲猫猫……”：“珍爱生命不躲猫猫”：“以后可以这样骂人：躲猫猫躲死你丫！”
继续调查躲猫猫
据《云南信息报》报道，12日晚，警方通报了最新的调查情况：“由于死者（玩躲猫猫时）抓到同监狱友普某某，而引起普某某不满，最终两人发生争执。争执中普某某先踢了死者一脚，随后又朝其头部击打一拳，死者由于重心不稳摔倒后，头部与墙壁与门框夹角碰撞，最终受伤。”
有网友认为摔倒应该不会有这么严重的伤，但也有网友指出碰到头确实可能导致死亡。
网友“COCO研”猜测，“躲猫猫”会不会不是我们普通理解的游戏，而是看守所里的游戏，狱友间玩起来可能不那么简单。
还有网友提出不知道看守所内躲猫猫是在哪里躲，有没有录像监控，呼吁警方公布更多的调查资料。
网友“cos222”认为，躲猫猫受伤这个说法看起来荒谬，但正因为此所以肯定是真的，警方完全没有必要自找麻烦。
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而“躲猫猫”继续在网上传播，很多网友认为，躲猫猫有望在“这事儿不能说太细”之后，成为2009年又一个网络流行语。
新闻链接
为办婚礼盗伐林木
本报讯李乔明是玉溪市北城镇大石板三社人。1月29日，大年初四。当天中午，李乔明在草草吃完两碗米饭之后，就提着斧头到村口与同村另外5名青年会合了，他们准备到离家10余里的晋宁县境内的青龙山上砍树卖钱。
对于当地村民来说，上山砍树卖钱，一直是他们补贴家用的最好途径，就算在政府相关部门严厉禁止盗伐树木之后，他们依然会在家用紧张的时候，偷偷上山砍上两棵树换钱。
由于2月16日就要举行婚礼，24岁的村民李乔明感觉到窘迫，一直在想方设法多赚些钱，他希望能够在结婚的时候“多请几辆车来接新娘子”。最终将自己带上了不归路。
本报记者谭人玮
来源：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9-02/16/content_704454.htm
又是一个案件引发的流行语。上次是瓮安少女李树芬溺水死亡，警方公布调查结果时提到了“俯卧撑”，随即俯卧撑走红网络。这次是云南青年李乔明死在看守所，警方称其“躲猫猫”时撞墙。很快，躲猫猫也火了起来。网友们一边讨论躲猫猫这个游戏的危险性，一边大量发帖“躲猫猫”。
“今天，你‘躲猫猫’了吗？”这句看似无厘头的话，是一条社会新闻后面的网友评论。一个因盗伐林木被关进看守所的青年，2月8日在看守所内受伤，被送进医院，2月12日死亡。警方称其受伤的原因是放风时和狱友躲猫猫撞在墙上。
躲猫猫时眼部被蒙
据《云南信息报》报道，24岁的玉溪北城镇男子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1月30日进入看守所，2月8日下午受伤住院，4天后在医院死亡，死因是“重度颅脑损伤”。
晋宁县公安机关给出的答案是，当天李乔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当地另一家媒体报道称，警方调查结果显示李乔明“躲猫猫”时眼部被蒙，所以“不慎撞到墙壁受伤”。
该新闻在网上引发热议，在腾讯该新闻有35000多条网友评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在谈论“躲猫猫”。
网友许晖写了一篇博客《躲猫猫释义》。“‘躲猫猫’意为捉迷藏，属南方方言，北方则称作‘藏猫猫’。不管‘躲’还是‘藏’，这种游戏显然来自于猫和老鼠捉与被捉的游戏。伴随着一条年轻的、身强力壮的生命的离去。‘躲猫猫’这一游戏在展示普宁县看守所的人情味儿之外，同时雄辩地证明了一个道理：游戏也可以杀人。”
“躲猫猫”的网络应用
“我以为是畏罪自杀撞墙撞死了，没想到是‘躲猫猫’死了！完全超出我的想象力了。”“虽然躲猫猫没有做俯卧撑累，但还是死人了！请问天底下还有安全的游戏和健身方法吗？”
天涯网友更是发挥其一向的搞笑风格，甚至有人很快就注册了“躲猫猫游”、“大家都来躲猫猫”等ID，转载新闻的主帖下面的评论更是如此：“以后家里有小孩的可不能教他们再玩躲猫猫了！多危险呐～”“俯卧撑、打酱油、躲猫猫———中国武林三大顶尖绝学。”“在看守所里能玩躲猫猫？犯人都躲猫猫了，警察去哪里找他们？”“应该给那个发明躲猫猫的人最佳创意奖。”“楼主说错了！我当时在场，明明是那堵墙跑过去把那男子给撞了！那男子一开始站在那里从没动过！这堵墙撞人后就跑了。”
“manca1222”发布了“躲猫猫注意事项”：“1.请勿和墙玩，否则墙会在捉到你的那一瞬间ko你；2.如必须进行，请确保有足够的安全防护措施，如安全帽、防弹衣等等。”
在网友的语言里，“躲猫猫”已经成为一特定词组加以运用。“早晨起床时做了几个俯卧撑，然后被家里支去打酱油，打完酱油后与小朋友一起玩躲猫猫……”：“珍爱生命不躲猫猫”：“以后可以这样骂人：躲猫猫躲死你丫！”
继续调查躲猫猫
据《云南信息报》报道，12日晚，警方通报了最新的调查情况：“由于死者（玩躲猫猫时）抓到同监狱友普某某，而引起普某某不满，最终两人发生争执。争执中普某某先踢了死者一脚，随后又朝其头部击打一拳，死者由于重心不稳摔倒后，头部与墙壁与门框夹角碰撞，最终受伤。”
有网友认为摔倒应该不会有这么严重的伤，但也有网友指出碰到头确实可能导致死亡。
网友“COCO研”猜测，“躲猫猫”会不会不是我们普通理解的游戏，而是看守所里的游戏，狱友间玩起来可能不那么简单。
还有网友提出不知道看守所内躲猫猫是在哪里躲，有没有录像监控，呼吁警方公布更多的调查资料。
网友“cos222”认为，躲猫猫受伤这个说法看起来荒谬，但正因为此所以肯定是真的，警方完全没有必要自找麻烦。
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而“躲猫猫”继续在网上传播，很多网友认为，躲猫猫有望在“这事儿不能说太细”之后，成为2009年又一个网络流行语。
新闻链接
为办婚礼盗伐林木
本报讯李乔明是玉溪市北城镇大石板三社人。1月29日，大年初四。当天中午，李乔明在草草吃完两碗米饭之后，就提着斧头到村口与同村另外5名青年会合了，他们准备到离家10余里的晋宁县境内的青龙山上砍树卖钱。
对于当地村民来说，上山砍树卖钱，一直是他们补贴家用的最好途径，就算在政府相关部门严厉禁止盗伐树木之后，他们依然会在家用紧张的时候，偷偷上山砍上两棵树换钱。
由于2月16日就要举行婚礼，24岁的村民李乔明感觉到窘迫，一直在想方设法多赚些钱，他希望能够在结婚的时候“多请几辆车来接新娘子”。最终将自己带上了不归路。
本报记者谭人玮
来源：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9-02/16/content_704454.htm
日知录（83）新加坡记者西藏行见闻
德国之声中文网／上周二到周五，由中国国务院和外交部组织的外国记者采访团在西藏进行了为期四天的采访。这是中国官方自去年3.14西藏骚乱后组织的第三次境外记者入藏采访，共有11家外国媒体受邀入藏。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韩咏红已是三次入藏，她与其他记者实地了解了骚乱发生一年后藏民的生活情况。本周一，她在刚刚返回北京后，接受了德国之声记者的采访。
德国之声：韩咏红您好，距离1959年3月10日西藏起义50周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您在上周的报道中曾提到说，“拉萨的局势看似平静却又紧张”。能具体谈谈您在拉萨感受到怎样的紧张气氛？
韩咏红：在我们采访的藏民中，那些受访者告诉我们，“记者团抵达之前街上是有很多武警的。”然后，我们到达西藏的时候那些武警就撤离了，但你能感觉到街上有很多便衣。不过，正是因为有很多便衣，一些老百姓觉得这样他们反尔更有安全感。可是从这个方面你也能看得出，中国当局是很紧张，怕西藏再出现任何骚乱的。
德国之声：去年3.14骚乱后您也曾入藏采访，与那个时候比较，如今的西藏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韩咏红：表面上看，西藏的社会秩序、生活生产是恢复了，但是我看到的是，现在的西藏绝对没有3.14以前的那种热闹跟繁华了。我们在街上看到还有商店在营业，马路上也有车流，但是我的受访对象告诉我，这比2007年下半年要差得很远。
如今在西藏比较繁华的地方能看到有连续几家商店根本没有开门，可能是老板不做了或者店面租不出去。到了晚上8点以后，甚至更早一些时间，这里街上就没什么人了，甚至有的公务员跟我们说，到了晚上最好不要出门。所以现在的西藏晚上确实很“静”。
德国之声：在这种氛围下，藏民们是否对下个月西藏的局势发展更感到担忧呢？
韩咏红：采访中，没有人表示对下个月西藏的局势发展很害怕。但是被问到的所有人都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都想过下个月可能出事。会不会出事这个问题，我想大家都担心过。
德国之声：这些记者是否有自由采访时间，还是官方安排了固定的采访对象和采访行程？
韩咏红：这次与前面两次比最大变化就是：这次你可以有比较自由的采访时间，但这个自由也是相对的。意思是，我们与官员之间要有一种默契。他可以让你有一些自由活动时间，但是他也不会接受你一整天都出外采访。他们要带我们看那些他们认为的重点。当然，我们也会尽量配合去做。
记得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曾经有一位《金融时报》的记者脱队，然后官方派了三辆警车尾随。但这次我单独出外采访没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许有人跟踪我，但至少不是明晃晃的警车跟踪，至少我们也进到寺院采访了。
我感觉，现在中国官方已经做好了记者会写各种各样负面的报道或者会提些刁难问题的准备了，但仅此而已。
受访人物：
韩咏红，37岁，现任新加坡《联合早报》驻北京记者站特派员。她曾在3.14西藏骚乱后，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和2009年1月期间，作为境外记者三次进入西藏实地采访。(chinesenewsnet.com)
德国之声版权所有，转载或引用请标明出处(chinesenewsnet.com)
严严
来源：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9_2_16_12_28_59_380.html
德国之声：韩咏红您好，距离1959年3月10日西藏起义50周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您在上周的报道中曾提到说，“拉萨的局势看似平静却又紧张”。能具体谈谈您在拉萨感受到怎样的紧张气氛？
韩咏红：在我们采访的藏民中，那些受访者告诉我们，“记者团抵达之前街上是有很多武警的。”然后，我们到达西藏的时候那些武警就撤离了，但你能感觉到街上有很多便衣。不过，正是因为有很多便衣，一些老百姓觉得这样他们反尔更有安全感。可是从这个方面你也能看得出，中国当局是很紧张，怕西藏再出现任何骚乱的。
德国之声：去年3.14骚乱后您也曾入藏采访，与那个时候比较，如今的西藏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韩咏红：表面上看，西藏的社会秩序、生活生产是恢复了，但是我看到的是，现在的西藏绝对没有3.14以前的那种热闹跟繁华了。我们在街上看到还有商店在营业，马路上也有车流，但是我的受访对象告诉我，这比2007年下半年要差得很远。
如今在西藏比较繁华的地方能看到有连续几家商店根本没有开门，可能是老板不做了或者店面租不出去。到了晚上8点以后，甚至更早一些时间，这里街上就没什么人了，甚至有的公务员跟我们说，到了晚上最好不要出门。所以现在的西藏晚上确实很“静”。
德国之声：在这种氛围下，藏民们是否对下个月西藏的局势发展更感到担忧呢？
韩咏红：采访中，没有人表示对下个月西藏的局势发展很害怕。但是被问到的所有人都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都想过下个月可能出事。会不会出事这个问题，我想大家都担心过。
德国之声：这些记者是否有自由采访时间，还是官方安排了固定的采访对象和采访行程？
韩咏红：这次与前面两次比最大变化就是：这次你可以有比较自由的采访时间，但这个自由也是相对的。意思是，我们与官员之间要有一种默契。他可以让你有一些自由活动时间，但是他也不会接受你一整天都出外采访。他们要带我们看那些他们认为的重点。当然，我们也会尽量配合去做。
记得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曾经有一位《金融时报》的记者脱队，然后官方派了三辆警车尾随。但这次我单独出外采访没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许有人跟踪我，但至少不是明晃晃的警车跟踪，至少我们也进到寺院采访了。
我感觉，现在中国官方已经做好了记者会写各种各样负面的报道或者会提些刁难问题的准备了，但仅此而已。
受访人物：
韩咏红，37岁，现任新加坡《联合早报》驻北京记者站特派员。她曾在3.14西藏骚乱后，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和2009年1月期间，作为境外记者三次进入西藏实地采访。(chinesenewsnet.com)
德国之声版权所有，转载或引用请标明出处(chinesenewsnet.com)
严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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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5日星期日
日知录（82）著名博客作者“钱烈宪”被捅伤
日期：[2009年2月15日] 版次：[AA16] 版名：[国内] 稿源：[南方都市报]
《钱烈宪要发言》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博客，其作者徐来（网名“钱烈宪”）昨天下午4时许在北京一家书店与读者见面活动结束后被两名歹徒刺伤腹部。目前凶犯在逃，作案动机不明。钱烈宪经医院抢救后情况良好，无生命危险。
受邀参加小型读者见面会
据其新书《想象中的动物》介绍：徐来，江苏人，神话谶纬爱好者，博客“钱烈宪要发言”的主人。曾供职于京沪多家媒体，担任记者、编辑、评论员。作品曾获第三十届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
昨天下午2时至4时，北京单向街书店为徐来举办了一个小型的与读者见面会，主题是：钱烈宪的“小趣味”。据“热衷八卦事业的兴趣小组”（钱烈宪是其小组长之一）网友“伯通”的帖子，他去参加了这个见面活动，他描述了一下经过：“约两点左右，徐来入场，与主持人交流后，开始侃侃而谈他的‘小趣味’以及对笔记体小说的了解与心得，（讲座中不知为何一楼一直十分喧闹，几次有人劝说都没有作用）之后回答了几位在场朋友的问题，主要内容是他的《想象中的动物》一书、以及他与其他80后作家的对比、他的博客以及思想、理想等。老钱一直谦虚地说自己是笨嘴拙舌，回答问题时对于敏感话语也隐晦带过，可以说没有什么我们想象中的料被爆出来，主要讲的都是文学体验与创作感受。”
两男子将“钱烈宪”架进男厕行凶
据当时在现场的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郭建龙介绍，事发时他在一楼，徐来和一些人在二楼聊天。郭突然发现人全乱了，他过了一会儿才发现徐来在二楼的楼梯口上，捂着肚子，倚着墙。据徐来的爱人后来告诉郭，活动结束后有两名男子将徐来架进了男厕，她感觉不对劲，硬是挤了进去看怎么回事，发现两男子一人持菜刀一人持匕首正在行凶。一个正准备用菜刀砍徐来的手，被发现后两人逃出书店，往长安街方向跑去，有人追赶但没有追上。现场有人拍到凶手模糊的样子，街上也有摄像头，应该可以拍到真凶模样。
昨天下午4时55分，网友“ZOLA”在twitter上发布即时消息：“郭建龙来电：钱烈宪正躺在地上手捂住腹部，我要求他们帮助他用手捂住止血，保持冷静，放松呼吸才能增加生存机会。”“没有生命危险，只挨了一刀，郭建龙和徐来的老婆一起去医院，伤口可能有一巴掌长，血流了不少。目前情绪稳定，正送往医院。”郭建龙向本报记者证实时当时电话的内容。
可能有人因其博客而结怨
据另一著名博客作者“和菜头”从一张现场照片上看到，徐来被救出来后，手捂着腹部，倒在地上。当时有人听到凶手对徐来说：“这下知道得罪人了吧？”
消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网友“doubleaf”一直在twitter上用手机直播现场情况。
郭建龙说，报警后警车先到，约10分钟后救护车才开到。开始的时候流血并不多，后来送到医院后流血才比较多。徐来神志始终保持清醒。当时在医院帮着转病房时抬徐来的张守刚说，昨晚7时左右从急诊转到手术室，抬他的时候身上的血都没擦干净，张的手上也全是血。
昨晚10时25分左右，和菜头接到电话，家属告诉他，手术结束了。胃部被刺了一个小洞，已经修补好了，意识清醒，血压正常。和菜头说，徐来为人低调，也只是一个科学记者，并不会招惹别人，但他的博客上有很多内容是比较有刺激性的，可能有人因为他的博客而与他结怨。
本报记者谭人玮
来源：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9-02/15/content_703663.htm
《钱烈宪要发言》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博客，其作者徐来（网名“钱烈宪”）昨天下午4时许在北京一家书店与读者见面活动结束后被两名歹徒刺伤腹部。目前凶犯在逃，作案动机不明。钱烈宪经医院抢救后情况良好，无生命危险。
受邀参加小型读者见面会
据其新书《想象中的动物》介绍：徐来，江苏人，神话谶纬爱好者，博客“钱烈宪要发言”的主人。曾供职于京沪多家媒体，担任记者、编辑、评论员。作品曾获第三十届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
昨天下午2时至4时，北京单向街书店为徐来举办了一个小型的与读者见面会，主题是：钱烈宪的“小趣味”。据“热衷八卦事业的兴趣小组”（钱烈宪是其小组长之一）网友“伯通”的帖子，他去参加了这个见面活动，他描述了一下经过：“约两点左右，徐来入场，与主持人交流后，开始侃侃而谈他的‘小趣味’以及对笔记体小说的了解与心得，（讲座中不知为何一楼一直十分喧闹，几次有人劝说都没有作用）之后回答了几位在场朋友的问题，主要内容是他的《想象中的动物》一书、以及他与其他80后作家的对比、他的博客以及思想、理想等。老钱一直谦虚地说自己是笨嘴拙舌，回答问题时对于敏感话语也隐晦带过，可以说没有什么我们想象中的料被爆出来，主要讲的都是文学体验与创作感受。”
