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5日
亚洲周刊张洁平、呙中校／在邓玉娇案中，网民对信息封锁的突破，与官方的围追堵截形成了拉锯战，从案件走向来看网民对公正的追求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彰显了民间力量。但「戒严」的阴霾并未完全消失，司法公正仍路遥。(chinesenewsnet.com)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天刚亮，三十岁的河南人罗加久从工作地深圳坐了十八个小时的硬座，到达了宜昌火车站。小伙子穿花短裤，踢踏著拖鞋，拽著箱子，其貌不扬。他是网友选出的「巴东自费旅游团」代理团长，此行的目的地是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在网络上，他们声明要「实地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罗加久说：「其实就想去看望邓玉娇，表达支持。」(chinesenewsnet.com)
五月十日，发生在这里的「烈女杀官案」令三峡边的这个小镇闻名全国。根据巴东警方通报的案情，五月十日晚七点半，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协调办主任邓贵大与两位副主任黄德智、邓中佳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要求二十岁的女服务员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邓玉娇拒绝后，双方发生争执，邓贵大将邓玉娇两次「按倒」在沙发上，并拿出一繍四千元现金抽打邓玉娇的头部、肩部。邓玉娇在挣扎中举刀反击，邓贵大被刺中喉部及胸部，抢救无效死亡，黄德智被刺伤。(chinesenewsnet.com)
案件曝光后立刻引起舆论关注，并以「烈女杀淫官」的传奇形式在网间流传。法律界与普通民垄均通过网络大力呼吁，认为邓玉娇的行为属正当防卫，希望当局无罪释放。(chinesenewsnet.com)
然而，接下来二十天内，邓玉娇被送入精神病院、巴东警方三改通报稿、北京前往援助的代理律师被迫终止工作、北京律师向公垄以控告书的形式披露详细案情、传统媒体渐次接到禁令、巴东县城与野三关开始严控外地人、两位记者在野三关採访被打……直至月底「巴东戒严」——事态朝著民间期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将网间舆论推至一个又一个高潮。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渐渐演变为一场轰动全国的社会公共事件。越来越多公民在网上声援邓玉娇，并下线付诸实际行动。罗加久们的「巴东自费旅游团」，就是垄多公民行动之一。(chinesenewsnet.com)
五月中旬，罗加久在家中上网时注意到邓玉娇的新闻。「看到邓玉娇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拘，真的很气愤，人家是要悤姦她啊」，罗加久告诉亚洲週刊，自己曾有亲戚遭遇类似的事情，当时没有能做什麽，现在就希望为邓玉娇做点事情，「对自己也算是种补偿」。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邓玉娇。如果她不能无罪，下一个悲剧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罗加久看到「巴东自费旅游团」的网络徵集帖，立刻报了名，买了火车票从深圳到宜昌。(chinesenewsnet.com)
二十三岁的吴辉环是湖北襄樊人，在浙江永康打工，七年前的高莺莺案就发生在他的老家，他至今记忆犹新，也因此对邓玉娇的遭遇特别关注。在他报名参加巴东自费旅游团之后，就不断接到永康住地公安局的电话，要求他不要去巴东。「他们是怎麽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吴辉环没有在网上公布过电话，只给其他声援邓玉娇的网友发过短信。(chinesenewsnet.com)
最终坚持到达宜昌的十一个人，在五月三十日分成两队，向巴东县野三关镇进发。从宜昌到巴东，陆路一百九十多公里，开车要五个小时左右；水路则可以在宜昌市郊太平溪港坐快艇经三峡，两个小时即到巴东港。(chinesenewsnet.com)
在宜昌长途客运站，罗加久一行没有买到前往巴东的船票。「船不停巴东港」，买票窗口的服务员跟他们说：「政府封港了，这几天都没有船。」服务员解释时，他们录下了视频，作为巴东确实停航的证据。(chinesenewsnet.com)
「出发前我们就听说，巴东已经“戒严”。」罗加久说。他们选择了车路进巴东，在唯一的入口巴东长江大桥处遇到了临时设立的检查站，检查来往所有车辆、人员的身份证件，如果是外地人，会更详细地询问去巴东干什麽，甚至搜查箱包，登记备案。(chinesenewsnet.com)
三天前，由宜昌赶往巴东的律师浦志悤也遇到类似的盘查。调查记者王克勤在巴东几天遭遇了无数次查身份证，甚至半夜三四点，也会有警察来敲门，说要查证件。据巴东当地人说，这样针对外地人的严控措施，已经持续好多天了。(chinesenewsnet.com)
除了查身份证，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至少四天时间，巴东县城和野三关镇的宾馆全部封锁，拒绝外地人住店。亚洲週刊记者曾在到达前打电话订房，所有的旅行社、酒店给出的答覆都是：「客满」。(chinesenewsnet.com)
「确实是客满，（旅馆）都被政府给包了，政府一家家清点床位，再包下来。他们损失不大，可是我们怎麽办？」在巴东经营重庆「香嘴鱼」火锅店的老板娘说。五月三十一日，记者在巴东看到，街面冷清，行人稀少。巴东码头所在的巴山路多酒店和餐馆，但生意都很清淡，两三个小时只有一两个客人走进。老板娘说：「我们基本上做游客的生意，以往一天都可以接千把元的。但这一个星期来都没有什麽客，没有游客上岸嘛。政府给宾馆补助，但我们什麽都没有，生意没了，房租、水电还要照交的。」(chinesenewsnet.com)
罗加久和团员们住店却没有遇到想像中的困难。罗加久说：「入住旅馆的时候，服务员问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你们不是九个人吗？怎麽只有五个？」团员们于是知道，他们此行全程都是有人陪护的。(chinesenewsnet.com)
「自费旅游团」自进入巴东开始，一路便有车辆跟踪。他们发布旅游日记不忘幽上一默：「车号是鄂Q七四三八五的警车一直跟著我们，我们认为这是巴东官方为游客提供的特殊保护措施，我们对此表示感谢。」(chinesenewsnet.com)
五月三十日，他们拜访了巴东县政府办公室和信访办，向负责人表达了四个诉求：一，旅游团计划投资修建巴东至野三关的公路；二，旅游团成员将陆续抵达巴东，帮巴东宣传旅游；三，旅游团代表要依法当面会见邓玉娇，询问邓的身体状况；四，希望县政府与旅游团建立沟通平台，保持紧密联繫。罗加久说：「我们说修路不是开玩笑，但政府是当我们耍猴戏……」(chinesenewsnet.com)
政府的回应很简单：修路不用麻烦了；宣传旅游我们自己来；邓玉娇仍是犯罪嫌疑人，不许外人会见；沟通平台可以上我们的政府网站。(chinesenewsnet.com)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展江认为恰恰是巴东政府这种动辄「戒严」的处理方式，将邓玉娇案扩散。展江对亚洲週刊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地方官员怎麽还用三十年前的方式来治理社会？」(chinesenewsnet.com)
「巴东自费旅游团」在宜昌整装待发的时候，「邓玉娇案件公民司法正义观察团」也在北京展开了行动。「观察团」由三十六岁的独立学者张大军发起，与「旅游团」不同的是，它并非建基于网络，而是发端于两场在北京举行的民间研讨会。五月二十三日，北京易仁平中心和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举办了「女性权益与尊严维护暨邓玉娇事件研讨会」，德先生（民主）研究所举办了「关于邓玉娇案及网路民意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法学专家、律师、女性维权工作者和宗教人士等。张大军就是在两个研讨会上提出成立「邓玉娇案公民观察团」的建议，当即有数十人响应。(chinesenewsnet.com)
张大军对亚洲週刊表示，他的初衷很简单：要求真相。五月二十八日，公民观察团的十几个成员前往北京湖北省驻京办事处所在地的湖北大嵆，将律师夏霖为邓玉娇所写的控告书递交给驻京办官员，并在门口聚集了一会儿，集体在湖北大嵆前合影，表达对邓案的声援与关注。(chinesenewsnet.com)
像这样有关邓玉娇案的团体，像雨后春钶一样往外冒。邓玉娇案「律师后援团」、「学者后援团」、「青年网友后援团」等相继成立，除了凯迪论坛、天涯社区等网络民意聚集地的热烈讨论之外，年轻网民惯用的QQ群本次表现也格外活跃。据消息人士称，官方五月二十八日以来，封锁了二点六万个QQ群，是否都与邓玉娇案相关，不得而知。(chinesenewsnet.com)
凯迪网络总编辑萧增建（网名牧沐）对亚洲週刊表示：「这次邓玉娇案所显示出来的网络力量，实质上扮演的还是舆论监督的角色。它或许比较粗糙、甚至相当偏激，但我以为它的声势还源于有那麽多基层官员不良、丑恶行为所形成的负面观感。别以为互联网是来添乱的，网络现象客观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危机。」在邓玉娇案件中，公民力量的成长令他深有感触：「网民越来越看重自己的公民权利了，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有能力也有条件从网上延伸到线下干预。」(chinesenewsnet.com)
对此，展江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邓玉娇案的网民表现体现了中国式公民社会的一些特点：「带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不是靠NGO，而是靠积极的公民个人成长的。而且它呈地区性，片断性，往往因为一个事件发生临时聚集，事件之后就不存在这样的联繫。」(chinesenewsnet.com)
