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19 08:26:34 来源: 四川新闻网(成都)
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房产局长”的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还未露面，但是关于他的种种是非已经满天飞。昨日，记者从该房产局获悉，“开凯迪拉克的周久耕局长好几天没见了”。
事件已经开始升级，从刚开始的网友口水战到人肉搜索，记者获悉最新消息：对于网友热议的周久耕事件，江宁区纪委昨日称“已经在处理了”。
开的是凯迪拉克
“最近一段时间不敢来上班”
昨日，记者赴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房产局门卫告诉记者，“局长不在，出去开会了”之后，就不愿意再多谈及周久耕。当记者上前再次询问关于房产局局长周久耕的事情时，工作人员表现出反感的情绪。
据知情人士透露，周久耕座驾为一辆凯迪拉克。昨日，记者在房产局门前停车场并未看到这辆传说中的凯迪拉克。但是，门前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开凯迪拉克的局长已经好几天没见了”。据这位工作人员透露，周久耕在抛出雷人言论被网友人肉搜索后，这周就没怎么见过。
记者试图再次联系上周久耕，但是其手机仍然关机。据南京江宁本地人介绍，周久耕“最近一段时间不敢来上班”，原因是找他的人太多，各个方面的都有。
抽的是九五至尊
“抽这种烟很普遍，没什么好炒作的”
据曾在江宁区区政府从业数年的公务人员透露，“他（周久耕）一直很受领导器重，本来领导有意提拔他到区领导岗位，就是因为做事不是很低调，所以在延误。这次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了。”
据了解，周久耕为人在当地被称为“讲义气”“人很好”，并且工作能力一直备受推崇。周久耕任职于江宁区房产局局长一年左右时间，在此之前，曾在江宁多个大的乡镇任党委书记或镇长。在被调任江宁区房产局局长之前，任江宁区民政局局长。
另外，被调任一事在江宁区有多人耳闻，据知情人士透露，调任的职务是江宁区副区长一职。
“很有江湖味道，只要和他关系比较好的，找他办个事情，他都帮忙的。”知情人士说，对于周久耕抽九五至尊，上述人士表示“江宁科级以上干部抽这种烟很普遍，没什么好炒作的”。
更有人报料称，“他也没什么问题，可能有开发商在运作搞他，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受害者”。
纪委正在调查
网上投诉仍没有处理结果
据网友报料称，周久耕住所地址为江宁区东山镇某小区。记者在该小区看到，除了38幢以外，其他几十栋楼都是老式楼房，楼房外墙面都显得很旧很破。
记者昨日在当地询问时，该小区的人员透露，“他不住在这个小区，我们这个小区这么破，他怎么可能会来”“他怎么会住这个小区，但是他确实在这里有房子”。而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住在江宁区区里干部住的那个小区，并不是网友所说的小区”。
记者随即来到江宁区纪委，纪委相关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在处理了”。随即记者向举报科工作人员提到周久耕所开车系凯迪拉克，该工作人员称，“谢谢提供材料，我们会如实调查。”
近日，有网友在南京市房产局网站上写信反映此事，得到的答复是：“江宁区房产局不属于市房产局下属单位，隶属区政府管辖，其言行只代表区政府部门，你如有有关意见和建议请向区政府反映投诉。”
又有网友在江宁区政府网站上写信反映，记者昨天看到一些其它事情18日的投诉处理结果都已经做出，而16日反映此事件的投诉依然没有处理结果。同时，江宁区政府办公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没什么回应。
然而，面对不依不饶的网民，不知道各方还能沉默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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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兄弟？
▲一位非常熟悉周久耕的知情人士透露，他们是堂兄弟！
▲周久忠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说，“谣言，不是事实”。
据一位非常熟悉周久耕的知情人士透露，南京天创建设公司副董事长、南京上元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周久忠，系周久耕堂弟，还任公司开发的天元吉第的项目总经理。
记者前日在南京天创建设公司处被工作人员告知，前日一早，周久忠因为要开年会，到外地出差去了。巧合的是，周久耕也被告知出去开会未在房产局出现。
但是，昨天，天元吉第项目部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总经理接受记者采访，但只抛下了六个字，“谣言，不是事实”。对于记者向周久忠本人进一步求证的要求，该副总在随后回复的短信中表示，“我公司周总与房产局周局长确无任何亲缘关系。网上的说法毫无事实依据”。
然而，面对有媒体言之凿凿的报道，为何依旧选择沉默？“简单的事实勿需多作解释，以免激起更多的网络暴力。”这位副总回答。
2 帮“兄弟”打压对手？
▲网友质疑周久耕对价格更低的楼盘只字未提。
▲记者调查发现，两个楼盘的可比性有待商榷。
周久耕被网友爆出和周久忠系兄弟关系之后，其弟周久忠亦备受关注，尤其是他开发的天元吉第被指降价超过紧邻的某楼盘。而周久耕在公开场合表示要处罚低价出售的开发商直指该楼盘，对相邻的价格更低一点的天元吉第却只字未提。网友指出，“周久耕怎么就那么有信心知道天元吉第不是成本价格，也不会产生烂尾楼，更没有资金链的问题？”
不过记者在南京网上房地产看到，虽然出售的均价相近，但两个楼盘之间具体情况也许有较大不同，可比性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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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史上最牛房管局长”兄弟是房产商
对于周久耕的奢侈消费，网友曝出内幕称“房管局内部消息称，一个正处级干部，如果是自己掏腰包，应该抽不起“九五至尊”，以周的烟瘾看，一天要两包，那么就是360元，一个月就过万，显然不是一个月薪只有4000多元，即使年终奖算上也不过年薪10万元的人能消费起的。”
不仅如此，周久耕弟弟昨日也被网友曝出名叫周久忠，系南京天创建设公司副董事长、天元吉第项目部总经理。
昨日，记者登录天元吉第的网页，在其主页的“天创建设”一栏中找到了关于周久忠的个人简介，与网友所述其职务基本一致。而其与周久耕的关系，经过多方打听，记者从一熟悉周久耕的人士处获悉，周久耕和周久忠确系兄弟。
周久忠
1960年出生于南京，曾供职于南京江宁开发区项山建材公司，江宁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公司。2002年～2005年任南京天创建设实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5年起任天创建设副董事长，同时受委派出任天元吉第项目部总经理，南京上元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 (本文来源：四川新闻网 作者：郭晶晶)
来源：http://money.163.com/08/1219/08/4TGUI99600252G50.html
2008年12月19日星期五
日知录（27）网民监督？
香烟照片引发网络监督
媒体报道称，12月10日，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在一次会上透露：“对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下一步将和物价部门一起对其严处，以防烂尾楼”。随即引起波澜的不是周久耕本人的言论，而是他开会时的照片。经网友分析，网络热传的照片显示，放在周久耕手边的烟是南京卷烟厂生产的“南京”牌系列“九五之尊”香烟，每条售价1500元至1800元之间。同时，网友还发现，周久耕所戴的手表也是名表“江诗丹顿”，售价约在10万；在另一幅网友搜出的照片中，周久耕疑似戴着另一块名表“劳力士”。周久耕r 公务员身份与其消费能力，引起网友的广泛兴趣。有论者认为，从事件中，“看到一种新兴的监督力量——网民：他们最无所顾忌，他们最没有利益纠葛。最重要的是，他们那么快捷、有效而且廉价。”
“人肉搜索”第一案一审判决
12月18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中国“人肉搜索”第一案一审判决，判令被告大旗网赔偿因“人肉搜索”受到伤害的原告王菲精神抚慰金3000元等；被告张乐奕赔偿原告王菲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等。另外，法院认为鉴于互联网具有的广泛、迅速、即时、随意、互动等传播特点，被告天涯公司在王菲起诉前及时删除有关内容履行了监管义务，不构成侵权。今年年初，姜岩在自己的博客中记录了自己丈夫的婚外情之后跳楼自杀，网民们发出“网络通缉令”，令姜岩的丈夫饱受骚扰。
媒体报道称，12月10日，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在一次会上透露：“对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下一步将和物价部门一起对其严处，以防烂尾楼”。随即引起波澜的不是周久耕本人的言论，而是他开会时的照片。经网友分析，网络热传的照片显示，放在周久耕手边的烟是南京卷烟厂生产的“南京”牌系列“九五之尊”香烟，每条售价1500元至1800元之间。同时，网友还发现，周久耕所戴的手表也是名表“江诗丹顿”，售价约在10万；在另一幅网友搜出的照片中，周久耕疑似戴着另一块名表“劳力士”。周久耕r 公务员身份与其消费能力，引起网友的广泛兴趣。有论者认为，从事件中，“看到一种新兴的监督力量——网民：他们最无所顾忌，他们最没有利益纠葛。最重要的是，他们那么快捷、有效而且廉价。”
“人肉搜索”第一案一审判决
12月18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中国“人肉搜索”第一案一审判决，判令被告大旗网赔偿因“人肉搜索”受到伤害的原告王菲精神抚慰金3000元等；被告张乐奕赔偿原告王菲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等。另外，法院认为鉴于互联网具有的广泛、迅速、即时、随意、互动等传播特点，被告天涯公司在王菲起诉前及时删除有关内容履行了监管义务，不构成侵权。今年年初，姜岩在自己的博客中记录了自己丈夫的婚外情之后跳楼自杀，网民们发出“网络通缉令”，令姜岩的丈夫饱受骚扰。
日知录（26）何曉清︰海外中國學生民族主義初探
何曉清︰海外中國學生民族主義初探
作者 : 何曉清 打印此文 告訴好友2008-12-19 1:00 AM
-- 認同一個「崛起的中國」？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何曉清
【編者按】今年是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鄧小平提出並領導實施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但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後果，造 成中 國社會貪污腐敗猖行；貧富懸殊加大；嚴重的社會不公，導致民怨沸騰，終于爆發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運動。時值「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我們特在 『透視中國』欄目中開闢「改革開放三十年反思」專欄，將陸續刊登和播放專家學者的有關演講稿和實況錄像，以供大家回顧、反思和討論。
下面 刊登和播放的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何曉清，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國西東大學、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全美中華學人聯誼會聯合舉辦的中國的「歷史 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五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認同一個「崛起的中國」？海外中國學生民族主義初探》。
【何曉清】大家好。我今天要講的是我正在進行的一個研究專案，就是關于 「海外中國學生民族主義初探」的一個專案。昨天大家已經對我「批判」了很多，要我一定用中文講，所以我就盡量慢一點用中文來表達，但是有一些詞可能我還是要用英文，希望你們可以幫我。
那我說的「初探」的意思，是因為這個專案還正在進行中，在這里就是所謂的「崛起的中國」(Rising China)，我覺得是一個新的定義，我就想通過這個研究看一下這個所謂「崛起的中國」的這個概念是不是賦予了當代中國民族主義一個新的身份認同，就是 New National-Wide Identity。我想這個「崛起的中國」的涵義有很多，譬如說個「崛起的中國」它把中國帶向了經濟、軍事的強國，就算它沒有認同西方的一些普世價值，對 人權的尊重，它還是強大的。譬如說這個「崛起的中國」它讓中國走出了貧窮，然後維護主權的「完整」等等；還有剛剛我們提到的那個儒家的思想啊，讓海外的中 國人總算起了頭等等。這個就是我定義的「崛起的中國」(Rising China)的涵義。
我是用定性的研究，就是生命史(Life History)這樣的方法論來做研究的，而不是用定量的，或是定性的研究。我想從教育學的角度，從跟進海外的這些「後八九」一代的學生，從他們的在國內 個社會政治化的經歷，還有他們在海外的「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的社會政治化經歷，來看這個他們的經歷是怎麼樣跟他們的民族的認同、民族的歸屬感和民族 身分認同**生的關系。
那我想說一下我這個研究的一些背景。我這個研究其實是從兩年多以前就開始搜集材料，我想現在大家對民族主義已經不是 很陌生了，因為經過今年的「揮紅旗，迎聖火」啊；「迎奧運」啊，這些整個很戲劇性的場面，大家對民族主義已經不是很陌生了。但是二零零六年我剛剛開始的做 這個課題研究的時候，很多人會覺得我是不是有點太夸張了，或者是小題大作，說有海外哪里有那麼嚴重的民族主義。其實他們這樣的這種吃驚，我是覺得我們不應 該。因為後面發生的這些事情，其實是經過很長時間慢慢建立起來(Build Up)的，它才會有這樣的「舞紅旗」等等的現象。
從二零零六 年開始到現在，海外民族主義事件，在西方的校園發生過一系列的事件，可能大家都不是很了解，因為它主要是發生在校園里面，外面沒有很多的報道。在這些發生 在校園里面的事件中，很多學生在學術會議上，或者政治討論上面，他們就很強烈地表達了對中國的批評聲音的反對，那麼我可以大概的舉一下例子。
比如在多倫多大學，我當時寫過一篇報道，當時有一個學者他講中國的貪污問題的時候，那些學生在提問的時段，就輪流上去問他同樣的一個問題︰你是不是中國 人？ 他們輪番反復地提問。那個會開完了以後，他們就跟著他。而且還有些女孩子就很生氣地對他說，你說中國有妓女，是污辱了我媽媽、是污辱了我、是污辱了中國人 民。然後她是哭著，追著他去罵。然後他們在多倫多大學學生會的網站上，發了四百多個留言，說要干掉那個賣國賊。然後他們說這個學者的演講是西方的一個陰謀 (Conspiracy)等等。
其實，同一時間，在美國的MIT（麻省理工學院）也發生了很類似的一件事情，但是這一次不是發生在一個中 國人的身上，而是發生在一位元教亞洲史的日本教授身上。這位教授用一些圖畫來講日本在侵華的時候的慘酷性，那麼中國在MIT麻省理工大學的學生會，就發動 了一系列的E-Mail攻勢（campaign），很惡意的去恐嚇他。最後警察都介入進來。中國學生會要求麻省理工大學官方當局向他們道歉。他們說，你們 沒有資格把亞洲人民或者中國人民這一段痛苦的歷史來這里曝光（exposed），暴露在世人的眼里。
