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曾经刊载过一幅漫画，画的是一条狗坐在计算机前敲击键盘与另外一条狗交谈，漫画题为：“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虽然那幅漫画已经慢慢被人淡忘，但漫画的标题却成为互联网上流传至今的经典名言。2008年出现的假新闻，来源于网络的比例远远高于往年，如《上海方言“嗲(dia)”字收入〈牛津英语词典〉》、《北京房地产商协会会长赞成炸掉故宫盖住宅》、《孙中山是韩国人》等。而众多网友也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新闻打假的重任。
一、巨蟒吞噬中国维和士兵
【发表时间】2008年3月2日
【“新闻”】西安某部队的95名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队员凯旋。既懂法语又懂英语的随队翻译张逸向记者讲述了赴刚果（金）维和的一些经历：刚果（金）毒蛇巨蟒很多，队员们修建的营房要保持一定比例的坡度倾斜，防止毒蛇爬入；外出时，队员们要穿上高筒靴子，防止毒蛇咬伤。尽管如此，他还是亲眼目睹了一出悲剧：一名中国维和工兵队员（非西安部队人员）在施工期间去附近草丛中方便，久久不见归来。队员们去寻找时，发现一头巨蟒肚子鼓鼓的，卧在草丛中爬不动了。找来当地人将蟒蛇打死，剖开肚子发现队员已停止呼吸。
【真相】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官员3月5日表示，“报道严重失实，我赴刚果（金）维和部队从未发生过此类事件。”
3月6日，刊发该文的媒体发表“情况说明”，表示文中关于“一名中国维和队员被巨蟒吞噬”的内容系采访对象提供的情况有误，并无此事。
二、上海方言“嗲(dia)”字收入《牛津英语词典》
【发表时间】2008年3月19日
【“新闻”】日前，牛津英语在线词典上将上海常用词“嗲”收入词典中。“dia”被定义为名词，意指“嗲的事物”，用作感叹或者表示同意，此外还加入了“diaist”、“diaistic”、“diaism”等相关词汇。这个来自“dear”的“嗲”原本就是英语世界的词汇，此番又改头换面回到了英语世界。《牛津英语词典》主编John Simpson在一份声明上说明，“dia”因为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知名度而被收录，也正符合《牛津英语词典》顺应潮流日新月异的宗旨。
【真相】牛津（上海）咨询有限公司词典部的余先生通过在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向英国本部求证，明确表示：牛津英语在线词典并没有收录“嗲（dia）”字，相关报道有误。《北京青年报》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到一个名为“敌托邦的栖息者”的博客，该博客2007年4月6日的博文内容与报道《“嗲（dia）”字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中完全一致，所举例句也全部在报道中出现过。该博客内容显示，其作者为一名在上海学习的台北年轻学生。所谓“‘嗲（dia）’字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乃其恶搞。
三、北京房地产商协会会长赞成炸掉故宫盖住宅
【发表时间】2008年3月25日
【“新闻”】“账其实很好算，与其每年花十多亿元维修，不如干脆炸掉故宫，彻底改造成建筑用地，大大解决北京土地资源匮乏引起的房价暴涨。”近日，一位房地产商通过媒体发出此番“肺腑之言”。对此，北京房地产商协会会长胡云景表示认可。他表示，如果将故宫占的土地全部改为建筑用地，约可以提供2400万平方米的可居住面积，至少可以为120万人提供住房，北京住房价格届时会有大幅下降。
【真相】网友“那年那月那天”3月26日凌晨在红网论坛发帖，指出：“这也太假了吧，两年前网友恶搞的帖子竟然又被当作新闻发出来了。”原来，《信息时报》早在2006年5月30日已有报道，揭露《北京房地产商建议炸掉故宫改为建筑用地》是假新闻。当时该报记者从网上发现了这个帖子的原始版本，题目是《阻碍开发建设，专家建议炸故宫》。在这个原始帖子里，发帖人有一个“编首语”：“需要先阐明的是，这篇所谓的新闻是作者个人炮制出来的文学作品，并非事实。”原来，这只是网友的一篇“乱弹”。
四、六旬老人考取清华研究生激励儿子
【发表时间】2008年5月8日
【“新闻”】62岁的哈尔滨市民老滕因儿子没有考上名牌大学而气愤不已，为了激励儿子，经过一年的努力，2006年老滕考上了清华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班。老滕到学校报到时，发现班上的同学都在30岁左右，就连他的老师也只有46岁。
【真相】清华大学相关部门表示，清华大学的院系设置中并未设置“艺术学院”。四川一记者直接把电话打给了采写“六旬老人考清华”一文的记者。该记者称，老滕并非考上清华大学研究生，而是报名参加了清华大学中国画高级研修班学习。随后，有记者与中国画高级研修班的主办单位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进一步取得了联系。该院一位相关人员介绍，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办学培养的对象为非学历教育，研修班入学一般不需要考试，毕业也不发给毕业证。
五、郭晶晶怀上霍启刚骨肉欲离队
【发表时间】2008年5月8日
【“新闻”】据新加坡媒体报道，近日，国家游泳队在例行体检中，郭晶晶被检查出有孕，水上运动中心有关领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最后本着以人为本，尊重运动员的自身选择，同意郭晶晶离队。当（新加坡媒体）记者赶赴国家跳水集训中心采访有关领导时，领导都避而不答，推到新闻办。赶到新闻办，新闻办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回答。据一和记者私交甚笃的好友告密，这次在风口浪尖的跳水队决定对该消息封锁。
【真相】其实，早在2005年2月，在不少网络论坛上就出现了一条题为“晶晶怀孕了，正在办理离队手续”的新闻，将这篇新闻与今年5月的报道对照一下，不难发现，后者不过是将前者照抄了一遍。至于新加坡是否真的存在《九报》（旧报的谐音？）、“记者高笑”是否是“搞笑”的谐音，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认的是，这条当时已经被证明是假新闻的报道，结果又在3年之后死灰复燃，并且掀起了更大的波澜。
六、济南铁军探路映秀，两人牺牲
【发表时间】2008年5月16日
【“新闻”】“G213线映秀至草坡段被称为死亡之路，随时都有大石头从山上滚下，一路非常危险，但是作为一支铁军，我们必须克服种种困难，抵达草坡镇展开营救。”16日上午9时许，在映秀，济南军区某红军师秋收起义红二团团长给330名先头部队官兵开动员大会。官兵告诉记者，先头部队官兵已派出4人小组去探路，只有两人返回，其他两人则“永远都回不来了”。很多从汶川撤离的群众，经过此段时有些就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中，伤亡不小，“这就是名副其实的‘死亡之路’”。
【真相】5月28日，济南军区司令部授权中国新闻网发表声明：这些纯属谣言。截至目前，济南军区抗震救灾部队并无人员死亡，现在抗震救灾工作正科学有效、有条不紊地进行。
七、比尔·盖茨花亿元租房看奥运
【发表时间】2008年7月23日
【“新闻”】为了看北京奥运会，比尔·盖茨花了一亿元人民币，租下了一个离水立方不到180米的空中四合院，推开四合院窗户，向外眺望，水立方与鸟巢一览无遗。四合院分两层，面积大约700多平方米。
【真相】7月24日凌晨，比尔·盖茨官方证实，“我们可以确认该消息是假的。”另外，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中国董事长张亚勤在出席一个新闻发布会时也对媒体暗示，盖茨巨资租房看奥运事件可能是房地产商的炒作。他对媒体提到该事件时称其为假新闻。
八、“孙中山是韩国人”
【发表时间】2008年7月31日
【“新闻”】韩国成均馆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朴芬庆经过对孙氏家族族谱仔细发掘研究，包括对中国姓氏文化古籍的研究，已经发现中国伟大革命先驱——中国人孙中山，实际上身上流的是韩国人的血。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成均馆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朴芬庆表示，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生活在朝鲜最南端、今天的济州岛附近的古朝鲜人，曾组成军队为周朝作战。其中一部分由于战功显赫，被周文王封于孙（今河南省宜阳县境）。其首领称为孙伯，即孙国首领之意。《通志·氏族略·以邑为氏》载：“孙氏，周文王所封，世为周卿，士食采于孙，子孙因以为氏。”《翠亨孙氏家谱》二修一卷载：“吾姓系出周孙伯之后，世为周卿，因国为氏。”由此证明，孙氏起源于韩国。朴芬庆称，根据对广东孙氏家族聚居遗址的调查，可以认为，孙氏家族的生活带有明显的朝鲜色彩，不属于中国本土文化。在原始的孙氏家族古籍中，可以发现许多古朝鲜文字转化的外来字，充分说明孙中山具有韩国血统。
【真相】韩国驻华大使辛正承8月17日在京表示，有关韩国《朝鲜日报》刊登“孙中山是韩国人”的报道说法毫无根据，属于捏造事实。经国内外众多媒体追查，查明此消息缘于7月28日天涯社区“国际观察”版一名叫“huhuhu8hu”的网友发布的一篇题为《朝鲜日报：孙中山原来是韩国人》的帖子。
九、高速列车3秒钟可跨越长江大桥
【发表时间】2008年9月11日
【“新闻”】3秒钟！一趟高速列车就可跨越长江。昨日，天兴洲长江大桥钢梁全部合龙，建成通车后，可允许列车时速达250公里。据了解，天兴洲大桥正桥全长4657米，其中正线钢梁跨越长江1092米，两侧采用高架延伸，下线进入武汉火车站不与公路相接，因此，高速列车过桥不用踩刹车，继续保持高时速，还突破了厄勒海峡大桥160公里/小时的速度纪录，刷新世界纪录，也是世界上列车跑得最快的大桥。
【真相】四川新闻网第二天刊发题为《“时速5588公里的火车”让媒体蒙羞》的文章，为读者演算了这道算术题：一个小时有3600秒，3秒钟过一次，就是说这列火车能以这种速度一个小时过1200次。简单的乘法，4.657×1200=5588，因此这列火车的速度是5588公里/小时。这是什么概念？上海的磁悬浮列车的速度是400多公里/小时，世界上最快的列车速度也才550公里/小时，而超音速飞机的速度也不过1065公里/小时，也就是说这列火车的速度达到了超音速飞机的5倍多，可谓空前绝后的“超超音速火车”了！其实，按照文中的数据很简单地就可以得出高速列车的过桥时间：桥的长度除以火车的时速250公里/小时，得到的结果为大约68秒，也就是一分多钟。
十、李佳薇和李湘前夫李厚霖结婚
【发表时间】2008年10月7日
【“新闻”】新加坡乒坛一姐李佳薇于上月末在北京扯证结婚。昨日，记者从有关渠道获悉，迎娶美女李佳薇的，竟然是著名娱乐明星李湘的前任老公李厚霖。据悉，两人今年3月经人介绍认识，李佳薇年初与前男友苏西洛结束恋爱关系，北京奥运会后她结束恋爱财产纠纷，9月底就在北京闪电般与李厚霖扯证结婚。
【真相】刊发该文的报社2008年10月8日发表《致歉声明》：“本月初，新加坡媒体率先报出李佳薇女士已与北京圈外男友在北京注册结婚的消息，随后国内媒体相继对此进行了报道。昨日，本报在17版刊登了主体内容为“李厚霖与李佳薇九月末在北京结婚”的文章，文章中关于李厚霖先生结婚的报道未能与当事人正面求证，在李厚霖先生发表否认声明后，本报认真调查核实，证实该新闻报道内容失实。为此，本报本着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和实事求是精神，特就因本报记者的工作失误而给李佳薇女士、李厚霖先生带来的伤害和不良影响表示诚挚的歉意！并向广大读者真诚致歉！”
据《新闻记者》
来源：http://www.yangtse.com/epaper/yzwb/2008-12/31/content_12108999.htm
2008年12月31日星期三
日知录（43）网络媒体2008年度新闻风云榜揭晓
人民网北京12月31日电 中国网络媒体2008年度新闻风云榜今天上午在北京揭晓。“全国两会选举产生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胡锦涛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四川发生‘5·12’特大地震，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震救灾”、“奥运会、残奥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中国代表团名列金牌榜首位”、“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各国联手救市，中国政府确定4万亿投资计划”等分别入选2008年度国内、国际十大新闻。
今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被广大网友称为“中国网民最幸福的日子”，“掀开中国互联网历史崭新的一页”。网络的兴盛，大大拓展了中国社会的舆论空间，深刻影响着社会舆论的形成机制和传播方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2008年的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中，网络媒体的独特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通过网络迈上舆论前台，网络媒体在表达民意、舆论引导新格局中地位彰显、举足轻重。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下，中国网络媒体新闻风云榜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新闻风云榜由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央视网等39家新闻网站和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人民网承办，参与网民超过百万。网络媒体作为网民广泛参与的舆论平台，凭借更具草根情结的平民视角，更富个性和民众基础的评选模式——中国网络媒体新闻风云榜在中央和地方新闻网站的共同努力下，已成为海内外网民广泛参与的网络盛事，在名目繁多的各类评选中独树一帜。
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蔡名照出席揭晓典礼。他在致辞中说，自2004年以来，网络媒体年度新闻评选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四次。在人民网、新华网等重点新闻网站，各相关机构和专家学者，以及广大网民的共同努力下，这项活动越办越好，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中国网络媒体新闻评选的权威品牌，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网民的关注。
他说，即将过去的2008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国内大事不断，国际风云变幻。今天揭晓的十大国内和国际新闻，是广大网民网上投票选出来的，它们真实再现了一年来我们在中央正确领导下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准确盘点了当今世界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通过回眸和梳理，我们能更全面地认识国情世情，更清醒地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更清晰地了解我们肩上的使命。
他指出，2008年是我国网络媒体取得重大发展的一年。在南方特大冰雪灾害、拉萨“3.14”暴力事件、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网络媒体及时传播信息、凝聚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汇集社情民意、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显示了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的影响力。
蔡名照强调，新的一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60周年。面对新的形势与任务，全国网络媒体要更加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积极做好正面宣传，不断提高舆论引导水平,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舆论支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营造良好网上舆论环境。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马利出席典礼并致辞。她说：“网络媒体正以一种全新、强大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中国网络媒体新闻风云榜’在网民中有了很大的知名度，已经成为了一个知名品牌，这充分显示了网络媒体的魅力。”
人民网总裁何加正代表主办方发言。何加正表示，“2008年度新闻风云榜”的揭晓，再一次显示了网络媒体的力量，显示了广大网友同心同德的力量。2008年，是网络媒体发展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人民网同各兄弟网站一起，经历了众多大事、喜事、悲事的洗礼，经受了考验，培养了队伍，壮大了事业。
中宣部、中组部、国务院新闻办、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国互联网协会、北京市市委宣传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出席了揭晓典礼。
本届中国网络媒体新闻风云榜评选活动由国际著名酒类集团保乐力加协办。
(本文来源：人民网 )
来源：http://news.163.com/08/1231/14/4UGHI5V20001124J.html
参考：闵大洪：08年的中国网络传播与网络媒体http://news.163.com/08/1230/11/4UDIH0LA00012QEA.html
今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被广大网友称为“中国网民最幸福的日子”，“掀开中国互联网历史崭新的一页”。网络的兴盛，大大拓展了中国社会的舆论空间，深刻影响着社会舆论的形成机制和传播方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2008年的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中，网络媒体的独特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通过网络迈上舆论前台，网络媒体在表达民意、舆论引导新格局中地位彰显、举足轻重。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下，中国网络媒体新闻风云榜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新闻风云榜由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央视网等39家新闻网站和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人民网承办，参与网民超过百万。网络媒体作为网民广泛参与的舆论平台，凭借更具草根情结的平民视角，更富个性和民众基础的评选模式——中国网络媒体新闻风云榜在中央和地方新闻网站的共同努力下，已成为海内外网民广泛参与的网络盛事，在名目繁多的各类评选中独树一帜。
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蔡名照出席揭晓典礼。他在致辞中说，自2004年以来，网络媒体年度新闻评选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四次。在人民网、新华网等重点新闻网站，各相关机构和专家学者，以及广大网民的共同努力下，这项活动越办越好，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中国网络媒体新闻评选的权威品牌，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网民的关注。
他说，即将过去的2008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国内大事不断，国际风云变幻。今天揭晓的十大国内和国际新闻，是广大网民网上投票选出来的，它们真实再现了一年来我们在中央正确领导下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准确盘点了当今世界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通过回眸和梳理，我们能更全面地认识国情世情，更清醒地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更清晰地了解我们肩上的使命。
他指出，2008年是我国网络媒体取得重大发展的一年。在南方特大冰雪灾害、拉萨“3.14”暴力事件、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网络媒体及时传播信息、凝聚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汇集社情民意、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显示了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的影响力。
蔡名照强调，新的一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60周年。面对新的形势与任务，全国网络媒体要更加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积极做好正面宣传，不断提高舆论引导水平,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舆论支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营造良好网上舆论环境。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马利出席典礼并致辞。她说：“网络媒体正以一种全新、强大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中国网络媒体新闻风云榜’在网民中有了很大的知名度，已经成为了一个知名品牌，这充分显示了网络媒体的魅力。”
人民网总裁何加正代表主办方发言。何加正表示，“2008年度新闻风云榜”的揭晓，再一次显示了网络媒体的力量，显示了广大网友同心同德的力量。2008年，是网络媒体发展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人民网同各兄弟网站一起，经历了众多大事、喜事、悲事的洗礼，经受了考验，培养了队伍，壮大了事业。
中宣部、中组部、国务院新闻办、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国互联网协会、北京市市委宣传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出席了揭晓典礼。
本届中国网络媒体新闻风云榜评选活动由国际著名酒类集团保乐力加协办。
(本文来源：人民网 )
来源：http://news.163.com/08/1231/14/4UGHI5V20001124J.html
参考：闵大洪：08年的中国网络传播与网络媒体http://news.163.com/08/1230/11/4UDIH0LA00012QEA.html
2008年12月30日星期二
日知录（42）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
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
杨 民
2008年第12期 炎黄春秋杂志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经济，3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9.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比1978年增长40倍和30倍，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这么大的经济总量，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这在世界现代史上是罕见的，公认为“中国奇迹”。这一奇迹和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生死攸关。
创造中国奇迹的秘诀不在于与世界求异，而在于与世界求同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中国奇迹”得益于中国走了一条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的道路，在于“不照搬”，在于“中国特色”。有些国外投资者和投机者还“投主人所好”，研究出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上述说法也并非全无道理，从特殊性的角度来讲，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注定中国现代化建设必然带有中国特色。况且有些中国特色东西确实是中国崛起的前提和保障，比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举国体制等等。但是，光有这些“特色”，这些“不一样”、“不照搬”是不够的，因为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党的领导，一直是举国体制。如果只靠这些“中国特色”，这些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就能创造“中国奇迹”，中国经济就不至于在改革开放前到了崩溃的边缘，就不会出现大跃进中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可见，我们寻找“中国奇迹”的秘密，不仅要从中国与世界的“不同”去找，更要从中国现在与过去的“不同”去找。由此不难发现，真正创造“中国奇迹”的，恰恰是开放改革，是引进了市场经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30年来，我们社会的进步，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与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践密不可分。当然，你也可以说，“改革开放”也是“中国特色”，那这种特色是什么呢？这种特色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具有普世价值的发达国家的人类文明。因此，“中国崛起”实际上是通过“一样”的东西得来的，是“拿来主义”的成功，主要是“同”的成功而不是“不同”的成功。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明在中国的开花结果。
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在于引进了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其要义就是给予人民经济自由
回顾这30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开放开始，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从经济到社会，成功的改革的每一步都参照了先进国家的做法。
文革是中国的一场大灾难。但否定了文革又该向何处去呢？世纪伟人邓小平非常清醒地找到了有效途径：对外开放。1978年，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出访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向世界派出成百个观察团，探求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的秘密。很快，全党形成了共识：西方国家比我们发达，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文明，闭关锁国死路一条，中国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把国门打开，也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与国外通商，更重要的是拆除了价值观上封闭对抗的壁垒，转而以平等理性的视角、包容学习的心态去对待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引进了市场经济。
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就明确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这些话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清楚，那就是市场经济具有普世价值。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至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水落石出。
虽然意识形态上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一直不断，但实践中，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坚定不移地展开了。
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自由。享有“经济学良心”美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分析研究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的经验资料基础上得出了卓越的研究成果：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详见阿马蒂亚·森名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译本《以自由看待发展》，实应译为《发展就是自由》）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森氏理论最好的注解。
在计划经济年代，管制是我们唯一的“法宝”，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正可谓“管天管地管空气，管吃管拉管思想”，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自由。政治上的不自由就不用说了，八亿人民只有一个脑袋，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不小心说错几句话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经济上也一样，不要说工厂生产什么要上边说了算，就是农民地里种什么自己也做不了主。还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样的管制下，人们哪有什么生产的积极性，饿死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改革开放之初绝大多数国人还不懂什么市场经济，但放松管制，逐步扩大农民和企业生产的自由，成了人们自觉的选择。于是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初最经常出现的词就是“放权”，“让利”，“松绑”，“搞活”。这些不正是“自由”和“市场”的内容吗？
以广东为例。上世纪90年代以前，广东改革发展之所以能独具风骚，引领全国，关键就在于市场化改革领先一步，自由领先一步。用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话说就是：“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广东是全国最早开始市场取向改革的地方。改革开放初，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走一步”，这是全国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中央给广东“放权”，广东又通过“三个更加”，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放权，向社会放权，从而使得广东的体制在较长时期内较其他省市更为灵活自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把广东这块土地更早更充分地激活了，变成了一个相对更为自由的经济体，于是资本来了，人才来了，被扼杀的创造活力涌现了。自然，发展也就起来了。对此，邓小平1984年就深刻地指出：“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这里邓小平点出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秘诀”，就是“可以自己做主”。“自己做主”，不正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吗？
