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这是朋友朱涛兄所写的文章，他对建筑的思考，是目前中国许多建筑师所欠缺的。有幸与他一起吃饭聊天，十分享受，他对震区建筑的思考和操心，令我感动。
“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时代的中国建筑和政治经济学：1978－2008
Cross the River by Touching the Stones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form Era: 1978-2008
朱涛
2008年5月12日，中国。这一天开始显得和“往常”一样：中央政府在全力鼓动国人的热情去拥抱北京奥运会——这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盛会，离开幕日已不到三个月了；北京在忙着筹备这场盛会，并向世界展示它最近竖立起来的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物：“鸟巢”、“水立方”、CCTV新总部大楼等等。政府确信全世界将会被中国所慑服：一个崛起的超级大国，将要成就奥林匹克史上最壮观的运动会，该事件将携带一系列宏伟的地标建筑被永载史册—— 一个建筑学的胜利，没有其它国家可以比拟。
下午2点28分，一场八级地震击中了中国西南部的四川汶川。这场灾难揭示出这个国家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在地震带来的所有灾难和不幸中，一个现象凸现出来：乡村震区里有数以千计的学校倒塌和上万名学生被害。这种不合比例的破坏和超常的死亡数目很快激起了大众对乡村学校低劣工程质量的指责——这指向一个被忽略了几十年之久的问题：乡村教育资金的匮乏。
中国一直没能实现其在2000年设下的目标：将国家GDP的4％投资于教育——这是国际上认可的满足教育投资标准的最低限。自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乡村教育已经积累了550亿元的债务，其中多数是亏欠乡村教师的工资和学校的施工费用。
与乡村教育经费匮乏的局面相对比，在全国范围内，政府官员每年花费8500亿元用于公款吃喝、驾车费用和公费考察。政府在奥运会相关项目上共花费2590亿元，其中“鸟巢”花费35亿元，“水立方”9亿元，外加CCTV新总部大楼50多亿元。
不仅在北京，而是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中，无数宏伟的地标建筑矗立起来；在震区，脆弱的校舍定向爆破般垮下——这强烈对比的画面戏剧性地勾画出中国当代社会现实中的极端状况，也展示出跟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走过了三十年历程的当代中国建筑状况。（图1、2）
1978年：摸论
“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是中央领导人形容中国经济改革策略的经典格言。该宏伟的工程始于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该会议的主要成果是将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自1949－1976年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指引下，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而在经济建设方面则是另外一份晦暗的记录，其中“大跃进”是最悲惨的例证。
“大跃进”（1958－60）是毛泽东发起的经济和社会运动，力图通过激进的集体化手段，驱动全国的劳动力，使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该运动很快导致深重的政治、经济和环境灾难，其中包括爆发了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从1958到1962年，在短短几年里，死于饥馑的人数据估计高达三千六百万。 值得指出的是，就在同样的时候，中央政府决定在北京修建“十大建筑”，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十个超大项目，耗费巨大的资源和人力，在10－12个月内建成，为的是赶上1959年10月1日的庆典。这一系列宏伟的纪念碑式建筑，急剧地改变了北京的城市空间，被称为“中国建筑史的开创性成就”——正当中国处在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关头。（图3）
1976年是中国另一个大震荡的一年，期间一系列重大事件，如毛泽东的去世、唐山大地震、文化大革命的解体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的社会经济体系处在全面崩溃的边缘。到1978年末，共产党意识到：没有既定经验可以依靠，没有指导理论可以跟从，它只能通过“摸着石头”，一步步地向前淌过改革的河流。
今天，这种试错式策略经常被称为“中国特色”的反理论的实用主义。但是，改革开始前的一个历史性觉醒不应该被忽略：正是通过一场激烈的理论讨论，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才获得了1978年的“反理论”立场。
1977年初，毛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提出他臭名昭著的“两个凡是”，用以巩固他新获得的地位：“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此期间，中国已经出现了两股自下而上的强大力量呼吁变革：知识分子对民主化的要求和地方农民自发的土地承包试验。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力量，用以抗衡华国锋的教条主义，邓小平于1977年末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理论讨论，试图解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许多知识分子和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参与了这场讨论。到1978年中，结论被概括为一个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取代了华成为中央领导人，正式在1978年12月的党代会上首肯了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共识。
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被称为“第一次思想解放”。在意识形态的教条终于被冲破之后，通过一场富于冒险精神的理论探讨，以“实践”为中心的“反理论”的实用主义开始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1978-2008：过河
自1979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通过稳健地踏上几块大石头开始了“过河”旅程：发起农村改革、成立乡镇企业、 开放沿海一系列城市为国际贸易口岸和经济特区、加强地方财政自主权以鼓励地方开发等。