還有大家知道龍應台在哈佛演講時，也是在解答提問時候被問說︰你還覺不覺得中國還是你的祖國？就是很清楚問，你還是不是中國人？他的潛台詞就是，你已經背叛了中國，你根本就沒有資格談中國，你還有什麼臉談中國。
那 麼從民主社會的角度來看這些事情，是很讓人擔憂的，特別是那種情緒。我們後來看到的王千源事件等等，他們已經從自衛（Defensive）變成了攻擊 （offensive）；從大學校園走向了社會街頭。他們從一開始只是要表達自己的意見，而現在變成了對個人的攻擊；變成了他們想阻礙和改變主流媒體對中 國的看法。這一系列的發展變化從二零零六年到二零零八才短短兩年時間里，在我看來已經是越來越嚴重了。
其實如果我們不看這個時間、地點和 人物的話，我們可能還以為這些小孩是大陸「文革」的紅衛兵，但是我們要想一想他們其實都是從過去改革二、三十年成長起來的；是中國所謂的最精英的人才，因 此他們可以到北美、美國、加拿大還有新西蘭。其實新西蘭也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那為什麼他們來到海外以後，他們沒有受西方民主的自由理念和價值完全影響而改變呢？是什樣的一個因素讓他們把一個關于政權的討論；關于政治問題的討論變成 和理解成為是對一個國家、對一個民族的污辱呢？而且他把一個學術討論轉向要挑戰這個討論者個人對民族、祖國的忠誠呢？
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 這樣的經歷，我在做「六四」 、「文革」研究的時候，特別是最近這幾年我每次去開會，經常地挨罵，所以後來我看到中國學生我都是低著頭走，因為他們很生我的氣，然後很明顯有些人根本就 不理我，覺得我是賣國的同學。當然我個人覺得很難受，那我就想在我的研究里面探討一下，為什麼成千上萬的學生，他們在一個異國的土地上，他們走上異國的街 頭，變成維護中國的衛士。我很多美國朋友他們跟我講說，他們以前對中國那個學生的印象，就是王維林擋坦克；學生在天安門絕食。美國也好，加拿大也好，很多 當年「六四」許多學生都走上街頭，所以才得到「六四綠卡」 ，才有那麼多人留下來。他們當時是抗議中國政府的暴行的，然而不到二十年的時間，他們變成了去維護同樣的那個政府，而且它當年的那些暴行都沒有得到最後 的，不是平反，就是重新的評價。如果這些學生他們回到中國，參加到政治精英階層，這對中國的未來意味著什麼？那麼如果他們留下來，留在西方，他們對于中國 這些事件在不斷地發出聲音，那他們對主流媒體的影響又是什麼？對國際關系，對世界和平又意味著什麼？我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底下決定做這個研究的。
那 這個研究一部分是從我的博士論文中發展而來，我不認為是在做八九天安門流亡學生他們的社會政治社會化的經歷，我想從他們的流亡之前和流亡之後，的這個教育 經歷，其實就是從廣義的對于教育的那個概念出發去研究。我認為教育不只是學校的教育，而是說你整個人生的經歷，也是一個教育。那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他們的 價值，我有一個很重要的發現，就是說這些流亡海外的學生患有「流亡綜合癥」。他們在很多不同的價值當中掙扎；他們也在很多不同的處境里面掙扎，在他們做出 人生的決定的時候，決定今後要怎樣的時候，我覺得他們除了需要承受這種恐懼，需要承受家人不能夠見面啊，回國啊，很多人父母去世不能夠回去見最後一面等等 這些沖突時，以及面對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付出不被你的國人認同；你付出的時候大家覺得你是在賣國時，也就是「血淚流盡反惹笑」 這樣一個感覺。我覺得就是這個沖突里面有一個很大不同，就是八九年時的學生他們是想著中國會越來越好，然後年輕人成長起來，最終就會有公義。可是事實上 呢？「後八九」一代成長起來了，他們跟「八九」的學生有一點是不一樣的，就是他們對民族的忠誠的理解很不一樣。「八九」學生他們覺得他們是愛國者，所以他 們走向街頭，所以他們要求政治改革；而「後八九」我們都看到了他們覺得自己愛國，就是不要批評中國，不能批評中國政府。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一個區別？大 家都覺得自己是在愛國，但是「八九」的學生就是覺得我們是愛國，然後那個對方又覺得是愛國，而且不要忘記了他們都是在同一個制度底下教育成長起來的。我覺 得對「八九」學生或者因為「八九」流亡的所有異議人士來說，每一個異議人士其實他們做的都是一樣的事情，就是他們從小到大被教育的事情，就是要為這個國家 付出和獻身，你走上街頭的時候，你要面對的就是坦克、機槍。你要面對的是監獄、恐懼，我覺得這是一種「背叛的忠誠」。這個「背叛的忠誠」在新一代的學生那 里，已經完全看不到那個影子了，他們只會覺得說你批評中國，你就是不對的。這就是這兩代人的區別。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麼大的一個區別呢？我 大概做一下文獻和研究，其實從九十年代開始中國民族主義在過去十幾年已經有很多學界的討論，但是大部份這些討論都是限制在國內的那個情況里面，基本上是沒 有涉及到海外中國學生的情況的。大家基本上都同意說這個由國家發動的民族主義運動是來源于他們對政權合法性的擔心，「八九年」後，國內的思想品德教育課的 課本做了很大的修改。我們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那個思想品德教育課，在國內就是有它的主題，它在不停的變化的，在不同的歷史年代和政治社會的環境，他 就會不停地修改，根據政權的需要來修改它的歷史和政治教育。
在西方國家，在民主國家，他的思想品德教育課叫做「公民教育」。這個「公民教 育」有兩條最重要的內容︰一個是知情權，一個是批判的能力和參與政治的能力。但是在中國的思想品德教育課，他最強調的是這個政權的合法性，然後是你對他的 忠誠。這個是最大的一個區別的。譬如說，一九九四年國家中宣部就頒布了一個「愛國主義」大綱，把中學小學的教學大綱都改變了，做出這些調整，就是要強調愛 國主義教育。
與此同時，非官方的「民族主義」話語的發展。譬如我們知道，《中國可以說不》這些書，然後那個反日游行等等等等這些事件，當然這些所謂的非官方，所謂的民間，其實也跟官方有很大的關系，甚至就是由官方來操縱的。這兩條線，就是民族主義的發展脈絡。
在 現有的民族主義發展的研究里面，主要就分成兩大塊，一大塊研究主要集中講學校里面的愛國主義教育是怎麼進行的。，譬如那個..(15:54)有一個研究， 他們在一個中學里面就是專門研究這些學生他們每天是怎麼接受民族主義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的。譬如說升旗儀式；譬如說老師會有什麼具體的一個選擇題，就 是說如果你看到一個外籍老師他揮動那個西藏的旗的時候，你應該怎麼樣的反應？譬如說如果在運動會上升起台灣國旗，奏起台灣國歌的時候，學生應該怎麼反應？ 這些都是有具體的問題和答案的。一些那個很具體的這些愛國主義在學校里面怎麼進行的。
另外一大塊，就是主要就是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對制度 性和現政性的政策改變人的價值觀的影響。可是到現在為止呢我們都沒有看到把這兩方面，就說到底一個個體和一個學生他們從他們自己這個學校的教育和外界的民 主教育是怎麼樣連起來的？對他們**生的影響？譬如對他們得到這些民族認同感啦，民族的這些價值是怎麼樣影響起來？這些都還沒有講過，所以我就想這個角度來 講。
我的兩個大的理論框架一個就是教育和經歷。我剛剛已經提到過了，就是對于杜威的那個理論，他就是說一個人不只是在學校里面受教育，你 從小到大你受到的所有教育，造就了你今天的價值，你的行為，你的所有這些，其實很大程度就是跟你的個人的經歷有關系。他還講到個人跟社會關系。就是說一個 個人他很大程度受制于那個他當時所處的社會的社會政治的影響。另一方面，一代人成長起來之後，這一代人又反過來會影響這個社會，所以就是為什麼說我們理解 民族主義的這個情況是那麼重要。
我的另外一個理論就是政治社會化」。「社會政治化」是什麼意思呢？很簡單地講就是一個人在從你從嬰兒開 始，到變成一個成年人這個過程，其實我們已經在不停地接受著這個社會化的過程。你生理上成長，和政治上、社會上的成長，就是社會化政治，「政治社會化」的 一個經歷。那這個政治社會化就是你早期的時候接觸的一些價值理念，就是像你戴一個眼鏡，你長大以後你就一直帶著這個眼鏡看這個世界。
在這 個社會化的過程中，你會經歷很多痛苦。一個就是說你小的時候，受到的一些價值觀影響啊，知道的一些事情，跟你長大的時候你所看到的世界是有很大的誤差的。 譬如說以前覺得共產黨怎麼怎麼好，後來你看到他殺人了，那這個就是一個現實的沖擊，那你可能就會改變。另外一個就是在社會政治化的過程中有幾個主要媒介， 他們是最主要的影響。譬如說老師的影響、學校的影響、同年人的影響、家長的影響，如果兩個不同的媒介說的話不同，比如，我小時候老師在學校就說共產黨怎麼 好，毛主席怎麼好。我回到家里，我爸爸就會說它是獨裁政權。那我我就會想到底是誰在說的對？是老師說的對？還是家長說的對？你慢慢地就會有疑問。每一個人 肯定會有這麼一個階段，慢慢地你就覺得改變了。這兩個就是我說的「去政治化」 。而且這個「社會政治化」的過程不是說終結的，它是永遠不停的進行的。
那 我的問題就是說為什麼這些海外來的學生來這邊以後，他們到底有沒有「去政治化」就把過去的一些東西去掉了，重新來那個什麼再有新的東西，那我想這個題目的 話對于理解這個中國民意或者西方華人的民意，其實都有很大的影響，現在我們總是要說民意、民意，好像就是說反對派總是。。。對不起，我不是故意講，主要是 講說我們要怎麼樣去團結大多數人。那我就想就說這個底線在那里？我們是為了團結他們，是要說他們的話呢？還是說讓他們有reality shock，讓他們有些沖擊，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我這個題目會對記憶或權利和那個集體記憶和權利的關系或有一些的啟發。何一男 做的歷史和記憶的研究，他說在不同的國家，這個政權會通過他們想要的來解讀歷史，或者是那個改變和篡改歷史的表述。我覺得這就是說在中國現在的情況下，我 們這些天討論的這些問題，在中國都是禁區，都是不能觸動的。
這些對于民族的認同還有什麼樣的影響？最主要就是三點︰民族主義情緒強烈地被放大；不鼓勵批判精神；還有就是歷史的事實被壓制的情況下，對這個一個人民族的認同，到底會有一些什麼樣的不一樣？
另 外還有那個「公民社會」。我很同意現在學界討論很多的中國的政治改革，在中國針對這個問題到底是不是要馬上就改，它不能夠馬上改，一改它就亂了怎麼怎麼 辦？現在的公民社會正在建立，有些人就說希望馬上就改。那我覺得其實這兩個是一點都不矛盾，在我看來因為它是一個發展的兩個方面，如果你看一下台灣的話， 如果沒有八十年代的解禁，你怎麼折騰都沒有用，我自己是這麼覺得的。
現在好像都在說「公民社會」，然而公民社會最基本的一些要素，比如知 情權、批判的權利都沒有。你一說話它就把你關起來。你原來是體制內的，如果你過了一條線，你就變成體制外的了。這個惡性循環，你沒有解禁，沒有新聞自由， 沒有言論自由，你到了最後這個公民社會力量根本就沒有可能壯大。就是說一個小孩你給他吃有毒的奶粉他怎麼長呢？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一個說要有點時間的問題。 我覺得如果沒有自由，這個民主社會、公民社會的建立如果現在還不開始的話，那就更加不可能開始了，那就會花更加多的時間了。
我的時間快到 了，最後我想跟大家很快的分享一下，我們昨天晚上一起去唱卡拉OK，那個房間里面有那個「五零後」 、「六零後」、「七零後」、「八零後」、「九零後」，我覺得其實到最後人性里面有些東西是共通的，可是在我們所有那麼幾代人的教育里面，共產黨都把人性去 掉了，然後讓你就去犧牲、去獻身。昨天晚上我們這些所謂的「八九學生」唱歌還是唱《血染的風采》；軍濤還是唱他所喜歡的《出塞曲》，回不了家的；還是唱流 行的時候那個「幾多風雨幾多愁」叫什麼「少年壯志不言愁」 。你還是想著那一些。而那些後八九的學生他們唱的是更加人性化的一些的歌。可是到了最後我們這些「八九學生」都成為賣國的，人家都成為愛國者。所以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教育是為了權利？還是權力？是for right還是for power？這個是很重要的。
另外還有一個例子，我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采訪了很多學生。其實很多學生他們爸爸媽媽都是右派；文革時被下放；小時候他們都是一個人在家里面一個人等著爸 爸媽媽回家，等了很多很多年，或者是等了十年二十年，都沒有等到。我做八九年采訪的時候，那些媽媽又在家里面等著他們孩子回家，還是在等，有希望的等，無 希望的等，就是這種等待。那如果一個社會里面連這個最基本的親情、友情，都可以以一個革命的名義犧牲的話，或以一個愛國名義犧牲的話，那我們這個社會還剩 下什麼？我們還有什麼？我們還指望什麼？ 謝謝！
来源：http://www.ncn.org/view.php?id=73675
作者 : 何曉清 打印此文 告訴好友2008-12-19 1:00 AM
-- 認同一個「崛起的中國」？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何曉清
【編者按】今年是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鄧小平提出並領導實施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但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後果，造 成中 國社會貪污腐敗猖行；貧富懸殊加大；嚴重的社會不公，導致民怨沸騰，終于爆發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運動。時值「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我們特在 『透視中國』欄目中開闢「改革開放三十年反思」專欄，將陸續刊登和播放專家學者的有關演講稿和實況錄像，以供大家回顧、反思和討論。
下面 刊登和播放的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何曉清，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國西東大學、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全美中華學人聯誼會聯合舉辦的中國的「歷史 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五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認同一個「崛起的中國」？海外中國學生民族主義初探》。
【何曉清】大家好。我今天要講的是我正在進行的一個研究專案，就是關于 「海外中國學生民族主義初探」的一個專案。昨天大家已經對我「批判」了很多，要我一定用中文講，所以我就盡量慢一點用中文來表達，但是有一些詞可能我還是要用英文，希望你們可以幫我。
那我說的「初探」的意思，是因為這個專案還正在進行中，在這里就是所謂的「崛起的中國」(Rising China)，我覺得是一個新的定義，我就想通過這個研究看一下這個所謂「崛起的中國」的這個概念是不是賦予了當代中國民族主義一個新的身份認同，就是 New National-Wide Identity。我想這個「崛起的中國」的涵義有很多，譬如說個「崛起的中國」它把中國帶向了經濟、軍事的強國，就算它沒有認同西方的一些普世價值，對 人權的尊重，它還是強大的。譬如說這個「崛起的中國」它讓中國走出了貧窮，然後維護主權的「完整」等等；還有剛剛我們提到的那個儒家的思想啊，讓海外的中 國人總算起了頭等等。這個就是我定義的「崛起的中國」(Rising China)的涵義。
我是用定性的研究，就是生命史(Life History)這樣的方法論來做研究的，而不是用定量的，或是定性的研究。我想從教育學的角度，從跟進海外的這些「後八九」一代的學生，從他們的在國內 個社會政治化的經歷，還有他們在海外的「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的社會政治化經歷，來看這個他們的經歷是怎麼樣跟他們的民族的認同、民族的歸屬感和民族 身分認同**生的關系。
那我想說一下我這個研究的一些背景。我這個研究其實是從兩年多以前就開始搜集材料，我想現在大家對民族主義已經不是 很陌生了，因為經過今年的「揮紅旗，迎聖火」啊；「迎奧運」啊，這些整個很戲劇性的場面，大家對民族主義已經不是很陌生了。但是二零零六年我剛剛開始的做 這個課題研究的時候，很多人會覺得我是不是有點太夸張了，或者是小題大作，說有海外哪里有那麼嚴重的民族主義。其實他們這樣的這種吃驚，我是覺得我們不應 該。因為後面發生的這些事情，其實是經過很長時間慢慢建立起來(Build Up)的，它才會有這樣的「舞紅旗」等等的現象。
