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81）克隆人类胚胎风波调查

克隆人类胚胎风波调查

本文见《财经》杂志总第231期 出版日期：2009年02月16日

《财经》记者 李虎军


2009年1月27日，中国农历正月初二。
　　身为山东省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烟台市毓璜顶医院中心实验室主任的李建远，在这一天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即将正式出版的美国《克隆与干细胞》（Cloning and Stem Cells）杂志（季刊），在其网络版提前刊登了他的一篇关于克隆人类胚胎的论文。
　　李所在的毓璜顶医院，随即开始筹备一场新闻发布会，日期定在2月2日，即春节假期后上班的第二天；地点选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随着“成功获得人类体细胞克隆胚胎”的宣布，李建远和毓璜顶医院的知名度骤然飙升。
　　然而，争议接踵而至。李建远的“博士”头衔，以及论文的真实性和科学价值，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

“烟台震惊世界”？
　　李建远及其同事撰写的那篇论文称，他们选择了12名志愿捐献卵细胞的健康女性，经促排卵获得135枚卵细胞；在剔除了卵细胞的细胞核后，再将人体细胞的细胞核移植到去核的人卵细胞内。这种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克隆技术。
　　他们称，最终成功获得了五枚囊胚，其中四枚的供体细胞来源于成人和胎儿的皮肤，一枚来源于帕金森病患者的外周血淋巴细胞。掌握这一技术，是为了进行人类治疗性克隆研究，即从克隆胚胎中提取与患者遗传基因相同的胚胎干细胞，并使其衍生成全新的功能细胞、组织或器官，去取代病变的细胞、组织、器官。
　　对于李建远的这项研究，一些媒体不乏溢美之词。其中，《烟台晚报》以“‘再生医疗’烟台震惊世界”为题，援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大元的话说，“此前全世界仅美国掌握着这种技术，毓璜顶医院让中国在‘再生医疗’这一领域，站到了新世纪世界的尖端。”
　　新华社、《科技日报》和《健康报》发表的报道，也都引用了陈大元的评论，称“这是一项非常先进、非常完整的工作，将给糖尿病患者、老年痴呆症患者、帕金森病等患者带来福音”，“这使得治疗性克隆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但据《财经》记者了解，上述三家媒体的报道，几乎就是毓璜顶医院提供的新闻稿的“克隆”版本；报道署名中，除了各自媒体的记者，还有一人名叫林乐良，是毓璜顶医院的院长助理。
　　实际上，毓璜顶医院曾向多位国内专家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出席在烟台举行的那场发布会。最终出席的是75岁的陈大元，以及72岁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血液科教授田丁。
　　这两位专家中，陈大元从事过克隆熊猫和克隆牛方面的研究，名气更大，他对这项研究的评论也备受关注。《财经》记者试图联系陈大元，但未获回复。
　　2月5日下午，在仪器设备据称价值2800多万元的实验室里，53岁的李建远对《财经》记者回忆起自己半路出家的克隆之路。
　　李建远的本行是血液病和免疫。他曾经在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1996年还与该校免疫学系教授马大元，共同在《中国免疫学杂志》上发表关于“人重组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在大肠杆菌的高效表达与鉴定”的论文。这项研究在1999年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马大元在中国学术界较有影响，长期担任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生物领域专家组成员，并在2007年底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克隆羊多利于1997年问世时，李建远开始对克隆人类胚胎产生了兴趣。他表示，曾在北京大学学习和接触胚胎发育与试管婴儿技术，后又“拜陈大元为老师，学了好几个月的动物克隆”。
　　1999年5月，李建远从山东省菏泽地区医院调入毓璜顶医院中心实验室，正式走上克隆之路。毓璜顶医院投入巨资购置科研仪器设备，供中心实验室使用。
　　到2001年，一个规模达1000平方米、“集人功能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和干细胞工程研究开发于一体的多功能技术平台”投入使用，并被山东省科技厅批准为山东省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斑驳的学术“拼图”
　　过去数年中，李建远先后发表了20多篇论文。但《财经》记者注意到，这些论文大多刊登在影响力不大的国内期刊上，而且相当一部分是文献综述，并非原创性研究。而根据医学论文数据库PubMed的检索结果，李建远直到2008年，才在国外期刊上发表了两篇论文。
　　但在申请经费方面，李建远表现出了相当大的能量。包括匹配经费在内，迄今为止，他已经获得了数以百万元计的资助，其中就有“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以及山东省和烟台市的重大攻关课题。
　　此外，他还参与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即“973计划”）项目“组织工程学重要基础科学问题研究”。该项目于2005年立项，执行时间为五年，共分为五个课题，经费总计近3000万元。其中，李建远承担的是“同种异体干细胞研究与通用胚胎干细胞库的建立”课题下的一个子课题。
　　据毓璜顶医院提供的资料，李建远的“863计划”项目填补了山东省卫生系统的空白，“973计划”子项目则填补了山东省医院系统的空白。
　　在探索克隆人类胚胎之前，李建远还进行过人兔混合胚胎的研究。
　　与克隆人类胚胎不同的是，人兔混合胚胎研究用兔子卵细胞代替人类卵细胞，将人的体细胞的细胞核，放入去掉细胞核的兔子卵细胞，使其发育到囊胚阶段，并最终提取出胚胎干细胞。由于兔子的生育能力非常旺盛，人兔混合胚胎研究可以大大缓解人类卵细胞来源不足的难题，并为克隆人类胚胎打下基础。
　　据2005年秋天在上海举行的“东方科技论坛”的简报记载，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李凌松教授特别在论坛上推荐了李建远的报告，指李建远通过构建人兔混合的重组胚，已经“分离培养了胚胎干细胞，传代达100次……从而验证了建立的异种核转移重组胚来源的胚胎干细胞，不仅能在体外无限繁殖，而且具有多能分化能力。这项工作应该属于国际首创”。
　　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克隆研究者告诉《财经》记者，上述报告结果令人生疑。而李建远的这项人兔混合胚胎研究，最终未能在需要经过同行评审的学术杂志上公开发表。
　　李建远对《财经》记者的解释则是，这是因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盛慧珍已经抢先发表了文章。他补充说：“这也只是一个实验基础，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早在2003年8月，盛慧珍就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主办的英文杂志《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首先发表了关于人兔混合胚胎的研究。
　　有趣的是，《克隆与干细胞》杂志网络版几乎在发表李建远克隆人类胚胎论文的同一时间，也刊登了美国先进细胞技术公司罗伯特兰扎（Robert Lanza）及其合作者的论文。兰扎等人经过多次实验认为，人兔混合胚胎等人类-动物混合胚胎并不具有多能分化的能力，也就无法产生与患者相匹配的干细胞。
　　显然，李建远在“东方科技论坛”上的那次报告，与兰扎的研究结论相悖。通常，一项研究只有经过公开发表，并且能够被其他实验室重复，才会最终得到认可。

