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这是朋友朱涛兄所写的文章，他对建筑的思考，是目前中国许多建筑师所欠缺的。有幸与他一起吃饭聊天，十分享受，他对震区建筑的思考和操心，令我感动。
“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时代的中国建筑和政治经济学：1978－2008
Cross the River by Touching the Stones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form Era: 1978-2008
朱涛
2008年5月12日，中国。这一天开始显得和“往常”一样：中央政府在全力鼓动国人的热情去拥抱北京奥运会——这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盛会，离开幕日已不到三个月了；北京在忙着筹备这场盛会，并向世界展示它最近竖立起来的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物：“鸟巢”、“水立方”、CCTV新总部大楼等等。政府确信全世界将会被中国所慑服：一个崛起的超级大国，将要成就奥林匹克史上最壮观的运动会，该事件将携带一系列宏伟的地标建筑被永载史册—— 一个建筑学的胜利，没有其它国家可以比拟。
下午2点28分，一场八级地震击中了中国西南部的四川汶川。这场灾难揭示出这个国家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在地震带来的所有灾难和不幸中，一个现象凸现出来：乡村震区里有数以千计的学校倒塌和上万名学生被害。这种不合比例的破坏和超常的死亡数目很快激起了大众对乡村学校低劣工程质量的指责——这指向一个被忽略了几十年之久的问题：乡村教育资金的匮乏。
中国一直没能实现其在2000年设下的目标：将国家GDP的4％投资于教育——这是国际上认可的满足教育投资标准的最低限。自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乡村教育已经积累了550亿元的债务，其中多数是亏欠乡村教师的工资和学校的施工费用。
与乡村教育经费匮乏的局面相对比，在全国范围内，政府官员每年花费8500亿元用于公款吃喝、驾车费用和公费考察。政府在奥运会相关项目上共花费2590亿元，其中“鸟巢”花费35亿元，“水立方”9亿元，外加CCTV新总部大楼50多亿元。
不仅在北京，而是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中，无数宏伟的地标建筑矗立起来；在震区，脆弱的校舍定向爆破般垮下——这强烈对比的画面戏剧性地勾画出中国当代社会现实中的极端状况，也展示出跟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走过了三十年历程的当代中国建筑状况。（图1、2）
1978年：摸论
“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是中央领导人形容中国经济改革策略的经典格言。该宏伟的工程始于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该会议的主要成果是将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自1949－1976年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指引下，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而在经济建设方面则是另外一份晦暗的记录，其中“大跃进”是最悲惨的例证。
“大跃进”（1958－60）是毛泽东发起的经济和社会运动，力图通过激进的集体化手段，驱动全国的劳动力，使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该运动很快导致深重的政治、经济和环境灾难，其中包括爆发了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从1958到1962年，在短短几年里，死于饥馑的人数据估计高达三千六百万。 值得指出的是，就在同样的时候，中央政府决定在北京修建“十大建筑”，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十个超大项目，耗费巨大的资源和人力，在10－12个月内建成，为的是赶上1959年10月1日的庆典。这一系列宏伟的纪念碑式建筑，急剧地改变了北京的城市空间，被称为“中国建筑史的开创性成就”——正当中国处在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关头。（图3）
1976年是中国另一个大震荡的一年，期间一系列重大事件，如毛泽东的去世、唐山大地震、文化大革命的解体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的社会经济体系处在全面崩溃的边缘。到1978年末，共产党意识到：没有既定经验可以依靠，没有指导理论可以跟从，它只能通过“摸着石头”，一步步地向前淌过改革的河流。
今天，这种试错式策略经常被称为“中国特色”的反理论的实用主义。但是，改革开始前的一个历史性觉醒不应该被忽略：正是通过一场激烈的理论讨论，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才获得了1978年的“反理论”立场。
1977年初，毛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提出他臭名昭著的“两个凡是”，用以巩固他新获得的地位：“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此期间，中国已经出现了两股自下而上的强大力量呼吁变革：知识分子对民主化的要求和地方农民自发的土地承包试验。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力量，用以抗衡华国锋的教条主义，邓小平于1977年末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理论讨论，试图解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许多知识分子和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参与了这场讨论。到1978年中，结论被概括为一个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取代了华成为中央领导人，正式在1978年12月的党代会上首肯了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共识。
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被称为“第一次思想解放”。在意识形态的教条终于被冲破之后，通过一场富于冒险精神的理论探讨，以“实践”为中心的“反理论”的实用主义开始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1978-2008：过河
自1979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通过稳健地踏上几块大石头开始了“过河”旅程：发起农村改革、成立乡镇企业、 开放沿海一系列城市为国际贸易口岸和经济特区、加强地方财政自主权以鼓励地方开发等。
1884-88期间政府掀起了改革的“第一轮高潮”， 其中包括一系列鼓励市场经济的措施，包括实施价格双轨制、进行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尝试初步的金融改革等。
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严重的问题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浮现：没有健全的民主和法制保障，经济的自由化迅速导致大规模的腐败、通货膨胀和社会不公正现象。
这些负面问题引发了1989年的社会运动。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都投入其中，以争取媒体自由、司法独立和政治改革。最终，中共以极端的方式中止了这场运动，选择仅仅沿着经济发展的道路前行，而不着手进行政治改革。
1992年初期，经过一段短暂的经济萧条和政治不确定性，邓小平进行了视察经济特区的“南巡”。邓赢得区域政府的支持，重新获得中央政府内的政治平衡，再次将中国送上经济改革的进程，而不是进行政治的结构性改造——“高速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央政府意识到当前的经济体系仍是一个介于计划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半成品，于是制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以力求实现向市场经济体系的彻底转变。
一个根本的矛盾暴露无遗：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在政府和党之间划下清晰界线，实现健全的法制，创造出监督和担保市场运作的多中心的网络和独立的运作程序——所有这些都要求以一场深入的政治改革为前提条件，而这是当今执政党一直不愿意面对的话题。
简言之，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世纪之交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促成这种成功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决定将高层的经济权力下放到省份和地方政府，以鼓励它们更多地依赖市场和私营经济，为农业生产和城市开发注入能量。通过将一个国家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化，中国的改革不但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也使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之一。
但在今天，结构性的问题也充分暴露出来：经济的自由化，在没有一系列社会体制进步包括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伴随下，无法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体系。相反，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创造出一种 “有中国特色”的“权贵社会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相混合的政治－经济形态。该经济体通过市场催生出层出不穷的腐败，无情地损耗着国家的自然资源，也摧毁着社会福利系统，损害着社会赖以稳定存在的基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30年前建立起来的原则，如在今天仍要遵守，则必须要进行更深一层的检视：如果“实践”的主体是复数，那么谁的实践应该被用来检验真理？如果实践的后果有很多方面，究竟哪一方面应该被拣选来检验真理？最重要的，谁应该是检验真理的仲裁者？
经过30年的“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今天似乎到了河中央。河水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没有清晰的目的和方向可以辨认，更没有轻易可触摸的石头可以驻足。中国现在面临的本质问题是：怎么摸，什么石头，过什么河，向哪里去？
建筑的权力意志
置身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中，中国当代建筑发展也经历了巨大的“时空压缩”。在30年跌宕起伏的“过河”中，中国建筑师不仅要在发展的“硬道理”下被迫完成极高的产量，还必须得迎合业主的文化需求，为他们投射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图像。这是一个无比匆忙和困惑的时代，它导致了今天很多中国建筑师的一种思想境界：几乎是完全的麻木，他们对建筑于社会的意义，不管是在物质生产上，还是文化表现上，都缺乏批判性的思考。
生产力
中国建筑业自1980年代开始被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之一以来一直呈高速发展。建筑通过其生产过程成为社会运转的一个关键部件，将政治和经济结构连接在一起。但是，其过程的参与者们——中国建筑师，却一直处在一种极端消极的状态，尽管他们产品的社会和物质后果是如此的意义重大。
在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日益减弱，各地普遍缺乏理性规划的状况下，大量地方官员被“大跃进”情结所控制，梦想使社会一夜之间实现跃进。这种情结和短期利润驱使下的投资结合起来时，不光倾向于催生腐败，还制造出大量任意的、没有协调性、浪费性极强的开发项目。此类项目尤其是在中国过去20年的城市开发进程中大量涌现。
在参与到这种进程的同时，很多建筑师认为，扮演一种积极的社会角色，在地方官员、业主和公众利益之间努力幹旋，尽可能使自己的产品达到对社会负责的结果——不啻为一种天方夜谭。一些“明星”建筑师依附于少数新贵阶层的业主，仅仅将专业热情奉献给少数排他性的高端项目上，如豪宅、别墅、富人俱乐部等。而另一些“普遍”建筑师，可能每周都在生产超大型的居住区和城市规划，却很少有人将大众作为真正业主来考虑，几乎没有兴趣将公共住宅作为一种社会性项目，经常也没有时间去探讨更平衡的城市开发模式。他们甚至都无暇关心自己产品的社会和物质后果，更不要说还持有通过建筑实践来改善社会状况的现代主义信念了。 不管出于主动的选择，还是无意识的默认，他们的职业技能经常被吸收到一轮轮的“大跃进”开发过程中，往往导致可怕的后果。
库哈斯曾评说中国建筑师的生产效率比他们的西方同行要高1千倍，很多中国建筑师为之欢欣鼓舞——难道不正是“大跃进”式的冒进开发促成了中国建筑师的超级生产力吗？难道这不是一种令人沮丧的讽刺吗？
更具讽刺性的是，很多学者急着将中国示好，断定中国已进入了“后批评”阶段，在那里意识形态的抗争已经被全球化世界里的市场力量所取代——当然不是这样。在1980年代，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尤其当它与波澜壮阔的“新启蒙”政治-文化运动合流时，的确为在中国创造出相对自由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如前所述，执政党在1989年断然终止该运动，仅重视经济发展而不实行政治改革。因此在中国，市场的力量并不是超越了意识形态，而是被政权用来压制，或试图绕开激烈的意识形态抗争。这个基本事实在很多关于中国当代建筑与城市发展的热情洋溢的叙述中都被忽略掉了，包括库哈斯的关于珠江三角洲的报告《大跃进》。
表现力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晚期，中国建筑只有两种“宏观叙事”的语言可供建筑师运用：现代主义，有时被称为国际式或结构主义；民族形式，经常将鲍扎构图和中国古典元素以及苏联推广的社会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中国建筑师出于对捉摸不定的政治运动的恐惧，同时也意识到形式表现与政治内容之间的联系往往是任意的，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常对形式语言采取一种折衷主义（或机会主义）的态度：他们往往根据眼前特定的政治经济情形，选择其中一种自认为“恰当的”语言，或进行两者的结合。人们可以很清晰地从1959年“十大工程”中辨认出这种折衷策略。
1980-90年代，在中国开始经济改革，整个民族急切地拥抱现代化的时期，这种形式的折衷主义很快固化为两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间的对峙。 经常在“进步的”的建筑论辩中，较少装饰的现代主义形式被认为代表着开放、前瞻、民主，还有最主要的，不妥协的现代性；而民族形式则常被归为专制、保守和为传统所束缚。（图4、5）
然而从1990年代中期始，这两种语言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张力，连同仅被两种“宏观叙事”语言所主导的单调的建筑文化，在四种力量冲击下迅速溃解掉了。
第一，加速发展的商业消费文化倾向于将所有稳定的语言“系统”爆破成浮动、价值自由的碎片；
第二，政府官员们也开始热衷于把民族形式的帽子，或其它任何媚俗的文化象征物，加到简洁的现代主义方盒子头上；（图6）
第三，一组年轻的“实验建筑师”崛起，不仅挣扎着从官方设计院体制中脱离出来，获得实践的独立性，也追求发展出一种“自主”的建筑语言，以期能够摆脱所有意识形态含义。该组建筑师为丰富当代中国建筑的形式语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图7） 在另一方面，与形式探索相配合，他们还积极致力于新的建筑话语的建设。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引进了一系列的理论话题——纯形式、抽象空间、概念设计、建构学、批判地域主义，等等。 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理论讨论都犹如蜻蜓点水，没能潜入到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深层中，为中国建筑师的立足奠定稳固的基石。
第四，外国建筑师开始蜂拥进入中国，时常对待这个国度如同——按扎哈 • 哈蒂的说法——“一张难以置信的用来创新的白纸”。正是这组建筑师在全国各大城市制造了最令人晕眩的建筑地标。在中国的时代精神大潮的最前端冲浪，这些外国建筑师，不管是生意人还是文化激进分子，都被毫无间隙地吸收到现有政权中，用以向世界展示其超级权力。国际建筑师制造的光炫的建筑图腾，不管是设计精良的一个个单个物体，还是设计低劣的一桩桩孤立的事故，都被轻易地转变为政权手中壮观的宣传品。
2008年涌现出的一批项目，从北京奥运到上海世博会工程，到民间的“鄂尔多斯100”等，似乎在显示出中国建筑发展的一种新状况：尽管在过去10年中，商业、官方、实验和国际四个建筑团队的出发点和朝向各不相同，它们却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汇集到今天的一个共同点上——那是河中央的某个地方，在那里前方没有清晰的社会图景，后方失去了文化的连续性，而在其核心处——中国建筑学作为一个学科赖以存在的严谨话语仍在缺失。在这样一种内核空虚、任意漂浮的状态中，中国建筑失去了赖以定位的文化语境和价值参照系。建筑师们即使偶有精品产生，其意义都很难被准确地放在建筑发展脉络中，深入地阐发出来；更多的时候，为强行注入“意义”，建筑师们不得不依靠两个策略：让相关建筑活动成为轰动社会的“媒体事件”，让建筑作品成为冲击人感官的“奇观景象”。面对那些“奇观景象”——鸟巢、CCTV、林立的浦东摩天楼（图8）等——人们已经很难分辨出激进的前卫实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品与媚俗的商业招牌和文化象征物之间的区别。从这种意义上说，2008年是中国建筑语言大溃解的时刻。此时，中国建筑文化似乎无法再一步一步地逐渐演化，而只能转着圈漂浮，任由各种外部的随机力量推来搡去。既然不可能再有另类的选择，于是任何事物都可能发生，都匆匆而过……
2008年，乡村垮掉的学校的废墟与各大城市的地标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画面并列在一起，构成一幅令人震撼的时代的象征图像，该图像揭示着深深植根于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矛盾。它既是对中国经济建设伟大成就的欢呼，也同时是对以牺牲社会公义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强烈谴责。对于中国建筑师，它也是一个提醒：那种弥漫在当代中国建筑界的对权力的盲目臣服，那种脱离历史语境、回避社会问题、无价值判断地进行建筑实践，而不考虑其社会责任和后果，无深度地进行形式探索，而不追问其意义的态度，亟需进行批判性地检视。
（本文是朱涛的 “Cross the River by Touching the Stones: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form Era 1978-2008” 一文译文，原文刊登在Architectural Design 杂志2009年1/2期）
文中引用的图片
图1、2：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284/
图3：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299/
