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国 李剑平
今天，处于“封口费”漩涡中心的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矿上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事发后煤矿基本处于停产整顿状态。不过，这家煤矿原定7月投产的计划，一直没能实现。
“听说调查组还没走，这事儿还没完。每天都在学习培训，各个口都在加强安全教育。”这位工作人员还说，煤矿主要负责人被免职后，“上级调来了新矿长”。事发后，职工们议论纷纷，猜测事态进展，他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今年的奖金要扣了，原因是上级部门要扣发煤矿的奖金。
干河煤矿生产部门负责人毛晓文接听了记者的电话，谨慎地说自己不便表态，建议记者找“发言人”李国良——公司董事会秘书。但截至记者发稿时，这位发言人的电话始终处于无人应答状态。记者还拨打了霍州煤电集团及干河煤矿公司多位负责人的手机，均无人接听。
“无人应答”的不只是矿方，当地许多涉案媒体负责人的手机也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太原某报的一名记者透露：“封口费”事件让行业潜规则大白于天下，必然触及某些单位与个人的利益。前段时间，山西媒体接到“内部通知”，要求不要炒作“封口费”事件。所以“我们这里的记者对此不关心”。
“封口费”现场视频证据的拍摄者、网友“直播山西”说，“没想到会引起中央领导和山西省的高度重视”。他在第一次公布图片时就呼吁要正视“封口费”事件幕后的人物，新闻出版总署通报的结果，印证了他当初的猜测。
“封口费”事件促进新闻队伍净化的同时，也令山西地方媒体正常的广告与发行工作受到一定影响。“一上门营销，别人就会怀疑这是不是‘封口费’”，这让一些山西媒体老总的心情十分复杂。
山西科技报刊总社旗下的《山西科技报》和《科学导报》均有涉案人员，该社社长郝建新听明记者来意，不愿接受采访，只是一再表示：“你找出版局吧。”
山西省新闻出版局今天下午召开了会议。“封口费”事件调查组成员、该局报刊处处长戎小峰和扫黄打非办主任马爱民多次接通中国青年报记者的电话，均说“在开会”，再也没有回音。今晚，记者再次拨通一位负责人电话，对方表示不便发表言论。
听到记者来意，当地一位官员警觉地说：“我是不会给你提供什么新闻的。”
山西省记协主席申存良说，截至今晚，他还不知道最新调查进展。他对记者说，该组织正在等待调查通报，拿到以后将组织认真研究，并就行业自律出台对策。
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冯印谱，是当地罕见的公开针对“封口费”表态的报业老总。他此前通过山西新闻网表示，“封口费”事件让自己感到很耻辱，因为这一事件将被永远地钉在中国新闻行业的耻辱柱上。
他说，这不仅是简单的处罚领取“封口费”记者的问题，更需要深思的是山西媒体业是否需要一次彻底的整顿，从源头上加以整治，从而规范传媒业及从业人员。
这位2007年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指出，除了将那些拿封口费的记者永远逐出新闻界，永久性地剥夺其新闻从业的资格外，我们更应该清醒的意识到，正是没有法律的保护才导致假记者有机会侵蚀这个行业，新闻立法迫在眉睫。新闻立法不仅可以以法律惩罚那些拿封口费的记者，更是给真正的记者以报道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责任，没有自由的尊严，很多时候就对失德缺乏应有的耻辱感，也许新闻业的某些道德失范正源于此。
本报北京11月26日电
2008年11月27日
中国青年报
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08-11-27/072116734283.shtml
2008年11月27日星期四
历史之耻（媒体3.3）山西封口费事件举报者称已经数月未领到工资
本报北京11月26日电(记者李剑平)“我只是做了一名公民应该做的事”。获悉山西省霍宝干河煤矿“封口费”事件处理情况通报，戴骁军平静地说。
作为关键证人之一，他说，这是社会正义胜利的结果，但个人非常寒心，“几个月未领工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山西省以及社会舆论高度关注“封口费”事件，可自己所供职的报社至今没有给出任何信息，也没有发他工资。前不久，单位领导承诺的东西都也石沉大海。
鉴于这些情况，他近期将赴京与西部时报社再沟通一次。像这样的环境与态度，估计在这个单位“呆不下去了”。戴骁军称，自己正面临一次痛苦的抉择。
2008年11月27日
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08-11-27/072116734282.shtml
作为关键证人之一，他说，这是社会正义胜利的结果，但个人非常寒心，“几个月未领工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山西省以及社会舆论高度关注“封口费”事件，可自己所供职的报社至今没有给出任何信息，也没有发他工资。前不久，单位领导承诺的东西都也石沉大海。
鉴于这些情况，他近期将赴京与西部时报社再沟通一次。像这样的环境与态度，估计在这个单位“呆不下去了”。戴骁军称，自己正面临一次痛苦的抉择。
2008年11月27日
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08-11-27/072116734282.shtml
历史之耻（媒体3.2）山西煤矿封口费事件14名媒体相关责任人受罚
本报讯 近日，新闻出版总署对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封口费”事件中有据可查的涉案人员60人给予了处罚通报，其中有4名新闻记者被给予处分，对查实的14名媒体相关责任人分别作了相应处理。
举报者称曾遭恐吓
据了解，对已查实的4名新闻记者的处分是：
《现代消费导报》记者张军利收受1.4万元，报社主管单位山西省社科院免去张军利地市新闻部副主任职务并解聘；退还1.4万元。山西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报社处以警告一次，罚款3万元，吊销张军利记者证的行政处罚。
山西画报杂志社朔州记者站站长徐有收受1000元，杂志社主管单位山西出版集团免去徐有记者站站长职务并解除聘用关系；退还1000元；给予杂志社社长侯天祥警告。山西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杂志社处以警告一次，撤销朔州记者站，吊销徐有记者证的行政处罚。
《山西科技报》副总编张士凯收受1万元，报社主管单位山西科协免去张士凯副总编职务，退还1万元；对总编辑景茂盛行政记过处分。山西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报社处以停业整顿1个月，罚款3万元，吊销张士凯记者证的行政处罚。
《科学导报》记者牛建黎收受1万元，报社主管单位山西科协给予《科学导报》总编辑石宝新行政记过处分；免去广告部主任陈玉爱职务；解聘广告业务员牛建雄，退还1万元。山西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该报社处以警告一次，罚款3万元，吊销牛建黎记者证的行政处罚。
对查实的14名媒体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是：
中国教育电视台《安全现场》栏目制片郭如松、制片主任段民峰以销售光盘形式收受1.92万元。目前，中国教育电视台停播《安全现场》栏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责令栏目制作单位北京巨头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郭如松、段民峰作出处理，退还1.92万元费用。有关部门正在查处《安全现场》栏目非法销售光盘案。
山西广播电视总台公共频道《经济与法》栏目合作人员许朝霞等4人以山西广播电视总台公共频道记者名义收取矿方5万元。目前，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对山西广播电视总台公共频道总监郝刚给予行政免职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负有监管责任的台总编室主任郝卫平给予免职并调离总编室；撤销《经济与法》栏目，退还广告费5万元；有关部门已对栏目制作单位畅通达公司许朝霞等4人予以立案查处。
《现代消费导报》记者张军利、广告业务员樊海斌以收取霍宝干河煤矿宣传费方式收受1.4万元。目前，报社主管单位山西省社科院接受报社执行总编辑郭志勇辞职请求，免去张军利地市新闻部副主任职务并解聘，解聘广告业务员樊海斌，退还1.4万元。
绿色中国杂志社驻山西办事处工作人员王凌飞以收取霍宝干河煤矿会员费方式收受1万元。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绿色中国杂志社作出罚款3万元和停业整顿3个月的行政处罚，责令该社停止违法行为，退还1万元违法所得，并对该社驻山西办事处主任巩文明、王凌飞、岛丽婷、王笑天及相关涉案人员作出相应处理；取缔该社驻山西办事处，责令该社主动注销其他此类办事处。
《山西法制报》临汾发行站发行人员贾志庆以收取霍宝干河煤矿订报费方式收受2000元。目前，报社主管单位山西日报报业集团责令山西法制报社社长关启写出书面检查，解除与贾志庆的聘用关系，免去《山西法制报》临汾发行站站长关顺才职务，退还霍宝干河煤矿2000元。山西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该报处以警告一次并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
《映像》杂志广告业务员马慧明未经单位同意，擅自到霍宝干河煤矿收受3000元。目前，映像杂志社对相关人员作出如下处理：杂志社主持工作的副主编张国田写出书面检查；免去负有领导责任的王云飞社长助理职务；解除与马慧明的聘用关系；退还霍宝干河煤矿宣传费3000元。山西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该杂志处以警告一次的行政处罚。
中国财富杂志社山西办事处聘用人员薛俊亮收受矿方1000元现金。目前，中国财富杂志社山西办事处已开除薛俊亮，退还1000元。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杂志社警告一次，取缔中国财富杂志社山西办事处，责成主管单位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政府法制杂志社通讯员薛光田收取矿方500元。目前，《政府法制》的主管主办单位山西出版集团及杂志社对相关人员作出如下处理：责令杂志社社长李玉忠写出书面检查，给予分管副社长王洪秀警告处分，解除与薛光田的聘用关系，退还霍宝干河煤矿500元。山西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该杂志社处以警告一次的行政处罚。
法制日报社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李娟平与假记者刘小兵合伙以收矿方宣传资料费方式收受3.95万元。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法制日报社警告一次，罚款3万元，撤销山西记者站，责成主管单位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公安机关正在追捕李娟平，刘小兵另案查处。
《企业维权与监管》(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聘用人员陶云收取矿方1.8万元所谓版面费。山西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已吊销《企业维权与监管》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责令退还1.8万元版面费，责成主管单位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宗边诗)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2008年11月26日
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08-11-26/225916731140.shtml
举报者称曾遭恐吓
据了解，对已查实的4名新闻记者的处分是：
《现代消费导报》记者张军利收受1.4万元，报社主管单位山西省社科院免去张军利地市新闻部副主任职务并解聘；退还1.4万元。山西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报社处以警告一次，罚款3万元，吊销张军利记者证的行政处罚。
山西画报杂志社朔州记者站站长徐有收受1000元，杂志社主管单位山西出版集团免去徐有记者站站长职务并解除聘用关系；退还1000元；给予杂志社社长侯天祥警告。山西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杂志社处以警告一次，撤销朔州记者站，吊销徐有记者证的行政处罚。
《山西科技报》副总编张士凯收受1万元，报社主管单位山西科协免去张士凯副总编职务，退还1万元；对总编辑景茂盛行政记过处分。山西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报社处以停业整顿1个月，罚款3万元，吊销张士凯记者证的行政处罚。
《科学导报》记者牛建黎收受1万元，报社主管单位山西科协给予《科学导报》总编辑石宝新行政记过处分；免去广告部主任陈玉爱职务；解聘广告业务员牛建雄，退还1万元。山西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该报社处以警告一次，罚款3万元，吊销牛建黎记者证的行政处罚。
对查实的14名媒体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是：
中国教育电视台《安全现场》栏目制片郭如松、制片主任段民峰以销售光盘形式收受1.92万元。目前，中国教育电视台停播《安全现场》栏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责令栏目制作单位北京巨头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郭如松、段民峰作出处理，退还1.92万元费用。有关部门正在查处《安全现场》栏目非法销售光盘案。
山西广播电视总台公共频道《经济与法》栏目合作人员许朝霞等4人以山西广播电视总台公共频道记者名义收取矿方5万元。目前，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对山西广播电视总台公共频道总监郝刚给予行政免职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负有监管责任的台总编室主任郝卫平给予免职并调离总编室；撤销《经济与法》栏目，退还广告费5万元；有关部门已对栏目制作单位畅通达公司许朝霞等4人予以立案查处。
《现代消费导报》记者张军利、广告业务员樊海斌以收取霍宝干河煤矿宣传费方式收受1.4万元。目前，报社主管单位山西省社科院接受报社执行总编辑郭志勇辞职请求，免去张军利地市新闻部副主任职务并解聘，解聘广告业务员樊海斌，退还1.4万元。
绿色中国杂志社驻山西办事处工作人员王凌飞以收取霍宝干河煤矿会员费方式收受1万元。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绿色中国杂志社作出罚款3万元和停业整顿3个月的行政处罚，责令该社停止违法行为，退还1万元违法所得，并对该社驻山西办事处主任巩文明、王凌飞、岛丽婷、王笑天及相关涉案人员作出相应处理；取缔该社驻山西办事处，责令该社主动注销其他此类办事处。
《山西法制报》临汾发行站发行人员贾志庆以收取霍宝干河煤矿订报费方式收受2000元。目前，报社主管单位山西日报报业集团责令山西法制报社社长关启写出书面检查，解除与贾志庆的聘用关系，免去《山西法制报》临汾发行站站长关顺才职务，退还霍宝干河煤矿2000元。山西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该报处以警告一次并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
《映像》杂志广告业务员马慧明未经单位同意，擅自到霍宝干河煤矿收受3000元。目前，映像杂志社对相关人员作出如下处理：杂志社主持工作的副主编张国田写出书面检查；免去负有领导责任的王云飞社长助理职务；解除与马慧明的聘用关系；退还霍宝干河煤矿宣传费3000元。山西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该杂志处以警告一次的行政处罚。
中国财富杂志社山西办事处聘用人员薛俊亮收受矿方1000元现金。目前，中国财富杂志社山西办事处已开除薛俊亮，退还1000元。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杂志社警告一次，取缔中国财富杂志社山西办事处，责成主管单位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政府法制杂志社通讯员薛光田收取矿方500元。目前，《政府法制》的主管主办单位山西出版集团及杂志社对相关人员作出如下处理：责令杂志社社长李玉忠写出书面检查，给予分管副社长王洪秀警告处分，解除与薛光田的聘用关系，退还霍宝干河煤矿500元。山西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该杂志社处以警告一次的行政处罚。
法制日报社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李娟平与假记者刘小兵合伙以收矿方宣传资料费方式收受3.95万元。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法制日报社警告一次，罚款3万元，撤销山西记者站，责成主管单位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公安机关正在追捕李娟平，刘小兵另案查处。
《企业维权与监管》(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聘用人员陶云收取矿方1.8万元所谓版面费。山西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已吊销《企业维权与监管》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责令退还1.8万元版面费，责成主管单位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宗边诗)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2008年11月26日
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08-11-26/225916731140.shtml
历史之耻（媒体3.1）山西煤矿封口费事件60名涉案人员受处理
本报讯 (记者 杜一娜)记者从新闻出版总署获悉，在“封口费”事件发生后，新闻出版总署、山西省委省政府在中央的指示下及时派出工作组督察处理此案。到目前为止，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封口费”事件中有据可查的涉案人员60人(其中发“封口费”封锁消息、阻挠记者采访者2人，收受“封口费”的记者4人、媒体工作人员26人，假记者28人)。已由有关行政部门、媒体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依法作了处理。涉案金额31.93万元，绝大部分已经追回。
据了解，隐瞒事实真相封锁新闻消息的矿方负责人已被免职。已查实的《现代消费导报》记者张军利、山西画报杂志社朔州记者站站长徐有、《山西科技报》副总编张士凯、《科学导报》记者牛建黎4名新闻记者分别给予了处理。
对查实的14名媒体相关责任人分别作了相应处理，其所在单位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安全现场》、山西广播电视总台公共频道《经济与法》、《现代消费导报》、绿色中国杂志社驻山西办事处、《山西法制报》临汾发行站、映像杂志社、中国财富杂志社山西办事处、政府法制杂志社、法制日报社山西记者站、《企业维权与监管》(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调查还发现，有28名不法分子假冒电视台、报刊社、网站名义到山西霍宝干河煤矿有限公司敲诈勒索，涉案金额15.16万元，现公安等有关部门正在全力侦查，依法进行打击。目前涉案金额较大的假记者刘小兵已被公安机关抓获，刘对其敲诈一事供认不讳，法制日报社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李娟平正被警方追捕。对于其他涉案的假记者，公安等有关部门也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
此外，据霍宝干河煤矿有关人员提供的相关证据，尚有6家媒体的12名工作人员涉案，但身份确定等情况复杂，有关部门正根据线索进一步加强调查和取证工作，查实一个处理一个。
新闻出版总署表示，坚决支持相关新闻媒体主管主办单位和政府行政部门依法依规对查实的媒体和从业人员从严从重进行处罚，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已查实存在问题的涉案人员将全部列入违规违法记者名单，通报全国，禁止进入新闻队伍；对尚未查实的线索，将继续深入调查取证，并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加快侦破，只要案件有线索，将穷追不舍，一查到底；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以强有力的管理坚决维护新闻的公信力和采编人员正常的职业活动。
同时，新闻出版总署要求山西省及全国各地开展一次规范新闻采访秩序“百日”整治活动，严厉打击假报刊、假记者、假记者站、假新闻；全面清理形形色色的新闻派出机构，整顿和撤销一批存在问题的媒体记者站、工作站、办事处、联络处；制定和公布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采访规范，支持新闻记者的合法采访工作，依法保护新闻机构、新闻记者和新闻当事人的正当权益；继续深入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努力提高记者队伍的职业素质、道德素养和自律意识，自觉维护新闻的公信力和新闻记者的良好形象。
“封口费”事件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新闻出版总署希望全国新闻媒体和全国新闻记者要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坚决实行采编人员和广告、发行经营人员两分开，坚决禁止有偿新闻和采编人员以权谋私的不法行为。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加强管理，严格把好进人关，规范采编人员的职务行为，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要不失时机地进行一次普遍的新闻职业道德教育，树立崇高的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抵制各种利益诱惑，决不能让蝇头小利玷污了新闻的公信力和新闻记者良好的社会形象，努力做一个党和人民信得过的新闻工作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贡献力量。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2008年11月26日
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08-11-26/230416731148.shtml
另参见：1. Shanxi Hush Money Scandal
http://english.caijing.com.cn/2008-11-28/110032786.html
财经使用的Hush Money比较形象
2. 山西"封口费事件"涉案记者名单 http://my1510.cn/article.php?216a5460c09b5d52
据了解，隐瞒事实真相封锁新闻消息的矿方负责人已被免职。已查实的《现代消费导报》记者张军利、山西画报杂志社朔州记者站站长徐有、《山西科技报》副总编张士凯、《科学导报》记者牛建黎4名新闻记者分别给予了处理。
对查实的14名媒体相关责任人分别作了相应处理，其所在单位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安全现场》、山西广播电视总台公共频道《经济与法》、《现代消费导报》、绿色中国杂志社驻山西办事处、《山西法制报》临汾发行站、映像杂志社、中国财富杂志社山西办事处、政府法制杂志社、法制日报社山西记者站、《企业维权与监管》(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调查还发现，有28名不法分子假冒电视台、报刊社、网站名义到山西霍宝干河煤矿有限公司敲诈勒索，涉案金额15.16万元，现公安等有关部门正在全力侦查，依法进行打击。目前涉案金额较大的假记者刘小兵已被公安机关抓获，刘对其敲诈一事供认不讳，法制日报社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李娟平正被警方追捕。对于其他涉案的假记者，公安等有关部门也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
此外，据霍宝干河煤矿有关人员提供的相关证据，尚有6家媒体的12名工作人员涉案，但身份确定等情况复杂，有关部门正根据线索进一步加强调查和取证工作，查实一个处理一个。
新闻出版总署表示，坚决支持相关新闻媒体主管主办单位和政府行政部门依法依规对查实的媒体和从业人员从严从重进行处罚，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已查实存在问题的涉案人员将全部列入违规违法记者名单，通报全国，禁止进入新闻队伍；对尚未查实的线索，将继续深入调查取证，并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加快侦破，只要案件有线索，将穷追不舍，一查到底；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以强有力的管理坚决维护新闻的公信力和采编人员正常的职业活动。
同时，新闻出版总署要求山西省及全国各地开展一次规范新闻采访秩序“百日”整治活动，严厉打击假报刊、假记者、假记者站、假新闻；全面清理形形色色的新闻派出机构，整顿和撤销一批存在问题的媒体记者站、工作站、办事处、联络处；制定和公布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采访规范，支持新闻记者的合法采访工作，依法保护新闻机构、新闻记者和新闻当事人的正当权益；继续深入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努力提高记者队伍的职业素质、道德素养和自律意识，自觉维护新闻的公信力和新闻记者的良好形象。