反观全国的改革开放，哪里最能“自己做主”，最有自由，哪里就最有活力，就最能创造财富。改革开放初，安徽、四川率先“包产到户”，给农民生产的自主权，并向全国推广，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给了人们经商的自主和自由，于是有了万元户，有了最初的联想、万科、海尔。1992年以后，政府给了资本更多的自主和自由，于是那些最初的联想、万科、海尔，以及刘永好、任正非们，纷纷茁壮成长，成为巨人。新旧世纪之交，当政府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时，这一最开始被政府“遗忘”的角落，自生自发地孕育出了新浪、阿里巴巴等世界级公司。可以想象，如果政府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对网络严格“规范”、“关爱有加”，那么新浪、阿里巴巴可能早就被“规范”掉了，或者被国有资本死死地绑起来了。让自己国民有交易的自由，投资的自由，发展的自由，甚至是在市场上犯错的自由，这才是发展的要诀。正是自由这一普世价值，创造了“中国奇迹”，造就了当代的中国企业家，而中国的企业家能否进一步走向世界，中国能否进一步发展，很大程度又取决于人民能否更充分地享有自由。当然，自由并不是可以毫无约束为所欲为，而是法治下的“自由”。当下的中国，不是自由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给人民一片自由的天空，什么人世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这里还可以做一个比较。有些人经常拿印度和中国作比较，证明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证明普世价值如何不灵。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和印度确实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政治上是社会主义，经济上是曾经被认为姓“资”的市场经济。而印度恰恰相反，他们长期在政治上是“资本主义”（在反普世价值的人眼里，民主政治姓“资”），经济上却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二战”以后，印度的领袖出于反帝国主义，连带反起了市场化，他们和当时的我们一样，“爱”上了苏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也有一系列的五年计划，有相当严格的经济管制。直到1991年，他们才同计划经济“离婚”。而我们比他们早“离”了10多年，正是这一“早离”，才有了今日中印之不同。当然，和计划经济“离婚”后，印度马上和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结了“婚”，开始了经济自由化、市场化，从而有了年均8%以上的经济增长。由此看来，印度经济一度落后于中国，不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别，而在于是否融入普世价值之别。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正视。1989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列出了“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内容，它们是：有纪律的财政、减少纯粹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品（如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扩大税基并降低边际税率、利率自由化、有竞争力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及外资投资自由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保护产权。尽管人们对华盛顿共识存在各种争论，但可以看到，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之路，虽然在具体路径上不是严格依此共识，但在目标上很多方面不正是朝着它们所指示的方向前行吗？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而是相反，恰恰证明以自由和市场为核心指向的“华盛顿共识”虽非万能，却也并非不能。
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的错误，而在于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未真正落实
今天的中国，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社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腐败泛滥、信仰危机、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社会分裂。套用狄更斯的话就是：这是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个最好的时代。总之，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个时代的问题出在哪里，未来的路径又在哪里？细观可知，当下中国，非痛于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而痛于市场化之不足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痛于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未能真正落实。对此，众多有识之士做了许多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此不赘述，仅以现实和历史两个事例作比照，以为警醒。
以现实比照，中国改革勿要成为中国足球。中国足球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的标本。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体育最早向国外学习，进行市场化、职业化改革的领域，却不无讽刺地成为了全民“娱乐”的对象。有人据此说，这都是市场化惹的祸。真的是这样吗？了解中国足球的人都清楚，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停止了，近年来更是在狭隘既得利益的主导下，大踏步后退了。中国足球并不是市场足球、职业足球，而是行政足球、政绩足球；足球领域不是市场说了算，不是俱乐部、球员、球迷这一足球的主体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政府官员说了算。也就是说，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实际上是半截子市场化、职业化，或者说是伪市场化、伪职业化。于是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的足球和某些领域的改革是何其像！最开始，通过市场化改革，俱乐部产生了，足球市场活了，球员富了，足协也富了。但后来人们发现，在这个市场中，政府的意志无处不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蛮横和居高临下无处不在，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无处不在，于是有了联赛的混乱，有了假球黑哨的横行，有了各种乱象的频出；足球场没有成为运动场、市场，反而成了权力和金钱的角斗场。于是，当我们用伪市场化、伪职业化的足球去和国外真正市场化、职业化的足球对抗时，输得是何其惨。
再反思一下某些领域的改革，不也是这样一种处境吗？我们通过市场化改革，一大批人先富起来了，政府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但是我们发现，某些领域的市场化，和足球一样，也是一种缺乏法治、民主、人权的半截子的市场化。以改革起，以市场兴，以沉沦落，这是中国足球改革的黯然“三步曲”。更令人惊醒的是，当资本与权力的调情期和蜜月期过后，面对恶劣而无奈的市场环境，在足球领域，资本一方接连上演了“逼宫”、“造反”、“革命”等“义举”。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如果其他领域的权力坐拥者不勇于以球为鉴，不勇于放下权力的傲慢，不勇于自我革命、还权于民，而是任由市场“伪”向更深处，任由权力肆虐，乃至重拾计划体制和集权体制的大棒，谁又能保证不会有更多领域的资本走向与权力决裂的道路呢？
以历史比照，改革开放勿要成为又一个“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败于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其事实几为人所共知，其教训多有评述。不过，如果洋务运动不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停止，也许我们能读到这样的“高论”：洋务自强，同治中兴，盛世中华，风光独好——1860年代以后，大清经济持续多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重新占到20%以上，铁厂、煤矿、铁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通商银行等企业以及学堂、新军蓬勃发展，尤其是以北洋海军为代表的现代国防，实力亚洲第一，世界前列；这些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华特色”封建制度的无比优越，充分证明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大清模式”的无比正确。然而，甲午一战，貌似强大的大清海军全军覆没。自此之后，大清军队屡战屡败，直至帝国灭亡，中华民族陷入近百年的屈辱和衰退之中。究其原因，并非船不坚、炮不利、士卒无决死之心，而是大清帝国早已千疮百孔、腐败丛生的体制。纵有像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样的所谓中兴之臣，也是独木难支，难挽大厦于既倒。由此可见，一时之兴不等于长久之兴，制度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比照当下，如果我们没有长远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不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勇于自我革命，而是自我封闭，以中国特色之名，行抵人类文明之实，孤芳自赏，拿着半截子改革成果沾沾自喜，谁又能保证不出现“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悲剧呢？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当下的中国，在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必须加快与之配套的政治改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应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基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政治体制还基本上是计划经济那一套，这样必然导致今天这种畸形的权贵市场经济。如果我们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无法建立起来，社会就谈不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专制历史的国家建立一个现代民主的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改革走到了今天，也容不得我们等待了。
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文明；否定普世价值，要害在于它否定了改革开放的合理性、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否定了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对普世价值的贡献
推进改革开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吸收、借鉴民主、法治、人权等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照系是世界的，只有承认中国之外还存在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改革开放才有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否则，我们何必对外开放？又何必改革！
然而，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论调，那就是否定“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普适价值、共同价值、普遍价值大体上是同义的）。在这些人眼里，民主、自由、人权，甚至市场经济，都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都是资本主义辩护士用来欺骗群众和输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的一种策略”。看来，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然不顾当今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时代，全然不顾当今世界处于和平和发展的时期，全然不顾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现实，全然不顾当下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
我们并不否认，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人权的概念诞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确实不是中国的特产，但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都具有共性、普遍性和工具性，毫不例外具有普世价值。例如市场经济，不管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必然是大同小异，形式和枝节上可能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靠市场配置资源。否则，小同大异，对市场经济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表述，甚至硬把计划经济都说成是市场经济，那不乱了套，那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并不否认，出自利益、偏见或敌意，西方确实有些敌对势力利用自由、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来说事，来宣传他们的价值观，对此，我们确实要清醒。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毕竟都是人类，这就决定了我们总有某些共同的人性、共同的社会发展规律；人权理念、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根源于此。我们不应忘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浩劫。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那种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水火不相容的思维，那种“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要反对”的观念明显是不合时宜了。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我们也不否认，世界上确实没有人人都认同的价值观，但这并不否定世界上存在被绝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普世价值，例如《世界人权宣言》，就是不同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开会达成的共识，也是世界和平、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普世价值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特殊包含普遍、个性包含共性、个别包含一般，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常识。用个性否定共性，用个别否定一般，用具体否定抽象，用特殊否定普遍，哪有半点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子。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就可以得出“白马非马”、“司马北不是人”的荒唐结论。其实，这些人并非无知，只是别有用心而已，他们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
我们还认为，目前世界上出现的一些现象乃至乱象确实影响到了人们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看法，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诸如，其一，不能把发展经济当做民主的主要功能。有人以台湾经济的恶化证明民主之过。实际上，民主的首要功能是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其次是自我纠错，而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一定时期，民主与经济绩效没有必然联系，经济增长自有其变量，不能认为经济落后、放缓、恶化就一定是民主等政治制度的“错”。如我们不能因香港回归后经济一度不如从前，就怪罪于“一国两制”。从长远看，民主自由对于经济繁荣、政治清廉、社会稳定，起着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作用。其二，不能把民主化过程中的“乱”看做是民主本身之“罪”。有人以泰国“民主”的混乱证明民主在亚洲应该缓行。实际上，泰国并不是一个已经“民主”了的国家，其王室、军队、文官三权共治的局面几十年未有彻底改观，尤其是军人干政的顽疾未除，因而是一个“准民主化”或“有限民主化”的国家。历史表明，民主化的路上或多或少都伴随着混乱、动荡，但不民主的代价更大。其三，不能张冠李戴，把民主自由操弄者的“恶”当做民主自由的自身的“恶”。有人以美国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侵略他国、干涉他国内政的错误行径，证明民主自由的“恶劣”。依此逻辑，是否因为法西斯国家用坦克大炮屠杀世界人民，正义的人们就要拒绝坦克大炮，而用大刀长矛去斗争呢？其四，不能“宽以待己，严以律人”。有的人眼里容不下民主自由的一丝不足，一旦实行民主自由的地区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认为民主自由“不过尔尔”。实际上，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不坏的制度。面对民主自由的“出错”，我们不是要污蔑它、拒绝它，而是要更清醒地认识到它的不足和可能导致的危险，从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中国共产党承认和肯定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高举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旗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等撰写的一系列关于自由、民主、和平、人权的宏文至今依然散发着不朽的人性之光、文明之光，中国共产党也因此赢得了民心，推翻了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逐步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我国政府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表明了我们认同了国际上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普世价值。2003年，胡锦涛访问澳大利亚时指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这一胜利，挽救了人类文明，避免了历史倒退，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价值。”2008年5月，胡锦涛访日的“暖春之旅”结束的时候，中日发表“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这个声明可不是一般的声明，而是国策声明。去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更为详细具体地强调：“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十七大报告也采纳了很多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包括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公正、法治、人权，过去这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都纳入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去了。等等论述，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宣示，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成功经验的一种总结。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实际就是一个吸取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过程，一个融入普世价值的过程。
应该强调的是，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也向人类的普世价值做出了重要贡献。过去，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不是普世价值又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倡导的自由、公平、正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改革开放”，“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等，都具有普适性，都是普世价值；中华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也是普世价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宣传弘扬这些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是所有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因而必然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基石；抛弃了普世价值，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责任编辑 吴 思）
附：神化普世价值实为资本复辟———评杨民的“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
岳求珍2008.12.8于北京
乌有之乡http://www.wyzxsx.com
《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刊登了杨民的文章“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以下简称杨文），把普世价值吹得神乎其神，说它与改革开放“生死攸关”；特色中国三十年的成果也是它“在中国的开花结果”；目前中国的问题，如腐败泛滥，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信仰危机，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社会分裂……也都是因为它“还未真正落实”；没有了它，改革开放就“没有了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甚至“也否定了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对它的贡献”。杨某人为什么要神化普世价值呢？杨文从头至尾，字里行间，都明确无误的证明了这一罪恶目的———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笫一，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推销资产阶级超阶级的普世价值，为复辟资本主义作理论宣传。
毛泽东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在《实践论》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民主、自由、人权，甚至市场经济，都是有阶级性的。所谓超阶级的普世价值，不过是资本主义辩护士用来骗人和推行资本主义价值观或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花招。
杨文说，回顾三十年“从经济到社会，成功的改革的每一步都参照了先进国家的做法”。谁是先进国家呢？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学习这些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普世价值。
美日欧反动派经常以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棒，攻击我国，干涉我国的内政。似乎只有他们才最讲民主，最讲自由，最尊重人权。这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欺骗。美帝国主义打着推动中东民主化的幌子，侵略伊拉克、阿富汗，危胁伊朗。美国的普选，也不过是在民主、共和两个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任选其一而己。有了资产阶级剥削的自由，那里还有无产阶级不被剥削的自由。说到人权，早已是资产阶级的玩物，资本主义发迹就是从侵略、掠夺和贩卖黑人开始的；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的侵略、战争，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现在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依然如故；就连我国新社会阶层，都在进行惨酷剥削，还出现了黑矿主、黑窑主、血汗工厂主的剥削压迫，处于资本原始集累的惨酷景况，那里有人权？有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垄断和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那里还有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人权！我国的资产阶级精英，包括杨民，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制，同全球资本主义化接轨，和美日欧反动派一个腔调，里迎外和的向社会主义中国进攻。
他不仅如此，而且对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进行无端攻击，还说什么他们是四个全然不顾。其实四个全然不顾都是正常的：要顾全球资本主义化，要顾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和平发展，要顾中国己经复辟的现实，要顾修正主义的执政理念，那不是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背离了真正共产党的领导，背离了人民民主专政吗！
杨文引用了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原理后，说什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基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无法建立起来，社会就谈不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分明是要用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原理，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马克思的这一原理，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革命理论，决不是为倒退复辟服务的理论。
第二，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理，推销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谬论，为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张目。
杨文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自由”。他对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佩服的五体投地，崇拜他的“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杨文还说，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是森氏理论的注解。如改革中的放权、松绑、让利、搞活，让国民有交易、投资、发展，甚至是犯错误的自由。凡此等等，都是要讲自由。
我们看看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历史，资本主义世界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无秩序，无计划，无管理的自由竞争造成的。这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近七、八十年来争论不休的焦点之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对和批判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一个重点。这种自由主义经济学谬论不彻底批倒批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无法实行。
杨文为了推行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洋思想，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他污蔑计划经济管得过死，胡说计划经济年代“管天管地管空气，管吃管拉管思想”，“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自由”，“八亿人民只有一个脑袋”，“在这样的管制下，人们那有什么生产的积极性，饿死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不是在赤倮倮地胡说八道、在不折不扣地造谣诬蔑吗！
杨某人还非常不识时务。他竟在世界范围发生空前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胡说什么“华盛顿共识虽非万能，却也并非不能。”还在吹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归纳的十条“华盛顿共识”。其中很重要的几条，如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放松对外贸易的限制，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等等。当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来势凶猛，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己经采取救市措施，不得不把几家最具影响力的私人金融企业买断，收归国有；筹集7000亿美元救市，进行国家干予。日本和欧盟也在下决心采取措施。世界召开G8财长会议和20国首脑锋会，研究采取加强金融监管和救市措施。西方社会舆论在议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败，宣扬华盛顿共识当寿终正寝之际，杨某人还把它作为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奉若神明，难道自已不觉得可笑，可怜，可悲吗？
杨民为什么这样不识时务地吹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同时攻击诬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呢？说到底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为了把这种错误的改革开放延续下去，不但要在经济上复辟资本主义，还要政治上、国家政体上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第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推销修正主义谬论，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根据。
杨文鼓吹普世价值，虽然喋喋不休、气壮如牛，实际上内心非常脆弱，心中发虚。因为他很清楚：他所要学习的先进发达国家，如美日欧等国本身的民主、自由、人权状况并不怎么样，在许多方面都是表里不一，问题相当严重。所以，他说：世界上出现的一些现象乃至乱象，确实影响到了人们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看法。杨文说，要做到四个不能：其一，“不能把发展经济当做民主的主要功能”，“从长远看，民主自由对于经济繁荣、政治清廉、社会稳定，起着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作用”。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要民主不一定是为了发展经济、政治清廉、社会稳定；而我国要发展经济、政治清廉，社会稳定，没有超阶级的普世价值是必然不行的。其二，“不能把民主化过程中的乱，看做是民主本身之罪”。意思是说伊拉克、阿富汗的“民主化过程中的乱，不是美帝国主义“推行民主化”之罪；泰国的乱，是因为泰国是一个“准民主国家”，或“有限民主国家”（谁是正式民主国家或无限民主国家呢？台湾之乱和其他所谓的民主国家的乱是为什么，他没说）；其三，“不能把民主自由的操纵者的恶，当做民主自由本身的恶”。这是废话。到底是资产阶级政府和走资派在操纵民主自由呢；还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群众在操纵民主自由呢？其四，“不能宽以待已，严以待人”，“容不下民主自由的一丝不足”，就是“面对民主自由的出错，我们不是要污蔑它、拒绝它”。说来说去也没有触及到其阶级属性本质。