图4、5：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304/
图6：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315/
图7：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326/
图8：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565/
来源：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946446/
2008年12月23日星期二
日知录（31）公安部：对企业高管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
京华时报12月24日报道 据新华社电 昨天，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在召开的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说，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各级公安经侦部门要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讲究执法方式方法，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
郑少东说，决不能因为执法不当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更不能从地方和部门利益出发，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雪上加霜，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郑少东表示，对涉嫌犯罪企业的正常经营账户、资金，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也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要从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出发，根据必要与可行的原则，正确适用强制措施。
之所以提出上述要求，郑少东解释说，受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经济犯罪形势日趋严峻，打击经济犯罪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日益繁重，执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正确适用强制措施。
(本文来源：京华时报 )
来源：http://news.163.com/08/1224/03/4TT97VDN0001124J.html
郑少东说，决不能因为执法不当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更不能从地方和部门利益出发，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雪上加霜，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郑少东表示，对涉嫌犯罪企业的正常经营账户、资金，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也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要从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出发，根据必要与可行的原则，正确适用强制措施。
之所以提出上述要求，郑少东解释说，受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经济犯罪形势日趋严峻，打击经济犯罪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日益繁重，执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正确适用强制措施。
(本文来源：京华时报 )
来源：http://news.163.com/08/1224/03/4TT97VDN0001124J.html
2008年12月22日星期一
历史之耻（媒体4.3）Detentions raise old questions about protecting journalists
Detentions raise old questions about protecting journalists
By Emma Lupano — Just one week after the arrest in Beijing of Li Min, a CCTV journalist accused of taking bribes while covering a story in Shanxi, Chinese media reported last week that Guan Jian, another Beijing journalist, had been ”taken away” by the police in early December while on a reporting stint to the same province. [Frontpage Image: “Locked and Chained” by Darwin Bell available at Flickr.com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It is still not clear precisely what circumstances led to the arrest of Guan, a journalist from Network News (网络报). Accounts in Chinese media say the journalist went to Shanxi province to investigate a local real estate company.
Media reports have said that Guan Jian was spirited away from a hotel lobby where he was waiting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 when five men forced the reporter into a silver Volkswagen Touareg. Evidence of the “kidnapping,” as some called it, came as hotel video surveillance footage was made public by The Beijing News on December 15.
The day after the footage became national news, one of Guan’s co-workers, Li Chuyi, wrote on his weblog that Guan had been found. A partial translation of the blog post can be found at ESWN. Here is a portion:
At 3pm on December 15, 2008, I received a telephone call from the family of Guan Jian. At 12:32pm, a man claiming to be with the Hebei province Zhangjiakou city police department economic crime investigation squad used Guan Jian’s mobile phone to call them. The man said that Guan Jian was taken away by Zhangjiakou police at 6pm on December 1 from the Jinjiang Star Hotel and is presently criminally detained by the Zhangjiakou police. The man asked the family to bring some money and medicine over. When asked why, the man said that the medicine was for Guan Jian’s coronary heart ailment, high cholesterol and high blood pressure, while the money was for improving Guan Jian’s living conditions at the detention center. Why was Guan Jian taken away? What crime did he commit? Why did they notify the family fourteen days later? The Zhangjiakou policeman refused to answer any of these questions. At 5pm, I contacted the Zhangjiakou city police department economic crime investigation squad on behalf of my work unit. I asked about Guan Jian’s present condition, the reason why he was detained and why they waited so long before informing the family. A police officer named Tian gave unfriendly answers such as “It is not convenient to say,”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 case,” “We informed Guan Jian’s family at noon today.”
Li Chuyi argued that police from Zhangjiakou had violated China’s Criminal Law, which requires notification of local police (in this case, Taiyuan) in the event of cross-jurisdictional arrests, and also specifies that family members be notified within 24 hours of the arrest. Zhangjiakou police have since admitted that they arrested the reporter in Taiyuan.
After initial coverage by The Beijing News, scores of Chinese newspapers followed up on the story and many editorial pages questioned the tactics used by Hebei police to arrest Guan Jian.
One of the first commentaries came from Wang Gangqiao (王刚桥), an academic, in The Beijing News on December 16. A partial translation follows:
“Detention by law is OK, but secret arrest is not”
Guan Jian, a journalist from Beijing’s Network News mysteriously disappeared in Shanxi province while carrying out reporting in the region. According to surveillance video from the hotel [where the detention occurred], Guan Jian was taken away on December 1 at around 6pm by five people who restrained his arms and forced him into a Volkswagen Touareg. . .
This news left people astonished. Guan Jian has been missing for half a month already, and it was a week ago that his family went to Shanxi province to complain to police. The police opened a case file and launched an investigation, making a 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 that the reporter was “missing.” Shanxi authorities, the victim’s family and his employer put great effort and resources into tracking down this missing person — then we learn out of the blue that the “missing person” was led away by police. Even those with little or not background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would ask to obvious questions: why didn’t police inform the family about the arrest? Even though police authorities in Shanxi said yesterday that Zhangjiakou police made contact with Taiyuan police before taking Guan Jian away, why was it that Guan’s family received no explanation before this? And what are the crimes for which Guan is begin “taken away”? Is his being “taken away” a matter of “summons” (拘传) or of “detention” (拘留)?
The arrest of a journalist in Taiyuan by Zhangjiakou police has bewildered the public, and the police should give the public, including Guan Jian and his family, a single reasonable explanation. If the “taking away” of the suspect was not conducted according to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n those specific police personnel responsible should face proper legal consequences . . . The police cannot arrest people in secret, because justice without procedure is not justice at all.
A December 16 editorial in Kunming’s Spring City Evening News by Nuo Song (傩送) used the Guan Jian case to discuss the social role and plight of journalists working in China today. The editorial accused “certain government authorities” of leaving reporters on their one in the fight against injustice:
“Journalist cannot bear on their weak shoulder the entire burden of social justice”
Cases of journalists facing violence have become nothing new in recent years. According to survey conducted by China Youth Daily, journalists rank third on a list of most dangerous professions [in China], falling just behind police and miners. With successive versions of “[outside] police entering Beijing to seize journalists” arising from Liaoning and Shanxi provinces, editorial pages at many media have explored the question: how do we protect journalists’ legal right to carry out reporting? And now, with [reporter] Guan Jian missing, people are once again asking: how do we ensure that the bodily safety of journalists is not violated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reporting?
But this write cares even more about another question. Namely, who is it that puts journalists in harm’s way?
We live in an age in which journalists are “all powerful.” Journalists aren’t just lookouts on the prow, reporters of the truth, or capable detectives — many dark aspects of our society receive the at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only after journalists have revealed them, and we can see this in the Loufan (娄烦) landslide incident and the Sanlu milk powder scandal. Journalists have become the courageous front-line soldiers in the battle to expose social ills, and this is a very dignified thing. But what is regrettable is that they don’t have the hand-to-hand combat skills of 007, and once they are set upon by dark forces they can only surrender to them.
There are many journalists who, like Guan Jian, exceed the call of duty and go beyond the range of their capabilities, and thereby court danger. In many ways this “going beyond” on the part of journalists owes to the fact that certain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re remiss in their duties.