“封口费”事件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新闻出版总署希望全国新闻媒体和全国新闻记者要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坚决实行采编人员和广告、发行经营人员两分开，坚决禁止有偿新闻和采编人员以权谋私的不法行为。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加强管理，严格把好进人关，规范采编人员的职务行为，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要不失时机地进行一次普遍的新闻职业道德教育，树立崇高的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抵制各种利益诱惑，决不能让蝇头小利玷污了新闻的公信力和新闻记者良好的社会形象，努力做一个党和人民信得过的新闻工作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贡献力量。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2008年11月26日
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08-11-26/230416731148.shtml
另参见：1. Shanxi Hush Money Scandal
http://english.caijing.com.cn/2008-11-28/110032786.html
财经使用的Hush Money比较形象
2. 山西"封口费事件"涉案记者名单 http://my1510.cn/article.php?216a5460c09b5d52
2008年11月26日星期三
日知录（15）我们离公民社会有多远？
今天（11月26日）早上的消息，曾制造陕西榆林市府谷县“5·29”特大持枪杀人抢劫案的3名嫌犯张宏怀、彭德华、赵国强，25日被警方押解回陕西榆林市府谷县。下午1时30分，3名疑犯先被顺道押往府谷县新民镇，进行了短暂的“亮相”。当地不少企业打出“欢迎专案组凯旋”的牌匾，行进在拥挤不堪的人流中，有的群众燃放起鞭炮，甚至还有群众自发组织锣鼓、秧歌队来庆贺大案告破。
图片及来源：
1.http://bbs.news.163.com/bbs/shishi/107190323.html
2.陕西府谷县押解3杀人抢劫嫌犯引万人围观http://news.163.com/08/1126/06/4RLFD4B10001124J.html
图片及来源：
1.http://bbs.news.163.com/bbs/shishi/107190323.html
2.陕西府谷县押解3杀人抢劫嫌犯引万人围观http://news.163.com/08/1126/06/4RLFD4B10001124J.html
2008年11月24日星期一
日知录（14）难以采访的大学生
记者手记·杨万国
2008-11-22 来源： 新京报
一个事实似乎在同行中获得共识，大学生不好采访。其实，媒体不厌其烦地去报道一个大学的火灾，不是某些学生认为的仇视这个学校，刻意去曝学校的光。而是希望通过报道引起校方的警视，更换过期的灭火器，加强学生的逃生训练，避免跳楼摔死的悲剧。
记者手记
11月12日，郭广林戴着棒球帽，灰溜溜地出现在天坛公园门口，心事重重的样子。
他是湖北民族学院的代课老师，此前，因为在博客中著文批评学校70周年的校庆，被校方解聘。
随后，该校保卫处干部打电话找郭广林，说有学生要打他，要他到保卫处谈话。郭没敢去。
他逃回了北京。
13日，湖北民族学院研究宪政的博导院长佐证了保卫处干部的说法。他说，不但有学生要打郭广林，还要砸他在校内的店。
这位院长告诉我，有湖北媒体发表了相关文章，“挑起事端，导致学生的不稳定”，“媒体报道由此导致的后果，由媒体自行负责。”
尽管郭广林告诉我，不相信学生会打他，称他的许多学生打电话对他表示支持。但是院长的“大帽子”盖下来，不由得让人遍体生寒。
郭广林承认，也有学生骂他。
我无法去统计支持和骂郭广林的学生比例，也无法核实是不是有学生因为老师批评学校就要砸店，示威。
我试图与学生接触，但是遇到的许多是回避、敌意和仇视。
一个事实似乎在同行中获得共识，大学生不好采访。
所谓的负面新闻是这样。
数日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被学生砍死。数位同行每每接受采访后都沮丧而归。他们遇到的，也同样充满回避、敌意和仇视。
甚至某高校一个小小的火灾，记者去了解基本的事实，要获得学生的配合也非易事。
其实我们许多人都是从大学校园走出来的“过来人”。
2001年，我的母校被媒体爆出了“大学生洗鸳鸯浴”。据称，消息迅速被媒体广为传播。那时，我是刚入校不久的新人。懵懂中只发现全校高度紧张，逢人必谈。一些老师愤慨激扬，厉声谴责媒体虚假报道，记者无良，别有用心。
数日后，学校记者团的例会上，几位师兄开展了争论。一位师兄说，媒体报道没什么，校园里洗鸳鸯浴的大学生多得是，不应该纠缠于媒体行文细节的纰漏而上纲上线。
这句话让我记忆犹新。成为我理解媒体与当事人关于异见、宽容和尊重的开端。
事实上，如果时间可以检验一切，许多年后，一所大学对于学生洗鸳鸯浴的惶恐，是否将成为一个笑话？
媒体是公众的平台，理所当然也是大学生的平台。正如媒体不厌其烦地去报道一个大学的火灾，她不会是某些学生认为的仇视这个学校，刻意去曝学校的光。而是希望通过报道引起校方的警视，更换过期的灭火器，加强学生的逃生训练。这样才能避免上海商学院宿舍楼失火4个女生跳楼摔死的悲剧。
□杨万国（作者系本报记者）
来源：http://comment.thebeijingnews.com/1108/2008/11-22/008@020313.htm
2008-11-22 来源： 新京报
一个事实似乎在同行中获得共识，大学生不好采访。其实，媒体不厌其烦地去报道一个大学的火灾，不是某些学生认为的仇视这个学校，刻意去曝学校的光。而是希望通过报道引起校方的警视，更换过期的灭火器，加强学生的逃生训练，避免跳楼摔死的悲剧。
记者手记
11月12日，郭广林戴着棒球帽，灰溜溜地出现在天坛公园门口，心事重重的样子。
他是湖北民族学院的代课老师，此前，因为在博客中著文批评学校70周年的校庆，被校方解聘。
随后，该校保卫处干部打电话找郭广林，说有学生要打他，要他到保卫处谈话。郭没敢去。
他逃回了北京。
13日，湖北民族学院研究宪政的博导院长佐证了保卫处干部的说法。他说，不但有学生要打郭广林，还要砸他在校内的店。
这位院长告诉我，有湖北媒体发表了相关文章，“挑起事端，导致学生的不稳定”，“媒体报道由此导致的后果，由媒体自行负责。”
尽管郭广林告诉我，不相信学生会打他，称他的许多学生打电话对他表示支持。但是院长的“大帽子”盖下来，不由得让人遍体生寒。
郭广林承认，也有学生骂他。
我无法去统计支持和骂郭广林的学生比例，也无法核实是不是有学生因为老师批评学校就要砸店，示威。
我试图与学生接触，但是遇到的许多是回避、敌意和仇视。
一个事实似乎在同行中获得共识，大学生不好采访。
所谓的负面新闻是这样。
数日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被学生砍死。数位同行每每接受采访后都沮丧而归。他们遇到的，也同样充满回避、敌意和仇视。
甚至某高校一个小小的火灾，记者去了解基本的事实，要获得学生的配合也非易事。
其实我们许多人都是从大学校园走出来的“过来人”。
2001年，我的母校被媒体爆出了“大学生洗鸳鸯浴”。据称，消息迅速被媒体广为传播。那时，我是刚入校不久的新人。懵懂中只发现全校高度紧张，逢人必谈。一些老师愤慨激扬，厉声谴责媒体虚假报道，记者无良，别有用心。
数日后，学校记者团的例会上，几位师兄开展了争论。一位师兄说，媒体报道没什么，校园里洗鸳鸯浴的大学生多得是，不应该纠缠于媒体行文细节的纰漏而上纲上线。
这句话让我记忆犹新。成为我理解媒体与当事人关于异见、宽容和尊重的开端。
事实上，如果时间可以检验一切，许多年后，一所大学对于学生洗鸳鸯浴的惶恐，是否将成为一个笑话？
媒体是公众的平台，理所当然也是大学生的平台。正如媒体不厌其烦地去报道一个大学的火灾，她不会是某些学生认为的仇视这个学校，刻意去曝学校的光。而是希望通过报道引起校方的警视，更换过期的灭火器，加强学生的逃生训练。这样才能避免上海商学院宿舍楼失火4个女生跳楼摔死的悲剧。
□杨万国（作者系本报记者）
来源：http://comment.thebeijingnews.com/1108/2008/11-22/008@020313.htm
日知录（13）[转贴]内部员工爆南方都市报黑幕
[转贴]内部员工爆南方都市报黑幕：乌鸦永远不懂自己黑
文章提交者：青蓝之间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乌鸦永远不懂自己的黑
——“中国最好的报纸”是这样“办”出来滴！
我也承认，这是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时代！但吊诡的是，不管如何努力，我始终“挤”不进法律的“面前”，而是被迫挣扎在共和国法律的“背后、旁边以及脚底下”那些有阴影的地方，年复一年，总也做不成共和国的“公民”！所以，我的内心总是无比渴望看到诸如“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民主、法治、宪政、责任……”等等普世制度的普照和滋润；所以，《南方都市报》在不经意间就成了我平素的“精神食粮”和“心灵肯德基”！2001年至今，热度不减，直至2007年底，不知不觉、鬼使神差的成了其中的一员，可谓中毒至深……
是的，这是当今中国少有的、不多见的、有主张有骨气的、不媚权的、不怕硬不怕黑的一份报纸，至少我曾经以为它是。曾经爱它，就是因为它每天都洋溢着“民主、法治、宪政、人权、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责任”等“度”人升华的光彩，也不缺人性关怀和人道张扬；曾经爱它，还因为它除了传播重大新闻和民生热点之外，还喊出我等平民百姓的渴望和期盼；它还教人冷静、客观、中肯地思考和评价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更爱它敢于与独裁者抗争、敢于言同行之不敢言和不能言！它给人以顽强掘进、永不妥协的气质，给人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
在我的记忆中，2002年，它曾勇敢地“踢爆”藏匿于深圳特区国贸大厦的骗子公司“B to B 出口贸易公司”；又以不屈不挠的精神追踪报道“孙志刚之死”，直至施行了多年的吃人的“收容遣送制度”被瓦解。从而得以以“责任中国”的姿态挤进了南方报界的前列，并一度引领同行……！一路走来，“敢于揭黑幕”也成了“南都报”的风格之一！直至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夕的2007年12月17日，它又把广州花都区的“正汇服装有限公司”员工问卷造假应付劳资检查一案的细节悉数登报！自是又一番正气凛然的报道！（见当天《南方都市报》A2叠“广州新闻”）……
当我从深莞中等地辗转广州，加入了“南都报”发行团队之后，我曾经以为我终于找到“光明而可靠”的组织了，因而总以十分坚定的信念投入了工作，每天比公鸡起得早，在夜总会的“年轻女工们”收工之时就开工，斗志昂扬、披星戴月、栖风沐雨顶霜冻，不曾言苦！因为我坚信，我每天的工作，决不仅仅是送一份承载着经典新闻和娱乐八卦的报纸，更是在向广大民众分发一份“社会公器”，是向普罗大众传递“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宪政、人权、正义、责任”以及“人性、人道、人文、博爱、自然”等等美好的普世价值观念，是帮助“上帝”向人间赠送催人觉醒的“醒心茶”，是在给人们送传美好的“精神早餐”！……此心天地可鉴，业绩为凭!
然而，三个多月之后，我发现我又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三个多月以来，，《南方都市报》发行部门制度之表现，让我“大吃了好几斤（惊）”，使我终于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做“乌鸦永远不懂自己的黑”这句老话的含义！——这里同样是一个“有组织，无法律”的地方！
第一斤：在“南都报”的日历上，每个月竟然只有三个星期天！——员工每个月只有三天的休假权利！工作满一个月不休息的，只计三天为加班！而按照“法定”的每周“双休”的话，一个月有四个星期，应该说有8天的休息日，应计8天的加班工资！即使打个“五折”也有四天！但我真不明白“南都报”HR部门的“高才生”们为何只计给我们三天？！即便只有三天，每天30块钱也不知是按什么法规计算出来的!我只知道，这是明目张胆的对共和国法律的公然挑战和践踏！我不禁要问，是谁、什么人私吞了我们的加班费？有人贪污么？！这在“南都报”也算是“善待”农民工的“方式方法”之一么？南都报的思想也太过于“解放”了！简直“解”得一丝不挂！披着“人道主义”的皮，行“狼道主义”之实！我算是长见识了——制度在当今中国比法律大啊!
第二斤：在“南都报”高层的眼里，“违宪”也是无所谓的！在收取个人所得税问题上，公然践踏宪法关于“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只行使扣税的权利，却没有履行为员工缴纳“三险金”的义务！不但强行扣税，扣了却连个收据也不给，白条都不打一张！员工要说自己是“纳税人”，没门，死无对证！……总之，计加班费的时候就以最低的“基本工资”计，扣税的时候就连同房租、水电费、油费、车辆维修费、通讯费等根本不属于“收入”的开支都计进“所得”总额，以便能多扣些！为什么同是共和国的法律，南都报的“精英”们却厚此薄彼呢？难道说劳动部门的法律是“前妻”所生，而税务部门的法规就是“二奶爱妾”所生?!要扣钱的时候就心花怒放喜不自禁，要承担责任的事就躲躲闪闪装疯卖傻！实在是“人道”得很！……既然没把我们当“公民”看待，既然连基本的休息日权利都没法给足我们，何必厚着脸皮来收我们的税？！我们容易么？在“基本工资”远低于广州市政府所定的“最低标准”的情况下，我们的收入之所以能越过税基，完全是靠我们在市场上短兵相接冒着生命的风险挣来的，分分都是血汗钱！我们在跑单时，不但要躲避交通警，还要防随时随地闪出来抢车的派出所“土匪警”和治安员！我们容易么？……
而我的税务在农村已经完成了，凭什么在城市还要被扣税？我凭什么要交“个税”？当我一家老小感冒、生病、打针吃药要住院的时候，当我失业或出意外的时候，扣我税者会过问么?想也无凭!一切还得自掏腰包！凭什么野蛮扣我的血汗钱？
第三斤：押金收取（“南都报”内部自称“预收报款”）的额度完全离谱！——如果说刚入职的新员工收400元尚算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再加扣25天的工资以及每月再另扣200元直至扣足2000元，工作满10个月的员工，押金就超过三千元人民币！这就有点无法无天了，甚至连“谱”都不靠！这比珠宝首饰企业的还要高出好几倍！有那么金贵的报纸吗？犯得着押三千多块钱吗？且遑论它这样收取是否合法！仅是于情于理就已经说不过去！倘若不是身在其中，打死我也不会相信！
第四斤：新员工要想穿工衣（南都报的广告衫），得自己掏钱“购买”！且不说员工每天穿着工衣满大街的帮“南都报”做“形象广告”是免费的，即连对自己花钱所买的工衣竟也没有“产权”！——离职时必须无偿献出！这我就看不懂了，我文化不高，我确实搞不清“南都报”这么“卖”工衣，到底是“租”还是“售”？！而实际上，用高额的押金利息就足够给新员工买工衣了！……当然，这一点在2008年的三月份起，听说即将成为往事。
第五斤：一式两份的试用期劳动合同，“南都报”竟然全执两份！员工无份！新的劳动合同，也是搞的“集体动笔”，速签速决；不允许提问，提前一两天就被站里的领导“提醒”不允许“为难”行政部的“小妹妹”。而2月份签的合同，落款却要写元月一日，以示“守法”！我本以为行政部的知识分子会考虑到我们有些同事年纪偏大，阅读文本有所不便，从而给大家念一遍合同文本之后再问一句“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吗？”，然后再让大家动笔签名的，没想到，原本的一场现代文明契约的签订仪式，竟然在此演变成了一场类似于旧社会卖身契“画押”的形式！实在是可悲！而到本文发出时止，同样是“甲方”执齐两份新《劳动合同》，我没有拿到签了名盖有章的合同。……好在，在签之前我快速浏览了一下，发现竟然是按时计酬！但象我们这样的工作，谁能说清我们一天的工作时间是多少个小时？加任务、派工作是那么的随意！绝无“本职工作”或“职责范围”一说，更没有职责边界可言……
第六斤：一个以“责任中国”标旁的单位，一个意外和风险奇高的发行行业，在它的基层站点竟然连个应急用的“安全药箱”以及相应的救急药品都没有，我不知道“南都报”的精英们视那些每天在外面冲锋陷阵的员工的安全和健康为何物！更不要说设立“员工意外基金”了！亏他们还口口声声说“关心”员工！在这个交通警可以随时在公路上缴车、派出所的“差人”甚至治安员也可以在屋村住宅区里随意抢车的“三千年未有之泰平盛世”里，我们这些送报订报人的工作，可谓险象环生！一个月的艰苦收获，随时随地，转眼即逝！
2008年2月下旬的某天，是一个我死里逃生的日子！在一个90度的掉头大转弯处，由于车忙人杂，更由于思想被迫开小差（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赶去指定的报摊做我本职工作以外的义务劳动——零售报纸，要完成“南都俱全部”的会员收集等等），我终于出了交通事故！……在那等待救援的两个多小时里，我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做“度日如年”！那个既担心被交通警拘留，又担心在赔人家钱的同时车也被交通警没收的心情，我没法用文字准确表达！那一瞬间，我今年的春耕春种的投资成了泡影！一个月的汗水终于白流！我只有在心中天天许愿上帝保佑我的一家老小这个月平安无事！……一方有难，八方躲闪，我找不到组织的援助，连安慰都没有！……我终于意识到这是一个“抱着人头吃饭”的工作！然而，即使如此，我依然被迫交税！此时此刻，我心中的恨不亚于秦末人杰张子房的亡国之恨！当然，我不是恨具体的某个人，而是恨！
第七斤：偌大的一个单位，会议奇多，且多是“会而不议”！只有“领导”对一线员工的训导，没有互动；“上智下愚”的“王朝及文革思维遗风”在此阴魂不散！仿佛员工都是三岁小孩，一切得由“大人”来安排；每周连周末周日都不“休会”，天天说着一些“正确的废话”来浪费员工的业务时间！没完成任务、业务跟不上进度的要天天点名、开会，完成任务的也要“倍太子受罪”，好员工总是受到“连挫”，总是要替懒惰和不自觉者“擦屁股”！……“上情下达”不过夜，“下情上传”却遥遥无期！员工之间也没有业务交流，市场信息封闭，各自为政；当投征的遇到要做批发零售的，或者遇到要做广告的主儿，又或者当做广告的业务员遇到要订报的主儿，内部之间没有互通有无资源共享，我至今不知如何接洽那些找我要批发报纸来搞零售的客户。
“游戏规则”是如此的漏洞百出，连“保留单”制度都重度欠缺！……而一线“优秀员工”的评选工作，更由一年到头都没见一线员工两次面的行政部人员来定！盲人摸象下结论的错误在此竟也大行其道！奇异！……
而在入职的时候，我是被告知“默认”加入了“工会”的，于是我曾想到过找“工会”帮助论理。可是，我的“会费”虽然被扣了，至今我却不知道“工会”在何处发“春梦”，不知其负责人是谁，以及怎么联系！没有人告诉我，问上司和其他同事都无从对答！“工会”？该不会是只拿工资从不集会的“宫会”吧？早知如此，我加入“母会”好过！……绝望之际，只好上网…… 当然，有人可能会问，“南都报”有几千投征人员，为什么就你一个人对此有异议？我的解释是：一、决不是没有人提过，而是所有的异议都在基层即被“屏蔽”了，毕竟，会上网且有闲并舍得花钱的投征人员不多，更多人选择默默地离开，而我则是条“漏网之鱼”；二、“南都报”在招兵买马时就有“只招绝对服从的奴才”的“暗扛”筛选，毕竟现在还是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多数人为了饭碗，还是会选择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的！而我仍旧是条“漏网之鱼”。事情就这么简单。
知法犯法者，还有脸皮去揭人黑幕，还有脸面去大谈“公平、正义、法治、宪政、人权、自由、平等、责任”一类的话题，还有脸皮去劝人遵纪守法！还好意思去监督政府与社会团体！真是神了……试问，这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无耻的么？……难道认为我们农民工没有“协商谈判能力”、没有“参政议政能力”就可以对我们胡来么？就可以随意支配我们的生命么？！别忘了，中国的历史车轮都是些什么人来推动！……
我看不到自称“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自觉性所在！（当然，油滑的文人可能会说，我们现在办的还不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我们是“要办”中国最好的报纸，“正在办”但还没有办成。这说法也是成立的。）也看不到知识分子们的半点守法自觉性！而所谓的“十年启蒙”，所谓的“公民社会”的兴起云云，不过是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为了卖钱说着玩玩而已。在现实层面，从《南方都市报》的内部窥视全中国大陆的“公民权利”意识，其实“万里长征”都还没有跨出第一步!!还整天奢谈什么“法治社会”？天上会掉馅饼啊！…… 我惊叹于南都报“知识分子”们的不自觉与狡诈伎俩，更惊叹于这一群艰苦劳动却只知沉默、成为纵容违法的帮凶还不自知的劳工的麻木！惊叹于如此一个“阳光媒体”，背后竟是由如此一帮懦弱之人支撑着……！而“办中国最好的报纸”，竟然是在违法的基础上“办”出来的！这值得么？这样的“最好”有意义么？……
现在，我每天送出的，感觉不再是一份正气凛然的“社会公器”，而是一纸矫柔做作的连篇鬼话！我仿佛闻到了浓浓的、文人们的迂腐酸臭之味！真的好怀念1951年以前的毛泽东，不但文章写得一级棒，行动能力更是超凡卓越！……站在中国的南海边上，抬头北望，我仿佛看到，当今之中华大地，正有一批知法犯法的知识分子和所谓的精英以及企业家，甚至司法者和立法者以及执法者，在对着几亿穷苦的工人农民大谈“遵纪守法”之事，大谈“诚信之道”！大泼“酸梅汤”；一大群身上有屎的“伪绅士”在向几亿勤劳的劳动者大谈“生理卫生知识”和“洁身自好”之类的常识！……我觉得这已经远远超出“丑陋的中国人”的画面了，已经升级演变成了“无耻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权贵绘”的景象了！……
经此一职，让我体会到，这再一次证明，所谓的“公平、正义、法治、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美好的生活，决不是坐等就可以得来的，更不是靠动动笔、写写文章和提案就可以得来的！除非天上掉馅饼！那些默默工作的工人们，等到的不是最基本的权利，而是欺骗和压榨！……谁说人心都是肉长的？看看那些所谓的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的“三高公民”，其实心无四两肉，他们才是真正的反动虚伪之辈。实在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相关领导是确实失察，还是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确实不得而知……
当然，我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以上言论只代表我个人。至于其他人有没有“想法”，我想只要是个正常的成年人，不必用头脑思考，只需用“二脑”想一想就会知道的。真正“没有想法”的，只有四种人：既得利者、马屁精、神经病人，以及神经病和马屁精两者兼而有之者!……
勤快的双腿，依然没法跑在正确的道路上！我只有回家耕田……
想安慰自己，没有语言；想一笑而过，却提不起心情！
欢迎十天之内作正面回应——应给的加班费到底补还是不补？十天之后，若内部无法求解，部分问题本人将向同行的《广州日报》或《羊城晚报》、《新快报》及相关电视台等请教求解，再不然就请登陆博客http://xieziyu136.blog.163.com，或者多看看各大论坛。真的不希望这种事发展成为2008年的丑闻，从而影响到“南都报”的年度评选名次；更不希望“南都报”十年的光辉形象损于一旦……
来源：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562072
文章提交者：青蓝之间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乌鸦永远不懂自己的黑
——“中国最好的报纸”是这样“办”出来滴！
我也承认，这是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时代！但吊诡的是，不管如何努力，我始终“挤”不进法律的“面前”，而是被迫挣扎在共和国法律的“背后、旁边以及脚底下”那些有阴影的地方，年复一年，总也做不成共和国的“公民”！所以，我的内心总是无比渴望看到诸如“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民主、法治、宪政、责任……”等等普世制度的普照和滋润；所以，《南方都市报》在不经意间就成了我平素的“精神食粮”和“心灵肯德基”！2001年至今，热度不减，直至2007年底，不知不觉、鬼使神差的成了其中的一员，可谓中毒至深……
是的，这是当今中国少有的、不多见的、有主张有骨气的、不媚权的、不怕硬不怕黑的一份报纸，至少我曾经以为它是。曾经爱它，就是因为它每天都洋溢着“民主、法治、宪政、人权、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责任”等“度”人升华的光彩，也不缺人性关怀和人道张扬；曾经爱它，还因为它除了传播重大新闻和民生热点之外，还喊出我等平民百姓的渴望和期盼；它还教人冷静、客观、中肯地思考和评价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更爱它敢于与独裁者抗争、敢于言同行之不敢言和不能言！它给人以顽强掘进、永不妥协的气质，给人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
在我的记忆中，2002年，它曾勇敢地“踢爆”藏匿于深圳特区国贸大厦的骗子公司“B to B 出口贸易公司”；又以不屈不挠的精神追踪报道“孙志刚之死”，直至施行了多年的吃人的“收容遣送制度”被瓦解。从而得以以“责任中国”的姿态挤进了南方报界的前列，并一度引领同行……！一路走来，“敢于揭黑幕”也成了“南都报”的风格之一！直至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夕的2007年12月17日，它又把广州花都区的“正汇服装有限公司”员工问卷造假应付劳资检查一案的细节悉数登报！自是又一番正气凛然的报道！（见当天《南方都市报》A2叠“广州新闻”）……
当我从深莞中等地辗转广州，加入了“南都报”发行团队之后，我曾经以为我终于找到“光明而可靠”的组织了，因而总以十分坚定的信念投入了工作，每天比公鸡起得早，在夜总会的“年轻女工们”收工之时就开工，斗志昂扬、披星戴月、栖风沐雨顶霜冻，不曾言苦！因为我坚信，我每天的工作，决不仅仅是送一份承载着经典新闻和娱乐八卦的报纸，更是在向广大民众分发一份“社会公器”，是向普罗大众传递“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宪政、人权、正义、责任”以及“人性、人道、人文、博爱、自然”等等美好的普世价值观念，是帮助“上帝”向人间赠送催人觉醒的“醒心茶”，是在给人们送传美好的“精神早餐”！……此心天地可鉴，业绩为凭!
然而，三个多月之后，我发现我又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三个多月以来，，《南方都市报》发行部门制度之表现，让我“大吃了好几斤（惊）”，使我终于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做“乌鸦永远不懂自己的黑”这句老话的含义！——这里同样是一个“有组织，无法律”的地方！
第一斤：在“南都报”的日历上，每个月竟然只有三个星期天！——员工每个月只有三天的休假权利！工作满一个月不休息的，只计三天为加班！而按照“法定”的每周“双休”的话，一个月有四个星期，应该说有8天的休息日，应计8天的加班工资！即使打个“五折”也有四天！但我真不明白“南都报”HR部门的“高才生”们为何只计给我们三天？！即便只有三天，每天30块钱也不知是按什么法规计算出来的!我只知道，这是明目张胆的对共和国法律的公然挑战和践踏！我不禁要问，是谁、什么人私吞了我们的加班费？有人贪污么？！这在“南都报”也算是“善待”农民工的“方式方法”之一么？南都报的思想也太过于“解放”了！简直“解”得一丝不挂！披着“人道主义”的皮，行“狼道主义”之实！我算是长见识了——制度在当今中国比法律大啊!