杨文还特别地强调，“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也向人类的普世价值做出了重要贡献”。推销这种抹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别，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的修正主义，是对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污辱和亵渎！
杨某人还把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完全说成了旧民主主义,胡说“中国共产党承认和肯定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这是强加给中国共产党的。毛主席在《新民主主论》和《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中所讲的民主,都是有阶级性的,从来没有承认和肯定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反之,毛泽东一再明确指出：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有阶级性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论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
杨文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似乎比较接近了现实。特别是他引用了去年两会期间温总理在同记者见面时讲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杨文还说：“党的十七报告也采纳了很多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包括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公正、法治、人权………。”由此看来，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确实己经变了。不仅允许党员当资本家，不仅允许资本入党，不仅推行私有化，而且真的承认和肯定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在修正主义道路上滑下去，越走越远了。
其实，允许杨民的文章发表，允许《炎黄春秋》这种刊物存在，就己经很能说明问题了。但是，权大不一定有真理，“合法”不一定合理，从杨民——炎黄春秋——当权者，都是一个观点、一条路线——、一个目标，即复辟资本主义。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
来源：http://www.bullog.cn/blogs/wenyunchao/archives/238417.aspx
杨 民
2008年第12期 炎黄春秋杂志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经济，3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9.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比1978年增长40倍和30倍，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这么大的经济总量，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这在世界现代史上是罕见的，公认为“中国奇迹”。这一奇迹和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生死攸关。
创造中国奇迹的秘诀不在于与世界求异，而在于与世界求同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中国奇迹”得益于中国走了一条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的道路，在于“不照搬”，在于“中国特色”。有些国外投资者和投机者还“投主人所好”，研究出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上述说法也并非全无道理，从特殊性的角度来讲，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注定中国现代化建设必然带有中国特色。况且有些中国特色东西确实是中国崛起的前提和保障，比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举国体制等等。但是，光有这些“特色”，这些“不一样”、“不照搬”是不够的，因为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党的领导，一直是举国体制。如果只靠这些“中国特色”，这些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就能创造“中国奇迹”，中国经济就不至于在改革开放前到了崩溃的边缘，就不会出现大跃进中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可见，我们寻找“中国奇迹”的秘密，不仅要从中国与世界的“不同”去找，更要从中国现在与过去的“不同”去找。由此不难发现，真正创造“中国奇迹”的，恰恰是开放改革，是引进了市场经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30年来，我们社会的进步，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与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践密不可分。当然，你也可以说，“改革开放”也是“中国特色”，那这种特色是什么呢？这种特色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具有普世价值的发达国家的人类文明。因此，“中国崛起”实际上是通过“一样”的东西得来的，是“拿来主义”的成功，主要是“同”的成功而不是“不同”的成功。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明在中国的开花结果。
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在于引进了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其要义就是给予人民经济自由
回顾这30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开放开始，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从经济到社会，成功的改革的每一步都参照了先进国家的做法。
文革是中国的一场大灾难。但否定了文革又该向何处去呢？世纪伟人邓小平非常清醒地找到了有效途径：对外开放。1978年，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出访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向世界派出成百个观察团，探求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的秘密。很快，全党形成了共识：西方国家比我们发达，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文明，闭关锁国死路一条，中国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把国门打开，也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与国外通商，更重要的是拆除了价值观上封闭对抗的壁垒，转而以平等理性的视角、包容学习的心态去对待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引进了市场经济。
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就明确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这些话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清楚，那就是市场经济具有普世价值。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至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水落石出。
虽然意识形态上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一直不断，但实践中，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坚定不移地展开了。
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自由。享有“经济学良心”美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分析研究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的经验资料基础上得出了卓越的研究成果：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详见阿马蒂亚·森名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译本《以自由看待发展》，实应译为《发展就是自由》）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森氏理论最好的注解。
在计划经济年代，管制是我们唯一的“法宝”，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正可谓“管天管地管空气，管吃管拉管思想”，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自由。政治上的不自由就不用说了，八亿人民只有一个脑袋，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不小心说错几句话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经济上也一样，不要说工厂生产什么要上边说了算，就是农民地里种什么自己也做不了主。还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样的管制下，人们哪有什么生产的积极性，饿死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改革开放之初绝大多数国人还不懂什么市场经济，但放松管制，逐步扩大农民和企业生产的自由，成了人们自觉的选择。于是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初最经常出现的词就是“放权”，“让利”，“松绑”，“搞活”。这些不正是“自由”和“市场”的内容吗？
以广东为例。上世纪90年代以前，广东改革发展之所以能独具风骚，引领全国，关键就在于市场化改革领先一步，自由领先一步。用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话说就是：“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广东是全国最早开始市场取向改革的地方。改革开放初，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走一步”，这是全国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中央给广东“放权”，广东又通过“三个更加”，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放权，向社会放权，从而使得广东的体制在较长时期内较其他省市更为灵活自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把广东这块土地更早更充分地激活了，变成了一个相对更为自由的经济体，于是资本来了，人才来了，被扼杀的创造活力涌现了。自然，发展也就起来了。对此，邓小平1984年就深刻地指出：“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这里邓小平点出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秘诀”，就是“可以自己做主”。“自己做主”，不正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吗？
反观全国的改革开放，哪里最能“自己做主”，最有自由，哪里就最有活力，就最能创造财富。改革开放初，安徽、四川率先“包产到户”，给农民生产的自主权，并向全国推广，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给了人们经商的自主和自由，于是有了万元户，有了最初的联想、万科、海尔。1992年以后，政府给了资本更多的自主和自由，于是那些最初的联想、万科、海尔，以及刘永好、任正非们，纷纷茁壮成长，成为巨人。新旧世纪之交，当政府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时，这一最开始被政府“遗忘”的角落，自生自发地孕育出了新浪、阿里巴巴等世界级公司。可以想象，如果政府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对网络严格“规范”、“关爱有加”，那么新浪、阿里巴巴可能早就被“规范”掉了，或者被国有资本死死地绑起来了。让自己国民有交易的自由，投资的自由，发展的自由，甚至是在市场上犯错的自由，这才是发展的要诀。正是自由这一普世价值，创造了“中国奇迹”，造就了当代的中国企业家，而中国的企业家能否进一步走向世界，中国能否进一步发展，很大程度又取决于人民能否更充分地享有自由。当然，自由并不是可以毫无约束为所欲为，而是法治下的“自由”。当下的中国，不是自由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给人民一片自由的天空，什么人世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这里还可以做一个比较。有些人经常拿印度和中国作比较，证明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证明普世价值如何不灵。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和印度确实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政治上是社会主义，经济上是曾经被认为姓“资”的市场经济。而印度恰恰相反，他们长期在政治上是“资本主义”（在反普世价值的人眼里，民主政治姓“资”），经济上却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二战”以后，印度的领袖出于反帝国主义，连带反起了市场化，他们和当时的我们一样，“爱”上了苏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也有一系列的五年计划，有相当严格的经济管制。直到1991年，他们才同计划经济“离婚”。而我们比他们早“离”了10多年，正是这一“早离”，才有了今日中印之不同。当然，和计划经济“离婚”后，印度马上和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结了“婚”，开始了经济自由化、市场化，从而有了年均8%以上的经济增长。由此看来，印度经济一度落后于中国，不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别，而在于是否融入普世价值之别。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正视。1989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列出了“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内容，它们是：有纪律的财政、减少纯粹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品（如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扩大税基并降低边际税率、利率自由化、有竞争力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及外资投资自由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保护产权。尽管人们对华盛顿共识存在各种争论，但可以看到，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之路，虽然在具体路径上不是严格依此共识，但在目标上很多方面不正是朝着它们所指示的方向前行吗？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而是相反，恰恰证明以自由和市场为核心指向的“华盛顿共识”虽非万能，却也并非不能。
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的错误，而在于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未真正落实
今天的中国，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社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腐败泛滥、信仰危机、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社会分裂。套用狄更斯的话就是：这是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个最好的时代。总之，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个时代的问题出在哪里，未来的路径又在哪里？细观可知，当下中国，非痛于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而痛于市场化之不足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痛于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未能真正落实。对此，众多有识之士做了许多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此不赘述，仅以现实和历史两个事例作比照，以为警醒。
以现实比照，中国改革勿要成为中国足球。中国足球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的标本。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体育最早向国外学习，进行市场化、职业化改革的领域，却不无讽刺地成为了全民“娱乐”的对象。有人据此说，这都是市场化惹的祸。真的是这样吗？了解中国足球的人都清楚，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停止了，近年来更是在狭隘既得利益的主导下，大踏步后退了。中国足球并不是市场足球、职业足球，而是行政足球、政绩足球；足球领域不是市场说了算，不是俱乐部、球员、球迷这一足球的主体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政府官员说了算。也就是说，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实际上是半截子市场化、职业化，或者说是伪市场化、伪职业化。于是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的足球和某些领域的改革是何其像！最开始，通过市场化改革，俱乐部产生了，足球市场活了，球员富了，足协也富了。但后来人们发现，在这个市场中，政府的意志无处不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蛮横和居高临下无处不在，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无处不在，于是有了联赛的混乱，有了假球黑哨的横行，有了各种乱象的频出；足球场没有成为运动场、市场，反而成了权力和金钱的角斗场。于是，当我们用伪市场化、伪职业化的足球去和国外真正市场化、职业化的足球对抗时，输得是何其惨。
再反思一下某些领域的改革，不也是这样一种处境吗？我们通过市场化改革，一大批人先富起来了，政府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但是我们发现，某些领域的市场化，和足球一样，也是一种缺乏法治、民主、人权的半截子的市场化。以改革起，以市场兴，以沉沦落，这是中国足球改革的黯然“三步曲”。更令人惊醒的是，当资本与权力的调情期和蜜月期过后，面对恶劣而无奈的市场环境，在足球领域，资本一方接连上演了“逼宫”、“造反”、“革命”等“义举”。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如果其他领域的权力坐拥者不勇于以球为鉴，不勇于放下权力的傲慢，不勇于自我革命、还权于民，而是任由市场“伪”向更深处，任由权力肆虐，乃至重拾计划体制和集权体制的大棒，谁又能保证不会有更多领域的资本走向与权力决裂的道路呢？
以历史比照，改革开放勿要成为又一个“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败于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其事实几为人所共知，其教训多有评述。不过，如果洋务运动不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停止，也许我们能读到这样的“高论”：洋务自强，同治中兴，盛世中华，风光独好——1860年代以后，大清经济持续多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重新占到20%以上，铁厂、煤矿、铁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通商银行等企业以及学堂、新军蓬勃发展，尤其是以北洋海军为代表的现代国防，实力亚洲第一，世界前列；这些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华特色”封建制度的无比优越，充分证明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大清模式”的无比正确。然而，甲午一战，貌似强大的大清海军全军覆没。自此之后，大清军队屡战屡败，直至帝国灭亡，中华民族陷入近百年的屈辱和衰退之中。究其原因，并非船不坚、炮不利、士卒无决死之心，而是大清帝国早已千疮百孔、腐败丛生的体制。纵有像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样的所谓中兴之臣，也是独木难支，难挽大厦于既倒。由此可见，一时之兴不等于长久之兴，制度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比照当下，如果我们没有长远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不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勇于自我革命，而是自我封闭，以中国特色之名，行抵人类文明之实，孤芳自赏，拿着半截子改革成果沾沾自喜，谁又能保证不出现“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悲剧呢？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当下的中国，在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必须加快与之配套的政治改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应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基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政治体制还基本上是计划经济那一套，这样必然导致今天这种畸形的权贵市场经济。如果我们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无法建立起来，社会就谈不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专制历史的国家建立一个现代民主的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改革走到了今天，也容不得我们等待了。
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文明；否定普世价值，要害在于它否定了改革开放的合理性、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否定了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对普世价值的贡献
推进改革开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吸收、借鉴民主、法治、人权等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照系是世界的，只有承认中国之外还存在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改革开放才有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否则，我们何必对外开放？又何必改革！
然而，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论调，那就是否定“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普适价值、共同价值、普遍价值大体上是同义的）。在这些人眼里，民主、自由、人权，甚至市场经济，都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都是资本主义辩护士用来欺骗群众和输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的一种策略”。看来，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然不顾当今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时代，全然不顾当今世界处于和平和发展的时期，全然不顾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现实，全然不顾当下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
我们并不否认，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人权的概念诞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确实不是中国的特产，但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都具有共性、普遍性和工具性，毫不例外具有普世价值。例如市场经济，不管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必然是大同小异，形式和枝节上可能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靠市场配置资源。否则，小同大异，对市场经济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表述，甚至硬把计划经济都说成是市场经济，那不乱了套，那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并不否认，出自利益、偏见或敌意，西方确实有些敌对势力利用自由、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来说事，来宣传他们的价值观，对此，我们确实要清醒。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毕竟都是人类，这就决定了我们总有某些共同的人性、共同的社会发展规律；人权理念、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根源于此。我们不应忘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浩劫。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那种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水火不相容的思维，那种“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要反对”的观念明显是不合时宜了。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我们也不否认，世界上确实没有人人都认同的价值观，但这并不否定世界上存在被绝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普世价值，例如《世界人权宣言》，就是不同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开会达成的共识，也是世界和平、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普世价值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特殊包含普遍、个性包含共性、个别包含一般，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常识。用个性否定共性，用个别否定一般，用具体否定抽象，用特殊否定普遍，哪有半点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子。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就可以得出“白马非马”、“司马北不是人”的荒唐结论。其实，这些人并非无知，只是别有用心而已，他们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
我们还认为，目前世界上出现的一些现象乃至乱象确实影响到了人们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看法，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诸如，其一，不能把发展经济当做民主的主要功能。有人以台湾经济的恶化证明民主之过。实际上，民主的首要功能是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其次是自我纠错，而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一定时期，民主与经济绩效没有必然联系，经济增长自有其变量，不能认为经济落后、放缓、恶化就一定是民主等政治制度的“错”。如我们不能因香港回归后经济一度不如从前，就怪罪于“一国两制”。从长远看，民主自由对于经济繁荣、政治清廉、社会稳定，起着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作用。其二，不能把民主化过程中的“乱”看做是民主本身之“罪”。有人以泰国“民主”的混乱证明民主在亚洲应该缓行。实际上，泰国并不是一个已经“民主”了的国家，其王室、军队、文官三权共治的局面几十年未有彻底改观，尤其是军人干政的顽疾未除，因而是一个“准民主化”或“有限民主化”的国家。历史表明，民主化的路上或多或少都伴随着混乱、动荡，但不民主的代价更大。其三，不能张冠李戴，把民主自由操弄者的“恶”当做民主自由的自身的“恶”。有人以美国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侵略他国、干涉他国内政的错误行径，证明民主自由的“恶劣”。依此逻辑，是否因为法西斯国家用坦克大炮屠杀世界人民，正义的人们就要拒绝坦克大炮，而用大刀长矛去斗争呢？其四，不能“宽以待己，严以律人”。有的人眼里容不下民主自由的一丝不足，一旦实行民主自由的地区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认为民主自由“不过尔尔”。实际上，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不坏的制度。面对民主自由的“出错”，我们不是要污蔑它、拒绝它，而是要更清醒地认识到它的不足和可能导致的危险，从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中国共产党承认和肯定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高举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旗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等撰写的一系列关于自由、民主、和平、人权的宏文至今依然散发着不朽的人性之光、文明之光，中国共产党也因此赢得了民心，推翻了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逐步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我国政府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表明了我们认同了国际上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普世价值。2003年，胡锦涛访问澳大利亚时指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这一胜利，挽救了人类文明，避免了历史倒退，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价值。”2008年5月，胡锦涛访日的“暖春之旅”结束的时候，中日发表“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这个声明可不是一般的声明，而是国策声明。去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更为详细具体地强调：“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十七大报告也采纳了很多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包括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公正、法治、人权，过去这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都纳入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去了。等等论述，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宣示，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成功经验的一种总结。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实际就是一个吸取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过程，一个融入普世价值的过程。