两男子将“钱烈宪”架进男厕行凶
据当时在现场的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郭建龙介绍，事发时他在一楼，徐来和一些人在二楼聊天。郭突然发现人全乱了，他过了一会儿才发现徐来在二楼的楼梯口上，捂着肚子，倚着墙。据徐来的爱人后来告诉郭，活动结束后有两名男子将徐来架进了男厕，她感觉不对劲，硬是挤了进去看怎么回事，发现两男子一人持菜刀一人持匕首正在行凶。一个正准备用菜刀砍徐来的手，被发现后两人逃出书店，往长安街方向跑去，有人追赶但没有追上。现场有人拍到凶手模糊的样子，街上也有摄像头，应该可以拍到真凶模样。
昨天下午4时55分，网友“ZOLA”在twitter上发布即时消息：“郭建龙来电：钱烈宪正躺在地上手捂住腹部，我要求他们帮助他用手捂住止血，保持冷静，放松呼吸才能增加生存机会。”“没有生命危险，只挨了一刀，郭建龙和徐来的老婆一起去医院，伤口可能有一巴掌长，血流了不少。目前情绪稳定，正送往医院。”郭建龙向本报记者证实时当时电话的内容。
可能有人因其博客而结怨
据另一著名博客作者“和菜头”从一张现场照片上看到，徐来被救出来后，手捂着腹部，倒在地上。当时有人听到凶手对徐来说：“这下知道得罪人了吧？”
消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网友“doubleaf”一直在twitter上用手机直播现场情况。
郭建龙说，报警后警车先到，约10分钟后救护车才开到。开始的时候流血并不多，后来送到医院后流血才比较多。徐来神志始终保持清醒。当时在医院帮着转病房时抬徐来的张守刚说，昨晚7时左右从急诊转到手术室，抬他的时候身上的血都没擦干净，张的手上也全是血。
昨晚10时25分左右，和菜头接到电话，家属告诉他，手术结束了。胃部被刺了一个小洞，已经修补好了，意识清醒，血压正常。和菜头说，徐来为人低调，也只是一个科学记者，并不会招惹别人，但他的博客上有很多内容是比较有刺激性的，可能有人因为他的博客而与他结怨。
本报记者谭人玮
来源：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9-02/15/content_703663.htm
2009年2月13日星期五
日知录（81）克隆人类胚胎风波调查
克隆人类胚胎风波调查
本文见《财经》杂志总第231期 出版日期：2009年02月16日
《财经》记者 李虎军
2009年1月27日，中国农历正月初二。
身为山东省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烟台市毓璜顶医院中心实验室主任的李建远，在这一天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即将正式出版的美国《克隆与干细胞》（Cloning and Stem Cells）杂志（季刊），在其网络版提前刊登了他的一篇关于克隆人类胚胎的论文。
李所在的毓璜顶医院，随即开始筹备一场新闻发布会，日期定在2月2日，即春节假期后上班的第二天；地点选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随着“成功获得人类体细胞克隆胚胎”的宣布，李建远和毓璜顶医院的知名度骤然飙升。
然而，争议接踵而至。李建远的“博士”头衔，以及论文的真实性和科学价值，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
“烟台震惊世界”？
李建远及其同事撰写的那篇论文称，他们选择了12名志愿捐献卵细胞的健康女性，经促排卵获得135枚卵细胞；在剔除了卵细胞的细胞核后，再将人体细胞的细胞核移植到去核的人卵细胞内。这种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克隆技术。
他们称，最终成功获得了五枚囊胚，其中四枚的供体细胞来源于成人和胎儿的皮肤，一枚来源于帕金森病患者的外周血淋巴细胞。掌握这一技术，是为了进行人类治疗性克隆研究，即从克隆胚胎中提取与患者遗传基因相同的胚胎干细胞，并使其衍生成全新的功能细胞、组织或器官，去取代病变的细胞、组织、器官。
对于李建远的这项研究，一些媒体不乏溢美之词。其中，《烟台晚报》以“‘再生医疗’烟台震惊世界”为题，援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大元的话说，“此前全世界仅美国掌握着这种技术，毓璜顶医院让中国在‘再生医疗’这一领域，站到了新世纪世界的尖端。”
新华社、《科技日报》和《健康报》发表的报道，也都引用了陈大元的评论，称“这是一项非常先进、非常完整的工作，将给糖尿病患者、老年痴呆症患者、帕金森病等患者带来福音”，“这使得治疗性克隆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但据《财经》记者了解，上述三家媒体的报道，几乎就是毓璜顶医院提供的新闻稿的“克隆”版本；报道署名中，除了各自媒体的记者，还有一人名叫林乐良，是毓璜顶医院的院长助理。
实际上，毓璜顶医院曾向多位国内专家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出席在烟台举行的那场发布会。最终出席的是75岁的陈大元，以及72岁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血液科教授田丁。
这两位专家中，陈大元从事过克隆熊猫和克隆牛方面的研究，名气更大，他对这项研究的评论也备受关注。《财经》记者试图联系陈大元，但未获回复。
2月5日下午，在仪器设备据称价值2800多万元的实验室里，53岁的李建远对《财经》记者回忆起自己半路出家的克隆之路。
李建远的本行是血液病和免疫。他曾经在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1996年还与该校免疫学系教授马大元，共同在《中国免疫学杂志》上发表关于“人重组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在大肠杆菌的高效表达与鉴定”的论文。这项研究在1999年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马大元在中国学术界较有影响，长期担任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生物领域专家组成员，并在2007年底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克隆羊多利于1997年问世时，李建远开始对克隆人类胚胎产生了兴趣。他表示，曾在北京大学学习和接触胚胎发育与试管婴儿技术，后又“拜陈大元为老师，学了好几个月的动物克隆”。
1999年5月，李建远从山东省菏泽地区医院调入毓璜顶医院中心实验室，正式走上克隆之路。毓璜顶医院投入巨资购置科研仪器设备，供中心实验室使用。
到2001年，一个规模达1000平方米、“集人功能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和干细胞工程研究开发于一体的多功能技术平台”投入使用，并被山东省科技厅批准为山东省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斑驳的学术“拼图”
过去数年中，李建远先后发表了20多篇论文。但《财经》记者注意到，这些论文大多刊登在影响力不大的国内期刊上，而且相当一部分是文献综述，并非原创性研究。而根据医学论文数据库PubMed的检索结果，李建远直到2008年，才在国外期刊上发表了两篇论文。
但在申请经费方面，李建远表现出了相当大的能量。包括匹配经费在内，迄今为止，他已经获得了数以百万元计的资助，其中就有“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以及山东省和烟台市的重大攻关课题。
此外，他还参与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即“973计划”）项目“组织工程学重要基础科学问题研究”。该项目于2005年立项，执行时间为五年，共分为五个课题，经费总计近3000万元。其中，李建远承担的是“同种异体干细胞研究与通用胚胎干细胞库的建立”课题下的一个子课题。
据毓璜顶医院提供的资料，李建远的“863计划”项目填补了山东省卫生系统的空白，“973计划”子项目则填补了山东省医院系统的空白。
在探索克隆人类胚胎之前，李建远还进行过人兔混合胚胎的研究。
与克隆人类胚胎不同的是，人兔混合胚胎研究用兔子卵细胞代替人类卵细胞，将人的体细胞的细胞核，放入去掉细胞核的兔子卵细胞，使其发育到囊胚阶段，并最终提取出胚胎干细胞。由于兔子的生育能力非常旺盛，人兔混合胚胎研究可以大大缓解人类卵细胞来源不足的难题，并为克隆人类胚胎打下基础。
据2005年秋天在上海举行的“东方科技论坛”的简报记载，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李凌松教授特别在论坛上推荐了李建远的报告，指李建远通过构建人兔混合的重组胚，已经“分离培养了胚胎干细胞，传代达100次……从而验证了建立的异种核转移重组胚来源的胚胎干细胞，不仅能在体外无限繁殖，而且具有多能分化能力。这项工作应该属于国际首创”。
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克隆研究者告诉《财经》记者，上述报告结果令人生疑。而李建远的这项人兔混合胚胎研究，最终未能在需要经过同行评审的学术杂志上公开发表。
李建远对《财经》记者的解释则是，这是因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盛慧珍已经抢先发表了文章。他补充说：“这也只是一个实验基础，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早在2003年8月，盛慧珍就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主办的英文杂志《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首先发表了关于人兔混合胚胎的研究。
有趣的是，《克隆与干细胞》杂志网络版几乎在发表李建远克隆人类胚胎论文的同一时间，也刊登了美国先进细胞技术公司罗伯特兰扎（Robert Lanza）及其合作者的论文。兰扎等人经过多次实验认为，人兔混合胚胎等人类-动物混合胚胎并不具有多能分化的能力，也就无法产生与患者相匹配的干细胞。
显然，李建远在“东方科技论坛”上的那次报告，与兰扎的研究结论相悖。通常，一项研究只有经过公开发表，并且能够被其他实验室重复，才会最终得到认可。
“博士”盛名之下
令李建远始料未及的是，他所获得的美国诺贝尔医学研究院的博士学位，让他更深地陷入漩涡之中。
在与学术界同行的交流中，李建远一度自称“博士”。例如，《细胞研究》杂志2008年8月刊登了上海国际干细胞研讨会的论文摘要，李建远的一篇会议论文摘要被收录其中。作者简介中，他的身份是“博士、教授”。
《财经》记者注意到，在烟台市科学技术协会网站的李建远简介上，其学位或者学历一栏也是“博士”。
但著名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及媒体此后的调查都显示，所谓美国诺贝尔医学研究院，并非一个正规、具有博士授予权的机构。因此，李的学历，颇有些“山寨”的意味。
谈及自己的“博士学位”时，李建远对《财经》记者回应说： “当初比较年轻，接受了荣誉，现在这个年龄给什么都无所谓了。”
“学历高低和研究成果有多大关系吗？”他颇有些委屈，“他们对这方面感兴趣，对科学不感兴趣。”
不过，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学历真假与学历高低截然不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克隆研究者对《财经》记者直言，如果一个人连博士学位都可以造假，“我们怎么去相信他的研究数据？”
目前尚不清楚，在李建远申请“863计划”和“973计划”等课题时，是否借助了“博士学位”。根据科技部颁布的条令，如果在申请国家科技计划中存在简历造假等不端行为，应受到从警告、解聘到终止项目不等的处罚。
2月10日，《京华时报》报道称，李建远表示已经将克隆人胚胎成果上报到山东省科技厅，成果验收进入了程序性阶段，验收会的具体日期由科技厅决定。
《财经》记者随后致电山东省科技厅办公室，对方称是否进行成果验收尚不清楚。
截至2月13日发稿时，科技部尚未回应《财经》记者的采访要求。
李建远参与的“97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曹谊林则告诉《财经》记者，整个项目仍在进行之中，“还没有到结题的阶段”。
对于李的这一成果，人们之所以如此小心谨慎，是因为在过去几年中，克隆人类胚胎这个研究领域，已经充斥了太多的戏剧性。
早在2004年至2005年，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就曾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称已成功克隆出人类胚胎，并获得了与病人基因相符的胚胎干细胞，最终却被证实系造假，令世人震惊。
在中国，早在2003年，中南大学生殖与干细胞工程研究所教授卢光琇就在中国科学杂志社旗下的《科学通报》英文版报告称，利用流产胎儿的体细胞获得了克隆人类囊胚。但这一研究似乎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
2008年1月，美国Stemagen公司的安德鲁弗伦奇（Andrew French）等人在《干细胞》（Stem Cells）杂志发表论文称，首次利用成人的体细胞获得了克隆人类囊胚。或许是对“黄禹锡事件”心存忌惮，该公司还将其获得的囊胚送到一家名为Genesis Genetics的公司，进行了DNA鉴定。
在李建远实验室的一角，放着两个大冰箱。实验室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剩余的克隆人类囊胚，就冷藏在冰箱之中。李建远表示，必要的话，他可以提供克隆人类囊胚的材料，供第三方鉴定。
《克隆与干细胞》主编、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伊恩威尔穆特（Iam Wilmut）也告诉《财经》记者，他对李建远发表在该杂志的这一研究论文抱有信心（confident）。
但一些中国科学家认为，即使李建远的克隆人类囊胚研究是真实的，其科学价值也不太大。前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克隆研究者对《财经》记者表示，李建远并没有在Stemagen公司研究的基础上将治疗性克隆往前推进，即从克隆人类胚胎中提取出干细胞，并建立胚胎干细胞系。毕竟，现在克隆人类囊胚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很多实验室都可以做到”。■
本文见《财经》杂志总第231期 出版日期：2009年02月16日
《财经》记者 李虎军
2009年1月27日，中国农历正月初二。
身为山东省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烟台市毓璜顶医院中心实验室主任的李建远，在这一天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即将正式出版的美国《克隆与干细胞》（Cloning and Stem Cells）杂志（季刊），在其网络版提前刊登了他的一篇关于克隆人类胚胎的论文。
李所在的毓璜顶医院，随即开始筹备一场新闻发布会，日期定在2月2日，即春节假期后上班的第二天；地点选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随着“成功获得人类体细胞克隆胚胎”的宣布，李建远和毓璜顶医院的知名度骤然飙升。
然而，争议接踵而至。李建远的“博士”头衔，以及论文的真实性和科学价值，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
“烟台震惊世界”？
李建远及其同事撰写的那篇论文称，他们选择了12名志愿捐献卵细胞的健康女性，经促排卵获得135枚卵细胞；在剔除了卵细胞的细胞核后，再将人体细胞的细胞核移植到去核的人卵细胞内。这种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克隆技术。
他们称，最终成功获得了五枚囊胚，其中四枚的供体细胞来源于成人和胎儿的皮肤，一枚来源于帕金森病患者的外周血淋巴细胞。掌握这一技术，是为了进行人类治疗性克隆研究，即从克隆胚胎中提取与患者遗传基因相同的胚胎干细胞，并使其衍生成全新的功能细胞、组织或器官，去取代病变的细胞、组织、器官。
对于李建远的这项研究，一些媒体不乏溢美之词。其中，《烟台晚报》以“‘再生医疗’烟台震惊世界”为题，援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大元的话说，“此前全世界仅美国掌握着这种技术，毓璜顶医院让中国在‘再生医疗’这一领域，站到了新世纪世界的尖端。”
新华社、《科技日报》和《健康报》发表的报道，也都引用了陈大元的评论，称“这是一项非常先进、非常完整的工作，将给糖尿病患者、老年痴呆症患者、帕金森病等患者带来福音”，“这使得治疗性克隆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但据《财经》记者了解，上述三家媒体的报道，几乎就是毓璜顶医院提供的新闻稿的“克隆”版本；报道署名中，除了各自媒体的记者，还有一人名叫林乐良，是毓璜顶医院的院长助理。
实际上，毓璜顶医院曾向多位国内专家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出席在烟台举行的那场发布会。最终出席的是75岁的陈大元，以及72岁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血液科教授田丁。
这两位专家中，陈大元从事过克隆熊猫和克隆牛方面的研究，名气更大，他对这项研究的评论也备受关注。《财经》记者试图联系陈大元，但未获回复。
2月5日下午，在仪器设备据称价值2800多万元的实验室里，53岁的李建远对《财经》记者回忆起自己半路出家的克隆之路。