第二斤：在“南都报”高层的眼里，“违宪”也是无所谓的！在收取个人所得税问题上，公然践踏宪法关于“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只行使扣税的权利，却没有履行为员工缴纳“三险金”的义务！不但强行扣税，扣了却连个收据也不给，白条都不打一张！员工要说自己是“纳税人”，没门，死无对证！……总之，计加班费的时候就以最低的“基本工资”计，扣税的时候就连同房租、水电费、油费、车辆维修费、通讯费等根本不属于“收入”的开支都计进“所得”总额，以便能多扣些！为什么同是共和国的法律，南都报的“精英”们却厚此薄彼呢？难道说劳动部门的法律是“前妻”所生，而税务部门的法规就是“二奶爱妾”所生?!要扣钱的时候就心花怒放喜不自禁，要承担责任的事就躲躲闪闪装疯卖傻！实在是“人道”得很！……既然没把我们当“公民”看待，既然连基本的休息日权利都没法给足我们，何必厚着脸皮来收我们的税？！我们容易么？在“基本工资”远低于广州市政府所定的“最低标准”的情况下，我们的收入之所以能越过税基，完全是靠我们在市场上短兵相接冒着生命的风险挣来的，分分都是血汗钱！我们在跑单时，不但要躲避交通警，还要防随时随地闪出来抢车的派出所“土匪警”和治安员！我们容易么？……
而我的税务在农村已经完成了，凭什么在城市还要被扣税？我凭什么要交“个税”？当我一家老小感冒、生病、打针吃药要住院的时候，当我失业或出意外的时候，扣我税者会过问么?想也无凭!一切还得自掏腰包！凭什么野蛮扣我的血汗钱？
第三斤：押金收取（“南都报”内部自称“预收报款”）的额度完全离谱！——如果说刚入职的新员工收400元尚算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再加扣25天的工资以及每月再另扣200元直至扣足2000元，工作满10个月的员工，押金就超过三千元人民币！这就有点无法无天了，甚至连“谱”都不靠！这比珠宝首饰企业的还要高出好几倍！有那么金贵的报纸吗？犯得着押三千多块钱吗？且遑论它这样收取是否合法！仅是于情于理就已经说不过去！倘若不是身在其中，打死我也不会相信！
第四斤：新员工要想穿工衣（南都报的广告衫），得自己掏钱“购买”！且不说员工每天穿着工衣满大街的帮“南都报”做“形象广告”是免费的，即连对自己花钱所买的工衣竟也没有“产权”！——离职时必须无偿献出！这我就看不懂了，我文化不高，我确实搞不清“南都报”这么“卖”工衣，到底是“租”还是“售”？！而实际上，用高额的押金利息就足够给新员工买工衣了！……当然，这一点在2008年的三月份起，听说即将成为往事。
第五斤：一式两份的试用期劳动合同，“南都报”竟然全执两份！员工无份！新的劳动合同，也是搞的“集体动笔”，速签速决；不允许提问，提前一两天就被站里的领导“提醒”不允许“为难”行政部的“小妹妹”。而2月份签的合同，落款却要写元月一日，以示“守法”！我本以为行政部的知识分子会考虑到我们有些同事年纪偏大，阅读文本有所不便，从而给大家念一遍合同文本之后再问一句“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吗？”，然后再让大家动笔签名的，没想到，原本的一场现代文明契约的签订仪式，竟然在此演变成了一场类似于旧社会卖身契“画押”的形式！实在是可悲！而到本文发出时止，同样是“甲方”执齐两份新《劳动合同》，我没有拿到签了名盖有章的合同。……好在，在签之前我快速浏览了一下，发现竟然是按时计酬！但象我们这样的工作，谁能说清我们一天的工作时间是多少个小时？加任务、派工作是那么的随意！绝无“本职工作”或“职责范围”一说，更没有职责边界可言……
第六斤：一个以“责任中国”标旁的单位，一个意外和风险奇高的发行行业，在它的基层站点竟然连个应急用的“安全药箱”以及相应的救急药品都没有，我不知道“南都报”的精英们视那些每天在外面冲锋陷阵的员工的安全和健康为何物！更不要说设立“员工意外基金”了！亏他们还口口声声说“关心”员工！在这个交通警可以随时在公路上缴车、派出所的“差人”甚至治安员也可以在屋村住宅区里随意抢车的“三千年未有之泰平盛世”里，我们这些送报订报人的工作，可谓险象环生！一个月的艰苦收获，随时随地，转眼即逝！
2008年2月下旬的某天，是一个我死里逃生的日子！在一个90度的掉头大转弯处，由于车忙人杂，更由于思想被迫开小差（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赶去指定的报摊做我本职工作以外的义务劳动——零售报纸，要完成“南都俱全部”的会员收集等等），我终于出了交通事故！……在那等待救援的两个多小时里，我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做“度日如年”！那个既担心被交通警拘留，又担心在赔人家钱的同时车也被交通警没收的心情，我没法用文字准确表达！那一瞬间，我今年的春耕春种的投资成了泡影！一个月的汗水终于白流！我只有在心中天天许愿上帝保佑我的一家老小这个月平安无事！……一方有难，八方躲闪，我找不到组织的援助，连安慰都没有！……我终于意识到这是一个“抱着人头吃饭”的工作！然而，即使如此，我依然被迫交税！此时此刻，我心中的恨不亚于秦末人杰张子房的亡国之恨！当然，我不是恨具体的某个人，而是恨！
第七斤：偌大的一个单位，会议奇多，且多是“会而不议”！只有“领导”对一线员工的训导，没有互动；“上智下愚”的“王朝及文革思维遗风”在此阴魂不散！仿佛员工都是三岁小孩，一切得由“大人”来安排；每周连周末周日都不“休会”，天天说着一些“正确的废话”来浪费员工的业务时间！没完成任务、业务跟不上进度的要天天点名、开会，完成任务的也要“倍太子受罪”，好员工总是受到“连挫”，总是要替懒惰和不自觉者“擦屁股”！……“上情下达”不过夜，“下情上传”却遥遥无期！员工之间也没有业务交流，市场信息封闭，各自为政；当投征的遇到要做批发零售的，或者遇到要做广告的主儿，又或者当做广告的业务员遇到要订报的主儿，内部之间没有互通有无资源共享，我至今不知如何接洽那些找我要批发报纸来搞零售的客户。
“游戏规则”是如此的漏洞百出，连“保留单”制度都重度欠缺！……而一线“优秀员工”的评选工作，更由一年到头都没见一线员工两次面的行政部人员来定！盲人摸象下结论的错误在此竟也大行其道！奇异！……
而在入职的时候，我是被告知“默认”加入了“工会”的，于是我曾想到过找“工会”帮助论理。可是，我的“会费”虽然被扣了，至今我却不知道“工会”在何处发“春梦”，不知其负责人是谁，以及怎么联系！没有人告诉我，问上司和其他同事都无从对答！“工会”？该不会是只拿工资从不集会的“宫会”吧？早知如此，我加入“母会”好过！……绝望之际，只好上网…… 当然，有人可能会问，“南都报”有几千投征人员，为什么就你一个人对此有异议？我的解释是：一、决不是没有人提过，而是所有的异议都在基层即被“屏蔽”了，毕竟，会上网且有闲并舍得花钱的投征人员不多，更多人选择默默地离开，而我则是条“漏网之鱼”；二、“南都报”在招兵买马时就有“只招绝对服从的奴才”的“暗扛”筛选，毕竟现在还是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多数人为了饭碗，还是会选择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的！而我仍旧是条“漏网之鱼”。事情就这么简单。
知法犯法者，还有脸皮去揭人黑幕，还有脸面去大谈“公平、正义、法治、宪政、人权、自由、平等、责任”一类的话题，还有脸皮去劝人遵纪守法！还好意思去监督政府与社会团体！真是神了……试问，这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无耻的么？……难道认为我们农民工没有“协商谈判能力”、没有“参政议政能力”就可以对我们胡来么？就可以随意支配我们的生命么？！别忘了，中国的历史车轮都是些什么人来推动！……
我看不到自称“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自觉性所在！（当然，油滑的文人可能会说，我们现在办的还不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我们是“要办”中国最好的报纸，“正在办”但还没有办成。这说法也是成立的。）也看不到知识分子们的半点守法自觉性！而所谓的“十年启蒙”，所谓的“公民社会”的兴起云云，不过是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为了卖钱说着玩玩而已。在现实层面，从《南方都市报》的内部窥视全中国大陆的“公民权利”意识，其实“万里长征”都还没有跨出第一步!!还整天奢谈什么“法治社会”？天上会掉馅饼啊！…… 我惊叹于南都报“知识分子”们的不自觉与狡诈伎俩，更惊叹于这一群艰苦劳动却只知沉默、成为纵容违法的帮凶还不自知的劳工的麻木！惊叹于如此一个“阳光媒体”，背后竟是由如此一帮懦弱之人支撑着……！而“办中国最好的报纸”，竟然是在违法的基础上“办”出来的！这值得么？这样的“最好”有意义么？……
现在，我每天送出的，感觉不再是一份正气凛然的“社会公器”，而是一纸矫柔做作的连篇鬼话！我仿佛闻到了浓浓的、文人们的迂腐酸臭之味！真的好怀念1951年以前的毛泽东，不但文章写得一级棒，行动能力更是超凡卓越！……站在中国的南海边上，抬头北望，我仿佛看到，当今之中华大地，正有一批知法犯法的知识分子和所谓的精英以及企业家，甚至司法者和立法者以及执法者，在对着几亿穷苦的工人农民大谈“遵纪守法”之事，大谈“诚信之道”！大泼“酸梅汤”；一大群身上有屎的“伪绅士”在向几亿勤劳的劳动者大谈“生理卫生知识”和“洁身自好”之类的常识！……我觉得这已经远远超出“丑陋的中国人”的画面了，已经升级演变成了“无耻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权贵绘”的景象了！……
经此一职，让我体会到，这再一次证明，所谓的“公平、正义、法治、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美好的生活，决不是坐等就可以得来的，更不是靠动动笔、写写文章和提案就可以得来的！除非天上掉馅饼！那些默默工作的工人们，等到的不是最基本的权利，而是欺骗和压榨！……谁说人心都是肉长的？看看那些所谓的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的“三高公民”，其实心无四两肉，他们才是真正的反动虚伪之辈。实在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相关领导是确实失察，还是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确实不得而知……
当然，我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以上言论只代表我个人。至于其他人有没有“想法”，我想只要是个正常的成年人，不必用头脑思考，只需用“二脑”想一想就会知道的。真正“没有想法”的，只有四种人：既得利者、马屁精、神经病人，以及神经病和马屁精两者兼而有之者!……
勤快的双腿，依然没法跑在正确的道路上！我只有回家耕田……
想安慰自己，没有语言；想一笑而过，却提不起心情！
欢迎十天之内作正面回应——应给的加班费到底补还是不补？十天之后，若内部无法求解，部分问题本人将向同行的《广州日报》或《羊城晚报》、《新快报》及相关电视台等请教求解，再不然就请登陆博客http://xieziyu136.blog.163.com，或者多看看各大论坛。真的不希望这种事发展成为2008年的丑闻，从而影响到“南都报”的年度评选名次；更不希望“南都报”十年的光辉形象损于一旦……
来源：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562072
日知录（12）一个北京记者的牢狱之灾
2008-11-21
南都周刊编辑:陈宇 主笔石扉客 北京 上海 报道
北京记者傅桦的42年人生，2007年6月15日是一道分界线。
此前，这位身为产经新闻部主任的某财经日报中层领导，每天要做的事就是策划选题，分派记者，承担重要采访任务，出席各类报社安排的活动。
此后，因为2年前的两篇报道，他从该报北京分社的办公楼下被带到千里之外的长春市看守所，度过了刻骨铭心的28天，历经侦诉审三次取保候审期限的漫长煎熬，至今仍以待罪之身等待法院随时可能到来的审判。
这个1993年辞掉四川某地中级法院法官职位到京发展的前法官，这个在新闻界打拼了整整13年的老记者，这个无意中卷入了一场官场争斗的中年男人，丢掉了体面的职位和多年累积的业内声誉，在悔恨和恐惧、愤怒和屈辱中，度日如年。
我开始以为是被绑架了
那一天，傅桦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一年来，他始终难以摆脱那种惊恐和屈辱的体验。
2007年6月15日上午10点，傅桦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吉林警方。“他们没有通过报社，直接在办公室楼下给我打电话，说你今天没有上班啊？我说我在家里写个稿子。他们说上次有些材料我们想请你签个字，请你一定过来一下，如果你来不了的话我们去接你？”
此前，吉林警方已到报社和傅桦接触过一次，所以刚到报社楼下，傅就看到有认识的便衣警察跟他打招呼。“他说你别上去了，直接跟我们走吧！我说那还是上去坐坐吧，我跟报社领导汇报一下。他说你跟我们走吧，我说到哪里？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我一听就有点犯嘀咕了，这时候就从旁边一辆深色面包车上下来一个人，直接过来说废什么话，赶紧跟我们走，一把抓住我塞进车里。”傅桦回忆。
“我开始以为是绑架！”惊慌的傅桦大叫了一声“抢劫！”恰是这声呼救，让报社保安看到并记住了面包车的牌照。而这时傅桦已被“教育”后蹲在汽车里，400度的近视眼镜已经不见，他用眼角余光观察车窗外景色，似乎是往郊区开。
“这个时候有个特别感动的细节，从我被抓上去后大概过了5分钟，就听我的手机在响。手机已被他们收走，但那个时候我知道这是报社在发信号，一定是报社在呼唤你，当时我心里边已经觉得没问题了，报社没有放弃。”
“这个时候听到他们司机接到一个电话，两个警察说北京市局打来的，原来我这一嗓子把110给惊动了。110打电话查询，发现是公安办案就放过去了。我心里当时也就踏实了，第一不是绑架，第二报社既然已经报警，肯定知道我出事了。”
带走傅桦的四名警察，是吉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的张海涛、李贵胜，吉林民航公安局的白启、陶立民。吉林民航机场属于首都机场集团旗下公司，警察的面包车于是直接开到了首都机场，办案人员在机场公安局借了一间办公室，对傅桦进行了一场临时审讯。
审讯结束后，警察给未带身份证的傅桦办了张临时身份证，随后他被办案人员带上飞机，连夜飞往长春。傅桦相信，当时自己脸上的伤痕在这张临时身份证照片上能找到。
到达吉林省公安厅办公大楼时已是当天晚上。这是傅桦第二次到长春，上一次是在2005年，那时他是某财经日报的记者。
你是假人。你知道这个假人的概念吗？你不是真人在活，真人在活的时候，哪怕是在地上蹲着擦地的时候你也是真实的。”
傅桦的病历证明及取保候审书。
第一次长春之行
准确地说，傅桦的危机在2005年就已埋下。
这年3月，刚刚跳槽到某财经日报社的傅桦，获得了新东家负责产经部采编的承诺。但这个口头承诺在成为正式任命前，尚需有分量的业绩来支撑，傅桦承认他那时颇为焦灼，总希望尽快拿出能证明自己实力的稿子。
5月，机会终于来了。
傅的一位校友张广涛给他打来电话爆料。张时任吉林民航机场集团副总经理，负责吉林长白山机场建设。但张广涛爆料的是吉林另外一家机场——长春龙家堡机场（现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下同）。该机场的建设负责人是张的顶头上司、吉林民航机场集团董事长张军。在电话里，张广涛坦言他们掌握了知情人的举报，建设中的龙家堡机场存在瑕疵，“问题不少，职工意见很大”。
这是个让傅桦乐见其成的选题。关注航空产业动态是他所在的产经新闻部份内应有之义，何况忝为四川师大北京校友会秘书长，傅桦此前就和这位比他大3岁的副厅级校友打过交道，也表示过试图报道张所负责领域的想法。
张广涛随即委派下属李申前往北京和傅桦联系。李多年前从部队转业到吉林民航机场集团，曾做过张广涛的秘书，时任该集团下属的延边翔宇旅游公司经理，经常往来于长春和北京之间。李申把举报材料面交给傅桦，并坦承自己这位老领导和一把手之间有矛盾，常受到排挤。
拿到举报材料后，傅桦随即向报社北京记者站站长韦某和分管编委翁某汇报，报社领导决定派傅桦和北京站另外一位记者姚春前往。
傅桦并未告诉姚春这个选题背后的玄机。在报社财务预支了5000元出差款后，他再次约李申见面，希望对方提供准确的采访名单。傅桦至今记得那次和李申接触的所有细节。见面后发生的一切，至今令他痛悔不已。
两人在北京的一家茶楼见面后，李申给傅桦提供了可供采访的名单和联系办法，并提出：“你们过去后，我们不方便出面接待，但还是要有一份心意。”
傅桦开始试图拒绝。“我说我们不需要，报社给了5000块。李申说这样吧，我们先补贴5000块，作为接待费用和当地的一些沟通费用，你们自己安排。”傅桦回忆，“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句话是他当时说不好意思，我今天带的不多。他掏了一沓给我，我推脱不掉，就收下了。”3年后，傅桦向本刊记者解释自己收下这笔钱的动机：“我当时想，他不是张（广涛），跟我不认识，如果我老推的话他会有顾虑的，到了那边以后肯定会担心我们不尽力，人都是这么一个心理。”
傅桦回忆，当年6月28日，他和姚春飞赴长春，在龙家堡机场采访了3天。“采访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举报材料所说的问题基本属实，安全问题和其他问题确实比较严重。我们也感觉到了在当地很危险，有无形的力量在跟踪我们。回到北京后，我们补充做了一些采访和核实，写了两篇文章发到编辑部。”傅桦说。
2005年7月14日，这两篇不到3000字的文章经过这家财经日报编辑、编辑部主任、编委、值班总编辑四级审核后发表，题目是：《质量问题安全隐患凸现 龙家堡机场延误交付背后》和《质量安全不能打折扣》。前一篇深度报道是主稿，署名姚春、傅桦，后一篇是辅稿，类似记者手记，署名傅桦。
文章出来后，李申电话傅桦，表示当地已有较大反响，但美中不足的是转载此稿的很多网站不久就撤下了稿件，问傅桦有无办法恢复。傅桦说比较难，因为文章已经撤下，要上就要找关系了。傅桦回忆，李申说“沟通的钱我们来出，你帮帮忙就行”。于是，傅桦表态说“试试”，“帮他们找10家网站，一家1000元打点，他给了我10000元。经过努力，上了五六家，但后来这些稿件再次被撤下来。”
傅桦承认，两篇稿子几上几下，已使他感觉到背后有股力量在拉锯。但傅桦自觉心底踏实，因为他相信稿子本身没问题。事情就这么慢慢过去了，此时的他甚至还在遗憾这个稿子因为从网上撤下，无法参加当年报社内部的评奖。
“这个事情复杂了”
报道发表一个月后的2005年8月16日，长春龙嘉国际机场航站楼通过了吉林省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组织的验收，但这个同意竣工验收的意见上同时载明，“该工程尚存在一些需整改和完善的问题”。
翌年3月，傅桦的产经部主任一职也得到了报社正式发文聘任，年底，傅桦被评为报社先进个人。也恰在这年11月3日，吉林省政府办公厅下发文件，成立吉林长白山机场建设领导小组，张军和张广涛都成为小组成员，但在小组下属的长白山机场建设指挥部里，张广涛成为唯一的指挥长。
表面上看，一切似乎波澜不惊，但此时吉林民航机场集团公司纪委已开始调查李申，不久李申案被移交吉林机场公安局，2006年12月11日，李被吉林机场公安局以职务侵占罪名立案，6天后被刑拘；2007年4月，几经辗转后的李申被送进长春市第二看守所羁押。
一个月后的5月23日，傅桦的校友，李申的老领导、45岁的副厅级干部张广涛，也被吉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刑拘送进这个地方，涉嫌罪名和李申几乎一样——职务侵占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
对一个副厅级干部来说，后一个罪名听起来甚为不可思议。警方指称：4年前的2003年4月，张广涛指使李申等将郝虎臣乘坐的蓝鸟警车四个轮胎扎毁，造成金额为2324元的损失。据称此举亦涉及官场斗争，郝虎臣乃张广涛同事兼领导张军的前任，其时刚从吉林省民航管理局局长位上卸任。
张广涛被刑拘两个月后，他和李申都增加了第三个涉嫌的罪名：向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这个共同的罪名，即和傅桦的上一次长春之行有关。
傅桦被押到长春的当天晚上，审讯人员让他看了张广涛的录像口供。傅桦知道自己已卷入一个比想象中还要复杂得多的漩涡，局面很难有挽回的余地了。
傅桦最后也被送进长春市第二看守所，刑拘决定书上写的是：涉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傅桦回忆，张广涛在被抓前约一个月曾到京和他见过一面，谈起过李申已出事，让傅多加小心。傅听说此事后，心里顿觉不妙，“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复杂了，我不希望卷进去。”
尽管出事前已有让人心惊肉跳的征兆，傅桦还是没有想到，两年前的长春之行，在两年后会让三个人以极其尴尬的身份在同一个看守所里比邻而居。
几天后，傅桦的羁押期限被延长，理由是刑诉法规定的“结伙作案”法定理由。这时他才知道，他这个案子，居然是吉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有组织犯罪侦查队直接办理，也就是说，在警方看来，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涉黑”。
彼时的傅桦更不会知道，就在张广涛来京之时，两年前和傅桦一起去长春采访此事的报社同事姚春，也已经陷身北京市收容教育所。姚春其实早已在2006年5月从该财经日报跳槽到了另外一家报社，2007年3月，因嫖娼被当场抓获，被处劳动教养6个月。
傅桦被命令坐在一张审讯椅上，面对坐在对面高台子上的警察，这位前中级法院法官有几分苦涩，他试图调整自己的角色，又时时陷入梦魇一般的迷惘。
他承认先后收了李申15000元，真正收入囊中的只有5000元，另外10000元是帮对方办事、将见报稿件重新上网的居间费用。但这一数额并不能让办案方满意。于是28天的审讯里，傅桦的口供中，这个数额依次变为15000元、15000（25000）元，最后是40000元。
傅试图辩解，又觉得没有用处，“五千和四万有什么区别吗？这涉及到你认罪态度老不老实的问题!”