“博士”盛名之下
　　令李建远始料未及的是，他所获得的美国诺贝尔医学研究院的博士学位，让他更深地陷入漩涡之中。
　　在与学术界同行的交流中，李建远一度自称“博士”。例如，《细胞研究》杂志2008年8月刊登了上海国际干细胞研讨会的论文摘要，李建远的一篇会议论文摘要被收录其中。作者简介中，他的身份是“博士、教授”。
　　《财经》记者注意到，在烟台市科学技术协会网站的李建远简介上，其学位或者学历一栏也是“博士”。
　　但著名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及媒体此后的调查都显示，所谓美国诺贝尔医学研究院，并非一个正规、具有博士授予权的机构。因此，李的学历，颇有些“山寨”的意味。
　　谈及自己的“博士学位”时，李建远对《财经》记者回应说： “当初比较年轻，接受了荣誉，现在这个年龄给什么都无所谓了。”
　　“学历高低和研究成果有多大关系吗？”他颇有些委屈，“他们对这方面感兴趣，对科学不感兴趣。”
　　不过，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学历真假与学历高低截然不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克隆研究者对《财经》记者直言，如果一个人连博士学位都可以造假，“我们怎么去相信他的研究数据？”
　　目前尚不清楚，在李建远申请“863计划”和“973计划”等课题时，是否借助了“博士学位”。根据科技部颁布的条令，如果在申请国家科技计划中存在简历造假等不端行为，应受到从警告、解聘到终止项目不等的处罚。
　　2月10日，《京华时报》报道称，李建远表示已经将克隆人胚胎成果上报到山东省科技厅，成果验收进入了程序性阶段，验收会的具体日期由科技厅决定。
　　《财经》记者随后致电山东省科技厅办公室，对方称是否进行成果验收尚不清楚。
　　截至2月13日发稿时，科技部尚未回应《财经》记者的采访要求。
　　李建远参与的“97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曹谊林则告诉《财经》记者，整个项目仍在进行之中，“还没有到结题的阶段”。
　　对于李的这一成果，人们之所以如此小心谨慎，是因为在过去几年中，克隆人类胚胎这个研究领域，已经充斥了太多的戏剧性。
　　早在2004年至2005年，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就曾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称已成功克隆出人类胚胎，并获得了与病人基因相符的胚胎干细胞，最终却被证实系造假，令世人震惊。
　　在中国，早在2003年，中南大学生殖与干细胞工程研究所教授卢光琇就在中国科学杂志社旗下的《科学通报》英文版报告称，利用流产胎儿的体细胞获得了克隆人类囊胚。但这一研究似乎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
　　2008年1月，美国Stemagen公司的安德鲁弗伦奇（Andrew French）等人在《干细胞》（Stem Cells）杂志发表论文称，首次利用成人的体细胞获得了克隆人类囊胚。或许是对“黄禹锡事件”心存忌惮，该公司还将其获得的囊胚送到一家名为Genesis Genetics的公司，进行了DNA鉴定。
　　在李建远实验室的一角，放着两个大冰箱。实验室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剩余的克隆人类囊胚，就冷藏在冰箱之中。李建远表示，必要的话，他可以提供克隆人类囊胚的材料，供第三方鉴定。
　　《克隆与干细胞》主编、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伊恩威尔穆特（Iam Wilmut）也告诉《财经》记者，他对李建远发表在该杂志的这一研究论文抱有信心（confident）。
　　但一些中国科学家认为，即使李建远的克隆人类囊胚研究是真实的，其科学价值也不太大。前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克隆研究者对《财经》记者表示，李建远并没有在Stemagen公司研究的基础上将治疗性克隆往前推进，即从克隆人类胚胎中提取出干细胞，并建立胚胎干细胞系。毕竟，现在克隆人类囊胚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很多实验室都可以做到”。■