李建远的本行是血液病和免疫。他曾经在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1996年还与该校免疫学系教授马大元，共同在《中国免疫学杂志》上发表关于“人重组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在大肠杆菌的高效表达与鉴定”的论文。这项研究在1999年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马大元在中国学术界较有影响，长期担任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生物领域专家组成员，并在2007年底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克隆羊多利于1997年问世时，李建远开始对克隆人类胚胎产生了兴趣。他表示，曾在北京大学学习和接触胚胎发育与试管婴儿技术，后又“拜陈大元为老师，学了好几个月的动物克隆”。
1999年5月，李建远从山东省菏泽地区医院调入毓璜顶医院中心实验室，正式走上克隆之路。毓璜顶医院投入巨资购置科研仪器设备，供中心实验室使用。
到2001年，一个规模达1000平方米、“集人功能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和干细胞工程研究开发于一体的多功能技术平台”投入使用，并被山东省科技厅批准为山东省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斑驳的学术“拼图”
过去数年中，李建远先后发表了20多篇论文。但《财经》记者注意到，这些论文大多刊登在影响力不大的国内期刊上，而且相当一部分是文献综述，并非原创性研究。而根据医学论文数据库PubMed的检索结果，李建远直到2008年，才在国外期刊上发表了两篇论文。
但在申请经费方面，李建远表现出了相当大的能量。包括匹配经费在内，迄今为止，他已经获得了数以百万元计的资助，其中就有“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以及山东省和烟台市的重大攻关课题。
此外，他还参与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即“973计划”）项目“组织工程学重要基础科学问题研究”。该项目于2005年立项，执行时间为五年，共分为五个课题，经费总计近3000万元。其中，李建远承担的是“同种异体干细胞研究与通用胚胎干细胞库的建立”课题下的一个子课题。
据毓璜顶医院提供的资料，李建远的“863计划”项目填补了山东省卫生系统的空白，“973计划”子项目则填补了山东省医院系统的空白。
在探索克隆人类胚胎之前，李建远还进行过人兔混合胚胎的研究。
与克隆人类胚胎不同的是，人兔混合胚胎研究用兔子卵细胞代替人类卵细胞，将人的体细胞的细胞核，放入去掉细胞核的兔子卵细胞，使其发育到囊胚阶段，并最终提取出胚胎干细胞。由于兔子的生育能力非常旺盛，人兔混合胚胎研究可以大大缓解人类卵细胞来源不足的难题，并为克隆人类胚胎打下基础。
据2005年秋天在上海举行的“东方科技论坛”的简报记载，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李凌松教授特别在论坛上推荐了李建远的报告，指李建远通过构建人兔混合的重组胚，已经“分离培养了胚胎干细胞，传代达100次……从而验证了建立的异种核转移重组胚来源的胚胎干细胞，不仅能在体外无限繁殖，而且具有多能分化能力。这项工作应该属于国际首创”。
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克隆研究者告诉《财经》记者，上述报告结果令人生疑。而李建远的这项人兔混合胚胎研究，最终未能在需要经过同行评审的学术杂志上公开发表。
李建远对《财经》记者的解释则是，这是因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盛慧珍已经抢先发表了文章。他补充说：“这也只是一个实验基础，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早在2003年8月，盛慧珍就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主办的英文杂志《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首先发表了关于人兔混合胚胎的研究。
有趣的是，《克隆与干细胞》杂志网络版几乎在发表李建远克隆人类胚胎论文的同一时间，也刊登了美国先进细胞技术公司罗伯特兰扎（Robert Lanza）及其合作者的论文。兰扎等人经过多次实验认为，人兔混合胚胎等人类-动物混合胚胎并不具有多能分化的能力，也就无法产生与患者相匹配的干细胞。
显然，李建远在“东方科技论坛”上的那次报告，与兰扎的研究结论相悖。通常，一项研究只有经过公开发表，并且能够被其他实验室重复，才会最终得到认可。
“博士”盛名之下
令李建远始料未及的是，他所获得的美国诺贝尔医学研究院的博士学位，让他更深地陷入漩涡之中。
在与学术界同行的交流中，李建远一度自称“博士”。例如，《细胞研究》杂志2008年8月刊登了上海国际干细胞研讨会的论文摘要，李建远的一篇会议论文摘要被收录其中。作者简介中，他的身份是“博士、教授”。
《财经》记者注意到，在烟台市科学技术协会网站的李建远简介上，其学位或者学历一栏也是“博士”。
但著名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及媒体此后的调查都显示，所谓美国诺贝尔医学研究院，并非一个正规、具有博士授予权的机构。因此，李的学历，颇有些“山寨”的意味。
谈及自己的“博士学位”时，李建远对《财经》记者回应说： “当初比较年轻，接受了荣誉，现在这个年龄给什么都无所谓了。”
“学历高低和研究成果有多大关系吗？”他颇有些委屈，“他们对这方面感兴趣，对科学不感兴趣。”
不过，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学历真假与学历高低截然不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克隆研究者对《财经》记者直言，如果一个人连博士学位都可以造假，“我们怎么去相信他的研究数据？”
目前尚不清楚，在李建远申请“863计划”和“973计划”等课题时，是否借助了“博士学位”。根据科技部颁布的条令，如果在申请国家科技计划中存在简历造假等不端行为，应受到从警告、解聘到终止项目不等的处罚。
2月10日，《京华时报》报道称，李建远表示已经将克隆人胚胎成果上报到山东省科技厅，成果验收进入了程序性阶段，验收会的具体日期由科技厅决定。
《财经》记者随后致电山东省科技厅办公室，对方称是否进行成果验收尚不清楚。
截至2月13日发稿时，科技部尚未回应《财经》记者的采访要求。
李建远参与的“97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曹谊林则告诉《财经》记者，整个项目仍在进行之中，“还没有到结题的阶段”。
对于李的这一成果，人们之所以如此小心谨慎，是因为在过去几年中，克隆人类胚胎这个研究领域，已经充斥了太多的戏剧性。
早在2004年至2005年，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就曾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称已成功克隆出人类胚胎，并获得了与病人基因相符的胚胎干细胞，最终却被证实系造假，令世人震惊。
在中国，早在2003年，中南大学生殖与干细胞工程研究所教授卢光琇就在中国科学杂志社旗下的《科学通报》英文版报告称，利用流产胎儿的体细胞获得了克隆人类囊胚。但这一研究似乎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
2008年1月，美国Stemagen公司的安德鲁弗伦奇（Andrew French）等人在《干细胞》（Stem Cells）杂志发表论文称，首次利用成人的体细胞获得了克隆人类囊胚。或许是对“黄禹锡事件”心存忌惮，该公司还将其获得的囊胚送到一家名为Genesis Genetics的公司，进行了DNA鉴定。
在李建远实验室的一角，放着两个大冰箱。实验室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剩余的克隆人类囊胚，就冷藏在冰箱之中。李建远表示，必要的话，他可以提供克隆人类囊胚的材料，供第三方鉴定。
《克隆与干细胞》主编、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伊恩威尔穆特（Iam Wilmut）也告诉《财经》记者，他对李建远发表在该杂志的这一研究论文抱有信心（confident）。
但一些中国科学家认为，即使李建远的克隆人类囊胚研究是真实的，其科学价值也不太大。前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克隆研究者对《财经》记者表示，李建远并没有在Stemagen公司研究的基础上将治疗性克隆往前推进，即从克隆人类胚胎中提取出干细胞，并建立胚胎干细胞系。毕竟，现在克隆人类囊胚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很多实验室都可以做到”。■
日知录（80）新聞自由只是北京的秋後扇
February 12, 2009 in 生活點滴 | 1 comment
廣東話有一同很古老的謁後語，相信很少人聽過，那是「過後媒人秋後扇」，即事後無人過問，掉到一旁。想不到中國新聞自由，對今天事事大講要與世界接軌的中共來說，仍然是裝飾品，就如一把秋後扇一樣，用過之後，就把他丟棄，更可恥的是，中共不但不肯承認，還要把黑說成白、把非說成是，或許中共真的想進身為超級大國，學習小布殊攻打伊拉克的技倆吧！
要說的是昨天中聯辦、港澳辦為北京最新提出，要求記者到內地採訪，先向中聯申請採訪證的連場「解畫」！明眼人也看到，奥運時港澳記者可以毋須事先申請到內地採訪，只要受訪者同意就可以了，於是港澳記者不論是採訪天安門母親的丁子霖、內地維權律師、受打壓的村民，中共不可以說那是非法採訪，可是在今天規條下，中聯辦不發採訪證，那就是非法採訪了，要拉要鎖，也是「依法行事」，這對新聞採訪來說，是倒退了，還是如中聯辦、港澳辦所說，那是進步了呢？
還有，昨天港澳辦向注京記者解釋新採訪規條，澄清辦證不用事先徵得受訪者同意才辦證，可是有記者問，若我申請採訪有關六四新聞，那，又是否可以批出採訪證？官員即沒有表態，不作回應，當問及生果報可否辦證到內地採訪，對方答案更令人哭笑不得，引用《明報》報道說，「我們歡迎能秉持專業操守的機構派人來。」至於《蘋果》是否符合資格，他說﹕「這個你自己可以判斷。」那是他媽的甚麼答案！證是你機的，你卻叫記者判斷？究竟內地採訪證是由香港記者發出，還是內地官方發出？那些內地官僚既不敢說不接受生果報到內地採訪，又不敢說生果報記者不是「秉持專業操守」的記者，卻叫在座記者自行判斷，若香港記者說生果報記者是「秉持專業操守」的記者，北京，又是否容許生果報記者北上？堂堂一個港澳辦，敢做，不敢認，童工可無話可說！
更不要說，香港百分之一百是中國一領土，每天中共及特區政府要港人認清自己是中國人，那，全世界有任何一個地方，國境內記者要到首都採訪，會被拒諸門外、要先申請才批准？美國政府會拒絕加州記者去華盛頓採訪、要求他們先申請嗎？英國政府會阻止任何一個郡的記者，去倫敦採訪，要他們先申請採訪證嗎？中國，卻會要求她國土內的特區記者，先申請採訪證，才可以到首都採訪，那豈非是變相說香港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嗎？
或許有人會反駁，香港是特區，實行「一國兩制」，對待香港記者，自然有分別，那豈不是承認，中國內地人民可以享有的新聞自由、知情權一向較香港低，有些消息內地人民不可以、不能透過內地傳媒知悉，也不想香港傳媒說給香港人知，所以要設法阻止香港傳媒到內地採訪？
正所謂越描越黑，中聯辦、港澳辦為港澳記者新採訪安排的解說，只能突顯有關安排，全為拑制內地新聞自由，阻止生果報一類在京奥期間可以到北京採訪的異類傳媒，不能再踏足內地，新聞自由，對北京來說，只是討好國際社會裝飾品，沒有用的時候，只會棄之如敝屣！
来源：http://thosewerethedays.wordpress.com/2009/02/12/
廣東話有一同很古老的謁後語，相信很少人聽過，那是「過後媒人秋後扇」，即事後無人過問，掉到一旁。想不到中國新聞自由，對今天事事大講要與世界接軌的中共來說，仍然是裝飾品，就如一把秋後扇一樣，用過之後，就把他丟棄，更可恥的是，中共不但不肯承認，還要把黑說成白、把非說成是，或許中共真的想進身為超級大國，學習小布殊攻打伊拉克的技倆吧！
要說的是昨天中聯辦、港澳辦為北京最新提出，要求記者到內地採訪，先向中聯申請採訪證的連場「解畫」！明眼人也看到，奥運時港澳記者可以毋須事先申請到內地採訪，只要受訪者同意就可以了，於是港澳記者不論是採訪天安門母親的丁子霖、內地維權律師、受打壓的村民，中共不可以說那是非法採訪，可是在今天規條下，中聯辦不發採訪證，那就是非法採訪了，要拉要鎖，也是「依法行事」，這對新聞採訪來說，是倒退了，還是如中聯辦、港澳辦所說，那是進步了呢？
還有，昨天港澳辦向注京記者解釋新採訪規條，澄清辦證不用事先徵得受訪者同意才辦證，可是有記者問，若我申請採訪有關六四新聞，那，又是否可以批出採訪證？官員即沒有表態，不作回應，當問及生果報可否辦證到內地採訪，對方答案更令人哭笑不得，引用《明報》報道說，「我們歡迎能秉持專業操守的機構派人來。」至於《蘋果》是否符合資格，他說﹕「這個你自己可以判斷。」那是他媽的甚麼答案！證是你機的，你卻叫記者判斷？究竟內地採訪證是由香港記者發出，還是內地官方發出？那些內地官僚既不敢說不接受生果報到內地採訪，又不敢說生果報記者不是「秉持專業操守」的記者，卻叫在座記者自行判斷，若香港記者說生果報記者是「秉持專業操守」的記者，北京，又是否容許生果報記者北上？堂堂一個港澳辦，敢做，不敢認，童工可無話可說！
更不要說，香港百分之一百是中國一領土，每天中共及特區政府要港人認清自己是中國人，那，全世界有任何一個地方，國境內記者要到首都採訪，會被拒諸門外、要先申請才批准？美國政府會拒絕加州記者去華盛頓採訪、要求他們先申請嗎？英國政府會阻止任何一個郡的記者，去倫敦採訪，要他們先申請採訪證嗎？中國，卻會要求她國土內的特區記者，先申請採訪證，才可以到首都採訪，那豈非是變相說香港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嗎？
或許有人會反駁，香港是特區，實行「一國兩制」，對待香港記者，自然有分別，那豈不是承認，中國內地人民可以享有的新聞自由、知情權一向較香港低，有些消息內地人民不可以、不能透過內地傳媒知悉，也不想香港傳媒說給香港人知，所以要設法阻止香港傳媒到內地採訪？
正所謂越描越黑，中聯辦、港澳辦為港澳記者新採訪安排的解說，只能突顯有關安排，全為拑制內地新聞自由，阻止生果報一類在京奥期間可以到北京採訪的異類傳媒，不能再踏足內地，新聞自由，對北京來說，只是討好國際社會裝飾品，沒有用的時候，只會棄之如敝屣！
来源：http://thosewerethedays.wordpress.com/2009/02/12/
日知录（79）新记者证“新”在何处 经受烤箱冰箱考验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 发自北京
2009-02-11
【南方周末】
中国的新闻媒体记者即将在2月份换发新版记者证，人数估计为25万到26万之间，比上次2003年更换记者证时多10万人左右。在中国，记者群体因为掌握媒体的话语权力，而被寄予种种期待，而该群体本身的规范管理和权益保护问题，亦日益紧迫。
本次换发的记者证，质量和防伪技术优于旧版。新闻出版总署相关负责官员说，该版新证亦经受了烤箱和冰箱的考验，并且高度耐磨。
除此之外，在记者证管理上，亦有诸多新举措。引人注意的是，新版记者证上专门新增了“各级人民政府应为持本证进行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的内容，以保护记者的合法权益。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新闻出版总署相关官员说，按照要求，没有正当理由，公职人员不得拒绝采访。
总署官员说，本次记者证换发，同时“暂时废除”了要求申领记者证的采编人员应与所在单位签订合同满一年的规定。而即将修订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中，亦会对没有及时给采编人员申领记者证的新闻单位予以处罚。
上述官员说，此前广播电视系统发放的《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等证件亦会逐步停止使用，统一换发新闻出版总署的新版记者证，而旧版记者证，按规定将在7月1日起废止。
把记者证放到烤箱里
南方周末：为什么要更换新版记者证？
农涛：按照《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记者证要5年一更换，此次更换即是属于这种情况。
南方周末：据我们了解，新版记者证经历了复杂的设计过程？
农涛：从总署的角度来说，我们很理解一个记者对记者证的独特感情。所以我们的设计和制作过程也严格要求。最开始我们选了三家来设计样 式，包括北京邮票厂、北京印钞厂等，我们最后选定北京邮票厂的设计方案。后来又对样式做了三四次调整，主要是考虑要满足大众的审美观，另外技术上要非常的 成熟。新版记者证采用了十多种高科技防伪技术，大大增加了假冒难度。
新版记者证设计完成以后，按照国家规定招投标，最后由西安印钞厂的下属公司承担印制，而用的纸张是由成都印钞厂提供的。这个纸张要求非常高，是人民币的造纸技术。
南方周末：据反映，旧版的记者证常会出现开胶的现象，这次是否有所改变？
农涛：此前的2003版记者证，或许是承制厂家用胶不当，很容易开胶。我们下去调研，很多记者都说记者证质量太不好。对我们来说，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都是心理上的折磨。
所以这次重点就放在质量上，不能开胶，不能脱线。此前我们根据不同裱糊和装订方式做出各种样本，然后在兜里揣着，在手里揉，不断的折叠试验，最后选 择了目前的方案。光封皮我们就做了二三十个样子。我们曾经想在记者证里面加一层比较硬的纸，但最终发现容易弄折。包括想让它像护照那样装订，但怕影响质 量，最终放弃了。