直至记者发稿，巴东的气氛和邓玉娇案的进展一直在缓慢地转变。(chinesenewsnet.com)
五月三十一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由湖北省恩施州公安机关组织侦办的邓玉娇案已侦查终结，依法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公安机关的结论是，邓玉娇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在以往案情都由湖北地方官媒公布的情况下，此次新华社直接发稿，惹人联想。(chinesenewsnet.com)
六月一日，巴东的酒店开始全面对外营业，床位很宽鬆。巴东港航运完全通畅，售票员对前几日的停航避而不谈，只说是「天气原因」。巴东长江大桥上已没有警察设卡查证。同日，湖北官网荆楚网出现多篇署名评论：《邓玉娇案，巴东官场生态的一面镜子》、《「防卫过当」虽好但远非结局》、《邓玉娇案处理两位干部是对公垄的交代》……态度已与五月中大相径庭。(chinesenewsnet.com)
六月二日，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阐述了高院对于邓玉娇案的立场：越是媒体关注，办案法院越要保持理性，要坚决公正处理，绝对不能以个人的意志和感情来代替法律，最后的判决将是「充分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chinesenewsnet.com)
长期研究媒体与舆论动态的展江认为，这是一个乐观的信号。他认为，目前的结果可以说是民意的胜利，甚至可以看做「网民与最高层的互动」。展江悤调，不能忽视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最近几年对互联网的重视。他说：「他们认为传统党媒、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这三种媒体是平起平坐的。我认为他们最重视的是互联网。官媒目前已经失去了作为媒体的作用，都市报反映更多的是精英语言，互联网基本代表普遍的意见。最高的两位官员是非常明智的，他们打破汇报的模式，直接看网络。他们对民意体察的渠道有根本性的改变。」(chinesenewsnet.com)
展江称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任互联网时代的领导人」，他说：「在邓玉娇案上，我相信达成共识不容易，但是这个共识还是达成了。从媒体监督回归到公共监督已经是趋势，已经在改造这个社会，官、民都要适应这个转变。」(chinesenewsnet.com)
记者发稿前，又有一名网友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到达了宜昌。这位五十五岁来自上海的姬先生成长在公安世家，他觉得邓玉娇案中还有许多刑侦方面的疑点，又缺少专业讨论，情急之下，自己开著四驱越野车，从苏州连夜赶到了宜昌。希望能过几天进巴东，向检察部门反映。(chinesenewsnet.com)
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动机的：「有人说我多管閒事，可这事得有人管，没人管这个国家怎麽办？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国家啊。」
来源：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9_6_5_4_43_49_976.html
2009年6月6日星期六
2009年6月5日星期五
日知录（157）黎智英：孩子，你要勇敢
黎智英：孩子，你要勇敢
苹果日报, 2009年06月03日
二十年了，已记不起当时的细节，只记得坦克车冲向天安门广场，学生奔跑逃命，三轮车载着受伤的学生撤离广场，坦克车压扁染满血迹的单车……和那个独立路上挡着坦克前行的少年王维林……和我在哭。
二十年了，许多画面业已模糊。那时的愤怒丶惨痛都已淡然，那耻辱可依旧沉重地压在心头。
我们有个野蛮的统治者：中国人民政府为了统治的权宜方便，暴力镇压人民丶屠杀自己的孩子。被宰杀的不是战场上的士兵，而是手无寸铁的学生；他们不是反政府的暴徒，而是怀着赤子之心向政府进言的孩子。孩子倒下了，人民倒下了，高涨的是镇压人民的暴力。
中国有个这样的政府，作为中国人，我为此而蒙羞。这个耻辱令我抬不起头来。
是的，二十年了。我那时只有十一岁的孩子，现今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我记得，二十年前六月五号的早上，他走进我的房间，见到电视在开着而我在哭，他惊慌地问我：「爸爸发生了什麽事？为什麽你哭？」我给他看录影下来的一些片段，告诉他：「别忘记这些画面。这是中共杀害人民的纪录。到你长大了，到你懂事了，你要记着中国人是活在这耻辱中。」
那个时候，孩子是因为看到爸爸在哭泣而惊慌，他不明白为什麽天安门的小孩子会令我痛哭。现在他知道了。孩子，这些事情你要告诉你自己的孩子，让他们也为这耻辱活下去。
「历史洪流匆匆，中国已经强大了起来，我们应该以更大的胸襟拥抱将来，创造将来；以更大的宽容对待历史，随着历史的潮流前进。顺势而行，我们才可以创造更伟大的将来。为什麽要牢牢抓着历史上出现的一时偏差不放？不放下过去，让出空间，那麽又何来更大的发展机会？宽恕过去，才会有更宽宏的将来。二十年了，为什麽不让时间冲洗掉那梦魇，那道痛伤，然後安然上路？」
孩子，不要听信这样的说话。他说的过去并没有过去，也不可能过去，因为那个过去便是我们的良知丶我们的尊严和是非黑白之心。放下了良心丶尊严，我们还是什麽？凡人皆有良知丶尊严和是非之心，你不能因为生而为中国人便放弃做人的本质以致做不成人。你一定要为良知丶尊严和是非之心而活下去，要为人民政府杀害自己的孩子这耻辱活下去。
你不能只为了中国的繁荣而活着，你更要为中国人的良知而活着。你不仅要为将来而活着，你更要为历史而活着。历史体现的良知是人民血泪的呼喊，是祖先唤醒我们的良知灵魂的回响。我们要是对天安门孩子的惨号充耳不闻，我们又还何来道德良知？
天安门孩子的悲鸣也是文明的呼唤，叫我们对历史作反思。没有错，有些事情我们是绝不能忘记的，忘记了，我们便灭绝历史的回响丶文明的光辉。不，这一切我们都不能忘记。我们一定要让历史把我们教训为更文明的中国人。
是的，我们要懂得宽恕，我们不能让历史的差池变成窒碍前进的包袱。我们可以宽恕，但我们不能忘记。陆肆的历史烙印在我们良知之上，我们不能忘记这个耻辱。知耻近乎勇，中国人要是个不知耻的民族，那麽中华民族便是个没有尊严的民族，是一群没有勇气面对历史的懦夫。孩子，我们不仅是为了面包而活着，我们更是为了尊严而活着，这些你都是知道的。
「今日，中国强大了，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感到骄傲才对，何苦自揭疮疤，让别人看不起我们？」
孩子，不要相信这些说话。中国并不强大，国家强大，靠的不只是经济力量，更还要有道德的力量。中国如果真的强大了，便应该有所自重为陆肆而羞耻，自信地面对疮疤，谦卑地为过去的暴行忏悔。
今日的中国却是一副财大气粗的暴发户口脗：「当时要不是镇压暴动，我们又会有今日的繁荣吗？」我真的不明白，造就今日繁荣的动力，不是来自经济开放，来自享有更大的自由的人民吗？如果残杀人民可以缔造繁荣，那又还用开放吗？统治者为什麽那麽害怕手无寸铁的学生？
中共显然认为经济繁荣了，老子便大晒。人民有饭吃，那便可以掩饰所有暴行，一切坏事都合理化了起来？孩子，暴发户会赢得你的尊重吗？暴发户可以令一个国家真正强大起来吗？最近不是有个暴发户大言不惭地扬言：「我有这许多钱，我怎会做坏事？」这是道理吗？当然不是，这个你是明白的。
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是其文化和精神本质。不懂得反省的民族，又何以建立优良的文化？没有廉耻，又何来精神力量？没有文化丶没有廉耻的民族可以强大起来吗？当然不可能。孩子，我们的中国并不强大。胆怯丶自卑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的国家，怎可能是个巨人？
孩子，到有一天你可以面对自己的错误，你才真正长大了。中国亦一样，到有一天中国政府不再害怕人民，敢於面对自己的错误，谦卑地向人民忏悔：「对不起，我们错了。」到那一天，中国才开始强大起来。
孩子，强大的中国是你们这一代人的许诺，你要为六四的耻辱活下去。即使全国为繁荣而奔腾，你也要在黑暗的角落点燃起这火焰。
孩子，你要勇敢啊。
来源：http://tinypaste.com/9720d
苹果日报, 2009年06月03日
二十年了，已记不起当时的细节，只记得坦克车冲向天安门广场，学生奔跑逃命，三轮车载着受伤的学生撤离广场，坦克车压扁染满血迹的单车……和那个独立路上挡着坦克前行的少年王维林……和我在哭。
二十年了，许多画面业已模糊。那时的愤怒丶惨痛都已淡然，那耻辱可依旧沉重地压在心头。
我们有个野蛮的统治者：中国人民政府为了统治的权宜方便，暴力镇压人民丶屠杀自己的孩子。被宰杀的不是战场上的士兵，而是手无寸铁的学生；他们不是反政府的暴徒，而是怀着赤子之心向政府进言的孩子。孩子倒下了，人民倒下了，高涨的是镇压人民的暴力。
中国有个这样的政府，作为中国人，我为此而蒙羞。这个耻辱令我抬不起头来。
是的，二十年了。我那时只有十一岁的孩子，现今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我记得，二十年前六月五号的早上，他走进我的房间，见到电视在开着而我在哭，他惊慌地问我：「爸爸发生了什麽事？为什麽你哭？」我给他看录影下来的一些片段，告诉他：「别忘记这些画面。这是中共杀害人民的纪录。到你长大了，到你懂事了，你要记着中国人是活在这耻辱中。」
那个时候，孩子是因为看到爸爸在哭泣而惊慌，他不明白为什麽天安门的小孩子会令我痛哭。现在他知道了。孩子，这些事情你要告诉你自己的孩子，让他们也为这耻辱活下去。
「历史洪流匆匆，中国已经强大了起来，我们应该以更大的胸襟拥抱将来，创造将来；以更大的宽容对待历史，随着历史的潮流前进。顺势而行，我们才可以创造更伟大的将来。为什麽要牢牢抓着历史上出现的一时偏差不放？不放下过去，让出空间，那麽又何来更大的发展机会？宽恕过去，才会有更宽宏的将来。二十年了，为什麽不让时间冲洗掉那梦魇，那道痛伤，然後安然上路？」