Looking at the case of Guan Jian’s “disappearance”, we can see at least these two major failings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First of all, [while a people’s congress official is reportedly linked to Guan’s detention] the position of deputy director of a local people’s congress means the official in question counts as a national public servant (国家公职人员), and according to the Law on Public Servants, civil servants must not engage in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must not hold positions within companies or profit-making entities. When this deputy director of the local people’s congress took office and was simultaneously a corporate executive at a real estate company, did the local government not know about this, or just pretend not to see?
Secondly, if a Shanxi [real estate] company is suspected of having acted against regulations, should it be necessary to rely on a Beijing journalist traveling thousands of kilometres away to investigate the case? What are the local branche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judiciary departments doing exactly? . . .
FURTHER READINGS:
“Chinese reporter chasing corruption claims disappears“, Reuters, December 16, 2008
http://news.yahoo.com/s/nm/20081215/wl_nm/us_china_kidnapping
“Guan Jian’s case needs procedural justice“, Xi’an Evening News, December 17, 2008
http://epaper.xawb.com/xawb/html/2008-12/17/content_95617.htm
“How can they notify family members of the journalist’s arrest 14 days after the fact?“, Chengdu Evening News, December 17, 2008
http://www.cdwb.com.cn/html/2008-12/17/node_302.htm
ON THE LI MIN CASE:
“Shanxi prosecutor goes to Beijing to arrest CCTV’s female reporter“, People’s Daily Online, December 8, 2008
http://npc.people.com.cn/GB/8475195.html
“CCTV Reporter’s Arrest Causes a Stir“,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9, 2008
http://blogs.wsj.com/chinajournal/2008/12/09/cctv-reporters-arrest-causes-a-stir/
source：http://cmp.hku.hk/2008/12/22/1434/
By Emma Lupano — Just one week after the arrest in Beijing of Li Min, a CCTV journalist accused of taking bribes while covering a story in Shanxi, Chinese media reported last week that Guan Jian, another Beijing journalist, had been ”taken away” by the police in early December while on a reporting stint to the same province. [Frontpage Image: “Locked and Chained” by Darwin Bell available at Flickr.com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It is still not clear precisely what circumstances led to the arrest of Guan, a journalist from Network News (网络报). Accounts in Chinese media say the journalist went to Shanxi province to investigate a local real estate company.
Media reports have said that Guan Jian was spirited away from a hotel lobby where he was waiting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 when five men forced the reporter into a silver Volkswagen Touareg. Evidence of the “kidnapping,” as some called it, came as hotel video surveillance footage was made public by The Beijing News on December 15.
The day after the footage became national news, one of Guan’s co-workers, Li Chuyi, wrote on his weblog that Guan had been found. A partial translation of the blog post can be found at ESWN. Here is a portion:
At 3pm on December 15, 2008, I received a telephone call from the family of Guan Jian. At 12:32pm, a man claiming to be with the Hebei province Zhangjiakou city police department economic crime investigation squad used Guan Jian’s mobile phone to call them. The man said that Guan Jian was taken away by Zhangjiakou police at 6pm on December 1 from the Jinjiang Star Hotel and is presently criminally detained by the Zhangjiakou police. The man asked the family to bring some money and medicine over. When asked why, the man said that the medicine was for Guan Jian’s coronary heart ailment, high cholesterol and high blood pressure, while the money was for improving Guan Jian’s living conditions at the detention center. Why was Guan Jian taken away? What crime did he commit? Why did they notify the family fourteen days later? The Zhangjiakou policeman refused to answer any of these questions. At 5pm, I contacted the Zhangjiakou city police department economic crime investigation squad on behalf of my work unit. I asked about Guan Jian’s present condition, the reason why he was detained and why they waited so long before informing the family. A police officer named Tian gave unfriendly answers such as “It is not convenient to say,”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 case,” “We informed Guan Jian’s family at noon today.”
Li Chuyi argued that police from Zhangjiakou had violated China’s Criminal Law, which requires notification of local police (in this case, Taiyuan) in the event of cross-jurisdictional arrests, and also specifies that family members be notified within 24 hours of the arrest. Zhangjiakou police have since admitted that they arrested the reporter in Taiyuan.
After initial coverage by The Beijing News, scores of Chinese newspapers followed up on the story and many editorial pages questioned the tactics used by Hebei police to arrest Guan Jian.
One of the first commentaries came from Wang Gangqiao (王刚桥), an academic, in The Beijing News on December 16. A partial translation follows:
“Detention by law is OK, but secret arrest is not”
Guan Jian, a journalist from Beijing’s Network News mysteriously disappeared in Shanxi province while carrying out reporting in the region. According to surveillance video from the hotel [where the detention occurred], Guan Jian was taken away on December 1 at around 6pm by five people who restrained his arms and forced him into a Volkswagen Touareg. . .
This news left people astonished. Guan Jian has been missing for half a month already, and it was a week ago that his family went to Shanxi province to complain to police. The police opened a case file and launched an investigation, making a 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 that the reporter was “missing.” Shanxi authorities, the victim’s family and his employer put great effort and resources into tracking down this missing person — then we learn out of the blue that the “missing person” was led away by police. Even those with little or not background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would ask to obvious questions: why didn’t police inform the family about the arrest? Even though police authorities in Shanxi said yesterday that Zhangjiakou police made contact with Taiyuan police before taking Guan Jian away, why was it that Guan’s family received no explanation before this? And what are the crimes for which Guan is begin “taken away”? Is his being “taken away” a matter of “summons” (拘传) or of “detention” (拘留)?
The arrest of a journalist in Taiyuan by Zhangjiakou police has bewildered the public, and the police should give the public, including Guan Jian and his family, a single reasonable explanation. If the “taking away” of the suspect was not conducted according to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n those specific police personnel responsible should face proper legal consequences . . . The police cannot arrest people in secret, because justice without procedure is not justice at all.
A December 16 editorial in Kunming’s Spring City Evening News by Nuo Song (傩送) used the Guan Jian case to discuss the social role and plight of journalists working in China today. The editorial accused “certain government authorities” of leaving reporters on their one in the fight against injustice:
“Journalist cannot bear on their weak shoulder the entire burden of social justice”
Cases of journalists facing violence have become nothing new in recent years. According to survey conducted by China Youth Daily, journalists rank third on a list of most dangerous professions [in China], falling just behind police and miners. With successive versions of “[outside] police entering Beijing to seize journalists” arising from Liaoning and Shanxi provinces, editorial pages at many media have explored the question: how do we protect journalists’ legal right to carry out reporting? And now, with [reporter] Guan Jian missing, people are once again asking: how do we ensure that the bodily safety of journalists is not violated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reporting?
But this write cares even more about another question. Namely, who is it that puts journalists in harm’s way?
We live in an age in which journalists are “all powerful.” Journalists aren’t just lookouts on the prow, reporters of the truth, or capable detectives — many dark aspects of our society receive the at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only after journalists have revealed them, and we can see this in the Loufan (娄烦) landslide incident and the Sanlu milk powder scandal. Journalists have become the courageous front-line soldiers in the battle to expose social ills, and this is a very dignified thing. But what is regrettable is that they don’t have the hand-to-hand combat skills of 007, and once they are set upon by dark forces they can only surrender to them.
There are many journalists who, like Guan Jian, exceed the call of duty and go beyond the range of their capabilities, and thereby court danger. In many ways this “going beyond” on the part of journalists owes to the fact that certain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re remiss in their duties.
Looking at the case of Guan Jian’s “disappearance”, we can see at least these two major failings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First of all, [while a people’s congress official is reportedly linked to Guan’s detention] the position of deputy director of a local people’s congress means the official in question counts as a national public servant (国家公职人员), and according to the Law on Public Servants, civil servants must not engage in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must not hold positions within companies or profit-making entities. When this deputy director of the local people’s congress took office and was simultaneously a corporate executive at a real estate company, did the local government not know about this, or just pretend not to see?
Secondly, if a Shanxi [real estate] company is suspected of having acted against regulations, should it be necessary to rely on a Beijing journalist traveling thousands of kilometres away to investigate the case? What are the local branche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judiciary departments doing exactly? . . .
FURTHER READINGS:
“Chinese reporter chasing corruption claims disappears“, Reuters, December 16, 2008
http://news.yahoo.com/s/nm/20081215/wl_nm/us_china_kidnapping
“Guan Jian’s case needs procedural justice“, Xi’an Evening News, December 17, 2008
http://epaper.xawb.com/xawb/html/2008-12/17/content_95617.htm
“How can they notify family members of the journalist’s arrest 14 days after the fact?“, Chengdu Evening News, December 17, 2008
http://www.cdwb.com.cn/html/2008-12/17/node_302.htm
ON THE LI MIN CASE:
“Shanxi prosecutor goes to Beijing to arrest CCTV’s female reporter“, People’s Daily Online, December 8, 2008
http://npc.people.com.cn/GB/8475195.html
“CCTV Reporter’s Arrest Causes a Stir“,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9, 2008
http://blogs.wsj.com/chinajournal/2008/12/09/cctv-reporters-arrest-causes-a-stir/
source：http://cmp.hku.hk/2008/12/22/1434/
2008年12月20日星期六
日知录（30）Hu bows to the left in 30th anniversary speech
[SWCC =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u bows to the left in 30th anniversary speech
By David Bandurski — When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delivered a speech Thursday morning in Beijing’s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to honor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country, his words pointed to a leftward shift in Chinese politics — a possible reaction in part against the recent Charter 08, a manifesto signed by promin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calling for broad political reform.
According to our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Hu’s speech, more left-trending keywords like “socialism”, “Marx” and 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 were prominent in Thursday’s speech — noticeably more so than in Hu’s 17th Congress address last year.
Here are a few keywords whose overall use Thursday surpassed that of Hu’s 17th National Congress speech, which was in fact 10,000 words longer than Thursday’s 18,000 words.
More moderate terms, such as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intraparty democracy” were less prominent.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a number of erstwhile Jiang Zemin terms made an unexpected return.
Toward the beginning of his speech, Hu Jintao resurrected the Jiang-era notion of “westernization and separatism”, the idea that hostile Western forces aim to co-opt Chinese and weaken China by exploiting territorial tensions (Taiwan, Tibet, etc.).
In another section of his speech, dealing with institutional reforms as a guarante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Hu Jintao resurrected the xenophobic Jiang-era phrase “[We must] never copy,” referring t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odels of the West.
Terms we were on the lookout for ahead of last year’s 17th National Congress but which never materialized, including “constitutionalism”, “civil society” and “citizen’s rights”, were absent from Thursday’s speech as well.