“镣铐的嘈杂声”
真正迷惘而又滑稽的日子是在看守所。
傅桦回忆，进去以后的那天晚上，“等到警察走了以后，同监犯人马上过来教育，一顿拳头，我就抱住头蹲在那儿挨揍。后来老大说，别打了，先问问他怎么进来的？于是抱着头走到老大跟前，大概说了一下情况。”
“老大问，那你这个记者以后还能写吗？我说写是能写，但是他们不让我写。‘他们不让你写管什么事儿？我们让你写！我们有什么冤屈你敢不敢写？’我说那如果老大说要写我可以写。‘那行了，都别收拾他了，留在咱们这边可以写写东西了。’于是就不收拾了。”
“我一介书生，因为‘涉黑’进去了，现在居然被黑社会老大救了，这一瞬间我真有一种很滑稽的屈辱。”
开始的恐惧和屈辱感过后，免除了部分皮肉之苦的傅桦，开始习惯和接受这种从未尝试过的新奇体验。牢友们很快就给个子瘦小的傅桦取了个外号“小北京”。这个来自四川的“小北京”暂时无法给大家“书写冤屈”，于是就发挥他乐观幽默的特性，在看守所里摆开了龙门阵。
“天天在里边大家都比较憋闷，我采访那么多事儿，就说说北京，给他们讲讲迎奥运。这个时候才觉得人性的东西在逐渐复苏，意识到你不是一个犯人、不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行货、不是任人宰割的羊，你的大脑和灵魂还是属于自己的。”
甚至干活也是一种权利，走动也是一种权利。“在那里边大家都是坐板，是不能动的，能动就是一种权利、一种享受，所以大家都抢着擦地板。擦地板这活儿牛啊，那简直是幸福啊。所以我出来以后对人生的态度已经改变了，就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幸福的，只有不自由的时候才不是幸福。”
“‘咣铛’一声铁门开启，每一次声音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希望，也是一个绝望。铁门响了，里边就有一个人被召唤出去，但那个人不是你。不断有人被召唤，那个时候被提审都是很幸福的，因为提审你可以到外面空间去啊，回来的时候有人还悄悄地高兴，哎，我今天提审的时候又忽悠了三次烟，这是很值得骄傲的。”傅桦回忆。
“后来我出去提审的时候，我就要了支烟，虽然我不抽，悄悄地塞到口袋里带了回来。那个老大可高兴了，哎不错啊，你还想到咱兄弟们了。那个时候大家是平等的，包括你也是以心比心嘛。老大就说‘小北京’将来还要写东西呢，不能把他饿坏了。”
放风是最大的乐趣。傅桦回忆，有一天出去时看到旁边一个石台阶隐隐约约有字，也不敢吭声，悄悄地转到那边去，那时候没有眼镜，蹲下来仔细一看，是写得非常漂亮的十个字：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啊呀，我那时候就觉得生活真美好呀，头上就有两只燕子。每一次我们出去放风首先第一件事情是看看燕子怎么样了，然后一看燕子回来了又走了，唧唧的那种声音，感觉好像有小燕子了，觉得生活真是很美好。”
到7月份后，傅桦被调押到吉林省看守所，这是个主要羁押官员和经济犯的地方，“四个人一间，每人一张床，有点像那种二星级饭店了”。
更重要的是，转到吉林省看守所没几天，傅桦的眼镜就还给他了，每个人都可以看书。这个四川师范大学88届中文系的毕业生承认，大学期间看过的无数文学书籍，都无法和在这里看的一首诗相比，那是一首吉普伦的诗：
“当人们沉睡在永无可能醒来的梦魇中时，当这种黑暗永无光明的可能的时候，突然，人们纷纷从砸碎镣铐的嘈杂声站起来，微笑着对身边的人说：我的灵魂属于自己！”
“感谢各位领导！”
真正“砸碎镣铐”的嘈杂声，在2007年7月12日到来。那时，傅桦已被羁押了整整28天。
来接他的是报社的党委副书记、副总编和北京分社社长三位领导，以及专程从外地赶来的法律顾问。此前傅桦已经按照办案机关的退赃要求，打电话找朋友借了4万元打到办案机关账户上。款到账的这一天，三位报社领导充当保人，在省看守所为他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但让傅桦和律师不解的是，这笔款最后居然打到了龙嘉机场的账上。
一行人来到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准备打道回京。傅桦再次踏足这个两年前曾来调查和采访的地方，而此番的身份是刚刚获释的犯罪嫌疑人，心里颇不是滋味。他没有想到，一场更尴尬的饭局还在等待着衣衫褴褛的他。
吉林民航机场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军坚持要请报社一行吃饭。傅桦回忆，张军坦承，“请吃这顿饭我就是希望见见你，你要是当时能够见到我，可能情况就不是这个样子。”“说句老实话，本来我也可以追究你的，那些东西对我也造成了伤害，我现在也不追究你了，这个事情过了就过了，你自己好好生活吧。”
按照报社领导的意思，不吭声只低头吃饭的傅桦站起来给对方敬酒，“感谢各位领导”。吃完饭，没有带身份证的傅桦被安排通过机场贵宾通道登机返京，他听到机场分管政法的一位领导说：“你是享受够了这种待遇啊，住的是省看守所，走的是省级领导走的贵宾通道。”
傅桦在看守所写了两封信。一封给2年前同去长春采访的同事姚春，希望向姚春道歉。尽管迄今没有证据表明姚春被劳教和长春之行有直接关系，但傅桦至今觉得此事蹊跷。另一封是给妻子唐瑞，唐是北京一所高校的教师，几次和律师跑到长春营救傅桦未果。
在首都机场看到妻子唐瑞的那一瞬间，傅桦的眼泪差点下来。他强忍平静地走了出来。“我爱人还很有礼节地跟我社长打招呼，还唠唠嗑。”傅桦回忆。回到家时，尚不知情的儿子已经睡了，傅的母亲、一位高校退休教师给他戴上了一块红布，“（她）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觉得她内心承受的那种痛苦比我更甚。”傅桦说。
“第一件事情是赶紧洗个澡，彻底把自己从头到脚洗一遍，然后把一些自己带回来的东西烧掉，希望通过烧可以把那边的记忆完全抹掉。但现在我发现是不可能的，那种记忆永远不可能抹掉，因为它已经长在你的心里了。你可能烧的是种形象，但你的心已经被焚烧了一遍。”
说还是不说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傅桦去医院看伤，X光照片显示，第九根肋骨陈旧性折断。一周后，报社领导约他谈话，问他的想法，他还没来得及回答，一位领导就把他拉到一边，说你这个情况报社有个除名决定，希望能够理解。你这个案子组织间已经达成协议，谁都别再提了，只要过了一年保释期，就没事了。另一位领导提醒傅桦，“你要做好你爱人的工作，不要再折腾了，不要请律师了。”
这份除名决定，报社只印了两份，傅桦明白一切无可挽回，当即表态，非常感谢报社和领导，服从决定。既然决定已经做出，傅表示不想再多说什么，他只希望静静地养好伤，彻底忘掉这个事情，忘掉这28天经历带来的耻辱和恐惧。但对两年前事关龙嘉机场的两篇稿子，他至今坚持报道本身没有问题，采访扎实，有录音和照片为据。
他不知道，早在他出事1年前的2006年2月，吉林省政府就下发文件，决定表彰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建设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龙嘉机场建设有限公司获集体一等奖，吉林省公安厅等单位获集体三等奖，而包括机场建设指挥长张军在内的127人也分别立功受奖。
他也没想到，就在他出来一个月后，报社专门派人赴吉林长春采写了两篇稿子：一篇是特稿《吉林机场六年大变身：迎接东北振兴的“空中机会”》，另一篇则是对张军的专访《如何为龙嘉机场穿上廉政“防水鞋”》。两篇稿子刊发于2007年8月27日，占据了该报特别报道一个整版。
更艰难的事情还在后面。这年10月，赋闲中的傅桦接到北京朝阳区检察院一位检察官的电话，这才知道他的案子还没结束，吉林方面已经移交到北京的检察机关。
他几次找到检察官，想彻底说清楚他记忆中的那个数字，又担心会招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他想起一位办案人员说的：“我不是要你故意说瞎话，但你要考虑清楚，五千和四万有什么大的区别吗？最后都可能是3年以下甚至缓刑。一个省公安厅侦查移交的案子，你又翻供，最后怎么收场？”
“那几天，天天晚上我都在想是说还是不说，这样说还是那样说，天天都在想，每天晚上想。后来我认定了一点，我每天看到我的儿子阳光灿烂地拿回一些好成绩，每天看见我爱人辛辛苦苦地工作，每天看见老人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只要好好活着，就什么都值。那个时候我还正好读到一句话：勇敢的人为了理想而英勇牺牲，成熟的人为了理想屈辱地生存。”
转折点出现在2008年的春天。北京两家都市报同时刊发了一则关于这个案子的消息，其中称，傅桦因收钱报道虚假新闻而被司法部门控制，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这则以北京朝阳区检察院为唯一消息源的消息进一步点明，傅某收了3万元人民币，之后撰写了两篇关于吉林龙家堡机场建设工程存在问题的负面报道。
傅桦如遭雷击，在他看来，这事实上就是媒体审判。于是，他鼓起勇气辞掉了刚找到的一份媒体工作，聘请了律师，决心将全部真相讲出来。妻子唐瑞鼓励他，要把真话说出来。他的律师周泽也给他鼓劲，说要善于克服恐惧。在周泽看来，如果真是仅仅如他所说的15000元，这只是一个纯粹的职业伦理问题。
免于恐惧的等待
2008年7月，李申已由长春市绿园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判决书上载明他的罪名是三个：职务侵占罪、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
同月底，李申的老上级，至今羁押在吉林省厅看守所的张广涛，也已由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向长春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的涉嫌罪名变为四个，分别是贪污、受贿、故意毁坏公私财物和向公司企业人员行贿。
在9月4日首次开庭后，11月19日，张广涛案再次开庭。张广涛的父亲也是民航系统的一位老干部，1994年12月从吉林省民航管理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13年后小儿子会在同样的副厅级位置上出事。
张父承认，以儿子的身份和级别，侦查机关对他采取强制措施，肯定事先已经民航总局领导和吉林省有关领导签字认可。但在他看来，这个历来听话的小儿子不过是牺牲品，“从这些莫须有的涉案金额上来看，这样的干部太少了。”
尚在取保候审中的傅桦，已无暇去顾及这位大他3岁的校友了。已经无业的他，现在每天一有空就去附近的北海公园散步，看着那些老人怡然自得的生活，感觉自己正在一天天老去，而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没有落下——他还在等待法院刑庭的出庭通知。
这个时候，能安慰他的，唯有家庭和亲情。他试图忘掉在28天看守所生活里获得的人生体验，又无法不陷入某种难以言说的焦虑。
“如果你当时做错了，现在继续错下去，那你就无救了。你可能能够把这个事遮掩过去，但在生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假人。你知道这个假人的概念吗？你不是真人在活，真人在活的时候，哪怕是在地上蹲着擦地的时候你也是真实的。”
傅桦最喜欢的歌，从罗大佑的《闪亮的日子》，变成了刘欢的《重新来过》。
“我过去是一个灿烂的、‘做大事’的人。现在我是一个琐碎的人，低下头，从为家人买菜、做饭、洗碗、扫地、开车??一件件小事中获得幸福和快乐。我甚至学会了为他们缝补衣服。我做一点就觉得快乐一点：我还不是一个废人，我还能够为我爱的人做点什么。感谢生活，是从痛苦和灾难中开始的。”
这段日子里，唯一让他开心的是儿子中考顺利，考上了北京最好的高中。而最让他苦恼的，也是如何把自己这个令人羞愧的事情，在开庭前说给尚不知情的儿子听。说轻了，怕孩子不以为然；说重了，又担心孩子恐惧，留下阴影。
“我内心对自己说：一切可以忍受，只要他们健康和快乐，远离恐惧。我又有什么权利让我的亲人再次陷入恐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姚春、唐瑞均为化名）
来源：http://nbweekly.oeeee.com/Print/Article/534,123,6391,0.shtml
南都周刊编辑:陈宇 主笔石扉客 北京 上海 报道
北京记者傅桦的42年人生，2007年6月15日是一道分界线。
此前，这位身为产经新闻部主任的某财经日报中层领导，每天要做的事就是策划选题，分派记者，承担重要采访任务，出席各类报社安排的活动。
此后，因为2年前的两篇报道，他从该报北京分社的办公楼下被带到千里之外的长春市看守所，度过了刻骨铭心的28天，历经侦诉审三次取保候审期限的漫长煎熬，至今仍以待罪之身等待法院随时可能到来的审判。
这个1993年辞掉四川某地中级法院法官职位到京发展的前法官，这个在新闻界打拼了整整13年的老记者，这个无意中卷入了一场官场争斗的中年男人，丢掉了体面的职位和多年累积的业内声誉，在悔恨和恐惧、愤怒和屈辱中，度日如年。
我开始以为是被绑架了
那一天，傅桦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一年来，他始终难以摆脱那种惊恐和屈辱的体验。
2007年6月15日上午10点，傅桦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吉林警方。“他们没有通过报社，直接在办公室楼下给我打电话，说你今天没有上班啊？我说我在家里写个稿子。他们说上次有些材料我们想请你签个字，请你一定过来一下，如果你来不了的话我们去接你？”
此前，吉林警方已到报社和傅桦接触过一次，所以刚到报社楼下，傅就看到有认识的便衣警察跟他打招呼。“他说你别上去了，直接跟我们走吧！我说那还是上去坐坐吧，我跟报社领导汇报一下。他说你跟我们走吧，我说到哪里？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我一听就有点犯嘀咕了，这时候就从旁边一辆深色面包车上下来一个人，直接过来说废什么话，赶紧跟我们走，一把抓住我塞进车里。”傅桦回忆。
“我开始以为是绑架！”惊慌的傅桦大叫了一声“抢劫！”恰是这声呼救，让报社保安看到并记住了面包车的牌照。而这时傅桦已被“教育”后蹲在汽车里，400度的近视眼镜已经不见，他用眼角余光观察车窗外景色，似乎是往郊区开。
“这个时候有个特别感动的细节，从我被抓上去后大概过了5分钟，就听我的手机在响。手机已被他们收走，但那个时候我知道这是报社在发信号，一定是报社在呼唤你，当时我心里边已经觉得没问题了，报社没有放弃。”
“这个时候听到他们司机接到一个电话，两个警察说北京市局打来的，原来我这一嗓子把110给惊动了。110打电话查询，发现是公安办案就放过去了。我心里当时也就踏实了，第一不是绑架，第二报社既然已经报警，肯定知道我出事了。”
带走傅桦的四名警察，是吉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的张海涛、李贵胜，吉林民航公安局的白启、陶立民。吉林民航机场属于首都机场集团旗下公司，警察的面包车于是直接开到了首都机场，办案人员在机场公安局借了一间办公室，对傅桦进行了一场临时审讯。
审讯结束后，警察给未带身份证的傅桦办了张临时身份证，随后他被办案人员带上飞机，连夜飞往长春。傅桦相信，当时自己脸上的伤痕在这张临时身份证照片上能找到。
到达吉林省公安厅办公大楼时已是当天晚上。这是傅桦第二次到长春，上一次是在2005年，那时他是某财经日报的记者。
你是假人。你知道这个假人的概念吗？你不是真人在活，真人在活的时候，哪怕是在地上蹲着擦地的时候你也是真实的。”
傅桦的病历证明及取保候审书。
第一次长春之行
准确地说，傅桦的危机在2005年就已埋下。
这年3月，刚刚跳槽到某财经日报社的傅桦，获得了新东家负责产经部采编的承诺。但这个口头承诺在成为正式任命前，尚需有分量的业绩来支撑，傅桦承认他那时颇为焦灼，总希望尽快拿出能证明自己实力的稿子。
5月，机会终于来了。
傅的一位校友张广涛给他打来电话爆料。张时任吉林民航机场集团副总经理，负责吉林长白山机场建设。但张广涛爆料的是吉林另外一家机场——长春龙家堡机场（现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下同）。该机场的建设负责人是张的顶头上司、吉林民航机场集团董事长张军。在电话里，张广涛坦言他们掌握了知情人的举报，建设中的龙家堡机场存在瑕疵，“问题不少，职工意见很大”。
这是个让傅桦乐见其成的选题。关注航空产业动态是他所在的产经新闻部份内应有之义，何况忝为四川师大北京校友会秘书长，傅桦此前就和这位比他大3岁的副厅级校友打过交道，也表示过试图报道张所负责领域的想法。
张广涛随即委派下属李申前往北京和傅桦联系。李多年前从部队转业到吉林民航机场集团，曾做过张广涛的秘书，时任该集团下属的延边翔宇旅游公司经理，经常往来于长春和北京之间。李申把举报材料面交给傅桦，并坦承自己这位老领导和一把手之间有矛盾，常受到排挤。
拿到举报材料后，傅桦随即向报社北京记者站站长韦某和分管编委翁某汇报，报社领导决定派傅桦和北京站另外一位记者姚春前往。
傅桦并未告诉姚春这个选题背后的玄机。在报社财务预支了5000元出差款后，他再次约李申见面，希望对方提供准确的采访名单。傅桦至今记得那次和李申接触的所有细节。见面后发生的一切，至今令他痛悔不已。
两人在北京的一家茶楼见面后，李申给傅桦提供了可供采访的名单和联系办法，并提出：“你们过去后，我们不方便出面接待，但还是要有一份心意。”
傅桦开始试图拒绝。“我说我们不需要，报社给了5000块。李申说这样吧，我们先补贴5000块，作为接待费用和当地的一些沟通费用，你们自己安排。”傅桦回忆，“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句话是他当时说不好意思，我今天带的不多。他掏了一沓给我，我推脱不掉，就收下了。”3年后，傅桦向本刊记者解释自己收下这笔钱的动机：“我当时想，他不是张（广涛），跟我不认识，如果我老推的话他会有顾虑的，到了那边以后肯定会担心我们不尽力，人都是这么一个心理。”
傅桦回忆，当年6月28日，他和姚春飞赴长春，在龙家堡机场采访了3天。“采访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举报材料所说的问题基本属实，安全问题和其他问题确实比较严重。我们也感觉到了在当地很危险，有无形的力量在跟踪我们。回到北京后，我们补充做了一些采访和核实，写了两篇文章发到编辑部。”傅桦说。
2005年7月14日，这两篇不到3000字的文章经过这家财经日报编辑、编辑部主任、编委、值班总编辑四级审核后发表，题目是：《质量问题安全隐患凸现 龙家堡机场延误交付背后》和《质量安全不能打折扣》。前一篇深度报道是主稿，署名姚春、傅桦，后一篇是辅稿，类似记者手记，署名傅桦。
文章出来后，李申电话傅桦，表示当地已有较大反响，但美中不足的是转载此稿的很多网站不久就撤下了稿件，问傅桦有无办法恢复。傅桦说比较难，因为文章已经撤下，要上就要找关系了。傅桦回忆，李申说“沟通的钱我们来出，你帮帮忙就行”。于是，傅桦表态说“试试”，“帮他们找10家网站，一家1000元打点，他给了我10000元。经过努力，上了五六家，但后来这些稿件再次被撤下来。”
傅桦承认，两篇稿子几上几下，已使他感觉到背后有股力量在拉锯。但傅桦自觉心底踏实，因为他相信稿子本身没问题。事情就这么慢慢过去了，此时的他甚至还在遗憾这个稿子因为从网上撤下，无法参加当年报社内部的评奖。
“这个事情复杂了”
报道发表一个月后的2005年8月16日，长春龙嘉国际机场航站楼通过了吉林省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组织的验收，但这个同意竣工验收的意见上同时载明，“该工程尚存在一些需整改和完善的问题”。
翌年3月，傅桦的产经部主任一职也得到了报社正式发文聘任，年底，傅桦被评为报社先进个人。也恰在这年11月3日，吉林省政府办公厅下发文件，成立吉林长白山机场建设领导小组，张军和张广涛都成为小组成员，但在小组下属的长白山机场建设指挥部里，张广涛成为唯一的指挥长。
表面上看，一切似乎波澜不惊，但此时吉林民航机场集团公司纪委已开始调查李申，不久李申案被移交吉林机场公安局，2006年12月11日，李被吉林机场公安局以职务侵占罪名立案，6天后被刑拘；2007年4月，几经辗转后的李申被送进长春市第二看守所羁押。
一个月后的5月23日，傅桦的校友，李申的老领导、45岁的副厅级干部张广涛，也被吉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刑拘送进这个地方，涉嫌罪名和李申几乎一样——职务侵占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
对一个副厅级干部来说，后一个罪名听起来甚为不可思议。警方指称：4年前的2003年4月，张广涛指使李申等将郝虎臣乘坐的蓝鸟警车四个轮胎扎毁，造成金额为2324元的损失。据称此举亦涉及官场斗争，郝虎臣乃张广涛同事兼领导张军的前任，其时刚从吉林省民航管理局局长位上卸任。
张广涛被刑拘两个月后，他和李申都增加了第三个涉嫌的罪名：向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这个共同的罪名，即和傅桦的上一次长春之行有关。
傅桦被押到长春的当天晚上，审讯人员让他看了张广涛的录像口供。傅桦知道自己已卷入一个比想象中还要复杂得多的漩涡，局面很难有挽回的余地了。
傅桦最后也被送进长春市第二看守所，刑拘决定书上写的是：涉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傅桦回忆，张广涛在被抓前约一个月曾到京和他见过一面，谈起过李申已出事，让傅多加小心。傅听说此事后，心里顿觉不妙，“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复杂了，我不希望卷进去。”
尽管出事前已有让人心惊肉跳的征兆，傅桦还是没有想到，两年前的长春之行，在两年后会让三个人以极其尴尬的身份在同一个看守所里比邻而居。
几天后，傅桦的羁押期限被延长，理由是刑诉法规定的“结伙作案”法定理由。这时他才知道，他这个案子，居然是吉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有组织犯罪侦查队直接办理，也就是说，在警方看来，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涉黑”。
彼时的傅桦更不会知道，就在张广涛来京之时，两年前和傅桦一起去长春采访此事的报社同事姚春，也已经陷身北京市收容教育所。姚春其实早已在2006年5月从该财经日报跳槽到了另外一家报社，2007年3月，因嫖娼被当场抓获，被处劳动教养6个月。
傅桦被命令坐在一张审讯椅上，面对坐在对面高台子上的警察，这位前中级法院法官有几分苦涩，他试图调整自己的角色，又时时陷入梦魇一般的迷惘。
他承认先后收了李申15000元，真正收入囊中的只有5000元，另外10000元是帮对方办事、将见报稿件重新上网的居间费用。但这一数额并不能让办案方满意。于是28天的审讯里，傅桦的口供中，这个数额依次变为15000元、15000（25000）元，最后是40000元。
傅试图辩解，又觉得没有用处，“五千和四万有什么区别吗？这涉及到你认罪态度老不老实的问题!”