日知录（80）新聞自由只是北京的秋後扇

February 12, 2009 in 生活點滴 | 1 comment

廣東話有一同很古老的謁後語，相信很少人聽過，那是「過後媒人秋後扇」，即事後無人過問，掉到一旁。想不到中國新聞自由，對今天事事大講要與世界接軌的中共來說，仍然是裝飾品，就如一把秋後扇一樣，用過之後，就把他丟棄，更可恥的是，中共不但不肯承認，還要把黑說成白、把非說成是，或許中共真的想進身為超級大國，學習小布殊攻打伊拉克的技倆吧！

要說的是昨天中聯辦、港澳辦為北京最新提出，要求記者到內地採訪，先向中聯申請採訪證的連場「解畫」！明眼人也看到，奥運時港澳記者可以毋須事先申請到內地採訪，只要受訪者同意就可以了，於是港澳記者不論是採訪天安門母親的丁子霖、內地維權律師、受打壓的村民，中共不可以說那是非法採訪，可是在今天規條下，中聯辦不發採訪證，那就是非法採訪了，要拉要鎖，也是「依法行事」，這對新聞採訪來說，是倒退了，還是如中聯辦、港澳辦所說，那是進步了呢？

還有，昨天港澳辦向注京記者解釋新採訪規條，澄清辦證不用事先徵得受訪者同意才辦證，可是有記者問，若我申請採訪有關六四新聞，那，又是否可以批出採訪證？官員即沒有表態，不作回應，當問及生果報可否辦證到內地採訪，對方答案更令人哭笑不得，引用《明報》報道說，「我們歡迎能秉持專業操守的機構派人來。」至於《蘋果》是否符合資格，他說﹕「這個你自己可以判斷。」那是他媽的甚麼答案！證是你機的，你卻叫記者判斷？究竟內地採訪證是由香港記者發出，還是內地官方發出？那些內地官僚既不敢說不接受生果報到內地採訪，又不敢說生果報記者不是「秉持專業操守」的記者，卻叫在座記者自行判斷，若香港記者說生果報記者是「秉持專業操守」的記者，北京，又是否容許生果報記者北上？堂堂一個港澳辦，敢做，不敢認，童工可無話可說！

更不要說，香港百分之一百是中國一領土，每天中共及特區政府要港人認清自己是中國人，那，全世界有任何一個地方，國境內記者要到首都採訪，會被拒諸門外、要先申請才批准？美國政府會拒絕加州記者去華盛頓採訪、要求他們先申請嗎？英國政府會阻止任何一個郡的記者，去倫敦採訪，要他們先申請採訪證嗎？中國，卻會要求她國土內的特區記者，先申請採訪證，才可以到首都採訪，那豈非是變相說香港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嗎？

或許有人會反駁，香港是特區，實行「一國兩制」，對待香港記者，自然有分別，那豈不是承認，中國內地人民可以享有的新聞自由、知情權一向較香港低，有些消息內地人民不可以、不能透過內地傳媒知悉，也不想香港傳媒說給香港人知，所以要設法阻止香港傳媒到內地採訪？

正所謂越描越黑，中聯辦、港澳辦為港澳記者新採訪安排的解說，只能突顯有關安排，全為拑制內地新聞自由，阻止生果報一類在京奥期間可以到北京採訪的異類傳媒，不能再踏足內地，新聞自由，對北京來說，只是討好國際社會裝飾品，沒有用的時候，只會棄之如敝屣！

来源：http://thosewerethedays.wordpress.com/2009/02/12/

日知录（79）新记者证“新”在何处 经受烤箱冰箱考验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 发自北京
2009-02-11
【南方周末】

中国的新闻媒体记者即将在2月份换发新版记者证，人数估计为25万到26万之间，比上次2003年更换记者证时多10万人左右。在中国，记者群体因为掌握媒体的话语权力，而被寄予种种期待，而该群体本身的规范管理和权益保护问题，亦日益紧迫。