孩子，不要听信这样的说话。他说的过去并没有过去，也不可能过去，因为那个过去便是我们的良知丶我们的尊严和是非黑白之心。放下了良心丶尊严，我们还是什麽？凡人皆有良知丶尊严和是非之心，你不能因为生而为中国人便放弃做人的本质以致做不成人。你一定要为良知丶尊严和是非之心而活下去，要为人民政府杀害自己的孩子这耻辱活下去。
你不能只为了中国的繁荣而活着，你更要为中国人的良知而活着。你不仅要为将来而活着，你更要为历史而活着。历史体现的良知是人民血泪的呼喊，是祖先唤醒我们的良知灵魂的回响。我们要是对天安门孩子的惨号充耳不闻，我们又还何来道德良知？
天安门孩子的悲鸣也是文明的呼唤，叫我们对历史作反思。没有错，有些事情我们是绝不能忘记的，忘记了，我们便灭绝历史的回响丶文明的光辉。不，这一切我们都不能忘记。我们一定要让历史把我们教训为更文明的中国人。
是的，我们要懂得宽恕，我们不能让历史的差池变成窒碍前进的包袱。我们可以宽恕，但我们不能忘记。陆肆的历史烙印在我们良知之上，我们不能忘记这个耻辱。知耻近乎勇，中国人要是个不知耻的民族，那麽中华民族便是个没有尊严的民族，是一群没有勇气面对历史的懦夫。孩子，我们不仅是为了面包而活着，我们更是为了尊严而活着，这些你都是知道的。
「今日，中国强大了，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感到骄傲才对，何苦自揭疮疤，让别人看不起我们？」
孩子，不要相信这些说话。中国并不强大，国家强大，靠的不只是经济力量，更还要有道德的力量。中国如果真的强大了，便应该有所自重为陆肆而羞耻，自信地面对疮疤，谦卑地为过去的暴行忏悔。
今日的中国却是一副财大气粗的暴发户口脗：「当时要不是镇压暴动，我们又会有今日的繁荣吗？」我真的不明白，造就今日繁荣的动力，不是来自经济开放，来自享有更大的自由的人民吗？如果残杀人民可以缔造繁荣，那又还用开放吗？统治者为什麽那麽害怕手无寸铁的学生？
中共显然认为经济繁荣了，老子便大晒。人民有饭吃，那便可以掩饰所有暴行，一切坏事都合理化了起来？孩子，暴发户会赢得你的尊重吗？暴发户可以令一个国家真正强大起来吗？最近不是有个暴发户大言不惭地扬言：「我有这许多钱，我怎会做坏事？」这是道理吗？当然不是，这个你是明白的。
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是其文化和精神本质。不懂得反省的民族，又何以建立优良的文化？没有廉耻，又何来精神力量？没有文化丶没有廉耻的民族可以强大起来吗？当然不可能。孩子，我们的中国并不强大。胆怯丶自卑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的国家，怎可能是个巨人？
孩子，到有一天你可以面对自己的错误，你才真正长大了。中国亦一样，到有一天中国政府不再害怕人民，敢於面对自己的错误，谦卑地向人民忏悔：「对不起，我们错了。」到那一天，中国才开始强大起来。
孩子，强大的中国是你们这一代人的许诺，你要为六四的耻辱活下去。即使全国为繁荣而奔腾，你也要在黑暗的角落点燃起这火焰。
孩子，你要勇敢啊。
来源：http://tinypaste.com/9720d
2009年6月4日星期四
日知录（156）王克勤邓玉娇案采访遭遇记
邓玉娇案采访遭遇记
——我的一次很失败的采访经历
王克勤
半夜盘查身份证
邓玉娇案无疑是当下中国公众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当我最早获知此事时，正在忙着中国经济时报四川地震一周年的报道。之后，接到报社下达的采访任务前往福建采访。正当邓玉娇案愈来愈热的时候，正当许多同行做了大量邓案报道的情况下，本报下达任务：期望我这个老记者能够做出一个关于邓案的全面、公允、理性的深度调查。
26日受命，完成当天下午的采访任务，辗转两百公里抵达厦门。第二天，即27日晨七时许从厦门飞重庆。水运太慢，改乘大巴。
28日，端午节，凌晨2时，长途大巴将我放在邓玉娇案发地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街上没有行人，雨下个不停，淋着雨我向灯光亮一些的地方前进，短袖衫已经湿透，却看不到任何旅店标识。天很冷，我只好躲在屋檐下，时有车辆通过，我招手求助，无果。半个小时后，见一轿车通过，招手，下来一人。
“我是警察，你半夜三更待在银行门口想干什么？”着便装的男子一边出示自己的证件，一边如此询问。这时我才知道，避雨之地是一家银行。男子拿了我的身份证在车里登记，之后，下车对我又进行了盘查。他不断追问我是做什么的，来这里想做什么？经验告诉我，想调查真相的记者，一旦暴露职业身份，几乎很难有所作为。
他没有问出什么，便开车走了。
我想，得赶紧找到安身之地，以减少被盘查。淋着雨，拖着行李，行近一里地，看到几家全部息灯的旅店，门面上都写着“客满”字样，叫喊与敲门均无任何响应。
期间，依然有警车闪着警灯通过。大约3时许，那辆盘查过我的车子又停在我面前，看到我已经淋透了，这位警官问：“还没找到旅社？”接着，他打开我的箱包进行检查，查毕，将我拉上车帮助我找旅社。跑了许多家旅社后，终于找到一家有房间的家庭旅社。
许多记者被遣返
28日，在又经历了两次身份证盘查后，我由野三关赶到巴东县城，也就在我赶往县城的路上，我的同行新京报的记者孔璞与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卫毅在野三关采访时被打，期间许多同行发来消息，“接到禁令，不能发稿，撤离！”
到达县城后，见到此前代理邓案的夏霖律师一行，他们在向我介绍了许多案情后，也告知我，他们将撤离巴东。当日晚上很晚的时候，我的学生周福志到达巴东。
从29日开始，我与福志先后给邓案可能突破的关系人打电话联系采访，几乎一无所获。
当日，我得到更多采访受阻的消息，有几个同行依然是在野三关采访时，被当地政府发现后强行送上长途大巴。
“现在不仅开始封锁消息传播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关键的采访对象全部被控制了！采访无法进行”“他们开始大量遣返记者！”
看来我拟定的《邓玉娇案十大疑点调查》很难完成了。
既然来了，我们应该做最大的努力！在研究了大量材料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此前并未被大家所关注到的突破口——可能会挖掘出邓案背后内幕的一个点，我们想从这个切入点悄悄展开调查。前往与邓玉娇没有直接关系，可能尚未被控制的村庄调查此案的另一个问题。
30日11时许，我们找到一辆可以保证隐秘采访作业的面包车前往野三关，车身两侧玻璃均为茶色。出租车司机名叫朱永见，车内除了我和福志，还有司机的妻子与6岁的女儿。司机的妻子在县城的一家旅社上班，“客满”放假，带着正在上一年级的女儿想出去散心。
巴东县城，警车随处可见。
11:40时，路经县城西二路时，我们发现从太极购物商场至巴东县中医院约400米的街道上，共有警车16辆（12辆停在路边，4辆在行驶中）。
遭遇跟踪野三关
16：30时，我们进入野三关镇。
在街头转弯时，后面一辆白色面包车停下等我们调头后，随之也调头跟了过来（当时并未引起我们注意）。
路过邓玉娇事件案发地——粉红色的雄风宾馆时，我发现大门紧闭，于是我让司机放慢速度打开车窗进行拍照。前行数百米后，我发现刚才所拍照片很不理想，便让司机再次调头，准备回去补拍雄风宾馆的照片。
调头时，发现刚才跟我们一起调头的那辆白色面包车也随之调头，并紧紧跟了上来。司机小朱警惕的告诉我“有人跟踪！”，我们发现对方的车牌号为鄂Q74713。
为进一步核实对方是否跟踪，我们有意放慢车速，对方随之减速，我们加速，对方也跟着加速。之后，我们有意停车在一超市门口，并让司机的妻子下去购物。白色面包约在我们车后6米处停下。司机的妻子告诉我们“车上有四五个个，全为便装。”
我决定放弃再次前往敏感地点的计划，向野三关镇的边远村庄前进。白色面包紧跟身后。后来观察发现，当天整个野三关镇街上没有运营的小面包车，司机小朱说“只要有外地来的车，就像秃子头上了虱子,明摆着,他们一眼便会发现。”
17：20时，我们在曲折的公路上高速行驶，希望把对方甩开，但几次努力均未能摆脱“咬”着的尾巴。十分钟后，我们驶入巴东县水布垭镇区域，此时我们发现跟踪的车子由原来的一辆变成了两辆，又增加了一辆白色小轿车。
两辆跟踪的车子紧紧咬住我们不放，我们开始有许多担心：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这么着跟踪我们？他们想干什么？
连续发现几个村庄叉路口，但因对方追的太紧，我们无法穿过去。司机小朱告诉我们，让我们以他的亲戚身份一起到附近山上的他朋友家去，以便逃出他们的追踪。
司机小朱将车速开到最高，把对方甩出三、四百米，拐了几个弯道后，向一个乡村便道上插了上去。正当我们庆幸甩掉尾巴的时候，发现那辆白色小轿车远远的也驶入这个便道了。
此刻，司机小朱告诉我，这条小路的尽头没有出口，出路只有一条，即原路返回。
看来，今天是难逃此劫了。
身陷围困纱帽山
随后，我们驶上通往司机小朱朋友家的更小的一条沙石路。坡度很大，宽不足三米，遍布石块，极其不平，车内东西不断跌落。
白色轿车一开始可能并未想到我们会上山，本来已驶过此处，发现我们正在上山，于是重新调头，颠颠簸簸跟了上来。
18：00时，我们赶到山顶的一个农户家，停车在窄窄的小院。白色轿车也在十几米外的坡路上停下，车牌号为鄂DA9122。
家中只有女主人，背着一岁多的孩子。她似乎并不认识司机，对我们的到来显得意外，但仍热情的招待我们进屋，端出瓜子、核桃，倒水，拿烟……
我们坐在屋内，看到白色轿车内的人也来到该农户院子中。他们并未进屋，询问了女主人几句。
女主人不知道我们和他们是什么关系，也热情的招待他们。我们表示与他们并不认识，她一脸疑惑，微微笑着。
屋外的人并未与我们攀谈，我们坐在屋内，隐约感到窗外有人，我们沉默了一会。
随后，我走到屋外，发现有七、八个男子在一旁交谈。
走到车前，我突然发现原来跟踪我们的白色面包车鄂Q74713也驶了上来。停在我们车的正前方，完全堵住了下山的去路。
18：25，我们准备离开。司机鸣笛后，挡在前面的鄂Q74713没有反应，车内空无一人。
我们敲击其车门，希望司机让路。但没人回应，我们远远的问那些不明身份的人：“这车挡住路了，司机呢？”
对方一男子指了一下远处，说：司机去那边了，还没回来。
我们重回屋内。不久，该户男主人李元奂回来。他想了很久，似乎对我们的司机有一些印象。
他友好的给我们沏茶。我询问了他关于庄稼构成和收成的一些情况，他一一作答。
此时，对方的两名男子也坐在屋内。男主人也友好的给他们沏了茶。
李元奂同样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