“镣铐的嘈杂声”
真正迷惘而又滑稽的日子是在看守所。
傅桦回忆，进去以后的那天晚上，“等到警察走了以后，同监犯人马上过来教育，一顿拳头，我就抱住头蹲在那儿挨揍。后来老大说，别打了，先问问他怎么进来的？于是抱着头走到老大跟前，大概说了一下情况。”
“老大问，那你这个记者以后还能写吗？我说写是能写，但是他们不让我写。‘他们不让你写管什么事儿？我们让你写！我们有什么冤屈你敢不敢写？’我说那如果老大说要写我可以写。‘那行了，都别收拾他了，留在咱们这边可以写写东西了。’于是就不收拾了。”
“我一介书生，因为‘涉黑’进去了，现在居然被黑社会老大救了，这一瞬间我真有一种很滑稽的屈辱。”
开始的恐惧和屈辱感过后，免除了部分皮肉之苦的傅桦，开始习惯和接受这种从未尝试过的新奇体验。牢友们很快就给个子瘦小的傅桦取了个外号“小北京”。这个来自四川的“小北京”暂时无法给大家“书写冤屈”，于是就发挥他乐观幽默的特性，在看守所里摆开了龙门阵。
“天天在里边大家都比较憋闷，我采访那么多事儿，就说说北京，给他们讲讲迎奥运。这个时候才觉得人性的东西在逐渐复苏，意识到你不是一个犯人、不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行货、不是任人宰割的羊，你的大脑和灵魂还是属于自己的。”
甚至干活也是一种权利，走动也是一种权利。“在那里边大家都是坐板，是不能动的，能动就是一种权利、一种享受，所以大家都抢着擦地板。擦地板这活儿牛啊，那简直是幸福啊。所以我出来以后对人生的态度已经改变了，就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幸福的，只有不自由的时候才不是幸福。”
“‘咣铛’一声铁门开启，每一次声音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希望，也是一个绝望。铁门响了，里边就有一个人被召唤出去，但那个人不是你。不断有人被召唤，那个时候被提审都是很幸福的，因为提审你可以到外面空间去啊，回来的时候有人还悄悄地高兴，哎，我今天提审的时候又忽悠了三次烟，这是很值得骄傲的。”傅桦回忆。
“后来我出去提审的时候，我就要了支烟，虽然我不抽，悄悄地塞到口袋里带了回来。那个老大可高兴了，哎不错啊，你还想到咱兄弟们了。那个时候大家是平等的，包括你也是以心比心嘛。老大就说‘小北京’将来还要写东西呢，不能把他饿坏了。”
放风是最大的乐趣。傅桦回忆，有一天出去时看到旁边一个石台阶隐隐约约有字，也不敢吭声，悄悄地转到那边去，那时候没有眼镜，蹲下来仔细一看，是写得非常漂亮的十个字：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啊呀，我那时候就觉得生活真美好呀，头上就有两只燕子。每一次我们出去放风首先第一件事情是看看燕子怎么样了，然后一看燕子回来了又走了，唧唧的那种声音，感觉好像有小燕子了，觉得生活真是很美好。”
到7月份后，傅桦被调押到吉林省看守所，这是个主要羁押官员和经济犯的地方，“四个人一间，每人一张床，有点像那种二星级饭店了”。
更重要的是，转到吉林省看守所没几天，傅桦的眼镜就还给他了，每个人都可以看书。这个四川师范大学88届中文系的毕业生承认，大学期间看过的无数文学书籍，都无法和在这里看的一首诗相比，那是一首吉普伦的诗：
“当人们沉睡在永无可能醒来的梦魇中时，当这种黑暗永无光明的可能的时候，突然，人们纷纷从砸碎镣铐的嘈杂声站起来，微笑着对身边的人说：我的灵魂属于自己！”
“感谢各位领导！”
真正“砸碎镣铐”的嘈杂声，在2007年7月12日到来。那时，傅桦已被羁押了整整28天。
来接他的是报社的党委副书记、副总编和北京分社社长三位领导，以及专程从外地赶来的法律顾问。此前傅桦已经按照办案机关的退赃要求，打电话找朋友借了4万元打到办案机关账户上。款到账的这一天，三位报社领导充当保人，在省看守所为他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但让傅桦和律师不解的是，这笔款最后居然打到了龙嘉机场的账上。
一行人来到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准备打道回京。傅桦再次踏足这个两年前曾来调查和采访的地方，而此番的身份是刚刚获释的犯罪嫌疑人，心里颇不是滋味。他没有想到，一场更尴尬的饭局还在等待着衣衫褴褛的他。
吉林民航机场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军坚持要请报社一行吃饭。傅桦回忆，张军坦承，“请吃这顿饭我就是希望见见你，你要是当时能够见到我，可能情况就不是这个样子。”“说句老实话，本来我也可以追究你的，那些东西对我也造成了伤害，我现在也不追究你了，这个事情过了就过了，你自己好好生活吧。”
按照报社领导的意思，不吭声只低头吃饭的傅桦站起来给对方敬酒，“感谢各位领导”。吃完饭，没有带身份证的傅桦被安排通过机场贵宾通道登机返京，他听到机场分管政法的一位领导说：“你是享受够了这种待遇啊，住的是省看守所，走的是省级领导走的贵宾通道。”
傅桦在看守所写了两封信。一封给2年前同去长春采访的同事姚春，希望向姚春道歉。尽管迄今没有证据表明姚春被劳教和长春之行有直接关系，但傅桦至今觉得此事蹊跷。另一封是给妻子唐瑞，唐是北京一所高校的教师，几次和律师跑到长春营救傅桦未果。
在首都机场看到妻子唐瑞的那一瞬间，傅桦的眼泪差点下来。他强忍平静地走了出来。“我爱人还很有礼节地跟我社长打招呼，还唠唠嗑。”傅桦回忆。回到家时，尚不知情的儿子已经睡了，傅的母亲、一位高校退休教师给他戴上了一块红布，“（她）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觉得她内心承受的那种痛苦比我更甚。”傅桦说。
“第一件事情是赶紧洗个澡，彻底把自己从头到脚洗一遍，然后把一些自己带回来的东西烧掉，希望通过烧可以把那边的记忆完全抹掉。但现在我发现是不可能的，那种记忆永远不可能抹掉，因为它已经长在你的心里了。你可能烧的是种形象，但你的心已经被焚烧了一遍。”
说还是不说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傅桦去医院看伤，X光照片显示，第九根肋骨陈旧性折断。一周后，报社领导约他谈话，问他的想法，他还没来得及回答，一位领导就把他拉到一边，说你这个情况报社有个除名决定，希望能够理解。你这个案子组织间已经达成协议，谁都别再提了，只要过了一年保释期，就没事了。另一位领导提醒傅桦，“你要做好你爱人的工作，不要再折腾了，不要请律师了。”
这份除名决定，报社只印了两份，傅桦明白一切无可挽回，当即表态，非常感谢报社和领导，服从决定。既然决定已经做出，傅表示不想再多说什么，他只希望静静地养好伤，彻底忘掉这个事情，忘掉这28天经历带来的耻辱和恐惧。但对两年前事关龙嘉机场的两篇稿子，他至今坚持报道本身没有问题，采访扎实，有录音和照片为据。
他不知道，早在他出事1年前的2006年2月，吉林省政府就下发文件，决定表彰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建设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龙嘉机场建设有限公司获集体一等奖，吉林省公安厅等单位获集体三等奖，而包括机场建设指挥长张军在内的127人也分别立功受奖。
他也没想到，就在他出来一个月后，报社专门派人赴吉林长春采写了两篇稿子：一篇是特稿《吉林机场六年大变身：迎接东北振兴的“空中机会”》，另一篇则是对张军的专访《如何为龙嘉机场穿上廉政“防水鞋”》。两篇稿子刊发于2007年8月27日，占据了该报特别报道一个整版。
更艰难的事情还在后面。这年10月，赋闲中的傅桦接到北京朝阳区检察院一位检察官的电话，这才知道他的案子还没结束，吉林方面已经移交到北京的检察机关。
他几次找到检察官，想彻底说清楚他记忆中的那个数字，又担心会招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他想起一位办案人员说的：“我不是要你故意说瞎话，但你要考虑清楚，五千和四万有什么大的区别吗？最后都可能是3年以下甚至缓刑。一个省公安厅侦查移交的案子，你又翻供，最后怎么收场？”
“那几天，天天晚上我都在想是说还是不说，这样说还是那样说，天天都在想，每天晚上想。后来我认定了一点，我每天看到我的儿子阳光灿烂地拿回一些好成绩，每天看见我爱人辛辛苦苦地工作，每天看见老人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只要好好活着，就什么都值。那个时候我还正好读到一句话：勇敢的人为了理想而英勇牺牲，成熟的人为了理想屈辱地生存。”
转折点出现在2008年的春天。北京两家都市报同时刊发了一则关于这个案子的消息，其中称，傅桦因收钱报道虚假新闻而被司法部门控制，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这则以北京朝阳区检察院为唯一消息源的消息进一步点明，傅某收了3万元人民币，之后撰写了两篇关于吉林龙家堡机场建设工程存在问题的负面报道。
傅桦如遭雷击，在他看来，这事实上就是媒体审判。于是，他鼓起勇气辞掉了刚找到的一份媒体工作，聘请了律师，决心将全部真相讲出来。妻子唐瑞鼓励他，要把真话说出来。他的律师周泽也给他鼓劲，说要善于克服恐惧。在周泽看来，如果真是仅仅如他所说的15000元，这只是一个纯粹的职业伦理问题。
免于恐惧的等待
2008年7月，李申已由长春市绿园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判决书上载明他的罪名是三个：职务侵占罪、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
同月底，李申的老上级，至今羁押在吉林省厅看守所的张广涛，也已由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向长春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的涉嫌罪名变为四个，分别是贪污、受贿、故意毁坏公私财物和向公司企业人员行贿。
在9月4日首次开庭后，11月19日，张广涛案再次开庭。张广涛的父亲也是民航系统的一位老干部，1994年12月从吉林省民航管理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13年后小儿子会在同样的副厅级位置上出事。
张父承认，以儿子的身份和级别，侦查机关对他采取强制措施，肯定事先已经民航总局领导和吉林省有关领导签字认可。但在他看来，这个历来听话的小儿子不过是牺牲品，“从这些莫须有的涉案金额上来看，这样的干部太少了。”
尚在取保候审中的傅桦，已无暇去顾及这位大他3岁的校友了。已经无业的他，现在每天一有空就去附近的北海公园散步，看着那些老人怡然自得的生活，感觉自己正在一天天老去，而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没有落下——他还在等待法院刑庭的出庭通知。
这个时候，能安慰他的，唯有家庭和亲情。他试图忘掉在28天看守所生活里获得的人生体验，又无法不陷入某种难以言说的焦虑。
“如果你当时做错了，现在继续错下去，那你就无救了。你可能能够把这个事遮掩过去，但在生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假人。你知道这个假人的概念吗？你不是真人在活，真人在活的时候，哪怕是在地上蹲着擦地的时候你也是真实的。”
傅桦最喜欢的歌，从罗大佑的《闪亮的日子》，变成了刘欢的《重新来过》。
“我过去是一个灿烂的、‘做大事’的人。现在我是一个琐碎的人，低下头，从为家人买菜、做饭、洗碗、扫地、开车??一件件小事中获得幸福和快乐。我甚至学会了为他们缝补衣服。我做一点就觉得快乐一点：我还不是一个废人，我还能够为我爱的人做点什么。感谢生活，是从痛苦和灾难中开始的。”
这段日子里，唯一让他开心的是儿子中考顺利，考上了北京最好的高中。而最让他苦恼的，也是如何把自己这个令人羞愧的事情，在开庭前说给尚不知情的儿子听。说轻了，怕孩子不以为然；说重了，又担心孩子恐惧，留下阴影。
“我内心对自己说：一切可以忍受，只要他们健康和快乐，远离恐惧。我又有什么权利让我的亲人再次陷入恐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姚春、唐瑞均为化名）
来源：http://nbweekly.oeeee.com/Print/Article/534,123,6391,0.shtml
2008年11月23日星期日
历史之耻（网络1）百度竞价排名丑闻
CCTV新闻三十分曝光百度竞价排名“虚假信息借网传播 百度竞价排名遭质疑 ”但我们通过百度搜索相应关键词时发现，百度屏蔽了CCTV这一报道，完全没有intitle的搜索结果，或者说只有1+7个结果，而谷歌搜索有近4000个结果，百度明显使用了“新闻公关保护”手段人工删除了搜索结果。
竞价排名究竟是什么，那些虚假药品网站的信息是如何通过它出现在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当中的，竞价排名能否让人公平的获取信息，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网络时代人们经常依赖网络搜索引擎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然而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抱怨说因为百度搜索引擎竞价排名提供的虚假网站或信息上当受骗。
魏英杰：竞价排名之害有甚于虚假广告
央视揭发百度三重“罪”，分别为虚假广告、内部员工帮客户造假，以及存在恶意屏蔽非广告客户网页嫌疑。百度的危机处理，重点针对虚假广告一项表示道歉，而李彦宏致员工公开信中，对恶意屏蔽问题予以否认。有无虚假广告，很难逃得过法眼；是否存在造假及恶意屏蔽网页，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容易搞明白。因此，百度的应对措施，至少看上去颇具策略性。
但我以为，百度的问题不仅在于虚假广告——这当然也是严重问题，更在于竞价排名业务本身。只要对网络广告稍微留意，便可看到虚假医药广告信息可谓无处不在。这不是百度一家的事情，而是所有互联网广告（还包括传统媒体）的共同问题。遏制这类现象，也就不单纯惩罚百度一家平台就能奏效，还涉及对整个行业的监管力度。然而，曾被百度称为首创（其实尚存疑问）、为此险些和Yahoo（中国）大打官司的竞价排名业务，其可能干下的“恶行”，远非虚假广告那般简单。
http://my1510.cn/article.php?6380621746124354
冉云飞：百度是如何伤害公众的？
前不久我写了篇《中国是个互害社会》，还有人不同意。其实一个社会各行各业处于一种互生状态，没有谁能够例外。百度作为新闻审查制度下毫不反抗的跟屁虫和不法商业利益极度的合谋者，它的问题不在于被动的因应，而在于主动的迎合与误导。误导不说，还共同设局，欺骗民众。互联网是个信息场，打着处理信息垃圾的名义，搞那种竞价排名的勾当，实在混淆视听。不管百度怎样地混淆视听，作为互联网消费者的权益必须得到保护。
http://www.bullog.cn/blogs/ranyunfei/archives/218621.aspx
参考资料：
1. 央视对百度竞价排名事件两次报导视频 http://www.cnzz.cc/news/4276.html
竞价排名究竟是什么，那些虚假药品网站的信息是如何通过它出现在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当中的，竞价排名能否让人公平的获取信息，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网络时代人们经常依赖网络搜索引擎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然而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抱怨说因为百度搜索引擎竞价排名提供的虚假网站或信息上当受骗。
魏英杰：竞价排名之害有甚于虚假广告
央视揭发百度三重“罪”，分别为虚假广告、内部员工帮客户造假，以及存在恶意屏蔽非广告客户网页嫌疑。百度的危机处理，重点针对虚假广告一项表示道歉，而李彦宏致员工公开信中，对恶意屏蔽问题予以否认。有无虚假广告，很难逃得过法眼；是否存在造假及恶意屏蔽网页，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容易搞明白。因此，百度的应对措施，至少看上去颇具策略性。
但我以为，百度的问题不仅在于虚假广告——这当然也是严重问题，更在于竞价排名业务本身。只要对网络广告稍微留意，便可看到虚假医药广告信息可谓无处不在。这不是百度一家的事情，而是所有互联网广告（还包括传统媒体）的共同问题。遏制这类现象，也就不单纯惩罚百度一家平台就能奏效，还涉及对整个行业的监管力度。然而，曾被百度称为首创（其实尚存疑问）、为此险些和Yahoo（中国）大打官司的竞价排名业务，其可能干下的“恶行”，远非虚假广告那般简单。
http://my1510.cn/article.php?6380621746124354
冉云飞：百度是如何伤害公众的？
前不久我写了篇《中国是个互害社会》，还有人不同意。其实一个社会各行各业处于一种互生状态，没有谁能够例外。百度作为新闻审查制度下毫不反抗的跟屁虫和不法商业利益极度的合谋者，它的问题不在于被动的因应，而在于主动的迎合与误导。误导不说，还共同设局，欺骗民众。互联网是个信息场，打着处理信息垃圾的名义，搞那种竞价排名的勾当，实在混淆视听。不管百度怎样地混淆视听，作为互联网消费者的权益必须得到保护。
http://www.bullog.cn/blogs/ranyunfei/archives/218621.aspx
参考资料：
1. 央视对百度竞价排名事件两次报导视频 http://www.cnzz.cc/news/4276.html
2008年11月17日星期一
历史之耻（媒体4）《炎黄春秋》专文报道赵紫阳面临整肃
《炎黄春秋》专文报道赵紫阳面临整肃
江迅
《炎黄春秋》杂志刊登八九之后有关赵紫阳的首篇正面报道专文，引起中南海一位前主要领导人不满，要求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主管文化部以年龄为由，要求社长杜导正等一批杂志社领导退休。在今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和明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敏感时期，《炎黄春秋》的命运引起境内外极大关注。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担忧多年的事终于悄悄降临，人们感到了寒意。屡屡发表说真话文章而「为改革鼓与呼」的《炎黄春秋》月刊，日前遭北京当局整肃，此举被政治学者视为「六四事件以来最大的一场封杀媒体的大戏」。
事缘《炎黄春秋》九月号刊登了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孙振的七千字长文《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这是自八九年以来，中国大陆传媒首次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为主要描述对象的专篇正面报道，讲述了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农村基层调查并调整农村政策，获得「要吃粮，找紫阳」美誉的故事。
当下，各地都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程，而再过七个月正是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在这重要而又敏感时期，《炎黄春秋》的命运，正涌动着一股激流，「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事情未来的发展，引起境内外的极大关注。
据悉，孙振的长文九月发表后，当即引起中南海一位前主要领导人的不满，要求中共中央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二十多天后，即十月中旬，文化部着手处理。《炎黄春秋》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主办，研究会是挂靠在文化部的一个社团。文化部欲以《炎黄春秋》的社长、副社长、秘书长、编委年龄过大为借口，更替领导班子。
不过，有人认为，《炎黄春秋》不是官方办的杂志，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没有给一个编制，政府无权限制领导班子的年龄，就好比无法规定民营公司老板的年龄一样。下手处置确实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在当今要求「还权于民」的理念下，文化部迟迟难以作出抉择。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动静，人们以为事情或许淡化了。不料，日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终于传达指令，以年龄为由，要求社长杜导正等一批杂志社领导退下来。
孙振长文的责任编辑是《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年逾八旬的杜导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身体硬朗，一些重大稿件都由他动手修改、最后拍板。
编委、副社长杨继绳说，杜导正是「八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身体」，有读者还加了一句「四十岁的思想」。杜导正始终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退步，也不能激进，而应该有序地、稳固地、逐步地「碎步前进」。作者孙振，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一九四六年十六岁时加入中共，曾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文章开篇说：「改革难，要想在乱时谋改革更难。身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在十年动乱的『文革』后期，心系民生，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政治风险，谋求农村的经济改革。」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需要在省际交流干部，孙振从新华社江苏分社调到四川分社任社长，赵紫阳从广东省委调到四川出任省委书记。于是他俩有了交往。一九七六年，四川「文化革命」的派别争斗依然严重，一次，他随赵紫阳下农村「微服私访」。文章回忆说，赵紫阳每到一地，不准地方党政机关派人迎送，直接步入田间与农民交谈。这次出行共走了十多个县市，零距离感受赵紫阳在那个特殊年代，坚持实事求是、调整农村政策的许多故事。
孙振在文章最后说，「在广大农村改革的早春时节，『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是人民对紫阳的最为美好的赞誉」。
《炎黄春秋》接连刊出关于赵紫阳的文章。二零零七年七月刊登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的《国务院大院的回忆》，是八九年以来首次在公开报刊上正面出现赵的名字。随后，又连续发表了田纪云回忆改革开放的文章《近距离感受邓小平》（零七年十二期），《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零八年一期），《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零八年二期），《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零八年三期），每一篇都提到赵紫阳的名字。于是赵的名字渐渐脱敏。零八年第四期又刊登赵的秘书李树桥的文章《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也肯定了赵的贡献。第九期孙振的文章是第一篇长篇专文。有评论认为，这就是在目前态势下的一种「碎步前进」、「逐步推进」。
二零零九年六月，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炎黄春秋》如此敢于突破，有高层人士担心会引起国人更进一步联想。《炎黄春秋》是中共党内一批老干部主持、聚集的「家」，是当下中国能对宣传部门的宣传口径有所突破的唯一阵地。
二零零八年春夏，中国政坛传出奥运之后媒体宣传政策会收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七月三十一日在中宣部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认为「今年的中国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多事多难，大喜大悲」，从中获得诸多启示，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未来前进道路上，「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更主动出击。
时下，中共体制内已退下高位的一批老干部闻悉《炎黄春秋》面临整肃，纷纷对杂志社作出声援，他们认为对文化部的处置绝对不能让步，「文死谏，武死战」，要「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这不是杜导正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一大批老共产党员发表声音的阵地是否存活」，「这一阵地来之不易，不容被剥夺」。
《炎黄春秋》于九一年创刊，在老将军萧克和张爱萍的支持下，一批中共党内老人白手起家创办，至今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全由自己经营。这些办刊老人不善经营广告，主要靠发行量。《炎黄春秋》的读者几乎都是老干部和老文化人。最初发行量四万多，近年每月都是数百数千增加，如今总发行量已超逾八万册。
二零零八年初，杜导正说：「《炎黄春秋》的二零零八年办刊框架，总的说思想要解放，要有突破，要『大框框守住，小框框放开』，这『大框框』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邓小平理论和科学意义上的三个代表、十七大报告，这些要守住。我们有几个硬性规定，有些问题内部探讨怎么谈都可以，但公开发表就不能碰：多党制不碰，军队国家化不碰，六四事件今年不碰，法轮功不碰，现任的和上一届的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包括他们的家庭和案件不碰。」他认为，政治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当前和今后前进中最核心的问题。中国今后要继续前进，非突破这一条不可。他说：「我提出『碎步前进』的理念，慢慢推进，向前走二十年、三十年，条件成熟了，步子再加大些。我是乐观派，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谁都阻挡不了。我常常说要记住林则徐的那副名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杜导正说：「现在的舆论环境，主流是不错的，当然前进中一定会有波折，他们进一下，退一下，朝左偏一下，朝右偏一下，甚至有时候镇压一下，这很正常。我们杂志的理念是一定要客观，一定要对人对事公平，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认可。」杜导正认为，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往前推进最可行的方案，就是要响应胡锦涛的号召，放宽言路，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然后逐步放开。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有责任，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有更大的责任。
这些年来，在杜导正主持下，《炎黄春秋》发表了引起当局某些高层人士不满的重要文章，大致有五类。除了上述有关赵紫阳的文章外，第二类是关于胡耀邦的文章。
从一九九四年胡去世五周年刊登第一张照片并配小诗起，直到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胡耀邦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前后刊登了三十多篇关于胡耀邦的文章。胡耀邦的名字从和赵紫阳一样敏感到脱敏，最后竟召开纪念会。一九九四年第一篇关于胡耀邦的照片刊登后，当局曾下指令收回该期杂志。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胡的纪念座谈会在十九日召开，此前半个多月发行的《炎黄春秋》十一期杂志，由于发表田纪云、任仲夷等十四位中共老一辈高官的文章《我们心中的胡耀邦》，竟然也被下令禁止发行，引起读者强烈不满。不过，此后关于胡耀邦的文章彻底开禁了。
第三类是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每次中共党代表大会，《炎黄春秋》都会发一篇曾任毛泽东秘书的前电力工业部副部长、中组部前副部长李锐，写给大会的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中共召开十七大，即二零零七年十月发表了他的《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中共十六大，即二零零三年一月，发表了《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此文被《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转发，但报纸被查封。
此类文章在《炎黄春秋》中占有极大比例，二零零八年五月，刊登十一位专家学者笔谈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文章，主题是「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七月发表十六位专家学者笔谈汶川地震，总标题是「汶川地震：以历史进步补偿灾难」，鼓吹开放传媒空间。
第四类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道路的理论探讨。二零零七年二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引起巨大反响。二零零七年六月，发表了谢韬和辛子陵的《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二零零八年二月，发表了曾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此外，还有六月号的杨继绳《集体世袭与权力场》，七月号的辛子陵《合成一个新东西》，八月号的彭迪《普世价值：驻外记者的感想》，十月号的应克复《我看党和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十一月号的吴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等。
第五类文章是以亲身经历的史实，还原敏感而重大的历史事件真相。《炎黄春秋》率先还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一个公道，接着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闻天。《炎黄春秋》众多文章如实记载当年「大跃进」、「大饥荒」、「反右运动」的文章。零八年七月发表金雁的《一月剧变：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重新评价十月革命。在全国媒体闭口不提「文化革命」的现状下，《炎黄春秋》这些年来却一再发表文章描述文革。
十一月七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采访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要依法保护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新闻机构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干扰」。
北京一批中共党内老干部说，「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为什么文化部还要对《炎黄春秋》作出整肃？创办这么多年来，《炎黄春秋》被「整」挨「批」达八九次，跌跌撞撞，步履维艰，但毕竟走过来了。
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为办刊理念的《炎黄春秋》的命运，正引起世人的关注。
杜导正小档案
一九二三年生，山西省定襄县人。三七年加入中共，历任县、专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解放军六十七军新华支社副社长、第二十兵团新华分社副社长等。中共执政后，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广东分社社长，《羊城晚报》总编辑，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五九年因讲真话，如实反映农村问题而被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被批判五十四场。八十年代初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着有《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主编《初探日本》、《张学良》等。
□ 《亚洲周刊》二〇〇八年第四十六期
来源：http://www.mitbbs.com/pc/pccon.php?id=1268&nid=49668&s=all
江迅
《炎黄春秋》杂志刊登八九之后有关赵紫阳的首篇正面报道专文，引起中南海一位前主要领导人不满，要求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主管文化部以年龄为由，要求社长杜导正等一批杂志社领导退休。在今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和明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敏感时期，《炎黄春秋》的命运引起境内外极大关注。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担忧多年的事终于悄悄降临，人们感到了寒意。屡屡发表说真话文章而「为改革鼓与呼」的《炎黄春秋》月刊，日前遭北京当局整肃，此举被政治学者视为「六四事件以来最大的一场封杀媒体的大戏」。
事缘《炎黄春秋》九月号刊登了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孙振的七千字长文《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这是自八九年以来，中国大陆传媒首次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为主要描述对象的专篇正面报道，讲述了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农村基层调查并调整农村政策，获得「要吃粮，找紫阳」美誉的故事。
当下，各地都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程，而再过七个月正是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在这重要而又敏感时期，《炎黄春秋》的命运，正涌动着一股激流，「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事情未来的发展，引起境内外的极大关注。
据悉，孙振的长文九月发表后，当即引起中南海一位前主要领导人的不满，要求中共中央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二十多天后，即十月中旬，文化部着手处理。《炎黄春秋》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主办，研究会是挂靠在文化部的一个社团。文化部欲以《炎黄春秋》的社长、副社长、秘书长、编委年龄过大为借口，更替领导班子。
不过，有人认为，《炎黄春秋》不是官方办的杂志，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没有给一个编制，政府无权限制领导班子的年龄，就好比无法规定民营公司老板的年龄一样。下手处置确实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在当今要求「还权于民」的理念下，文化部迟迟难以作出抉择。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动静，人们以为事情或许淡化了。不料，日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终于传达指令，以年龄为由，要求社长杜导正等一批杂志社领导退下来。
孙振长文的责任编辑是《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年逾八旬的杜导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身体硬朗，一些重大稿件都由他动手修改、最后拍板。