本次换发的记者证，质量和防伪技术优于旧版。新闻出版总署相关负责官员说，该版新证亦经受了烤箱和冰箱的考验，并且高度耐磨。

除此之外，在记者证管理上，亦有诸多新举措。引人注意的是，新版记者证上专门新增了“各级人民政府应为持本证进行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的内容，以保护记者的合法权益。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新闻出版总署相关官员说，按照要求，没有正当理由，公职人员不得拒绝采访。

总署官员说，本次记者证换发，同时“暂时废除”了要求申领记者证的采编人员应与所在单位签订合同满一年的规定。而即将修订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中，亦会对没有及时给采编人员申领记者证的新闻单位予以处罚。
上述官员说，此前广播电视系统发放的《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等证件亦会逐步停止使用，统一换发新闻出版总署的新版记者证，而旧版记者证，按规定将在7月1日起废止。

把记者证放到烤箱里

南方周末：为什么要更换新版记者证？

农涛：按照《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记者证要5年一更换，此次更换即是属于这种情况。

南方周末：据我们了解，新版记者证经历了复杂的设计过程？

农涛：从总署的角度来说，我们很理解一个记者对记者证的独特感情。所以我们的设计和制作过程也严格要求。最开始我们选了三家来设计样 式，包括北京邮票厂、北京印钞厂等，我们最后选定北京邮票厂的设计方案。后来又对样式做了三四次调整，主要是考虑要满足大众的审美观，另外技术上要非常的 成熟。新版记者证采用了十多种高科技防伪技术，大大增加了假冒难度。

新版记者证设计完成以后，按照国家规定招投标，最后由西安印钞厂的下属公司承担印制，而用的纸张是由成都印钞厂提供的。这个纸张要求非常高，是人民币的造纸技术。

南方周末：据反映，旧版的记者证常会出现开胶的现象，这次是否有所改变？

农涛：此前的2003版记者证，或许是承制厂家用胶不当，很容易开胶。我们下去调研，很多记者都说记者证质量太不好。对我们来说，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都是心理上的折磨。

所以这次重点就放在质量上，不能开胶，不能脱线。此前我们根据不同裱糊和装订方式做出各种样本，然后在兜里揣着，在手里揉，不断的折叠试验，最后选 择了目前的方案。光封皮我们就做了二三十个样子。我们曾经想在记者证里面加一层比较硬的纸，但最终发现容易弄折。包括想让它像护照那样装订，但怕影响质 量，最终放弃了。

也曾经有人建议我们的记者证跟身份证一样，用一张卡片来代替。但卡的防伪技术不能很简单的去识别，比如说我们现在印刷的防伪技术中，印刷出来是有凹凸感的，这就是明显的识别标志。

当时为了测试是否耐磨，我四个裤兜都揣了一本证，揣了几个月，但我想一般的记者不会这样放记者证，我们是按照比较极限的要求。

我们设计了好多极限的测试，比如把记者证放到烤箱里烤，在六十度的高温下烤了3个小时，它没有开胶，然后撕它的封皮，把粘的纸撕坏了也没能揭开。我 们同样把这个记者证在冰箱里用零下二十度的温度冻了十几个小时，也没什么问题。包括用雨水反复冲洗等等。我想这次应该不会出什么质量问题了。

“暂时取消”“聘用合同满一年”的限制

南方周末：有一个大家经常提的问题，就是很多记者参加新闻工作但是拿不到证。

农涛：这次发证的时候有一个核心点，就是我们把“聘用合同满一年”的规定暂时取消了，先试一下效果如何。我们希望已经获得从业资格的记者，在更换新闻单位之后，能及时的获得记者证，而不是受“聘用合同满一年”的限制。

南方周末：是“暂时”把这个限制取消了？

农涛：对，现在我们正在修订《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争取在修订的时候能把这一条明确一下，现在是暂时就这个问题不作硬性的要求。从 新闻出版总署来讲，我们很期望新闻单位为所有在采编岗位上的采编人员都申领记者证。这也是为了保护新闻记者正常新闻采访的一个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基层单位 对新闻记者职务活动进行更好的监督的要求。

当然，我们正在修订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中，对新闻单位擅自扩大发证范围，也规定了明确的处罚，另外不为采编人员办理记者证的新闻单位，我们也将有相应的处罚条款。

南方周末：有的不良记者从事违法违规行为被开除后，如何避免他们再度获得记者证？

农涛：关于有不良记录的人员，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收集。将来，有不良从业记录的人员名单，要跟中国记者网的数据库完全对接，避免这些人员再度进入新闻媒体工作。

南方周末：对于记者证的注销，有什么新的举措吗？

农涛：新证增加了五页的年检页，通过年检的记者证都会被贴上年检标签，并标有记者证的有效期，这也是避免新闻单位在管理过程当中，人 员离职之后没有及时注销。此外，这次我们每个证件都有统一的流水号，如果将来有这个号段的证件流失到不是记者的人手上，那么我就要追究该单位的管理责任。 包括统一打印，也是为了避免空白证件的流失。