從二零零六 年開始到現在，海外民族主義事件，在西方的校園發生過一系列的事件，可能大家都不是很了解，因為它主要是發生在校園里面，外面沒有很多的報道。在這些發生 在校園里面的事件中，很多學生在學術會議上，或者政治討論上面，他們就很強烈地表達了對中國的批評聲音的反對，那麼我可以大概的舉一下例子。
比如在多倫多大學，我當時寫過一篇報道，當時有一個學者他講中國的貪污問題的時候，那些學生在提問的時段，就輪流上去問他同樣的一個問題︰你是不是中國 人？ 他們輪番反復地提問。那個會開完了以後，他們就跟著他。而且還有些女孩子就很生氣地對他說，你說中國有妓女，是污辱了我媽媽、是污辱了我、是污辱了中國人 民。然後她是哭著，追著他去罵。然後他們在多倫多大學學生會的網站上，發了四百多個留言，說要干掉那個賣國賊。然後他們說這個學者的演講是西方的一個陰謀 (Conspiracy)等等。
其實，同一時間，在美國的MIT（麻省理工學院）也發生了很類似的一件事情，但是這一次不是發生在一個中 國人的身上，而是發生在一位元教亞洲史的日本教授身上。這位教授用一些圖畫來講日本在侵華的時候的慘酷性，那麼中國在MIT麻省理工大學的學生會，就發動 了一系列的E-Mail攻勢（campaign），很惡意的去恐嚇他。最後警察都介入進來。中國學生會要求麻省理工大學官方當局向他們道歉。他們說，你們 沒有資格把亞洲人民或者中國人民這一段痛苦的歷史來這里曝光（exposed），暴露在世人的眼里。
還有大家知道龍應台在哈佛演講時，也是在解答提問時候被問說︰你還覺不覺得中國還是你的祖國？就是很清楚問，你還是不是中國人？他的潛台詞就是，你已經背叛了中國，你根本就沒有資格談中國，你還有什麼臉談中國。
那 麼從民主社會的角度來看這些事情，是很讓人擔憂的，特別是那種情緒。我們後來看到的王千源事件等等，他們已經從自衛（Defensive）變成了攻擊 （offensive）；從大學校園走向了社會街頭。他們從一開始只是要表達自己的意見，而現在變成了對個人的攻擊；變成了他們想阻礙和改變主流媒體對中 國的看法。這一系列的發展變化從二零零六年到二零零八才短短兩年時間里，在我看來已經是越來越嚴重了。
其實如果我們不看這個時間、地點和 人物的話，我們可能還以為這些小孩是大陸「文革」的紅衛兵，但是我們要想一想他們其實都是從過去改革二、三十年成長起來的；是中國所謂的最精英的人才，因 此他們可以到北美、美國、加拿大還有新西蘭。其實新西蘭也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那為什麼他們來到海外以後，他們沒有受西方民主的自由理念和價值完全影響而改變呢？是什樣的一個因素讓他們把一個關于政權的討論；關于政治問題的討論變成 和理解成為是對一個國家、對一個民族的污辱呢？而且他把一個學術討論轉向要挑戰這個討論者個人對民族、祖國的忠誠呢？
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 這樣的經歷，我在做「六四」 、「文革」研究的時候，特別是最近這幾年我每次去開會，經常地挨罵，所以後來我看到中國學生我都是低著頭走，因為他們很生我的氣，然後很明顯有些人根本就 不理我，覺得我是賣國的同學。當然我個人覺得很難受，那我就想在我的研究里面探討一下，為什麼成千上萬的學生，他們在一個異國的土地上，他們走上異國的街 頭，變成維護中國的衛士。我很多美國朋友他們跟我講說，他們以前對中國那個學生的印象，就是王維林擋坦克；學生在天安門絕食。美國也好，加拿大也好，很多 當年「六四」許多學生都走上街頭，所以才得到「六四綠卡」 ，才有那麼多人留下來。他們當時是抗議中國政府的暴行的，然而不到二十年的時間，他們變成了去維護同樣的那個政府，而且它當年的那些暴行都沒有得到最後 的，不是平反，就是重新的評價。如果這些學生他們回到中國，參加到政治精英階層，這對中國的未來意味著什麼？那麼如果他們留下來，留在西方，他們對于中國 這些事件在不斷地發出聲音，那他們對主流媒體的影響又是什麼？對國際關系，對世界和平又意味著什麼？我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底下決定做這個研究的。
那 這個研究一部分是從我的博士論文中發展而來，我不認為是在做八九天安門流亡學生他們的社會政治社會化的經歷，我想從他們的流亡之前和流亡之後，的這個教育 經歷，其實就是從廣義的對于教育的那個概念出發去研究。我認為教育不只是學校的教育，而是說你整個人生的經歷，也是一個教育。那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他們的 價值，我有一個很重要的發現，就是說這些流亡海外的學生患有「流亡綜合癥」。他們在很多不同的價值當中掙扎；他們也在很多不同的處境里面掙扎，在他們做出 人生的決定的時候，決定今後要怎樣的時候，我覺得他們除了需要承受這種恐懼，需要承受家人不能夠見面啊，回國啊，很多人父母去世不能夠回去見最後一面等等 這些沖突時，以及面對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付出不被你的國人認同；你付出的時候大家覺得你是在賣國時，也就是「血淚流盡反惹笑」 這樣一個感覺。我覺得就是這個沖突里面有一個很大不同，就是八九年時的學生他們是想著中國會越來越好，然後年輕人成長起來，最終就會有公義。可是事實上 呢？「後八九」一代成長起來了，他們跟「八九」的學生有一點是不一樣的，就是他們對民族的忠誠的理解很不一樣。「八九」學生他們覺得他們是愛國者，所以他 們走向街頭，所以他們要求政治改革；而「後八九」我們都看到了他們覺得自己愛國，就是不要批評中國，不能批評中國政府。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一個區別？大 家都覺得自己是在愛國，但是「八九」的學生就是覺得我們是愛國，然後那個對方又覺得是愛國，而且不要忘記了他們都是在同一個制度底下教育成長起來的。我覺 得對「八九」學生或者因為「八九」流亡的所有異議人士來說，每一個異議人士其實他們做的都是一樣的事情，就是他們從小到大被教育的事情，就是要為這個國家 付出和獻身，你走上街頭的時候，你要面對的就是坦克、機槍。你要面對的是監獄、恐懼，我覺得這是一種「背叛的忠誠」。這個「背叛的忠誠」在新一代的學生那 里，已經完全看不到那個影子了，他們只會覺得說你批評中國，你就是不對的。這就是這兩代人的區別。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麼大的一個區別呢？我 大概做一下文獻和研究，其實從九十年代開始中國民族主義在過去十幾年已經有很多學界的討論，但是大部份這些討論都是限制在國內的那個情況里面，基本上是沒 有涉及到海外中國學生的情況的。大家基本上都同意說這個由國家發動的民族主義運動是來源于他們對政權合法性的擔心，「八九年」後，國內的思想品德教育課的 課本做了很大的修改。我們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那個思想品德教育課，在國內就是有它的主題，它在不停的變化的，在不同的歷史年代和政治社會的環境，他 就會不停地修改，根據政權的需要來修改它的歷史和政治教育。
在西方國家，在民主國家，他的思想品德教育課叫做「公民教育」。這個「公民教 育」有兩條最重要的內容︰一個是知情權，一個是批判的能力和參與政治的能力。但是在中國的思想品德教育課，他最強調的是這個政權的合法性，然後是你對他的 忠誠。這個是最大的一個區別的。譬如說，一九九四年國家中宣部就頒布了一個「愛國主義」大綱，把中學小學的教學大綱都改變了，做出這些調整，就是要強調愛 國主義教育。
與此同時，非官方的「民族主義」話語的發展。譬如我們知道，《中國可以說不》這些書，然後那個反日游行等等等等這些事件，當然這些所謂的非官方，所謂的民間，其實也跟官方有很大的關系，甚至就是由官方來操縱的。這兩條線，就是民族主義的發展脈絡。
在 現有的民族主義發展的研究里面，主要就分成兩大塊，一大塊研究主要集中講學校里面的愛國主義教育是怎麼進行的。，譬如那個..(15:54)有一個研究， 他們在一個中學里面就是專門研究這些學生他們每天是怎麼接受民族主義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的。譬如說升旗儀式；譬如說老師會有什麼具體的一個選擇題，就 是說如果你看到一個外籍老師他揮動那個西藏的旗的時候，你應該怎麼樣的反應？譬如說如果在運動會上升起台灣國旗，奏起台灣國歌的時候，學生應該怎麼反應？ 這些都是有具體的問題和答案的。一些那個很具體的這些愛國主義在學校里面怎麼進行的。
另外一大塊，就是主要就是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對制度 性和現政性的政策改變人的價值觀的影響。可是到現在為止呢我們都沒有看到把這兩方面，就說到底一個個體和一個學生他們從他們自己這個學校的教育和外界的民 主教育是怎麼樣連起來的？對他們**生的影響？譬如對他們得到這些民族認同感啦，民族的這些價值是怎麼樣影響起來？這些都還沒有講過，所以我就想這個角度來 講。
我的兩個大的理論框架一個就是教育和經歷。我剛剛已經提到過了，就是對于杜威的那個理論，他就是說一個人不只是在學校里面受教育，你 從小到大你受到的所有教育，造就了你今天的價值，你的行為，你的所有這些，其實很大程度就是跟你的個人的經歷有關系。他還講到個人跟社會關系。就是說一個 個人他很大程度受制于那個他當時所處的社會的社會政治的影響。另一方面，一代人成長起來之後，這一代人又反過來會影響這個社會，所以就是為什麼說我們理解 民族主義的這個情況是那麼重要。
我的另外一個理論就是政治社會化」。「社會政治化」是什麼意思呢？很簡單地講就是一個人在從你從嬰兒開 始，到變成一個成年人這個過程，其實我們已經在不停地接受著這個社會化的過程。你生理上成長，和政治上、社會上的成長，就是社會化政治，「政治社會化」的 一個經歷。那這個政治社會化就是你早期的時候接觸的一些價值理念，就是像你戴一個眼鏡，你長大以後你就一直帶著這個眼鏡看這個世界。
在這 個社會化的過程中，你會經歷很多痛苦。一個就是說你小的時候，受到的一些價值觀影響啊，知道的一些事情，跟你長大的時候你所看到的世界是有很大的誤差的。 譬如說以前覺得共產黨怎麼怎麼好，後來你看到他殺人了，那這個就是一個現實的沖擊，那你可能就會改變。另外一個就是在社會政治化的過程中有幾個主要媒介， 他們是最主要的影響。譬如說老師的影響、學校的影響、同年人的影響、家長的影響，如果兩個不同的媒介說的話不同，比如，我小時候老師在學校就說共產黨怎麼 好，毛主席怎麼好。我回到家里，我爸爸就會說它是獨裁政權。那我我就會想到底是誰在說的對？是老師說的對？還是家長說的對？你慢慢地就會有疑問。每一個人 肯定會有這麼一個階段，慢慢地你就覺得改變了。這兩個就是我說的「去政治化」 。而且這個「社會政治化」的過程不是說終結的，它是永遠不停的進行的。
那 我的問題就是說為什麼這些海外來的學生來這邊以後，他們到底有沒有「去政治化」就把過去的一些東西去掉了，重新來那個什麼再有新的東西，那我想這個題目的 話對于理解這個中國民意或者西方華人的民意，其實都有很大的影響，現在我們總是要說民意、民意，好像就是說反對派總是。。。對不起，我不是故意講，主要是 講說我們要怎麼樣去團結大多數人。那我就想就說這個底線在那里？我們是為了團結他們，是要說他們的話呢？還是說讓他們有reality shock，讓他們有些沖擊，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我這個題目會對記憶或權利和那個集體記憶和權利的關系或有一些的啟發。何一男 做的歷史和記憶的研究，他說在不同的國家，這個政權會通過他們想要的來解讀歷史，或者是那個改變和篡改歷史的表述。我覺得這就是說在中國現在的情況下，我 們這些天討論的這些問題，在中國都是禁區，都是不能觸動的。
這些對于民族的認同還有什麼樣的影響？最主要就是三點︰民族主義情緒強烈地被放大；不鼓勵批判精神；還有就是歷史的事實被壓制的情況下，對這個一個人民族的認同，到底會有一些什麼樣的不一樣？
另 外還有那個「公民社會」。我很同意現在學界討論很多的中國的政治改革，在中國針對這個問題到底是不是要馬上就改，它不能夠馬上改，一改它就亂了怎麼怎麼 辦？現在的公民社會正在建立，有些人就說希望馬上就改。那我覺得其實這兩個是一點都不矛盾，在我看來因為它是一個發展的兩個方面，如果你看一下台灣的話， 如果沒有八十年代的解禁，你怎麼折騰都沒有用，我自己是這麼覺得的。
現在好像都在說「公民社會」，然而公民社會最基本的一些要素，比如知 情權、批判的權利都沒有。你一說話它就把你關起來。你原來是體制內的，如果你過了一條線，你就變成體制外的了。這個惡性循環，你沒有解禁，沒有新聞自由， 沒有言論自由，你到了最後這個公民社會力量根本就沒有可能壯大。就是說一個小孩你給他吃有毒的奶粉他怎麼長呢？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一個說要有點時間的問題。 我覺得如果沒有自由，這個民主社會、公民社會的建立如果現在還不開始的話，那就更加不可能開始了，那就會花更加多的時間了。
我的時間快到 了，最後我想跟大家很快的分享一下，我們昨天晚上一起去唱卡拉OK，那個房間里面有那個「五零後」 、「六零後」、「七零後」、「八零後」、「九零後」，我覺得其實到最後人性里面有些東西是共通的，可是在我們所有那麼幾代人的教育里面，共產黨都把人性去 掉了，然後讓你就去犧牲、去獻身。昨天晚上我們這些所謂的「八九學生」唱歌還是唱《血染的風采》；軍濤還是唱他所喜歡的《出塞曲》，回不了家的；還是唱流 行的時候那個「幾多風雨幾多愁」叫什麼「少年壯志不言愁」 。你還是想著那一些。而那些後八九的學生他們唱的是更加人性化的一些的歌。可是到了最後我們這些「八九學生」都成為賣國的，人家都成為愛國者。所以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教育是為了權利？還是權力？是for right還是for power？這個是很重要的。
另外還有一個例子，我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采訪了很多學生。其實很多學生他們爸爸媽媽都是右派；文革時被下放；小時候他們都是一個人在家里面一個人等著爸 爸媽媽回家，等了很多很多年，或者是等了十年二十年，都沒有等到。我做八九年采訪的時候，那些媽媽又在家里面等著他們孩子回家，還是在等，有希望的等，無 希望的等，就是這種等待。那如果一個社會里面連這個最基本的親情、友情，都可以以一個革命的名義犧牲的話，或以一個愛國名義犧牲的話，那我們這個社會還剩 下什麼？我們還有什麼？我們還指望什麼？ 謝謝！
来源：http://www.ncn.org/view.php?id=73675
日知录（25）曾金燕致谢辞
曾金燕就胡佳获得萨哈洛夫奖的致谢辞
尊敬的欧洲议会议员，各位关注和努力推进人权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好！
非常感谢欧洲议会把2008年的"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颁发给我的丈夫胡佳。由于目前胡佳仍然被关押在监狱，我们的通信受到审查，我们见面时隔着玻璃的通话也被监听，胡佳和我没有机会直接讨论他获奖一事。2008年11月21日我去北京市监狱访问他时，我们分别事先受到警察的警告：不能谈论萨哈洛夫奖一事，否则隔着玻璃通过电话的交谈会被立即切断。
在曾金燕的讲话录像播出后，全场静默，很多议员和工作人员的眼中涌出了泪水。主席波特林说，欧洲议会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关系，欧洲需要中国，中国需要欧洲。在人权问题上，欧洲议会愿意做中国民众的朋友，决不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他把胡佳和曾金燕的情况，与当年萨哈罗夫夫妇为自由真相发声的勇气相对比，把曾金燕借录像传递信息称作又一个“无私的行动”。萨哈罗夫的遗孀爱琳娜-伯纳声音哽咽着赞扬了曾金燕的勇气。
最后全体议员和与会者全部起立，鼓掌一分多钟，表达对胡佳全家和人权事业的支持。
不过，国保警察在我与胡佳见面前，把胡佳获得萨哈洛夫奖一事告诉他，力图说服他放弃萨哈洛夫奖，并为胡佳与他的父母安排了一次单独见面，要求胡佳的父母就此做胡佳的劝服工作，此外还要求家属发表公开信，承认胡佳是罪犯不配得奖。我分别从国保警察和胡佳的父母处了解到，胡佳得知他获得2008年度的"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时，说了下列的话："国保警察是不是给了你们很多的压力？……我的人权工作做得还不够多，也许他们（欧洲议会）考虑了我在环保领域和艾滋病领域的努力……这个奖项对中国非常重要，相信不久的将来，会证明我是正确的……"他也在见面时隐晦地对我说："相信我，（无论怎样的重压），我（的信念）都不会改变。"