我和他们面对面坐着，相距仅几十公分。对方不时与我相视，却都没有说话。
福志再次到挡住去路的白色面包车前，敲击车窗，喊其司机。但没人回应，他问旁边一红衣男子司机去处，对方回应说：不知道。
时间一点点过去，天渐渐黑了下来。山顶较冷，司机6岁的女儿，乖巧的偎在妈妈怀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家。
一些朋友得知我们的遭遇与处境后，不断打来电话、发来短信，对我们一行的安全表示担心，我的总编辑包月阳指示我尽快报案，“安全第一”。
我很矛盾！一旦报案，我的身份全面暴露，我此行采访的计划将很难实施！！不报案，我不知道随着天色越来越黑，这些不明身份的人会不会伤害到我们！？因为前天就有记者在这里受到伤害！
19：20时，我们重新坐回车内。鸣笛，白色面包毫无反应。院子里原来晃来晃去的那些人，也不知道去了何方。
19：37，一辆红色皮卡（鄂E BL318）也驶了上来，白色面包车后面。
下来两位身着警服的男子，他们表示是接到报警该村有村民因钱包发生争执，前来出警，没想到在此被堵。他先是查验我车司机朱永见的证件。然后查我的证件，我让其首先出示警官证，他表示没带。根据法定程序，警察必须有合法的身份证明才有权查验公民身份。而此时，我不能确定他警察身份的真假，拒绝出示身份证。该男子遂离去，另一着警服男子与原跟踪我们的人在一起交谈。这让我增加了新的顾虑。
此时南方周末的笑蜀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展江教授不断电话与信息，提请我们报案！安危更加重要！
19：40，天已全黑，我们被围困在山顶，前面有三辆车挡住出路，四周共有约十多名不明身份的男子。我对我们一行的安全感到极度不安，于是向巴东公安局报警。一黄姓女警接了电话，我把我们处境向她做了详细说明，希望其立即派警解决此事。
20：00时，仍不见警察到来，我再次向巴东110报警。一男警接警，我用了十分钟再次给他说明了我们的遭遇和现状。
20：20，巴东县水布垭镇派出所一邓姓警官打来电话，称将派员前来解决此事，但山路难走需要时间。
在笑蜀兄与展江教授的帮助下，我的学生周福志不断通过手机短信向网络上即时发布我们的现场处境，以防我们遭遇不测。
警察上山解围困
20：46时，有警察出现，并找到白色面包车司机。白包面包车启动，并开始下山，红色皮卡车与我们的车也尾随下山。
20：53时，下山后，白色面包挡在我们前面停了下来，四周一片漆黑，却发现我们身后跟着四辆车子：白色轿车、红色皮卡、黑色无牌照轿车、黑色轿车。
我们不知道停在前面的白色面包车何以停而不动？司机小朱让我们把所有的窗户关紧了，把所有车门锁了起来。他六岁的女儿悄悄的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一双大眼睛盯盯的看着我们。
朋友们打来电话，说更多的人正在与当地警方联系，让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安全。
20：58时，白色面包终于启动，这个“前呼后拥”着我们的车队上路了！一路顺着乡村便道驶向开往野三关的318国道。
21：19时，我再次致电水布垭镇派出所邓警官，请他查明跟踪、围困我们一行人的身份和意图。邓称白色面包车司机说其车坏了，进一步查明后会与我们联系。
路上，司机朱永先接到其所在村支书的电话，被告知已有警察要他联系方式。朱永先对此非常担心。
22：00时，车到野三关镇，我们在路边一家小店吃饭。一白色轿车在不远处路对面停下。我们吃饭时，有一至两人在四周走动。
当地官员如是说
23：40时，当我们驶离野三关镇镇区一公里处，巴东县公安局副局长刘玉成打来电话，希望就今天的事与我们面谈。
23：50时，该副局长和镇党委书记一起前来。刘玉成副局长表示：邓案发生后，受到各界关注，已成为公共事件。据报已有境外人士和别有用心的人参与其中，危害社会稳定。野三关镇安排基层干部分片包干，密切注意外来车辆，实属无奈之举，绝无恶意，完全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考虑，防止外来人员破坏。
他和镇党委书记谭昱对我们一行今天的遭遇深表歉意。
我表示理解政府工作，但对此种长时间“盯关跟”的方式无法理解，政府人员本来可以出示证件光明正大地对我们进行盘查，没必要这样搞得人心惶惶的，希望当地干部们的工作水平能大幅提高。该副局长和书记表示认同。
刘玉成副局长称：目前此案已有中央、省厅指导督办，一定会得到秉公处理，近期将会举办新的案情发布会。部分媒体和网上关于邓案的分析并不属实，现在我们发布真实的没人相信，却都去信假的，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刘副局长告诉我，当地非常欢迎负责任的媒体能对邓案做出全面客观公允的报道。我对此非常认同，并当场表达我有信心作出客观展示邓案事实报道的意愿。但目前所有当事人、知情人都被控制，希望当局提供帮助。他表示自己不能做主，会向上级领导汇报。
此外，我表达了对司机朱永见安全的担忧，该副局长表示，朱永见不会因此事受到任何影响，如果以后其生活和经营因此有任何麻烦，可以随时找他。
5月31日00：30，考虑到司机一家跟随我们受了不少惊吓，我们婉拒了该副局长和书记在该镇留宿的建议，连夜赶回巴东。凌晨4：00时，我们回到巴东县城。
几点感想
——在信源全面控制的现状下，调查深层真相几乎成为奢望。31日下午与晚上，我就能否公开关键信源问题先后找到巴东县政法委、宣传部、新闻办等相关部门，各部门几乎都表示，他们做不了主，向领导请示后再说。有同行告诉我，不要被再次控制与押送已经不错了，你还想接近关键信源！
——遭遇跟踪围困时，朋友们以及广大网友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与帮助，不少朋友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和出谋划策，部分网友还不断地给当地公安局打电话督促，我在此深表谢意。
——不过，作为一名记者，我认为真正应该受到关注的是新闻作品，而不应该是记者个人，对在此次采访中，未能完成新闻报道将新闻真相呈现给公众，我深感不安。
——野三关此行，我们精心设计的方案未能取得突破，没能对邓玉娇案做出进一步的调查报道，辜负了众多同行和公众的期望，这是我此行最大的遗憾。
——此行，我认识了司机朱永见一家，他们是让我十分敬重的巴东人。我将对他一家日后的生活与经营是否正常，保持长期关注，如果因此而影响了他一家人的生活,将是我的罪过！
——巴东当局花费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来为我“保驾护航”，规格之高、规模之大，让我惶恐！更让我内疚的是，因为“保护”我，而花费了这么多巴东人民的血汗钱，在此特别向巴东人民致歉。
来源：http://wangkeqin.blog.sohu.com/117580980.html
——我的一次很失败的采访经历
王克勤
半夜盘查身份证
邓玉娇案无疑是当下中国公众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当我最早获知此事时，正在忙着中国经济时报四川地震一周年的报道。之后，接到报社下达的采访任务前往福建采访。正当邓玉娇案愈来愈热的时候，正当许多同行做了大量邓案报道的情况下，本报下达任务：期望我这个老记者能够做出一个关于邓案的全面、公允、理性的深度调查。
26日受命，完成当天下午的采访任务，辗转两百公里抵达厦门。第二天，即27日晨七时许从厦门飞重庆。水运太慢，改乘大巴。
28日，端午节，凌晨2时，长途大巴将我放在邓玉娇案发地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街上没有行人，雨下个不停，淋着雨我向灯光亮一些的地方前进，短袖衫已经湿透，却看不到任何旅店标识。天很冷，我只好躲在屋檐下，时有车辆通过，我招手求助，无果。半个小时后，见一轿车通过，招手，下来一人。
“我是警察，你半夜三更待在银行门口想干什么？”着便装的男子一边出示自己的证件，一边如此询问。这时我才知道，避雨之地是一家银行。男子拿了我的身份证在车里登记，之后，下车对我又进行了盘查。他不断追问我是做什么的，来这里想做什么？经验告诉我，想调查真相的记者，一旦暴露职业身份，几乎很难有所作为。
他没有问出什么，便开车走了。
我想，得赶紧找到安身之地，以减少被盘查。淋着雨，拖着行李，行近一里地，看到几家全部息灯的旅店，门面上都写着“客满”字样，叫喊与敲门均无任何响应。
期间，依然有警车闪着警灯通过。大约3时许，那辆盘查过我的车子又停在我面前，看到我已经淋透了，这位警官问：“还没找到旅社？”接着，他打开我的箱包进行检查，查毕，将我拉上车帮助我找旅社。跑了许多家旅社后，终于找到一家有房间的家庭旅社。
许多记者被遣返
28日，在又经历了两次身份证盘查后，我由野三关赶到巴东县城，也就在我赶往县城的路上，我的同行新京报的记者孔璞与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卫毅在野三关采访时被打，期间许多同行发来消息，“接到禁令，不能发稿，撤离！”
到达县城后，见到此前代理邓案的夏霖律师一行，他们在向我介绍了许多案情后，也告知我，他们将撤离巴东。当日晚上很晚的时候，我的学生周福志到达巴东。
从29日开始，我与福志先后给邓案可能突破的关系人打电话联系采访，几乎一无所获。
当日，我得到更多采访受阻的消息，有几个同行依然是在野三关采访时，被当地政府发现后强行送上长途大巴。
“现在不仅开始封锁消息传播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关键的采访对象全部被控制了！采访无法进行”“他们开始大量遣返记者！”
看来我拟定的《邓玉娇案十大疑点调查》很难完成了。
既然来了，我们应该做最大的努力！在研究了大量材料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此前并未被大家所关注到的突破口——可能会挖掘出邓案背后内幕的一个点，我们想从这个切入点悄悄展开调查。前往与邓玉娇没有直接关系，可能尚未被控制的村庄调查此案的另一个问题。
30日11时许，我们找到一辆可以保证隐秘采访作业的面包车前往野三关，车身两侧玻璃均为茶色。出租车司机名叫朱永见，车内除了我和福志，还有司机的妻子与6岁的女儿。司机的妻子在县城的一家旅社上班，“客满”放假，带着正在上一年级的女儿想出去散心。
巴东县城，警车随处可见。