也曾经有人建议我们的记者证跟身份证一样，用一张卡片来代替。但卡的防伪技术不能很简单的去识别，比如说我们现在印刷的防伪技术中，印刷出来是有凹凸感的，这就是明显的识别标志。
当时为了测试是否耐磨，我四个裤兜都揣了一本证，揣了几个月，但我想一般的记者不会这样放记者证，我们是按照比较极限的要求。
我们设计了好多极限的测试，比如把记者证放到烤箱里烤，在六十度的高温下烤了3个小时，它没有开胶，然后撕它的封皮，把粘的纸撕坏了也没能揭开。我 们同样把这个记者证在冰箱里用零下二十度的温度冻了十几个小时，也没什么问题。包括用雨水反复冲洗等等。我想这次应该不会出什么质量问题了。
“暂时取消”“聘用合同满一年”的限制
南方周末：有一个大家经常提的问题，就是很多记者参加新闻工作但是拿不到证。
农涛：这次发证的时候有一个核心点，就是我们把“聘用合同满一年”的规定暂时取消了，先试一下效果如何。我们希望已经获得从业资格的记者，在更换新闻单位之后，能及时的获得记者证，而不是受“聘用合同满一年”的限制。
南方周末：是“暂时”把这个限制取消了？
农涛：对，现在我们正在修订《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争取在修订的时候能把这一条明确一下，现在是暂时就这个问题不作硬性的要求。从 新闻出版总署来讲，我们很期望新闻单位为所有在采编岗位上的采编人员都申领记者证。这也是为了保护新闻记者正常新闻采访的一个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基层单位 对新闻记者职务活动进行更好的监督的要求。
当然，我们正在修订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中，对新闻单位擅自扩大发证范围，也规定了明确的处罚，另外不为采编人员办理记者证的新闻单位，我们也将有相应的处罚条款。
南方周末：有的不良记者从事违法违规行为被开除后，如何避免他们再度获得记者证？
农涛：关于有不良记录的人员，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收集。将来，有不良从业记录的人员名单，要跟中国记者网的数据库完全对接，避免这些人员再度进入新闻媒体工作。
南方周末：对于记者证的注销，有什么新的举措吗？
农涛：新证增加了五页的年检页，通过年检的记者证都会被贴上年检标签，并标有记者证的有效期，这也是避免新闻单位在管理过程当中，人 员离职之后没有及时注销。此外，这次我们每个证件都有统一的流水号，如果将来有这个号段的证件流失到不是记者的人手上，那么我就要追究该单位的管理责任。 包括统一打印，也是为了避免空白证件的流失。
广电系统编辑记者证将停止使用
南方周末：一个问题是，之前广电系统曾经自己发过 《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等证件。
农涛：这种证件我们理解是从业资格证。这次国务院“三定”方案再度明确新闻出版总署核发记者证之后，我们和广电总局的同志从领导到具 体办事人员都已经达成共识，就是尽快停止使用上述证件，统一领取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这是非常明确的。目前正在对换发的具体细节进行反复磋商，我想应该 很快会形成共识，不会耽误广电系统记者证的换发工作。
南方周末：这次换发记者证依然没有给商业的新闻网站发放记者证？
农涛：我们对这项工作很重视，但是商业网站目前来讲并没有发布新闻报道的资格，所以目前不发新闻记者证。至于传统媒体所办的新闻类网站，目前应该说也没有完全放开，但如果网站的采编人员为传统媒体的记者，也是可以申领新闻记者证的。
南方周末：像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记者能够拿记者证吗？
农涛：上述网站采编人员如果是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社记者的话，可以以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申领的记者证，但我们对网站本身的记者证的发放应该说也还没有放开。
没有正当理由，公职人员不得拒绝采访
南方周末：我们发现新版记者证新增了 “各级人民政府应为持本证进行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的内容？
农涛：在新闻记者证上增加这一内容是适应国家近年来对新闻工作更加公开、更加透明的要求，特别是适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规的要 求确定下来的。新闻机构及其采编人员依法从事新闻采编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各级人民政府应为合法的新闻采编活动提供便利和必要 保障，及时主动地公开信息，不得对业经核实的合法新闻机构及其采编人员封锁消息、隐瞒事实，没有正当理由，公职人员不得拒绝采访。
新闻出版总署从成立以来换发了四次记者证，1989年的记者证上，只有一条条款，就是要保证记者在住宿和交通上的优先权力。1998年第二次换证变 为了四条，增加了不能涂改转借等要求；2003年第三次统一的换发，又增加了一条，记者要遵守职业道德。本次换发我们增加到了六条，主要内容是：“各级人 民政府应为持本证进行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
从这些变化中，你也可以看出时代的变化。我们的政府要更加的公开透明，要通过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来监督各方面的工作，实现群众的知情权。
南方周末：加上这条的时候，新闻出版总署内部是否有争论？
农涛：应该说没有什么大的争论，增加这一条款是经过研究的，按照中央一贯的要求和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增加的。
（谢小红、唐剑锋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3608/0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3608/1
2009-02-11
【南方周末】
中国的新闻媒体记者即将在2月份换发新版记者证，人数估计为25万到26万之间，比上次2003年更换记者证时多10万人左右。在中国，记者群体因为掌握媒体的话语权力，而被寄予种种期待，而该群体本身的规范管理和权益保护问题，亦日益紧迫。
本次换发的记者证，质量和防伪技术优于旧版。新闻出版总署相关负责官员说，该版新证亦经受了烤箱和冰箱的考验，并且高度耐磨。
除此之外，在记者证管理上，亦有诸多新举措。引人注意的是，新版记者证上专门新增了“各级人民政府应为持本证进行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的内容，以保护记者的合法权益。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新闻出版总署相关官员说，按照要求，没有正当理由，公职人员不得拒绝采访。
总署官员说，本次记者证换发，同时“暂时废除”了要求申领记者证的采编人员应与所在单位签订合同满一年的规定。而即将修订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中，亦会对没有及时给采编人员申领记者证的新闻单位予以处罚。
上述官员说，此前广播电视系统发放的《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等证件亦会逐步停止使用，统一换发新闻出版总署的新版记者证，而旧版记者证，按规定将在7月1日起废止。
把记者证放到烤箱里
南方周末：为什么要更换新版记者证？
农涛：按照《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记者证要5年一更换，此次更换即是属于这种情况。
南方周末：据我们了解，新版记者证经历了复杂的设计过程？
农涛：从总署的角度来说，我们很理解一个记者对记者证的独特感情。所以我们的设计和制作过程也严格要求。最开始我们选了三家来设计样 式，包括北京邮票厂、北京印钞厂等，我们最后选定北京邮票厂的设计方案。后来又对样式做了三四次调整，主要是考虑要满足大众的审美观，另外技术上要非常的 成熟。新版记者证采用了十多种高科技防伪技术，大大增加了假冒难度。
新版记者证设计完成以后，按照国家规定招投标，最后由西安印钞厂的下属公司承担印制，而用的纸张是由成都印钞厂提供的。这个纸张要求非常高，是人民币的造纸技术。
南方周末：据反映，旧版的记者证常会出现开胶的现象，这次是否有所改变？
农涛：此前的2003版记者证，或许是承制厂家用胶不当，很容易开胶。我们下去调研，很多记者都说记者证质量太不好。对我们来说，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都是心理上的折磨。
所以这次重点就放在质量上，不能开胶，不能脱线。此前我们根据不同裱糊和装订方式做出各种样本，然后在兜里揣着，在手里揉，不断的折叠试验，最后选 择了目前的方案。光封皮我们就做了二三十个样子。我们曾经想在记者证里面加一层比较硬的纸，但最终发现容易弄折。包括想让它像护照那样装订，但怕影响质 量，最终放弃了。
也曾经有人建议我们的记者证跟身份证一样，用一张卡片来代替。但卡的防伪技术不能很简单的去识别，比如说我们现在印刷的防伪技术中，印刷出来是有凹凸感的，这就是明显的识别标志。
当时为了测试是否耐磨，我四个裤兜都揣了一本证，揣了几个月，但我想一般的记者不会这样放记者证，我们是按照比较极限的要求。
我们设计了好多极限的测试，比如把记者证放到烤箱里烤，在六十度的高温下烤了3个小时，它没有开胶，然后撕它的封皮，把粘的纸撕坏了也没能揭开。我 们同样把这个记者证在冰箱里用零下二十度的温度冻了十几个小时，也没什么问题。包括用雨水反复冲洗等等。我想这次应该不会出什么质量问题了。
“暂时取消”“聘用合同满一年”的限制
南方周末：有一个大家经常提的问题，就是很多记者参加新闻工作但是拿不到证。
农涛：这次发证的时候有一个核心点，就是我们把“聘用合同满一年”的规定暂时取消了，先试一下效果如何。我们希望已经获得从业资格的记者，在更换新闻单位之后，能及时的获得记者证，而不是受“聘用合同满一年”的限制。
南方周末：是“暂时”把这个限制取消了？
农涛：对，现在我们正在修订《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争取在修订的时候能把这一条明确一下，现在是暂时就这个问题不作硬性的要求。从 新闻出版总署来讲，我们很期望新闻单位为所有在采编岗位上的采编人员都申领记者证。这也是为了保护新闻记者正常新闻采访的一个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基层单位 对新闻记者职务活动进行更好的监督的要求。
当然，我们正在修订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中，对新闻单位擅自扩大发证范围，也规定了明确的处罚，另外不为采编人员办理记者证的新闻单位，我们也将有相应的处罚条款。
南方周末：有的不良记者从事违法违规行为被开除后，如何避免他们再度获得记者证？
农涛：关于有不良记录的人员，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收集。将来，有不良从业记录的人员名单，要跟中国记者网的数据库完全对接，避免这些人员再度进入新闻媒体工作。
南方周末：对于记者证的注销，有什么新的举措吗？
农涛：新证增加了五页的年检页，通过年检的记者证都会被贴上年检标签，并标有记者证的有效期，这也是避免新闻单位在管理过程当中，人 员离职之后没有及时注销。此外，这次我们每个证件都有统一的流水号，如果将来有这个号段的证件流失到不是记者的人手上，那么我就要追究该单位的管理责任。 包括统一打印，也是为了避免空白证件的流失。
广电系统编辑记者证将停止使用
南方周末：一个问题是，之前广电系统曾经自己发过 《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等证件。
农涛：这种证件我们理解是从业资格证。这次国务院“三定”方案再度明确新闻出版总署核发记者证之后，我们和广电总局的同志从领导到具 体办事人员都已经达成共识，就是尽快停止使用上述证件，统一领取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这是非常明确的。目前正在对换发的具体细节进行反复磋商，我想应该 很快会形成共识，不会耽误广电系统记者证的换发工作。
南方周末：这次换发记者证依然没有给商业的新闻网站发放记者证？
农涛：我们对这项工作很重视，但是商业网站目前来讲并没有发布新闻报道的资格，所以目前不发新闻记者证。至于传统媒体所办的新闻类网站，目前应该说也没有完全放开，但如果网站的采编人员为传统媒体的记者，也是可以申领新闻记者证的。
南方周末：像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记者能够拿记者证吗？
农涛：上述网站采编人员如果是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社记者的话，可以以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申领的记者证，但我们对网站本身的记者证的发放应该说也还没有放开。
没有正当理由，公职人员不得拒绝采访
南方周末：我们发现新版记者证新增了 “各级人民政府应为持本证进行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的内容？
农涛：在新闻记者证上增加这一内容是适应国家近年来对新闻工作更加公开、更加透明的要求，特别是适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规的要 求确定下来的。新闻机构及其采编人员依法从事新闻采编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各级人民政府应为合法的新闻采编活动提供便利和必要 保障，及时主动地公开信息，不得对业经核实的合法新闻机构及其采编人员封锁消息、隐瞒事实，没有正当理由，公职人员不得拒绝采访。
新闻出版总署从成立以来换发了四次记者证，1989年的记者证上，只有一条条款，就是要保证记者在住宿和交通上的优先权力。1998年第二次换证变 为了四条，增加了不能涂改转借等要求；2003年第三次统一的换发，又增加了一条，记者要遵守职业道德。本次换发我们增加到了六条，主要内容是：“各级人 民政府应为持本证进行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
从这些变化中，你也可以看出时代的变化。我们的政府要更加的公开透明，要通过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来监督各方面的工作，实现群众的知情权。
南方周末：加上这条的时候，新闻出版总署内部是否有争论？
农涛：应该说没有什么大的争论，增加这一条款是经过研究的，按照中央一贯的要求和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增加的。
（谢小红、唐剑锋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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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3608/1
2009年2月10日星期二
日知录（78）Beijing CCTV Building On Fire, News Censored
来源：http://www.chinasmack.com/pictures/beijing-cctv-building-on-fire-news-censored/
2009年2月9日星期一
日知录（77）CCTV Fire Photos - Twitter breaks the news again
By David Feng
Before CCTV, CNN, and others mainstream media roll into action, people on Twitter immediately started capturing news and information about a fire at the TVCC building within the CCTV complex and near the iconic Rem Koolhaas designed CCTV building in Beijing.
http://cnreviews.com/beijing/cctv_fire_photos_20090209.html
Before CCTV, CNN, and others mainstream media roll into action, people on Twitter immediately started capturing news and information about a fire at the TVCC building within the CCTV complex and near the iconic Rem Koolhaas designed CCTV building in Beijing.
http://cnreviews.com/beijing/cctv_fire_photos_20090209.html
2009年2月6日星期五
日知录（76）：牛博继续折腾
【按】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政府不要折腾，和公民则有折腾的天然权利。
1月30日晚间，牛博网以新域名（www.bullogger.com）恢复提供服务，服务器放置在境外。不过，在40小时后，网站域名和IP均被屏蔽，大陆地区的用户不能直接访问。2月4日晚，有网友反映牛博网一分为二，再次更换新的域名及IP恢复服务。博客作者王小峰在撰文戏称牛博网老板罗永浩为“北京开关厂厂长”，他还说：“假如明天来临，我就去北京开关厂当副厂长。”。牛博网在1月9日被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以“站点大量登载时政类有害信息”关闭，原域名bullog.cn亦被注册商注销。有博客作者说，开开关关之间，只会增加更多会使用“翻墙术”的网民。