胡佳入狱将近一周年，我的护照被没收不能参加欧洲议会此次颁奖典礼和20周年聚会，实在遗憾。替胡佳写这份致谢辞，既让我感到不幸，又让我感到荣幸。中国如今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开放的时代，但是我们许多同胞，和我的丈夫胡佳一样，依旧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言论被打压乃至囚禁监牢，这是我们当下的悲哀与痛苦。幸运的是，世界各地的朋友一直没有忘记我们，我收到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成百上千的明信片、问候卡、电邮。欧洲议会也以把2008年度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颁给胡佳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与支持，表达了对中国维权人士的努力和奋斗的肯定。
我认为，这个奖项是颁发给中国所有的维权者以及他们遭受磨难的家人的。不管政治环境多么恶劣，在中国，始终有一批良心之士，孜孜不倦地追求司法公正、社会正义。在漫长和艰难的维权道路上，这些维权者和他们的家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被压制、被孤立、被解雇、子女被迫失学或失业，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殴打、被构陷入狱、甚至被驱逐出境……他们当中，有记者、有作家、有律师、有自由职业者、有教师、有普通企业职工、有许许多多的农民和小商贩。中国庞大的上访者群体，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为此，我遵从胡佳以前对我表述的意愿，他曾经多次希望成立维权者家属支持网络，在目前无法做更多工作的情况下，我决定将胡佳的5万欧元奖金捐出作为启动资金，成立支持维权者家属的基金会，致力于缓解维权者家属们所承受的苦难。相互支持，共度难关。
胡佳被判刑入狱时，曾经有媒体的朋友问我：胡佳究竟做了什么，导致他被判刑入狱？我思索了片刻，回答道：如果说他真的做了什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他坚持说了真话。是的，中国有许多优秀的前辈，在环保、艾滋病、维权领域和六四伤残者、难属救助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做了非凡的工作，使得一大批弱势群体受益。胡佳不是圣徒，他只是怀着一颗孩童般纯真又关切的心，把他所见所闻如实地说出来，并且忘我地无畏地投入到需要他的每一份工作中。2001年，当艾滋病在中国还是一个禁忌话题的时候，当艾滋病疫情是"国家机密"的时候，冒着被警察追捕的风险，他送寒衣到艾滋病农村地区，探望绝望中的病痛者，推动救助和治疗工作。并对外界如实地说出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家人经历的苦难，说出大量的农民因1980、1990年代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事实，说出当年公共卫生政策失误的背景。随着社会工作的深入和工作对象的拓展，他接触到更多的严酷现实，胡佳不能坐视社会不公，一次又一次地公开呼吁，推动公众关注。乃至2004年起，他越来越长时间地被绑架失踪或软禁在家。失去自由的胡佳，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也许就是及时地大声地说出了他所知道的每一个真相。
在一个谎言帝国里，及时地、大声地说真话，需要极大的勇气，担当难以意料的压力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真话越是稀缺，说真话越是重要。不说出真相，我们失去了纯净的血液，艾滋病、肝炎、SARS等传染病继续在不透明的状况下夺取国人的生命；我们失去了干净的土地和水源，国营的、私营的、跨国公司的企业工厂继续污染人类和动植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我们失去了孩子，三聚氰胺牛奶鸡蛋等有毒食品继续伤害人们的身体，使下一代更加孱弱；我们失去了父母，他们要么年老体衰继续被关押在劳改营，要么被改了名字被关押到精神病医院；我们失去了家园，豆腐渣工程遍地起高楼，小天灾大人祸，大天灾惨绝人寰；我们失去了信仰，奴役同类以生存、以获利，无数"黑工人"依旧失踪；我们失去了幸福，司法不公、社会不义，龙的传人却生活在没有安全感、惶恐不安、悲愤痛苦无助之中。这难道就是我们追求的"和谐""安定"的生活？
我们需要并且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胡佳维权，是发乎他的天性。生而为人，天赋权利与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维权，是维护人类尊严，抛弃一切对人的奴役、酷刑、有辱人格的残忍待遇、恐惧和匮乏。维权，从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开始，自由地思想，免于恐惧地表达自我。尽管屡屡遭受压制打击，胡佳也不畏惧；虽然身处监狱，历经磨难，胡佳对中国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乐观和信心。我们在监狱见面时，胡佳曾经说：我希望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因言获罪的人，我不希望任何人再因为说出自己的观点而失去自由。
但现实仍然不容乐见，胡佳入狱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曾宏玲、陈道军、黄琦等人同样是因为发表言论被关押、判刑。我们迫切地渴望中国能早日回归到正常社会，成为民主、法治、自由的家园，以积极、和平、负责任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视野中。这个目标并不遥远，但需要所有的人，无论身居国内还是海外，都诚实地说出真相，面对一个真实的中国去思考、解决问题；需要大家都积极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进而推动整个维权运动和法治进程，才能够人人享有表达自由、信仰自由，便能免于匮乏、免于恐惧地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家园。
我代表我的丈夫胡佳，再一次向欧洲议会表示感谢。向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历届获奖者，向推动人权、改进人权的勇者致敬！
胡佳之妻：曾金燕
2008年11月22日
（以上为文字版的致谢辞，以下为视频版讲话的字幕）
视频地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4Ot08p8feTg
Dear friends, Hello,
I am Hu Jia's wife, Zeng Jinyan. Hu Jia is currently in prison and so is unable to come to the ceremony to receive his Sakharov Prize.
I don't have a passport so I cannot come to Europe either to attend the ceremony for the Sakharov Prize's 20th anniversary. We are deeply sorry about this.
The good news is that Hu Jia was transferred on 10 October 2008 from Chaobai prison in Tianjin to the Beijing municipal prison, and that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he is being held have improved. As for his health, he is looking a little better. He seems to be in slightly better shape than he was in Chaobai prison.
However, he had two blood tests in the space of a month and we don't know what the results were. Although we asked for them, the results of the tests have not been given to the family. This behaviour worries us. It makes us fear that his cirrhosis has got worse.
I visited Hu Jia in the Beijing municipal prison on 21 November 2008. Before our meeting, we were both warned separately by the prison authorities that we were forbidden to talk about the fact that he had been awarded the Sakharov Prize.
So, during my visit, neither of us was able to talk about the prize. We weren't able to discuss it by letter either, as all our correspondence is inspected. Even if all we do is express a view about social phenomena or if Hu Jia talks about the prison, when the prison authorities are not happy with it, our letters are confiscated or Hu Jia's letters are returned to him. We very much hope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more normally, but for the time being it is very hard.
At the end of October 2008 or beginning of November, I am not exactly sure which, State Security police officers told Hu Jia he had won the Sakharov Prize.
And when I saw him on 21 November, I could sense that he was very happy about it. I know that Hu Jia spoke to his mother and to the policemen about it. These are more or less his words:
"Perhap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as thinking of the work I did in the areas of AIDS and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what I did in terms of human rights was very far from sufficient and I will need to redouble my efforts."
He also said this Sakharov Prize wa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 and he was confident that the future would prove him right. Obviously, from my personal viewpoint, I hope he comes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Hu Jia said one day that he hoped to be China's last prisoner of conscience but the reality is very different. Since the day of his trial, on 3 April, there have been others such as Huang Qi, Zeng Honglin and Chen Daojun who have been arrested by the authorities because their expressed their views publicly. And some of them have been tried and given prison sentences.
This shows that the situation of freedom of opinion is still absolutely appalling and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for optimism.
But even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re are now a great many exceptional people and people of goodwill in Chinese society who are going to great lengths to find ways to make the real situation in China known, and to express deeply-felt views, and the Internet is providing them with a very interesting platform. But unfortunately there is sometimes a very high price to be paid for this.
If the truth be told, sometimes one's courage is not enough. Sometimes the price to be paid is very, very high. There have been cases in which, after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riters and others have used their freedom of thought, their relatives have also been harassed by the police, have lost their jobs or have been put under house arrest. And more serious still, some have even been tried and convicted.
Hu Jia had himself been illegally kidnapped several times by the police since 2004, without any form of legal procedure. He was constantly followed and in the end he was given a prison sentence. And I, who am his wife, I am often harassed by the police. 05:49
Others are in the same situation, such as Chen Guangchen and his wife, Guo Feixiong and his wife, and even their child, who has been denied his right to education. Thanks to many appeals from different quarters, Guo Feixiong's children were later able to go back to school although in circumstances that are not very satisfactory.