[Posted by David Bandurski, December 20, 2008, 1:09am HK]
source：http://cmp.hku.hk/2008/12/20/1447/
日知录（29）专访胡泳：互联网是一个未完成的公共领域
『关天茶舍』[学术]专访胡泳：互联网是一个未完成的公共领域
作者：李国盛 提交日期：2008-12-19 14:09:00
链接：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1674162&Key=489082971&strItem=no01&idArticle=395095&flag=1
胡泳教授在96年翻译的《数字化生存》是很多互联网从业者的启蒙书。今年他出版了互联网研究的最新著作《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
我最近和他就“网络和中国”话题进行了交流，整理稿我会贴上来。如果有朋友想进行更多交流，请直接跟贴留言，胡教授稍后会回复。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价值中国网总编辑。历任《经济信息联播》主编、《对话》总策划、《赢在中国》总编辑、《我们》总策划。
著作包括《网络为王》、《时代英雄》、《黑客：电脑时代的牛仔》、《另类空间》等，译作包括《数字化生存》、《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等。
提要：
1、重大问题的讨论
胡泳：一个缺乏对重要问题持续争议的文明就是通向极权主义和死亡的文明。这两种结局都是特别可怕的。我们应该对事关中国的各种重大问题都进行讨论，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种讨论是无法进行的。
2、口碑营销
胡泳：我们看到很多玩家都在玩儿“口碑营销”，比如国有企业，也在散布各种混淆视听的信息，在我看来是很恶劣的，民营企业也在玩儿信息，各种企业都在利用信息的混杂试图获取利益。大家处理信息的能力，并不见得随着信息的增多而提高，所以很多公关公司都在利用这种弱点来搞这个东西。当然还有更加恶劣的事情。
3、五毛党
胡泳：我说的更加恶劣的东西俗称“五毛”。它们其实是和公关公司所谓的“口碑营销”做着类似的事情，都在试图愚弄网友，进而给自己带来利益。他们的危害更大。
4、两种力量
胡泳：中国互联网十几年的发展有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是政府自上而下，一种力量是网民自下而上。政府希望经济上互联网得到发展，也希望在政治上能够控制互联网给它带来不利的地方。所以政府在投入到基础设施之后，也投了大量钱在防火墙上，人力物力都是消耗很大的。但是始终存在另一股力量，就是从下而上的互联网，千百万网民有一个量级的关系，一千人和一亿人在网上的差别太大了。这么多网民在这个上面互动的话，这里面产生的事情很多不是能够想象得到的。
5、公共空间
胡泳：我们公共空间这么困难，核心在于我们是双重挤压，权力挤压很厉害，商业挤压也很厉害，我们公共空间发育很难。
6、教育问题
胡泳：关于五毛出现的土壤，最关键的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出了大问题。这个教育就是成功地抹去了历史上很多的东西。我们过去的教育彻底的失败了。好几代的教育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最终就是给五毛党的存在造就了肥沃的土壤。
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还是要回到教育的问题上，不管教育有多么难，不管耗费的时间多么长，但是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政府不太可能改变既有的这套教育的体系，甚至包括教育的内容，因为这是符合它的要求和利益的。
7、互联网与启蒙
胡泳：虽然希望通过互联网这种技术来完成启蒙过于乐观，但是互联网是一个触媒，是触发很多东西的一个机关。但是它所触发的那些东西，还是有赖于我们今天一步一步慢慢去改，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只能渐进，日拱一卒。
8、公民意识
胡泳：中国的公民意识被阉割了。长期以来什么东西不用一定是退化的。我们的公民一直是臣民的状态。导致其实关系到每个人利益的事情，反而没有人真的使劲推动。反过来说，政府其实是期望这样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其次在这种问题上，商业力量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合谋。因为商业期望所有人都是消费者，商业并不期望所有人都有那么好的个人意识。在这种程度上，商业力量跟政府的预期是一样的。
9、沟通中的障碍
胡泳：今天大家谈问题的时候，很容易鸡同鸭讲，因为你说服不了我，我说服不了你，我们俩的底层结构不一样。比如说公共领域里面的“公”，在很多人那里的含义都是不同的。而且现在“公”和“私”也都分不清楚。
哈贝马斯的东西在中国不是讲得多了，而是讲得少了，应该在中国大力倡导交往的伦理，因为交往伦理不建立的话，最终就永远地喧哗下去。
下面是完整稿：
李国盛：胡老师好，我对您人生几个拐点很感兴趣，比如从最开始的媒体行业到外企，然后又回到媒体，最后到教育行业，能否讲一下这些拐点背后的原因？
胡泳：我上学学的是外语，但是我一直想做记者，所以我考了社科院新闻所的研究生。那时报告文学是非常兴盛的一个体裁。虽然报告文学是文学还是新闻属性一直争论不休，但是它的确在当时发挥了独特的社会影响力，报告文学是那个时代很有力的文体，我受其影响很深。当时有两个大的流派，一个以刘宾雁，就是直击现实为民请命。后来出现了苏晓康对中国做全景式描述的样式，试图在现象中发现某种判断。我被这种东西强烈地吸引了，就不从事外语，因此走上新闻这条道路。
当时我觉得自己干这个事情，可以影响很多事情，可以影响社会，可以影响很多人。现在来看可能被别人说是天真。不管是因为时代的氛围，还是个人的追求，我当时的确被这种东西鼓舞了，所以打算选择媒体道路。但是89年后，整个国家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个人道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想做的基本做不到了。我找了新闻单位干了两年，特别没有意思。基本上就是“跑部”，就是跑各个部委，我觉得跟我原来新闻理想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我就去了外企了。
几年之后，我发现我还是不喜欢这种白领生活，虽然当时收入还是蛮高的。但是在外企里从普通白领到高级白领，然后再爬到某个总之类的，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路。
这个时候基本上到了1995年了，这个时候我发现媒体空间发生了变化。《南方周末》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三联生活周刊》这种体制外的杂志也开始出现。媒体开始有可能跳出当初的党报党刊体系。我们学新闻的时候，出去以后就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只有这种地方才可能实现梦想，因为那支笔有力量，当时你不去这种地方，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就是所有的媒介全部是在这种体系下的。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初，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体系，也可以实现理想。我就去了《三联生活周刊》。
我差不多是在2008年又完成了另外一个转型，离开了新闻单位，调入了北大。我现在的理想其实也很简单，第一教好书，第二是看书，第三就是写书，通过自己不断的积累或者不断的观察，我想沉淀一下，争取多写几本自己想写的东西。
李国盛：您当年翻译的《数字化生存》是好多人的互联网启蒙书，今年您出版了《众声喧哗》，在中间这些年，您感觉互联网的变化和当初您的希望有什么异同之处？
胡泳：今年中国企业家论坛，当时有一个小的论坛专门讨论互联网的问题。我在那个会上说了一个意思。我觉得可能代表我在那个时候的一种看法。我属于比较早的一批在中国鼓吹互联网的人。当时互联网刚来的时候，我们对它投以特别大的希望，认为它可能推动中国很多很多的东西，也会赋予它很多意义。但是这么多年，我觉得我们似乎打开了潘多拉之盒，飞出来的那些东西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是那个盒给你留下的是希望。我觉得很多东西跟我们当初的理想是不一样的，很多你期望的东西它并没有实现。很多你觉得它的负面影响不会那么大，其实负面影响很大。但是我个人仍然充满希望，这个希望飞出来是早晚的事，不会永远存在于潘多拉之盒。
李国盛：但是互联网也让以前不可能改变的事件改变了，比如当年的孙志刚事件，这是对社会巨大的推动。对互联网这种正面的力量，您判断未来有没有可能产生更大的质的变化？
胡泳：刚才我说的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发言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时互联网事件是艳照门，谁也不知道2008年的互联网还有这么大的作用。
今年中国互联网有两个重要事情。第一个是中国网民在今年超过了美国。另外一个就是胡锦涛做客强国论坛，这种姿态本身具有很大的价值。我觉得哪怕不说别的，就是说纯粹从行政系统来讲，如果一个行政系统最高领导人做这种姿态的时候，你想一想下面的领导人应该怎么办？而且胡锦涛至少在他的交流当中，他和网民的姿态是很平等的。
中国互联网十几年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有两种力量。一股力量就是姑且叫做从上而下的互联网。中国政府在互联网上投了大量的钱，我们不跟发达国家比，我们跟印度比看得非常清楚。印度网络普及率，印度手机普及率，其实在这方面被我们拉得比较远，就是基础设施投入上，中国政府是很重视的，而且花了大量的资本干这个事情。如果没有政府铺这个互联网，怎么会有今天这么繁荣呢？当然政府一方面希望经济上互联网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希望在政治上能够控制互联网给它带来不利的地方。所以政府在投入到基础设施之后，也投了大量钱在防火墙上，人力物力都是消耗很大的。这个就是从上到下的互联网，政府力量体现得很明显。但是始终存在另一股力量，就是从下而上的互联网，千百万网民有一个量级的关系，一千人和一亿人在网上的差别太大了。这么多网民在这个上面互动的话，这里面产生的事情很多不是能够想象得到的。
这两股力量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塑造中国的互联网，他们之间过去有时产生摩擦，有的时候双方并行。2008年中国互联网上层下层开始了一个对接。胡锦涛到了人民网之后说“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他把互联网提到很高的程度。那几句话，其实代表了我们中国今天的领导层对互联网的认识。他认识到互联网这么重要，因此必须要运用，必须要跟网民有这种结合。2008年中国两股力量的对接的结果一定是大家要达成一种共识，互联网是我们所有人的。
李国盛：您的《众声喧哗》中重点介绍了公共空间的概念，其中谈到公共空间最害怕两条，一个是权力介入，一个是商业介入。
胡泳：我们公共空间这么困难，核心在于我们是双重挤压，权力挤压很厉害，商业挤压也很厉害，我们公共空间发育很难。
我们先看商业化对互联网的影响，互联网走到今天这一步，商业化在早期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早期从商业角度推动互联网的人，如果没有他们，中国的互联网不会发展这么快。因为政府的思路和商业的思路不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完全由政府推动这个事情，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在互联网早期，商业的正面效应远远大于负面效应。但是现在反而是商业化对媒体和互联网上的许多东西是一个侵蚀。
李国盛：最近两年网络社区概念很热，随之而来的一个商业模式叫“口碑营销”，您怎么看？
胡泳：我们看到很多玩家都在玩儿这种东西，比如国有企业，也在散布各种混淆视听的信息，在我看来是很恶劣的，民营企业也在玩儿信息，各种企业都在利用信息的混杂试图获取利益。大家处理信息的能力，并不见得随着信息的增多而提高，所以很多公关公司都在利用这种弱点来搞这个东西。当然还有更加恶劣的事情。
李国盛：您说的更加恶劣的事情是指什么？
胡泳：我说的更加恶劣的东西俗称“五毛”。它们其实是和公关公司所谓的“口碑营销”做着类似的事情，都在试图愚弄网友，进而给自己带来利益。而且他们的危害更大，事关中国的命运前途。一个缺乏对重要问题持续争议的文明就是通向极权主义和死亡的文明。这两种结局都是特别可怕的。我们应该对事关中国的各种重大问题都进行讨论，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种讨论是无法进行的。
关于五毛出现的土壤，最关键的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出了大问题。这个教育就是成功地抹去了历史上很多的东西。我们过去的教育彻底的失败了。好几代的教育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最终就是给五毛党的存在造就了肥沃的土壤。
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还是要回到教育的问题上，不管教育有多么难，不管耗费的时间多么长，但是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李国盛：您对互联网在启蒙上面的力量怎么评价，它能否完成五四和八十年代未完成的任务？
胡泳：纯粹的把启蒙的任务交给互联网这样一种技术工具，我觉得会有点过于乐观。指望一个新技术出来以后就改变现实，我们不是没有这样期待过。我们曾经试图通过引进新技术，以技术为工具来重新整合中国的现实。当年的曾国藩他们失败了，他们搞兵工厂，搞军舰，甲午海战一败涂地，人们才发现是制度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康梁，才会出现维新变法，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演变过程。康梁夭折，大家又出来说，不是制度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所以才会有五四，有新文化运动。