11:40时，路经县城西二路时，我们发现从太极购物商场至巴东县中医院约400米的街道上，共有警车16辆（12辆停在路边，4辆在行驶中）。
遭遇跟踪野三关
16：30时，我们进入野三关镇。
在街头转弯时，后面一辆白色面包车停下等我们调头后，随之也调头跟了过来（当时并未引起我们注意）。
路过邓玉娇事件案发地——粉红色的雄风宾馆时，我发现大门紧闭，于是我让司机放慢速度打开车窗进行拍照。前行数百米后，我发现刚才所拍照片很不理想，便让司机再次调头，准备回去补拍雄风宾馆的照片。
调头时，发现刚才跟我们一起调头的那辆白色面包车也随之调头，并紧紧跟了上来。司机小朱警惕的告诉我“有人跟踪！”，我们发现对方的车牌号为鄂Q74713。
为进一步核实对方是否跟踪，我们有意放慢车速，对方随之减速，我们加速，对方也跟着加速。之后，我们有意停车在一超市门口，并让司机的妻子下去购物。白色面包约在我们车后6米处停下。司机的妻子告诉我们“车上有四五个个，全为便装。”
我决定放弃再次前往敏感地点的计划，向野三关镇的边远村庄前进。白色面包紧跟身后。后来观察发现，当天整个野三关镇街上没有运营的小面包车，司机小朱说“只要有外地来的车，就像秃子头上了虱子,明摆着,他们一眼便会发现。”
17：20时，我们在曲折的公路上高速行驶，希望把对方甩开，但几次努力均未能摆脱“咬”着的尾巴。十分钟后，我们驶入巴东县水布垭镇区域，此时我们发现跟踪的车子由原来的一辆变成了两辆，又增加了一辆白色小轿车。
两辆跟踪的车子紧紧咬住我们不放，我们开始有许多担心：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这么着跟踪我们？他们想干什么？
连续发现几个村庄叉路口，但因对方追的太紧，我们无法穿过去。司机小朱告诉我们，让我们以他的亲戚身份一起到附近山上的他朋友家去，以便逃出他们的追踪。
司机小朱将车速开到最高，把对方甩出三、四百米，拐了几个弯道后，向一个乡村便道上插了上去。正当我们庆幸甩掉尾巴的时候，发现那辆白色小轿车远远的也驶入这个便道了。
此刻，司机小朱告诉我，这条小路的尽头没有出口，出路只有一条，即原路返回。
看来，今天是难逃此劫了。
身陷围困纱帽山
随后，我们驶上通往司机小朱朋友家的更小的一条沙石路。坡度很大，宽不足三米，遍布石块，极其不平，车内东西不断跌落。
白色轿车一开始可能并未想到我们会上山，本来已驶过此处，发现我们正在上山，于是重新调头，颠颠簸簸跟了上来。
18：00时，我们赶到山顶的一个农户家，停车在窄窄的小院。白色轿车也在十几米外的坡路上停下，车牌号为鄂DA9122。
家中只有女主人，背着一岁多的孩子。她似乎并不认识司机，对我们的到来显得意外，但仍热情的招待我们进屋，端出瓜子、核桃，倒水，拿烟……
我们坐在屋内，看到白色轿车内的人也来到该农户院子中。他们并未进屋，询问了女主人几句。
女主人不知道我们和他们是什么关系，也热情的招待他们。我们表示与他们并不认识，她一脸疑惑，微微笑着。
屋外的人并未与我们攀谈，我们坐在屋内，隐约感到窗外有人，我们沉默了一会。
随后，我走到屋外，发现有七、八个男子在一旁交谈。
走到车前，我突然发现原来跟踪我们的白色面包车鄂Q74713也驶了上来。停在我们车的正前方，完全堵住了下山的去路。
18：25，我们准备离开。司机鸣笛后，挡在前面的鄂Q74713没有反应，车内空无一人。
我们敲击其车门，希望司机让路。但没人回应，我们远远的问那些不明身份的人：“这车挡住路了，司机呢？”
对方一男子指了一下远处，说：司机去那边了，还没回来。
我们重回屋内。不久，该户男主人李元奂回来。他想了很久，似乎对我们的司机有一些印象。
他友好的给我们沏茶。我询问了他关于庄稼构成和收成的一些情况，他一一作答。
此时，对方的两名男子也坐在屋内。男主人也友好的给他们沏了茶。
李元奂同样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
我和他们面对面坐着，相距仅几十公分。对方不时与我相视，却都没有说话。
福志再次到挡住去路的白色面包车前，敲击车窗，喊其司机。但没人回应，他问旁边一红衣男子司机去处，对方回应说：不知道。
时间一点点过去，天渐渐黑了下来。山顶较冷，司机6岁的女儿，乖巧的偎在妈妈怀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家。
一些朋友得知我们的遭遇与处境后，不断打来电话、发来短信，对我们一行的安全表示担心，我的总编辑包月阳指示我尽快报案，“安全第一”。
我很矛盾！一旦报案，我的身份全面暴露，我此行采访的计划将很难实施！！不报案，我不知道随着天色越来越黑，这些不明身份的人会不会伤害到我们！？因为前天就有记者在这里受到伤害！
19：20时，我们重新坐回车内。鸣笛，白色面包毫无反应。院子里原来晃来晃去的那些人，也不知道去了何方。
19：37，一辆红色皮卡（鄂E BL318）也驶了上来，白色面包车后面。
下来两位身着警服的男子，他们表示是接到报警该村有村民因钱包发生争执，前来出警，没想到在此被堵。他先是查验我车司机朱永见的证件。然后查我的证件，我让其首先出示警官证，他表示没带。根据法定程序，警察必须有合法的身份证明才有权查验公民身份。而此时，我不能确定他警察身份的真假，拒绝出示身份证。该男子遂离去，另一着警服男子与原跟踪我们的人在一起交谈。这让我增加了新的顾虑。
此时南方周末的笑蜀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展江教授不断电话与信息，提请我们报案！安危更加重要！
19：40，天已全黑，我们被围困在山顶，前面有三辆车挡住出路，四周共有约十多名不明身份的男子。我对我们一行的安全感到极度不安，于是向巴东公安局报警。一黄姓女警接了电话，我把我们处境向她做了详细说明，希望其立即派警解决此事。
20：00时，仍不见警察到来，我再次向巴东110报警。一男警接警，我用了十分钟再次给他说明了我们的遭遇和现状。
20：20，巴东县水布垭镇派出所一邓姓警官打来电话，称将派员前来解决此事，但山路难走需要时间。
在笑蜀兄与展江教授的帮助下，我的学生周福志不断通过手机短信向网络上即时发布我们的现场处境，以防我们遭遇不测。
警察上山解围困
20：46时，有警察出现，并找到白色面包车司机。白包面包车启动，并开始下山，红色皮卡车与我们的车也尾随下山。
20：53时，下山后，白色面包挡在我们前面停了下来，四周一片漆黑，却发现我们身后跟着四辆车子：白色轿车、红色皮卡、黑色无牌照轿车、黑色轿车。
我们不知道停在前面的白色面包车何以停而不动？司机小朱让我们把所有的窗户关紧了，把所有车门锁了起来。他六岁的女儿悄悄的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一双大眼睛盯盯的看着我们。
朋友们打来电话，说更多的人正在与当地警方联系，让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安全。
20：58时，白色面包终于启动，这个“前呼后拥”着我们的车队上路了！一路顺着乡村便道驶向开往野三关的318国道。
21：19时，我再次致电水布垭镇派出所邓警官，请他查明跟踪、围困我们一行人的身份和意图。邓称白色面包车司机说其车坏了，进一步查明后会与我们联系。
路上，司机朱永先接到其所在村支书的电话，被告知已有警察要他联系方式。朱永先对此非常担心。
22：00时，车到野三关镇，我们在路边一家小店吃饭。一白色轿车在不远处路对面停下。我们吃饭时，有一至两人在四周走动。
当地官员如是说
23：40时，当我们驶离野三关镇镇区一公里处，巴东县公安局副局长刘玉成打来电话，希望就今天的事与我们面谈。
23：50时，该副局长和镇党委书记一起前来。刘玉成副局长表示：邓案发生后，受到各界关注，已成为公共事件。据报已有境外人士和别有用心的人参与其中，危害社会稳定。野三关镇安排基层干部分片包干，密切注意外来车辆，实属无奈之举，绝无恶意，完全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考虑，防止外来人员破坏。
他和镇党委书记谭昱对我们一行今天的遭遇深表歉意。
我表示理解政府工作，但对此种长时间“盯关跟”的方式无法理解，政府人员本来可以出示证件光明正大地对我们进行盘查，没必要这样搞得人心惶惶的，希望当地干部们的工作水平能大幅提高。该副局长和书记表示认同。
刘玉成副局长称：目前此案已有中央、省厅指导督办，一定会得到秉公处理，近期将会举办新的案情发布会。部分媒体和网上关于邓案的分析并不属实，现在我们发布真实的没人相信，却都去信假的，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刘副局长告诉我，当地非常欢迎负责任的媒体能对邓案做出全面客观公允的报道。我对此非常认同，并当场表达我有信心作出客观展示邓案事实报道的意愿。但目前所有当事人、知情人都被控制，希望当局提供帮助。他表示自己不能做主，会向上级领导汇报。
此外，我表达了对司机朱永见安全的担忧，该副局长表示，朱永见不会因此事受到任何影响，如果以后其生活和经营因此有任何麻烦，可以随时找他。
5月31日00：30，考虑到司机一家跟随我们受了不少惊吓，我们婉拒了该副局长和书记在该镇留宿的建议，连夜赶回巴东。凌晨4：00时，我们回到巴东县城。
几点感想
——在信源全面控制的现状下，调查深层真相几乎成为奢望。31日下午与晚上，我就能否公开关键信源问题先后找到巴东县政法委、宣传部、新闻办等相关部门，各部门几乎都表示，他们做不了主，向领导请示后再说。有同行告诉我，不要被再次控制与押送已经不错了，你还想接近关键信源！
——遭遇跟踪围困时，朋友们以及广大网友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与帮助，不少朋友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和出谋划策，部分网友还不断地给当地公安局打电话督促，我在此深表谢意。
——不过，作为一名记者，我认为真正应该受到关注的是新闻作品，而不应该是记者个人，对在此次采访中，未能完成新闻报道将新闻真相呈现给公众，我深感不安。
——野三关此行，我们精心设计的方案未能取得突破，没能对邓玉娇案做出进一步的调查报道，辜负了众多同行和公众的期望，这是我此行最大的遗憾。
——此行，我认识了司机朱永见一家，他们是让我十分敬重的巴东人。我将对他一家日后的生活与经营是否正常，保持长期关注，如果因此而影响了他一家人的生活,将是我的罪过！
——巴东当局花费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来为我“保驾护航”，规格之高、规模之大，让我惶恐！更让我内疚的是，因为“保护”我，而花费了这么多巴东人民的血汗钱，在此特别向巴东人民致歉。