1月30日晚间，牛博网以新域名（www.bullogger.com）恢复提供服务，服务器放置在境外。不过，在40小时后，网站域名和IP均被屏蔽，大陆地区的用户不能直接访问。2月4日晚，有网友反映牛博网一分为二，再次更换新的域名及IP恢复服务。博客作者王小峰在撰文戏称牛博网老板罗永浩为“北京开关厂厂长”，他还说：“假如明天来临，我就去北京开关厂当副厂长。”。牛博网在1月9日被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以“站点大量登载时政类有害信息”关闭，原域名bullog.cn亦被注册商注销。有博客作者说，开开关关之间，只会增加更多会使用“翻墙术”的网民。
2009年2月1日星期日
日知录（75）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
作者:杨 民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经济，3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9.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比1978年增长40倍和30倍，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这么大的经济总量，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这在世界现代史上是罕见的，公认为“中国奇迹”。这一奇迹和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生死攸关。
创造中国奇迹的秘诀不在于与世界求异，而在于与世界求同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中国奇迹”得益于中国走了一条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的道路，在于“不照搬”，在于“中国特色”。有些国外投资者和投机者还“投主人所好”，研究出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上述说法也并非全无道理，从特殊性的角度来讲，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注定中国现代化建设必然带有中国特色。况且有些中国特色东西确实是中国崛起的前提和保障，比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举国体制等等。但是，光有这些“特色”，这些“不一样”、“不照搬”是不够的，因为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党的领导，一直是举国体制。如果只靠这些“中国特色”，这些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就能创造“中国奇迹”，中国经济就不至于在改革开放前到了崩溃的边缘，就不会出现大跃进中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可见，我们寻找“中国奇迹”的秘密，不仅要从中国与世界的“不同”去找，更要从中国现在与过去的“不同”去找。由此不难发现，真正创造“中国奇迹”的，恰恰是开放改革，是引进了市场经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30年来，我们社会的进步，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与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践密不可分。当然，你也可以说，“改革开放”也是“中国特色”，那这种特色是什么呢？这种特色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具有普世价值的发达国家的人类文明。因此，“中国崛起”实际上是通过“一样”的东西得来的，是“拿来主义”的成功，主要是“同”的成功而不是“不同”的成功。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明在中国的开花结果。
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在于引进了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其要义就是给予人民经济自由
回顾这30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开放开始，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从经济到社会，成功的改革的每一步都参照了先进国家的做法。
文革是中国的一场大灾难。但否定了文革又该向何处去呢？世纪伟人邓小平非常清醒地找到了有效途径：对外开放。1978年，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出访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向世界派出成百个观察团，探求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的秘密。很快，全党形成了共识：西方国家比我们发达，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文明，闭关锁国死路一条，中国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把国门打开，也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与国外通商，更重要的是拆除了价值观上封闭对抗的壁垒，转而以平等理性的视角、包容学习的心态去对待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引进了市场经济。
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就明确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这些话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清楚，那就是市场经济具有普世价值。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至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水落石出。
虽然意识形态上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一直不断，但实践中，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坚定不移地展开了。
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自由。享有“经济学良心”美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分析研究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的经验资料基础上得出了卓越的研究成果：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详见阿马蒂亚·森名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译本《以自由看待发展》，实应译为《发展就是自由》）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森氏理论最好的注解。
在计划经济年代，管制是我们唯一的“法宝”，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正可谓“管天管地管空气，管吃管拉管思想”，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自由。政治上的不自由就不用说了，八亿人民只有一个脑袋，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不小心说错几句话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经济上也一样，不要说工厂生产什么要上边说了算，就是农民地里种什么自己也做不了主。还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样的管制下，人们哪有什么生产的积极性，饿死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改革开放之初绝大多数国人还不懂什么市场经济，但放松管制，逐步扩大农民和企业生产的自由，成了人们自觉的选择。于是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初最经常出现的词就是“放权”，“让利”，“松绑”，“搞活”。这些不正是“自由”和“市场”的内容吗？
以广东为例。上世纪90年代以前，广东改革发展之所以能独具风骚，引领全国，关键就在于市场化改革领先一步，自由领先一步。用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话说就是：“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广东是全国最早开始市场取向改革的地方。改革开放初，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走一步”，这是全国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中央给广东“放权”，广东又通过“三个更加”，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放权，向社会放权，从而使得广东的体制在较长时期内较其他省市更为灵活自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把广东这块土地更早更充分地激活了，变成了一个相对更为自由的经济体，于是资本来了，人才来了，被扼杀的创造活力涌现了。自然，发展也就起来了。对此，邓小平1984年就深刻地指出：“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这里邓小平点出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秘诀”，就是“可以自己做主”。“自己做主”，不正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吗？
反观全国的改革开放，哪里最能“自己做主”，最有自由，哪里就最有活力，就最能创造财富。改革开放初，安徽、四川率先“包产到户”，给农民生产的自主权，并向全国推广，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给了人们经商的自主和自由，于是有了万元户，有了最初的联想、万科、海尔。1992年以后，政府给了资本更多的自主和自由，于是那些最初的联想、万科、海尔，以及刘永好、任正非们，纷纷茁壮成长，成为巨人。新旧世纪之交，当政府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时，这一最开始被政府“遗忘”的角落，自生自发地孕育出了新浪、阿里巴巴等世界级公司。可以想象，如果政府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对网络严格“规范”、“关爱有加”，那么新浪、阿里巴巴可能早就被“规范”掉了，或者被国有资本死死地绑起来了。让自己国民有交易的自由，投资的自由，发展的自由，甚至是在市场上犯错的自由，这才是发展的要诀。正是自由这一普世价值，创造了“中国奇迹”，造就了当代的中国企业家，而中国的企业家能否进一步走向世界，中国能否进一步发展，很大程度又取决于人民能否更充分地享有自由。当然，自由并不是可以毫无约束为所欲为，而是法治下的“自由”。当下的中国，不是自由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给人民一片自由的天空，什么人世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这里还可以做一个比较。有些人经常拿印度和中国作比较，证明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证明普世价值如何不灵。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和印度确实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政治上是社会主义，经济上是曾经被认为姓“资”的市场经济。而印度恰恰相反，他们长期在政治上是“资本主义”（在反普世价值的人眼里，民主政治姓“资”），经济上却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二战”以后，印度的领袖出于反帝国主义，连带反起了市场化，他们和当时的我们一样，“爱”上了苏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也有一系列的五年计划，有相当严格的经济管制。直到1991年，他们才同计划经济“离婚”。而我们比他们早“离”了10多年，正是这一“早离”，才有了今日中印之不同。当然，和计划经济“离婚”后，印度马上和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结了“婚”，开始了经济自由化、市场化，从而有了年均8%以上的经济增长。由此看来，印度经济一度落后于中国，不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别，而在于是否融入普世价值之别。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正视。1989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列出了“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内容，它们是：有纪律的财政、减少纯粹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品（如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扩大税基并降低边际税率、利率自由化、有竞争力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及外资投资自由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保护产权。尽管人们对华盛顿共识存在各种争论，但可以看到，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之路，虽然在具体路径上不是严格依此共识，但在目标上很多方面不正是朝着它们所指示的方向前行吗？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而是相反，恰恰证明以自由和市场为核心指向的“华盛顿共识”虽非万能，却也并非不能。
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的错误，而在于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未真正落实
今天的中国，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社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腐败泛滥、信仰危机、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社会分裂。套用狄更斯的话就是：这是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个最好的时代。总之，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个时代的问题出在哪里，未来的路径又在哪里？细观可知，当下中国，非痛于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而痛于市场化之不足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痛于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未能真正落实。对此，众多有识之士做了许多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此不赘述，仅以现实和历史两个事例作比照，以为警醒。