编委、副社长杨继绳说，杜导正是「八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身体」，有读者还加了一句「四十岁的思想」。杜导正始终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退步，也不能激进，而应该有序地、稳固地、逐步地「碎步前进」。作者孙振，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一九四六年十六岁时加入中共，曾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文章开篇说：「改革难，要想在乱时谋改革更难。身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在十年动乱的『文革』后期，心系民生，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政治风险，谋求农村的经济改革。」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需要在省际交流干部，孙振从新华社江苏分社调到四川分社任社长，赵紫阳从广东省委调到四川出任省委书记。于是他俩有了交往。一九七六年，四川「文化革命」的派别争斗依然严重，一次，他随赵紫阳下农村「微服私访」。文章回忆说，赵紫阳每到一地，不准地方党政机关派人迎送，直接步入田间与农民交谈。这次出行共走了十多个县市，零距离感受赵紫阳在那个特殊年代，坚持实事求是、调整农村政策的许多故事。
孙振在文章最后说，「在广大农村改革的早春时节，『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是人民对紫阳的最为美好的赞誉」。
《炎黄春秋》接连刊出关于赵紫阳的文章。二零零七年七月刊登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的《国务院大院的回忆》，是八九年以来首次在公开报刊上正面出现赵的名字。随后，又连续发表了田纪云回忆改革开放的文章《近距离感受邓小平》（零七年十二期），《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零八年一期），《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零八年二期），《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零八年三期），每一篇都提到赵紫阳的名字。于是赵的名字渐渐脱敏。零八年第四期又刊登赵的秘书李树桥的文章《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也肯定了赵的贡献。第九期孙振的文章是第一篇长篇专文。有评论认为，这就是在目前态势下的一种「碎步前进」、「逐步推进」。
二零零九年六月，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炎黄春秋》如此敢于突破，有高层人士担心会引起国人更进一步联想。《炎黄春秋》是中共党内一批老干部主持、聚集的「家」，是当下中国能对宣传部门的宣传口径有所突破的唯一阵地。
二零零八年春夏，中国政坛传出奥运之后媒体宣传政策会收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七月三十一日在中宣部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认为「今年的中国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多事多难，大喜大悲」，从中获得诸多启示，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未来前进道路上，「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更主动出击。
时下，中共体制内已退下高位的一批老干部闻悉《炎黄春秋》面临整肃，纷纷对杂志社作出声援，他们认为对文化部的处置绝对不能让步，「文死谏，武死战」，要「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这不是杜导正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一大批老共产党员发表声音的阵地是否存活」，「这一阵地来之不易，不容被剥夺」。
《炎黄春秋》于九一年创刊，在老将军萧克和张爱萍的支持下，一批中共党内老人白手起家创办，至今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全由自己经营。这些办刊老人不善经营广告，主要靠发行量。《炎黄春秋》的读者几乎都是老干部和老文化人。最初发行量四万多，近年每月都是数百数千增加，如今总发行量已超逾八万册。
二零零八年初，杜导正说：「《炎黄春秋》的二零零八年办刊框架，总的说思想要解放，要有突破，要『大框框守住，小框框放开』，这『大框框』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邓小平理论和科学意义上的三个代表、十七大报告，这些要守住。我们有几个硬性规定，有些问题内部探讨怎么谈都可以，但公开发表就不能碰：多党制不碰，军队国家化不碰，六四事件今年不碰，法轮功不碰，现任的和上一届的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包括他们的家庭和案件不碰。」他认为，政治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当前和今后前进中最核心的问题。中国今后要继续前进，非突破这一条不可。他说：「我提出『碎步前进』的理念，慢慢推进，向前走二十年、三十年，条件成熟了，步子再加大些。我是乐观派，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谁都阻挡不了。我常常说要记住林则徐的那副名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杜导正说：「现在的舆论环境，主流是不错的，当然前进中一定会有波折，他们进一下，退一下，朝左偏一下，朝右偏一下，甚至有时候镇压一下，这很正常。我们杂志的理念是一定要客观，一定要对人对事公平，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认可。」杜导正认为，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往前推进最可行的方案，就是要响应胡锦涛的号召，放宽言路，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然后逐步放开。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有责任，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有更大的责任。
这些年来，在杜导正主持下，《炎黄春秋》发表了引起当局某些高层人士不满的重要文章，大致有五类。除了上述有关赵紫阳的文章外，第二类是关于胡耀邦的文章。
从一九九四年胡去世五周年刊登第一张照片并配小诗起，直到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胡耀邦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前后刊登了三十多篇关于胡耀邦的文章。胡耀邦的名字从和赵紫阳一样敏感到脱敏，最后竟召开纪念会。一九九四年第一篇关于胡耀邦的照片刊登后，当局曾下指令收回该期杂志。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胡的纪念座谈会在十九日召开，此前半个多月发行的《炎黄春秋》十一期杂志，由于发表田纪云、任仲夷等十四位中共老一辈高官的文章《我们心中的胡耀邦》，竟然也被下令禁止发行，引起读者强烈不满。不过，此后关于胡耀邦的文章彻底开禁了。
第三类是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每次中共党代表大会，《炎黄春秋》都会发一篇曾任毛泽东秘书的前电力工业部副部长、中组部前副部长李锐，写给大会的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中共召开十七大，即二零零七年十月发表了他的《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中共十六大，即二零零三年一月，发表了《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此文被《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转发，但报纸被查封。
此类文章在《炎黄春秋》中占有极大比例，二零零八年五月，刊登十一位专家学者笔谈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文章，主题是「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七月发表十六位专家学者笔谈汶川地震，总标题是「汶川地震：以历史进步补偿灾难」，鼓吹开放传媒空间。
第四类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道路的理论探讨。二零零七年二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引起巨大反响。二零零七年六月，发表了谢韬和辛子陵的《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二零零八年二月，发表了曾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此外，还有六月号的杨继绳《集体世袭与权力场》，七月号的辛子陵《合成一个新东西》，八月号的彭迪《普世价值：驻外记者的感想》，十月号的应克复《我看党和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十一月号的吴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等。
第五类文章是以亲身经历的史实，还原敏感而重大的历史事件真相。《炎黄春秋》率先还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一个公道，接着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闻天。《炎黄春秋》众多文章如实记载当年「大跃进」、「大饥荒」、「反右运动」的文章。零八年七月发表金雁的《一月剧变：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重新评价十月革命。在全国媒体闭口不提「文化革命」的现状下，《炎黄春秋》这些年来却一再发表文章描述文革。
十一月七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采访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要依法保护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新闻机构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干扰」。
北京一批中共党内老干部说，「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为什么文化部还要对《炎黄春秋》作出整肃？创办这么多年来，《炎黄春秋》被「整」挨「批」达八九次，跌跌撞撞，步履维艰，但毕竟走过来了。
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为办刊理念的《炎黄春秋》的命运，正引起世人的关注。
杜导正小档案
一九二三年生，山西省定襄县人。三七年加入中共，历任县、专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解放军六十七军新华支社副社长、第二十兵团新华分社副社长等。中共执政后，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广东分社社长，《羊城晚报》总编辑，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五九年因讲真话，如实反映农村问题而被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被批判五十四场。八十年代初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着有《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主编《初探日本》、《张学良》等。
□ 《亚洲周刊》二〇〇八年第四十六期
来源：http://www.mitbbs.com/pc/pccon.php?id=1268&nid=49668&s=all
2008年11月14日星期五
日知录（11）一场罕见的民告官：政府出钱请人告自己
一场罕见的民告官：政府出钱请人告自己
来源：南方周末 2008-11-13
作者：孟登科
古魁和成都市成华区政府有个纠纷，一直没有解决。最后，不胜其烦的政府请古魁来告政府，并借给了古魁10万元律师费。古魁就这样不情不愿地开始了一场奇特的民告官。一向被理解为强势的政府，何以低下了身段？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这些天，古魁一直在等待一场奇特的民告官的审判结果，但官司输赢还未宣判。
古魁告的是成都市成华区政府，这场官司是成华区政府出钱请他来告政府的。
政府花10万元请人告自己
古魁和成华区政府有一个纠纷一直未解决，成华区政府认为，既然各说各有理，还不如上法院解决。古魁没钱，成华区政府就借给了他10万元的律师启动费。
上个月，双方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之前，古魁称，他从未想过有一天要和政府撕破脸皮、走上法庭。在他看来，“跟政府打官司是非常愚蠢的事”。
之所以和成华区政府对簿公堂，用成华区政府新闻办一位负责人的话说是缘于“政府的积极引导”。
2008年年初，成华区政府法律顾问李启军律师几次找到古魁，进行说服引导，希望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和政府的纠纷。接受采访时，李启军表示：政府说政府有理，古魁说自己有理，那就应该寻求司法平台来解决。
这本是一个合理的建议，但古魁并不相信政府的诚意。他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他没有钱交上百万的诉讼费；第二，他也没钱请律师；第三，政府能否不干涉司法公正，他心存疑虑，他认定自己“肯定告不赢政府”。
……
原文详见：http://www.nanfangdaily.com.cn/nfzm/200811130074.asp
来源：南方周末 2008-11-13
作者：孟登科
古魁和成都市成华区政府有个纠纷，一直没有解决。最后，不胜其烦的政府请古魁来告政府，并借给了古魁10万元律师费。古魁就这样不情不愿地开始了一场奇特的民告官。一向被理解为强势的政府，何以低下了身段？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这些天，古魁一直在等待一场奇特的民告官的审判结果，但官司输赢还未宣判。
古魁告的是成都市成华区政府，这场官司是成华区政府出钱请他来告政府的。
政府花10万元请人告自己
古魁和成华区政府有一个纠纷一直未解决，成华区政府认为，既然各说各有理，还不如上法院解决。古魁没钱，成华区政府就借给了他10万元的律师启动费。
上个月，双方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之前，古魁称，他从未想过有一天要和政府撕破脸皮、走上法庭。在他看来，“跟政府打官司是非常愚蠢的事”。
之所以和成华区政府对簿公堂，用成华区政府新闻办一位负责人的话说是缘于“政府的积极引导”。
2008年年初，成华区政府法律顾问李启军律师几次找到古魁，进行说服引导，希望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和政府的纠纷。接受采访时，李启军表示：政府说政府有理，古魁说自己有理，那就应该寻求司法平台来解决。
这本是一个合理的建议，但古魁并不相信政府的诚意。他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他没有钱交上百万的诉讼费；第二，他也没钱请律师；第三，政府能否不干涉司法公正，他心存疑虑，他认定自己“肯定告不赢政府”。
……
原文详见：http://www.nanfangdaily.com.cn/nfzm/200811130074.asp
2008年11月13日星期四
日知录（10）中国公民记者在夹缝中求生存
中国公民记者在夹缝中求生存
VOA 记者： 斯洋
华盛顿
2008年11月10日
中国新闻管制、互联网监管日渐加强，然而在这一片禁忌中却出现了一批“公民记者”，他们试图打破“铁桶一般的信息封锁”。他们相信“一秒钟一个人都是传播，只要信息能跑在政府禁令之前，就是成功”。他们游离于体制之外，但是从不认为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称自己的报导为“草根报导”。
中国“公民记者”代表、中国知名博客写手北风说，虽然中国政府对传统媒体实行新闻管制，对互联网进行监控，但是借助网络技术发展的“公民报导”却可以在夹缝中求得一线生机。北风2008年11月9号在台北举行的“2008年独立媒体与在地实践国际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夹缝中生存的中国公民报导”的报告，探讨了公民报导在中国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补充信息来源*
北风说，由于政府的管制和监控，在一些突发事件的报导中，传统媒体“集体缺位”。在这样的情况下，近两年来，中国催生了一批借助网络、手机等方式，利用突发事件和政府禁令的时间差，有意识、主动向外界发布信息的“公民记者”。他们的报导因此成为一种很有效的、补充信息来源。
北风说：“因为国内毕竟存在信息屏蔽和单边信息不对称提供的问题，中国大陆民众在知情权方面无法得到保障。具体来讲，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官方媒体基于社会稳定或是自身形像的考虑，他们不愿意报导或是根本不报导的东西，这就是公民报导可以着力来做的事情。”
*自认不是持不同政见者*
北风本人因为报导2007年夏天福建厦门市民抗议要求停建有毒化工厂事件而成为“公民记者”中令人嘱目的一员。与前不久获得欧洲议会“萨哈罗夫”奖，目前还处于关押中的胡佳一样，北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认为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
北风说：“因为在我看来，言论自由，以及获取获得信息的资讯的自由是天赋的权利。我会为这个事情多做一些努力。未必我客观报导一件事情，就是跟政府唱反调。我想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想一个真正稳定和和谐的社会，它更应该建立在大家都知情的基础上，并且我认为着重和谐才是一种真正的和谐，而不是在一种信息受管制，被蒙蔽的假象。”
*冒重大风险*
北风说，“公民记者”的说法2006年首次出现在中国官方媒体中，当时一名叫“老虎庙”的网友以个人的方式骑自行车去西北，然后把自己在沿途所看到的情况报导出来。2007年3月，由周曙光通过网络发布的重庆最牛钉子户维权事件则是公民报导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北风说，由于“公民记者”的参与，2007年以来，中国发生的每一件重大事件，特别是公众应该知晓情况几乎都没有被彻底屏蔽，基本上都被报导了出来。
虽然他们及时披露了信息，但是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骚扰，有的甚至要为此冒著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风险。北风说，“公民记者”不像传统媒体记者那样，有一定身份上的保护。公民报导中有获取信息不平衡的情况。另外，由于他们报导的结果不见得是政府乐见的事情，也会受到来自政府的种种压力，甚至是被关押的风险。
他说：“国内还是存在有些人会因为言论获罪，有些人因为非法出版的问题被追究刑事责任。”
北风说，采访重庆钉子户维权事件的周曙光受到一定程度的骚扰，现在以开茶馆为生。记者无国界在2008年度新闻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至少有51人因为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而被关押。另据报导，湖北天门市“公民记者”魏文华因为用手机拍摄天门市部分村民与城管的冲突，被几十名城管殴打致死。
*公民报导有生存空间*
尽管面临种种困境，北风却很乐观。他认为，只要中国保留与国际互联网的互通，只要中国（不）实行严格的先审后发的新闻管制，只要中国不禁止使用电子邮件，中国的公民报导就有生存的空间。
他说，他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主动、或是无意识地在从事著“记录历史”的事情。他说，因为工作的关系，他注意到每一次突发事件发生时，他总可以找到为数不少的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中记录事件，有时是一小段文字，有时是三两张照片。
*可能打破新闻封锁*
北风认为，打破新闻封锁，扩大言论空间还是有可能，理由有三个：第一是公民意识的觉醒。他说，厦门事件后，上海、广州等市的市民纷纷以“街头政治”的方式表达著自己的诉求。 第二，监管手段赶不上网络技术的发展。第三，是中国互联网民的快速增长。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截至2008年6月，中国网民总数为2.53亿，居世界第一位。拥有个人博客空间用户达到1.07亿。北风认为，即使只是较少比例的人愿意记录身边发生的事情，但在绝对数方面仍然很可观。
来源：http://www.voanews.com/chinese/w2008-11-10-voa1.cfm
VOA 记者： 斯洋
华盛顿
2008年11月10日
中国新闻管制、互联网监管日渐加强，然而在这一片禁忌中却出现了一批“公民记者”，他们试图打破“铁桶一般的信息封锁”。他们相信“一秒钟一个人都是传播，只要信息能跑在政府禁令之前，就是成功”。他们游离于体制之外，但是从不认为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称自己的报导为“草根报导”。
中国“公民记者”代表、中国知名博客写手北风说，虽然中国政府对传统媒体实行新闻管制，对互联网进行监控，但是借助网络技术发展的“公民报导”却可以在夹缝中求得一线生机。北风2008年11月9号在台北举行的“2008年独立媒体与在地实践国际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夹缝中生存的中国公民报导”的报告，探讨了公民报导在中国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补充信息来源*
北风说，由于政府的管制和监控，在一些突发事件的报导中，传统媒体“集体缺位”。在这样的情况下，近两年来，中国催生了一批借助网络、手机等方式，利用突发事件和政府禁令的时间差，有意识、主动向外界发布信息的“公民记者”。他们的报导因此成为一种很有效的、补充信息来源。
北风说：“因为国内毕竟存在信息屏蔽和单边信息不对称提供的问题，中国大陆民众在知情权方面无法得到保障。具体来讲，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官方媒体基于社会稳定或是自身形像的考虑，他们不愿意报导或是根本不报导的东西，这就是公民报导可以着力来做的事情。”
*自认不是持不同政见者*
北风本人因为报导2007年夏天福建厦门市民抗议要求停建有毒化工厂事件而成为“公民记者”中令人嘱目的一员。与前不久获得欧洲议会“萨哈罗夫”奖，目前还处于关押中的胡佳一样，北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认为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
北风说：“因为在我看来，言论自由，以及获取获得信息的资讯的自由是天赋的权利。我会为这个事情多做一些努力。未必我客观报导一件事情，就是跟政府唱反调。我想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想一个真正稳定和和谐的社会，它更应该建立在大家都知情的基础上，并且我认为着重和谐才是一种真正的和谐，而不是在一种信息受管制，被蒙蔽的假象。”
*冒重大风险*
北风说，“公民记者”的说法2006年首次出现在中国官方媒体中，当时一名叫“老虎庙”的网友以个人的方式骑自行车去西北，然后把自己在沿途所看到的情况报导出来。2007年3月，由周曙光通过网络发布的重庆最牛钉子户维权事件则是公民报导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北风说，由于“公民记者”的参与，2007年以来，中国发生的每一件重大事件，特别是公众应该知晓情况几乎都没有被彻底屏蔽，基本上都被报导了出来。
虽然他们及时披露了信息，但是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骚扰，有的甚至要为此冒著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风险。北风说，“公民记者”不像传统媒体记者那样，有一定身份上的保护。公民报导中有获取信息不平衡的情况。另外，由于他们报导的结果不见得是政府乐见的事情，也会受到来自政府的种种压力，甚至是被关押的风险。
他说：“国内还是存在有些人会因为言论获罪，有些人因为非法出版的问题被追究刑事责任。”
北风说，采访重庆钉子户维权事件的周曙光受到一定程度的骚扰，现在以开茶馆为生。记者无国界在2008年度新闻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至少有51人因为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而被关押。另据报导，湖北天门市“公民记者”魏文华因为用手机拍摄天门市部分村民与城管的冲突，被几十名城管殴打致死。
*公民报导有生存空间*
尽管面临种种困境，北风却很乐观。他认为，只要中国保留与国际互联网的互通，只要中国（不）实行严格的先审后发的新闻管制，只要中国不禁止使用电子邮件，中国的公民报导就有生存的空间。
他说，他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主动、或是无意识地在从事著“记录历史”的事情。他说，因为工作的关系，他注意到每一次突发事件发生时，他总可以找到为数不少的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中记录事件，有时是一小段文字，有时是三两张照片。
*可能打破新闻封锁*
北风认为，打破新闻封锁，扩大言论空间还是有可能，理由有三个：第一是公民意识的觉醒。他说，厦门事件后，上海、广州等市的市民纷纷以“街头政治”的方式表达著自己的诉求。 第二，监管手段赶不上网络技术的发展。第三，是中国互联网民的快速增长。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截至2008年6月，中国网民总数为2.53亿，居世界第一位。拥有个人博客空间用户达到1.07亿。北风认为，即使只是较少比例的人愿意记录身边发生的事情，但在绝对数方面仍然很可观。
来源：http://www.voanews.com/chinese/w2008-11-10-voa1.cfm
2008年11月10日星期一
日知录（9）Chinese Taxi Strike Uncovers 'Real Journalism'
Chinese Taxi Strike Uncovers 'Real Journalism'
New America Media, News Analysis, Xujun Eberlein
Editor's Note: The news coverage of the recent taxi strike in China brought home the fact that while some reportage was a refreshing departure from the familiar bureaucratic style of official news, the real journalism approach was certainly not as widespread. China is changing, but not fast enough, writes NAM contributor Xujun Eberlein.
CHONQGING, China -- This week began with shocking news from my hometown. On Monday and Tuesday, an unusual taxi strike swept through all the streets in the urban area of Chongqing, one of the largest cities in China. While international reporters found excitement, local media worried about the city's image, residents experienced inconvenience, and the cab drivers on strike were angry and desperate. My biggest concern was how the city government would react. Never an optimist, I always fear the worst.
I visit Chonqging about once a year, and the taxi is my primary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city. With a writer's habits, I always chat with the drivers. During all these years I don't remember meeting a single cab driver who was content. I learned that many of them were laid-off factory workers. They were bitter with the factory management who sold them out, and, after losing their familiar jobs, driving a taxi is one of the few options left to them to make a living. They complain that they have to make unreasonably big daily payments to the taxi companies, often more than what they collect in fares.
Last year, when I visited Chongqing, I saw a long line of taxies waiting on a street with no passengers around. Chongqing's taxies mostly use compressed natural gas (CNG), and filling up is apparently a slow process, hence the long lines. I remember the tank takes about half of the car's trunk, with insufficient space left for passenger luggage. It is always a challenge to fit in my bags at the airport.
Knowing how hard it is for the cabbies to make a living in my hometown, I often try to pay a bit more than the regulated fee. When I do this, my sister blames me for "upsetting China's market prices." Still, I had never expected a strike. Strike is just not something that happens often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 could be dire. Unlike Western countries, there are no unions to represent workers' interests. There is only the official union in state-owned factories, no different from any other government ag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kers.
In the early morning hours of Monday, November 3rd, however, passengers in Chongqing waiting to go to work by cab were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em missing from the streets. At the same time, some drivers unaware of the strike, were stopped by their colleagues. Tempers flared, and some 20 to 30 cabs had their top lights smashed, according to reports.
Within hours, several national outlets of the official media, such as China Daily (China Daily), Xinhuanet.com, and People.com.cn, published the first eyewitness reports, which included interviews with taxi drivers and customers alike. The frankness of those reports surprised me.
While it was good to see a refreshing departure from the familiar bureaucratic style of official news, the real journalism approach was certainly not as widespread as I would have liked. On the same day, another official agency, China News, published a curt and rigid briefing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usual manner that conceals as much bad news as possible. It opens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all-city strike as "a partial number of taxis that met with obstruction and were unable to operate normally." It ends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by 4 pm of [November] 3rd, 1,000 taxies had resumed operation," with no mention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taxies on strike was about 9,000. The strike, in fact, went on for another day, through Tuesday. It was not until Wednesday morning that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full resumption of normal operation of all taxies.
On Monday, when I searched to see how Chongqing's local papers reported the incident, the only thing I found was the curt report from China News, reprinted in Chongqing's Morning News.