虽然希望通过互联网这种技术来完成启蒙过于乐观，但是互联网是一个触媒，是触发很多东西的一个机关。但是它所触发的那些东西，还是有赖于我们今天一步一步慢慢去改，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只能渐进，日拱一卒。
李国盛：您刚才提到更深层次是我们的教育出了大问题，您感觉政府会自己主动改变吗？互联网在教育上面能起到什么作用？
胡泳：教育问题很复杂，可以从各个层面说这个事情。但企图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改变是不够的，政府不太可能改变既有的这套教育的体系，甚至包括教育的内容，因为这是符合它的要求和利益的。
我觉得互联网的教育意义就在于不停地坚持给中国人上各种各样的课，如果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这种教育是不可能的。
就拿杨佳案来讲，以七条人命为代价，我们学到的东西太多了。杨佳作案之前，从上海警方的执法过程来看，我们忍不住要问：
1、在中国城市街道上自由行走的公民必须随时携带身份证件吗？
2、警察可以在当街随意截下任何一个过往行人，并以不配合盘查为由带其去派出所吗？
3、在派出所里，警察可以“耐心教育”一个在自己国家里正常旅行的公民长达几小时吗？
4、有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杨佳在被释放回京之后，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可警察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吗？
杨佳作案之后，从上海公检法的办案过程来看，我们更要大声呼吁：
1、改变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的不公开与无法监督的状态，防止出现弱小的公民私权利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的情况；
2、建立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律师在场制度，赋予律师当场监督、防止和见证刑讯逼供的权利；
3、免除犯罪嫌疑人亲属协助警方调查的义务，防止至亲互证其罪；
4、摈弃“公检法是一家”的信条，保证律师成为维护公民权益的独立的法律工作者。
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法律只能成为荼毒公民的工具，不信请看律师们勾画的如下场景：
* 当你拿着家属的委托书去会见嫌疑人时，被告知嫌疑人表示不请律师，有其本人的笔录为证；当你拿着一审判决书去要求会见被告人，办理上诉事宜时，被告知被告人表示不上诉，有其本人的笔录为证。
* 在法庭上，刑事被告人翻供屡见不鲜，最常见的一条理由就是说自己在侦查阶段遭到了警察的殴打逼供。这时候审判法官会依法履行职责，问被告人：“你有警察殴打逼供的证据没有？”被告人于是将身上的伤痕当庭显露出来以示为证。法官又问有什么证据证明你的伤是警察所致？被告于是恨得咬牙切齿，只差立刻去找他说的那个警察拼命。法官于是又问公诉人：“案卷中有警察刑讯逼供的证据没有？”公诉人想都不用想就回答说，从案卷中的材料反映出，本案的侦查程序是合法的，不存在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情况。法官于是引导被告道：“被告人，你要出示你在侦查阶段遭到了刑讯逼供的证据，否则你就不能再提这个问题，即使你提出了我们也可以依法不予采纳。
千条万条，杨佳案教育了我们一件天大的事情：有公权力的机构必须有公信力。人民对司法部门存在普遍的不信任，既涵盖其能力，也包括其道德。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丧心病狂地认为杨佳杀人有理，人们抗议的是司法部门不能公开杨佳杀人的动机、不能公开案件真相、不能依法办案。如果公权力丧失了公信力，“公平、正义”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靠什么去实现呢？
李国盛：我们天涯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联合推动环保在网络上的平台，现在发现公众参与热情不高。同时，互联网上的热点，大部分从长远来看都不重要，过几天可能烟消云散。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胡泳：因为中国的公民意识被政府给阉割了。长期以来什么东西不用一定是退化的。我们的公民一直是臣民的状态。导致这种其实关系到每个人利益的事情，反而没有人真的使劲推动。反过来说，政府其实是期望这样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
其次在这种问题上，商业力量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合谋。因为商业期望所有人都是消费者，商业并不期望所有人都有那么好的个人意识。在这种程度上，商业力量跟政府的预期是一样的。
所以说导致我们的人民就不是公民。当然对于这种事情，这种公民意识的培养，其实有赖于互联网下一个阶段。我仍然觉得互联网现在是第一个阶段，从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的阶段，大家以表达为快，就是以说出话来为快。虽然谁也听不见谁，但是至少比万马齐喑的状态好了很多。在这个时候，很多人觉得单纯表达说话就有快感，也不管是不是表达我自己的东西，还是捡来的别人的东西。互联网我觉得需要从表达的阶段进到组织的阶段，否则纯粹的喧哗是没有价值的，必须经过喧哗阶段以后，至少在一些大的方面能有某种共识，如果没有共识就没有行动的前提。
现在这个阶段总归可以进行一些讨论，希望下一步过渡到这些讨论能够达成一些共识，这些共识会酿成一些行动，我觉得到了行动的阶段，你举的这个例子的事情就会减少。我们现在能看到行动阶段的苗头，我甚至都不觉得是地震那种民间行动，因为地震是超常事情超常反应，那个时候人人都觉得自己像个圣徒，有了移情。大家都觉得我不做点什么似乎都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爆发的公民志愿者的力量不长久。
什么是下一阶段互联网的苗头呢？比如厦门人的“散步”，广州出租车司机的“喝茶”。厦门原来的PX项目是做不下去了，我看最近《新京报》说，出租车行业协会考虑出租车公司的规则是不是要改一改，可以预期的是改得会很少，肯定改的是相对来讲比较皮毛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喝茶”的事情，会改吗？
李国盛：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研究，您的书里也有大篇幅介绍。关于互联网和公共领域的部分能否介绍一下？
胡泳：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这本书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写出来的，后来基本变成学界炙手可热的词汇。哈贝马斯后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后来的著作基本不再提公共领域了。实际上他后来走到交往理性。理由很简单，由于后现代兴起，大家讨论的基本前提不存在了。一切都变成相对主义的东西了。例如说，过去宗教可能成为大家讨论的一个基础，但是今天发现宗教已经完全不是基础。因为宗教教派五花八门，很多人不信教，而且不具备同一套词汇。
以前有人说他是自由主义，有人说他是保守主义，但是自由和保守里面的变种无穷多。本身自己也在打架，同时他们之间也不使用同一套词汇说话。现在就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今天大家谈问题的时候，很容易鸡同鸭讲，因为你说服不了我，我说服不了你，我们俩的底层结构不一样。比如说公共领域里面的“公”，在很多人那里的含义都是不同的。而且现在“公”和“私”也都分不清楚。
哈贝马斯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他认为现代性还没有完成。这导致他总是企图要给不同的东西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石，他想来想去，认为交往是一个基石，而且交往有的时候是可以没有利益的。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必须要进行社会交往的。他认为交往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否则交往就交往不下去了，他就搞有效性原则，真实性原则。他所干的事试图说，我们人类社会总之还是要找到一个基石，不能都变成流沙。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这个人类社会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找到交往的东西。把交往提到很高的程度。
我上次碰到经济学家罗小朋，他认为中国尤其是改革以后，1992年以后，经济学家占领了主话语的阵地——经济学帝国主义。因为人文这种东西没有人听，大家都知道，搞哲学文学的都没有发言权，经济学家都在用效率讲一些东西。小朋认为科斯的理论解释不了中国很多东西。我特别赞同和理解。我觉得哈贝马斯在今天中国的意义远远大于科斯。哈贝马斯仍然坚信现代主义的价值，比如自由、民主这些东西，他是坚信的。
我说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到达一个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时期，尽管有那么多的“后主”拿它吃饭。但是它对中国有多大的解释力度？现在中国对那些现代的概念，都没有人认真的讨论。每次讨论自由的时候，有人给你的东西简直让你笑掉大牙，他会说，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又有人说，我们传统的儒学思想里也有民主、共和，这就没有办法讨论了。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最基本的指向是最后公共领域会产生审议民主，也有人叫协商民主。公众在公共领域里有充分的表达之后，形成共识，影响决策，最后达到行动。这套东西是今天中国绝对欠缺的。我们现在最基本的交往理性是没有的。在网络上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大家习惯于的东西，都是什么呢？第一，先给你扣个大帽子，先把你人为的归一个堆。其次由于我们文革的遗毒，当你说任何事情的时候，他想到不是这个东西有没有道理，而是你背后是什么动机，你代表谁说话。他本能地会从阴暗的心理看东西。
我这两天的博客，因为我写了谷歌，我认为说，搜索现在已经成为大众化的商品，本身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的价值了，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有人马上问，你是不是拿了百度的钱？他会很恶心的用这种东西给你套。所以我干脆第二天博客就贴了抨击百度的文章，就变成这种滑稽可笑的事情，没有办法开展讨论。
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哈贝马斯的东西在中国不是讲得多了，而是讲得少了，应该在中国大力倡导交往的伦理，因为交往伦理不建立的话，最终就永远地喧哗下去。
哈贝马斯原先研究公共领域的时候是从咖啡馆开始的，咖啡馆形成了一个讨论的空间。我个人觉得网络不太像一个咖啡馆，而非常像一个超市。大家各有各的需求，都来这里拿东西。所以短期地指望理想的言说情景能实现是不现实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推理目前在互联网上是实现不了的。但是我不觉得因为实现不了，就宣布他的理论无效。至少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最基本的前提仍然是存在的。
李国盛：可否认为互联网是一个未完成的公共领域？
胡泳：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来源：http://huyong.blog.sohu.com/106860656.html
作者：李国盛 提交日期：2008-12-19 14:09:00
链接：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1674162&Key=489082971&strItem=no01&idArticle=395095&flag=1
胡泳教授在96年翻译的《数字化生存》是很多互联网从业者的启蒙书。今年他出版了互联网研究的最新著作《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
我最近和他就“网络和中国”话题进行了交流，整理稿我会贴上来。如果有朋友想进行更多交流，请直接跟贴留言，胡教授稍后会回复。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价值中国网总编辑。历任《经济信息联播》主编、《对话》总策划、《赢在中国》总编辑、《我们》总策划。
著作包括《网络为王》、《时代英雄》、《黑客：电脑时代的牛仔》、《另类空间》等，译作包括《数字化生存》、《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等。
提要：
1、重大问题的讨论
胡泳：一个缺乏对重要问题持续争议的文明就是通向极权主义和死亡的文明。这两种结局都是特别可怕的。我们应该对事关中国的各种重大问题都进行讨论，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种讨论是无法进行的。
2、口碑营销
胡泳：我们看到很多玩家都在玩儿“口碑营销”，比如国有企业，也在散布各种混淆视听的信息，在我看来是很恶劣的，民营企业也在玩儿信息，各种企业都在利用信息的混杂试图获取利益。大家处理信息的能力，并不见得随着信息的增多而提高，所以很多公关公司都在利用这种弱点来搞这个东西。当然还有更加恶劣的事情。
3、五毛党
胡泳：我说的更加恶劣的东西俗称“五毛”。它们其实是和公关公司所谓的“口碑营销”做着类似的事情，都在试图愚弄网友，进而给自己带来利益。他们的危害更大。