For all these reasons, I would like to respect the desire that Hu Jia has expressed on many occasions. He has often said he would like to set up a support network to help the families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To provide moral support for the families, to ease their mental and life pressure to which they are subjected. So that they can be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pressure of the authorities in a more active and optimistic manner, and to discourage cruel revenge-taking on families.
I cannot at the moment do very much but I would like to use the 50,000 euros of Hu Jia's Sakharov Prize as start-up money, to establish a foundation to support the families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to finally realise what Hu Jia had always wanted.
Why is the human rights work done by Hu Jia so difficult?
I think this is mainly because China's legal system is not satisfactory. There are laws, there are all sorts of articles and regulations, some are well written, but they are not applied.
In reality, the situ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s disastrous. The judicial system has no independence. Until 2004, Hu Jia devoted most of his activity to the problems of AIDS and the environment. He spent a lot of the time in the field, on campaigns, where people needed him to take concrete action.
Then, from 2004 onwards, the police regularly denied him his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he had no other choice but to participate in human rights movements from his home, writing articles and publishing reports from the field.
I think that during all these year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interesting thing he did was to have constantly persisted in saying the truth. He never stopped writing about the phenomena he observed. He never stopped describing, one by one, all the realities that the Chinese media cannot say. He never stopped publishing all this on websites so that the public could learn about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understand it.
In my view, this has been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
If you look at China now, you see everyone talking, but lying is very widespread. Nonetheless, there are people who continue their quest for the truth. Because the school textbooks our children study, our newspapers and broadcast media, our libraries and all these documents and files, they all resemble what you find in the novel 1984. They are written in another language to describe a fictitious reality.
What is the real situation, the real China? We do not know.
That is why there is a group of thinking people, like Hu Jia, in China who have never abandoned their quest for the truth. But Hu Jia has paid a very heavy price.
Our child is now just one year old. This is a key period in her life but Hu Jia is not able to be at her side.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me to talk about this, but I think…
And then Hu Jia has also always been very optimistic. He said he thought China was experiencing the most open period of its history, that you had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 a fairer, freer and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in China.
We can indeed see this in our daily life,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still has very tight control over the media and over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erhaps even tighter control with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y. But on the other hand, civil society also uses the new technology and the platform that the Internet provides to actively promote a fairer judicial system and a more just society, and to investigate and expose the real China.
And to carry out citizen education, to educate citizens about human rights. It is a real hop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ants it or not, and whether leading figures inside or outside China recognise it or not, China is moving at great speed towards an open and democratic society.
I would finally like to say that, whatever happens, we must maintain an active and optimist attitude and pursue our efforts to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o promote democracy and freedom in China.
We are full of hope of soon being able to hail the arrival of an open China. We are full of energy for China to become a country at peace.
I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European Parliament friend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from the outset taken an interest in Hu Jia's case and has deployed considerable efforts on behalf of freedom for Hu Jia and other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efforts that demand respect.
It has also never stopped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need for freedom to become a reality for the people of China.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those friends who I have never seen. If you had not supported us for so long, if you had not taken an interest in our fate, if you had not constantly encouraged us, I think we would never have found the courage to confront such a difficult social reality.
It helps us to keep hope and to continue our efforts.
I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all the efforts you have undertaken for Hu Jia, for me and for our family. Thank you for your efforts on behalf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you contribution to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societ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goodbye.
萨哈洛夫奖颁奖典礼上的视屏
Posted: 17 Dec 2008 05:24 AM PST
Sakharov Prize Award 08 - Hu Jia - Message from Zeng Ji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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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97) 按反序排列
天涯行 [203.88.208.*] @ 2008-12-17 23:57:17
非常感动，支持胡佳！
反对 2
306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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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斗 [117.85.67.*] @ 2008-12-17 23:5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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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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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k [116.53.253.*] @ 2008-12-17 23:58:30
顶！~借老师宝地广告，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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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荆歌 [218.104.248.*] @ 2008-12-18 0:02:05
得妻若此，夫复何求！
祝福胡佳,祝福金燕,祝福中国.
反对 5
231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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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舞的世界 [202.115.125.*] @ 2008-12-18 0:09:35
首先，我认为诺贝尔和平奖没有颁给胡严重伤害了我的感情。无论如何，我认为和平奖发给一个囚犯，比发给一个总统更让人感觉实至名归。事实将证明，某国议会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但是，我知道，甘地同样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什么？与此次雷同，最后谨向胡佳致敬，向他的妻子致敬
反对 1
253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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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刺 [125.85.62.*] @ 2008-12-18 0:13:45
向執著於信念的人致敬!