以现实比照，中国改革勿要成为中国足球。中国足球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的标本。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体育最早向国外学习，进行市场化、职业化改革的领域，却不无讽刺地成为了全民“娱乐”的对象。有人据此说，这都是市场化惹的祸。真的是这样吗？了解中国足球的人都清楚，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停止了，近年来更是在狭隘既得利益的主导下，大踏步后退了。中国足球并不是市场足球、职业足球，而是行政足球、政绩足球；足球领域不是市场说了算，不是俱乐部、球员、球迷这一足球的主体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政府官员说了算。也就是说，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实际上是半截子市场化、职业化，或者说是伪市场化、伪职业化。于是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的足球和某些领域的改革是何其像！最开始，通过市场化改革，俱乐部产生了，足球市场活了，球员富了，足协也富了。但后来人们发现，在这个市场中，政府的意志无处不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蛮横和居高临下无处不在，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无处不在，于是有了联赛的混乱，有了假球黑哨的横行，有了各种乱象的频出；足球场没有成为运动场、市场，反而成了权力和金钱的角斗场。于是，当我们用伪市场化、伪职业化的足球去和国外真正市场化、职业化的足球对抗时，输得是何其惨。
再反思一下某些领域的改革，不也是这样一种处境吗？我们通过市场化改革，一大批人先富起来了，政府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但是我们发现，某些领域的市场化，和足球一样，也是一种缺乏法治、民主、人权的半截子的市场化。以改革起，以市场兴，以沉沦落，这是中国足球改革的黯然“三步曲”。更令人惊醒的是，当资本与权力的调情期和蜜月期过后，面对恶劣而无奈的市场环境，在足球领域，资本一方接连上演了“逼宫”、“造反”、“革命”等“义举”。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如果其他领域的权力坐拥者不勇于以球为鉴，不勇于放下权力的傲慢，不勇于自我革命、还权于民，而是任由市场“伪”向更深处，任由权力肆虐，乃至重拾计划体制和集权体制的大棒，谁又能保证不会有更多领域的资本走向与权力决裂的道路呢？
以历史比照，改革开放勿要成为又一个“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败于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其事实几为人所共知，其教训多有评述。不过，如果洋务运动不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停止，也许我们能读到这样的“高论”：洋务自强，同治中兴，盛世中华，风光独好——1860年代以后，大清经济持续多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重新占到20%以上，铁厂、煤矿、铁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通商银行等企业以及学堂、新军蓬勃发展，尤其是以北洋海军为代表的现代国防，实力亚洲第一，世界前列；这些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华特色”封建制度的无比优越，充分证明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大清模式”的无比正确。然而，甲午一战，貌似强大的大清海军全军覆没。自此之后，大清军队屡战屡败，直至帝国灭亡，中华民族陷入近百年的屈辱和衰退之中。究其原因，并非船不坚、炮不利、士卒无决死之心，而是大清帝国早已千疮百孔、腐败丛生的体制。纵有像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样的所谓中兴之臣，也是独木难支，难挽大厦于既倒。由此可见，一时之兴不等于长久之兴，制度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比照当下，如果我们没有长远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不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勇于自我革命，而是自我封闭，以中国特色之名，行抵人类文明之实，孤芳自赏，拿着半截子改革成果沾沾自喜，谁又能保证不出现“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悲剧呢？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当下的中国，在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必须加快与之配套的政治改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应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基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政治体制还基本上是计划经济那一套，这样必然导致今天这种畸形的权贵市场经济。如果我们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无法建立起来，社会就谈不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专制历史的国家建立一个现代民主的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改革走到了今天，也容不得我们等待了。
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文明；否定普世价值，要害在于它否定了改革开放的合理性、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否定了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对普世价值的贡献
推进改革开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吸收、借鉴民主、法治、人权等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照系是世界的，只有承认中国之外还存在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改革开放才有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否则，我们何必对外开放？又何必改革！
然而，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论调，那就是否定“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普适价值、共同价值、普遍价值大体上是同义的）。在这些人眼里，民主、自由、人权，甚至市场经济，都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都是资本主义辩护士用来欺骗群众和输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的一种策略”。看来，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然不顾当今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时代，全然不顾当今世界处于和平和发展的时期，全然不顾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现实，全然不顾当下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
我们并不否认，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人权的概念诞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确实不是中国的特产，但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都具有共性、普遍性和工具性，毫不例外具有普世价值。例如市场经济，不管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必然是大同小异，形式和枝节上可能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靠市场配置资源。否则，小同大异，对市场经济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表述，甚至硬把计划经济都说成是市场经济，那不乱了套，那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并不否认，出自利益、偏见或敌意，西方确实有些敌对势力利用自由、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来说事，来宣传他们的价值观，对此，我们确实要清醒。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毕竟都是人类，这就决定了我们总有某些共同的人性、共同的社会发展规律；人权理念、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根源于此。我们不应忘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浩劫。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那种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水火不相容的思维，那种“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要反对”的观念明显是不合时宜了。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我们也不否认，世界上确实没有人人都认同的价值观，但这并不否定世界上存在被绝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普世价值，例如《世界人权宣言》，就是不同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开会达成的共识，也是世界和平、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普世价值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特殊包含普遍、个性包含共性、个别包含一般，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常识。用个性否定共性，用个别否定一般，用具体否定抽象，用特殊否定普遍，哪有半点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子。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就可以得出“白马非马”、“司马北不是人”的荒唐结论。其实，这些人并非无知，只是别有用心而已，他们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
我们还认为，目前世界上出现的一些现象乃至乱象确实影响到了人们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看法，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诸如，其一，不能把发展经济当做民主的主要功能。有人以台湾经济的恶化证明民主之过。实际上，民主的首要功能是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其次是自我纠错，而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一定时期，民主与经济绩效没有必然联系，经济增长自有其变量，不能认为经济落后、放缓、恶化就一定是民主等政治制度的“错”。如我们不能因香港回归后经济一度不如从前，就怪罪于“一国两制”。从长远看，民主自由对于经济繁荣、政治清廉、社会稳定，起着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作用。其二，不能把民主化过程中的“乱”看做是民主本身之“罪”。有人以泰国“民主”的混乱证明民主在亚洲应该缓行。实际上，泰国并不是一个已经“民主”了的国家，其王室、军队、文官三权共治的局面几十年未有彻底改观，尤其是军人干政的顽疾未除，因而是一个“准民主化”或“有限民主化”的国家。历史表明，民主化的路上或多或少都伴随着混乱、动荡，但不民主的代价更大。其三，不能张冠李戴，把民主自由操弄者的“恶”当做民主自由的自身的“恶”。有人以美国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侵略他国、干涉他国内政的错误行径，证明民主自由的“恶劣”。依此逻辑，是否因为法西斯国家用坦克大炮屠杀世界人民，正义的人们就要拒绝坦克大炮，而用大刀长矛去斗争呢？其四，不能“宽以待己，严以律人”。有的人眼里容不下民主自由的一丝不足，一旦实行民主自由的地区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认为民主自由“不过尔尔”。实际上，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不坏的制度。面对民主自由的“出错”，我们不是要污蔑它、拒绝它，而是要更清醒地认识到它的不足和可能导致的危险，从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中国共产党承认和肯定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高举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旗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等撰写的一系列关于自由、民主、和平、人权的宏文至今依然散发着不朽的人性之光、文明之光，中国共产党也因此赢得了民心，推翻了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逐步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我国政府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表明了我们认同了国际上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普世价值。2003年，胡锦涛访问澳大利亚时指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这一胜利，挽救了人类文明，避免了历史倒退，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价值。”2008年5月，胡锦涛访日的“暖春之旅”结束的时候，中日发表“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这个声明可不是一般的声明，而是国策声明。去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更为详细具体地强调：“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十七大报告也采纳了很多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包括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公正、法治、人权，过去这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都纳入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去了。等等论述，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宣示，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成功经验的一种总结。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实际就是一个吸取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过程，一个融入普世价值的过程。