应该强调的是，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也向人类的普世价值做出了重要贡献。过去，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不是普世价值又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倡导的自由、公平、正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改革开放”，“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等，都具有普适性，都是普世价值；中华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也是普世价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宣传弘扬这些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是所有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因而必然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基石；抛弃了普世价值，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责任编辑 吴 思）
附：神化普世价值实为资本复辟———评杨民的“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
岳求珍2008.12.8于北京
乌有之乡http://www.wyzxsx.com
《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刊登了杨民的文章“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以下简称杨文），把普世价值吹得神乎其神，说它与改革开放“生死攸关”；特色中国三十年的成果也是它“在中国的开花结果”；目前中国的问题，如腐败泛滥，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信仰危机，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社会分裂……也都是因为它“还未真正落实”；没有了它，改革开放就“没有了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甚至“也否定了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对它的贡献”。杨某人为什么要神化普世价值呢？杨文从头至尾，字里行间，都明确无误的证明了这一罪恶目的———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笫一，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推销资产阶级超阶级的普世价值，为复辟资本主义作理论宣传。
毛泽东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在《实践论》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民主、自由、人权，甚至市场经济，都是有阶级性的。所谓超阶级的普世价值，不过是资本主义辩护士用来骗人和推行资本主义价值观或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花招。
杨文说，回顾三十年“从经济到社会，成功的改革的每一步都参照了先进国家的做法”。谁是先进国家呢？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学习这些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普世价值。
美日欧反动派经常以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棒，攻击我国，干涉我国的内政。似乎只有他们才最讲民主，最讲自由，最尊重人权。这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欺骗。美帝国主义打着推动中东民主化的幌子，侵略伊拉克、阿富汗，危胁伊朗。美国的普选，也不过是在民主、共和两个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任选其一而己。有了资产阶级剥削的自由，那里还有无产阶级不被剥削的自由。说到人权，早已是资产阶级的玩物，资本主义发迹就是从侵略、掠夺和贩卖黑人开始的；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的侵略、战争，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现在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依然如故；就连我国新社会阶层，都在进行惨酷剥削，还出现了黑矿主、黑窑主、血汗工厂主的剥削压迫，处于资本原始集累的惨酷景况，那里有人权？有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垄断和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那里还有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人权！我国的资产阶级精英，包括杨民，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制，同全球资本主义化接轨，和美日欧反动派一个腔调，里迎外和的向社会主义中国进攻。
他不仅如此，而且对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进行无端攻击，还说什么他们是四个全然不顾。其实四个全然不顾都是正常的：要顾全球资本主义化，要顾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和平发展，要顾中国己经复辟的现实，要顾修正主义的执政理念，那不是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背离了真正共产党的领导，背离了人民民主专政吗！
杨文引用了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原理后，说什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基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无法建立起来，社会就谈不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分明是要用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原理，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马克思的这一原理，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革命理论，决不是为倒退复辟服务的理论。
第二，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理，推销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谬论，为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张目。
杨文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自由”。他对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佩服的五体投地，崇拜他的“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杨文还说，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是森氏理论的注解。如改革中的放权、松绑、让利、搞活，让国民有交易、投资、发展，甚至是犯错误的自由。凡此等等，都是要讲自由。
我们看看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历史，资本主义世界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无秩序，无计划，无管理的自由竞争造成的。这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近七、八十年来争论不休的焦点之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对和批判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一个重点。这种自由主义经济学谬论不彻底批倒批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无法实行。
杨文为了推行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洋思想，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他污蔑计划经济管得过死，胡说计划经济年代“管天管地管空气，管吃管拉管思想”，“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自由”，“八亿人民只有一个脑袋”，“在这样的管制下，人们那有什么生产的积极性，饿死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不是在赤倮倮地胡说八道、在不折不扣地造谣诬蔑吗！
杨某人还非常不识时务。他竟在世界范围发生空前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胡说什么“华盛顿共识虽非万能，却也并非不能。”还在吹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归纳的十条“华盛顿共识”。其中很重要的几条，如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放松对外贸易的限制，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等等。当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来势凶猛，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己经采取救市措施，不得不把几家最具影响力的私人金融企业买断，收归国有；筹集7000亿美元救市，进行国家干予。日本和欧盟也在下决心采取措施。世界召开G8财长会议和20国首脑锋会，研究采取加强金融监管和救市措施。西方社会舆论在议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败，宣扬华盛顿共识当寿终正寝之际，杨某人还把它作为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奉若神明，难道自已不觉得可笑，可怜，可悲吗？
杨民为什么这样不识时务地吹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同时攻击诬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呢？说到底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为了把这种错误的改革开放延续下去，不但要在经济上复辟资本主义，还要政治上、国家政体上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第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推销修正主义谬论，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根据。
杨文鼓吹普世价值，虽然喋喋不休、气壮如牛，实际上内心非常脆弱，心中发虚。因为他很清楚：他所要学习的先进发达国家，如美日欧等国本身的民主、自由、人权状况并不怎么样，在许多方面都是表里不一，问题相当严重。所以，他说：世界上出现的一些现象乃至乱象，确实影响到了人们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看法。杨文说，要做到四个不能：其一，“不能把发展经济当做民主的主要功能”，“从长远看，民主自由对于经济繁荣、政治清廉、社会稳定，起着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作用”。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要民主不一定是为了发展经济、政治清廉、社会稳定；而我国要发展经济、政治清廉，社会稳定，没有超阶级的普世价值是必然不行的。其二，“不能把民主化过程中的乱，看做是民主本身之罪”。意思是说伊拉克、阿富汗的“民主化过程中的乱，不是美帝国主义“推行民主化”之罪；泰国的乱，是因为泰国是一个“准民主国家”，或“有限民主国家”（谁是正式民主国家或无限民主国家呢？台湾之乱和其他所谓的民主国家的乱是为什么，他没说）；其三，“不能把民主自由的操纵者的恶，当做民主自由本身的恶”。这是废话。到底是资产阶级政府和走资派在操纵民主自由呢；还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群众在操纵民主自由呢？其四，“不能宽以待已，严以待人”，“容不下民主自由的一丝不足”，就是“面对民主自由的出错，我们不是要污蔑它、拒绝它”。说来说去也没有触及到其阶级属性本质。
杨文还特别地强调，“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也向人类的普世价值做出了重要贡献”。推销这种抹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别，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的修正主义，是对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污辱和亵渎！
杨某人还把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完全说成了旧民主主义,胡说“中国共产党承认和肯定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这是强加给中国共产党的。毛主席在《新民主主论》和《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中所讲的民主,都是有阶级性的,从来没有承认和肯定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反之,毛泽东一再明确指出：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有阶级性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论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
杨文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似乎比较接近了现实。特别是他引用了去年两会期间温总理在同记者见面时讲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杨文还说：“党的十七报告也采纳了很多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包括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公正、法治、人权………。”由此看来，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确实己经变了。不仅允许党员当资本家，不仅允许资本入党，不仅推行私有化，而且真的承认和肯定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在修正主义道路上滑下去，越走越远了。
其实，允许杨民的文章发表，允许《炎黄春秋》这种刊物存在，就己经很能说明问题了。但是，权大不一定有真理，“合法”不一定合理，从杨民——炎黄春秋——当权者，都是一个观点、一条路线——、一个目标，即复辟资本主义。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
来源：http://www.bullog.cn/blogs/wenyunchao/archives/238417.aspx
日知录（41）懂得大局的宣传部长
前些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宣传部长强建周喊出了“要占领天涯”及“我今天要做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情”，雷翻网络。强建周再有精彩之论，这是强建周昨天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的话（23日A32版），先摘几段给大家过过眼：
我强建周是一个有涵养、有学识、有血性的男人，是个忠于职守、有水平的宣传部长，是个温文尔雅、懂得大局的宣传部长。
我想告诉她，作为中央主流媒体，应该有什么导向，是来帮忙，还是来添乱。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全国主流媒体，应该知道稳定是上上下下都很重视的问题，信用卡没给学生造成实际损害，卡已经注销，学校已经道歉，希望她不要报道信用卡一事。当时处于特殊时期，高校稳定压倒一切。
如果继续报道信用卡一事，可能引发群体事件，请她三思而后行。
这位“懂得大局”的宣传部长，看来确是“忠于职守”，但有没有水平，就难说了。
“稳定压倒一切”真是一把好的尚方宝剑，多少罪恶借汝之名！学生也可反其道行之，可以说，“高校稳定压倒一切”，不赔点钱，那就，哼哼哼。
来源：http://www.bullog.cn/blogs/wenyunchao/archives/250852.aspx
我强建周是一个有涵养、有学识、有血性的男人，是个忠于职守、有水平的宣传部长，是个温文尔雅、懂得大局的宣传部长。
我想告诉她，作为中央主流媒体，应该有什么导向，是来帮忙，还是来添乱。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全国主流媒体，应该知道稳定是上上下下都很重视的问题，信用卡没给学生造成实际损害，卡已经注销，学校已经道歉，希望她不要报道信用卡一事。当时处于特殊时期，高校稳定压倒一切。
如果继续报道信用卡一事，可能引发群体事件，请她三思而后行。
这位“懂得大局”的宣传部长，看来确是“忠于职守”，但有没有水平，就难说了。
“稳定压倒一切”真是一把好的尚方宝剑，多少罪恶借汝之名！学生也可反其道行之，可以说，“高校稳定压倒一切”，不赔点钱，那就，哼哼哼。
来源：http://www.bullog.cn/blogs/wenyunchao/archives/250852.aspx
日知录（40）2008年中国互联网事件盘点
网络主旋律：舆论监督
2008年中国互联网的主轴在新年伊始的头几天，似乎已经准确得到预测。《人民日报》1月4日第5版发表了文章《2007，倾听中国网民》，文章认为“这一年发出声音的一亿多网民，终将被载入史册”。文章得出一个结论：“网民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生力量。”这个论断，在2008年的中国互联网得到了应验。从年头开始的“零税收”，一直到年底的“天价香烟”曝光，以网络为载体的舆论监督，特别是对特殊利益团体的监督，成效非凡。
“零税收”被曝光于今年3月，网友“老痘”发帖《公务员的工资条：月收入5900，一分钱税都不交》，披露公务员税收黑洞。此事掀开了2008 年互联网“监督”的序幕。同在3月，网上多个论坛出现一个题为《南昌“2·13刺警案”完全相反两个版本》的帖子，欲为“酒吧刺警案”翻案。网络为不同声音的呈现提供了可能。在此后的每一个月，都有类似的事件被曝光。
4月10日，凯迪等论坛开始流传一篇帖子《广西师范大学六位校级领导接见一位美女秘书》，其中转载了广西师大官网上一则新闻及其配图，图中学校校长、副校长等6位校领导迎接教育部评估专家组秘书袁俏，并与她合影。事件引发了网友及舆论对大学本科教育评估的广泛质疑。
“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网络成为组织救灾的平台，也发挥了监督救灾物资流向的重要作用。成都当地的网友自发组织了一个名为“抓鬼团”的活动，针对救灾帐篷挪为他用进行了跟踪调查并企图寻找帐篷来源。5月21日上午，一名为“安心”的网友在成都“全搜索”网发表了题为《现场直播：全搜索捉鬼行动，谁在住救灾专用帐篷？》的帖子，对这次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贴出了大量救灾专用帐篷可能被挪用的图片。此帖发出后随即被转至各大论坛，但没过多久，从各论坛消失。22日，德阳网友在网上发布了当地发生于21日的一次群体性事情经过及图片，网友称，有人将捐赠物资运送到自己经营的商店。后来，此案被警方证实，相关当事人被判刑。
到年中，网络监督已呈四面开花之势。6月11日，一湖南记者在其网易博客上发表的《湖南耒阳市高考舞弊？》帖文中称：6月8日下午高考时，湖南衡阳市无线电监测车在耒阳一中考点附近捕获强信号，后来发现是七八位一中和衡阳师院的老师在用无线电发射器向考点发送答案。此事至少有4人被刑拘，2人行政记大过。7月31日，一署名为“李云飞”的网友在麻辣社区发表了《湖南的一大怪事：评选公务员标兵竟然要群众掏钱》的帖子。“李云飞”的评论一针见血：“这哪里是在听取群众意见，这分明是要群众向移动公司、电信公司和紫牛网站交钱。”传统媒体纷纷介入报道了此事。
下半年，网络的监督达到高峰。8月29日，江苏省徐州市纪委一办案人员向媒体证实，该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涉嫌“严重犯罪”，已被正式逮捕。事情源于2008年7月6日，董锋原配妻子多年举报未果后，委托维权人士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王培荣，开始在网络论坛发帖，揭发“全国最荒淫无耻的区委书记和全国最牛的黑恶势力”。7日，一网站站长看到举报材料，遂编发文章《江苏徐州：区委书记演绎荒唐“一夫二妻”制》。一些网站予以转发。8日，徐州市纪委工作人员上门调查。11日，董锋被免职。17日，董锋被正式“双规”。舆论认为是网络举报扳倒了董锋，“是一场网络反腐的胜利”。
网络监督2008年引起媒体最为广泛关注的，莫过于孙春龙的博客上书一事。《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在其博客上发表的举报信———《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一封信》，指出娄烦事故中真实的死亡人数，结果引起国家领导人重视，总理温家宝批示要求对事故进行核查。10月6日，国务院组成了山西娄烦尖山铁矿“8·1”特别重大排土场垮塌事故调查组，对这起当初被披露为仅“造成11人死亡的山体滑坡事故”进行调查。
9月间，网络上一个名为《亲历1291次列车绑死民工事件》的帖子披露的事件也引起众人侧目。一名男子在乘坐1291次列车时，被列车长和列车员用胶布捆住了身体后死亡。经历现场的网友写下了经过并发布到网上。
网络监督在2008年的最后几个月可以说是步入高潮。10月间，深圳一名中年男子在酒楼内借着向11岁女生问路之机，将其强行拖进洗手间内欲行猥亵。有人将酒楼内的监视录像发布上网，网友开动“人肉搜索”后发现，此人疑为深圳海事局一位林姓领导。“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该男子的嚣张言论，随即传遍网络。“怪叔叔”一词，从此亦有了特别含义。
公费旅游文件的意外曝光使年底的监督大戏愈发精彩。11月26日，网友“魑魅魍魉2009”在天涯“贴图专区”发布了一个题为《晒晒咱们公务员的福利》的帖子。发帖者称在乘坐地铁时意外捡获一些省市公务员出国考察的行程及费用清单。事件涉及江西新余市及浙江温州等多个地方，披露的文件显示，考察团挂羊头卖狗肉的纸上行程只为应付审批和上级检查，真正的行程让网友瞠目。后来事件涉及各方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
11月间，网上还掀起一股曝光官员副职数量的热潮。网友发帖揭发铁岭市竟有9个副市长，20个政府副秘书长，亦有网友发现，河南省新乡市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6个调研员。后来有网友提议寻找“最多副市长城市”。
2008年最后一个月发生的“天价香烟”，为年度监督大戏拉下帷幕。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在开会时的照片经网友分析显示，周久耕手边的烟是南京卷烟厂生产的“南京”牌系列“九五之尊”香烟，每条售价1500元至1800元之间。同时，网友还发现，周久耕所戴的手表也是名表“江诗丹顿”，售价约在10万元；周久耕的公务员身份与其消费能力，引起网友的广泛兴趣。网友甚至发起了一场“看看当官的戴的是什么表”的“人肉搜索”。有论者认为，从事件中，“看到一种新兴的监督力量———网民：他们最无所顾忌，他们最没有利益纠葛。最重要的是，他们那么快捷、有效而且廉价”。
这一切，均有赖于国内网民的快速成长，公民意识的快速增强。2008年7月2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2.53亿，首次大幅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其中，拥有个人博客或个人空间的用户规模达到1.07亿人，半年内更新过的用户规模超过7000万人，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们简短在线交流。包括广东、上海等省市的一把手，也纷纷与网民见面及交流。
2008年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每一个网民，都像是一个摄像头在紧盯着特殊利益团体。这也让特殊阶层中的人，无时不刻不得不掂量行为及可能发生的后果。这种监督机制的形成，让人对2009年的中国互联网充满期待。
网络流行词
2008年的中国互联网，创造了一系列的流行词。或戏谑或恶搞或有心或无奈，无一不体现出网友们特殊的智慧。
-很黄很暴力 2007年12月27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一段抨击不良网络视听节目的报道，报道采访了一个13岁的女学生，这个学生对着镜头说：“上次我查资料，忽然蹦出一个网页，很黄很暴力，我马上给关了。”对于习惯使用“很好很强大”这句流行语的网友来说，马上找到了对应的“很黄很暴力”。在对监管网络视频的反弹情绪驱使之下，“很黄很暴力”成为了2008年第一句流行语。
-很傻很天真 2月11日，“艳照门”事件主角之一的阿娇终于出现面对媒体，发言中称自己“很傻很天真”，意外让“很傻很天真”成为网络流行语。百度TWINS吧的爆吧大战，让吧主的“我爸是高干，脾气很暴躁！”也成为网络流行语。
-打酱油的五六月间该词莫名其妙成了网络流行语。有好事者查证，此语来源于一个电视节目。广州电视台G4节目在街头采访民众对陈冠希“艳照门”的看法时，一名男性受访者回答：“关我×事，我是出来买酱油的……”有人专门总结了这句话的隐义———“只能路过看看”，但情况各有不同：“这个事我不好说什么”、“不用担心我会说什么”、“我不说不代表我没话说”、“我不说但我心里很明白”、“我不说你也知道我要说什么”。
-俯卧撑 6月28日下午至29日凌晨，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此事引发一场主战场在“天涯杂谈”的网络删帖与上帖之战，网友甚至主动公布自己的账号密码，以“被自杀”的疯狂方式“炸版”，这场大战持续了三天时间。7月1日晚，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陈述事件原因，提及：“当刘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三个俯卧撑”立即成为极具恶搞及娱乐精神的网民情绪出口，“俯卧撑”随即在网络上呈井喷式爆发。
-国家罗汉这个词汇在7月底成为网络流行词。该词来源于日前一起暴力事件，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职工芦涛殴打一名男子时称：“我是法院的，我代表国家罗汉，花 100万弄死你这个农民！”网友给出了“国家罗汉”释义：①名词：以暴力手段欺负群众的个别国家工作人员；②形容词：形容蛮不讲理；③动词：收拾、修理的意思；④代名词。第四项网友给了一个例句：关门，放“国家罗汉”！
-叉腰肌本词出自中国足协主席谢亚龙的发言。8月17日，中国女足在香河基地进行了奥运会的赛后总结。谢亚龙在会上严批女足是“要精神没精神、要斗志没斗志、要技术没技术”队伍的反面典型，他特别指出，中国女足身体肌群中最需要训练的是“叉腰肌”。谢的发言让网民膜拜，并引发了网络上探究“叉腰肌”这一词语源流的热潮。网友最终查询结果发现，谢亚龙所说的可能是“髂腰肌”。
网络大事件
1月的雪灾、3月的西藏骚乱、5月的汶川大地震、6月的瓮安事件、7月的杨佳袭警、8月的北京奥运会、9月的毒奶粉、11月的陇南事件，2008年，毫无疑问是一个多事之秋。网络在这些大事件中，当然没有缺位。
互联网第一时间报道了“汶川大地震”。在这次地震发生之后的6分钟之内，就有IP为61.161.76.*的网友在百度“地震吧”中匿名发表了一篇题为“地震了”的帖子，比新华社在14时46分发布的第一则新闻报道快了11分钟。而一位成都大学生用手机拍摄的视频短片在地震发生后的14时55分上传到了土豆网，稍后即被CCTV和CNN等电视台相继引用。随后几天，大量惨烈的现场消息和照片被发布到网络上，填补了传统媒体报道中的空白。5月20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彭波在北京举办的2008年新媒体高峰论坛上表示，对拉萨3·14事件和汶川5·12地震的传播标志着网络媒体正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媒体。
在全国哀悼日中，包括官方的新华网、人民网，以及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首页及重要频道原本彩色的页面前所未有地都换成了黑白页面。“史上最牛的校长”、“范跑跑”、“莎朗·斯通‘业报论’”等相继成为网络热闹话题。
地震刚发生，就有不少论坛及QQ群的网友号召协助救灾，通过网络组织的志愿者也活跃在救灾现场。但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及其下属机构，遭遇了深刻的信任危机。网上广泛传播的“三亚红十字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骊态度恶劣”视频使红会形象受创；“募捐管理费”的相关规定引发网友诸多非议；帐篷均价过万元的传闻也遭网友的广泛质疑；红十字会与网易联合募捐的风波更引发了公众对其透明度的关注。
网络亦成为网民质疑及反思声音顽强存活的平台，针对地震预报、建筑质量、救灾效率方面的质疑充斥网络。余秋雨6月5日在其博客撰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一文激起两极反应，以网络为载体民间声浪对余秋雨的批评远多于支持。批余的声音也从网络蔓延到平面媒体。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发表了“词二首 ”，其中“纵做鬼，也幸福”的说辞让网友汗颜。两人因其“出色”表现，被网友戏称“南秋雨，北兆山”。
三鹿奶粉
9月11日，三鹿集团发表声明承认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毒奶粉”事件爆发。网友检索发现，早在今年的6月份，已有自称为“小儿泌尿外科医生”的网友在国家质检总局网站投诉三鹿奶粉，但留言如石沉大海。徐州儿童医院外科医生冯东川，早在2008年7月24日，在其博客发表了题为《是不是奶粉有问题？为什么婴幼儿肾结石肾衰会爆发出现？》的博文，记录了大量双肾结石、输尿管结石并肾功能衰竭的病例，质疑病源为三鹿奶粉。网友间互相传阅他的博客地址，并对他在“三鹿奶粉事件”的执着深表赞许，他也被网友们誉为“最有良知”的儿科医生。关于“三鹿奶粉”事件，来自于网络的追问从未停过。
“毒奶粉”事件还引爆了另一场战争。在9月中旬开始的百度与阿里巴巴口水战中，百度被指疑替三鹿屏蔽负面信息。随着百度内部销售文件曝光，加上 11月15日、16日，央视《新闻30分》连续两天报道“搜索引擎百度带来的结果并不公正”，致使百度陷入一场 “竞价排名”危机。
奥运会
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中国互联网影响至深。有关部门在奥运会前后全面收紧了国内互联网的监管措施；奥运会举办期间的信息管理效果，也为有关部门控制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增强了信心。8月8日，因机房内一个网站非法播放奥运开幕式视频，世纪互联北京机房相关网段被封锁，导致网段内包括知名IT网站 csdn.net在内的众多网站不能访问。这项保奥运会期间的通信畅通和网络信息安全的措施一度被外界误传为全面关闭网站服务。网络多关注“刘翔退赛”等热点事件，但“脚印焰火”及“林妙可假唱”等事件也引起了网络的广泛争论。
围剿长平
4月3日，在拉萨骚乱发生后的20天，《南方都市报》子报南都周刊副总编辑长平在《金融时报》网站发表了《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引发了一场针对长平及《南方都市报》的网络围剿。中华网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批判长平，《南方都市报》更被指为是中国的CNN，随后网络陆续出现大量批判或支持长平的文章，中华网甚至扬言欲组队“追杀”长平。长平在5月8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失实报道也要有呼吸空间》，在地震中再度成为靶子。
在“围剿长平”事件中扮演主角及急先锋的中华网，六月间再掀起一场针对凯迪网的战争。6月9日，一篇名为《网络阴谋》的文章出现在中华网论坛上，该帖以网友亲身经历的描述，揭露凯迪网“美国网特”“汉奸网站”的“真相”，引发一场针对凯迪网的网络舆论讨伐。6月13日，凯迪网主编牧沐撰文《诽谤、诬陷必将导致道义与政治上的灭亡》奋起反击，并表示誓用司法手段讨回清白。外界对这场混战的背景及前景均有不同解读。
艳照门