Meanwhile, I watched on-line with great concern as the incident unfolded. The city government reacted quickly. An urgent meeting was held Monday morning, and police began to investigate. When cctv.com reported Monday afternoon that the Chongqing Bureau of Roads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said "a small number of individuals controlled this all-city strike," the familiar gun-powder scented term "a small number of individuals" made me seriously worry about violent conflict. That term had preceded every crackdown and wave of large-scale arrests following mass demonstrations in China.
Instead, on Tuesday afternoon, the spokesman for the city government acknowledged that the main cause of the strike was the recent "illegal increase" in drivers' daily fees to the taxi companies. Consequently, the government ordered the companies to reduce the fee to last year's level. The spokesman also promised to increase the supply of natural gas in response to the complaints that the cabs had to wait for hours each day to refill.
The tension eased after this, and the cab drivers gradually returned to work. I communicated with friends and relatives in Chongqing, and they assured me the crisis had passed more or less as reported. What a relief.
On Wednesday morning, however, I was again alerted by a headline on sina.com.cn: "Chongqing taxies completely recover operation; unlawful elements arrested." Unlawful elements? Another term smelling of gun-powder. I know my Chongqing townsmen. They are upright guys with firecracker tempers and soft hearts. They might have broken someone's top light in anger, an anger that, as a cabbie relative put it, arose from an "unbearable" situation. But they are hardly unlawful elements, and wouldn't have taken the risk except out of desperation. I certainly hoped no one would be thrown in jail.
A careful read of the report, however, indicates inaccuracy of the headline. The spokesman said the government caught some people hitting top lights on others' vehicles, and was "educating and admonishing" them. The government also apologized to Chongqing's people for its in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e taxi industry. Another thing one doesn't see happen very often.
The latest news was that, at 10 a.m. on Thursday, a top leader held a televised meeting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axi drivers and citizens to discuss their requests. Bo Xilai, who is not only the Party secretary of Chongqing but also a CCP politburo member, listened to the drivers' grievances for three hours (China Daily). This was a gracious move and I applaud it.
I wasn't satisfied that, in the press conferences, the government spokesman kept using the China News expression that "taxis met with obstruction and were unable to operate normally" in describing the strike, though he did abandon the qualification "a partial number."
He also failed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as many folk analysts active on the Chinese cyberspace have pointed out, lies in the system itself. That is, the government has delegated the power to taxi companies to issue operation licenses. While the only way for a driver to obtain such a license is to become an employee of a taxi company, there is no mechanism to prevent the company from exploiting the driver.
But my overall reaction is relief. I'm relieved by the peaceful ending of the strike. I'm relieved by Chongqing government's benign willingness to solve the problems. Evidently, China is changing.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if the government noticed the problems before an extreme measure like a strike had to be taken, but that might be too high an expectation of any government.
source：http://news.newamericamedia.org/news/view_article.html?article_id=3bc5993b042267bc07b0be3fee459d0e
New America Media, News Analysis, Xujun Eberlein
Editor's Note: The news coverage of the recent taxi strike in China brought home the fact that while some reportage was a refreshing departure from the familiar bureaucratic style of official news, the real journalism approach was certainly not as widespread. China is changing, but not fast enough, writes NAM contributor Xujun Eberlein.
CHONQGING, China -- This week began with shocking news from my hometown. On Monday and Tuesday, an unusual taxi strike swept through all the streets in the urban area of Chongqing, one of the largest cities in China. While international reporters found excitement, local media worried about the city's image, residents experienced inconvenience, and the cab drivers on strike were angry and desperate. My biggest concern was how the city government would react. Never an optimist, I always fear the worst.
I visit Chonqging about once a year, and the taxi is my primary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city. With a writer's habits, I always chat with the drivers. During all these years I don't remember meeting a single cab driver who was content. I learned that many of them were laid-off factory workers. They were bitter with the factory management who sold them out, and, after losing their familiar jobs, driving a taxi is one of the few options left to them to make a living. They complain that they have to make unreasonably big daily payments to the taxi companies, often more than what they collect in fares.
Last year, when I visited Chongqing, I saw a long line of taxies waiting on a street with no passengers around. Chongqing's taxies mostly use compressed natural gas (CNG), and filling up is apparently a slow process, hence the long lines. I remember the tank takes about half of the car's trunk, with insufficient space left for passenger luggage. It is always a challenge to fit in my bags at the airport.
Knowing how hard it is for the cabbies to make a living in my hometown, I often try to pay a bit more than the regulated fee. When I do this, my sister blames me for "upsetting China's market prices." Still, I had never expected a strike. Strike is just not something that happens often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 could be dire. Unlike Western countries, there are no unions to represent workers' interests. There is only the official union in state-owned factories, no different from any other government ag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kers.
In the early morning hours of Monday, November 3rd, however, passengers in Chongqing waiting to go to work by cab were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em missing from the streets. At the same time, some drivers unaware of the strike, were stopped by their colleagues. Tempers flared, and some 20 to 30 cabs had their top lights smashed, according to reports.
Within hours, several national outlets of the official media, such as China Daily (China Daily), Xinhuanet.com, and People.com.cn, published the first eyewitness reports, which included interviews with taxi drivers and customers alike. The frankness of those reports surprised me.
While it was good to see a refreshing departure from the familiar bureaucratic style of official news, the real journalism approach was certainly not as widespread as I would have liked. On the same day, another official agency, China News, published a curt and rigid briefing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usual manner that conceals as much bad news as possible. It opens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all-city strike as "a partial number of taxis that met with obstruction and were unable to operate normally." It ends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by 4 pm of [November] 3rd, 1,000 taxies had resumed operation," with no mention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taxies on strike was about 9,000. The strike, in fact, went on for another day, through Tuesday. It was not until Wednesday morning that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full resumption of normal operation of all taxies.
On Monday, when I searched to see how Chongqing's local papers reported the incident, the only thing I found was the curt report from China News, reprinted in Chongqing's Morning News.
Meanwhile, I watched on-line with great concern as the incident unfolded. The city government reacted quickly. An urgent meeting was held Monday morning, and police began to investigate. When cctv.com reported Monday afternoon that the Chongqing Bureau of Roads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said "a small number of individuals controlled this all-city strike," the familiar gun-powder scented term "a small number of individuals" made me seriously worry about violent conflict. That term had preceded every crackdown and wave of large-scale arrests following mass demonstrations in China.
Instead, on Tuesday afternoon, the spokesman for the city government acknowledged that the main cause of the strike was the recent "illegal increase" in drivers' daily fees to the taxi companies. Consequently, the government ordered the companies to reduce the fee to last year's level. The spokesman also promised to increase the supply of natural gas in response to the complaints that the cabs had to wait for hours each day to refill.
The tension eased after this, and the cab drivers gradually returned to work. I communicated with friends and relatives in Chongqing, and they assured me the crisis had passed more or less as reported. What a relief.
On Wednesday morning, however, I was again alerted by a headline on sina.com.cn: "Chongqing taxies completely recover operation; unlawful elements arrested." Unlawful elements? Another term smelling of gun-powder. I know my Chongqing townsmen. They are upright guys with firecracker tempers and soft hearts. They might have broken someone's top light in anger, an anger that, as a cabbie relative put it, arose from an "unbearable" situation. But they are hardly unlawful elements, and wouldn't have taken the risk except out of desperation. I certainly hoped no one would be thrown in jail.
A careful read of the report, however, indicates inaccuracy of the headline. The spokesman said the government caught some people hitting top lights on others' vehicles, and was "educating and admonishing" them. The government also apologized to Chongqing's people for its in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e taxi industry. Another thing one doesn't see happen very often.
The latest news was that, at 10 a.m. on Thursday, a top leader held a televised meeting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axi drivers and citizens to discuss their requests. Bo Xilai, who is not only the Party secretary of Chongqing but also a CCP politburo member, listened to the drivers' grievances for three hours (China Daily). This was a gracious move and I applaud it.
I wasn't satisfied that, in the press conferences, the government spokesman kept using the China News expression that "taxis met with obstruction and were unable to operate normally" in describing the strike, though he did abandon the qualification "a partial number."
He also failed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as many folk analysts active on the Chinese cyberspace have pointed out, lies in the system itself. That is, the government has delegated the power to taxi companies to issue operation licenses. While the only way for a driver to obtain such a license is to become an employee of a taxi company, there is no mechanism to prevent the company from exploiting the driver.
But my overall reaction is relief. I'm relieved by the peaceful ending of the strike. I'm relieved by Chongqing government's benign willingness to solve the problems. Evidently, China is changing.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if the government noticed the problems before an extreme measure like a strike had to be taken, but that might be too high an expectation of any government.
source：http://news.newamericamedia.org/news/view_article.html?article_id=3bc5993b042267bc07b0be3fee459d0e
2008年11月8日星期六
日知录（8）新闻立法的社会共识正在形成
新闻立法的社会共识正在形成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8-11-08
法的精神之展江专栏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法制建设成就巨大，但是在与民主政治发展息息相关的新闻法制方面几乎是空白。在依法治国已成国策、立法速度加快的今天，有一个领域却似乎超然“法”外，那就是无专门法可依的新闻传播领域，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拖累了社会进步和国际评价。笔者近年来曾多次撰文呼吁国家立法机关重视这一问题，并在拟定2008-2013年的全国人大五年立法规划中将《新闻法》列入。尽管这一声音不算响亮，但是近期显然得到了正面回应。
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在近20年来首次提出要“加快新闻工作的法治化建设，努力实现依法管理”。文章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对新闻工作领域的法治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文章发表后，国内外媒体予以了较高关注，普遍认为它是中国即将把新闻立法提上议事日程的明确表述。笔者认为，为新闻立法的社会共识正在形成。
曾几何时，在学界和政界，新闻是否要专门立法存有较大争议。早在20世纪80年代，《新闻法》已经提上立法议程，后因故中断。《新闻法》之所以时至今天仍迟迟不能出台，并且有人以“世界上多数国家没有新闻法”为由为不制订《新闻法》辩护，其根由在于部分人的意识里将新闻自由与媒体法治对立起来，将新闻自由这一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视为洪水猛兽，殊不知此举既与国际潮流和国际法格格不入，也不利于宪法崇高地位的树立和法律体系的健全。
而在学界，新闻立法也不被看成是近期可以达成的目标，在新闻学界，近年来关注新闻法者为数不多。笔者在不到一年前曾经与一位法学教授朋友就新闻立法进行辩论。当他戏言“又一个堂·吉诃德诞生了”之时，听众都发出了会心的笑声。这位知名法学家的观点倒也不无道理：在缺乏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制订一部《新闻法》很可能不利于维护媒体权利，反而会限制新闻自由。
但是对国际经验进行研究不难发现，现代新闻和大众传媒被称为“社会雷达”，发挥其环境监测功能，可以效果彰显而成本低廉地监督和制约各种权力滥用行为，有助于社会“善治”的达成。而在任何现代法治国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新闻法治都是其法治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一环。在普通法系下的英美等国，按照习惯和传统对新闻自由加以肯定和维护，尽管在现实中经常以战争和反恐为由打了折扣，但是的确成为其长期炫耀的一种资源。
欧洲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普遍制订成文的新闻法（大众传播法）。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是瑞典1766年的《新闻自由法》。除了宪法对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之外，法国、瑞典、德国、俄罗斯分别有成文的《新闻自由法》、《新闻法》和《大众传媒法》，其中法国的《新闻自由法》翻译成中文，有上万字之多，对以报刊为主的新闻媒体的权利与义务规定得非常详尽。在瑞典，《新闻自由法》是宪法性法律之一，可见新闻法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位阶之高。德国虽然没有联邦一级的新闻立法，但是各州都出台了自己的新闻法。当今俄罗斯新闻法体系的核心是1991年的《大众传媒法》。
再看国内近年的法制进步。2007年11月实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及时、准确、客观、统一地发布有关突发事件的新闻信息，对于迟报、漏报、谎报、瞒报要追究相关责任。2008年5月1日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立了信息公开是常规、不公开是例外的新原则，将政府新闻发布的范围和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界限作了界定。
虽然严格而言以上法律法规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但是从初步实践来看，它们正在改变行政决策暗箱化和公共事务神秘化，不但改善了中央政府形象，而且在大到四川地震、小到交通事故等，只要实行此类公共信息的开放，那就不但没有造成社会紊乱，反而疏导了民意，消弭了谣言的温床，国际社会对此也会给予积极评价。反之亦然。
但是行政法毕竟不是新闻法。从国际反应来看，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继续新闻无法的状况容易授人以柄，仿佛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因此有损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国际组织发布所谓“新闻自由指数”，我国的排名明显靠后）。从国内现实来看，令人遗憾的是，除了经常被束之高阁的宪法第三十五条之外，现有法律中几乎没有任何直接保护新闻界的条款。在媒体管理实践中，一些地方官员以“正面宣传”为幌子堵塞言路，拒绝舆论监督，并且将媒体变成了为其歌德与礼赞的工具。如在2007年的山西砖窑事件中，若无外省媒体的揭露，其中的黑幕恐难见天日。
此外，全国为数众多的媒体也是良莠不齐，这些年来借社会公器之名行新闻寻租之实者不乏其人。2007年的“假包子”事件和近期的“封口费”事件说明，新闻界自身也非常需要接受法律的约束，否则也和其他不受监督的权力一样走向腐败。而对于公民名誉、隐私、著作、肖像等权利的尊重，也是未来《新闻法》中的应有之规。作为最低限度的新闻道德，《新闻法》能够在保护新闻自由的同时严格限制新闻界滥用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的行为。
诚如《人民日报》署名文章所言：“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对新闻工作领域的法治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如果从现在起尽快起草和出台《新闻法》，在此基础上逐步落实宪法有关条款和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接轨，势将有力促进新闻事业和民主政治的进步，真正全面保障中共十七大所倡导的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清除长期存在的有碍中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提升的羁绊。（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
来源：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pqy/200811080021.asp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8-11-08
法的精神之展江专栏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法制建设成就巨大，但是在与民主政治发展息息相关的新闻法制方面几乎是空白。在依法治国已成国策、立法速度加快的今天，有一个领域却似乎超然“法”外，那就是无专门法可依的新闻传播领域，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拖累了社会进步和国际评价。笔者近年来曾多次撰文呼吁国家立法机关重视这一问题，并在拟定2008-2013年的全国人大五年立法规划中将《新闻法》列入。尽管这一声音不算响亮，但是近期显然得到了正面回应。
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在近20年来首次提出要“加快新闻工作的法治化建设，努力实现依法管理”。文章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对新闻工作领域的法治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文章发表后，国内外媒体予以了较高关注，普遍认为它是中国即将把新闻立法提上议事日程的明确表述。笔者认为，为新闻立法的社会共识正在形成。
曾几何时，在学界和政界，新闻是否要专门立法存有较大争议。早在20世纪80年代，《新闻法》已经提上立法议程，后因故中断。《新闻法》之所以时至今天仍迟迟不能出台，并且有人以“世界上多数国家没有新闻法”为由为不制订《新闻法》辩护，其根由在于部分人的意识里将新闻自由与媒体法治对立起来，将新闻自由这一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视为洪水猛兽，殊不知此举既与国际潮流和国际法格格不入，也不利于宪法崇高地位的树立和法律体系的健全。
而在学界，新闻立法也不被看成是近期可以达成的目标，在新闻学界，近年来关注新闻法者为数不多。笔者在不到一年前曾经与一位法学教授朋友就新闻立法进行辩论。当他戏言“又一个堂·吉诃德诞生了”之时，听众都发出了会心的笑声。这位知名法学家的观点倒也不无道理：在缺乏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制订一部《新闻法》很可能不利于维护媒体权利，反而会限制新闻自由。
但是对国际经验进行研究不难发现，现代新闻和大众传媒被称为“社会雷达”，发挥其环境监测功能，可以效果彰显而成本低廉地监督和制约各种权力滥用行为，有助于社会“善治”的达成。而在任何现代法治国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新闻法治都是其法治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一环。在普通法系下的英美等国，按照习惯和传统对新闻自由加以肯定和维护，尽管在现实中经常以战争和反恐为由打了折扣，但是的确成为其长期炫耀的一种资源。
欧洲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普遍制订成文的新闻法（大众传播法）。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是瑞典1766年的《新闻自由法》。除了宪法对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之外，法国、瑞典、德国、俄罗斯分别有成文的《新闻自由法》、《新闻法》和《大众传媒法》，其中法国的《新闻自由法》翻译成中文，有上万字之多，对以报刊为主的新闻媒体的权利与义务规定得非常详尽。在瑞典，《新闻自由法》是宪法性法律之一，可见新闻法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位阶之高。德国虽然没有联邦一级的新闻立法，但是各州都出台了自己的新闻法。当今俄罗斯新闻法体系的核心是1991年的《大众传媒法》。
再看国内近年的法制进步。2007年11月实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及时、准确、客观、统一地发布有关突发事件的新闻信息，对于迟报、漏报、谎报、瞒报要追究相关责任。2008年5月1日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立了信息公开是常规、不公开是例外的新原则，将政府新闻发布的范围和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界限作了界定。
虽然严格而言以上法律法规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但是从初步实践来看，它们正在改变行政决策暗箱化和公共事务神秘化，不但改善了中央政府形象，而且在大到四川地震、小到交通事故等，只要实行此类公共信息的开放，那就不但没有造成社会紊乱，反而疏导了民意，消弭了谣言的温床，国际社会对此也会给予积极评价。反之亦然。
但是行政法毕竟不是新闻法。从国际反应来看，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继续新闻无法的状况容易授人以柄，仿佛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因此有损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国际组织发布所谓“新闻自由指数”，我国的排名明显靠后）。从国内现实来看，令人遗憾的是，除了经常被束之高阁的宪法第三十五条之外，现有法律中几乎没有任何直接保护新闻界的条款。在媒体管理实践中，一些地方官员以“正面宣传”为幌子堵塞言路，拒绝舆论监督，并且将媒体变成了为其歌德与礼赞的工具。如在2007年的山西砖窑事件中，若无外省媒体的揭露，其中的黑幕恐难见天日。
此外，全国为数众多的媒体也是良莠不齐，这些年来借社会公器之名行新闻寻租之实者不乏其人。2007年的“假包子”事件和近期的“封口费”事件说明，新闻界自身也非常需要接受法律的约束，否则也和其他不受监督的权力一样走向腐败。而对于公民名誉、隐私、著作、肖像等权利的尊重，也是未来《新闻法》中的应有之规。作为最低限度的新闻道德，《新闻法》能够在保护新闻自由的同时严格限制新闻界滥用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的行为。
诚如《人民日报》署名文章所言：“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对新闻工作领域的法治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如果从现在起尽快起草和出台《新闻法》，在此基础上逐步落实宪法有关条款和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接轨，势将有力促进新闻事业和民主政治的进步，真正全面保障中共十七大所倡导的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清除长期存在的有碍中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提升的羁绊。（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
来源：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pqy/200811080021.asp
2008年11月5日星期三
日知录（7）向真正的记者戴骁军致敬
曝光“封口费” 人身遭威胁
戴骁军称上网揭露此事时遭遇网站论坛多次删除；现在每天接到十几个恐吓电话
戴骁军拒绝被封口。
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给真假记者们发“封口费”时，他拒绝被封口，还冒险拍下照片作为证据。
网站论坛迫于“上面压力”或拿到新的“封口费”而删掉他的帖子和照片时，他拒绝被封口，而且越战越勇，和对方比速度，看你删得快还是我发得快。
现在，他每天接到十几个恐吓电话，担心9岁儿子的安全；报社总部却没打来一个电话，他担心在这个报社干不长了。但他依然拒绝被封口，昨天，这个42岁的倔强记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讲述曝光背后的故事。
每天都接到恐吓电话
我一接，对方就喊：“姓戴的，你小心点！”
记者：打通你的电话不容易。
戴骁军：这几天很多莫名其妙的电话打过来，我一接，对方就喊：“姓戴的，你小心点！”我来不及回话，那边就狠狠挂断了，这是恐吓。我两部手机都被打爆了，他们居然找到了我家的固定电话，成天打，一天平均十几个，弄得我寝食难安，原本安宁的家庭生活现在一团糟。我儿子刚满9岁，上小学四年级，现在我每天准点接送他上学放学，怕路上遭到不测。我现在面临的压力之大，你很难想象。但媒体同行的电话让我感到温暖，是关注也是精神支持，我要站直了面对现实。
记者：恐吓电话来自何处？
戴骁军：我猜是来自煤矿和被揭露及尚未被查处的假记者。
记者：后悔吗？家人能理解吗？
戴骁军：我今年42岁，只做了这么一件事，既然已经选择，就顾不上其他后果了。现在妻子在家里常常发牢骚，但她在大的原则上是支持我的。我父亲过世得早，母亲患有癌症，近来精神状况很不好，听说了我的事情，摸着我的脸流眼泪，说：“孩子，我了解你，按你的想法做吧，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其实当初揭发“封口费”黑幕之时我就应该想到会出现这么大的痛楚，但如果让我“封口”，我将一辈子都找不到快感。
一秒连拍，生死时速
如果被发现要曝光，就算矿主不打死我，那些假记者也会打死我
记者：“封口费”之事是你第一次遇到吗？
戴骁军：绝对第一次。是9月25日下午3时多，我接到山西一个资深记者的电话，说他本在平遥参加一个会议，突然接到村民报料，洪洞县的山西霍宝干河煤矿有很多记者排队领“封口费”。平遥离洪洞很近，他准备去看看，但没有带相机，问我能不能拿着相机赶紧去。我一想去是得去，但我没车啊。于是我就想到了我的博友“直播山西”，他有车，于是就一块儿去了。当天晚上近7时到了煤矿门前，天上下着小雨，黑漆漆的。