4、两种力量
胡泳：中国互联网十几年的发展有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是政府自上而下，一种力量是网民自下而上。政府希望经济上互联网得到发展，也希望在政治上能够控制互联网给它带来不利的地方。所以政府在投入到基础设施之后，也投了大量钱在防火墙上，人力物力都是消耗很大的。但是始终存在另一股力量，就是从下而上的互联网，千百万网民有一个量级的关系，一千人和一亿人在网上的差别太大了。这么多网民在这个上面互动的话，这里面产生的事情很多不是能够想象得到的。
5、公共空间
胡泳：我们公共空间这么困难，核心在于我们是双重挤压，权力挤压很厉害，商业挤压也很厉害，我们公共空间发育很难。
6、教育问题
胡泳：关于五毛出现的土壤，最关键的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出了大问题。这个教育就是成功地抹去了历史上很多的东西。我们过去的教育彻底的失败了。好几代的教育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最终就是给五毛党的存在造就了肥沃的土壤。
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还是要回到教育的问题上，不管教育有多么难，不管耗费的时间多么长，但是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政府不太可能改变既有的这套教育的体系，甚至包括教育的内容，因为这是符合它的要求和利益的。
7、互联网与启蒙
胡泳：虽然希望通过互联网这种技术来完成启蒙过于乐观，但是互联网是一个触媒，是触发很多东西的一个机关。但是它所触发的那些东西，还是有赖于我们今天一步一步慢慢去改，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只能渐进，日拱一卒。
8、公民意识
胡泳：中国的公民意识被阉割了。长期以来什么东西不用一定是退化的。我们的公民一直是臣民的状态。导致其实关系到每个人利益的事情，反而没有人真的使劲推动。反过来说，政府其实是期望这样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其次在这种问题上，商业力量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合谋。因为商业期望所有人都是消费者，商业并不期望所有人都有那么好的个人意识。在这种程度上，商业力量跟政府的预期是一样的。
9、沟通中的障碍
胡泳：今天大家谈问题的时候，很容易鸡同鸭讲，因为你说服不了我，我说服不了你，我们俩的底层结构不一样。比如说公共领域里面的“公”，在很多人那里的含义都是不同的。而且现在“公”和“私”也都分不清楚。
哈贝马斯的东西在中国不是讲得多了，而是讲得少了，应该在中国大力倡导交往的伦理，因为交往伦理不建立的话，最终就永远地喧哗下去。
下面是完整稿：
李国盛：胡老师好，我对您人生几个拐点很感兴趣，比如从最开始的媒体行业到外企，然后又回到媒体，最后到教育行业，能否讲一下这些拐点背后的原因？
胡泳：我上学学的是外语，但是我一直想做记者，所以我考了社科院新闻所的研究生。那时报告文学是非常兴盛的一个体裁。虽然报告文学是文学还是新闻属性一直争论不休，但是它的确在当时发挥了独特的社会影响力，报告文学是那个时代很有力的文体，我受其影响很深。当时有两个大的流派，一个以刘宾雁，就是直击现实为民请命。后来出现了苏晓康对中国做全景式描述的样式，试图在现象中发现某种判断。我被这种东西强烈地吸引了，就不从事外语，因此走上新闻这条道路。
当时我觉得自己干这个事情，可以影响很多事情，可以影响社会，可以影响很多人。现在来看可能被别人说是天真。不管是因为时代的氛围，还是个人的追求，我当时的确被这种东西鼓舞了，所以打算选择媒体道路。但是89年后，整个国家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个人道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想做的基本做不到了。我找了新闻单位干了两年，特别没有意思。基本上就是“跑部”，就是跑各个部委，我觉得跟我原来新闻理想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我就去了外企了。
几年之后，我发现我还是不喜欢这种白领生活，虽然当时收入还是蛮高的。但是在外企里从普通白领到高级白领，然后再爬到某个总之类的，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路。
这个时候基本上到了1995年了，这个时候我发现媒体空间发生了变化。《南方周末》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三联生活周刊》这种体制外的杂志也开始出现。媒体开始有可能跳出当初的党报党刊体系。我们学新闻的时候，出去以后就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只有这种地方才可能实现梦想，因为那支笔有力量，当时你不去这种地方，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就是所有的媒介全部是在这种体系下的。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初，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体系，也可以实现理想。我就去了《三联生活周刊》。
我差不多是在2008年又完成了另外一个转型，离开了新闻单位，调入了北大。我现在的理想其实也很简单，第一教好书，第二是看书，第三就是写书，通过自己不断的积累或者不断的观察，我想沉淀一下，争取多写几本自己想写的东西。
李国盛：您当年翻译的《数字化生存》是好多人的互联网启蒙书，今年您出版了《众声喧哗》，在中间这些年，您感觉互联网的变化和当初您的希望有什么异同之处？
胡泳：今年中国企业家论坛，当时有一个小的论坛专门讨论互联网的问题。我在那个会上说了一个意思。我觉得可能代表我在那个时候的一种看法。我属于比较早的一批在中国鼓吹互联网的人。当时互联网刚来的时候，我们对它投以特别大的希望，认为它可能推动中国很多很多的东西，也会赋予它很多意义。但是这么多年，我觉得我们似乎打开了潘多拉之盒，飞出来的那些东西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是那个盒给你留下的是希望。我觉得很多东西跟我们当初的理想是不一样的，很多你期望的东西它并没有实现。很多你觉得它的负面影响不会那么大，其实负面影响很大。但是我个人仍然充满希望，这个希望飞出来是早晚的事，不会永远存在于潘多拉之盒。
李国盛：但是互联网也让以前不可能改变的事件改变了，比如当年的孙志刚事件，这是对社会巨大的推动。对互联网这种正面的力量，您判断未来有没有可能产生更大的质的变化？
胡泳：刚才我说的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发言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时互联网事件是艳照门，谁也不知道2008年的互联网还有这么大的作用。
今年中国互联网有两个重要事情。第一个是中国网民在今年超过了美国。另外一个就是胡锦涛做客强国论坛，这种姿态本身具有很大的价值。我觉得哪怕不说别的，就是说纯粹从行政系统来讲，如果一个行政系统最高领导人做这种姿态的时候，你想一想下面的领导人应该怎么办？而且胡锦涛至少在他的交流当中，他和网民的姿态是很平等的。
中国互联网十几年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有两种力量。一股力量就是姑且叫做从上而下的互联网。中国政府在互联网上投了大量的钱，我们不跟发达国家比，我们跟印度比看得非常清楚。印度网络普及率，印度手机普及率，其实在这方面被我们拉得比较远，就是基础设施投入上，中国政府是很重视的，而且花了大量的资本干这个事情。如果没有政府铺这个互联网，怎么会有今天这么繁荣呢？当然政府一方面希望经济上互联网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希望在政治上能够控制互联网给它带来不利的地方。所以政府在投入到基础设施之后，也投了大量钱在防火墙上，人力物力都是消耗很大的。这个就是从上到下的互联网，政府力量体现得很明显。但是始终存在另一股力量，就是从下而上的互联网，千百万网民有一个量级的关系，一千人和一亿人在网上的差别太大了。这么多网民在这个上面互动的话，这里面产生的事情很多不是能够想象得到的。
这两股力量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塑造中国的互联网，他们之间过去有时产生摩擦，有的时候双方并行。2008年中国互联网上层下层开始了一个对接。胡锦涛到了人民网之后说“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他把互联网提到很高的程度。那几句话，其实代表了我们中国今天的领导层对互联网的认识。他认识到互联网这么重要，因此必须要运用，必须要跟网民有这种结合。2008年中国两股力量的对接的结果一定是大家要达成一种共识，互联网是我们所有人的。
李国盛：您的《众声喧哗》中重点介绍了公共空间的概念，其中谈到公共空间最害怕两条，一个是权力介入，一个是商业介入。
胡泳：我们公共空间这么困难，核心在于我们是双重挤压，权力挤压很厉害，商业挤压也很厉害，我们公共空间发育很难。
我们先看商业化对互联网的影响，互联网走到今天这一步，商业化在早期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早期从商业角度推动互联网的人，如果没有他们，中国的互联网不会发展这么快。因为政府的思路和商业的思路不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完全由政府推动这个事情，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在互联网早期，商业的正面效应远远大于负面效应。但是现在反而是商业化对媒体和互联网上的许多东西是一个侵蚀。
李国盛：最近两年网络社区概念很热，随之而来的一个商业模式叫“口碑营销”，您怎么看？
胡泳：我们看到很多玩家都在玩儿这种东西，比如国有企业，也在散布各种混淆视听的信息，在我看来是很恶劣的，民营企业也在玩儿信息，各种企业都在利用信息的混杂试图获取利益。大家处理信息的能力，并不见得随着信息的增多而提高，所以很多公关公司都在利用这种弱点来搞这个东西。当然还有更加恶劣的事情。
李国盛：您说的更加恶劣的事情是指什么？
胡泳：我说的更加恶劣的东西俗称“五毛”。它们其实是和公关公司所谓的“口碑营销”做着类似的事情，都在试图愚弄网友，进而给自己带来利益。而且他们的危害更大，事关中国的命运前途。一个缺乏对重要问题持续争议的文明就是通向极权主义和死亡的文明。这两种结局都是特别可怕的。我们应该对事关中国的各种重大问题都进行讨论，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种讨论是无法进行的。
关于五毛出现的土壤，最关键的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出了大问题。这个教育就是成功地抹去了历史上很多的东西。我们过去的教育彻底的失败了。好几代的教育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最终就是给五毛党的存在造就了肥沃的土壤。
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还是要回到教育的问题上，不管教育有多么难，不管耗费的时间多么长，但是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李国盛：您对互联网在启蒙上面的力量怎么评价，它能否完成五四和八十年代未完成的任务？
胡泳：纯粹的把启蒙的任务交给互联网这样一种技术工具，我觉得会有点过于乐观。指望一个新技术出来以后就改变现实，我们不是没有这样期待过。我们曾经试图通过引进新技术，以技术为工具来重新整合中国的现实。当年的曾国藩他们失败了，他们搞兵工厂，搞军舰，甲午海战一败涂地，人们才发现是制度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康梁，才会出现维新变法，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演变过程。康梁夭折，大家又出来说，不是制度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所以才会有五四，有新文化运动。
虽然希望通过互联网这种技术来完成启蒙过于乐观，但是互联网是一个触媒，是触发很多东西的一个机关。但是它所触发的那些东西，还是有赖于我们今天一步一步慢慢去改，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只能渐进，日拱一卒。
李国盛：您刚才提到更深层次是我们的教育出了大问题，您感觉政府会自己主动改变吗？互联网在教育上面能起到什么作用？
胡泳：教育问题很复杂，可以从各个层面说这个事情。但企图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改变是不够的，政府不太可能改变既有的这套教育的体系，甚至包括教育的内容，因为这是符合它的要求和利益的。
我觉得互联网的教育意义就在于不停地坚持给中国人上各种各样的课，如果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这种教育是不可能的。
就拿杨佳案来讲，以七条人命为代价，我们学到的东西太多了。杨佳作案之前，从上海警方的执法过程来看，我们忍不住要问：
1、在中国城市街道上自由行走的公民必须随时携带身份证件吗？
2、警察可以在当街随意截下任何一个过往行人，并以不配合盘查为由带其去派出所吗？
3、在派出所里，警察可以“耐心教育”一个在自己国家里正常旅行的公民长达几小时吗？
4、有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杨佳在被释放回京之后，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可警察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吗？
杨佳作案之后，从上海公检法的办案过程来看，我们更要大声呼吁：
1、改变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的不公开与无法监督的状态，防止出现弱小的公民私权利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的情况；