在香港高登讨论区，1月27日起发布了疑似源自陈冠希家中的不雅照片，这组照片随后在互联网广泛流传。据香港当地消息，这次曝光事件涉及人员包括Maggie Q、Stephy、周丽淇、张柏芝、Rosanne、萧亚轩、谢凯珊、蔡依林、钟欣桐、陈文媛等人。“艳照门”一环接一环，让人目不暇接。网络也掀起了疯狂的“追照”狂潮，2月6日及9日晚甚至有网友通宵不眠等候新的照片发布。“艳照门”在内地的后续事件连绵不绝，有多人因传播艳照而被警方拘留。
抵制家乐福
三四月间，奥运圣火的海外传递活动遭遇到强烈干扰。有海外知名华人社区网友号召海外华人加入到奥运火炬护卫团。在国内，4月13日前后，一场针对法国超市品牌“家乐福”的民间抵制行动，以人们已经熟悉的渠道和方式———即时通讯工具或手机短信，在网上开始策划和串联。短短一天之间，光是深圳地区，就构建了10个用于信息交流发布的QQ群。根据各地网友发布的信息，至少有6个城市发生了现场抵制家乐福的事件。
4月15日起，不少网友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发布一条信息：“MSN名字前面加(L)CHINA，让全世界看到华人的团结。”网友们似乎对此表达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不少人的MSN联系人列表成了红通通一片。有报道称有500万人添加了“红心”。
来源：http://www.bullog.cn/blogs/wenyunchao/archives/255681.aspx
2008年中国互联网的主轴在新年伊始的头几天，似乎已经准确得到预测。《人民日报》1月4日第5版发表了文章《2007，倾听中国网民》，文章认为“这一年发出声音的一亿多网民，终将被载入史册”。文章得出一个结论：“网民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生力量。”这个论断，在2008年的中国互联网得到了应验。从年头开始的“零税收”，一直到年底的“天价香烟”曝光，以网络为载体的舆论监督，特别是对特殊利益团体的监督，成效非凡。
“零税收”被曝光于今年3月，网友“老痘”发帖《公务员的工资条：月收入5900，一分钱税都不交》，披露公务员税收黑洞。此事掀开了2008 年互联网“监督”的序幕。同在3月，网上多个论坛出现一个题为《南昌“2·13刺警案”完全相反两个版本》的帖子，欲为“酒吧刺警案”翻案。网络为不同声音的呈现提供了可能。在此后的每一个月，都有类似的事件被曝光。
4月10日，凯迪等论坛开始流传一篇帖子《广西师范大学六位校级领导接见一位美女秘书》，其中转载了广西师大官网上一则新闻及其配图，图中学校校长、副校长等6位校领导迎接教育部评估专家组秘书袁俏，并与她合影。事件引发了网友及舆论对大学本科教育评估的广泛质疑。
“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网络成为组织救灾的平台，也发挥了监督救灾物资流向的重要作用。成都当地的网友自发组织了一个名为“抓鬼团”的活动，针对救灾帐篷挪为他用进行了跟踪调查并企图寻找帐篷来源。5月21日上午，一名为“安心”的网友在成都“全搜索”网发表了题为《现场直播：全搜索捉鬼行动，谁在住救灾专用帐篷？》的帖子，对这次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贴出了大量救灾专用帐篷可能被挪用的图片。此帖发出后随即被转至各大论坛，但没过多久，从各论坛消失。22日，德阳网友在网上发布了当地发生于21日的一次群体性事情经过及图片，网友称，有人将捐赠物资运送到自己经营的商店。后来，此案被警方证实，相关当事人被判刑。
到年中，网络监督已呈四面开花之势。6月11日，一湖南记者在其网易博客上发表的《湖南耒阳市高考舞弊？》帖文中称：6月8日下午高考时，湖南衡阳市无线电监测车在耒阳一中考点附近捕获强信号，后来发现是七八位一中和衡阳师院的老师在用无线电发射器向考点发送答案。此事至少有4人被刑拘，2人行政记大过。7月31日，一署名为“李云飞”的网友在麻辣社区发表了《湖南的一大怪事：评选公务员标兵竟然要群众掏钱》的帖子。“李云飞”的评论一针见血：“这哪里是在听取群众意见，这分明是要群众向移动公司、电信公司和紫牛网站交钱。”传统媒体纷纷介入报道了此事。
下半年，网络的监督达到高峰。8月29日，江苏省徐州市纪委一办案人员向媒体证实，该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涉嫌“严重犯罪”，已被正式逮捕。事情源于2008年7月6日，董锋原配妻子多年举报未果后，委托维权人士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王培荣，开始在网络论坛发帖，揭发“全国最荒淫无耻的区委书记和全国最牛的黑恶势力”。7日，一网站站长看到举报材料，遂编发文章《江苏徐州：区委书记演绎荒唐“一夫二妻”制》。一些网站予以转发。8日，徐州市纪委工作人员上门调查。11日，董锋被免职。17日，董锋被正式“双规”。舆论认为是网络举报扳倒了董锋，“是一场网络反腐的胜利”。
网络监督2008年引起媒体最为广泛关注的，莫过于孙春龙的博客上书一事。《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在其博客上发表的举报信———《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一封信》，指出娄烦事故中真实的死亡人数，结果引起国家领导人重视，总理温家宝批示要求对事故进行核查。10月6日，国务院组成了山西娄烦尖山铁矿“8·1”特别重大排土场垮塌事故调查组，对这起当初被披露为仅“造成11人死亡的山体滑坡事故”进行调查。
9月间，网络上一个名为《亲历1291次列车绑死民工事件》的帖子披露的事件也引起众人侧目。一名男子在乘坐1291次列车时，被列车长和列车员用胶布捆住了身体后死亡。经历现场的网友写下了经过并发布到网上。
网络监督在2008年的最后几个月可以说是步入高潮。10月间，深圳一名中年男子在酒楼内借着向11岁女生问路之机，将其强行拖进洗手间内欲行猥亵。有人将酒楼内的监视录像发布上网，网友开动“人肉搜索”后发现，此人疑为深圳海事局一位林姓领导。“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该男子的嚣张言论，随即传遍网络。“怪叔叔”一词，从此亦有了特别含义。
公费旅游文件的意外曝光使年底的监督大戏愈发精彩。11月26日，网友“魑魅魍魉2009”在天涯“贴图专区”发布了一个题为《晒晒咱们公务员的福利》的帖子。发帖者称在乘坐地铁时意外捡获一些省市公务员出国考察的行程及费用清单。事件涉及江西新余市及浙江温州等多个地方，披露的文件显示，考察团挂羊头卖狗肉的纸上行程只为应付审批和上级检查，真正的行程让网友瞠目。后来事件涉及各方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
11月间，网上还掀起一股曝光官员副职数量的热潮。网友发帖揭发铁岭市竟有9个副市长，20个政府副秘书长，亦有网友发现，河南省新乡市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6个调研员。后来有网友提议寻找“最多副市长城市”。
2008年最后一个月发生的“天价香烟”，为年度监督大戏拉下帷幕。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在开会时的照片经网友分析显示，周久耕手边的烟是南京卷烟厂生产的“南京”牌系列“九五之尊”香烟，每条售价1500元至1800元之间。同时，网友还发现，周久耕所戴的手表也是名表“江诗丹顿”，售价约在10万元；周久耕的公务员身份与其消费能力，引起网友的广泛兴趣。网友甚至发起了一场“看看当官的戴的是什么表”的“人肉搜索”。有论者认为，从事件中，“看到一种新兴的监督力量———网民：他们最无所顾忌，他们最没有利益纠葛。最重要的是，他们那么快捷、有效而且廉价”。
这一切，均有赖于国内网民的快速成长，公民意识的快速增强。2008年7月2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2.53亿，首次大幅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其中，拥有个人博客或个人空间的用户规模达到1.07亿人，半年内更新过的用户规模超过7000万人，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们简短在线交流。包括广东、上海等省市的一把手，也纷纷与网民见面及交流。
2008年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每一个网民，都像是一个摄像头在紧盯着特殊利益团体。这也让特殊阶层中的人，无时不刻不得不掂量行为及可能发生的后果。这种监督机制的形成，让人对2009年的中国互联网充满期待。
网络流行词
2008年的中国互联网，创造了一系列的流行词。或戏谑或恶搞或有心或无奈，无一不体现出网友们特殊的智慧。
-很黄很暴力 2007年12月27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一段抨击不良网络视听节目的报道，报道采访了一个13岁的女学生，这个学生对着镜头说：“上次我查资料，忽然蹦出一个网页，很黄很暴力，我马上给关了。”对于习惯使用“很好很强大”这句流行语的网友来说，马上找到了对应的“很黄很暴力”。在对监管网络视频的反弹情绪驱使之下，“很黄很暴力”成为了2008年第一句流行语。
-很傻很天真 2月11日，“艳照门”事件主角之一的阿娇终于出现面对媒体，发言中称自己“很傻很天真”，意外让“很傻很天真”成为网络流行语。百度TWINS吧的爆吧大战，让吧主的“我爸是高干，脾气很暴躁！”也成为网络流行语。
-打酱油的五六月间该词莫名其妙成了网络流行语。有好事者查证，此语来源于一个电视节目。广州电视台G4节目在街头采访民众对陈冠希“艳照门”的看法时，一名男性受访者回答：“关我×事，我是出来买酱油的……”有人专门总结了这句话的隐义———“只能路过看看”，但情况各有不同：“这个事我不好说什么”、“不用担心我会说什么”、“我不说不代表我没话说”、“我不说但我心里很明白”、“我不说你也知道我要说什么”。
-俯卧撑 6月28日下午至29日凌晨，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此事引发一场主战场在“天涯杂谈”的网络删帖与上帖之战，网友甚至主动公布自己的账号密码，以“被自杀”的疯狂方式“炸版”，这场大战持续了三天时间。7月1日晚，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陈述事件原因，提及：“当刘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三个俯卧撑”立即成为极具恶搞及娱乐精神的网民情绪出口，“俯卧撑”随即在网络上呈井喷式爆发。
-国家罗汉这个词汇在7月底成为网络流行词。该词来源于日前一起暴力事件，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职工芦涛殴打一名男子时称：“我是法院的，我代表国家罗汉，花 100万弄死你这个农民！”网友给出了“国家罗汉”释义：①名词：以暴力手段欺负群众的个别国家工作人员；②形容词：形容蛮不讲理；③动词：收拾、修理的意思；④代名词。第四项网友给了一个例句：关门，放“国家罗汉”！
-叉腰肌本词出自中国足协主席谢亚龙的发言。8月17日，中国女足在香河基地进行了奥运会的赛后总结。谢亚龙在会上严批女足是“要精神没精神、要斗志没斗志、要技术没技术”队伍的反面典型，他特别指出，中国女足身体肌群中最需要训练的是“叉腰肌”。谢的发言让网民膜拜，并引发了网络上探究“叉腰肌”这一词语源流的热潮。网友最终查询结果发现，谢亚龙所说的可能是“髂腰肌”。
网络大事件
1月的雪灾、3月的西藏骚乱、5月的汶川大地震、6月的瓮安事件、7月的杨佳袭警、8月的北京奥运会、9月的毒奶粉、11月的陇南事件，2008年，毫无疑问是一个多事之秋。网络在这些大事件中，当然没有缺位。
互联网第一时间报道了“汶川大地震”。在这次地震发生之后的6分钟之内，就有IP为61.161.76.*的网友在百度“地震吧”中匿名发表了一篇题为“地震了”的帖子，比新华社在14时46分发布的第一则新闻报道快了11分钟。而一位成都大学生用手机拍摄的视频短片在地震发生后的14时55分上传到了土豆网，稍后即被CCTV和CNN等电视台相继引用。随后几天，大量惨烈的现场消息和照片被发布到网络上，填补了传统媒体报道中的空白。5月20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彭波在北京举办的2008年新媒体高峰论坛上表示，对拉萨3·14事件和汶川5·12地震的传播标志着网络媒体正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媒体。
在全国哀悼日中，包括官方的新华网、人民网，以及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首页及重要频道原本彩色的页面前所未有地都换成了黑白页面。“史上最牛的校长”、“范跑跑”、“莎朗·斯通‘业报论’”等相继成为网络热闹话题。
地震刚发生，就有不少论坛及QQ群的网友号召协助救灾，通过网络组织的志愿者也活跃在救灾现场。但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及其下属机构，遭遇了深刻的信任危机。网上广泛传播的“三亚红十字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骊态度恶劣”视频使红会形象受创；“募捐管理费”的相关规定引发网友诸多非议；帐篷均价过万元的传闻也遭网友的广泛质疑；红十字会与网易联合募捐的风波更引发了公众对其透明度的关注。
网络亦成为网民质疑及反思声音顽强存活的平台，针对地震预报、建筑质量、救灾效率方面的质疑充斥网络。余秋雨6月5日在其博客撰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一文激起两极反应，以网络为载体民间声浪对余秋雨的批评远多于支持。批余的声音也从网络蔓延到平面媒体。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发表了“词二首 ”，其中“纵做鬼，也幸福”的说辞让网友汗颜。两人因其“出色”表现，被网友戏称“南秋雨，北兆山”。
三鹿奶粉
9月11日，三鹿集团发表声明承认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毒奶粉”事件爆发。网友检索发现，早在今年的6月份，已有自称为“小儿泌尿外科医生”的网友在国家质检总局网站投诉三鹿奶粉，但留言如石沉大海。徐州儿童医院外科医生冯东川，早在2008年7月24日，在其博客发表了题为《是不是奶粉有问题？为什么婴幼儿肾结石肾衰会爆发出现？》的博文，记录了大量双肾结石、输尿管结石并肾功能衰竭的病例，质疑病源为三鹿奶粉。网友间互相传阅他的博客地址，并对他在“三鹿奶粉事件”的执着深表赞许，他也被网友们誉为“最有良知”的儿科医生。关于“三鹿奶粉”事件，来自于网络的追问从未停过。
“毒奶粉”事件还引爆了另一场战争。在9月中旬开始的百度与阿里巴巴口水战中，百度被指疑替三鹿屏蔽负面信息。随着百度内部销售文件曝光，加上 11月15日、16日，央视《新闻30分》连续两天报道“搜索引擎百度带来的结果并不公正”，致使百度陷入一场 “竞价排名”危机。
奥运会
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中国互联网影响至深。有关部门在奥运会前后全面收紧了国内互联网的监管措施；奥运会举办期间的信息管理效果，也为有关部门控制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增强了信心。8月8日，因机房内一个网站非法播放奥运开幕式视频，世纪互联北京机房相关网段被封锁，导致网段内包括知名IT网站 csdn.net在内的众多网站不能访问。这项保奥运会期间的通信畅通和网络信息安全的措施一度被外界误传为全面关闭网站服务。网络多关注“刘翔退赛”等热点事件，但“脚印焰火”及“林妙可假唱”等事件也引起了网络的广泛争论。
围剿长平
4月3日，在拉萨骚乱发生后的20天，《南方都市报》子报南都周刊副总编辑长平在《金融时报》网站发表了《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引发了一场针对长平及《南方都市报》的网络围剿。中华网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批判长平，《南方都市报》更被指为是中国的CNN，随后网络陆续出现大量批判或支持长平的文章，中华网甚至扬言欲组队“追杀”长平。长平在5月8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失实报道也要有呼吸空间》，在地震中再度成为靶子。
在“围剿长平”事件中扮演主角及急先锋的中华网，六月间再掀起一场针对凯迪网的战争。6月9日，一篇名为《网络阴谋》的文章出现在中华网论坛上，该帖以网友亲身经历的描述，揭露凯迪网“美国网特”“汉奸网站”的“真相”，引发一场针对凯迪网的网络舆论讨伐。6月13日，凯迪网主编牧沐撰文《诽谤、诬陷必将导致道义与政治上的灭亡》奋起反击，并表示誓用司法手段讨回清白。外界对这场混战的背景及前景均有不同解读。
艳照门
在香港高登讨论区，1月27日起发布了疑似源自陈冠希家中的不雅照片，这组照片随后在互联网广泛流传。据香港当地消息，这次曝光事件涉及人员包括Maggie Q、Stephy、周丽淇、张柏芝、Rosanne、萧亚轩、谢凯珊、蔡依林、钟欣桐、陈文媛等人。“艳照门”一环接一环，让人目不暇接。网络也掀起了疯狂的“追照”狂潮，2月6日及9日晚甚至有网友通宵不眠等候新的照片发布。“艳照门”在内地的后续事件连绵不绝，有多人因传播艳照而被警方拘留。
抵制家乐福
三四月间，奥运圣火的海外传递活动遭遇到强烈干扰。有海外知名华人社区网友号召海外华人加入到奥运火炬护卫团。在国内，4月13日前后，一场针对法国超市品牌“家乐福”的民间抵制行动，以人们已经熟悉的渠道和方式———即时通讯工具或手机短信，在网上开始策划和串联。短短一天之间，光是深圳地区，就构建了10个用于信息交流发布的QQ群。根据各地网友发布的信息，至少有6个城市发生了现场抵制家乐福的事件。
4月15日起，不少网友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发布一条信息：“MSN名字前面加(L)CHINA，让全世界看到华人的团结。”网友们似乎对此表达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不少人的MSN联系人列表成了红通通一片。有报道称有500万人添加了“红心”。
来源：http://www.bullog.cn/blogs/wenyunchao/archives/255681.aspx
日知录（39）学生网上批评学校被开除
学生网上批评学校被开除
网上流传的消息称，两名河北唐山二中的两名学生日前前被学校开除。开除原因为该学生在百度“唐山二中吧”发表批评学校的评论。这篇题为《我准备说出自己一辈子都不想说出的事》的博文指，因为学校教学质量下降，不少学生在网上对学校政策进行评论，导致学校愤怒，特别是触怒了校长张志军。于是校长张志军就派各级领导以及班主任进行调查，最后开除了两名学生，1名学生留校察看。校方并威胁全体学生，不准再上贴吧，不准发表言论，更不得发表危害学校的言论，否则将开除论处。有不少知道此事的网友纷纷赶到“唐山二中吧”进行爆吧。目前尚未有媒体证实此事。
来源：
网事一周20081226：中国最大？
http://www.bullog.cn/blogs/wenyunchao/archives/255690.aspx
网上流传的消息称，两名河北唐山二中的两名学生日前前被学校开除。开除原因为该学生在百度“唐山二中吧”发表批评学校的评论。这篇题为《我准备说出自己一辈子都不想说出的事》的博文指，因为学校教学质量下降，不少学生在网上对学校政策进行评论，导致学校愤怒，特别是触怒了校长张志军。于是校长张志军就派各级领导以及班主任进行调查，最后开除了两名学生，1名学生留校察看。校方并威胁全体学生，不准再上贴吧，不准发表言论，更不得发表危害学校的言论，否则将开除论处。有不少知道此事的网友纷纷赶到“唐山二中吧”进行爆吧。目前尚未有媒体证实此事。
来源：
网事一周20081226：中国最大？
http://www.bullog.cn/blogs/wenyunchao/archives/255690.aspx
2008年12月29日星期一
历史之耻（媒体6.1）向关心四川在线的广大网友致歉
向关心四川在线的广大网友致歉
http://www.scol.com.cn 四川在线 (2008-12-23 09:18:21) 来源：木桦博客
尊敬的网友：
昨（22）日下午4时28分，四川在线记者从成都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获悉，市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就"五路一桥"费问题召开会议。市法制办相关负责人称，会议结束后法规二处处长孙希武将向本网通报相关情况。
>>>>>>成都市法制办:因故取消"五路一桥"费情况通报
22日下午5时45分，正当相关同志准备接受四川在线记者采访，向网友解答相关情况时，突然接到成都市相关方面的电话：不准接受四川在线记者采访。我们的记者向下命令的同志求情：我们已经预告了网友，取消的话无法向网友交待。那位同志语气是异常的坚定：那是你们的事，我们不管。
说老实话，这让四川在线从业人员是相当的尴尬。作为一个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服务网友为已任的四川主要党网，我们言而无信，很是愧对网友。
昨（22）日，我们的记者在另外的采访中也受阻。
19日，成都市交委相关同志在接受四川在线记者采访时说："五路一桥"每年只收了3亿元。事实上，这个数字相当让人疑惑：以成都市现有的汽车保有量来算，收费应大于这个数据。网友在跟贴中说：要么这个数据是假的，要么有关部门截流了资金，要么有相当一部分该交费的车主没有交，对其他交了钱的车主不公平。
所以，昨日上午，我们的记者试图从相关部门那里，想知道成都市区和郊县到目前为止的汽车保有量，从侧面推算"五路一桥"费的应收数。未曾想到，一听到是四川在线的记者，所有的部门都不接受采访，更不愿提供数据。记者空手而归，垂头丧气。
20日，成都市相关部门在与我们沟通时，我们就提出：希望你们能够写一篇文章，向广大网友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收"五路一桥"费，怎么收的，收的情况如何。我相信，只要说清楚了道理，大多数网友会理解，会明白的。我们会一字不改，原文照发。但时至今日，毫无音讯。
有的同事说，莫非这就是传说中对四川在线的"封杀"？
为什么我的同事有这样的猜测？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解释一番。上个月，郫县邀请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栏目到当地载歌载舞。我们的记者批评了《同一首歌》水准，这让有的同志很为生气，说要封杀四川在线在成都的采访。
说老实话，我是不相信有人会说这句话的。第一，记者采访是正当权益，采访或写作不当，可以批评，但权益要受保护。第二，即使要封杀也封杀不了。第三，我相信，以相关同志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水平，也不会说出这样低水平的话来。
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相信有关"封杀"的传说。我们内部总结，这主要是四川在线记者采访方式不当，采访水平不高所致。
所以，特在此，向关心四川在线的网友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不过，我们会认真学习，努力提高编采水平，以更好地宣传好党的方针政策，做好下情上达，解疑释惑，化解矛盾，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广大网友。
此致
敬礼
四川在线编辑 木桦
2008年12月23日
木桦博客
来源：http://www.scol.com.cn/NSICHUAN/fffy/20081223/2008122391821.htm
参考：http://blog.scol.com.cn/muhua/archives/155928.html
http://www.scol.com.cn 四川在线 (2008-12-23 09:18:21) 来源：木桦博客
尊敬的网友：
昨（22）日下午4时28分，四川在线记者从成都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获悉，市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就"五路一桥"费问题召开会议。市法制办相关负责人称，会议结束后法规二处处长孙希武将向本网通报相关情况。
>>>>>>成都市法制办:因故取消"五路一桥"费情况通报
22日下午5时45分，正当相关同志准备接受四川在线记者采访，向网友解答相关情况时，突然接到成都市相关方面的电话：不准接受四川在线记者采访。我们的记者向下命令的同志求情：我们已经预告了网友，取消的话无法向网友交待。那位同志语气是异常的坚定：那是你们的事，我们不管。
说老实话，这让四川在线从业人员是相当的尴尬。作为一个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服务网友为已任的四川主要党网，我们言而无信，很是愧对网友。
昨（22）日，我们的记者在另外的采访中也受阻。
19日，成都市交委相关同志在接受四川在线记者采访时说："五路一桥"每年只收了3亿元。事实上，这个数字相当让人疑惑：以成都市现有的汽车保有量来算，收费应大于这个数据。网友在跟贴中说：要么这个数据是假的，要么有关部门截流了资金，要么有相当一部分该交费的车主没有交，对其他交了钱的车主不公平。
所以，昨日上午，我们的记者试图从相关部门那里，想知道成都市区和郊县到目前为止的汽车保有量，从侧面推算"五路一桥"费的应收数。未曾想到，一听到是四川在线的记者，所有的部门都不接受采访，更不愿提供数据。记者空手而归，垂头丧气。
20日，成都市相关部门在与我们沟通时，我们就提出：希望你们能够写一篇文章，向广大网友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收"五路一桥"费，怎么收的，收的情况如何。我相信，只要说清楚了道理，大多数网友会理解，会明白的。我们会一字不改，原文照发。但时至今日，毫无音讯。
有的同事说，莫非这就是传说中对四川在线的"封杀"？
为什么我的同事有这样的猜测？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解释一番。上个月，郫县邀请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栏目到当地载歌载舞。我们的记者批评了《同一首歌》水准，这让有的同志很为生气，说要封杀四川在线在成都的采访。
说老实话，我是不相信有人会说这句话的。第一，记者采访是正当权益，采访或写作不当，可以批评，但权益要受保护。第二，即使要封杀也封杀不了。第三，我相信，以相关同志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水平，也不会说出这样低水平的话来。
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相信有关"封杀"的传说。我们内部总结，这主要是四川在线记者采访方式不当，采访水平不高所致。
所以，特在此，向关心四川在线的网友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不过，我们会认真学习，努力提高编采水平，以更好地宣传好党的方针政策，做好下情上达，解疑释惑，化解矛盾，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广大网友。
此致
敬礼
四川在线编辑 木桦
2008年12月23日
木桦博客
来源：http://www.scol.com.cn/NSICHUAN/fffy/20081223/2008122391821.htm
参考：http://blog.scol.com.cn/muhua/archives/155928.html
历史之耻（媒体6）四川在线被“封杀”折射舆论监督弱势尴尬
四川在线被“封杀”折射舆论监督弱势尴尬
发表于 2008-12-26
张成才
因成都市人民政府有关方面就“‘五路一桥费’问题”拒绝接受四川在线采访之后，四川在线23日头条刊登《向关心四川在线的广大网友致歉》一文。虽然文章标题是致歉，但全文流露着对有关部门涉嫌“封杀”该网站的不满。就路桥收费问题，该网站10天来持续舆论监督成都有关部门，引发网络关注。（南方都市报12月25日报道）
要了解“叫板”的原因，就不能不回顾四川在线10日里的一系列报道——12月15日：《八成网友呼吁取消“五路一桥”费》；12月18日：《“五路一桥”收了多少？官员称这是“保密的”》；12月20日《邀请成都市交委相关同志一起上上课》《成都市交委回应“五路一桥”收费问题闪烁其词》；12月23日：《向关心四川在线的广大网友致歉》；12月24日《记者拍“五路一桥”收费文件，被勒令“爬开”》……从呼吁开始，到记者被勒令“爬开”，光从这些新闻标题，就能看出一家省级党网媒体舆论监督的尴尬，而这种尴尬背后是与政府职能部门对垒的过程中，媒体弱势地位的真实写照。
“五路一桥”费该不该取消？这根本不是个问题。一方面是成品油税费改革即将实施，国务院明确表示将逐步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另一方面，网友粗略计算出成都市“五路一桥”五年的收费收入已经超过33亿。因此，网友的呼吁是合理有据的，更是体现民声的。那么，作为媒体来说，自然有责任将这种呼声上达至有关部门，要求有关部门做出《信息公开条例》制度下的解释。因为当初收费的主要理由是偿还工程建设贷款，优化道路资源。而假如网友估算的33亿元是真实的，是否完成了偿还贷款的任务了呢？是否优化了道路资源呢？作为市民，都有权知道。然而成都交委对此讳莫如深，官员称“五路一桥”收了多少钱是“保密的”。因此，不能不让人有怀疑的理由，更使以探寻真相为本性的媒体继续追下去。
而终于，四川在线的一再“纠缠”，惹恼了成都市人民政府有关方面，于是终被“封杀”，不许辖下有关部门接受四川在线的采访，更发生了勒令记者“爬开”的行政暴力。而四川在线唯能做的，却只是无奈的《向关心四川在线的广大网友致歉》，再无别法。而对于想知道真相的网友，想知道详情的市民，就更是徒唤奈何了！
不尴尬吗？舆论监督有心无力！不尴尬吗？信息公开成了摆设！在中国，新闻媒体既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在现代国家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中，新闻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就是以其存在形成对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的制衡。实行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使命之责，也是新闻媒体在一个法治国家应具有的权力。而正是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监督发挥作用，才使得公权不被滥用，使民众在与行政之间发生对垒的时候有所依傍。然而，当四川在线与成都政府有关部门发生“叫板”之后，我们才发现“第四权力”有时候是如此的弱势，同时也发现公众的知情权也是如此的渺小——在巨大的可能存在的“33亿”利益维护面前，舆论监督和公众知情权，什么都不是！
胡锦涛总书记在作十七大报告时反复强调民主监督，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前不久温家宝总理也强调“政府重大决策，人民有权了解决策的过程，有权参与决策，有权监督政策的执行”。而如今从四川在线与成都政府有关部门发生“叫板”的情况看来，政府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仍未形成，舆论监督与公众知情权有时候在政府部门面前根本得不到足够的尊重。此后的路，还有很长！
来源：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60519.html
发表于 2008-12-26
张成才
因成都市人民政府有关方面就“‘五路一桥费’问题”拒绝接受四川在线采访之后，四川在线23日头条刊登《向关心四川在线的广大网友致歉》一文。虽然文章标题是致歉，但全文流露着对有关部门涉嫌“封杀”该网站的不满。就路桥收费问题，该网站10天来持续舆论监督成都有关部门，引发网络关注。（南方都市报12月25日报道）
要了解“叫板”的原因，就不能不回顾四川在线10日里的一系列报道——12月15日：《八成网友呼吁取消“五路一桥”费》；12月18日：《“五路一桥”收了多少？官员称这是“保密的”》；12月20日《邀请成都市交委相关同志一起上上课》《成都市交委回应“五路一桥”收费问题闪烁其词》；12月23日：《向关心四川在线的广大网友致歉》；12月24日《记者拍“五路一桥”收费文件，被勒令“爬开”》……从呼吁开始，到记者被勒令“爬开”，光从这些新闻标题，就能看出一家省级党网媒体舆论监督的尴尬，而这种尴尬背后是与政府职能部门对垒的过程中，媒体弱势地位的真实写照。
“五路一桥”费该不该取消？这根本不是个问题。一方面是成品油税费改革即将实施，国务院明确表示将逐步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另一方面，网友粗略计算出成都市“五路一桥”五年的收费收入已经超过33亿。因此，网友的呼吁是合理有据的，更是体现民声的。那么，作为媒体来说，自然有责任将这种呼声上达至有关部门，要求有关部门做出《信息公开条例》制度下的解释。因为当初收费的主要理由是偿还工程建设贷款，优化道路资源。而假如网友估算的33亿元是真实的，是否完成了偿还贷款的任务了呢？是否优化了道路资源呢？作为市民，都有权知道。然而成都交委对此讳莫如深，官员称“五路一桥”收了多少钱是“保密的”。因此，不能不让人有怀疑的理由，更使以探寻真相为本性的媒体继续追下去。
而终于，四川在线的一再“纠缠”，惹恼了成都市人民政府有关方面，于是终被“封杀”，不许辖下有关部门接受四川在线的采访，更发生了勒令记者“爬开”的行政暴力。而四川在线唯能做的，却只是无奈的《向关心四川在线的广大网友致歉》，再无别法。而对于想知道真相的网友，想知道详情的市民，就更是徒唤奈何了！
不尴尬吗？舆论监督有心无力！不尴尬吗？信息公开成了摆设！在中国，新闻媒体既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在现代国家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中，新闻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就是以其存在形成对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的制衡。实行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使命之责，也是新闻媒体在一个法治国家应具有的权力。而正是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监督发挥作用，才使得公权不被滥用，使民众在与行政之间发生对垒的时候有所依傍。然而，当四川在线与成都政府有关部门发生“叫板”之后，我们才发现“第四权力”有时候是如此的弱势，同时也发现公众的知情权也是如此的渺小——在巨大的可能存在的“33亿”利益维护面前，舆论监督和公众知情权，什么都不是！
胡锦涛总书记在作十七大报告时反复强调民主监督，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前不久温家宝总理也强调“政府重大决策，人民有权了解决策的过程，有权参与决策，有权监督政策的执行”。而如今从四川在线与成都政府有关部门发生“叫板”的情况看来，政府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仍未形成，舆论监督与公众知情权有时候在政府部门面前根本得不到足够的尊重。此后的路，还有很长！
来源：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60519.html
历史之耻（媒体5）北京又一记者被抓 “保护”采访对象被定窝藏罪
大众网12月29日报道 正当太原检察院进京抓捕央视女记者事件，被媒体高度关注的时候，另一起山西方面进京抓捕记者的案件，也低调于近日在该省临县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是《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峰，而涉嫌的三项罪名里，一条名为“窝藏”的罪名更是引起了新闻圈内的广泛争议。