广电系统编辑记者证将停止使用

南方周末：一个问题是，之前广电系统曾经自己发过 《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等证件。

农涛：这种证件我们理解是从业资格证。这次国务院“三定”方案再度明确新闻出版总署核发记者证之后，我们和广电总局的同志从领导到具 体办事人员都已经达成共识，就是尽快停止使用上述证件，统一领取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这是非常明确的。目前正在对换发的具体细节进行反复磋商，我想应该 很快会形成共识，不会耽误广电系统记者证的换发工作。

南方周末：这次换发记者证依然没有给商业的新闻网站发放记者证？

农涛：我们对这项工作很重视，但是商业网站目前来讲并没有发布新闻报道的资格，所以目前不发新闻记者证。至于传统媒体所办的新闻类网站，目前应该说也没有完全放开，但如果网站的采编人员为传统媒体的记者，也是可以申领新闻记者证的。

南方周末：像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记者能够拿记者证吗？

农涛：上述网站采编人员如果是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社记者的话，可以以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申领的记者证，但我们对网站本身的记者证的发放应该说也还没有放开。

没有正当理由，公职人员不得拒绝采访

南方周末：我们发现新版记者证新增了 “各级人民政府应为持本证进行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的内容？

农涛：在新闻记者证上增加这一内容是适应国家近年来对新闻工作更加公开、更加透明的要求，特别是适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规的要 求确定下来的。新闻机构及其采编人员依法从事新闻采编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各级人民政府应为合法的新闻采编活动提供便利和必要 保障，及时主动地公开信息，不得对业经核实的合法新闻机构及其采编人员封锁消息、隐瞒事实，没有正当理由，公职人员不得拒绝采访。

新闻出版总署从成立以来换发了四次记者证，1989年的记者证上，只有一条条款，就是要保证记者在住宿和交通上的优先权力。1998年第二次换证变 为了四条，增加了不能涂改转借等要求；2003年第三次统一的换发，又增加了一条，记者要遵守职业道德。本次换发我们增加到了六条，主要内容是：“各级人 民政府应为持本证进行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

从这些变化中，你也可以看出时代的变化。我们的政府要更加的公开透明，要通过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来监督各方面的工作，实现群众的知情权。

南方周末：加上这条的时候，新闻出版总署内部是否有争论？

农涛：应该说没有什么大的争论，增加这一条款是经过研究的，按照中央一贯的要求和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增加的。

（谢小红、唐剑锋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3608/0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3608/1

日知录（78）Beijing CCTV Building On Fire, News Censored

来源：http://www.chinasmack.com/pictures/beijing-cctv-building-on-fire-news-censored/

日知录（77）CCTV Fire Photos - Twitter breaks the news again

By David Feng

Before CCTV, CNN, and others mainstream media roll into action, people on Twitter immediately started capturing news and information about a fire at the TVCC building within the CCTV complex and near the iconic Rem Koolhaas designed CCTV building in Beijing.

http://cnreviews.com/beijing/cctv_fire_photos_20090209.html

日知录（76）：牛博继续折腾

【按】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政府不要折腾，和公民则有折腾的天然权利。


1月30日晚间，牛博网以新域名（www.bullogger.com）恢复提供服务，服务器放置在境外。不过，在40小时后，网站域名和IP均被屏蔽，大陆地区的用户不能直接访问。2月4日晚，有网友反映牛博网一分为二，再次更换新的域名及IP恢复服务。博客作者王小峰在撰文戏称牛博网老板罗永浩为“北京开关厂厂长”，他还说：“假如明天来临，我就去北京开关厂当副厂长。”。牛博网在1月9日被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以“站点大量登载时政类有害信息”关闭，原域名bullog.cn亦被注册商注销。有博客作者说，开开关关之间，只会增加更多会使用“翻墙术”的网民。

日知录（75）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

作者:杨 民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经济，3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9.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比1978年增长40倍和30倍，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这么大的经济总量，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这在世界现代史上是罕见的，公认为“中国奇迹”。这一奇迹和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生死攸关。

　　创造中国奇迹的秘诀不在于与世界求异，而在于与世界求同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中国奇迹”得益于中国走了一条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的道路，在于“不照搬”，在于“中国特色”。有些国外投资者和投机者还“投主人所好”，研究出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上述说法也并非全无道理，从特殊性的角度来讲，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注定中国现代化建设必然带有中国特色。况且有些中国特色东西确实是中国崛起的前提和保障，比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举国体制等等。但是，光有这些“特色”，这些“不一样”、“不照搬”是不够的，因为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党的领导，一直是举国体制。如果只靠这些“中国特色”，这些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就能创造“中国奇迹”，中国经济就不至于在改革开放前到了崩溃的边缘，就不会出现大跃进中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可见，我们寻找“中国奇迹”的秘密，不仅要从中国与世界的“不同”去找，更要从中国现在与过去的“不同”去找。由此不难发现，真正创造“中国奇迹”的，恰恰是开放改革，是引进了市场经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30年来，我们社会的进步，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与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践密不可分。当然，你也可以说，“改革开放”也是“中国特色”，那这种特色是什么呢？这种特色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具有普世价值的发达国家的人类文明。因此，“中国崛起”实际上是通过“一样”的东西得来的，是“拿来主义”的成功，主要是“同”的成功而不是“不同”的成功。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明在中国的开花结果。