2、建立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律师在场制度，赋予律师当场监督、防止和见证刑讯逼供的权利；
3、免除犯罪嫌疑人亲属协助警方调查的义务，防止至亲互证其罪；
4、摈弃“公检法是一家”的信条，保证律师成为维护公民权益的独立的法律工作者。
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法律只能成为荼毒公民的工具，不信请看律师们勾画的如下场景：
* 当你拿着家属的委托书去会见嫌疑人时，被告知嫌疑人表示不请律师，有其本人的笔录为证；当你拿着一审判决书去要求会见被告人，办理上诉事宜时，被告知被告人表示不上诉，有其本人的笔录为证。
* 在法庭上，刑事被告人翻供屡见不鲜，最常见的一条理由就是说自己在侦查阶段遭到了警察的殴打逼供。这时候审判法官会依法履行职责，问被告人：“你有警察殴打逼供的证据没有？”被告人于是将身上的伤痕当庭显露出来以示为证。法官又问有什么证据证明你的伤是警察所致？被告于是恨得咬牙切齿，只差立刻去找他说的那个警察拼命。法官于是又问公诉人：“案卷中有警察刑讯逼供的证据没有？”公诉人想都不用想就回答说，从案卷中的材料反映出，本案的侦查程序是合法的，不存在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情况。法官于是引导被告道：“被告人，你要出示你在侦查阶段遭到了刑讯逼供的证据，否则你就不能再提这个问题，即使你提出了我们也可以依法不予采纳。
千条万条，杨佳案教育了我们一件天大的事情：有公权力的机构必须有公信力。人民对司法部门存在普遍的不信任，既涵盖其能力，也包括其道德。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丧心病狂地认为杨佳杀人有理，人们抗议的是司法部门不能公开杨佳杀人的动机、不能公开案件真相、不能依法办案。如果公权力丧失了公信力，“公平、正义”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靠什么去实现呢？
李国盛：我们天涯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联合推动环保在网络上的平台，现在发现公众参与热情不高。同时，互联网上的热点，大部分从长远来看都不重要，过几天可能烟消云散。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胡泳：因为中国的公民意识被政府给阉割了。长期以来什么东西不用一定是退化的。我们的公民一直是臣民的状态。导致这种其实关系到每个人利益的事情，反而没有人真的使劲推动。反过来说，政府其实是期望这样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
其次在这种问题上，商业力量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合谋。因为商业期望所有人都是消费者，商业并不期望所有人都有那么好的个人意识。在这种程度上，商业力量跟政府的预期是一样的。
所以说导致我们的人民就不是公民。当然对于这种事情，这种公民意识的培养，其实有赖于互联网下一个阶段。我仍然觉得互联网现在是第一个阶段，从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的阶段，大家以表达为快，就是以说出话来为快。虽然谁也听不见谁，但是至少比万马齐喑的状态好了很多。在这个时候，很多人觉得单纯表达说话就有快感，也不管是不是表达我自己的东西，还是捡来的别人的东西。互联网我觉得需要从表达的阶段进到组织的阶段，否则纯粹的喧哗是没有价值的，必须经过喧哗阶段以后，至少在一些大的方面能有某种共识，如果没有共识就没有行动的前提。
现在这个阶段总归可以进行一些讨论，希望下一步过渡到这些讨论能够达成一些共识，这些共识会酿成一些行动，我觉得到了行动的阶段，你举的这个例子的事情就会减少。我们现在能看到行动阶段的苗头，我甚至都不觉得是地震那种民间行动，因为地震是超常事情超常反应，那个时候人人都觉得自己像个圣徒，有了移情。大家都觉得我不做点什么似乎都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爆发的公民志愿者的力量不长久。
什么是下一阶段互联网的苗头呢？比如厦门人的“散步”，广州出租车司机的“喝茶”。厦门原来的PX项目是做不下去了，我看最近《新京报》说，出租车行业协会考虑出租车公司的规则是不是要改一改，可以预期的是改得会很少，肯定改的是相对来讲比较皮毛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喝茶”的事情，会改吗？
李国盛：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研究，您的书里也有大篇幅介绍。关于互联网和公共领域的部分能否介绍一下？
胡泳：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这本书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写出来的，后来基本变成学界炙手可热的词汇。哈贝马斯后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后来的著作基本不再提公共领域了。实际上他后来走到交往理性。理由很简单，由于后现代兴起，大家讨论的基本前提不存在了。一切都变成相对主义的东西了。例如说，过去宗教可能成为大家讨论的一个基础，但是今天发现宗教已经完全不是基础。因为宗教教派五花八门，很多人不信教，而且不具备同一套词汇。
以前有人说他是自由主义，有人说他是保守主义，但是自由和保守里面的变种无穷多。本身自己也在打架，同时他们之间也不使用同一套词汇说话。现在就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今天大家谈问题的时候，很容易鸡同鸭讲，因为你说服不了我，我说服不了你，我们俩的底层结构不一样。比如说公共领域里面的“公”，在很多人那里的含义都是不同的。而且现在“公”和“私”也都分不清楚。
哈贝马斯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他认为现代性还没有完成。这导致他总是企图要给不同的东西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石，他想来想去，认为交往是一个基石，而且交往有的时候是可以没有利益的。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必须要进行社会交往的。他认为交往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否则交往就交往不下去了，他就搞有效性原则，真实性原则。他所干的事试图说，我们人类社会总之还是要找到一个基石，不能都变成流沙。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这个人类社会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找到交往的东西。把交往提到很高的程度。
我上次碰到经济学家罗小朋，他认为中国尤其是改革以后，1992年以后，经济学家占领了主话语的阵地——经济学帝国主义。因为人文这种东西没有人听，大家都知道，搞哲学文学的都没有发言权，经济学家都在用效率讲一些东西。小朋认为科斯的理论解释不了中国很多东西。我特别赞同和理解。我觉得哈贝马斯在今天中国的意义远远大于科斯。哈贝马斯仍然坚信现代主义的价值，比如自由、民主这些东西，他是坚信的。
我说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到达一个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时期，尽管有那么多的“后主”拿它吃饭。但是它对中国有多大的解释力度？现在中国对那些现代的概念，都没有人认真的讨论。每次讨论自由的时候，有人给你的东西简直让你笑掉大牙，他会说，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又有人说，我们传统的儒学思想里也有民主、共和，这就没有办法讨论了。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最基本的指向是最后公共领域会产生审议民主，也有人叫协商民主。公众在公共领域里有充分的表达之后，形成共识，影响决策，最后达到行动。这套东西是今天中国绝对欠缺的。我们现在最基本的交往理性是没有的。在网络上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大家习惯于的东西，都是什么呢？第一，先给你扣个大帽子，先把你人为的归一个堆。其次由于我们文革的遗毒，当你说任何事情的时候，他想到不是这个东西有没有道理，而是你背后是什么动机，你代表谁说话。他本能地会从阴暗的心理看东西。
我这两天的博客，因为我写了谷歌，我认为说，搜索现在已经成为大众化的商品，本身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的价值了，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有人马上问，你是不是拿了百度的钱？他会很恶心的用这种东西给你套。所以我干脆第二天博客就贴了抨击百度的文章，就变成这种滑稽可笑的事情，没有办法开展讨论。
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哈贝马斯的东西在中国不是讲得多了，而是讲得少了，应该在中国大力倡导交往的伦理，因为交往伦理不建立的话，最终就永远地喧哗下去。
哈贝马斯原先研究公共领域的时候是从咖啡馆开始的，咖啡馆形成了一个讨论的空间。我个人觉得网络不太像一个咖啡馆，而非常像一个超市。大家各有各的需求，都来这里拿东西。所以短期地指望理想的言说情景能实现是不现实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推理目前在互联网上是实现不了的。但是我不觉得因为实现不了，就宣布他的理论无效。至少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最基本的前提仍然是存在的。
李国盛：可否认为互联网是一个未完成的公共领域？
胡泳：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来源：http://huyong.blog.sohu.com/106860656.html
日知录（28）2008令国人目瞪口呆的十二句话
2008令国人目瞪口呆的十二句话
发信站：天益社区（http://bbs.tecn.cn），版面：学术沙龙
本文链接：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311619
2008令国人目瞪口呆的十二句话
第一句：中国！！老百姓不缺钱！
背景：这是CCTV一个栏目中，芮城刚和几位专家谈内需时，专家冒出的一句话！
简评：建议专家下次再谈老百姓的时候最好事先明确一下他心目中老百姓的标准，例如居住地，例如收入保障，例如医疗保障等等。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者来说，我就缺钱。所以我很惶恐：难道我不是老百姓吗？那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当然后来我明白了，象我们这种缺钱的主儿，在专家眼里连玩意儿都不是。
第二句：春运铁路一票难求在于票价太低。
背景：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铁路局常务副局长罗金保的话。
简评：又是人大代表，又是常务副局，罗局长"高墙建瓦"（原词想不起来，凑活用吧）的话当然不是说给人民的，而是说给 "人民代表大会"的，别看差几个字，差别大了去了。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是需要人民用银子支持的，票价不涨，会还开不开了？不开会，那罗局长之流还活不活了？
第三句：中国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问题。
背景：这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副省长陈晓光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就教育不公平、上学难上学贵以及如何使老百姓满意时所发表的见解和看法。
简评：尽管陈省长后来又补充说"好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应该是说上好学难、上好学贵"。但即便一所普通大学的收费也足以让一户农家倾家荡产的现实不知道陈省长怎么看？央视都不回避的农村家庭里因为学费放弃求学的问题陈省长又怎么看？只能说明，老陈的孩子上的起学，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选择学校。第三，人大代表，是为大人说话的。
第四句：电信行业不存在垄断。
背景：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的观点，"对于所谓垄断要科学界定，比如电信行业，固话业务、移动业务都有竞争，怎么能算垄断企业呢？当然不是。"
简评：有竞争就不是垄断。所以，只要二奶不跟大奶挑起事端，就不存在竞争，客观上就还是大奶垄断老公的现实。王主任不愧是政协委员，真邪啊！他的观点为小三们另辟了蹊径，记住：要想保持关系，不要找大的麻烦。
第五句：手机通话费不是高收费。
背景：这是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院长曹淑敏阿姨的观点。理由是"漫游费已经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三"了。
简评：已经下降百分之六十三了，当然就不是高收费了。这样的逻辑让我们不免产生如此的联想：他过去抢完钱就杀人，现在只把人打残废，所以，他已经不是坏人了。 唉，为什么逼我杀人？
第六句：187蚊你都觉得贵啊？
背景：这是1月14日晚广东新闻频道《今日关注》栏目主持人郑达的感受，他在听取了报道中对一位欲购站票，却为 187 元的票价过高而犹豫不决，最后别无他选之下买下车票的、有十年时间没回老家的重庆籍外来工的采访后，说：‘哇，大佬，187蚊你都觉得贵啊？你成十年没返过屋企喔，坐飞机都抵晒啦......（粤语原话，大概意思是：你不会觉得187元的价钱也高吧？你有十年时间没回家了，即使坐飞机也不算贵啦！）'话语间带着一种难以解读的‘职业笑容'。"