据当地已经公布的材料显示，2007 年10月9日在山西省临县一个煤矿办公室内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一位名叫成维秀的中年男子被数名忽然冲进办公室的歹徒故意伤害致死，当时在场的其他3名死者亲属也被不同程度的打伤。案件发生后，当地公安局随即展开侦破，并先后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民主与法制时报》的一位领导向记者证实，在临县公安机关对以上案件侦破的前后时间里，成维秀的姐夫成运强及其家属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方式和侦查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并为此多次到各级部门反映问题。2008年2月，《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峰受报社领导指派，在履行了正常的采访手续后，赴山西临县对包括此事在内的多个具有新闻价值的投诉事件，进行了调查采访。
采访结束后，景剑峰所在报社领导认为该案件事关重大，不适宜公开发表。随后在当年2月26号该报社主办的《情况专报》内参上以《山西吕梁一黑恶团伙罪行累累逍遥法外》为题，报道了此事。该内参还按照程序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报送。
此后，该报社领导认为景剑峰在第一次采访过程中，对相关事件细节采访得并不到位，随即指派他继续调查采访此事。
记者被追究“窝藏罪”
由于时年40岁的景剑峰还担任着该报社的其他领导职务，所以之后他对该案件的调查进行得比较缓慢。2008年4月24日，曾经的采访对象成运强再次和景剑峰取得了联系，并希望其能继续就此事展开采访。得到领导的同意后，景剑峰要求成运强第二天赶到北京递送最新的投诉资料。
4月26日，景剑峰用朋友的身份证为成运强在北京国贸桥附近的宾馆进行了登记住宿。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曾经的死者家属成运强在5天后的5月1号以“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的罪名，被山西省临县公安机关上网通缉。
临县检察院公布的资料显示，临县公安机关在得到可靠消息后，于5月9日赶到北京，请求北京公安局海淀分局协助抓捕成运强。5月10日成运强在住处的停车场，被海淀分局“打黑队”以涉嫌“以组织领导黑社会”的罪名抓获。景剑峰在此过程中“对民警拉扯，致一民警摔倒在地，不同程度受伤。” 随后，景剑峰和成运强被带回海淀分局预审。
几天后，景剑峰和成运强双双被北京警方移送给山西临县公安局处理。此时，景剑峰被指控的涉嫌罪名是“妨碍执行公务”。
2008年7至8月间，临县警方在向检察机关报送的批捕材料中，成运强最初被上网通缉的罪名“组织领导黑社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罪名则为“寻衅滋事”等。而景剑峰的涉嫌罪名则追加为三个：窝藏、妨碍执行公务和受贿。
耐人寻味的一个细节是，就在临县警方对成运强和景剑峰实施抓捕的前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一份反映当地警方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举报材料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向山西省方面下达了3个月书面汇报结果的“督办函”。
网民参与意见不一
由于办案单位从案件形成到公诉等各个阶段，都比较低调并要求办案人员严格保密，所以该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被人所知。10月中旬，一位自称“深谙内情”的网友以“知情人搅局”的网名，在某网络论坛上用4000字的规模“透露内幕”称，景剑峰之所以被抓，是因为前后收受当事人成运强贿赂高达600万人民币之巨，并且早已经被公安机关采取“技术措施”。该帖甚至还曝料称，景剑峰所开的轿车、住房等都是成运强提供云云。
此帖一度被众多网络论坛所转载，然而随着“知情人”的逐渐增多和更多来自检察机关的证据被网友公布，上述帖子的内容逐渐被为景剑峰“喊冤”的呼声所淹没。此后，一名自称是“资深新闻人”的网友在论坛里提出了：记者需不需要保护当事人？记者职业道德和法律冲突时究竟应该怎么对待采访对象等问题，并迅速在多个新闻社区论坛内窜红。
更多网友认为，新闻记者基于和采访对象的特殊关系，并且新闻理论也赋予了新闻报道本身的调查权，所以司法部门就不能简单的将新闻记者对采访对象的核实调查的行为过程，理解为刑法意义上的“窝藏”。
另外一种声音则强硬的认为，新闻记者对采访对象的核实调查过程，应该服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既然成运强已经被列为上网通缉的犯罪嫌疑人，作为记者的景剑峰就不应该对他有基本的信任，相反应该在他到报社反映问题时，即可拨打110报警。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景剑峰涉嫌“窝藏”等罪名的案件，境内媒体至今尚没有过公开报道。
庭审引发高度关注
12月4日是国第八个法制宣传日，这天上午8时，山西省临县法院在两次宣布推迟开庭之后，终于就景剑峰涉嫌“窝藏、妨碍执行公务和受贿”一案举行了庭审。尽管当地法院对此案的公告称“公开开庭”，但是景剑峰的家属和所在单位还是被法院要求“不要请记者前来旁听和报道。”
然而，据记者所知，当天以“家属身份”躲过相关部门审核、坐进旁听席的国内外记者竟然多达12家。
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就其指控的三项罪名一一举证，并多次向被告席上的景剑峰发问。在被问到自己是否承认窝藏犯罪嫌疑人成运强的时候，景剑峰激动的说：“新闻记者有调查的权利，成运强是我的采访对象和线索提供人，这为什么能构成窝藏呢？我对这个指控感到很不理解……”而检察机关则举出成运强被上网通缉后，景剑峰发给山西省公安厅某领导的手机短信来证明，景剑峰“托人想法意欲撤销对成的网上追逃……并指示成到西安躲避……”等“事实”。
针对公诉人指控景剑峰“受贿成运强价值8000元的一部宏基电脑”的涉嫌罪名，景剑峰的代理律师表示，行、受贿赂应是法律规定的“合性”犯罪行为，而检察机关在追究景剑峰受贿的时候，就必然应该追究成运强的行贿犯罪行为。而实际情况是，之前被一审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的成运强没有被追究行贿罪。
“既然检察机关认为成运强不构成行贿罪，那景剑峰怎么可能构成受贿罪呢？”景剑峰的律师组高声辩论说。
景剑峰的代理律师透露，他为景剑峰做得是“无罪辩护”。 (本文来源：大众网 )
来源：http://news.163.com/08/1229/17/4UBKLJ4R00011229.html
据当地已经公布的材料显示，2007 年10月9日在山西省临县一个煤矿办公室内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一位名叫成维秀的中年男子被数名忽然冲进办公室的歹徒故意伤害致死，当时在场的其他3名死者亲属也被不同程度的打伤。案件发生后，当地公安局随即展开侦破，并先后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民主与法制时报》的一位领导向记者证实，在临县公安机关对以上案件侦破的前后时间里，成维秀的姐夫成运强及其家属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方式和侦查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并为此多次到各级部门反映问题。2008年2月，《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峰受报社领导指派，在履行了正常的采访手续后，赴山西临县对包括此事在内的多个具有新闻价值的投诉事件，进行了调查采访。
采访结束后，景剑峰所在报社领导认为该案件事关重大，不适宜公开发表。随后在当年2月26号该报社主办的《情况专报》内参上以《山西吕梁一黑恶团伙罪行累累逍遥法外》为题，报道了此事。该内参还按照程序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报送。
此后，该报社领导认为景剑峰在第一次采访过程中，对相关事件细节采访得并不到位，随即指派他继续调查采访此事。
记者被追究“窝藏罪”
由于时年40岁的景剑峰还担任着该报社的其他领导职务，所以之后他对该案件的调查进行得比较缓慢。2008年4月24日，曾经的采访对象成运强再次和景剑峰取得了联系，并希望其能继续就此事展开采访。得到领导的同意后，景剑峰要求成运强第二天赶到北京递送最新的投诉资料。
4月26日，景剑峰用朋友的身份证为成运强在北京国贸桥附近的宾馆进行了登记住宿。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曾经的死者家属成运强在5天后的5月1号以“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的罪名，被山西省临县公安机关上网通缉。
临县检察院公布的资料显示，临县公安机关在得到可靠消息后，于5月9日赶到北京，请求北京公安局海淀分局协助抓捕成运强。5月10日成运强在住处的停车场，被海淀分局“打黑队”以涉嫌“以组织领导黑社会”的罪名抓获。景剑峰在此过程中“对民警拉扯，致一民警摔倒在地，不同程度受伤。” 随后，景剑峰和成运强被带回海淀分局预审。
几天后，景剑峰和成运强双双被北京警方移送给山西临县公安局处理。此时，景剑峰被指控的涉嫌罪名是“妨碍执行公务”。
2008年7至8月间，临县警方在向检察机关报送的批捕材料中，成运强最初被上网通缉的罪名“组织领导黑社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罪名则为“寻衅滋事”等。而景剑峰的涉嫌罪名则追加为三个：窝藏、妨碍执行公务和受贿。
耐人寻味的一个细节是，就在临县警方对成运强和景剑峰实施抓捕的前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一份反映当地警方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举报材料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向山西省方面下达了3个月书面汇报结果的“督办函”。
网民参与意见不一
由于办案单位从案件形成到公诉等各个阶段，都比较低调并要求办案人员严格保密，所以该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被人所知。10月中旬，一位自称“深谙内情”的网友以“知情人搅局”的网名，在某网络论坛上用4000字的规模“透露内幕”称，景剑峰之所以被抓，是因为前后收受当事人成运强贿赂高达600万人民币之巨，并且早已经被公安机关采取“技术措施”。该帖甚至还曝料称，景剑峰所开的轿车、住房等都是成运强提供云云。
此帖一度被众多网络论坛所转载，然而随着“知情人”的逐渐增多和更多来自检察机关的证据被网友公布，上述帖子的内容逐渐被为景剑峰“喊冤”的呼声所淹没。此后，一名自称是“资深新闻人”的网友在论坛里提出了：记者需不需要保护当事人？记者职业道德和法律冲突时究竟应该怎么对待采访对象等问题，并迅速在多个新闻社区论坛内窜红。
更多网友认为，新闻记者基于和采访对象的特殊关系，并且新闻理论也赋予了新闻报道本身的调查权，所以司法部门就不能简单的将新闻记者对采访对象的核实调查的行为过程，理解为刑法意义上的“窝藏”。
另外一种声音则强硬的认为，新闻记者对采访对象的核实调查过程，应该服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既然成运强已经被列为上网通缉的犯罪嫌疑人，作为记者的景剑峰就不应该对他有基本的信任，相反应该在他到报社反映问题时，即可拨打110报警。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景剑峰涉嫌“窝藏”等罪名的案件，境内媒体至今尚没有过公开报道。
庭审引发高度关注
12月4日是国第八个法制宣传日，这天上午8时，山西省临县法院在两次宣布推迟开庭之后，终于就景剑峰涉嫌“窝藏、妨碍执行公务和受贿”一案举行了庭审。尽管当地法院对此案的公告称“公开开庭”，但是景剑峰的家属和所在单位还是被法院要求“不要请记者前来旁听和报道。”
然而，据记者所知，当天以“家属身份”躲过相关部门审核、坐进旁听席的国内外记者竟然多达12家。
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就其指控的三项罪名一一举证，并多次向被告席上的景剑峰发问。在被问到自己是否承认窝藏犯罪嫌疑人成运强的时候，景剑峰激动的说：“新闻记者有调查的权利，成运强是我的采访对象和线索提供人，这为什么能构成窝藏呢？我对这个指控感到很不理解……”而检察机关则举出成运强被上网通缉后，景剑峰发给山西省公安厅某领导的手机短信来证明，景剑峰“托人想法意欲撤销对成的网上追逃……并指示成到西安躲避……”等“事实”。
针对公诉人指控景剑峰“受贿成运强价值8000元的一部宏基电脑”的涉嫌罪名，景剑峰的代理律师表示，行、受贿赂应是法律规定的“合性”犯罪行为，而检察机关在追究景剑峰受贿的时候，就必然应该追究成运强的行贿犯罪行为。而实际情况是，之前被一审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的成运强没有被追究行贿罪。
“既然检察机关认为成运强不构成行贿罪，那景剑峰怎么可能构成受贿罪呢？”景剑峰的律师组高声辩论说。
景剑峰的代理律师透露，他为景剑峰做得是“无罪辩护”。 (本文来源：大众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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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25日星期四
日知录（38）老太被民警推倒摔伤 倾家荡产起诉13年
亚心网12月26日报道 她今年68岁，在她55岁时，有一天，她被民警意外推倒摔伤，生活从此改变。 她只有初中文化，为了讨个说法，她变卖家产，勤学法律，在一次次“不受理”、“不赔偿”的答复下，依然坚持。13年来，她不曾找媒体呼吁，也没有请求人为干涉以使事情尽快解决，她说，这都不是正道，不能替代法律。 2008年9月，在终于拿到法院终审判决时，她又生感慨：官司似乎赢了，可似乎又输了。
12月23日，只有10平方米的房间里，灯光昏暗。头发花白的付发淑低头在一本已破旧不堪的《国家赔偿法》上认真做着标记。简陋的房间内，除了高低床和桌子外，就是一摞摞法律书籍。
翻看法律书籍是付发淑十多年来的习惯。让人有点吃惊的是只有初中文化的付发淑对各种法律法规非常熟悉，尤其是对《国家赔偿法》和《劳动法》了解得很透彻，说起来头头是道。
付发淑说，这两部法律一部和自己的官司有关，另一部和她最近干的工作有关。
付发淑最近的“工作”是给讨薪农民工以法律帮助，免费的。她说，她想帮助农民工用法律维权，而不是以爬塔吊、上门闹的方式讨薪。
付发淑学习法律，缘于13年前在她身上发生了一件事。
事发：被民警推倒在地致骨折
付发淑是四川绵阳市三台县人，至今已在乌鲁木齐居住21年。上世纪90年代初，初来新疆的付发淑一无所有，经过一番打拼，她在乌鲁木齐火车站附近拥有了两家装修一新的餐厅、一个小商店以及一个送煤站。因为为人勤奋、开朗，菜品价廉味美，餐厅生意很不错，每个月都有三四千元的收入，这让周围的人很是羡慕。
1995年7月4日，发生了一件改变付发淑生活现状的事。当天16时，付发淑在餐厅里忙着招呼客人，她的弟弟付友全也在餐厅里帮忙。
付发淑回忆说，当时，店里突然来了七八名男子，其中一个穿紫红色衣服的男子问付友全：“有没有看到一个鼻子上带伤的人来过？”
见对方很急，付友全告诉对方：“来过，在我这儿买了个西瓜吃，那人还说和人打架受了伤，问哪儿有创可贴卖，我告诉他雅西楼有个中医医院，他就走了。”
“我以为是来问人的，问完就会走，没想到那些人或许觉得弟弟不老实，要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付发淑说，这时她才明白眼前的几个人是民警。
付友全不愿去派出所，因而和民警发生了争执，一旁的付发淑上前阻止，却被一个中等身材、偏胖的小伙子推倒在地，之后，她就坐在地上怎么也起不来了。
改变：红火餐厅被迫关门报停
倒地的付发淑在餐厅旁观者的帮助下被送到乌鲁木齐友谊医院，经检查，她的腰四椎压缩性骨折，后经法医鉴定为轻伤，达九级伤残。付友全随后被民警带到派出所，接受完调查得以离开。1995年7月6日，付发淑在家人陪同下住进了乌鲁木齐长江路骨髓炎医院。
住院期间，付发淑寻思让弟弟先帮她照看生意，可经历此事的弟弟却坚决要离开乌鲁木齐回奇台的家中。“他们在奇台也有事做，弟媳一直就不太赞成弟弟来帮我。出了这事，他们觉得很委屈。”付发淑说，生意不能没有人照看，她赶紧打电话回老家找人来帮忙。
可是，付发淑和丈夫感情不太好，并且丈夫当初就不同意她“一个女人家出来抛头露面”，这次，他听了这事更是生气，坚决不来，而且，付发淑的4个子女都还在上学。况且，餐厅出的事，早已被老乡们传回了老家，亲朋好友听说“付友全在新疆被带了手铐”，也吓得不敢来了。
住院的付发淑只得将餐厅店面向工商部门报停，3个月后，因为无法走路，付发淑结束了餐厅的生意。
看着辛苦经营起来的小店就这么没了，付发淑心疼得泪盈眼眶。她觉得，事情成了这样，对自己太不公平。出院后，她心有不甘，决定向推倒她的民警及其所在单位讨个说法。
迷茫：赔偿遭拒 诉讼被驳回
1996年年初，身体有所好转后，付发淑多次找到推她的民警的单位，但半年过去后，事情没有进展。“不愿意赔偿，我只好向法院起诉。”付发淑说，当时自己认为，只要向法院证实了自己是被谁伤害的，应该很快会有结果，她甚至计划，官司打完了，自己再把餐厅开起来。
当年8月，付发淑将民警所在单位行政诉讼到乌鲁木齐头屯河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车旅费等费用，共计5万余元，但她的诉讼被法院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驳回。
这让付发淑很意外，由于不太懂法，她对驳回的原因一知半解。“还是先搞懂法律再说吧！”付发淑打定主意后，一边继续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一边恶补法律知识。
之后的4年里，付发淑反复走访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但接到的答复都是“不赔偿”通知书。
这期间，付发淑租住在火车站的一处平房。每天天一亮，她就带上两个馍馍和1瓶水，拄着拐杖出门到各个单位反映情况，单位下班了，她又去找事发时在场的证人，到了晚上，她就一头钻进书堆里研究法律条款。
由于有伤在身，加之劳累过度，付发淑曾先后3次入院治疗，积蓄也一点点花光了。她靠向朋友借款，甚至将老家的房屋卖掉，筹措生活费，给自己讨说法。
坚持：“疯老太”被误认为乞丐也坚持打官司
由于去得次数太多，一些单位的人只要见到她，就会以各种理由拒绝她进入，而付发淑则总是会想尽办法进去。
付发淑的亲朋好友纷纷打电话或托来疆老乡劝她，不要再为这件事劳神费力了，但付发淑不听，接着做自己的事。
有一次付发淑住院，她的大儿子胡兴旺和儿媳赶来医院，准备陪陪她，等情况好一点就一起回老家。但任凭他们怎么说，付发淑就是不愿离开乌鲁木齐。
“时间长了，老家说什么的人都有。有人说我抛下丈夫、孩子跑了，有人说我外面有人了……”付发淑说，受丈夫和大儿子的影响，其他3个孩子也开始误会她，觉得她不是一个好妈妈，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
有人说付发淑是“吃饱了撑的，打公安局的官司”，有人说她“精神有问题”，很少有人知道付发淑经历的艰难处境，每天在外奔波，她做梦都想离开这里，回到家乡享天伦之乐。
有一天，付发淑被人“请”了出来，她坐在路边发愣，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一名路人见到她，在她面前扔了1块钱，付发淑一时没反应过来。回过头，她才想明白，人家是把自己当成乞丐了。“也难怪，以前别人都说我身体好、显年轻，现在一看就是个疯老太，不讲究打扮，整天抱着一堆资料。”付发淑摇着头自言自语道。
曙光：13年努力终于打赢官司
时间一晃到了2002年，赔偿依然没有进展。当年9月，经人指点，付发淑来到乌鲁木齐沙区政法委员会找到一名领导。领导耐心听完她的讲述后，让付发淑去找案件发生所属地沙区法院立案，不要再继续行政诉讼，而是转诉民警个人。
付发淑说：“没有这位领导，我后来的官司就打不赢，是他告诉我行政诉讼太难打，让我换个思路。”
2003年4月，付发淑以故意伤害罪将推倒她的民警起诉到沙区法院，但被法院驳回起诉，理由是：“此案未经过公安、检查机关做出决定，付发淑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
付发淑一边向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一边开始收集证据。不久，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沙区法院对此案进行重新审判。
上诉没有被驳回，让付发淑看到了一丝希望。随后，她得到了乌鲁木齐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法律援助，接受指派的新疆百丰律师事务所还专门成立了小组对案件进行分析。
从2003年4月至2006年9月，付发淑又先后5次出庭，法院认可了她的伤情是民警造成的，但认为因为是在民警执行公务中发生的事情，应该提出行政诉讼。于是案件又被驳回，付发淑再上诉……连百丰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长贵都被付发淑坚持不懈的精神所打动。
2006年12月4日，乌鲁木齐沙区法院重审的结果是：判定民警所在单位赔偿付发淑共计8万多元。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付发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对于这一判决结果，民警所在单位提出上诉，而付发淑也认为自己多年打官司的花费远不止8万元。今年9月，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将民警所在单位赔偿付发淑的金额提至14万余元。
虽然现在还没有拿到赔偿，但对于这个等待了13年的结果，付发淑表示满意。
付发淑帮助12位农民工讨回工资
在漫长的打官司之路上，付发淑自学了大量法律知识。她说，自己懂的法律知识越多，对打赢官司就越有信心。
在付发淑忙于打官司的间隙，她开始关注农民工讨薪问题。1999年，付发淑在一次去律师事务所咨询自己案件时，遇到了几位等在门外的农民工，一打听才知道，老板欠薪不给，几位农民工要不到钱，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他们既不懂法，又没钱请律师。
听完农民工们的遭遇后，付发淑将自己接触到的《劳动法》有关条文讲给他们听，农民工们见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请她帮忙。付发淑决定作为农民工的委托代理人为大家讨薪。为了打赢官司，付发淑回家仔细研究了相关法律，后来为农民工打赢了官司，要回了工钱。
“我和他们一样，起初都不懂法，但我现在懂法，也希望更多人能用法律维权。”因为这个想法，从1999年至今，付发淑已通过法律途径帮助几十位农民工成功讨回工资，2008年这一年，付发淑帮助了12位农民工。
生活中，付发淑非常喜欢看报纸，尤其是法制类新闻。有时看到农民工为讨薪采取爬塔吊、堵路、堵门等极端方式，付发淑就感到很难受，也很失望。
“我非常理解弱势群体维权的艰难，但爬塔吊、上门闹的方式总不是正道，越是艰难，越应该坚持。”她说。
付发淑对社会中存在的出问题就呼吁媒体报道解决，而不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现象颇有微词。这一次，记者也是通过朋友，辗转听说了付发淑的事，才找到她进行了采访。
她说，自己打官司期间，也有人提议让她求助媒体，还有人让她去上访找领导，她也动过心，生活中也见到过媒体或者领导批条事情就解决的事情，但她从没想过自己要这么做，因为她觉得，这些都不能替代法律，甚至是不应该的。
“人为的解决只能解决一些人的问题，只有法律具有普遍意义。”付发淑说，这就是自己为什么帮助农民工打官司的原因，并希望更多人运用法律维权。
“打赢这场官司，我付出了别人难以想像的代价，但终归是赢了。”付发淑说，官司打赢了，冷静下来想想，14万块钱和13年的岁月以及自己所花费的精力相比，又是多么渺小。现在，她只希望对方履行赔偿后，自己能早日回家乡与亲人团聚。
(本文来源：亚心网 作者：摆歌)
来源：http://news.163.com/08/1226/01/4U26KSIR00011229.html
12月23日，只有10平方米的房间里，灯光昏暗。头发花白的付发淑低头在一本已破旧不堪的《国家赔偿法》上认真做着标记。简陋的房间内，除了高低床和桌子外，就是一摞摞法律书籍。
翻看法律书籍是付发淑十多年来的习惯。让人有点吃惊的是只有初中文化的付发淑对各种法律法规非常熟悉，尤其是对《国家赔偿法》和《劳动法》了解得很透彻，说起来头头是道。
付发淑说，这两部法律一部和自己的官司有关，另一部和她最近干的工作有关。
付发淑最近的“工作”是给讨薪农民工以法律帮助，免费的。她说，她想帮助农民工用法律维权，而不是以爬塔吊、上门闹的方式讨薪。
付发淑学习法律，缘于13年前在她身上发生了一件事。
事发：被民警推倒在地致骨折
付发淑是四川绵阳市三台县人，至今已在乌鲁木齐居住21年。上世纪90年代初，初来新疆的付发淑一无所有，经过一番打拼，她在乌鲁木齐火车站附近拥有了两家装修一新的餐厅、一个小商店以及一个送煤站。因为为人勤奋、开朗，菜品价廉味美，餐厅生意很不错，每个月都有三四千元的收入，这让周围的人很是羡慕。
1995年7月4日，发生了一件改变付发淑生活现状的事。当天16时，付发淑在餐厅里忙着招呼客人，她的弟弟付友全也在餐厅里帮忙。
付发淑回忆说，当时，店里突然来了七八名男子，其中一个穿紫红色衣服的男子问付友全：“有没有看到一个鼻子上带伤的人来过？”
见对方很急，付友全告诉对方：“来过，在我这儿买了个西瓜吃，那人还说和人打架受了伤，问哪儿有创可贴卖，我告诉他雅西楼有个中医医院，他就走了。”
“我以为是来问人的，问完就会走，没想到那些人或许觉得弟弟不老实，要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付发淑说，这时她才明白眼前的几个人是民警。
付友全不愿去派出所，因而和民警发生了争执，一旁的付发淑上前阻止，却被一个中等身材、偏胖的小伙子推倒在地，之后，她就坐在地上怎么也起不来了。
改变：红火餐厅被迫关门报停
倒地的付发淑在餐厅旁观者的帮助下被送到乌鲁木齐友谊医院，经检查，她的腰四椎压缩性骨折，后经法医鉴定为轻伤，达九级伤残。付友全随后被民警带到派出所，接受完调查得以离开。1995年7月6日，付发淑在家人陪同下住进了乌鲁木齐长江路骨髓炎医院。
住院期间，付发淑寻思让弟弟先帮她照看生意，可经历此事的弟弟却坚决要离开乌鲁木齐回奇台的家中。“他们在奇台也有事做，弟媳一直就不太赞成弟弟来帮我。出了这事，他们觉得很委屈。”付发淑说，生意不能没有人照看，她赶紧打电话回老家找人来帮忙。
可是，付发淑和丈夫感情不太好，并且丈夫当初就不同意她“一个女人家出来抛头露面”，这次，他听了这事更是生气，坚决不来，而且，付发淑的4个子女都还在上学。况且，餐厅出的事，早已被老乡们传回了老家，亲朋好友听说“付友全在新疆被带了手铐”，也吓得不敢来了。
住院的付发淑只得将餐厅店面向工商部门报停，3个月后，因为无法走路，付发淑结束了餐厅的生意。
看着辛苦经营起来的小店就这么没了，付发淑心疼得泪盈眼眶。她觉得，事情成了这样，对自己太不公平。出院后，她心有不甘，决定向推倒她的民警及其所在单位讨个说法。
迷茫：赔偿遭拒 诉讼被驳回
1996年年初，身体有所好转后，付发淑多次找到推她的民警的单位，但半年过去后，事情没有进展。“不愿意赔偿，我只好向法院起诉。”付发淑说，当时自己认为，只要向法院证实了自己是被谁伤害的，应该很快会有结果，她甚至计划，官司打完了，自己再把餐厅开起来。
当年8月，付发淑将民警所在单位行政诉讼到乌鲁木齐头屯河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车旅费等费用，共计5万余元，但她的诉讼被法院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驳回。
这让付发淑很意外，由于不太懂法，她对驳回的原因一知半解。“还是先搞懂法律再说吧！”付发淑打定主意后，一边继续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一边恶补法律知识。
之后的4年里，付发淑反复走访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但接到的答复都是“不赔偿”通知书。
这期间，付发淑租住在火车站的一处平房。每天天一亮，她就带上两个馍馍和1瓶水，拄着拐杖出门到各个单位反映情况，单位下班了，她又去找事发时在场的证人，到了晚上，她就一头钻进书堆里研究法律条款。
由于有伤在身，加之劳累过度，付发淑曾先后3次入院治疗，积蓄也一点点花光了。她靠向朋友借款，甚至将老家的房屋卖掉，筹措生活费，给自己讨说法。
坚持：“疯老太”被误认为乞丐也坚持打官司
由于去得次数太多，一些单位的人只要见到她，就会以各种理由拒绝她进入，而付发淑则总是会想尽办法进去。
付发淑的亲朋好友纷纷打电话或托来疆老乡劝她，不要再为这件事劳神费力了，但付发淑不听，接着做自己的事。
有一次付发淑住院，她的大儿子胡兴旺和儿媳赶来医院，准备陪陪她，等情况好一点就一起回老家。但任凭他们怎么说，付发淑就是不愿离开乌鲁木齐。
“时间长了，老家说什么的人都有。有人说我抛下丈夫、孩子跑了，有人说我外面有人了……”付发淑说，受丈夫和大儿子的影响，其他3个孩子也开始误会她，觉得她不是一个好妈妈，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
有人说付发淑是“吃饱了撑的，打公安局的官司”，有人说她“精神有问题”，很少有人知道付发淑经历的艰难处境，每天在外奔波，她做梦都想离开这里，回到家乡享天伦之乐。
有一天，付发淑被人“请”了出来，她坐在路边发愣，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一名路人见到她，在她面前扔了1块钱，付发淑一时没反应过来。回过头，她才想明白，人家是把自己当成乞丐了。“也难怪，以前别人都说我身体好、显年轻，现在一看就是个疯老太，不讲究打扮，整天抱着一堆资料。”付发淑摇着头自言自语道。
曙光：13年努力终于打赢官司
时间一晃到了2002年，赔偿依然没有进展。当年9月，经人指点，付发淑来到乌鲁木齐沙区政法委员会找到一名领导。领导耐心听完她的讲述后，让付发淑去找案件发生所属地沙区法院立案，不要再继续行政诉讼，而是转诉民警个人。
付发淑说：“没有这位领导，我后来的官司就打不赢，是他告诉我行政诉讼太难打，让我换个思路。”
2003年4月，付发淑以故意伤害罪将推倒她的民警起诉到沙区法院，但被法院驳回起诉，理由是：“此案未经过公安、检查机关做出决定，付发淑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
付发淑一边向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一边开始收集证据。不久，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沙区法院对此案进行重新审判。
上诉没有被驳回，让付发淑看到了一丝希望。随后，她得到了乌鲁木齐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法律援助，接受指派的新疆百丰律师事务所还专门成立了小组对案件进行分析。
从2003年4月至2006年9月，付发淑又先后5次出庭，法院认可了她的伤情是民警造成的，但认为因为是在民警执行公务中发生的事情，应该提出行政诉讼。于是案件又被驳回，付发淑再上诉……连百丰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长贵都被付发淑坚持不懈的精神所打动。
2006年12月4日，乌鲁木齐沙区法院重审的结果是：判定民警所在单位赔偿付发淑共计8万多元。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付发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对于这一判决结果，民警所在单位提出上诉，而付发淑也认为自己多年打官司的花费远不止8万元。今年9月，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将民警所在单位赔偿付发淑的金额提至14万余元。
虽然现在还没有拿到赔偿，但对于这个等待了13年的结果，付发淑表示满意。
付发淑帮助12位农民工讨回工资
在漫长的打官司之路上，付发淑自学了大量法律知识。她说，自己懂的法律知识越多，对打赢官司就越有信心。
在付发淑忙于打官司的间隙，她开始关注农民工讨薪问题。1999年，付发淑在一次去律师事务所咨询自己案件时，遇到了几位等在门外的农民工，一打听才知道，老板欠薪不给，几位农民工要不到钱，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他们既不懂法，又没钱请律师。
听完农民工们的遭遇后，付发淑将自己接触到的《劳动法》有关条文讲给他们听，农民工们见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请她帮忙。付发淑决定作为农民工的委托代理人为大家讨薪。为了打赢官司，付发淑回家仔细研究了相关法律，后来为农民工打赢了官司，要回了工钱。
“我和他们一样，起初都不懂法，但我现在懂法，也希望更多人能用法律维权。”因为这个想法，从1999年至今，付发淑已通过法律途径帮助几十位农民工成功讨回工资，2008年这一年，付发淑帮助了12位农民工。
生活中，付发淑非常喜欢看报纸，尤其是法制类新闻。有时看到农民工为讨薪采取爬塔吊、堵路、堵门等极端方式，付发淑就感到很难受，也很失望。
“我非常理解弱势群体维权的艰难，但爬塔吊、上门闹的方式总不是正道，越是艰难，越应该坚持。”她说。
付发淑对社会中存在的出问题就呼吁媒体报道解决，而不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现象颇有微词。这一次，记者也是通过朋友，辗转听说了付发淑的事，才找到她进行了采访。
她说，自己打官司期间，也有人提议让她求助媒体，还有人让她去上访找领导，她也动过心，生活中也见到过媒体或者领导批条事情就解决的事情，但她从没想过自己要这么做，因为她觉得，这些都不能替代法律，甚至是不应该的。
“人为的解决只能解决一些人的问题，只有法律具有普遍意义。”付发淑说，这就是自己为什么帮助农民工打官司的原因，并希望更多人运用法律维权。
“打赢这场官司，我付出了别人难以想像的代价，但终归是赢了。”付发淑说，官司打赢了，冷静下来想想，14万块钱和13年的岁月以及自己所花费的精力相比，又是多么渺小。现在，她只希望对方履行赔偿后，自己能早日回家乡与亲人团聚。
(本文来源：亚心网 作者：摆歌)
来源：http://news.163.com/08/1226/01/4U26KSIR00011229.html
日知录（27.3）风暴眼中的江宁房产局:周久耕已经不戴表啦
核心提示：香烟和手表，正是周久耕事件扩大化的源头。在风暴眼中的江宁房产局乃至整个南京官场，人人自危之下，官员们的表现也收敛了许多。谁都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周久耕。但官方保持沉默的状况之下，不戴表，抽次烟，这能解决多少问题？
周久耕，南京江宁房产局局长，2008年年末最红的“网络名人”。
在抛出“开发商降价亏本卖房子要受处罚”等言论后，周久耕在不同会议场合上抽的天价烟、戴的名表，随之被网友曝光。
江宁房产局、南京市房产局等南京多个政府部门因为周久耕事件被推到了舆论风口浪尖上。南京官员也因为此事在穿戴等各方面悄然进行了改变。而网络上，民众对官员在公开场合出现的穿戴讨论仍未停止，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监督。这不得不说是周久耕的一种“功劳”。
而在周久耕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一场政府与房产商之间的博弈。