来源：http://wangkeqin.blog.sohu.com/117580980.html
2009年5月31日星期日
日知录（155）敏感期審查嚴 記者行文盡避「6」「4」
【明報專訊】臨近「六四」20周年，內地媒體在宣傳部門的巨大壓力下，對可能涉及「六四」的內容做空前嚴厲的審查，其嚴密程度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6月4次暴雨」成無頭公案
據說，有報章為避免每天刊出的大量文字被解讀為間接隱含「六四」信息，竟要求記者行文時盡量避免使用「6」和「4」這兩個數字，就算要用，也不能在同一篇文章中混合使用，放到標題更是萬萬不可，以免引起宣傳部門誤會。
京城消息稱，去年有兩宗「六四曲筆」事件，一宗是《新京報》在刊出前美聯社攝影師劉香成的人物專訪和攝影作品時，把一幀「六四」傷者送院急救圖片刊出；另一宗是《南方都市報》在頭版報道廣東出現異常天氣，標題用了6月4次暴雨之類的字眼，引起許多猜想。
疑有人踩界 苦無實證
這兩宗無頭公案，當事人都咬定是一時不慎，令宣傳部門苦惱不已，既懷疑是有人故意踩界，挑戰中央政治結論，但又苦無實證。
為避免尷尬重演，有媒體採用了矯枉過正的手段，乾脆要求記者和編輯在這段敏感時期避免於標題或內文中出現「6」或「4」這兩個數字。
消息指出，內地的網絡審查近日已經明顯加強，過去網友要討論「六四」，還可以把這兩個數字拆開，中間加一些無意義的字詞或符號，便可以避過網警用關鍵詞過濾的監控軟件，如今這個方法已不管用，單提6或4都可能引起網警注意和監控，媒體的數字過敏反應並不是無的放矢。
網警高度監控 記者乾脆休假
不少記者近日的口頭禪是「安全過關」，意思是安全度過「六四」的政治審查關，許多資深記者乾脆休假，就算手頭有爆炸性的話題新聞，也寧可留到6月4日後才發表，以免被有關當局誤會是刻意搞事。
鍾仕
来源：http://specials.mingpao.com/cfm/News.cfm?SpecialsID=20&News=8a449547606c739b9a24c4542eb340919b1dd5c4a23f11a08824595d2eb7
「6月4次暴雨」成無頭公案
據說，有報章為避免每天刊出的大量文字被解讀為間接隱含「六四」信息，竟要求記者行文時盡量避免使用「6」和「4」這兩個數字，就算要用，也不能在同一篇文章中混合使用，放到標題更是萬萬不可，以免引起宣傳部門誤會。
京城消息稱，去年有兩宗「六四曲筆」事件，一宗是《新京報》在刊出前美聯社攝影師劉香成的人物專訪和攝影作品時，把一幀「六四」傷者送院急救圖片刊出；另一宗是《南方都市報》在頭版報道廣東出現異常天氣，標題用了6月4次暴雨之類的字眼，引起許多猜想。
疑有人踩界 苦無實證
這兩宗無頭公案，當事人都咬定是一時不慎，令宣傳部門苦惱不已，既懷疑是有人故意踩界，挑戰中央政治結論，但又苦無實證。
為避免尷尬重演，有媒體採用了矯枉過正的手段，乾脆要求記者和編輯在這段敏感時期避免於標題或內文中出現「6」或「4」這兩個數字。
消息指出，內地的網絡審查近日已經明顯加強，過去網友要討論「六四」，還可以把這兩個數字拆開，中間加一些無意義的字詞或符號，便可以避過網警用關鍵詞過濾的監控軟件，如今這個方法已不管用，單提6或4都可能引起網警注意和監控，媒體的數字過敏反應並不是無的放矢。
網警高度監控 記者乾脆休假
不少記者近日的口頭禪是「安全過關」，意思是安全度過「六四」的政治審查關，許多資深記者乾脆休假，就算手頭有爆炸性的話題新聞，也寧可留到6月4日後才發表，以免被有關當局誤會是刻意搞事。
鍾仕
来源：http://specials.mingpao.com/cfm/News.cfm?SpecialsID=20&News=8a449547606c739b9a24c4542eb340919b1dd5c4a23f11a08824595d2eb7
2009年5月30日星期六
日知录（154）两记者采访邓玉娇案遭暴力阻拦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09年05月29日
【《财经网》巴东专稿/记者 朱弢】2009年5月28日中午，两名记者在采访巴东县采访“服务员刺死镇招商办主任”主角——邓玉娇的外婆和外公时，遭多名不明身份者暴力阻拦，并受轻微伤。
5月28日上午，《新京报》女记者孔璞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从巴东县野三关镇出发，前往木龙垭村，拟采访邓玉娇的外婆秦尚菊和外公张明瑶。
约中午11时左右，两记者来到邓玉娇外婆家，经简单的自我介绍，两名记者随秦尚菊进屋。据卫毅事后称，当时屋内还有两人，经秦尚菊介绍，其中一人是她的亲戚。另一人则为男性，约30多岁，微胖，短发，身穿一件灰色外套，秦并未向记者作介绍。
采访伊始，上述不明身份者即离开。此后不久，有四五个人冲进邓玉娇外婆屋内，一言未发，就将卫毅和孔璞的采访本和录音笔扔到一边。此后，一人就抢夺卫毅身上的采访包，拉扯之间，卫毅左手手腕上的一串佛珠被扯断，珠子散落一地，人也被拉倒在地。
此后，上述不明身份者即将卫毅和孔璞向屋外拉。据卫毅事后叙述，这些人皆操当地口音，叫嚷着让两记者出去。两记者被拉出门外后，被三个不明身份者“押送”向村外方向走去。“在路上，他们还说让我们到野三关镇政府登记。”卫毅告诉《财经》记者。
行走约一刻钟，两记者和三个“押送者”到达村中一块空地旁边。此时，孔璞忽然想起，自己的雨伞忘了带，便返身回秦尚菊家取伞，另一名记者卫毅则停下来等待。
孔璞再次来到秦尚菊家后，发现除了邓玉娇外婆外公，仍有一名男子在场。孔璞在继续采访中，这位男子曾多次出言干涉。大约40分钟后，秦尚菊送孔璞出门。告别秦尚菊后，孔璞看到远处走来两男两女。
孔璞一边走，一边打手机。想不到，这两男两女径直走到孔璞面前。一名女子一把抢过孔璞的手机，但被孔璞夺回。
此后，两名女子继续肆意抢夺孔璞的手机。混乱中，孔璞一度被推倒在水坑里。摆脱纠缠后，孔璞回到村中空地，但卫毅已不见踪影。情急之下，她拨打当地110报警。
就在孔璞遭到不明身份者干涉和抢夺的时候，卫毅也再次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当时，我站在村边空地上。大约有五六个陌生人，直接过来抢我的手机。”卫毅被按倒在地上后，手机被抢走，人摔在地上。在卫毅试图夺回手机时，被一名身穿蓝色西装的男子使劲掐住了卫的颈部，“这个人劲很大，掐得我喘不过气来。”《财经》记者看到，卫毅的颈部上数处抓痕依然清晰可见。
此后，满身是泥的卫毅被那些人带到一处村民家，其衣服口袋和采访包中的所有物品都遭到搜查。经事后检查，录音笔中的录音、相机中的部分照片、手机中的短信、照片和视频都被删除。
这些不明身份者还要求卫毅按他们的口授，写一份“情况说明”，以此作为交还录音笔等物品的条件。由于场面混乱，卫毅已无法记起“情况说明”的所有内容，但他记得，这些人强迫他承认：采访没有征得张明瑶家人的同意，没有出示相关证件，没有经相关部门的同意，并保证以后不再来此地采访。
此后，经卫毅反复交涉，对方才归还相关物品。此时，当地警方开着两辆警车赶到现场，车上的民警分别对卫毅和孔璞做了询问笔录。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两个记者多处受伤。其中，《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的颈部、手腕处留下多处抓痕，左手中指甲翻起流血；《新京报》女记者孔璞的手腕处也有多处抓痕。
事件发生后，《财经》记者曾就此事问野三关镇纪委书记涂启东。涂表示，当地警方正在调查此事，自己并不清楚相关进展。对于阻拦记者采访的不明身份者，涂启东说：“那些人可能只是老百姓。”
据《财经》记者了解，5月28日下午，《中国新闻周刊》一个记者在前往木龙垭村采访邓玉娇的外婆和外公时，在村外公路上遭到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阻拦，但双方并未发生冲突。那名记者后被当地官员“送”上一辆开往武汉的客车。■
来源：http://www.caijing.com.cn/2009-05-29/110172844.html
【《财经网》巴东专稿/记者 朱弢】2009年5月28日中午，两名记者在采访巴东县采访“服务员刺死镇招商办主任”主角——邓玉娇的外婆和外公时，遭多名不明身份者暴力阻拦，并受轻微伤。
5月28日上午，《新京报》女记者孔璞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从巴东县野三关镇出发，前往木龙垭村，拟采访邓玉娇的外婆秦尚菊和外公张明瑶。
约中午11时左右，两记者来到邓玉娇外婆家，经简单的自我介绍，两名记者随秦尚菊进屋。据卫毅事后称，当时屋内还有两人，经秦尚菊介绍，其中一人是她的亲戚。另一人则为男性，约30多岁，微胖，短发，身穿一件灰色外套，秦并未向记者作介绍。
采访伊始，上述不明身份者即离开。此后不久，有四五个人冲进邓玉娇外婆屋内，一言未发，就将卫毅和孔璞的采访本和录音笔扔到一边。此后，一人就抢夺卫毅身上的采访包，拉扯之间，卫毅左手手腕上的一串佛珠被扯断，珠子散落一地，人也被拉倒在地。
此后，上述不明身份者即将卫毅和孔璞向屋外拉。据卫毅事后叙述，这些人皆操当地口音，叫嚷着让两记者出去。两记者被拉出门外后，被三个不明身份者“押送”向村外方向走去。“在路上，他们还说让我们到野三关镇政府登记。”卫毅告诉《财经》记者。
行走约一刻钟，两记者和三个“押送者”到达村中一块空地旁边。此时，孔璞忽然想起，自己的雨伞忘了带，便返身回秦尚菊家取伞，另一名记者卫毅则停下来等待。
孔璞再次来到秦尚菊家后，发现除了邓玉娇外婆外公，仍有一名男子在场。孔璞在继续采访中，这位男子曾多次出言干涉。大约40分钟后，秦尚菊送孔璞出门。告别秦尚菊后，孔璞看到远处走来两男两女。
孔璞一边走，一边打手机。想不到，这两男两女径直走到孔璞面前。一名女子一把抢过孔璞的手机，但被孔璞夺回。
此后，两名女子继续肆意抢夺孔璞的手机。混乱中，孔璞一度被推倒在水坑里。摆脱纠缠后，孔璞回到村中空地，但卫毅已不见踪影。情急之下，她拨打当地110报警。
就在孔璞遭到不明身份者干涉和抢夺的时候，卫毅也再次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当时，我站在村边空地上。大约有五六个陌生人，直接过来抢我的手机。”卫毅被按倒在地上后，手机被抢走，人摔在地上。在卫毅试图夺回手机时，被一名身穿蓝色西装的男子使劲掐住了卫的颈部，“这个人劲很大，掐得我喘不过气来。”《财经》记者看到，卫毅的颈部上数处抓痕依然清晰可见。