反对 0
107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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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n [116.11.163.*] @ 2008-12-18 0:15:31
支持胡佳，支持老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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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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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derlust [123.125.9.*] @ 2008-12-18 0:15:53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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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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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态度 [123.117.48.*] @ 2008-12-18 0:19:10
不想看《三联生活周刊》了
请推荐其他杂志
谢谢 打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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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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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沉默 [222.89.206.*] @ 2008-12-18 0:21:55
引“不能谈论萨哈洛夫奖一事，否则隔着玻璃通过电话的交谈会被立即切断。”
警察的消息很灵通 上面也很有能力 是怕胡佳知道后有更大的动力么？ 其实不用那么费心，他坚持的是正义，一个定值，不会变的。
反对 0
114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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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 [61.180.240.*] @ 2008-12-18 0:26:08
敬！
反对 0
31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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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醉豚 [202.156.12.*] @ 2008-12-18 0:33:13
金燕，有机会替我向老鼠问好。
反对 0
40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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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山豹子 [118.251.43.*] @ 2008-12-18 0:33:46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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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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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晓波 [222.247.105.*] @ 2008-12-18 0:37:46
祝福胡佳，曾金燕！好人一生平安
反对 1
68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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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it [124.28.230.*] @ 2008-12-18 0:38:49
向胡佳、曾金燕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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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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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art777 [218.94.94.*] @ 2008-12-18 0:55:51
真的很感动，希望你们能好起来
反对 0
60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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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建华 [119.128.110.*] @ 2008-12-18 1:01:19
支持胡佳，希望更多的中国人从胡佳先生那里学到理性而坚定的抗争精神。
金燕说得不错，只要大家行动起来，这个国家野蛮和暴虐的社会生态就会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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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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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 [211.103.55.*] @ 2008-12-18 1:06:34
勇敢的胡佳及家人，向你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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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卵朝天 [125.218.192.*] @ 2008-12-18 1:07:02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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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鴉 [123.113.44.*] @ 2008-12-18 1:10:31
【不过，国保警察在我与胡佳见面前，把胡佳获得萨哈洛夫奖一事告诉他，力图说服他放弃萨哈洛夫奖，并为胡佳与他的父母安排了一次单独见面，要求胡佳的父母就此做胡佳的劝服工作，此外还要求家属发表公开信，承认胡佳是罪犯不配得奖。】
這段，處處是笑話。
要是胡佳得的是諾貝爾獎，我估計他／她們都不知道該幹嘛了。
不是所有人的羞恥，是他／她們的羞恥。
来源：http://www.bullog.cn/blogs/mozhixu/archives/245969.aspx
尊敬的欧洲议会议员，各位关注和努力推进人权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好！
非常感谢欧洲议会把2008年的"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颁发给我的丈夫胡佳。由于目前胡佳仍然被关押在监狱，我们的通信受到审查，我们见面时隔着玻璃的通话也被监听，胡佳和我没有机会直接讨论他获奖一事。2008年11月21日我去北京市监狱访问他时，我们分别事先受到警察的警告：不能谈论萨哈洛夫奖一事，否则隔着玻璃通过电话的交谈会被立即切断。
在曾金燕的讲话录像播出后，全场静默，很多议员和工作人员的眼中涌出了泪水。主席波特林说，欧洲议会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关系，欧洲需要中国，中国需要欧洲。在人权问题上，欧洲议会愿意做中国民众的朋友，决不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他把胡佳和曾金燕的情况，与当年萨哈罗夫夫妇为自由真相发声的勇气相对比，把曾金燕借录像传递信息称作又一个“无私的行动”。萨哈罗夫的遗孀爱琳娜-伯纳声音哽咽着赞扬了曾金燕的勇气。
最后全体议员和与会者全部起立，鼓掌一分多钟，表达对胡佳全家和人权事业的支持。
不过，国保警察在我与胡佳见面前，把胡佳获得萨哈洛夫奖一事告诉他，力图说服他放弃萨哈洛夫奖，并为胡佳与他的父母安排了一次单独见面，要求胡佳的父母就此做胡佳的劝服工作，此外还要求家属发表公开信，承认胡佳是罪犯不配得奖。我分别从国保警察和胡佳的父母处了解到，胡佳得知他获得2008年度的"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时，说了下列的话："国保警察是不是给了你们很多的压力？……我的人权工作做得还不够多，也许他们（欧洲议会）考虑了我在环保领域和艾滋病领域的努力……这个奖项对中国非常重要，相信不久的将来，会证明我是正确的……"他也在见面时隐晦地对我说："相信我，（无论怎样的重压），我（的信念）都不会改变。"
胡佳入狱将近一周年，我的护照被没收不能参加欧洲议会此次颁奖典礼和20周年聚会，实在遗憾。替胡佳写这份致谢辞，既让我感到不幸，又让我感到荣幸。中国如今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开放的时代，但是我们许多同胞，和我的丈夫胡佳一样，依旧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言论被打压乃至囚禁监牢，这是我们当下的悲哀与痛苦。幸运的是，世界各地的朋友一直没有忘记我们，我收到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成百上千的明信片、问候卡、电邮。欧洲议会也以把2008年度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颁给胡佳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与支持，表达了对中国维权人士的努力和奋斗的肯定。
我认为，这个奖项是颁发给中国所有的维权者以及他们遭受磨难的家人的。不管政治环境多么恶劣，在中国，始终有一批良心之士，孜孜不倦地追求司法公正、社会正义。在漫长和艰难的维权道路上，这些维权者和他们的家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被压制、被孤立、被解雇、子女被迫失学或失业，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殴打、被构陷入狱、甚至被驱逐出境……他们当中，有记者、有作家、有律师、有自由职业者、有教师、有普通企业职工、有许许多多的农民和小商贩。中国庞大的上访者群体，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为此，我遵从胡佳以前对我表述的意愿，他曾经多次希望成立维权者家属支持网络，在目前无法做更多工作的情况下，我决定将胡佳的5万欧元奖金捐出作为启动资金，成立支持维权者家属的基金会，致力于缓解维权者家属们所承受的苦难。相互支持，共度难关。
胡佳被判刑入狱时，曾经有媒体的朋友问我：胡佳究竟做了什么，导致他被判刑入狱？我思索了片刻，回答道：如果说他真的做了什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他坚持说了真话。是的，中国有许多优秀的前辈，在环保、艾滋病、维权领域和六四伤残者、难属救助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做了非凡的工作，使得一大批弱势群体受益。胡佳不是圣徒，他只是怀着一颗孩童般纯真又关切的心，把他所见所闻如实地说出来，并且忘我地无畏地投入到需要他的每一份工作中。2001年，当艾滋病在中国还是一个禁忌话题的时候，当艾滋病疫情是"国家机密"的时候，冒着被警察追捕的风险，他送寒衣到艾滋病农村地区，探望绝望中的病痛者，推动救助和治疗工作。并对外界如实地说出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家人经历的苦难，说出大量的农民因1980、1990年代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事实，说出当年公共卫生政策失误的背景。随着社会工作的深入和工作对象的拓展，他接触到更多的严酷现实，胡佳不能坐视社会不公，一次又一次地公开呼吁，推动公众关注。乃至2004年起，他越来越长时间地被绑架失踪或软禁在家。失去自由的胡佳，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也许就是及时地大声地说出了他所知道的每一个真相。
在一个谎言帝国里，及时地、大声地说真话，需要极大的勇气，担当难以意料的压力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真话越是稀缺，说真话越是重要。不说出真相，我们失去了纯净的血液，艾滋病、肝炎、SARS等传染病继续在不透明的状况下夺取国人的生命；我们失去了干净的土地和水源，国营的、私营的、跨国公司的企业工厂继续污染人类和动植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我们失去了孩子，三聚氰胺牛奶鸡蛋等有毒食品继续伤害人们的身体，使下一代更加孱弱；我们失去了父母，他们要么年老体衰继续被关押在劳改营，要么被改了名字被关押到精神病医院；我们失去了家园，豆腐渣工程遍地起高楼，小天灾大人祸，大天灾惨绝人寰；我们失去了信仰，奴役同类以生存、以获利，无数"黑工人"依旧失踪；我们失去了幸福，司法不公、社会不义，龙的传人却生活在没有安全感、惶恐不安、悲愤痛苦无助之中。这难道就是我们追求的"和谐""安定"的生活？
我们需要并且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胡佳维权，是发乎他的天性。生而为人，天赋权利与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维权，是维护人类尊严，抛弃一切对人的奴役、酷刑、有辱人格的残忍待遇、恐惧和匮乏。维权，从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开始，自由地思想，免于恐惧地表达自我。尽管屡屡遭受压制打击，胡佳也不畏惧；虽然身处监狱，历经磨难，胡佳对中国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乐观和信心。我们在监狱见面时，胡佳曾经说：我希望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因言获罪的人，我不希望任何人再因为说出自己的观点而失去自由。
但现实仍然不容乐见，胡佳入狱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曾宏玲、陈道军、黄琦等人同样是因为发表言论被关押、判刑。我们迫切地渴望中国能早日回归到正常社会，成为民主、法治、自由的家园，以积极、和平、负责任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视野中。这个目标并不遥远，但需要所有的人，无论身居国内还是海外，都诚实地说出真相，面对一个真实的中国去思考、解决问题；需要大家都积极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进而推动整个维权运动和法治进程，才能够人人享有表达自由、信仰自由，便能免于匮乏、免于恐惧地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家园。
我代表我的丈夫胡佳，再一次向欧洲议会表示感谢。向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历届获奖者，向推动人权、改进人权的勇者致敬！
胡佳之妻：曾金燕
2008年11月22日
（以上为文字版的致谢辞，以下为视频版讲话的字幕）
视频地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4Ot08p8feTg
Dear friends, Hello,
I am Hu Jia's wife, Zeng Jinyan. Hu Jia is currently in prison and so is unable to come to the ceremony to receive his Sakharov Prize.
I don't have a passport so I cannot come to Europe either to attend the ceremony for the Sakharov Prize's 20th anniversary. We are deeply sorry about this.
The good news is that Hu Jia was transferred on 10 October 2008 from Chaobai prison in Tianjin to the Beijing municipal prison, and that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he is being held have improved. As for his health, he is looking a little better. He seems to be in slightly better shape than he was in Chaobai prison.
However, he had two blood tests in the space of a month and we don't know what the results were. Although we asked for them, the results of the tests have not been given to the family. This behaviour worries us. It makes us fear that his cirrhosis has got worse.
I visited Hu Jia in the Beijing municipal prison on 21 November 2008. Before our meeting, we were both warned separately by the prison authorities that we were forbidden to talk about the fact that he had been awarded the Sakharov Prize.
So, during my visit, neither of us was able to talk about the prize. We weren't able to discuss it by letter either, as all our correspondence is inspected. Even if all we do is express a view about social phenomena or if Hu Jia talks about the prison, when the prison authorities are not happy with it, our letters are confiscated or Hu Jia's letters are returned to him. We very much hope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more normally, but for the time being it is very hard.
At the end of October 2008 or beginning of November, I am not exactly sure which, State Security police officers told Hu Jia he had won the Sakharov Prize.
And when I saw him on 21 November, I could sense that he was very happy about it. I know that Hu Jia spoke to his mother and to the policemen about it. These are more or less his words:
"Perhap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as thinking of the work I did in the areas of AIDS and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what I did in terms of human rights was very far from sufficient and I will need to redouble my efforts."
He also said this Sakharov Prize wa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 and he was confident that the future would prove him right. Obviously, from my personal viewpoint, I hope he comes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Hu Jia said one day that he hoped to be China's last prisoner of conscience but the reality is very different. Since the day of his trial, on 3 April, there have been others such as Huang Qi, Zeng Honglin and Chen Daojun who have been arrested by the authorities because their expressed their views publicly. And some of them have been tried and given prison sentences.
This shows that the situation of freedom of opinion is still absolutely appalling and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for optimism.
But even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re are now a great many exceptional people and people of goodwill in Chinese society who are going to great lengths to find ways to make the real situation in China known, and to express deeply-felt views, and the Internet is providing them with a very interesting platform. But unfortunately there is sometimes a very high price to be paid for this.
If the truth be told, sometimes one's courage is not enough. Sometimes the price to be paid is very, very high. There have been cases in which, after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riters and others have used their freedom of thought, their relatives have also been harassed by the police, have lost their jobs or have been put under house arrest. And more serious still, some have even been tried and convicted.