1884-88期间政府掀起了改革的“第一轮高潮”， 其中包括一系列鼓励市场经济的措施，包括实施价格双轨制、进行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尝试初步的金融改革等。
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严重的问题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浮现：没有健全的民主和法制保障，经济的自由化迅速导致大规模的腐败、通货膨胀和社会不公正现象。
这些负面问题引发了1989年的社会运动。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都投入其中，以争取媒体自由、司法独立和政治改革。最终，中共以极端的方式中止了这场运动，选择仅仅沿着经济发展的道路前行，而不着手进行政治改革。
1992年初期，经过一段短暂的经济萧条和政治不确定性，邓小平进行了视察经济特区的“南巡”。邓赢得区域政府的支持，重新获得中央政府内的政治平衡，再次将中国送上经济改革的进程，而不是进行政治的结构性改造——“高速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央政府意识到当前的经济体系仍是一个介于计划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半成品，于是制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以力求实现向市场经济体系的彻底转变。
一个根本的矛盾暴露无遗：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在政府和党之间划下清晰界线，实现健全的法制，创造出监督和担保市场运作的多中心的网络和独立的运作程序——所有这些都要求以一场深入的政治改革为前提条件，而这是当今执政党一直不愿意面对的话题。
简言之，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世纪之交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促成这种成功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决定将高层的经济权力下放到省份和地方政府，以鼓励它们更多地依赖市场和私营经济，为农业生产和城市开发注入能量。通过将一个国家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化，中国的改革不但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也使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之一。
但在今天，结构性的问题也充分暴露出来：经济的自由化，在没有一系列社会体制进步包括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伴随下，无法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体系。相反，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创造出一种 “有中国特色”的“权贵社会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相混合的政治－经济形态。该经济体通过市场催生出层出不穷的腐败，无情地损耗着国家的自然资源，也摧毁着社会福利系统，损害着社会赖以稳定存在的基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30年前建立起来的原则，如在今天仍要遵守，则必须要进行更深一层的检视：如果“实践”的主体是复数，那么谁的实践应该被用来检验真理？如果实践的后果有很多方面，究竟哪一方面应该被拣选来检验真理？最重要的，谁应该是检验真理的仲裁者？
经过30年的“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今天似乎到了河中央。河水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没有清晰的目的和方向可以辨认，更没有轻易可触摸的石头可以驻足。中国现在面临的本质问题是：怎么摸，什么石头，过什么河，向哪里去？
建筑的权力意志
置身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中，中国当代建筑发展也经历了巨大的“时空压缩”。在30年跌宕起伏的“过河”中，中国建筑师不仅要在发展的“硬道理”下被迫完成极高的产量，还必须得迎合业主的文化需求，为他们投射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图像。这是一个无比匆忙和困惑的时代，它导致了今天很多中国建筑师的一种思想境界：几乎是完全的麻木，他们对建筑于社会的意义，不管是在物质生产上，还是文化表现上，都缺乏批判性的思考。
生产力
中国建筑业自1980年代开始被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之一以来一直呈高速发展。建筑通过其生产过程成为社会运转的一个关键部件，将政治和经济结构连接在一起。但是，其过程的参与者们——中国建筑师，却一直处在一种极端消极的状态，尽管他们产品的社会和物质后果是如此的意义重大。
在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日益减弱，各地普遍缺乏理性规划的状况下，大量地方官员被“大跃进”情结所控制，梦想使社会一夜之间实现跃进。这种情结和短期利润驱使下的投资结合起来时，不光倾向于催生腐败，还制造出大量任意的、没有协调性、浪费性极强的开发项目。此类项目尤其是在中国过去20年的城市开发进程中大量涌现。
在参与到这种进程的同时，很多建筑师认为，扮演一种积极的社会角色，在地方官员、业主和公众利益之间努力幹旋，尽可能使自己的产品达到对社会负责的结果——不啻为一种天方夜谭。一些“明星”建筑师依附于少数新贵阶层的业主，仅仅将专业热情奉献给少数排他性的高端项目上，如豪宅、别墅、富人俱乐部等。而另一些“普遍”建筑师，可能每周都在生产超大型的居住区和城市规划，却很少有人将大众作为真正业主来考虑，几乎没有兴趣将公共住宅作为一种社会性项目，经常也没有时间去探讨更平衡的城市开发模式。他们甚至都无暇关心自己产品的社会和物质后果，更不要说还持有通过建筑实践来改善社会状况的现代主义信念了。 不管出于主动的选择，还是无意识的默认，他们的职业技能经常被吸收到一轮轮的“大跃进”开发过程中，往往导致可怕的后果。
库哈斯曾评说中国建筑师的生产效率比他们的西方同行要高1千倍，很多中国建筑师为之欢欣鼓舞——难道不正是“大跃进”式的冒进开发促成了中国建筑师的超级生产力吗？难道这不是一种令人沮丧的讽刺吗？