此后，满身是泥的卫毅被那些人带到一处村民家，其衣服口袋和采访包中的所有物品都遭到搜查。经事后检查，录音笔中的录音、相机中的部分照片、手机中的短信、照片和视频都被删除。
这些不明身份者还要求卫毅按他们的口授，写一份“情况说明”，以此作为交还录音笔等物品的条件。由于场面混乱，卫毅已无法记起“情况说明”的所有内容，但他记得，这些人强迫他承认：采访没有征得张明瑶家人的同意，没有出示相关证件，没有经相关部门的同意，并保证以后不再来此地采访。
此后，经卫毅反复交涉，对方才归还相关物品。此时，当地警方开着两辆警车赶到现场，车上的民警分别对卫毅和孔璞做了询问笔录。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两个记者多处受伤。其中，《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的颈部、手腕处留下多处抓痕，左手中指甲翻起流血；《新京报》女记者孔璞的手腕处也有多处抓痕。
事件发生后，《财经》记者曾就此事问野三关镇纪委书记涂启东。涂表示，当地警方正在调查此事，自己并不清楚相关进展。对于阻拦记者采访的不明身份者，涂启东说：“那些人可能只是老百姓。”
据《财经》记者了解，5月28日下午，《中国新闻周刊》一个记者在前往木龙垭村采访邓玉娇的外婆和外公时，在村外公路上遭到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阻拦，但双方并未发生冲突。那名记者后被当地官员“送”上一辆开往武汉的客车。■
来源：http://www.caijing.com.cn/2009-05-29/110172844.html
2009年5月29日星期五
日知录（153）被关停网站告赢封网执行者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发自广州 2009-05-28
"北京学者胡星斗的个人网站因为发表“加强新闻监督的建议书”等内容被查封，他把具体执行查封命令的网站服务商新网公司告上了法庭，一审在北京大兴区法院胜诉。"
" 这一判决被舆论认为维护了网民的合法言论权，亦是对网络法治化的促进。"
“就法论法”的诉讼
胡星斗第一时间叫停了网友的签名活动，“我就是就法论法，不让它变成政治事件、群体性事件”。
5月20日，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法官赵玉东作出了一份或将创造历史的民事判决：北京学者胡星斗因网站被封，告服务商北京新网公司胜诉。
胡星斗和其代理人张星水未敢想过如此结局。起诉前他们料定：要么不受理，要么败诉。张星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他从业数年来最罕见的一次胜诉，“因为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民事官司”。
被封网站是胡星斗的个人网站，挂靠在提供服务器支持的新网公司。今年3月，他突然接到新网公司邮件，称其网站“存在非法信息”，强行予以关闭。对方称是奉当地相关部门之命封网。原因是胡星斗所写的、“加强新闻监督的建议书”和“西门子贿赂中国官员”等旧文。
胡星斗当即决定打官司：告新网。他和新网有合同约定，网站上如出现法律不允许的信息，新网应该通知胡更正，在其拒不更正的情况下才能封网。当晚，胡星斗把打官司的想法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国内多位法律界专家和维权人士。他的想法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其中35人答应加入他的律师专家团，有过此类诉讼经验的律师张星水、民间维权人士汪海洋更表示愿免费为其代理此案。胡星斗同时在网上发布文章，得到了网民的强烈支持。
胡星斗知道这起官司的个中利害，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第一时间叫停了网友的签名活动，“我就是就法论法，不让它变成群体性事件”。
但“就法论法”，官司第一步就遇到障碍：告苏州网监没有证据。张星水说，苏州网监通过何种方式下达封网命令，缺乏直接证据，“如果硬把它拉进来当被告，可能法院一看到材料就不受理了”。经过协商，最后改变诉讼策略：只告新网违反合同约定随意封网，“就打普通民事官司。”胡星斗说。
法院受理原告大感意外
根据经验，类似案件以不受理为原则，这回不但受理了，还如此之爽快。
4月2日，张星水到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递诉状时明显感到这起民事官司不普通。立案庭的法官看了材料后，没有当即决定受理，告知将详细审查材料后再作决定。一周后，法院通知胡星斗、张星水，让他们从海淀法院撤诉，到被告所在地的大兴法院起诉。据张星水介绍，事实上，根据民事诉讼管辖相关规定，合同签订地海淀区法院也可受理。
张星水转战大兴区法院红星法庭。接收起诉材料的法官没有在第一时间决定受理。他找来了另外一位法官、也是后来该案的主审法官赵玉东商量，赵玉东看过材料后，决定受理此案。“前后就一个多小时。”张星水说，根据他的执业经验，类似案件以不受理为原则。这回不但受理了，还如此之爽快，让他大感意外。
同样让人感到意外的还有被告新网公司的表现。从事发到开庭审理、判决，该公司一直没有派代表露面。据胡星斗说，事发后，对方一直寻求与他和解，称给多少钱都可以。就是在5月12日开庭前十分钟，红星法庭书记员打电话给该公司有关人员催他们过来开庭时，对方还在电话中要求与胡星斗和解。除此之外，他们就是不露面。
这让胡星斗两位代理人张星水、汪海洋失望。汪说，被告缺席，让他感觉一记重拳打在棉花上，没劲。他们甚至在法庭上说，起诉新网背后有更大的想法：他们预期新网为了撇清责任，会在法庭上说出指令他们封网的内情，这样一来就可以在法庭上拿到起诉有关部门的证据。
原告的“阴谋”没有得逞。张星水说，新网公司似有难言之隐，宁愿自己背负责任代人受过，也决不出庭。
学者期待 “将个案的公正上升到普遍的公正”
一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民事判决，客观上维护了网络的言论自由——判决结果一出即获多方好评。
主审法官赵玉东的专业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告的遗憾。在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情况下，赵玉东决定缺席审判。我国法律虽对此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遇到被告缺席时，法官往往不是劝原告撤诉就是判其败诉。敢于缺席开庭缺席下判的法官并非主流。
张星水表示，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缺席审判环节最体现法官的专业水准和对法治精神的体认。法官赵玉东给了他太多惊喜：他代理过的类似案件，法院常在受理阶段就以“主体不适格”或者笼统的“不符合法院受理案条件”一拒了之，前几年的李健“公民维权网”被封就属此例。“就是受理了，往往也会被驳回起诉无疾而终。”张星水说，“就是开庭了，也是败诉；没想到这次不仅开庭了，还缺席审判，还是胜诉！”大兴法院对此案的处理，大大超出了张星水以往代理“敏感”案件的经验范围。
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了赵玉东法官，他坦承看过当事人（胡星斗）在网上对此案结果的评价，但他以“案件还处在上诉期，不便发表看法”婉拒了采访。
一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民事判决，客观上维护了网络的言论自由——判决结果一出即获多方好评。有学者说，此案传递了很多复杂的信息，有些甚至是混乱的，但他乐见司法在此间的积极作用。他说，在很多法院只遵守红头文件不守民事诉讼法、将本应由法院审理的案件拒之门外时，大兴区法院的表现令人赞赏。他期望此案警醒网络公司更忠诚于自己的客户，努力开拓言论空间。更期待司法界能通过某种方式对类似案件确立普遍适用的规则，将个案的公正上升到普遍的公正。
如果新网公司说法属实，苏州网监通过一个行政命令打了胡星斗一拳，那胡星斗通过与新网的“普通”民事官司回敬了它一掌。胡星斗表示，自己通过告赢新网给了对方一击，对促进网络法治化的部分初衷已达到，是否进一步对苏州网监提起行政诉讼，目前尚未决定，“可能会象征性递一下起诉书。”胡星斗说。
来源：http://www.infzm.com/content/29150
"北京学者胡星斗的个人网站因为发表“加强新闻监督的建议书”等内容被查封，他把具体执行查封命令的网站服务商新网公司告上了法庭，一审在北京大兴区法院胜诉。"
" 这一判决被舆论认为维护了网民的合法言论权，亦是对网络法治化的促进。"
“就法论法”的诉讼
胡星斗第一时间叫停了网友的签名活动，“我就是就法论法，不让它变成政治事件、群体性事件”。
5月20日，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法官赵玉东作出了一份或将创造历史的民事判决：北京学者胡星斗因网站被封，告服务商北京新网公司胜诉。
胡星斗和其代理人张星水未敢想过如此结局。起诉前他们料定：要么不受理，要么败诉。张星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他从业数年来最罕见的一次胜诉，“因为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民事官司”。
被封网站是胡星斗的个人网站，挂靠在提供服务器支持的新网公司。今年3月，他突然接到新网公司邮件，称其网站“存在非法信息”，强行予以关闭。对方称是奉当地相关部门之命封网。原因是胡星斗所写的、“加强新闻监督的建议书”和“西门子贿赂中国官员”等旧文。
胡星斗当即决定打官司：告新网。他和新网有合同约定，网站上如出现法律不允许的信息，新网应该通知胡更正，在其拒不更正的情况下才能封网。当晚，胡星斗把打官司的想法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国内多位法律界专家和维权人士。他的想法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其中35人答应加入他的律师专家团，有过此类诉讼经验的律师张星水、民间维权人士汪海洋更表示愿免费为其代理此案。胡星斗同时在网上发布文章，得到了网民的强烈支持。