　　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在于引进了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其要义就是给予人民经济自由

　　回顾这30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开放开始，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从经济到社会，成功的改革的每一步都参照了先进国家的做法。
　　文革是中国的一场大灾难。但否定了文革又该向何处去呢？世纪伟人邓小平非常清醒地找到了有效途径：对外开放。1978年，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出访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向世界派出成百个观察团，探求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的秘密。很快，全党形成了共识：西方国家比我们发达，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文明，闭关锁国死路一条，中国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把国门打开，也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与国外通商，更重要的是拆除了价值观上封闭对抗的壁垒，转而以平等理性的视角、包容学习的心态去对待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引进了市场经济。
　　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就明确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这些话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清楚，那就是市场经济具有普世价值。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至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水落石出。
　　虽然意识形态上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一直不断，但实践中，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坚定不移地展开了。
　　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自由。享有“经济学良心”美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分析研究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的经验资料基础上得出了卓越的研究成果：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详见阿马蒂亚·森名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译本《以自由看待发展》，实应译为《发展就是自由》）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森氏理论最好的注解。
　　在计划经济年代，管制是我们唯一的“法宝”，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正可谓“管天管地管空气，管吃管拉管思想”，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自由。政治上的不自由就不用说了，八亿人民只有一个脑袋，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不小心说错几句话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经济上也一样，不要说工厂生产什么要上边说了算，就是农民地里种什么自己也做不了主。还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样的管制下，人们哪有什么生产的积极性，饿死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改革开放之初绝大多数国人还不懂什么市场经济，但放松管制，逐步扩大农民和企业生产的自由，成了人们自觉的选择。于是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初最经常出现的词就是“放权”，“让利”，“松绑”，“搞活”。这些不正是“自由”和“市场”的内容吗？
　　以广东为例。上世纪90年代以前，广东改革发展之所以能独具风骚，引领全国，关键就在于市场化改革领先一步，自由领先一步。用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话说就是：“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广东是全国最早开始市场取向改革的地方。改革开放初，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走一步”，这是全国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中央给广东“放权”，广东又通过“三个更加”，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放权，向社会放权，从而使得广东的体制在较长时期内较其他省市更为灵活自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把广东这块土地更早更充分地激活了，变成了一个相对更为自由的经济体，于是资本来了，人才来了，被扼杀的创造活力涌现了。自然，发展也就起来了。对此，邓小平1984年就深刻地指出：“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这里邓小平点出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秘诀”，就是“可以自己做主”。“自己做主”，不正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吗？
　　反观全国的改革开放，哪里最能“自己做主”，最有自由，哪里就最有活力，就最能创造财富。改革开放初，安徽、四川率先“包产到户”，给农民生产的自主权，并向全国推广，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给了人们经商的自主和自由，于是有了万元户，有了最初的联想、万科、海尔。1992年以后，政府给了资本更多的自主和自由，于是那些最初的联想、万科、海尔，以及刘永好、任正非们，纷纷茁壮成长，成为巨人。新旧世纪之交，当政府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时，这一最开始被政府“遗忘”的角落，自生自发地孕育出了新浪、阿里巴巴等世界级公司。可以想象，如果政府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对网络严格“规范”、“关爱有加”，那么新浪、阿里巴巴可能早就被“规范”掉了，或者被国有资本死死地绑起来了。让自己国民有交易的自由，投资的自由，发展的自由，甚至是在市场上犯错的自由，这才是发展的要诀。正是自由这一普世价值，创造了“中国奇迹”，造就了当代的中国企业家，而中国的企业家能否进一步走向世界，中国能否进一步发展，很大程度又取决于人民能否更充分地享有自由。当然，自由并不是可以毫无约束为所欲为，而是法治下的“自由”。当下的中国，不是自由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给人民一片自由的天空，什么人世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这里还可以做一个比较。有些人经常拿印度和中国作比较，证明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证明普世价值如何不灵。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和印度确实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政治上是社会主义，经济上是曾经被认为姓“资”的市场经济。而印度恰恰相反，他们长期在政治上是“资本主义”（在反普世价值的人眼里，民主政治姓“资”），经济上却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二战”以后，印度的领袖出于反帝国主义，连带反起了市场化，他们和当时的我们一样，“爱”上了苏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也有一系列的五年计划，有相当严格的经济管制。直到1991年，他们才同计划经济“离婚”。而我们比他们早“离”了10多年，正是这一“早离”，才有了今日中印之不同。当然，和计划经济“离婚”后，印度马上和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结了“婚”，开始了经济自由化、市场化，从而有了年均8%以上的经济增长。由此看来，印度经济一度落后于中国，不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别，而在于是否融入普世价值之别。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正视。1989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列出了“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内容，它们是：有纪律的财政、减少纯粹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品（如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扩大税基并降低边际税率、利率自由化、有竞争力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及外资投资自由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保护产权。尽管人们对华盛顿共识存在各种争论，但可以看到，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之路，虽然在具体路径上不是严格依此共识，但在目标上很多方面不正是朝着它们所指示的方向前行吗？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而是相反，恰恰证明以自由和市场为核心指向的“华盛顿共识”虽非万能，却也并非不能。