烟和表大于楼市调控
当江宁房产再次面临调整的时候，江宁区房产局毫不犹豫地伸出了调控之手。但周久耕名烟名表事件却让降价的开发商逃过罚款。
周久耕事件是从江宁区政府干预当地楼市开始的。事实上，江宁区政府有参与房产市场的传统。据业界人士透露，早在2004年，江宁楼市由于上市楼盘量过大，面临跌至3000元/平方米的危险。为稳定房价，江宁区房产局要求区内近十家开发商控制楼盘上市量，结果江宁当年房价成功奔向4000元/平方米。
有这次的成功经验在先，在今年这个楼市寒冬，当江宁房产再次面临调整的时候，江宁区房产局毫不犹豫地伸出了调控之手，对开发商降价亏本卖房子进行查处。
2008年底，位于江宁区的恒大地产旗下的南京恒大绿洲花园为回笼资金，低价售房。周久耕当时为恒大绿洲算了一笔账：这家楼盘5700元/平方米(含1100元/平方米的装修款)，若刨去装修款，等于毛坯房售价4600元/平方米，目前江宁多数楼盘是在2006年与2007年拿的土地，楼面地价都在2800-3200元/平方米之间，加上建安、财务以及营销等各类成本，5500元/平方米左右应该是个保本价。周久耕表示，恒大绿洲“售价不到5000元/平方米，远远低于其成本价，所以要严加查处”！
12月10日，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在会议上公开表示，“对于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下一步将和物价部门一起对其进行查处，以防止烂尾楼的出现。”周久耕说，“查处不是为了处罚开发商降价亏本卖房子，而是担心其造成的后果，我要对老百姓负责。”消息经过媒体报道后，立即引起争议声一片。
另一方面，此次促使江宁区房产局出手干预市场的背后，还有当地房产商的施压。恒大地产降价卖房引发了其他开发商的不满。他们责怪恒大的降价行为破坏了这个区域内的房价现状。“当地开发商拿地成本很低，如果房价能够撑住的话，获得的利润高得多。”知情人士透露，当地开发商们跑到江宁区房产局告状，在房协会上发牢骚，强烈要求政府干预，于是便有了“恒大低价卖房受处罚的事情”。
不过，江宁区房产局没料到的是，此事随着周久耕名烟名表的揭露而扩大化。12月22日江宁政府公开回应，没有一家房产企业因降价销售而受处罚。陷入此事件中的恒大地产方面不愿对此事作出回应。
周久耕后不戴表
该市房产局副局长曾举着袖子说，没戴手表了，现在看时间都是看手机上的时间显示。而在网络上，人们对“戴表”官员的兴趣日渐高涨。
周久耕事件对南京市政府官员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地一万科业主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以前维权时曾看见物价局局长抽的是50元一包的苏烟（南京本地的一种名烟），现在在局长接待室看见局长抽的是20元一包的金南京了。
据当地媒体人士透露，该市房产局副局长曾举着袖子说，没戴手表了，现在看时间都是看手机上的时间显示。
而烟和手表正是周久耕事件开始扩大化的由头。
据知情人士透露，事发后，周久耕曾向领导喊冤，称自己戴的手表是假名牌。但名烟和名表图片引起众人关注，网友提出“一位局长，能抽这么高档的香烟吗？”的质疑，要求周久耕公布自己的个人收入。
整件事情发生后，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和市房产局、物价局、纪委等部门陷入了舆论漩涡中。12月20日江宁区政府首度对周久耕事件进行了回应。在该区政府网站上，记者在《江宁新闻》栏目中看到，江宁区政府表示，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接受媒体采访时所发表的观点，引起网民的热议，也引起江宁区政府的高度关注。江宁区政府称对于网络上所反映的对周久耕个人廉洁方面的质疑，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已介入调查，只要发现有违纪或腐败行为，将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周久耕事件受到直接影响的应该是南京市房产局局长陆春林。因为多家媒体的误报，让本是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局长的周久耕变成了市房产局局长。多篇批评周久耕的文章都以“南京市房地产局局长”来冠名。
随着事情的扩大，南京市房产局变得谨慎起来。局长办公室一个姓夏的秘书说，某些媒体把周久耕报道为市房产局局长，这是媒体的失误，但他称这并不会给市房产局带来什么影响。而对记者其他的提问，该秘书都以“不清楚”作答。
据业内人士介绍，江宁官风一直比较开放。记者看到江宁房产局并没有保安人员。当记者来到这里办公室，向其中一位工作人员问起周久耕局长是否已经回来上班时，本来一脸严肃的工作人员笑了笑说“不知道”。该局信访接待处的汤主任对记者说道：“我们单位现在处于敏感时期，对外面的采访真的非常谨慎。”
而对周久耕，多位熟知周久耕的圈内人士及周久耕曾经工作过的南京民政系统的人对他的评价是“有能力，做事情很有魄力”，只不过周久耕“做人比较高调”。“其实南京现在整个市场都是默认的实行限制房产商低价卖房，就周久耕把这事说了出来。”知情人士说道。
记者走访了南京市纪委信访室，该室负责人表示，南京市纪委领导已经指示江宁区纪委要依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查，要求查明情况，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周久耕“戴表”记
12月11日，一位署名为“宣传寄生6”的网友在凯迪社区发表了题为《遍撒英雄帖，追查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的帖子，号召众网友一起追查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
不久一位署名为“保存一百年”的网友发表题为《看照片南京房产局长抽1500元的烟》的帖子，他上传了一组周久耕开会时的照片，并给放在周左手边的一盒“九五之尊”香烟来了个特写：市场价为1500元/条，有时高达1800元/条。
随着众多网友的加入，12月15日，一位署名为“cheyou007”的网友在网上发表了题为《周久耕局长抽名烟、戴名表》的帖子。发帖者通过以往的新闻资料图片查出周久耕所佩戴的手表是世界名牌“江诗丹顿”，这种手表每只售价是10万元。
随后，周久耕又被挖出开的车是凯迪拉克的。其堂弟周久忠为南京天创建设公司副董事长、南京上元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还任公司开发的天元吉第的项目总经理。
与此同时，在网络上，网民通过官员在公开场合出现的照片监督公职人员的风气正在兴起。在一个题为《县委书记，您戴的什么表？》的帖子里，众多领导的“手表”成了焦点物品。甘肃清水县委书记雷鸣、纳雍县县委书记宫晓农等多位县委书记在公开场合戴手表的图片被找了出来。【时代周报】
来源：http://news.163.com/08/1225/09/4U0G54DA00011SM9.html
周久耕，南京江宁房产局局长，2008年年末最红的“网络名人”。
在抛出“开发商降价亏本卖房子要受处罚”等言论后，周久耕在不同会议场合上抽的天价烟、戴的名表，随之被网友曝光。
江宁房产局、南京市房产局等南京多个政府部门因为周久耕事件被推到了舆论风口浪尖上。南京官员也因为此事在穿戴等各方面悄然进行了改变。而网络上，民众对官员在公开场合出现的穿戴讨论仍未停止，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监督。这不得不说是周久耕的一种“功劳”。
而在周久耕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一场政府与房产商之间的博弈。
烟和表大于楼市调控
当江宁房产再次面临调整的时候，江宁区房产局毫不犹豫地伸出了调控之手。但周久耕名烟名表事件却让降价的开发商逃过罚款。
周久耕事件是从江宁区政府干预当地楼市开始的。事实上，江宁区政府有参与房产市场的传统。据业界人士透露，早在2004年，江宁楼市由于上市楼盘量过大，面临跌至3000元/平方米的危险。为稳定房价，江宁区房产局要求区内近十家开发商控制楼盘上市量，结果江宁当年房价成功奔向4000元/平方米。
有这次的成功经验在先，在今年这个楼市寒冬，当江宁房产再次面临调整的时候，江宁区房产局毫不犹豫地伸出了调控之手，对开发商降价亏本卖房子进行查处。
2008年底，位于江宁区的恒大地产旗下的南京恒大绿洲花园为回笼资金，低价售房。周久耕当时为恒大绿洲算了一笔账：这家楼盘5700元/平方米(含1100元/平方米的装修款)，若刨去装修款，等于毛坯房售价4600元/平方米，目前江宁多数楼盘是在2006年与2007年拿的土地，楼面地价都在2800-3200元/平方米之间，加上建安、财务以及营销等各类成本，5500元/平方米左右应该是个保本价。周久耕表示，恒大绿洲“售价不到5000元/平方米，远远低于其成本价，所以要严加查处”！
12月10日，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在会议上公开表示，“对于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下一步将和物价部门一起对其进行查处，以防止烂尾楼的出现。”周久耕说，“查处不是为了处罚开发商降价亏本卖房子，而是担心其造成的后果，我要对老百姓负责。”消息经过媒体报道后，立即引起争议声一片。
另一方面，此次促使江宁区房产局出手干预市场的背后，还有当地房产商的施压。恒大地产降价卖房引发了其他开发商的不满。他们责怪恒大的降价行为破坏了这个区域内的房价现状。“当地开发商拿地成本很低，如果房价能够撑住的话，获得的利润高得多。”知情人士透露，当地开发商们跑到江宁区房产局告状，在房协会上发牢骚，强烈要求政府干预，于是便有了“恒大低价卖房受处罚的事情”。
不过，江宁区房产局没料到的是，此事随着周久耕名烟名表的揭露而扩大化。12月22日江宁政府公开回应，没有一家房产企业因降价销售而受处罚。陷入此事件中的恒大地产方面不愿对此事作出回应。
周久耕后不戴表
该市房产局副局长曾举着袖子说，没戴手表了，现在看时间都是看手机上的时间显示。而在网络上，人们对“戴表”官员的兴趣日渐高涨。
周久耕事件对南京市政府官员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地一万科业主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以前维权时曾看见物价局局长抽的是50元一包的苏烟（南京本地的一种名烟），现在在局长接待室看见局长抽的是20元一包的金南京了。
据当地媒体人士透露，该市房产局副局长曾举着袖子说，没戴手表了，现在看时间都是看手机上的时间显示。
而烟和手表正是周久耕事件开始扩大化的由头。
据知情人士透露，事发后，周久耕曾向领导喊冤，称自己戴的手表是假名牌。但名烟和名表图片引起众人关注，网友提出“一位局长，能抽这么高档的香烟吗？”的质疑，要求周久耕公布自己的个人收入。
整件事情发生后，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和市房产局、物价局、纪委等部门陷入了舆论漩涡中。12月20日江宁区政府首度对周久耕事件进行了回应。在该区政府网站上，记者在《江宁新闻》栏目中看到，江宁区政府表示，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接受媒体采访时所发表的观点，引起网民的热议，也引起江宁区政府的高度关注。江宁区政府称对于网络上所反映的对周久耕个人廉洁方面的质疑，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已介入调查，只要发现有违纪或腐败行为，将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周久耕事件受到直接影响的应该是南京市房产局局长陆春林。因为多家媒体的误报，让本是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局长的周久耕变成了市房产局局长。多篇批评周久耕的文章都以“南京市房地产局局长”来冠名。
随着事情的扩大，南京市房产局变得谨慎起来。局长办公室一个姓夏的秘书说，某些媒体把周久耕报道为市房产局局长，这是媒体的失误，但他称这并不会给市房产局带来什么影响。而对记者其他的提问，该秘书都以“不清楚”作答。
据业内人士介绍，江宁官风一直比较开放。记者看到江宁房产局并没有保安人员。当记者来到这里办公室，向其中一位工作人员问起周久耕局长是否已经回来上班时，本来一脸严肃的工作人员笑了笑说“不知道”。该局信访接待处的汤主任对记者说道：“我们单位现在处于敏感时期，对外面的采访真的非常谨慎。”
而对周久耕，多位熟知周久耕的圈内人士及周久耕曾经工作过的南京民政系统的人对他的评价是“有能力，做事情很有魄力”，只不过周久耕“做人比较高调”。“其实南京现在整个市场都是默认的实行限制房产商低价卖房，就周久耕把这事说了出来。”知情人士说道。
记者走访了南京市纪委信访室，该室负责人表示，南京市纪委领导已经指示江宁区纪委要依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查，要求查明情况，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周久耕“戴表”记
12月11日，一位署名为“宣传寄生6”的网友在凯迪社区发表了题为《遍撒英雄帖，追查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的帖子，号召众网友一起追查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
不久一位署名为“保存一百年”的网友发表题为《看照片南京房产局长抽1500元的烟》的帖子，他上传了一组周久耕开会时的照片，并给放在周左手边的一盒“九五之尊”香烟来了个特写：市场价为1500元/条，有时高达1800元/条。
随着众多网友的加入，12月15日，一位署名为“cheyou007”的网友在网上发表了题为《周久耕局长抽名烟、戴名表》的帖子。发帖者通过以往的新闻资料图片查出周久耕所佩戴的手表是世界名牌“江诗丹顿”，这种手表每只售价是10万元。
随后，周久耕又被挖出开的车是凯迪拉克的。其堂弟周久忠为南京天创建设公司副董事长、南京上元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还任公司开发的天元吉第的项目总经理。
与此同时，在网络上，网民通过官员在公开场合出现的照片监督公职人员的风气正在兴起。在一个题为《县委书记，您戴的什么表？》的帖子里，众多领导的“手表”成了焦点物品。甘肃清水县委书记雷鸣、纳雍县县委书记宫晓农等多位县委书记在公开场合戴手表的图片被找了出来。【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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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37）把区委书记拉下马！职业举报人王培荣的维权生涯
8年来，中国矿业大学理学院的力学副教授王培荣几乎放弃了本职科研，一心维权。他举报不法商人，举报小区居委会主任，举报徐州泉山区的区委书记。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举报，即使被打得头破血流也毫不气馁，就像孤独而恒持的唐·吉诃德。
举报区委书记
“董锋故意不查，就因为他自己是个十分严重的违法犯罪分子。” 睢传侠给王培荣提供关于董锋经济和作风问题的部分证据，决定揭发她这个“禽兽不如”的丈夫。
过去4个月，王培荣过了一段难得的“悠闲”日子。每周上两次课，平时看看书，闲暇时再到校园里走一走。不过却不是在矿大，而是在上海交通大学的闵行校区。秋季学期，在矿大无课可上的王培荣被派到上海交大来进修。
11月28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泉山区原区委书记董锋及情妇受贿案。王培荣为此专门回了一趟徐州，他以徐州市民的身份请求旁听，得到的答复却是“不发旁听证”。
王培荣认为，这位原区委书记的落马与他的举报有着极大的关系。此前，有关这位区委书记“一夫多妻”的帖子已经在互联网上铺天盖地。
这正是王培荣的手笔。今年7月6日，他从下午5点多一直发到第二天早上。除了各大论坛以外，他还把资料发到自己认识的记者邮箱里。“这就是一锤子买卖。”王培荣说，让被举报人无法及时阻止。
从2006年开始，王培荣以风华园业主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带着有1800多户居民签字的举报材料，常年向各级部门举报该小区居委会主任侵吞业主公共财产的涉嫌违法行为。小区就在泉山区管辖范围内。被举报人自称是董锋的亲戚，于是王培荣也曾向董锋举报，却遭到董锋的斥骂。
2006年，董锋的妻子睢传侠托中间人给王培荣发去电子邮件，称：“风华园这么小的问题，董锋故意不查，就因为他自己是个十分严重的违法犯罪分子。”她还咨询王培荣“能不能告倒他”。
接到这样的邮件，王培荣起初以为是个圈套。后来他找到一些知情人确认，这对夫妇已失和多年。王培荣回复说：只要是事实，就可以帮她举报。此后，他通过电邮、电话不断做睢传侠的思想工作。
2008年1月，睢传侠再次找到王培荣，提供了关于董锋的经济和作风问题的部分证据，决定揭发“禽兽不如”的丈夫。今年5月11日，王培荣将举报董锋的材料快递至一些纪检机关和领导，“一共是11份”。此后近两个月时间，王培荣没有等来任何答复。
7月6日傍晚，他开始在网络论坛发帖，揭发“全国最荒淫无耻的区委书记和全国最牛的黑恶势力”。文中描述了董锋的种种劣迹，还公布了此前寄出的举报快件号码，可供网友查询。
之所以选在这一天，是因为他的女儿今年参加高考，此时高考已经结束1个月，女儿也填好了志愿，不用担心女儿受到影响。
第二天一早，一家网站编发了文章《江苏徐州：区委书记演绎荒唐‘一夫二妻’制》。一些网站予以转发。8日上午，市纪委秘书长赵兴友和干部谢晓东前往王培荣处做笔录。此后，徐州市常务副市长李荣启到矿大与王培荣见面，做出两点说明：董锋的问题是严重的，举报的渠道是畅通的。9日上午，市委书记徐鸣通过手机短信，对举报人王培荣说：“知道了，我们了解处理。”当日，董锋被停职。17日，董锋被正式“双规”。
在11月28日的开庭审理中，徐州市人民检察院的两位公诉人以受贿罪向法庭指控董锋及其情妇陈文，当庭列出44笔贿赂，受贿金额超过282万元。“董锋案远远没有结束。”12月16日下午，王培荣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据他了解，董锋在“双规”期间交待出30多名涉案官员。
被逼上维权和举报之路
与维权所取得的一点点成就相比，王培荣个人付出的代价则无法用数字衡量。自2000年评上副教授以后，这8年来，他一直原地踏步。在2001年5月获得全国高校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后，他在学术上再无建树。
“不缺举报人，但缺乏举报的环境。”王培荣总结这8年的举报经历时说。
在2000年4月之前，王培荣的生活基本上是集中在以学校为中心的“象牙塔”里，几乎没有什么复杂的社会经验。
在矿大工作4年后，王培荣买了风华园小区的房子。最初的维权行动就缘起于风华园小区那212档相当具有“黑色幽默”效果的单元防盗门—“一种你想开时开不了、想关时关不上、用钥匙开不了用手却拉得开的‘门’—如果这还能被定义为门的话。”
风华园小区是徐州市解决知识分子住房难的大型民心工程。在小区建设期间，很多中央领导曾先后参观过风华园小区，并批示徐州市委、市政府一定要把“好事办好”。
2000年，住户们陆续搬进去后却发现问题层出不穷。除了防盗门的质量问题外，自来水、煤气远程抄表系统是一个假工程；暖气片是伪劣产品；物业公司没有营业执照，却有着“全国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的称号，业主按照全国“优秀物业”的标准缴纳相关费用，得到的却是质次价高的劣质服务……
“王老师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些问题的，但却是比较早地公开面对这个问题的人。”同为风华园业主的矿大文法学院副教授邓红梅说，“大家都觉得事情占理，但是没想到后来越弄越大。”王培荣挨家挨户找业主签名，邓红梅也是在那时认识了这位矿大的同事。
王培荣最初选择的是逐级反映。从一开始的市物价局、公安局、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信访办，到市委、市政府；再从市人大、省人大到省公安厅、省建设厅，王培荣记不清自己打了多少个电话，寄出了多少封挂号信，到这些机关跑了多少次。
一次次的署名举报无效后，王培荣从 2002年10月起开始了诉讼。他以行政不作为将徐州市物价局推上被告席；同日，以同样的理由王培荣又起诉了市公安局。2003年7月，王培荣又在徐州市中院起诉徐州市政府、公安局、质监局、工商局、物价局行政不作为。在因管辖原因被驳回后，王培荣又赶到南京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2004年1月，接到省高院的行政裁定书后，他又在援助律师的指点下，再次到徐州中院对市政府单独起诉。
4年的举报和上诉，终于换来了结果。2004年2月，经时任徐州市委书记徐鸣和代市长李福全批示，小区全部住户领到了共计160万元的防盗门全额退款。
与维权所取得的一点点成就相比，王培荣个人付出的代价则无法用数字衡量。自2000年评上副教授以后，这8年来，他一直原地踏步。而按照正常的情况，他早该成为教授了。在2001年5月获得全国高校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后，他在学术上再无建树。
在举报防盗门一事时，王培荣曾遭到无数次或明或暗的威胁，甚至公开的殴打。70多岁的父母也一直为他担心。他的妻子尽管认为他做的事情是对的，但还是说“最好是让别人去”。他的女儿也曾险些遭人绑架，今年高考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在王培荣看来，“要不是受到自己的影响，她本可以考上北大的。”
王培荣是个“现象”
实际上，一开始王培荣的想法很简单，“事实那么清楚、证据那么充分，一举报不就解决了吗，后面就不是我的事了。但是没有想到，那些努力根本没有什么效果。”
王培荣成功举报董锋的案例被人称做“王培荣现象”。
在他自己看来，这么多年的维权经历，自己“既是一个失败者，又是一个成功者”。失败在于，这么多举报大部分都失败了，12个民告官的官司只赢了一个。成功则在于，他至今没有受到残酷的打击报复。
王培荣坚持实名举报，决不放弃传统的信访途径，但又高度重视互联网上的披露。此前，有学者把王培荣的维权经历概括为三个阶段：“举报＋网络”阶段、“举报＋网络＋媒体”阶段和“举报＋网络＋媒体＋诉讼”阶段，方式方法不断全面和成熟。
实际上，一开始王培荣的想法很简单，“事实那么清楚、证据那么充分，一举报不就解决了吗，后面就不是我的事了。但是没有想到，那些努力根本没有什么效果。”
书生意气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撞了个粉碎。他在举报防盗门问题时，举报信兜了一圈居然落到被举报人的手里。在与有关部门接触时，拒绝、推诿、搪塞之类的遭遇更是举不胜举，甚至干脆石沉大海。
从1995年开始接触计算机的王培荣发现，高科技和相关的技术这时候成为他维权的得力武器。2001年他购买了一台计算机，并配置了打印机、扫描仪和刻录机等外部设备，对于群发邮件等方面的软件也开始熟悉。
王培荣在许多知名的网络论坛上注册了用户名，事件一有新进展或者很长时间还没有进展，他都上去贴文章发布消息。两年前，他还在网上开设了个人博客。在上海的日子，他几乎都上去发一篇博文。
虽然举报帖的命运大都是失踪或淹没在信息海洋里，但他并不气馁、反复重发，让那些帖子就像野草一样一茬一茬出现，现在网上还能搜索到众多的举报材料。
这些资料都是王培荣经过审慎的选择才发布的。每一份他都注明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他坚持：“宁可材料少一些，但是要做到核实。”他收到睢传侠发来的资料后，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求证，另一方面还亲自去查看。比如资料中提到了董锋与其情妇的私生子，尽管这是当地公开的秘密，王培荣还是专门跑到学校去一看究竟。
在法学副教授邓红梅的印象中，王培荣的维权行动除了在小区内张贴小字报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外，其他都是合法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居委会组织法》、《物业管理条例》、《刑法》、《行政诉讼法》是王培荣最为熟悉的几部法规。
“他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不是很盲目，而是比较自觉、理性地走上这条路。”邓红梅评价说。在她看来，王培荣是在实践一种信念，即一个公民依法维权能够走多远？但是现在证明的结果并不乐观。
风花园小区业主、徐州师范大学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主任陈延斌教授评价说，从一个业主的角度来说，王培荣是在维护广大业主的利益，像他这样“管闲事的人太少了”。
明年1月，秋季学期就将结束，王培荣将结束在交大的进修，重新回到矿大，但等待他的还是未知的前途。
【时代周报】
来源：http://news.163.com/08/1225/09/4U0FLMOK00011SM9.html
举报区委书记
“董锋故意不查，就因为他自己是个十分严重的违法犯罪分子。” 睢传侠给王培荣提供关于董锋经济和作风问题的部分证据，决定揭发她这个“禽兽不如”的丈夫。
过去4个月，王培荣过了一段难得的“悠闲”日子。每周上两次课，平时看看书，闲暇时再到校园里走一走。不过却不是在矿大，而是在上海交通大学的闵行校区。秋季学期，在矿大无课可上的王培荣被派到上海交大来进修。
11月28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泉山区原区委书记董锋及情妇受贿案。王培荣为此专门回了一趟徐州，他以徐州市民的身份请求旁听，得到的答复却是“不发旁听证”。
王培荣认为，这位原区委书记的落马与他的举报有着极大的关系。此前，有关这位区委书记“一夫多妻”的帖子已经在互联网上铺天盖地。
这正是王培荣的手笔。今年7月6日，他从下午5点多一直发到第二天早上。除了各大论坛以外，他还把资料发到自己认识的记者邮箱里。“这就是一锤子买卖。”王培荣说，让被举报人无法及时阻止。
从2006年开始，王培荣以风华园业主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带着有1800多户居民签字的举报材料，常年向各级部门举报该小区居委会主任侵吞业主公共财产的涉嫌违法行为。小区就在泉山区管辖范围内。被举报人自称是董锋的亲戚，于是王培荣也曾向董锋举报，却遭到董锋的斥骂。
2006年，董锋的妻子睢传侠托中间人给王培荣发去电子邮件，称：“风华园这么小的问题，董锋故意不查，就因为他自己是个十分严重的违法犯罪分子。”她还咨询王培荣“能不能告倒他”。
接到这样的邮件，王培荣起初以为是个圈套。后来他找到一些知情人确认，这对夫妇已失和多年。王培荣回复说：只要是事实，就可以帮她举报。此后，他通过电邮、电话不断做睢传侠的思想工作。
2008年1月，睢传侠再次找到王培荣，提供了关于董锋的经济和作风问题的部分证据，决定揭发“禽兽不如”的丈夫。今年5月11日，王培荣将举报董锋的材料快递至一些纪检机关和领导，“一共是11份”。此后近两个月时间，王培荣没有等来任何答复。
7月6日傍晚，他开始在网络论坛发帖，揭发“全国最荒淫无耻的区委书记和全国最牛的黑恶势力”。文中描述了董锋的种种劣迹，还公布了此前寄出的举报快件号码，可供网友查询。
之所以选在这一天，是因为他的女儿今年参加高考，此时高考已经结束1个月，女儿也填好了志愿，不用担心女儿受到影响。
第二天一早，一家网站编发了文章《江苏徐州：区委书记演绎荒唐‘一夫二妻’制》。一些网站予以转发。8日上午，市纪委秘书长赵兴友和干部谢晓东前往王培荣处做笔录。此后，徐州市常务副市长李荣启到矿大与王培荣见面，做出两点说明：董锋的问题是严重的，举报的渠道是畅通的。9日上午，市委书记徐鸣通过手机短信，对举报人王培荣说：“知道了，我们了解处理。”当日，董锋被停职。17日，董锋被正式“双规”。
在11月28日的开庭审理中，徐州市人民检察院的两位公诉人以受贿罪向法庭指控董锋及其情妇陈文，当庭列出44笔贿赂，受贿金额超过282万元。“董锋案远远没有结束。”12月16日下午，王培荣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据他了解，董锋在“双规”期间交待出30多名涉案官员。
被逼上维权和举报之路
与维权所取得的一点点成就相比，王培荣个人付出的代价则无法用数字衡量。自2000年评上副教授以后，这8年来，他一直原地踏步。在2001年5月获得全国高校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后，他在学术上再无建树。
“不缺举报人，但缺乏举报的环境。”王培荣总结这8年的举报经历时说。
在2000年4月之前，王培荣的生活基本上是集中在以学校为中心的“象牙塔”里，几乎没有什么复杂的社会经验。
在矿大工作4年后，王培荣买了风华园小区的房子。最初的维权行动就缘起于风华园小区那212档相当具有“黑色幽默”效果的单元防盗门—“一种你想开时开不了、想关时关不上、用钥匙开不了用手却拉得开的‘门’—如果这还能被定义为门的话。”
风华园小区是徐州市解决知识分子住房难的大型民心工程。在小区建设期间，很多中央领导曾先后参观过风华园小区，并批示徐州市委、市政府一定要把“好事办好”。
2000年，住户们陆续搬进去后却发现问题层出不穷。除了防盗门的质量问题外，自来水、煤气远程抄表系统是一个假工程；暖气片是伪劣产品；物业公司没有营业执照，却有着“全国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的称号，业主按照全国“优秀物业”的标准缴纳相关费用，得到的却是质次价高的劣质服务……
“王老师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些问题的，但却是比较早地公开面对这个问题的人。”同为风华园业主的矿大文法学院副教授邓红梅说，“大家都觉得事情占理，但是没想到后来越弄越大。”王培荣挨家挨户找业主签名，邓红梅也是在那时认识了这位矿大的同事。
王培荣最初选择的是逐级反映。从一开始的市物价局、公安局、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信访办，到市委、市政府；再从市人大、省人大到省公安厅、省建设厅，王培荣记不清自己打了多少个电话，寄出了多少封挂号信，到这些机关跑了多少次。
一次次的署名举报无效后，王培荣从 2002年10月起开始了诉讼。他以行政不作为将徐州市物价局推上被告席；同日，以同样的理由王培荣又起诉了市公安局。2003年7月，王培荣又在徐州市中院起诉徐州市政府、公安局、质监局、工商局、物价局行政不作为。在因管辖原因被驳回后，王培荣又赶到南京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2004年1月，接到省高院的行政裁定书后，他又在援助律师的指点下，再次到徐州中院对市政府单独起诉。
4年的举报和上诉，终于换来了结果。2004年2月，经时任徐州市委书记徐鸣和代市长李福全批示，小区全部住户领到了共计160万元的防盗门全额退款。
与维权所取得的一点点成就相比，王培荣个人付出的代价则无法用数字衡量。自2000年评上副教授以后，这8年来，他一直原地踏步。而按照正常的情况，他早该成为教授了。在2001年5月获得全国高校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后，他在学术上再无建树。
在举报防盗门一事时，王培荣曾遭到无数次或明或暗的威胁，甚至公开的殴打。70多岁的父母也一直为他担心。他的妻子尽管认为他做的事情是对的，但还是说“最好是让别人去”。他的女儿也曾险些遭人绑架，今年高考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在王培荣看来，“要不是受到自己的影响，她本可以考上北大的。”
王培荣是个“现象”
实际上，一开始王培荣的想法很简单，“事实那么清楚、证据那么充分，一举报不就解决了吗，后面就不是我的事了。但是没有想到，那些努力根本没有什么效果。”
王培荣成功举报董锋的案例被人称做“王培荣现象”。
在他自己看来，这么多年的维权经历，自己“既是一个失败者，又是一个成功者”。失败在于，这么多举报大部分都失败了，12个民告官的官司只赢了一个。成功则在于，他至今没有受到残酷的打击报复。
王培荣坚持实名举报，决不放弃传统的信访途径，但又高度重视互联网上的披露。此前，有学者把王培荣的维权经历概括为三个阶段：“举报＋网络”阶段、“举报＋网络＋媒体”阶段和“举报＋网络＋媒体＋诉讼”阶段，方式方法不断全面和成熟。
实际上，一开始王培荣的想法很简单，“事实那么清楚、证据那么充分，一举报不就解决了吗，后面就不是我的事了。但是没有想到，那些努力根本没有什么效果。”
书生意气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撞了个粉碎。他在举报防盗门问题时，举报信兜了一圈居然落到被举报人的手里。在与有关部门接触时，拒绝、推诿、搪塞之类的遭遇更是举不胜举，甚至干脆石沉大海。
从1995年开始接触计算机的王培荣发现，高科技和相关的技术这时候成为他维权的得力武器。2001年他购买了一台计算机，并配置了打印机、扫描仪和刻录机等外部设备，对于群发邮件等方面的软件也开始熟悉。
王培荣在许多知名的网络论坛上注册了用户名，事件一有新进展或者很长时间还没有进展，他都上去贴文章发布消息。两年前，他还在网上开设了个人博客。在上海的日子，他几乎都上去发一篇博文。
虽然举报帖的命运大都是失踪或淹没在信息海洋里，但他并不气馁、反复重发，让那些帖子就像野草一样一茬一茬出现，现在网上还能搜索到众多的举报材料。
这些资料都是王培荣经过审慎的选择才发布的。每一份他都注明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他坚持：“宁可材料少一些，但是要做到核实。”他收到睢传侠发来的资料后，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求证，另一方面还亲自去查看。比如资料中提到了董锋与其情妇的私生子，尽管这是当地公开的秘密，王培荣还是专门跑到学校去一看究竟。
在法学副教授邓红梅的印象中，王培荣的维权行动除了在小区内张贴小字报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外，其他都是合法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居委会组织法》、《物业管理条例》、《刑法》、《行政诉讼法》是王培荣最为熟悉的几部法规。
“他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不是很盲目，而是比较自觉、理性地走上这条路。”邓红梅评价说。在她看来，王培荣是在实践一种信念，即一个公民依法维权能够走多远？但是现在证明的结果并不乐观。
风花园小区业主、徐州师范大学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主任陈延斌教授评价说，从一个业主的角度来说，王培荣是在维护广大业主的利益，像他这样“管闲事的人太少了”。
明年1月，秋季学期就将结束，王培荣将结束在交大的进修，重新回到矿大，但等待他的还是未知的前途。
【时代周报】
来源：http://news.163.com/08/1225/09/4U0FLMOK00011SM9.html
域外传媒（1.1）Looking back over China's last 30 years
By CNN's Beijing Bureau Chief Jaime FlorCruz
BEIJING, China (CNN) -- China in 1978 was stranded at a political crossroad. It was just emerging from the chao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death of Chairman Mao. Deng Xiaoping had emerged as the new leader, but Mao's dogma remained deep-rooted and seemingly immutable. In and outside the Communist Party, a debate raged: Where to, China?