简评：郑先生的关怀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位好心人晋惠帝，在他看到濒临饿死的穷人时曾留下过一句千古绝句：何不食肉糜？在郑惠帝看来，十年不回家当然是舍不得钱了，当然是为了存钱了。只不过他压根儿想不到：187元钱这样一个他用来喝早茶都不够的数目，对一个打工者而言意味着什么。不过看来他有进军央视的实力，因为显然他跟认为老百姓不缺钱的专家们惺惺相惜。
第七句：父母可学外国人在12-15岁孩子书包里放安全套。
背景：这是广州市计生局官员段建华的倡议。
简评：不知道段局长是通过调研还是通过实践对12-15岁的孩子的性成熟状况有所了解，如果是前者那就拿出来晒一下也让大家服气，要是后者嘛，还是自己带着合适--知道号码不是？
第八句：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
背景：这是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的所谓"直言"。
简评：又是个政协委员，还真他母亲的邪。别说，国家出钱让丫环游地球还真没白去，这话说得多让出钱的主儿舒坦？所以我建议继续出资让曾先生到太空也走一圈儿，最后告诉我们"全宇宙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时候，那多长脸啊！确实，看病最不难是中国--到处都有地下诊所的。看病最不贵也是中国--只要你不吃药。
第九句：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
背景：这是大师级人物余秋雨对在地震中遭遇丧子之痛的家长们说的话，他希望家长们别再追究一些人的责任，而应该为了顾全大局继续关起门来悲痛，打开门时稳重。
简评：我早就说过，在余大师眼里，恐怕灭门最动人！ 我们也可以断定，余大师是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动人的。
第十句：做鬼也幸福。
背景：这是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在汶川地震后以一名地震遇难者的口吻写就的句子。
简评：终于明白什么叫做文人无德了！人家还是副主席耶！
第十一句：可以考虑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
背景：此言出自中科院院士蒋有绪之口。他认为，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
简评：当科学沦为杂税的帮凶时，我们只能感慨我们对科学的无知！
第十二句：你们是个屁。
背景：深圳海事局50来岁的party组书记（正局级）林嘉祥在一家酒楼用餐时，借着向一名11岁女生问路之机，将其强行拖进洗手间内W X。当女孩父母回头找该男子讲理时，男子竟叫嚣" 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简评：个人以为，这是2008年度最能真实反映出官员对百姓评价的一句话：因为你们是个屁呀，所以你们还想跟我讲理？因为你们是个屁呀，所以你们还想跟我谈涨工资？因为你们是个屁呀，所以就算吃了亏还想讨什么公道？不要想，想都不要想，因为，你们只是个屁！又何必侮辱空气？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转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1&treeView=1&view=2&id=8994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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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令国人目瞪口呆的十二句话
第一句：中国！！老百姓不缺钱！
背景：这是CCTV一个栏目中，芮城刚和几位专家谈内需时，专家冒出的一句话！
简评：建议专家下次再谈老百姓的时候最好事先明确一下他心目中老百姓的标准，例如居住地，例如收入保障，例如医疗保障等等。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者来说，我就缺钱。所以我很惶恐：难道我不是老百姓吗？那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当然后来我明白了，象我们这种缺钱的主儿，在专家眼里连玩意儿都不是。
第二句：春运铁路一票难求在于票价太低。
背景：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铁路局常务副局长罗金保的话。
简评：又是人大代表，又是常务副局，罗局长"高墙建瓦"（原词想不起来，凑活用吧）的话当然不是说给人民的，而是说给 "人民代表大会"的，别看差几个字，差别大了去了。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是需要人民用银子支持的，票价不涨，会还开不开了？不开会，那罗局长之流还活不活了？
第三句：中国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问题。
背景：这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副省长陈晓光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就教育不公平、上学难上学贵以及如何使老百姓满意时所发表的见解和看法。
简评：尽管陈省长后来又补充说"好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应该是说上好学难、上好学贵"。但即便一所普通大学的收费也足以让一户农家倾家荡产的现实不知道陈省长怎么看？央视都不回避的农村家庭里因为学费放弃求学的问题陈省长又怎么看？只能说明，老陈的孩子上的起学，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选择学校。第三，人大代表，是为大人说话的。
第四句：电信行业不存在垄断。
背景：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的观点，"对于所谓垄断要科学界定，比如电信行业，固话业务、移动业务都有竞争，怎么能算垄断企业呢？当然不是。"
简评：有竞争就不是垄断。所以，只要二奶不跟大奶挑起事端，就不存在竞争，客观上就还是大奶垄断老公的现实。王主任不愧是政协委员，真邪啊！他的观点为小三们另辟了蹊径，记住：要想保持关系，不要找大的麻烦。
第五句：手机通话费不是高收费。
背景：这是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院长曹淑敏阿姨的观点。理由是"漫游费已经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三"了。
简评：已经下降百分之六十三了，当然就不是高收费了。这样的逻辑让我们不免产生如此的联想：他过去抢完钱就杀人，现在只把人打残废，所以，他已经不是坏人了。 唉，为什么逼我杀人？
第六句：187蚊你都觉得贵啊？
背景：这是1月14日晚广东新闻频道《今日关注》栏目主持人郑达的感受，他在听取了报道中对一位欲购站票，却为 187 元的票价过高而犹豫不决，最后别无他选之下买下车票的、有十年时间没回老家的重庆籍外来工的采访后，说：‘哇，大佬，187蚊你都觉得贵啊？你成十年没返过屋企喔，坐飞机都抵晒啦......（粤语原话，大概意思是：你不会觉得187元的价钱也高吧？你有十年时间没回家了，即使坐飞机也不算贵啦！）'话语间带着一种难以解读的‘职业笑容'。"
简评：郑先生的关怀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位好心人晋惠帝，在他看到濒临饿死的穷人时曾留下过一句千古绝句：何不食肉糜？在郑惠帝看来，十年不回家当然是舍不得钱了，当然是为了存钱了。只不过他压根儿想不到：187元钱这样一个他用来喝早茶都不够的数目，对一个打工者而言意味着什么。不过看来他有进军央视的实力，因为显然他跟认为老百姓不缺钱的专家们惺惺相惜。
第七句：父母可学外国人在12-15岁孩子书包里放安全套。
背景：这是广州市计生局官员段建华的倡议。
简评：不知道段局长是通过调研还是通过实践对12-15岁的孩子的性成熟状况有所了解，如果是前者那就拿出来晒一下也让大家服气，要是后者嘛，还是自己带着合适--知道号码不是？
第八句：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
背景：这是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的所谓"直言"。
简评：又是个政协委员，还真他母亲的邪。别说，国家出钱让丫环游地球还真没白去，这话说得多让出钱的主儿舒坦？所以我建议继续出资让曾先生到太空也走一圈儿，最后告诉我们"全宇宙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时候，那多长脸啊！确实，看病最不难是中国--到处都有地下诊所的。看病最不贵也是中国--只要你不吃药。
第九句：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
背景：这是大师级人物余秋雨对在地震中遭遇丧子之痛的家长们说的话，他希望家长们别再追究一些人的责任，而应该为了顾全大局继续关起门来悲痛，打开门时稳重。
简评：我早就说过，在余大师眼里，恐怕灭门最动人！ 我们也可以断定，余大师是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动人的。
第十句：做鬼也幸福。
背景：这是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在汶川地震后以一名地震遇难者的口吻写就的句子。
简评：终于明白什么叫做文人无德了！人家还是副主席耶！
第十一句：可以考虑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
背景：此言出自中科院院士蒋有绪之口。他认为，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
简评：当科学沦为杂税的帮凶时，我们只能感慨我们对科学的无知！
第十二句：你们是个屁。
背景：深圳海事局50来岁的party组书记（正局级）林嘉祥在一家酒楼用餐时，借着向一名11岁女生问路之机，将其强行拖进洗手间内W X。当女孩父母回头找该男子讲理时，男子竟叫嚣" 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简评：个人以为，这是2008年度最能真实反映出官员对百姓评价的一句话：因为你们是个屁呀，所以你们还想跟我讲理？因为你们是个屁呀，所以你们还想跟我谈涨工资？因为你们是个屁呀，所以就算吃了亏还想讨什么公道？不要想，想都不要想，因为，你们只是个屁！又何必侮辱空气？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转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1&treeView=1&view=2&id=89945279
2008年12月19日星期五
日知录（27.2）网易网友赋诗一首
网易广东广州网友 ip：116.22.*.*： 2008-12-20 03:49:13 发表
周局长，我们的好局长，
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
———江 宁的开 发 商想念你！
我们对着工地喊：
周局长———
钢筋水泥回音：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为了江 宁楼盘不假摔，
他高声疾呼不停息。”
我们对着空气喊：
周局长———
点钞机轰鸣：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那沉甸甸的人民币上，
还闪着他辛勤的汗滴……”
我们对着楼盘喊：
周局长———
彩旗阵阵：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开发商不息的开幕式呵，
售楼小姐正在回忆他亲切的笑语。”
我们对着房价喊：
周局长———
数码声声：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一房一价的审批表上，
他亲手给添加的0和1……”
我们对着城市喊:
周局长———
发动机隆隆: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早不见凯迪拉克的司机,
空气中正弥漫着九五至尊的气息.....”
我们找遍整个江宁楼市，
呵，局长，
你在市场需要的每一个地方，
每次土地拍卖
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每次觥筹交错
怎能离开你欢声笑语
来源：27.1报道的网友留言
周局长，我们的好局长，
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
———江 宁的开 发 商想念你！
我们对着工地喊：
周局长———
钢筋水泥回音：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为了江 宁楼盘不假摔，
他高声疾呼不停息。”
我们对着空气喊：
周局长———
点钞机轰鸣：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那沉甸甸的人民币上，
还闪着他辛勤的汗滴……”
我们对着楼盘喊：
周局长———
彩旗阵阵：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开发商不息的开幕式呵，
售楼小姐正在回忆他亲切的笑语。”
我们对着房价喊：
周局长———
数码声声：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一房一价的审批表上，
他亲手给添加的0和1……”
我们对着城市喊:
周局长———
发动机隆隆: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早不见凯迪拉克的司机,
空气中正弥漫着九五至尊的气息.....”
我们找遍整个江宁楼市，
呵，局长，
你在市场需要的每一个地方，
每次土地拍卖
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每次觥筹交错
怎能离开你欢声笑语
来源：27.1报道的网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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