记者：其实你也可以领“封口费”。
戴骁军：我做不到。到了煤矿办公楼大厅，我也在来客登记簿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才得以上楼去，看见三楼楼道里记者排着队在那儿领钱，办公室围着一堆人在数钱，哗啦啦的钞票，看见这种情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拍下来，但怕出生命危险，我提前布置逃跑计划，对“直播山西”说：“我拍了之后冲下楼，你将车门提前打开，我一钻进车，你就赶紧开车跑，如果我被抓住，你别管我，只要相机扔车上，你就快跑，照片高于我的生命。”如此商量好，我就冲上去，对着排队的人群猛按快门，楼道里、办公室、登记簿、停在门口的车，共拍了九张照片。一顿猛拍，由于光线昏暗，我还用了闪光灯。
记者：闪光灯？矿上和那些领钱的人没注意到你吗？
戴骁军：注意了啊，但我给他们反应的时间只有一秒（相机连拍），他们扭头发愣的瞬间，我已经夺门而出。心里扑腾扑腾乱跳，赶紧跳上车撤啊，按照我在部队当兵的经验，撤也决不能原路返回太原，要反方向行，所以就掉头朝临汾方向跑，跑了有十几公里，我们躲进一个小村子，观望了20多分钟，发现没人追过来，才向村民打听偏僻小道，绕到了太原高速口。晚上10时多回到太原。
记者：整个拍摄过程很惊险？
戴骁军：拍照片和逃跑时我一直后背发凉。如果被发现要曝光，就算矿主不打死我，那些假记者也会打死我。
网站迫于上面压力删帖
他们删得快，我发得也快，让他们删到手软也删不及
记者：想揭发，但稿子能不能发还是个问题吧？
戴骁军：嗯，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发到网上。第二天上午，我就和博友“直播山西”同时将所见所闻发到了我们经常玩的直播客网站，刚开始还没多大影响，但这个网站上的网友都注意了，纷纷留言。没想到过了几天，有一个博友打来电话嘲笑我：“戴骁军，你是不是也收了矿上的封口费了？”吓了我一大跳。赶快打开网站，发现稿子被统统删除。我气愤地给直播客网站打电话，编辑赵女士接了我的电话，支支吾吾，难以对答。我就要求与网站负责人对话，负责人竟说是因为来自“上面”的压力，所以不得不删。我问“上面”是什么部门？他避而不答。没办法呀，我只好重新再发，没想到不到两个小时，又被删除，这一下就激怒了我。
从这之后，我和“直播山西”天天坐在家里往全国各地的网站、论坛发帖子，只要是能够注册的，全都注册发帖揭露黑幕，他们删得快，我发得也快，让他们删到手软也删不及。就这样，帖子像雪片一样在网络上飞来飞去，网友们争相评论，很快掀起一场巨大的风浪。
记者：没人知道发帖者是你吗？
戴骁军：刚开始还不知道，但后来由于再次被激怒，我都是实名注册，公开叫板。激怒的原因是有网站“面临压力”居然冒充是作者，要求别的网站删除文章和照片。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网站为什么要这样，怀疑是煤矿花了巨资删稿子。为此，我只好实名发帖说自己的言论以照片为证据，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当时没来得及多想，我只要真相，打击黑暗与谎言。
曝光“同事”遭冷遇
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报社总部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一个也没有
记者：你觉得还有哪些未调查清楚？
戴骁军：领了“封口费”的真假记者还有更多没被公布。现在公布的真假记者名单是28人，但仅仅我拍到的登记簿的名单就有38人。那天我看到登记簿有十几页，我只抓起随机拍下4页，你想想还有多少人未被调查出来？
记者：你的这次揭露，揭出了你的同事、你的单位，却也有人说你得到了单位的巨额奖励，是这样吗？
戴骁军：不错，我拍下的四张登记表上赫然写着“西部时报，赵某某”。但我与此人并不认识，我所在的山西记者站也没这个人。如果他是报社总部的，按照惯例，总部的人来山西采访，是要告知山西记者站的，但没人告知。奇怪的是，对此人的真伪，报社一直不表态。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报社总部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一个也没有。这种态度下，报社更不会给我丝毫奖励。山西记者站属报社下属机构，站长很同情我，也很为我着急。但我感觉到，我在这里干不长了。
记者：有人说你也是一个假记者。
戴骁军：这纯属造谣。我承认我在山西记者站不是记者身份，而是通讯员，但我在西部时报一直发稿子，而且都是有关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重要会议与活动，比如报道奥运火炬手，这一点山西省委宣传部已经证实。我在报纸上发表稿子，有时署名通讯员，有时署名记者，对此我也搞不明白。
记者：那你是靠稿费养家糊口吗？以后有什么打算？
戴骁军：不全是。我喜爱摄影，大部分收入来源于给别人拍写真集，一般是租朋友的摄影棚来拍。1984年18岁时瞒着父母偷偷当了兵，临走时才告诉他们。12年后我转业到太原，在山西《生活晨报》做了四年记者。2000年我开了一家写真店，赚了些钱，又开了一家彩扩中心，成立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2003年非典肆虐，生意不好做，我赔得血本无归，到了《西部时报》山西记者站。所谓四十不惑，如今我已42岁，仍然有很多疑惑。一方面，我个人生活清贫，对生活别无所求，只想安定。另一方面，我和别人又不一样，性格犟而独立，且有理想主义色彩。现在我还没精力想以后生活应该怎么办，但不变的是，希望社会能更纯净，更公正，黑幕不揭，我死不瞑目。
《郑州晚报》供稿
戴骁军，西部时报山西记者站通讯员。曾在山西《生活晨报》当过4年记者，后下海创业，2003年进入西部时报山西记者站。他没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很多网友却认为他是真正的“真记者”。他自己也自认“真记者”。
来源：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8-11/04/content_617740.htm
戴骁军称上网揭露此事时遭遇网站论坛多次删除；现在每天接到十几个恐吓电话
戴骁军拒绝被封口。
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给真假记者们发“封口费”时，他拒绝被封口，还冒险拍下照片作为证据。
网站论坛迫于“上面压力”或拿到新的“封口费”而删掉他的帖子和照片时，他拒绝被封口，而且越战越勇，和对方比速度，看你删得快还是我发得快。
现在，他每天接到十几个恐吓电话，担心9岁儿子的安全；报社总部却没打来一个电话，他担心在这个报社干不长了。但他依然拒绝被封口，昨天，这个42岁的倔强记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讲述曝光背后的故事。
每天都接到恐吓电话
我一接，对方就喊：“姓戴的，你小心点！”
记者：打通你的电话不容易。
戴骁军：这几天很多莫名其妙的电话打过来，我一接，对方就喊：“姓戴的，你小心点！”我来不及回话，那边就狠狠挂断了，这是恐吓。我两部手机都被打爆了，他们居然找到了我家的固定电话，成天打，一天平均十几个，弄得我寝食难安，原本安宁的家庭生活现在一团糟。我儿子刚满9岁，上小学四年级，现在我每天准点接送他上学放学，怕路上遭到不测。我现在面临的压力之大，你很难想象。但媒体同行的电话让我感到温暖，是关注也是精神支持，我要站直了面对现实。
记者：恐吓电话来自何处？
戴骁军：我猜是来自煤矿和被揭露及尚未被查处的假记者。
记者：后悔吗？家人能理解吗？
戴骁军：我今年42岁，只做了这么一件事，既然已经选择，就顾不上其他后果了。现在妻子在家里常常发牢骚，但她在大的原则上是支持我的。我父亲过世得早，母亲患有癌症，近来精神状况很不好，听说了我的事情，摸着我的脸流眼泪，说：“孩子，我了解你，按你的想法做吧，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其实当初揭发“封口费”黑幕之时我就应该想到会出现这么大的痛楚，但如果让我“封口”，我将一辈子都找不到快感。
一秒连拍，生死时速
如果被发现要曝光，就算矿主不打死我，那些假记者也会打死我
记者：“封口费”之事是你第一次遇到吗？
戴骁军：绝对第一次。是9月25日下午3时多，我接到山西一个资深记者的电话，说他本在平遥参加一个会议，突然接到村民报料，洪洞县的山西霍宝干河煤矿有很多记者排队领“封口费”。平遥离洪洞很近，他准备去看看，但没有带相机，问我能不能拿着相机赶紧去。我一想去是得去，但我没车啊。于是我就想到了我的博友“直播山西”，他有车，于是就一块儿去了。当天晚上近7时到了煤矿门前，天上下着小雨，黑漆漆的。
记者：其实你也可以领“封口费”。
戴骁军：我做不到。到了煤矿办公楼大厅，我也在来客登记簿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才得以上楼去，看见三楼楼道里记者排着队在那儿领钱，办公室围着一堆人在数钱，哗啦啦的钞票，看见这种情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拍下来，但怕出生命危险，我提前布置逃跑计划，对“直播山西”说：“我拍了之后冲下楼，你将车门提前打开，我一钻进车，你就赶紧开车跑，如果我被抓住，你别管我，只要相机扔车上，你就快跑，照片高于我的生命。”如此商量好，我就冲上去，对着排队的人群猛按快门，楼道里、办公室、登记簿、停在门口的车，共拍了九张照片。一顿猛拍，由于光线昏暗，我还用了闪光灯。
记者：闪光灯？矿上和那些领钱的人没注意到你吗？
戴骁军：注意了啊，但我给他们反应的时间只有一秒（相机连拍），他们扭头发愣的瞬间，我已经夺门而出。心里扑腾扑腾乱跳，赶紧跳上车撤啊，按照我在部队当兵的经验，撤也决不能原路返回太原，要反方向行，所以就掉头朝临汾方向跑，跑了有十几公里，我们躲进一个小村子，观望了20多分钟，发现没人追过来，才向村民打听偏僻小道，绕到了太原高速口。晚上10时多回到太原。
记者：整个拍摄过程很惊险？
戴骁军：拍照片和逃跑时我一直后背发凉。如果被发现要曝光，就算矿主不打死我，那些假记者也会打死我。
网站迫于上面压力删帖
他们删得快，我发得也快，让他们删到手软也删不及
记者：想揭发，但稿子能不能发还是个问题吧？
戴骁军：嗯，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发到网上。第二天上午，我就和博友“直播山西”同时将所见所闻发到了我们经常玩的直播客网站，刚开始还没多大影响，但这个网站上的网友都注意了，纷纷留言。没想到过了几天，有一个博友打来电话嘲笑我：“戴骁军，你是不是也收了矿上的封口费了？”吓了我一大跳。赶快打开网站，发现稿子被统统删除。我气愤地给直播客网站打电话，编辑赵女士接了我的电话，支支吾吾，难以对答。我就要求与网站负责人对话，负责人竟说是因为来自“上面”的压力，所以不得不删。我问“上面”是什么部门？他避而不答。没办法呀，我只好重新再发，没想到不到两个小时，又被删除，这一下就激怒了我。
从这之后，我和“直播山西”天天坐在家里往全国各地的网站、论坛发帖子，只要是能够注册的，全都注册发帖揭露黑幕，他们删得快，我发得也快，让他们删到手软也删不及。就这样，帖子像雪片一样在网络上飞来飞去，网友们争相评论，很快掀起一场巨大的风浪。
记者：没人知道发帖者是你吗？
戴骁军：刚开始还不知道，但后来由于再次被激怒，我都是实名注册，公开叫板。激怒的原因是有网站“面临压力”居然冒充是作者，要求别的网站删除文章和照片。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网站为什么要这样，怀疑是煤矿花了巨资删稿子。为此，我只好实名发帖说自己的言论以照片为证据，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当时没来得及多想，我只要真相，打击黑暗与谎言。
曝光“同事”遭冷遇
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报社总部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一个也没有
记者：你觉得还有哪些未调查清楚？
戴骁军：领了“封口费”的真假记者还有更多没被公布。现在公布的真假记者名单是28人，但仅仅我拍到的登记簿的名单就有38人。那天我看到登记簿有十几页，我只抓起随机拍下4页，你想想还有多少人未被调查出来？
记者：你的这次揭露，揭出了你的同事、你的单位，却也有人说你得到了单位的巨额奖励，是这样吗？
戴骁军：不错，我拍下的四张登记表上赫然写着“西部时报，赵某某”。但我与此人并不认识，我所在的山西记者站也没这个人。如果他是报社总部的，按照惯例，总部的人来山西采访，是要告知山西记者站的，但没人告知。奇怪的是，对此人的真伪，报社一直不表态。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报社总部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一个也没有。这种态度下，报社更不会给我丝毫奖励。山西记者站属报社下属机构，站长很同情我，也很为我着急。但我感觉到，我在这里干不长了。
记者：有人说你也是一个假记者。
戴骁军：这纯属造谣。我承认我在山西记者站不是记者身份，而是通讯员，但我在西部时报一直发稿子，而且都是有关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重要会议与活动，比如报道奥运火炬手，这一点山西省委宣传部已经证实。我在报纸上发表稿子，有时署名通讯员，有时署名记者，对此我也搞不明白。
记者：那你是靠稿费养家糊口吗？以后有什么打算？
戴骁军：不全是。我喜爱摄影，大部分收入来源于给别人拍写真集，一般是租朋友的摄影棚来拍。1984年18岁时瞒着父母偷偷当了兵，临走时才告诉他们。12年后我转业到太原，在山西《生活晨报》做了四年记者。2000年我开了一家写真店，赚了些钱，又开了一家彩扩中心，成立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2003年非典肆虐，生意不好做，我赔得血本无归，到了《西部时报》山西记者站。所谓四十不惑，如今我已42岁，仍然有很多疑惑。一方面，我个人生活清贫，对生活别无所求，只想安定。另一方面，我和别人又不一样，性格犟而独立，且有理想主义色彩。现在我还没精力想以后生活应该怎么办，但不变的是，希望社会能更纯净，更公正，黑幕不揭，我死不瞑目。
《郑州晚报》供稿
戴骁军，西部时报山西记者站通讯员。曾在山西《生活晨报》当过4年记者，后下海创业，2003年进入西部时报山西记者站。他没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很多网友却认为他是真正的“真记者”。他自己也自认“真记者”。
来源：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8-11/04/content_617740.htm
2008年11月4日星期二
日知录（6）新闻法治化是改革的必由之路
昨日（11月3日）,《人民日报》刊出署名文章称,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对新闻工作领域的法治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
作为一个正步入世界主流政治经济秩序的大国,作为一个新闻事业逐步发达、信息传播日益多元的社会,把新闻法规的出台摆上日程,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管理好、维护好新闻事业前途的需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新闻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两报一刊的时代业已成为历史,市场经济社会的到来引发了传媒革命,报纸、广播、电视以及网络、手机报等新兴媒体正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坚持计划时代的新闻管理模式,既容易形成计划权力与市场运作相矛盾的管理弊病,也难以应对新形势下的传媒发展格局。
从人治化管理到法治化管理,在一个旨在追求全面现代化的国家,是每个行业都无法摆脱的转变规律。从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公诸于世开始,政府管理、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就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日程之中。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如是,从新闻行业管理的人治化到法治化的转变亦应如是。我国新闻事业要想适应现代化需求,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必须改革。只有通过以法治化为依归的改革,新闻事业的管理才有“规矩”可言,才能在新形势下抢占舆论高地,也才能持续引导社会舆论主流。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四大权利要想得到落实,首要条件就是信息的传播与发布能够得到有序保障。而所谓有序,实质内容就是法治化。任何脱离了法治化轨道的人治形态的管理,哪怕打扮得再人性化,也难以规避潜规则,难以逃脱计划命令和“一言堂”式的传统管理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快新闻立法,正是落实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体现。
进行新闻立法,也是保护新闻从业人员合法权利的需要。同样是执政党领导下的事业,诸如行政、司法、公安、质监、文化等各种部门在履行职责的时候都有法律保护,妨碍他们正常工作则可进行法律惩戒,但新闻行业却时常出现正常履职的维权困境。今年初,辽宁西丰警方到北京抓捕正常履职进行报道的《法人》杂志记者,就充分显示了新闻从业人员面对非正当打击的无奈。在采访权、言论权、发表权等缺乏具体法律保护的情况下,任何地方规章都可以凌驾于新闻权利之上。一方面我们一再强调要加强舆论监督,一方面一些抗拒监督的地方和部门又公然钳制舆论,和中央精神对着干。在面对这种情况时,如果缺乏法律保护,新闻从业人员就难免陷入权利困境,舆论监督相应就会在困境下逐步萎缩,乃至于退无可退。
30年来中国的成功缘自改革,而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正是改革的两大关键基石。作为社会体系中关系重大的一环,新闻事业的法治化是改革的必由之路。也只有依靠法治化,我们才能将新闻事业做大做强,才能有同世界主流媒体进行竞争的底气,才能将中国的努力传播到世界各地,也才能让世界与中国走得更近。（南方日报评论员）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8-11/04/content_10303189.htm
作为一个正步入世界主流政治经济秩序的大国,作为一个新闻事业逐步发达、信息传播日益多元的社会,把新闻法规的出台摆上日程,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管理好、维护好新闻事业前途的需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新闻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两报一刊的时代业已成为历史,市场经济社会的到来引发了传媒革命,报纸、广播、电视以及网络、手机报等新兴媒体正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坚持计划时代的新闻管理模式,既容易形成计划权力与市场运作相矛盾的管理弊病,也难以应对新形势下的传媒发展格局。
从人治化管理到法治化管理,在一个旨在追求全面现代化的国家,是每个行业都无法摆脱的转变规律。从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公诸于世开始,政府管理、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就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日程之中。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如是,从新闻行业管理的人治化到法治化的转变亦应如是。我国新闻事业要想适应现代化需求,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必须改革。只有通过以法治化为依归的改革,新闻事业的管理才有“规矩”可言,才能在新形势下抢占舆论高地,也才能持续引导社会舆论主流。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四大权利要想得到落实,首要条件就是信息的传播与发布能够得到有序保障。而所谓有序,实质内容就是法治化。任何脱离了法治化轨道的人治形态的管理,哪怕打扮得再人性化,也难以规避潜规则,难以逃脱计划命令和“一言堂”式的传统管理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快新闻立法,正是落实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体现。
进行新闻立法,也是保护新闻从业人员合法权利的需要。同样是执政党领导下的事业,诸如行政、司法、公安、质监、文化等各种部门在履行职责的时候都有法律保护,妨碍他们正常工作则可进行法律惩戒,但新闻行业却时常出现正常履职的维权困境。今年初,辽宁西丰警方到北京抓捕正常履职进行报道的《法人》杂志记者,就充分显示了新闻从业人员面对非正当打击的无奈。在采访权、言论权、发表权等缺乏具体法律保护的情况下,任何地方规章都可以凌驾于新闻权利之上。一方面我们一再强调要加强舆论监督,一方面一些抗拒监督的地方和部门又公然钳制舆论,和中央精神对着干。在面对这种情况时,如果缺乏法律保护,新闻从业人员就难免陷入权利困境,舆论监督相应就会在困境下逐步萎缩,乃至于退无可退。
30年来中国的成功缘自改革,而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正是改革的两大关键基石。作为社会体系中关系重大的一环,新闻事业的法治化是改革的必由之路。也只有依靠法治化,我们才能将新闻事业做大做强,才能有同世界主流媒体进行竞争的底气,才能将中国的努力传播到世界各地,也才能让世界与中国走得更近。（南方日报评论员）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8-11/04/content_10303189.htm
日知录（5）人民日报：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科学管理 依法管理 有效管理
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华清 《 人民日报 》（ 2008年11月3日 07 版/理论版）
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指出，新闻舆论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对社会精神生活和人们思想意识有着重大影响。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要求我们积极适应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的新变化，既不断改进新闻宣传，又切实加强新闻管理，努力提高舆论引导的能力和水平。就加强新闻管理而言，就是要实现科学管理、依法管理、有效管理。
加强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努力实现科学管理。真实、快捷是新闻的生命。无论是对抗击非典、防治禽流感、防治口蹄疫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还是对抗击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抗震救灾等自然灾害事件的报道都充分证明：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及时、准确、全面地发布信息，才能稳定人心、掌握主动，不断提高政府和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信息公开透明工作，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不断加强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目前，国务院新闻办、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各级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正在扎实推进，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正在向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的科学管理目标迈进。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应进一步探索新形势下新闻工作的规律，改革创新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加强政府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加强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处置机制建设，加大政府新闻信息的发布力度，在第一时间用政府的权威信息抢占舆论阵地和舆论“制高点”。
加快新闻工作的法治化建设，努力实现依法管理。加强新闻工作法治化建设，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先后制定和修改了许多重要法律法规，对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07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了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特例，什么问题必须公开、什么问题不公开，将政府新闻发布的范围和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界限作了明确的法律界定；2007年出台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把我国近年来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处置中取得的重大进步法律化，要求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及时、准确、客观、统一地发布有关突发事件的新闻信息，对于迟报、漏报、谎报、瞒报要追究相关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对新闻工作领域的法治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
把握新形势下新闻工作的特点，努力实现有效管理。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必须认真研究受众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科学把握新形势下的新闻传播规律。当今时代，网络、手机报等新兴媒体异军突起，使新闻传播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群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即时化、多样化、便捷化。据统计，目前国内手机用户已逾5亿；网民人数超过2亿，网站150多万个，博客空间7000多万个；国内广播电台近300座，报纸1900多种，期刊9400多种，电视台290多座。这既为新闻舆论工作带来了难得机遇，也带来了巨大挑战。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我们既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坚持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在同群众交流互动中形成社会共识，在加强信息服务中开展思想教育，在及时有效传递党和政府声音的同时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切实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又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提出新的管理思路和办法，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完善管理的体制机制，努力实现有效管理。
来源：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08-11/03/content_131323.htm
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华清 《 人民日报 》（ 2008年11月3日 07 版/理论版）
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指出，新闻舆论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对社会精神生活和人们思想意识有着重大影响。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要求我们积极适应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的新变化，既不断改进新闻宣传，又切实加强新闻管理，努力提高舆论引导的能力和水平。就加强新闻管理而言，就是要实现科学管理、依法管理、有效管理。
加强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努力实现科学管理。真实、快捷是新闻的生命。无论是对抗击非典、防治禽流感、防治口蹄疫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还是对抗击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抗震救灾等自然灾害事件的报道都充分证明：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及时、准确、全面地发布信息，才能稳定人心、掌握主动，不断提高政府和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信息公开透明工作，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不断加强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目前，国务院新闻办、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各级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正在扎实推进，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正在向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的科学管理目标迈进。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应进一步探索新形势下新闻工作的规律，改革创新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加强政府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加强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处置机制建设，加大政府新闻信息的发布力度，在第一时间用政府的权威信息抢占舆论阵地和舆论“制高点”。
加快新闻工作的法治化建设，努力实现依法管理。加强新闻工作法治化建设，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先后制定和修改了许多重要法律法规，对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07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了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特例，什么问题必须公开、什么问题不公开，将政府新闻发布的范围和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界限作了明确的法律界定；2007年出台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把我国近年来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处置中取得的重大进步法律化，要求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及时、准确、客观、统一地发布有关突发事件的新闻信息，对于迟报、漏报、谎报、瞒报要追究相关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对新闻工作领域的法治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
把握新形势下新闻工作的特点，努力实现有效管理。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必须认真研究受众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科学把握新形势下的新闻传播规律。当今时代，网络、手机报等新兴媒体异军突起，使新闻传播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群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即时化、多样化、便捷化。据统计，目前国内手机用户已逾5亿；网民人数超过2亿，网站150多万个，博客空间7000多万个；国内广播电台近300座，报纸1900多种，期刊9400多种，电视台290多座。这既为新闻舆论工作带来了难得机遇，也带来了巨大挑战。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我们既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坚持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在同群众交流互动中形成社会共识，在加强信息服务中开展思想教育，在及时有效传递党和政府声音的同时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切实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又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提出新的管理思路和办法，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完善管理的体制机制，努力实现有效管理。
来源：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08-11/03/content_131323.htm
日知录（4）中国政府决定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据新华社主办的新华网11月4日报道，中国政府决定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对未来两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作出规划。这是中国第一次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中国政府贯彻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据了解，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将通过全面系统地制定、落实促进和保障人权的工作目标及措施，进一步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全面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内容将涉及完善政府职能，扩大民主，加强法治，改善民生，保护妇女、儿童、少数民族的特殊权利，提高全社会的人权意识等与人权相关的各个方面。
报道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共同牵头组织制定。为制定该《计划》，建立了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牵头的联席会议机制，邀请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发改委等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相关群众团体、非政府组织共50多个单位共同参与。同时，还成立了由全国重点高校和研究单位十多位人权专家组成的专家组。
报道援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的话说，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成果和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和原则，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中国政府决定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七大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再次表明了我国高度重视人权、致力于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的坚强决心。他强调，中国政府将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中国未来人权事业的发展作出详细规划，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制定对于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名IP地址显示为上海的新浪网友在报道后面留言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首先应该从公民的发言权和知情权做起，从支持网络报导和网络评论做起。”
另一位福建福州的网友则说：“中国人权的现状实在不好,但能认识到这一点,大家还是高兴的,希望不要写在纸上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上!”
报道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共同牵头组织制定。为制定该《计划》，建立了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牵头的联席会议机制，邀请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发改委等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相关群众团体、非政府组织共50多个单位共同参与。同时，还成立了由全国重点高校和研究单位十多位人权专家组成的专家组。
报道援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的话说，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成果和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和原则，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中国政府决定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七大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再次表明了我国高度重视人权、致力于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的坚强决心。他强调，中国政府将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中国未来人权事业的发展作出详细规划，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制定对于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名IP地址显示为上海的新浪网友在报道后面留言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首先应该从公民的发言权和知情权做起，从支持网络报导和网络评论做起。”
另一位福建福州的网友则说：“中国人权的现状实在不好,但能认识到这一点,大家还是高兴的,希望不要写在纸上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上!”
2008年11月2日星期日
日知录（3）真相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杨继绳，《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2008年5月香港出版
转摘自翟明磊《立碑的人——杨继绳侧影》，页46-47，载《中国传媒风云录》，陈婉莹、钱钢，（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10月出版
-------------------------------------------------------------------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杨继绳，《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2008年5月香港出版
转摘自翟明磊《立碑的人——杨继绳侧影》，页46-47，载《中国传媒风云录》，陈婉莹、钱钢，（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10月出版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