应该强调的是，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也向人类的普世价值做出了重要贡献。过去，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不是普世价值又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倡导的自由、公平、正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改革开放”，“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等，都具有普适性，都是普世价值；中华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也是普世价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宣传弘扬这些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是所有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因而必然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基石；抛弃了普世价值，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来源：http://my1510.cn/article.php?b800f2f140e10771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经济，3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9.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比1978年增长40倍和30倍，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这么大的经济总量，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这在世界现代史上是罕见的，公认为“中国奇迹”。这一奇迹和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生死攸关。
创造中国奇迹的秘诀不在于与世界求异，而在于与世界求同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中国奇迹”得益于中国走了一条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的道路，在于“不照搬”，在于“中国特色”。有些国外投资者和投机者还“投主人所好”，研究出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上述说法也并非全无道理，从特殊性的角度来讲，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注定中国现代化建设必然带有中国特色。况且有些中国特色东西确实是中国崛起的前提和保障，比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举国体制等等。但是，光有这些“特色”，这些“不一样”、“不照搬”是不够的，因为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党的领导，一直是举国体制。如果只靠这些“中国特色”，这些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就能创造“中国奇迹”，中国经济就不至于在改革开放前到了崩溃的边缘，就不会出现大跃进中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可见，我们寻找“中国奇迹”的秘密，不仅要从中国与世界的“不同”去找，更要从中国现在与过去的“不同”去找。由此不难发现，真正创造“中国奇迹”的，恰恰是开放改革，是引进了市场经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30年来，我们社会的进步，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与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践密不可分。当然，你也可以说，“改革开放”也是“中国特色”，那这种特色是什么呢？这种特色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具有普世价值的发达国家的人类文明。因此，“中国崛起”实际上是通过“一样”的东西得来的，是“拿来主义”的成功，主要是“同”的成功而不是“不同”的成功。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明在中国的开花结果。
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在于引进了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其要义就是给予人民经济自由
回顾这30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开放开始，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从经济到社会，成功的改革的每一步都参照了先进国家的做法。
文革是中国的一场大灾难。但否定了文革又该向何处去呢？世纪伟人邓小平非常清醒地找到了有效途径：对外开放。1978年，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出访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向世界派出成百个观察团，探求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的秘密。很快，全党形成了共识：西方国家比我们发达，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文明，闭关锁国死路一条，中国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把国门打开，也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与国外通商，更重要的是拆除了价值观上封闭对抗的壁垒，转而以平等理性的视角、包容学习的心态去对待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引进了市场经济。
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就明确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这些话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清楚，那就是市场经济具有普世价值。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至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水落石出。
虽然意识形态上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一直不断，但实践中，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坚定不移地展开了。
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自由。享有“经济学良心”美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分析研究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的经验资料基础上得出了卓越的研究成果：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详见阿马蒂亚·森名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译本《以自由看待发展》，实应译为《发展就是自由》）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森氏理论最好的注解。
在计划经济年代，管制是我们唯一的“法宝”，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正可谓“管天管地管空气，管吃管拉管思想”，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自由。政治上的不自由就不用说了，八亿人民只有一个脑袋，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不小心说错几句话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经济上也一样，不要说工厂生产什么要上边说了算，就是农民地里种什么自己也做不了主。还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样的管制下，人们哪有什么生产的积极性，饿死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改革开放之初绝大多数国人还不懂什么市场经济，但放松管制，逐步扩大农民和企业生产的自由，成了人们自觉的选择。于是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初最经常出现的词就是“放权”，“让利”，“松绑”，“搞活”。这些不正是“自由”和“市场”的内容吗？
以广东为例。上世纪90年代以前，广东改革发展之所以能独具风骚，引领全国，关键就在于市场化改革领先一步，自由领先一步。用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话说就是：“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广东是全国最早开始市场取向改革的地方。改革开放初，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走一步”，这是全国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中央给广东“放权”，广东又通过“三个更加”，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放权，向社会放权，从而使得广东的体制在较长时期内较其他省市更为灵活自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把广东这块土地更早更充分地激活了，变成了一个相对更为自由的经济体，于是资本来了，人才来了，被扼杀的创造活力涌现了。自然，发展也就起来了。对此，邓小平1984年就深刻地指出：“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这里邓小平点出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秘诀”，就是“可以自己做主”。“自己做主”，不正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吗？
反观全国的改革开放，哪里最能“自己做主”，最有自由，哪里就最有活力，就最能创造财富。改革开放初，安徽、四川率先“包产到户”，给农民生产的自主权，并向全国推广，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给了人们经商的自主和自由，于是有了万元户，有了最初的联想、万科、海尔。1992年以后，政府给了资本更多的自主和自由，于是那些最初的联想、万科、海尔，以及刘永好、任正非们，纷纷茁壮成长，成为巨人。新旧世纪之交，当政府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时，这一最开始被政府“遗忘”的角落，自生自发地孕育出了新浪、阿里巴巴等世界级公司。可以想象，如果政府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对网络严格“规范”、“关爱有加”，那么新浪、阿里巴巴可能早就被“规范”掉了，或者被国有资本死死地绑起来了。让自己国民有交易的自由，投资的自由，发展的自由，甚至是在市场上犯错的自由，这才是发展的要诀。正是自由这一普世价值，创造了“中国奇迹”，造就了当代的中国企业家，而中国的企业家能否进一步走向世界，中国能否进一步发展，很大程度又取决于人民能否更充分地享有自由。当然，自由并不是可以毫无约束为所欲为，而是法治下的“自由”。当下的中国，不是自由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给人民一片自由的天空，什么人世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这里还可以做一个比较。有些人经常拿印度和中国作比较，证明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证明普世价值如何不灵。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和印度确实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政治上是社会主义，经济上是曾经被认为姓“资”的市场经济。而印度恰恰相反，他们长期在政治上是“资本主义”（在反普世价值的人眼里，民主政治姓“资”），经济上却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二战”以后，印度的领袖出于反帝国主义，连带反起了市场化，他们和当时的我们一样，“爱”上了苏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也有一系列的五年计划，有相当严格的经济管制。直到1991年，他们才同计划经济“离婚”。而我们比他们早“离”了10多年，正是这一“早离”，才有了今日中印之不同。当然，和计划经济“离婚”后，印度马上和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结了“婚”，开始了经济自由化、市场化，从而有了年均8%以上的经济增长。由此看来，印度经济一度落后于中国，不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别，而在于是否融入普世价值之别。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正视。1989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列出了“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内容，它们是：有纪律的财政、减少纯粹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品（如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扩大税基并降低边际税率、利率自由化、有竞争力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及外资投资自由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保护产权。尽管人们对华盛顿共识存在各种争论，但可以看到，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之路，虽然在具体路径上不是严格依此共识，但在目标上很多方面不正是朝着它们所指示的方向前行吗？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而是相反，恰恰证明以自由和市场为核心指向的“华盛顿共识”虽非万能，却也并非不能。
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的错误，而在于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未真正落实
今天的中国，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社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腐败泛滥、信仰危机、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社会分裂。套用狄更斯的话就是：这是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个最好的时代。总之，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个时代的问题出在哪里，未来的路径又在哪里？细观可知，当下中国，非痛于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而痛于市场化之不足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痛于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未能真正落实。对此，众多有识之士做了许多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此不赘述，仅以现实和历史两个事例作比照，以为警醒。
以现实比照，中国改革勿要成为中国足球。中国足球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的标本。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体育最早向国外学习，进行市场化、职业化改革的领域，却不无讽刺地成为了全民“娱乐”的对象。有人据此说，这都是市场化惹的祸。真的是这样吗？了解中国足球的人都清楚，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停止了，近年来更是在狭隘既得利益的主导下，大踏步后退了。中国足球并不是市场足球、职业足球，而是行政足球、政绩足球；足球领域不是市场说了算，不是俱乐部、球员、球迷这一足球的主体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政府官员说了算。也就是说，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实际上是半截子市场化、职业化，或者说是伪市场化、伪职业化。于是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的足球和某些领域的改革是何其像！最开始，通过市场化改革，俱乐部产生了，足球市场活了，球员富了，足协也富了。但后来人们发现，在这个市场中，政府的意志无处不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蛮横和居高临下无处不在，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无处不在，于是有了联赛的混乱，有了假球黑哨的横行，有了各种乱象的频出；足球场没有成为运动场、市场，反而成了权力和金钱的角斗场。于是，当我们用伪市场化、伪职业化的足球去和国外真正市场化、职业化的足球对抗时，输得是何其惨。