更具讽刺性的是，很多学者急着将中国示好，断定中国已进入了“后批评”阶段，在那里意识形态的抗争已经被全球化世界里的市场力量所取代——当然不是这样。在1980年代，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尤其当它与波澜壮阔的“新启蒙”政治-文化运动合流时，的确为在中国创造出相对自由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如前所述，执政党在1989年断然终止该运动，仅重视经济发展而不实行政治改革。因此在中国，市场的力量并不是超越了意识形态，而是被政权用来压制，或试图绕开激烈的意识形态抗争。这个基本事实在很多关于中国当代建筑与城市发展的热情洋溢的叙述中都被忽略掉了，包括库哈斯的关于珠江三角洲的报告《大跃进》。
表现力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晚期，中国建筑只有两种“宏观叙事”的语言可供建筑师运用：现代主义，有时被称为国际式或结构主义；民族形式，经常将鲍扎构图和中国古典元素以及苏联推广的社会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中国建筑师出于对捉摸不定的政治运动的恐惧，同时也意识到形式表现与政治内容之间的联系往往是任意的，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常对形式语言采取一种折衷主义（或机会主义）的态度：他们往往根据眼前特定的政治经济情形，选择其中一种自认为“恰当的”语言，或进行两者的结合。人们可以很清晰地从1959年“十大工程”中辨认出这种折衷策略。
1980-90年代，在中国开始经济改革，整个民族急切地拥抱现代化的时期，这种形式的折衷主义很快固化为两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间的对峙。 经常在“进步的”的建筑论辩中，较少装饰的现代主义形式被认为代表着开放、前瞻、民主，还有最主要的，不妥协的现代性；而民族形式则常被归为专制、保守和为传统所束缚。（图4、5）
然而从1990年代中期始，这两种语言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张力，连同仅被两种“宏观叙事”语言所主导的单调的建筑文化，在四种力量冲击下迅速溃解掉了。
第一，加速发展的商业消费文化倾向于将所有稳定的语言“系统”爆破成浮动、价值自由的碎片；
第二，政府官员们也开始热衷于把民族形式的帽子，或其它任何媚俗的文化象征物，加到简洁的现代主义方盒子头上；（图6）
第三，一组年轻的“实验建筑师”崛起，不仅挣扎着从官方设计院体制中脱离出来，获得实践的独立性，也追求发展出一种“自主”的建筑语言，以期能够摆脱所有意识形态含义。该组建筑师为丰富当代中国建筑的形式语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图7） 在另一方面，与形式探索相配合，他们还积极致力于新的建筑话语的建设。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引进了一系列的理论话题——纯形式、抽象空间、概念设计、建构学、批判地域主义，等等。 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理论讨论都犹如蜻蜓点水，没能潜入到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深层中，为中国建筑师的立足奠定稳固的基石。
第四，外国建筑师开始蜂拥进入中国，时常对待这个国度如同——按扎哈 • 哈蒂的说法——“一张难以置信的用来创新的白纸”。正是这组建筑师在全国各大城市制造了最令人晕眩的建筑地标。在中国的时代精神大潮的最前端冲浪，这些外国建筑师，不管是生意人还是文化激进分子，都被毫无间隙地吸收到现有政权中，用以向世界展示其超级权力。国际建筑师制造的光炫的建筑图腾，不管是设计精良的一个个单个物体，还是设计低劣的一桩桩孤立的事故，都被轻易地转变为政权手中壮观的宣传品。
2008年涌现出的一批项目，从北京奥运到上海世博会工程，到民间的“鄂尔多斯100”等，似乎在显示出中国建筑发展的一种新状况：尽管在过去10年中，商业、官方、实验和国际四个建筑团队的出发点和朝向各不相同，它们却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汇集到今天的一个共同点上——那是河中央的某个地方，在那里前方没有清晰的社会图景，后方失去了文化的连续性，而在其核心处——中国建筑学作为一个学科赖以存在的严谨话语仍在缺失。在这样一种内核空虚、任意漂浮的状态中，中国建筑失去了赖以定位的文化语境和价值参照系。建筑师们即使偶有精品产生，其意义都很难被准确地放在建筑发展脉络中，深入地阐发出来；更多的时候，为强行注入“意义”，建筑师们不得不依靠两个策略：让相关建筑活动成为轰动社会的“媒体事件”，让建筑作品成为冲击人感官的“奇观景象”。面对那些“奇观景象”——鸟巢、CCTV、林立的浦东摩天楼（图8）等——人们已经很难分辨出激进的前卫实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品与媚俗的商业招牌和文化象征物之间的区别。从这种意义上说，2008年是中国建筑语言大溃解的时刻。此时，中国建筑文化似乎无法再一步一步地逐渐演化，而只能转着圈漂浮，任由各种外部的随机力量推来搡去。既然不可能再有另类的选择，于是任何事物都可能发生，都匆匆而过……
2008年，乡村垮掉的学校的废墟与各大城市的地标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画面并列在一起，构成一幅令人震撼的时代的象征图像，该图像揭示着深深植根于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矛盾。它既是对中国经济建设伟大成就的欢呼，也同时是对以牺牲社会公义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强烈谴责。对于中国建筑师，它也是一个提醒：那种弥漫在当代中国建筑界的对权力的盲目臣服，那种脱离历史语境、回避社会问题、无价值判断地进行建筑实践，而不考虑其社会责任和后果，无深度地进行形式探索，而不追问其意义的态度，亟需进行批判性地检视。
（本文是朱涛的 “Cross the River by Touching the Stones: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form Era 1978-2008” 一文译文，原文刊登在Architectural Design 杂志2009年1/2期）
文中引用的图片
图1、2：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284/
图3：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299/
图4、5：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304/
图6：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315/
图7：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326/
图8：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565/
来源：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946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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