Hu Jia had himself been illegally kidnapped several times by the police since 2004, without any form of legal procedure. He was constantly followed and in the end he was given a prison sentence. And I, who am his wife, I am often harassed by the police. 05:49
Others are in the same situation, such as Chen Guangchen and his wife, Guo Feixiong and his wife, and even their child, who has been denied his right to education. Thanks to many appeals from different quarters, Guo Feixiong's children were later able to go back to school although in circumstances that are not very satisfactory.
For all these reasons, I would like to respect the desire that Hu Jia has expressed on many occasions. He has often said he would like to set up a support network to help the families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To provide moral support for the families, to ease their mental and life pressure to which they are subjected. So that they can be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pressure of the authorities in a more active and optimistic manner, and to discourage cruel revenge-taking on families.
I cannot at the moment do very much but I would like to use the 50,000 euros of Hu Jia's Sakharov Prize as start-up money, to establish a foundation to support the families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to finally realise what Hu Jia had always wanted.
Why is the human rights work done by Hu Jia so difficult?
I think this is mainly because China's legal system is not satisfactory. There are laws, there are all sorts of articles and regulations, some are well written, but they are not applied.
In reality, the situ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s disastrous. The judicial system has no independence. Until 2004, Hu Jia devoted most of his activity to the problems of AIDS and the environment. He spent a lot of the time in the field, on campaigns, where people needed him to take concrete action.
Then, from 2004 onwards, the police regularly denied him his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he had no other choice but to participate in human rights movements from his home, writing articles and publishing reports from the field.
I think that during all these year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interesting thing he did was to have constantly persisted in saying the truth. He never stopped writing about the phenomena he observed. He never stopped describing, one by one, all the realities that the Chinese media cannot say. He never stopped publishing all this on websites so that the public could learn about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understand it.
In my view, this has been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
If you look at China now, you see everyone talking, but lying is very widespread. Nonetheless, there are people who continue their quest for the truth. Because the school textbooks our children study, our newspapers and broadcast media, our libraries and all these documents and files, they all resemble what you find in the novel 1984. They are written in another language to describe a fictitious reality.
What is the real situation, the real China? We do not know.
That is why there is a group of thinking people, like Hu Jia, in China who have never abandoned their quest for the truth. But Hu Jia has paid a very heavy price.
Our child is now just one year old. This is a key period in her life but Hu Jia is not able to be at her side.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me to talk about this, but I think…
And then Hu Jia has also always been very optimistic. He said he thought China was experiencing the most open period of its history, that you had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 a fairer, freer and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in China.
We can indeed see this in our daily life,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still has very tight control over the media and over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erhaps even tighter control with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y. But on the other hand, civil society also uses the new technology and the platform that the Internet provides to actively promote a fairer judicial system and a more just society, and to investigate and expose the real China.
And to carry out citizen education, to educate citizens about human rights. It is a real hop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ants it or not, and whether leading figures inside or outside China recognise it or not, China is moving at great speed towards an open and democratic society.
I would finally like to say that, whatever happens, we must maintain an active and optimist attitude and pursue our efforts to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o promote democracy and freedom in China.
We are full of hope of soon being able to hail the arrival of an open China. We are full of energy for China to become a country at peace.
I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European Parliament friend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from the outset taken an interest in Hu Jia's case and has deployed considerable efforts on behalf of freedom for Hu Jia and other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efforts that demand respect.
It has also never stopped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need for freedom to become a reality for the people of China.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those friends who I have never seen. If you had not supported us for so long, if you had not taken an interest in our fate, if you had not constantly encouraged us, I think we would never have found the courage to confront such a difficult social reality.
It helps us to keep hope and to continue our efforts.
I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all the efforts you have undertaken for Hu Jia, for me and for our family. Thank you for your efforts on behalf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you contribution to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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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知道，甘地同样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什么？与此次雷同，最后谨向胡佳致敬，向他的妻子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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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刺 [125.85.62.*] @ 2008-12-18 0: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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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it [124.28.230.*] @ 2008-12-18 0: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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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art777 [218.94.94.*] @ 2008-12-18 0: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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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建华 [119.128.110.*] @ 2008-12-18 1:01:19
支持胡佳，希望更多的中国人从胡佳先生那里学到理性而坚定的抗争精神。
金燕说得不错，只要大家行动起来，这个国家野蛮和暴虐的社会生态就会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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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 [211.103.55.*] @ 2008-12-18 1:06:34
勇敢的胡佳及家人，向你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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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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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卵朝天 [125.218.192.*] @ 2008-12-18 1:07:02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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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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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鴉 [123.113.44.*] @ 2008-12-18 1:10:31
【不过，国保警察在我与胡佳见面前，把胡佳获得萨哈洛夫奖一事告诉他，力图说服他放弃萨哈洛夫奖，并为胡佳与他的父母安排了一次单独见面，要求胡佳的父母就此做胡佳的劝服工作，此外还要求家属发表公开信，承认胡佳是罪犯不配得奖。】
這段，處處是笑話。
要是胡佳得的是諾貝爾獎，我估計他／她們都不知道該幹嘛了。
不是所有人的羞恥，是他／她們的羞恥。
来源：http://www.bullog.cn/blogs/mozhixu/archives/245969.aspx
日知录（24.1）退还“红包”的艺术
退还“红包”的艺术
傅国涌
1938年秋天，《大公报》派兼职记者陈纪滢前往新疆采访“全疆各民族第三次代表大会”。那个年代要穿越戈壁、荒漠前往新疆采访还真是一件不不容易的事，西北边陲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因此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地方。好在“新疆王”盛世才对《大公报》执掌笔政的张季鸾充满敬意，他当年就读于中国公学时，张是他的历史老师，他一直以师礼待之。因此，陈纪滢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在新疆受到盛情款待，“陈记者”在那里度过了40个日夜风光的嘉宾生涯。另一方面，当时盛世才与国民政府、与苏联有着非常微妙、复杂的关系，他也需要《大公报》这样有影响的媒体为他和他掌握的新疆多多美言。