再反思一下某些领域的改革，不也是这样一种处境吗？我们通过市场化改革，一大批人先富起来了，政府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但是我们发现，某些领域的市场化，和足球一样，也是一种缺乏法治、民主、人权的半截子的市场化。以改革起，以市场兴，以沉沦落，这是中国足球改革的黯然“三步曲”。更令人惊醒的是，当资本与权力的调情期和蜜月期过后，面对恶劣而无奈的市场环境，在足球领域，资本一方接连上演了“逼宫”、“造反”、“革命”等“义举”。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如果其他领域的权力坐拥者不勇于以球为鉴，不勇于放下权力的傲慢，不勇于自我革命、还权于民，而是任由市场“伪”向更深处，任由权力肆虐，乃至重拾计划体制和集权体制的大棒，谁又能保证不会有更多领域的资本走向与权力决裂的道路呢？
以历史比照，改革开放勿要成为又一个“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败于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其事实几为人所共知，其教训多有评述。不过，如果洋务运动不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停止，也许我们能读到这样的“高论”：洋务自强，同治中兴，盛世中华，风光独好——1860年代以后，大清经济持续多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重新占到20%以上，铁厂、煤矿、铁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通商银行等企业以及学堂、新军蓬勃发展，尤其是以北洋海军为代表的现代国防，实力亚洲第一，世界前列；这些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华特色”封建制度的无比优越，充分证明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大清模式”的无比正确。然而，甲午一战，貌似强大的大清海军全军覆没。自此之后，大清军队屡战屡败，直至帝国灭亡，中华民族陷入近百年的屈辱和衰退之中。究其原因，并非船不坚、炮不利、士卒无决死之心，而是大清帝国早已千疮百孔、腐败丛生的体制。纵有像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样的所谓中兴之臣，也是独木难支，难挽大厦于既倒。由此可见，一时之兴不等于长久之兴，制度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比照当下，如果我们没有长远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不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勇于自我革命，而是自我封闭，以中国特色之名，行抵人类文明之实，孤芳自赏，拿着半截子改革成果沾沾自喜，谁又能保证不出现“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悲剧呢？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当下的中国，在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必须加快与之配套的政治改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应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基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政治体制还基本上是计划经济那一套，这样必然导致今天这种畸形的权贵市场经济。如果我们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无法建立起来，社会就谈不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专制历史的国家建立一个现代民主的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改革走到了今天，也容不得我们等待了。
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文明；否定普世价值，要害在于它否定了改革开放的合理性、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否定了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对普世价值的贡献
推进改革开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吸收、借鉴民主、法治、人权等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照系是世界的，只有承认中国之外还存在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改革开放才有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否则，我们何必对外开放？又何必改革！
然而，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论调，那就是否定“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普适价值、共同价值、普遍价值大体上是同义的）。在这些人眼里，民主、自由、人权，甚至市场经济，都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都是资本主义辩护士用来欺骗群众和输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的一种策略”。看来，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然不顾当今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时代，全然不顾当今世界处于和平和发展的时期，全然不顾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现实，全然不顾当下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
我们并不否认，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人权的概念诞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确实不是中国的特产，但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都具有共性、普遍性和工具性，毫不例外具有普世价值。例如市场经济，不管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必然是大同小异，形式和枝节上可能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靠市场配置资源。否则，小同大异，对市场经济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表述，甚至硬把计划经济都说成是市场经济，那不乱了套，那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并不否认，出自利益、偏见或敌意，西方确实有些敌对势力利用自由、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来说事，来宣传他们的价值观，对此，我们确实要清醒。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毕竟都是人类，这就决定了我们总有某些共同的人性、共同的社会发展规律；人权理念、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根源于此。我们不应忘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浩劫。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那种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水火不相容的思维，那种“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要反对”的观念明显是不合时宜了。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我们也不否认，世界上确实没有人人都认同的价值观，但这并不否定世界上存在被绝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普世价值，例如《世界人权宣言》，就是不同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开会达成的共识，也是世界和平、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普世价值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特殊包含普遍、个性包含共性、个别包含一般，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常识。用个性否定共性，用个别否定一般，用具体否定抽象，用特殊否定普遍，哪有半点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子。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就可以得出“白马非马”、“司马北不是人”的荒唐结论。其实，这些人并非无知，只是别有用心而已，他们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
我们还认为，目前世界上出现的一些现象乃至乱象确实影响到了人们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看法，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诸如，其一，不能把发展经济当做民主的主要功能。有人以台湾经济的恶化证明民主之过。实际上，民主的首要功能是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其次是自我纠错，而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一定时期，民主与经济绩效没有必然联系，经济增长自有其变量，不能认为经济落后、放缓、恶化就一定是民主等政治制度的“错”。如我们不能因香港回归后经济一度不如从前，就怪罪于“一国两制”。从长远看，民主自由对于经济繁荣、政治清廉、社会稳定，起着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作用。其二，不能把民主化过程中的“乱”看做是民主本身之“罪”。有人以泰国“民主”的混乱证明民主在亚洲应该缓行。实际上，泰国并不是一个已经“民主”了的国家，其王室、军队、文官三权共治的局面几十年未有彻底改观，尤其是军人干政的顽疾未除，因而是一个“准民主化”或“有限民主化”的国家。历史表明，民主化的路上或多或少都伴随着混乱、动荡，但不民主的代价更大。其三，不能张冠李戴，把民主自由操弄者的“恶”当做民主自由的自身的“恶”。有人以美国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侵略他国、干涉他国内政的错误行径，证明民主自由的“恶劣”。依此逻辑，是否因为法西斯国家用坦克大炮屠杀世界人民，正义的人们就要拒绝坦克大炮，而用大刀长矛去斗争呢？其四，不能“宽以待己，严以律人”。有的人眼里容不下民主自由的一丝不足，一旦实行民主自由的地区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认为民主自由“不过尔尔”。实际上，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不坏的制度。面对民主自由的“出错”，我们不是要污蔑它、拒绝它，而是要更清醒地认识到它的不足和可能导致的危险，从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中国共产党承认和肯定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高举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旗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等撰写的一系列关于自由、民主、和平、人权的宏文至今依然散发着不朽的人性之光、文明之光，中国共产党也因此赢得了民心，推翻了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逐步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我国政府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表明了我们认同了国际上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普世价值。2003年，胡锦涛访问澳大利亚时指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这一胜利，挽救了人类文明，避免了历史倒退，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价值。”2008年5月，胡锦涛访日的“暖春之旅”结束的时候，中日发表“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这个声明可不是一般的声明，而是国策声明。去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更为详细具体地强调：“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十七大报告也采纳了很多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包括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公正、法治、人权，过去这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都纳入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去了。等等论述，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宣示，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成功经验的一种总结。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实际就是一个吸取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过程，一个融入普世价值的过程。
应该强调的是，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也向人类的普世价值做出了重要贡献。过去，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不是普世价值又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倡导的自由、公平、正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改革开放”，“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等，都具有普适性，都是普世价值；中华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也是普世价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宣传弘扬这些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是所有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因而必然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基石；抛弃了普世价值，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来源：http://my1510.cn/article.php?b800f2f140e1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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