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国际航空报》总编李礼
□胡泳
□对话地点：北京大学附近某咖啡馆
近日，被称为中国网络启蒙者之一的著名学者胡泳，推出了其新作《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胡泳对中国互联网多年深入观察后的新的思考与总结，其书视野开阔，体系庞大。网络民意成为书中最为关注的几个话题之一。
问：如果说多年前你翻译《数字化生存》等书寄予互联网更多美好的东西，那么这本《众声喧哗》是不是在经过长期观察之后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或者说试图作出新的提示或者提醒。
答：当代社会当中，一些核心的能够支撑你在社会上生存的东西现在都被打破了，造成个人不得不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个人生存的意义。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他是无所适从的。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比如说自恋的东西，暴力的东西，急于跟陌生人分享自己的隐私来赢得信任，急于在虚拟社区当中找到自己的这种社区感，这样一些东西其实都是在网络时代私人表达发生的变化。
如果你从公域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在中国，大家非常明显地感觉似乎网络的民意代表了民意，其实所谓的网络民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通过研究你发现其实网民的统计学构成跟整个中国人群统计学的构成是不同的，如果把网络民意直接等同于当今中国社会民意的话，其实有点像把一个城市里的富人区视为整个城市的代表。我们常上网的人都知道，这里头存在着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就是说大部分的人是潜水，只有少部分人是积极的参与者，在这个地方我们说大声喧哗的其实是少数人。但是这个少数人决定了网络议题的走向，甚至会给人造成一种感觉，这些人似乎就代表了网络民意，再推广一下的话他们似乎代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民意。
你会看到一些有趣的社会现象，比如说“回声室效应”。社会学的实验证明，当一群观点大致相近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些人的观点会趋向极端。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固定对一个事情大致的看法是一样的，跟我们看法一样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会走到这个问题的极端，这个叫“极化”。就是说温和的人聚在一起他也会有非常极端的声音。这些东西你在互联网上都能看到。
然后你会发现网络当初给我们很多人的梦想，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梦想是虚幻的。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来讲你很多时候的感觉是悲观的。
问：从“众声喧哗”的标题来看，很多人会产生这样一些想法，即精英分子面对互联网新的不安或忧虑，因为一百多年中，从《乌合之众》到《大众的反叛》，到《群氓的时代》，一直存在精英文化对大众的担忧。
答：有一定这样的内容，但是主体不是这样的。在某种角度看，这是分析中国怎么从一个鸦雀无声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场所。在从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这个过程当中，尽管众声喧哗会带来让人非常多的不适应，但是众声喧哗要远远好于鸦雀无声。因为鸦雀无声会压抑着非常多的东西，会遏制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众声喧哗至少给这种人性，给这种进步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
问：你是否认为所谓精英在介入到网络夺取话语权和获取注意力的时候，也应该或被迫以“喧哗”的形式叙述？如果他们写的文本尽管很深邃，却很难在网络时代获取别人的注意力，这会改变他们的表达方式吗？
答：这种可能性很大。但是对于知识分子或者精英来讲，其实很难把握的一个东西就是独立性，我觉得历史会告诉我们说，利用民意的人最终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都会非常危险。同时你要意识到众声喧哗的时代必须要放下身段，你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很多东西。但是完全去迎合民意，迎合乌合之众，我觉得也不对。
改变是很困难，但是总的来讲，这个符合历史一个大的演变，知识分子本来就是越来越难当的。在没有网络之前知识分子就已经很难当了，因为之前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经典的说法，所谓的立法者，他是这个社会的立法者。在没有网络之前有很多社会学家说知识分子早就不是立法者，知识分子只是一个阐释者。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要“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有这种抱负和理想，但是实际上知识分子本身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甚至都不代表那么大的价值。这个过程本身就在发生，只不过网络时代这个过程更加被放大，这个过程被压缩了而已。
问：那你对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未来互动的趋势有何见解？
答：我其实反对在互联网上精英和草根的“二分法”。我觉得所谓的能适应众声喧哗状态的，都是网络的精英。凡是不适应这种状态的人可能反而是和精英对立的那种，也不叫草根了。所谓的网络精英其实是熟悉互联网的生态，知道在这个生态当中你会遇到一个去中心化问题，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情况当中你不会因为个人的原来心态和偏见而不适应。只要你不能够实现这种适应，我就觉得根本就不是互联网的精英。所以我的定义是不同的。
来源：http://huyong.blog.sohu.com/1059574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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