陈记者临行前夕，盛世才的副官长给他送来一包钱，说是每个应邀参加大会的人都有的旅费和出席费，这是“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赠送的。他立即表示，盛督办的好意十分感谢，但这个钱绝对不能接受，请副官长向盛转达他的意思。过了一会，副官长又带着这笔钱回来了，说，盛交代了，这点钱千万要收下，何况也不只送你一人。如果再客气就不好看了。他还是坚决不肯收，要求当面去向盛推辞。他恳切地向盛说明自己不能接受赠款的理由：“我来新疆是代表季鸾先生出席，目的在替大公报采访新闻。来的时候，搭乘航委会的包机，一来到迪化，就由督署招待，这已经过分。走时又由督办代洽便机，也不花钱。所以我既没有事实需要钱，更没有理由接受别人的赠款。我是大公报的特派员，大公报虽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阔报馆，但它既派出记者采访新闻，就有负担旅费及一切花销的责任。即便我所带的钱不够了，我可以向督办借，回去了再还。万万没有跟一般代表接受旅费的理由！何况大公报已有小小声望，我怎能破坏它对外的信誉呢？……我若接受了这笔款，不仅毁坏了我的人格，并且也玷污了报馆的荣誉。所以虽然盛督办好意，但这件事万万使不得！”
他原以为这事就此了结，不料上飞机时，盛的副官长登机与他握别后，突然抛下一个纸包迅速下机走了。无奈之下，他决定只有交给报馆去处理。5天后，他到达战时首都重庆，在家只停留了半小时，他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带上这个纸包匆匆赶去报馆。《大公报》重庆版正在紧张的筹备中。他将纸包交给曹谷冰，打开一看是用麻绳包扎得很紧的钞票，问明原由，转身交给了会计。他表示，如何处理这笔钱自己都不管。第二天，张季鸾和其他报馆同人为他接风洗尘后，曹谷冰告诉他，已经和张先生商量好，这两千块钱绝不能平白无故地接受，决定这样处理：等《大公报》在重庆复刊，每天给盛世才航空寄5份报纸，报费和航空费加在一起，一年正好二千。已交代发行课去计算，先给盛寄去收据，另外以报馆的名义写信感谢其盛意，告诉他处理这笔赠款的办法。这样做真是恰到好处，既不违背人情，又不算白白地接受“红包”。
这段真实的故事在陈纪滢《我的记者和邮员生活》中有详细的记载，我读了很感动，不仅为那个时代一个记者的职业操守，更是为那个时代一家民营报纸坚持的原则。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给新闻记者送“红包”，早就不是什么新发明，民国初年军阀贿赂记者和报馆的花样多得很。一个记者如果不能拒绝“红包”的诱惑，将会败坏报社的名声，一个报社不能很好处理这样的问题，就不可能赢得社会公信力，建立报纸的声誉。在这方面，《大公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胡政之、张季鸾那一代报人和受他们言传身教影响的年轻一代，他们的往事很值得重温，当年陈纪滢曾对盛世才还说过这样一番话：“应得的钱，再多我也接受。不应得的钱，一分一毫，我也不取！我的工作，只是本诸良心与岗位所作的，假若掺杂了任何不正当的企图，我的工作，就毫无价值！”这样的话，今天恐怕已是空谷足音。
来源：http://www.bullog.cn/blogs/fuguoyong/archives/246126.aspx
傅国涌
1938年秋天，《大公报》派兼职记者陈纪滢前往新疆采访“全疆各民族第三次代表大会”。那个年代要穿越戈壁、荒漠前往新疆采访还真是一件不不容易的事，西北边陲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因此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地方。好在“新疆王”盛世才对《大公报》执掌笔政的张季鸾充满敬意，他当年就读于中国公学时，张是他的历史老师，他一直以师礼待之。因此，陈纪滢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在新疆受到盛情款待，“陈记者”在那里度过了40个日夜风光的嘉宾生涯。另一方面，当时盛世才与国民政府、与苏联有着非常微妙、复杂的关系，他也需要《大公报》这样有影响的媒体为他和他掌握的新疆多多美言。
陈记者临行前夕，盛世才的副官长给他送来一包钱，说是每个应邀参加大会的人都有的旅费和出席费，这是“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赠送的。他立即表示，盛督办的好意十分感谢，但这个钱绝对不能接受，请副官长向盛转达他的意思。过了一会，副官长又带着这笔钱回来了，说，盛交代了，这点钱千万要收下，何况也不只送你一人。如果再客气就不好看了。他还是坚决不肯收，要求当面去向盛推辞。他恳切地向盛说明自己不能接受赠款的理由：“我来新疆是代表季鸾先生出席，目的在替大公报采访新闻。来的时候，搭乘航委会的包机，一来到迪化，就由督署招待，这已经过分。走时又由督办代洽便机，也不花钱。所以我既没有事实需要钱，更没有理由接受别人的赠款。我是大公报的特派员，大公报虽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阔报馆，但它既派出记者采访新闻，就有负担旅费及一切花销的责任。即便我所带的钱不够了，我可以向督办借，回去了再还。万万没有跟一般代表接受旅费的理由！何况大公报已有小小声望，我怎能破坏它对外的信誉呢？……我若接受了这笔款，不仅毁坏了我的人格，并且也玷污了报馆的荣誉。所以虽然盛督办好意，但这件事万万使不得！”
他原以为这事就此了结，不料上飞机时，盛的副官长登机与他握别后，突然抛下一个纸包迅速下机走了。无奈之下，他决定只有交给报馆去处理。5天后，他到达战时首都重庆，在家只停留了半小时，他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带上这个纸包匆匆赶去报馆。《大公报》重庆版正在紧张的筹备中。他将纸包交给曹谷冰，打开一看是用麻绳包扎得很紧的钞票，问明原由，转身交给了会计。他表示，如何处理这笔钱自己都不管。第二天，张季鸾和其他报馆同人为他接风洗尘后，曹谷冰告诉他，已经和张先生商量好，这两千块钱绝不能平白无故地接受，决定这样处理：等《大公报》在重庆复刊，每天给盛世才航空寄5份报纸，报费和航空费加在一起，一年正好二千。已交代发行课去计算，先给盛寄去收据，另外以报馆的名义写信感谢其盛意，告诉他处理这笔赠款的办法。这样做真是恰到好处，既不违背人情，又不算白白地接受“红包”。
这段真实的故事在陈纪滢《我的记者和邮员生活》中有详细的记载，我读了很感动，不仅为那个时代一个记者的职业操守，更是为那个时代一家民营报纸坚持的原则。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给新闻记者送“红包”，早就不是什么新发明，民国初年军阀贿赂记者和报馆的花样多得很。一个记者如果不能拒绝“红包”的诱惑，将会败坏报社的名声，一个报社不能很好处理这样的问题，就不可能赢得社会公信力，建立报纸的声誉。在这方面，《大公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胡政之、张季鸾那一代报人和受他们言传身教影响的年轻一代，他们的往事很值得重温，当年陈纪滢曾对盛世才还说过这样一番话：“应得的钱，再多我也接受。不应得的钱，一分一毫，我也不取！我的工作，只是本诸良心与岗位所作的，假若掺杂了任何不正当的企图，我的工作，就毫无价值！”这样的话，今天恐怕已是空谷足音。
来源：http://www.bullog.cn/blogs/fuguoyong/archives/246126.aspx
日知录（24）新闻行业的秘密和潜规则
新闻行业的秘密和潜规则
星期四, 12月 18th, 2008
2008年的山西，对新闻记者来说，是“热土”，矿难、瞒报、省长辞职、封口费，新闻不断，但也是“沦陷之地”，央视记者李敏“涉嫌受贿”被拘，《网络报》记者关键在山西采访“失踪”，此后，媒体披露，关键也“涉嫌受贿”。
无疑，在记者和司法机构之间，大多数舆论倾向于前者，通常思维是，记者揭露阴暗触怒权势，权势滥用权力掩盖罪行，有人甚至这样形容山西：“警察来了打死，记者来了失踪，不来的逮来。”
这样的判断很有代表性，而对媒体人来说，却不能为上述判断主导，更应注意另一种声音，“记者也可能不是好东西，山西封口费事件的主角不就是你们记者吗？”，“凭什么把检察官当成西丰县委书记第二？我觉得检察院在程序上没什么不妥。”
谴责记者的情绪人虽然不多，但具代表性，我们必须承认，很多人对记者群体极为反感，而这些反感，很大程度上是群体自身堕落所致，职业群体的堕落，又导致外界对记者职业有不良印象，这种印象于是形成了对李敏和关键不利的舆论场。
3年多以前，央视新闻调查栏目举办过一次业务交流会，一个来自美国的记者亦走上讲台，发言大意如下：在交流业务的同时，我们必须要谈收红包的问题，希望中国同行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否则谈业务是奢侈的。
会场一片沉寂，我相信，很多人感到惭愧，甚至“无话可说”，在场的有多少人能做到不拿红包（俗称“车马费”）？放到三年后，也没有几个记者能做到绝对干净，这是一个事实。
当媒体记者谴责律师成为掮客、医生成为杀手、教师成为魔鬼、官员滥权寻租时，我们是否要问问自己的内心，我们做得足够好吗？如果我们要求其他行业与“国际”接轨，那么记者行业的职业道德是否也能与国际接轨？
一个公开的秘密是，那些以“跑会”著称的记者，每周，甚至每天，都能拿到红包(俗称车马费)，红包收入往往会超过工资奖金。
我认识的一个同行曾这样形容辉煌的过去，“我在XX年前，一个月就有10000多的红包了，”我还能记起这个同行骄傲得意的表情，而那些做正面报道，飞行于各个公司、机构之间的媒体人，机票费是谁出的？去了以后，食宿又由谁买单？
遗憾地是，当我们一边收受红包的时候，一边又以“国情”来为自己开脱，“如果不收，会得罪同行，也会被别人骂为‘装’，反正大家都收。”或者说，“如果影响报道公正性，就不收，但如果不影响，收也无妨，”但仔细想想，什么样的理由都不是收红包的根据，不收红包，也不会有人来抓你。
新闻行业的潜规则，让这一行业和“各行各业”没太大区别，只是，我们总是想把别人放在阳光下，而当自己面对几倍于稿费的红包时，就把稿子“毙掉了”，或者把稿子发掉了，闷声发小财。
同样是行业公开秘密地是，正是这个群体，把无数普通人、甚至欺世盗名者捧为“正面典型”，让“公关公司”演变为摆平媒体的商业机器，评价公关公司实力的标准之一，就是摆平媒体的能力，不是吗？
毋庸置疑，中国新闻人群体揭露了无数丑闻、黑幕，促进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但遗憾的是，行业评价机制，并没有让遵守职业操守的记者得到肯定，甚至，这个行业也没有一整套公认的职业标准，更没有一个受群体尊重和认同的行业组织。
可以肯定地是，记者行业的自律和净化，不可能靠外界来实现，尤其是不能靠司法机关来“帮忙”，这种力量只能来自于行业内部，我期待新生力量的诞生，亦期待这样的制度土壤早日确立。
至于，命运难测的李敏和关键，我愿祈祷，如果他们是干净的记者，就应早日与家人团聚，我同样希望，中国的媒体记者应检思自己，理直气壮地拿起笔、举起话筒，做干干净净的报道，否则，我们就会丧失职业荣誉，也将失去对其他行业的说服力。（首发《时代周报》）
来源：http://linchufang.z.infzm.com/2008/12/18/?????????????????????????????????/
星期四, 12月 18th, 2008
2008年的山西，对新闻记者来说，是“热土”，矿难、瞒报、省长辞职、封口费，新闻不断，但也是“沦陷之地”，央视记者李敏“涉嫌受贿”被拘，《网络报》记者关键在山西采访“失踪”，此后，媒体披露，关键也“涉嫌受贿”。
无疑，在记者和司法机构之间，大多数舆论倾向于前者，通常思维是，记者揭露阴暗触怒权势，权势滥用权力掩盖罪行，有人甚至这样形容山西：“警察来了打死，记者来了失踪，不来的逮来。”
这样的判断很有代表性，而对媒体人来说，却不能为上述判断主导，更应注意另一种声音，“记者也可能不是好东西，山西封口费事件的主角不就是你们记者吗？”，“凭什么把检察官当成西丰县委书记第二？我觉得检察院在程序上没什么不妥。”
谴责记者的情绪人虽然不多，但具代表性，我们必须承认，很多人对记者群体极为反感，而这些反感，很大程度上是群体自身堕落所致，职业群体的堕落，又导致外界对记者职业有不良印象，这种印象于是形成了对李敏和关键不利的舆论场。
3年多以前，央视新闻调查栏目举办过一次业务交流会，一个来自美国的记者亦走上讲台，发言大意如下：在交流业务的同时，我们必须要谈收红包的问题，希望中国同行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否则谈业务是奢侈的。
会场一片沉寂，我相信，很多人感到惭愧，甚至“无话可说”，在场的有多少人能做到不拿红包（俗称“车马费”）？放到三年后，也没有几个记者能做到绝对干净，这是一个事实。
当媒体记者谴责律师成为掮客、医生成为杀手、教师成为魔鬼、官员滥权寻租时，我们是否要问问自己的内心，我们做得足够好吗？如果我们要求其他行业与“国际”接轨，那么记者行业的职业道德是否也能与国际接轨？
一个公开的秘密是，那些以“跑会”著称的记者，每周，甚至每天，都能拿到红包(俗称车马费)，红包收入往往会超过工资奖金。
我认识的一个同行曾这样形容辉煌的过去，“我在XX年前，一个月就有10000多的红包了，”我还能记起这个同行骄傲得意的表情，而那些做正面报道，飞行于各个公司、机构之间的媒体人，机票费是谁出的？去了以后，食宿又由谁买单？
遗憾地是，当我们一边收受红包的时候，一边又以“国情”来为自己开脱，“如果不收，会得罪同行，也会被别人骂为‘装’，反正大家都收。”或者说，“如果影响报道公正性，就不收，但如果不影响，收也无妨，”但仔细想想，什么样的理由都不是收红包的根据，不收红包，也不会有人来抓你。
新闻行业的潜规则，让这一行业和“各行各业”没太大区别，只是，我们总是想把别人放在阳光下，而当自己面对几倍于稿费的红包时，就把稿子“毙掉了”，或者把稿子发掉了，闷声发小财。
同样是行业公开秘密地是，正是这个群体，把无数普通人、甚至欺世盗名者捧为“正面典型”，让“公关公司”演变为摆平媒体的商业机器，评价公关公司实力的标准之一，就是摆平媒体的能力，不是吗？
毋庸置疑，中国新闻人群体揭露了无数丑闻、黑幕，促进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但遗憾的是，行业评价机制，并没有让遵守职业操守的记者得到肯定，甚至，这个行业也没有一整套公认的职业标准，更没有一个受群体尊重和认同的行业组织。
可以肯定地是，记者行业的自律和净化，不可能靠外界来实现，尤其是不能靠司法机关来“帮忙”，这种力量只能来自于行业内部，我期待新生力量的诞生，亦期待这样的制度土壤早日确立。
至于，命运难测的李敏和关键，我愿祈祷，如果他们是干净的记者，就应早日与家人团聚，我同样希望，中国的媒体记者应检思自己，理直气壮地拿起笔、举起话筒，做干干净净的报道，否则，我们就会丧失职业荣誉，也将失去对其他行业的说服力。（首发《时代周报》）
来源：http://linchufang.z.infzm.com/2008/12/18/?????????????????????????????????/
2008年12月16日星期二
日知录（23）法天下被关
思宁：星夜抢救法天下文明 他们带血的屠刀终于砍向了法天下网站的喉咙！
法天下网站12月15日17点40分发布紧急通知，宣布12月16日早上起将被关闭。
法天下的网友们，请您与思宁一起为法天下默哀，为中国大陆自由民主的重大损失默哀……
法天下的网友们，请您与思宁一起，衷心感谢法天下团队为中国大陆文明所付出的勇敢、智慧和辛劳！
法天下的网友们，请立即行动起来，星夜抢救法天下的文明成果。建议所有网友，立即保存自己尚未保存的博文，立即保存网友对自己博文的评论（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评论），立即保存好友的名单。这就是在抢救法天下文明。
相信法天下团队对他们认为重要的文明成果，已经进行了保存。
当12月16日的太阳升起的时候，法天下网友们将被切断喉咙，陷入无声的黑暗之中。
但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再见了，亲爱的法天下网友！
2008年12月16日1时
欢迎光临新浪网思宁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ining
附：
紧急通知
接北京网通通知，因法天下多次出现不符合相关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文章，将于明天（2008年12月16日）早上起停止法天下服务器的网络接入服务。
法天下因此将从明天早上起暂时中止服务，诸位朋友届时将无法访问法天下。
我们将努力尽早恢复法天下的服务，暂停中止服务的时间我们初步预计为一个星期至半个月。
谢谢大家长久以来对法天下的支持。
法天下团队
2008年12月15日17点40分
来源：http://hexie.fatianxia.com/post/11.html
参考：
1.Law blog provider Fatianxia harmonized
http://www.danwei.org/media_regulation/law_blog_provider_fatianxia_ha.php
法天下网站12月15日17点40分发布紧急通知，宣布12月16日早上起将被关闭。
法天下的网友们，请您与思宁一起为法天下默哀，为中国大陆自由民主的重大损失默哀……
法天下的网友们，请您与思宁一起，衷心感谢法天下团队为中国大陆文明所付出的勇敢、智慧和辛劳！
法天下的网友们，请立即行动起来，星夜抢救法天下的文明成果。建议所有网友，立即保存自己尚未保存的博文，立即保存网友对自己博文的评论（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评论），立即保存好友的名单。这就是在抢救法天下文明。
相信法天下团队对他们认为重要的文明成果，已经进行了保存。
当12月16日的太阳升起的时候，法天下网友们将被切断喉咙，陷入无声的黑暗之中。
但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再见了，亲爱的法天下网友！
2008年12月16日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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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紧急通知
接北京网通通知，因法天下多次出现不符合相关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文章，将于明天（2008年12月16日）早上起停止法天下服务器的网络接入服务。
法天下因此将从明天早上起暂时中止服务，诸位朋友届时将无法访问法天下。
我们将努力尽早恢复法天下的服务，暂停中止服务的时间我们初步预计为一个星期至半个月。
谢谢大家长久以来对法天下的支持。
法天下团队
2008年12月15日17点40分
来源：http://hexie.fatianxia.com/post/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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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anwei.org/media_regulation/law_blog_provider_fatianxia_ha.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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