胡星斗知道这起官司的个中利害，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第一时间叫停了网友的签名活动，“我就是就法论法，不让它变成群体性事件”。
但“就法论法”，官司第一步就遇到障碍：告苏州网监没有证据。张星水说，苏州网监通过何种方式下达封网命令，缺乏直接证据，“如果硬把它拉进来当被告，可能法院一看到材料就不受理了”。经过协商，最后改变诉讼策略：只告新网违反合同约定随意封网，“就打普通民事官司。”胡星斗说。
法院受理原告大感意外
根据经验，类似案件以不受理为原则，这回不但受理了，还如此之爽快。
4月2日，张星水到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递诉状时明显感到这起民事官司不普通。立案庭的法官看了材料后，没有当即决定受理，告知将详细审查材料后再作决定。一周后，法院通知胡星斗、张星水，让他们从海淀法院撤诉，到被告所在地的大兴法院起诉。据张星水介绍，事实上，根据民事诉讼管辖相关规定，合同签订地海淀区法院也可受理。
张星水转战大兴区法院红星法庭。接收起诉材料的法官没有在第一时间决定受理。他找来了另外一位法官、也是后来该案的主审法官赵玉东商量，赵玉东看过材料后，决定受理此案。“前后就一个多小时。”张星水说，根据他的执业经验，类似案件以不受理为原则。这回不但受理了，还如此之爽快，让他大感意外。
同样让人感到意外的还有被告新网公司的表现。从事发到开庭审理、判决，该公司一直没有派代表露面。据胡星斗说，事发后，对方一直寻求与他和解，称给多少钱都可以。就是在5月12日开庭前十分钟，红星法庭书记员打电话给该公司有关人员催他们过来开庭时，对方还在电话中要求与胡星斗和解。除此之外，他们就是不露面。
这让胡星斗两位代理人张星水、汪海洋失望。汪说，被告缺席，让他感觉一记重拳打在棉花上，没劲。他们甚至在法庭上说，起诉新网背后有更大的想法：他们预期新网为了撇清责任，会在法庭上说出指令他们封网的内情，这样一来就可以在法庭上拿到起诉有关部门的证据。
原告的“阴谋”没有得逞。张星水说，新网公司似有难言之隐，宁愿自己背负责任代人受过，也决不出庭。
学者期待 “将个案的公正上升到普遍的公正”
一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民事判决，客观上维护了网络的言论自由——判决结果一出即获多方好评。
主审法官赵玉东的专业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告的遗憾。在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情况下，赵玉东决定缺席审判。我国法律虽对此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遇到被告缺席时，法官往往不是劝原告撤诉就是判其败诉。敢于缺席开庭缺席下判的法官并非主流。
张星水表示，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缺席审判环节最体现法官的专业水准和对法治精神的体认。法官赵玉东给了他太多惊喜：他代理过的类似案件，法院常在受理阶段就以“主体不适格”或者笼统的“不符合法院受理案条件”一拒了之，前几年的李健“公民维权网”被封就属此例。“就是受理了，往往也会被驳回起诉无疾而终。”张星水说，“就是开庭了，也是败诉；没想到这次不仅开庭了，还缺席审判，还是胜诉！”大兴法院对此案的处理，大大超出了张星水以往代理“敏感”案件的经验范围。
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了赵玉东法官，他坦承看过当事人（胡星斗）在网上对此案结果的评价，但他以“案件还处在上诉期，不便发表看法”婉拒了采访。
一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民事判决，客观上维护了网络的言论自由——判决结果一出即获多方好评。有学者说，此案传递了很多复杂的信息，有些甚至是混乱的，但他乐见司法在此间的积极作用。他说，在很多法院只遵守红头文件不守民事诉讼法、将本应由法院审理的案件拒之门外时，大兴区法院的表现令人赞赏。他期望此案警醒网络公司更忠诚于自己的客户，努力开拓言论空间。更期待司法界能通过某种方式对类似案件确立普遍适用的规则，将个案的公正上升到普遍的公正。
如果新网公司说法属实，苏州网监通过一个行政命令打了胡星斗一拳，那胡星斗通过与新网的“普通”民事官司回敬了它一掌。胡星斗表示，自己通过告赢新网给了对方一击，对促进网络法治化的部分初衷已达到，是否进一步对苏州网监提起行政诉讼，目前尚未决定，“可能会象征性递一下起诉书。”胡星斗说。
来源：http://www.infzm.com/content/29150
2009年5月18日星期一
日知录（152）“网络公关”删帖手法大起底
抹新浪搜狐负面报道,单笔万元,删百度谷歌网页,每页2000元
近日，记者对“网络删除”进行了调查，发现“网络删除”又被称作网络公关，已成为一些人的生财之道。其中一家公司仅用一周时间就把客户指定的负面新闻从几家主要网站成功删除。他们一单业务收费高达万元以上。他们的手法，说穿了也不神奇：用投放广告或者其他方式，让发表报道的媒体自己向网站提出删除请求。
网络删除公司每单业务上万元
共佳华盛是一家信息公司，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从事“网络删除”这项工作。它的广告是这样介绍的：快速删除网络负面信息和新闻；快速删除百度快照；快速删除各大论坛负面言论。
该公司负责人刘先生介绍，自公司从事这项业务以来，平均每周接两单业务，每单业务额都在万元以上，效益远比单纯做信息好得多。眼下，刘先生正打算增加人员，扩大规模。
刘先生向记者介绍了公司刚做完的一单业务。
前不久，外地某旅游景点因服务质量问题被媒体曝光，并被多家网站转载。为了消除网上的负面报道，他们找到了共佳华盛。
结果，共佳华盛公司仅用一周的时间，就将有关该景点的负面报道从几家主要网站删除。
一家叫宝龙人的广告公司去年初也开辟了专业删除业务。
该公司负责人李女士介绍，他们的删除业务很不错，今年初到现在已经接了七八单业务，业务金额达到20多万元。他们计划放弃广告业务，将公司变为专业删除公司。
在网上，记者还检索到了多名从事专业删除的个人广告。
其中一名崔先生在很多骂人帖的后面跟帖，称自己可以删除这些不良的帖，为当事人解除烦恼。
记者与崔先生取得联系，他介绍自己是一家网站的网管，对网络非常熟悉，最擅长的就是删除骂人帖。
每帖收费100元一天之内删除
近日，位于保定附近的一家收费站因收费问题，一名女工作人员遭到个别网民的谩骂。
就在这个“骂人帖”出现在网上的同时，专业删除的广告帖也跟着出现了。记者选中一家“专业删除公司”进行了联系。
记者自称是收费站的负责人，希望对方帮助删掉这些“骂人帖”。
对方表示没有问题，并承诺他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删除，价格是一帖100元，不过要先付款后删除，付款方式是通过银行账号打过去。
记者对这样的做法表示怀疑，提出先做一个试验，然后付款50%，全部删除后再付余下的款。
对方称试验可以做，但必须先付款后删除，他强调这是“规矩”。
最后，记者与对方选中一个描述女工作人员长相的帖子做试验，试验的期限为一天。
第二天记者上网查看，发现选中的帖子已经被删除。
删新浪、搜狐内容每笔收费万元
日前，记者以某食品厂的名义，与从事专业删除的北京新路广告公司进行了联系，要求对方删除几大网站中有关该厂的负面报道。
对方称没有问题，随即以电子邮件的形式，给记者发过来一个价格表。
价格表显示，删除新浪、搜狐的内容收费最高，每笔业务收费达万元；其他按不同的级别分别收费（见表格）。
对方要求记者将要删除的内容告诉他，再将企业的营业执照等资质，利用照片的形式发给他。
该人表示，没有必要面谈，一切都可以在网上完成。
记者要求他承诺删除时间，并且说明删除方法。对方承诺收到钱后3天之内就可以删除。至于方法，对方表示是商业机密，不能透露。
删除掌握分寸政府通报不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网络专业删除非常有分寸，并不是什么内容只要给钱就可以删除。
他们一般掌握的原则是：不良网民发的骂人帖给钱就删；负面新闻，只删除媒体批评、曝光等方面的报道和信息。至于被政府部门通报、批评、处理等方面的负面新闻，给多少钱都不接。
记者以某单位的名义，与一家专业删除公司取得联系，希望对方删除网上有关政府部门对本单位做出处理的负面信息，结果遭到专业删除公司的拒绝。
记者提出可以多给钱，对方称：“给多少钱都不行，涉及政府、法律的我们不碰。”
另一家专业删除公司则给记者出主意：向政府部门做出深刻检查，请政府部门与网站联系，要求网站删除就可以了。总之，这类的删除他们不做。
宣称三种方式包括黑客技术
很多专业删除公司都自称能采用多种手段删除网络中的负面信息。
记者发现大约有三种方式：一、覆盖。就是用正面的内容对搜索引擎的前几页进行覆盖；二、删除。就是通过网管或者网监将负面信息删除掉；三、黑客技术。就是利用黑客手段进入有负面信息的站点，对页面进行“优化”。
不过，了解内情的人士表示，这些所谓的手段纯粹是虚假宣传，特别是利用黑客技术进入站点优化页面，简直是不可能。日前，接受采访时百度、谷歌等网站的工作人员介绍，还没有发生利用黑客手段删除网页快照的情况。网站的工作人员表示，无论是普通网站还是搜索网站，黑客是很难进入到后台操作的。如果有人自称可以进入后台操作，肯定是忽悠。
消除负面信息是对媒体公关
北京利友公关的胡先生从事专业删除已经有两年的时间。胡先生告诉记者，所谓专业删除，其实就是公关删除。
胡先生向记者透露，网络上的信息大部分是转载其他媒体的。删除负面信息，必须找到原报道媒体，由该媒体向转载网络提出删除要求，网络才给予删除。他说，公关其实就是对媒体公关。
他介绍，公关公司对媒体公关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动员委托人向媒体投放广告；二是向媒体提供证据，证明报道或发布的负面信息与事实不符，要求媒体马上给予纠正，媒体一旦接受会马上通知网络删除。
胡先生证实，眼下他接触到的网络删除，基本都是采用这种做法，没有其他办法，更没有所谓的黑客手段。
来源：http://press.idoican.com.cn/detail/articles/20090505404A322/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