　　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的错误，而在于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未真正落实

　　今天的中国，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社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腐败泛滥、信仰危机、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社会分裂。套用狄更斯的话就是：这是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个最好的时代。总之，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个时代的问题出在哪里，未来的路径又在哪里？细观可知，当下中国，非痛于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而痛于市场化之不足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痛于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未能真正落实。对此，众多有识之士做了许多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此不赘述，仅以现实和历史两个事例作比照，以为警醒。
　　以现实比照，中国改革勿要成为中国足球。中国足球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的标本。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体育最早向国外学习，进行市场化、职业化改革的领域，却不无讽刺地成为了全民“娱乐”的对象。有人据此说，这都是市场化惹的祸。真的是这样吗？了解中国足球的人都清楚，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停止了，近年来更是在狭隘既得利益的主导下，大踏步后退了。中国足球并不是市场足球、职业足球，而是行政足球、政绩足球；足球领域不是市场说了算，不是俱乐部、球员、球迷这一足球的主体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政府官员说了算。也就是说，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实际上是半截子市场化、职业化，或者说是伪市场化、伪职业化。于是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的足球和某些领域的改革是何其像！最开始，通过市场化改革，俱乐部产生了，足球市场活了，球员富了，足协也富了。但后来人们发现，在这个市场中，政府的意志无处不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蛮横和居高临下无处不在，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无处不在，于是有了联赛的混乱，有了假球黑哨的横行，有了各种乱象的频出；足球场没有成为运动场、市场，反而成了权力和金钱的角斗场。于是，当我们用伪市场化、伪职业化的足球去和国外真正市场化、职业化的足球对抗时，输得是何其惨。
　　再反思一下某些领域的改革，不也是这样一种处境吗？我们通过市场化改革，一大批人先富起来了，政府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但是我们发现，某些领域的市场化，和足球一样，也是一种缺乏法治、民主、人权的半截子的市场化。以改革起，以市场兴，以沉沦落，这是中国足球改革的黯然“三步曲”。更令人惊醒的是，当资本与权力的调情期和蜜月期过后，面对恶劣而无奈的市场环境，在足球领域，资本一方接连上演了“逼宫”、“造反”、“革命”等“义举”。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如果其他领域的权力坐拥者不勇于以球为鉴，不勇于放下权力的傲慢，不勇于自我革命、还权于民，而是任由市场“伪”向更深处，任由权力肆虐，乃至重拾计划体制和集权体制的大棒，谁又能保证不会有更多领域的资本走向与权力决裂的道路呢？
　　以历史比照，改革开放勿要成为又一个“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败于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其事实几为人所共知，其教训多有评述。不过，如果洋务运动不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停止，也许我们能读到这样的“高论”：洋务自强，同治中兴，盛世中华，风光独好——1860年代以后，大清经济持续多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重新占到20%以上，铁厂、煤矿、铁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通商银行等企业以及学堂、新军蓬勃发展，尤其是以北洋海军为代表的现代国防，实力亚洲第一，世界前列；这些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华特色”封建制度的无比优越，充分证明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大清模式”的无比正确。然而，甲午一战，貌似强大的大清海军全军覆没。自此之后，大清军队屡战屡败，直至帝国灭亡，中华民族陷入近百年的屈辱和衰退之中。究其原因，并非船不坚、炮不利、士卒无决死之心，而是大清帝国早已千疮百孔、腐败丛生的体制。纵有像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样的所谓中兴之臣，也是独木难支，难挽大厦于既倒。由此可见，一时之兴不等于长久之兴，制度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比照当下，如果我们没有长远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不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勇于自我革命，而是自我封闭，以中国特色之名，行抵人类文明之实，孤芳自赏，拿着半截子改革成果沾沾自喜，谁又能保证不出现“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悲剧呢？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当下的中国，在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必须加快与之配套的政治改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应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基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政治体制还基本上是计划经济那一套，这样必然导致今天这种畸形的权贵市场经济。如果我们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无法建立起来，社会就谈不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专制历史的国家建立一个现代民主的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改革走到了今天，也容不得我们等待了。　　

　　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文明；否定普世价值，要害在于它否定了改革开放的合理性、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否定了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对普世价值的贡献

　　推进改革开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吸收、借鉴民主、法治、人权等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照系是世界的，只有承认中国之外还存在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改革开放才有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否则，我们何必对外开放？又何必改革！
　　然而，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论调，那就是否定“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普适价值、共同价值、普遍价值大体上是同义的）。在这些人眼里，民主、自由、人权，甚至市场经济，都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都是资本主义辩护士用来欺骗群众和输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的一种策略”。看来，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然不顾当今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时代，全然不顾当今世界处于和平和发展的时期，全然不顾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现实，全然不顾当下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
　　我们并不否认，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人权的概念诞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确实不是中国的特产，但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都具有共性、普遍性和工具性，毫不例外具有普世价值。例如市场经济，不管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必然是大同小异，形式和枝节上可能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靠市场配置资源。否则，小同大异，对市场经济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表述，甚至硬把计划经济都说成是市场经济，那不乱了套，那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并不否认，出自利益、偏见或敌意，西方确实有些敌对势力利用自由、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来说事，来宣传他们的价值观，对此，我们确实要清醒。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毕竟都是人类，这就决定了我们总有某些共同的人性、共同的社会发展规律；人权理念、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根源于此。我们不应忘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浩劫。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那种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水火不相容的思维，那种“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要反对”的观念明显是不合时宜了。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我们也不否认，世界上确实没有人人都认同的价值观，但这并不否定世界上存在被绝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普世价值，例如《世界人权宣言》，就是不同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开会达成的共识，也是世界和平、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普世价值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特殊包含普遍、个性包含共性、个别包含一般，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常识。用个性否定共性，用个别否定一般，用具体否定抽象，用特殊否定普遍，哪有半点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子。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就可以得出“白马非马”、“司马北不是人”的荒唐结论。其实，这些人并非无知，只是别有用心而已，他们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
　　我们还认为，目前世界上出现的一些现象乃至乱象确实影响到了人们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看法，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诸如，其一，不能把发展经济当做民主的主要功能。有人以台湾经济的恶化证明民主之过。实际上，民主的首要功能是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其次是自我纠错，而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一定时期，民主与经济绩效没有必然联系，经济增长自有其变量，不能认为经济落后、放缓、恶化就一定是民主等政治制度的“错”。如我们不能因香港回归后经济一度不如从前，就怪罪于“一国两制”。从长远看，民主自由对于经济繁荣、政治清廉、社会稳定，起着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作用。其二，不能把民主化过程中的“乱”看做是民主本身之“罪”。有人以泰国“民主”的混乱证明民主在亚洲应该缓行。实际上，泰国并不是一个已经“民主”了的国家，其王室、军队、文官三权共治的局面几十年未有彻底改观，尤其是军人干政的顽疾未除，因而是一个“准民主化”或“有限民主化”的国家。历史表明，民主化的路上或多或少都伴随着混乱、动荡，但不民主的代价更大。其三，不能张冠李戴，把民主自由操弄者的“恶”当做民主自由的自身的“恶”。有人以美国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侵略他国、干涉他国内政的错误行径，证明民主自由的“恶劣”。依此逻辑，是否因为法西斯国家用坦克大炮屠杀世界人民，正义的人们就要拒绝坦克大炮，而用大刀长矛去斗争呢？其四，不能“宽以待己，严以律人”。有的人眼里容不下民主自由的一丝不足，一旦实行民主自由的地区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认为民主自由“不过尔尔”。实际上，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不坏的制度。面对民主自由的“出错”，我们不是要污蔑它、拒绝它，而是要更清醒地认识到它的不足和可能导致的危险，从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中国共产党承认和肯定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高举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旗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等撰写的一系列关于自由、民主、和平、人权的宏文至今依然散发着不朽的人性之光、文明之光，中国共产党也因此赢得了民心，推翻了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逐步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我国政府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表明了我们认同了国际上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普世价值。2003年，胡锦涛访问澳大利亚时指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这一胜利，挽救了人类文明，避免了历史倒退，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价值。”2008年5月，胡锦涛访日的“暖春之旅”结束的时候，中日发表“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这个声明可不是一般的声明，而是国策声明。去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更为详细具体地强调：“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十七大报告也采纳了很多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包括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公正、法治、人权，过去这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都纳入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去了。等等论述，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宣示，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成功经验的一种总结。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实际就是一个吸取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过程，一个融入普世价值的过程。
　　应该强调的是，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也向人类的普世价值做出了重要贡献。过去，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不是普世价值又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倡导的自由、公平、正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改革开放”，“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等，都具有普适性，都是普世价值；中华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也是普世价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宣传弘扬这些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是所有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因而必然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基石；抛弃了普世价值，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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