On December 18, 1978, Chinese leader Deng Xiaoping gave his answer. In a Communist Party meeting in Beijing that day, the political elite adopted Deng's pragmatic program and launched economic reforms. New China was born.
People paraded in the streets to celebrate. Families gathered around the dinner table, uncorked wine bottles and toasted each other.
Thirty years hence, China's radical makeover is apparent.
China now is nothing short of an economic miracle. Its economy has grown at an average of 9.8 percent since 1978, making it the fourth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Incredibly, China has pulled off the equivalent of reform, renaissance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30 years.
It's incredible because only three decades ago China was so poor and isolated.
I saw it up close when I worked on a farm in Hunan province, Chairman Mao's hometown, not long after I first arrived in China in 1971. For several months, I worked there with a production team planting rice, picking tea leaves, feeding pigs and digging ditches. Farmers worked hard and lived Spartan lives. Once, I attended a meeting to honor model workers; they were awarded bath towels and wash basins.
Today, my Hunan workmates have retired or changed jobs. The farm has disbanded, hit by the squeeze in state subsidies and by local and global competition. It has sold off its land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o real estate developers.
Thirty years ago, there was little international trade. There were few tourists and few cars, but there were millions of bicycles on the streets. Now the streets are jammed with cars, and the air is polluted with fumes, grit and noise.
Beijing's neighborhoods used to be very quiet. Residents lived simple lives mostly in walled courtyards. A seven- or eight-story building was considered unusually high. Now they are dwarfed by skyscrapers which house fancy shopping malls and outlets like McDonald's, KFC and Starbucks.
Fashion used to be just as simple, and utilitarian Regulation attire was the so-called Mao jackets in blue, green and gray and baggy pants of the same colors. The unisex look was the norm. Now street fashion is varied and colorful, if not always chic.
Virtually everyone had a job 30 years ago, but they earned little money, and there was little to buy. Supplies of basic commodities were so tight that residents were doled out ration coupons, required to go with cash to buy cotton jackets and clothes, grain, and cooking oil. No coupons, no transaction.
Consumers in the late seventies coveted the so-called "four big things" -- a radio, a bicycle, a sewing machine and a wristwatch. And they were available only in special shops, like the Friendship Store. Now the new "big things" would include a Mercedes Benz, an apartment and a week-long vacation in Bali or Hawaii.
All this would have been inconceivable 30 years ago.
But Deng Xiaoping did conceive. Fondly remembered as the "chief architec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door program, he envisioned a modern, prosperous China and pointed the way forward.
Deng's reforms set off a series of seismic changes, starting in the countryside with the disbanding of the people's communes. He admonished farmers to work hard and get rich. The farmers responded enthusiastically. Later, Deng shifted the reform to the cities by experimenting with capitalism in designate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then spreading it nationwide.
Deng's reform was hailed as a Second revolution. When I worked as a reporter for Time Magazine (1982-2000) the magazine honored him as Time's Man of the Year -- not just once but twice.
There was opposition along the way. There was backlash from the Left and from the Right, as China oscillated from free-wheeling capitalism to puritanical communism. That's why there were political campaigns in and outside the party, like the one against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in the 1980s. And that was largely why the Tiananmen protests happened in 1989.
China has come a long way, but in my interviews with Deng's political successors, they made it clear that China will have to proceed cautiously and change step by step. "Cross the river while feeling the pebbles under the water," was the aphorism proposed by the former premier Zhao Ziyang. Why the caution? When I interviewed then President Jiang Zemin in 1999, he explained why. "There is no encyclopedia that China could simply copy and follow," he said.
China's reforms have brought about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ut they also triggere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rising unemployment, growing income gap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corruption, rising criminality and social unrest. China has done the easy part.
Now comes the hard part. China is facing the ripple effects of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Chinese exports are declining, factories are closing down, workers are laid off en masse. China's leaders are facing one of the worst economic crises in 30 years.
It will take 30 years and more for China to find the right development model so it could change steadily without losing its national identity, ruining its environment and disrupt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harmony. Only then can they fully realize Deng Xiaoping's goal of a modern and prosperous China.
source：http://edition.cnn.com/2008/WORLD/asiapcf/12/18/china.reform.florcruz/index.html
BEIJING, China (CNN) -- China in 1978 was stranded at a political crossroad. It was just emerging from the chao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death of Chairman Mao. Deng Xiaoping had emerged as the new leader, but Mao's dogma remained deep-rooted and seemingly immutable. In and outside the Communist Party, a debate raged: Where to, China?
On December 18, 1978, Chinese leader Deng Xiaoping gave his answer. In a Communist Party meeting in Beijing that day, the political elite adopted Deng's pragmatic program and launched economic reforms. New China was born.
People paraded in the streets to celebrate. Families gathered around the dinner table, uncorked wine bottles and toasted each other.
Thirty years hence, China's radical makeover is apparent.
China now is nothing short of an economic miracle. Its economy has grown at an average of 9.8 percent since 1978, making it the fourth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Incredibly, China has pulled off the equivalent of reform, renaissance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30 years.
It's incredible because only three decades ago China was so poor and isolated.
I saw it up close when I worked on a farm in Hunan province, Chairman Mao's hometown, not long after I first arrived in China in 1971. For several months, I worked there with a production team planting rice, picking tea leaves, feeding pigs and digging ditches. Farmers worked hard and lived Spartan lives. Once, I attended a meeting to honor model workers; they were awarded bath towels and wash basins.
Today, my Hunan workmates have retired or changed jobs. The farm has disbanded, hit by the squeeze in state subsidies and by local and global competition. It has sold off its land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o real estate developers.
Thirty years ago, there was little international trade. There were few tourists and few cars, but there were millions of bicycles on the streets. Now the streets are jammed with cars, and the air is polluted with fumes, grit and noise.
Beijing's neighborhoods used to be very quiet. Residents lived simple lives mostly in walled courtyards. A seven- or eight-story building was considered unusually high. Now they are dwarfed by skyscrapers which house fancy shopping malls and outlets like McDonald's, KFC and Starbucks.
Fashion used to be just as simple, and utilitarian Regulation attire was the so-called Mao jackets in blue, green and gray and baggy pants of the same colors. The unisex look was the norm. Now street fashion is varied and colorful, if not always chic.
Virtually everyone had a job 30 years ago, but they earned little money, and there was little to buy. Supplies of basic commodities were so tight that residents were doled out ration coupons, required to go with cash to buy cotton jackets and clothes, grain, and cooking oil. No coupons, no transaction.
Consumers in the late seventies coveted the so-called "four big things" -- a radio, a bicycle, a sewing machine and a wristwatch. And they were available only in special shops, like the Friendship Store. Now the new "big things" would include a Mercedes Benz, an apartment and a week-long vacation in Bali or Hawaii.
All this would have been inconceivable 30 years ago.
But Deng Xiaoping did conceive. Fondly remembered as the "chief architec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door program, he envisioned a modern, prosperous China and pointed the way forward.
Deng's reforms set off a series of seismic changes, starting in the countryside with the disbanding of the people's communes. He admonished farmers to work hard and get rich. The farmers responded enthusiastically. Later, Deng shifted the reform to the cities by experimenting with capitalism in designate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then spreading it nationwide.
Deng's reform was hailed as a Second revolution. When I worked as a reporter for Time Magazine (1982-2000) the magazine honored him as Time's Man of the Year -- not just once but twice.
There was opposition along the way. There was backlash from the Left and from the Right, as China oscillated from free-wheeling capitalism to puritanical communism. That's why there were political campaigns in and outside the party, like the one against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in the 1980s. And that was largely why the Tiananmen protests happened in 1989.
China has come a long way, but in my interviews with Deng's political successors, they made it clear that China will have to proceed cautiously and change step by step. "Cross the river while feeling the pebbles under the water," was the aphorism proposed by the former premier Zhao Ziyang. Why the caution? When I interviewed then President Jiang Zemin in 1999, he explained why. "There is no encyclopedia that China could simply copy and follow," he said.
China's reforms have brought about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ut they also triggere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rising unemployment, growing income gap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corruption, rising criminality and social unrest. China has done the easy part.
Now comes the hard part. China is facing the ripple effects of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Chinese exports are declining, factories are closing down, workers are laid off en masse. China's leaders are facing one of the worst economic crises in 30 years.
It will take 30 years and more for China to find the right development model so it could change steadily without losing its national identity, ruining its environment and disrupt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harmony. Only then can they fully realize Deng Xiaoping's goal of a modern and prosperous China.
source：http://edition.cnn.com/2008/WORLD/asiapcf/12/18/china.reform.florcruz/index.html
域外传媒（1）37 years in China: CNN Beijing bureau chief Jaime FlorCruz
CNN's Beijing bureau chief Jaime FlorCruz arrived in China from the Phillipines in 1971. He was supposed to stay for three weeks, but while he was away from home, President Marcos declared martial law in the Phillippines and jailed his critics.
FlorCruz was a leftist activist in the 1970s, and he was blacklisted and consequently exiled in China. He studied Chinese and worked on farms and fishing boats in rural China before starting work as a journalist for Newsweek in the early '80s. He went on to write for Time and then joined CNN. He is now the channel's top journalist in China, and also blogs for CNN here.
He recently published an article on CNN's website about the changes in China since he arrived: Looking back over China's last 30 years.
Danwei asked him some further questions about his experiences and how China and journalism have changed since 1971.
What were you doing before coming to China? Had you expected that your life would be so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is country?
I was a senior undergrad majoring in advertising at th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in Manila. At that point, I knew very little about China, although I'd read a few books about it, seen the documentary "East Is Red" and heard a Filipino reporter and an entrepreneur talk publicly about their visit to China months earlier. I never expected my life and career would be so closely connected with China, much less that I would be living and working here for over 30 years.
Did you feel you had come from the frying pan of Marcos era Phillippines into the fire of Maoist China, or were you happy to be in the workers' paradise?
There were a few days when I did, when I was terribly homesick or frustrated that I was not doing anything productive and challenging when I was in limbo, just vegetating in a life confined to the hotel room, the cafeteria and back to the hotel room.
Months later, working on the farm, work was back-breaking and life was monotonous — not quite the worker's paradise — but I was keen to overcome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llenges of adapting to a very unique, albeit hard, life. Initially, it was a romantic notion that got me going. Later, it was a matter of survival, of outlasting the Marcos regime. In the end, I outlasted Marcos.
What did you do between 1971 and 1982 when you started working at Time?
From December 1971 to 1972 I worked on a state farm in Hengyang, Hunan Province.
Then from 1972 to 1974 I worked in a fishing corporation in Yantai, Shandong province. I worked as an apprentice on trawler boats which sailed in the Bohai Sea and beyond to catch fish, prawns and so on, using huge fishing nets. We typically sailed for five to seven days each trip.
In the fall of 1974 until 1976 I attended the Peking Languages Institute (now BLCU) and earned an associate degree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From 1977 to the spring of 1982 I attended Peking University as a full-term student, earning a bachelor's degree in Chinese history. During this period, I taught English part-time to a group of Peking University maths professors who were set to do post-grad overseas, taught English, part-time, to English majors at the Beijing Teachers' College, and taught English songs on television as part of the weekly CCTV program "English on Sunday." I also was a member of PKU's varsity basketball team.
Did it or does it ever feel strange working for a Western media organization when once you were a leftist firebrand?
Initially, yes, but I soon found terrific mentors and friends in the Beijing-based press corps, who accepted me as a professional peer and appreciated what I could uniquely contribute to China-watching.
I had to work doubly hard to prove my mettle and show that I am as professional as I should be. Likewise, my Chinese friends learned to accept me as a friend who just happens to work for a Western media, someone who can be critical about China without being simply cynical.
What were the biggest problems of China in the 1970s?
China had many problems in the 1970s － the economy was moribund, China was isolated, people were demoralized. By 1976, after Mao died and the Gang of Four were arrested, just about everyone knew China needed to change and catch up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biggest problems then was, how to change? Which way to go? That was the biggest problem then: vision. Deng Xiaoping came back from political limbo and gave China the vision it needed.
What are the biggest problems of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Just as many and overwhelming: unemployment, regionalism, corruption,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 grow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social unrest,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Worse, many Chinese are spiritually adrift (people's lives seem to center on making money). Some of these problems were left behind by Deng's reforms. Many ar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the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me of these problems － unemployment and social unrest － are now more acute because of the ripple effect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meltdown.
How has TV journalism changed since you started working at CNN?
There seems to be more room now for reporters to put ourselves in the story, to use the "I" word and talk in first person, even inject one's viewpoint, while reporting a story. That used to be taboo.
source：http://www.danwei.org/foreign_media_on_china/florcruz.php
FlorCruz was a leftist activist in the 1970s, and he was blacklisted and consequently exiled in China. He studied Chinese and worked on farms and fishing boats in rural China before starting work as a journalist for Newsweek in the early '80s. He went on to write for Time and then joined CNN. He is now the channel's top journalist in China, and also blogs for CNN here.
He recently published an article on CNN's website about the changes in China since he arrived: Looking back over China's last 30 years.
Danwei asked him some further questions about his experiences and how China and journalism have changed since 1971.
What were you doing before coming to China? Had you expected that your life would be so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is country?
I was a senior undergrad majoring in advertising at th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in Manila. At that point, I knew very little about China, although I'd read a few books about it, seen the documentary "East Is Red" and heard a Filipino reporter and an entrepreneur talk publicly about their visit to China months earlier. I never expected my life and career would be so closely connected with China, much less that I would be living and working here for over 30 years.
Did you feel you had come from the frying pan of Marcos era Phillippines into the fire of Maoist China, or were you happy to be in the workers' paradise?
There were a few days when I did, when I was terribly homesick or frustrated that I was not doing anything productive and challenging when I was in limbo, just vegetating in a life confined to the hotel room, the cafeteria and back to the hotel room.
Months later, working on the farm, work was back-breaking and life was monotonous — not quite the worker's paradise — but I was keen to overcome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llenges of adapting to a very unique, albeit hard, life. Initially, it was a romantic notion that got me going. Later, it was a matter of survival, of outlasting the Marcos regime. In the end, I outlasted Marcos.
What did you do between 1971 and 1982 when you started working at Time?
From December 1971 to 1972 I worked on a state farm in Hengyang, Hunan Province.
Then from 1972 to 1974 I worked in a fishing corporation in Yantai, Shandong province. I worked as an apprentice on trawler boats which sailed in the Bohai Sea and beyond to catch fish, prawns and so on, using huge fishing nets. We typically sailed for five to seven days each trip.
In the fall of 1974 until 1976 I attended the Peking Languages Institute (now BLCU) and earned an associate degree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From 1977 to the spring of 1982 I attended Peking University as a full-term student, earning a bachelor's degree in Chinese history. During this period, I taught English part-time to a group of Peking University maths professors who were set to do post-grad overseas, taught English, part-time, to English majors at the Beijing Teachers' College, and taught English songs on television as part of the weekly CCTV program "English on Sunday." I also was a member of PKU's varsity basketball team.
Did it or does it ever feel strange working for a Western media organization when once you were a leftist firebrand?
Initially, yes, but I soon found terrific mentors and friends in the Beijing-based press corps, who accepted me as a professional peer and appreciated what I could uniquely contribute to China-watching.
I had to work doubly hard to prove my mettle and show that I am as professional as I should be. Likewise, my Chinese friends learned to accept me as a friend who just happens to work for a Western media, someone who can be critical about China without being simply cynical.
What were the biggest problems of China in the 1970s?
China had many problems in the 1970s － the economy was moribund, China was isolated, people were demoralized. By 1976, after Mao died and the Gang of Four were arrested, just about everyone knew China needed to change and catch up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biggest problems then was, how to change? Which way to go? That was the biggest problem then: vision. Deng Xiaoping came back from political limbo and gave China the vision it needed.
What are the biggest problems of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Just as many and overwhelming: unemployment, regionalism, corruption,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 grow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social unrest,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Worse, many Chinese are spiritually adrift (people's lives seem to center on making money). Some of these problems were left behind by Deng's reforms. Many ar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the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me of these problems － unemployment and social unrest － are now more acute because of the ripple effect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meltdown.
How has TV journalism changed since you started working at CNN?
There seems to be more room now for reporters to put ourselves in the story, to use the "I" word and talk in first person, even inject one's viewpoint, while reporting a story. That used to be taboo.
source：http://www.danwei.org/foreign_media_on_china/florcruz.php
日知录（36）五毛现形记
五毛现形记
韩寒 @ 2008-12-23
这两天有记者问我关于湖南卫视录制节目时候的一些事情，我陈述一下事实。
湖南卫视有一档新节目（为避免炒作嫌疑，我就不提节目的名字了），第一期，想邀请我做长期嘉宾主持，我推辞了很久，但对方非常热情和诚心，尤其是李小姐，人很好，感动了我，我就答应做一期节目的访谈嘉宾。
在节目之间，有和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个读者发短信给我，说节目现场有陷阱啊，要小心。我以为他们是为了制造惊喜，在地上挖了一个陷阱，上台的时候还小心翼翼的一直看脚下，生怕掉洞里。
节目录制的算顺利，谈话也不错。到了最后的环节，主持人要求现场的观众对我的书做一个评价，是毁呢还是誉，现场50人，举起了牌子，男主持人不假思索，道，看来毁誉参半，但还是毁的人比较多啊，有29个人举了毁的牌子。很遗憾，看来你这本书不能上我们节目的好书榜了。
我当时就很奇怪，按照正常人类的能力，要在50块牌子里数出参杂的29块不同的牌子，至少需要点时间。看来这数字是事先就安排的。我戴上近视眼睛仔细看了一眼观众席，发现最后两排的观众，气质诡异，神色可疑，我就明白了读者提醒我的是什么事了。我就说，我有一个要求，请举“誉”的牌子的观众站到我旁边来，请摄像机拍一下台上剩下的观众，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分辨一下他们像不像读者。
顿时结果台上剩下二十多人，都是一些大爷大妈，很多人用牌子遮住了脸。我问说，你们看过我的书么？
因为这个情况导演没有交代过，所以群众演员们不知道该怎么演，面面相觑。
我说，你们都我的书没看过，毁什么呢？
这些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些人是请来专门举“毁”字牌北影边上的群众演员，我后面的读者告诉我，他们交流过了，是节目组每个人给钱再管饭请来的，只要举“毁”的牌，节目结束后就可以领到二十块钱，里面人还直问，韩寒是干嘛的？我本想说，原来你们就是五毛党啊。后来想想，算了，天这么冷，他们也是混口饭吃，不容易，五毛误国，他们只是误事而已。
后来一个导演眼看节目不和谐了，赶紧上台，有点着急，说，韩寒，你是不是很在意读者对你的看法。
我的回答大意是，我当然在意读者了，但得是我的读者才行，至少得是个读者啊,说我不好不要紧，你不能花钱请点群众演员来制造一个民意啊。
情况就是这样的，对于我的书上不上某个节目的榜，我是真的无所谓的。但我是一个很不喜欢造假的人。中国有太多造假的事情，我这是小事，还不关民生社稷，但我最无奈的就是政府在出台某项明显是于民不利的条例的时候，在互联网上假惺惺弄一个投票，无论你如何投票，最后结果都是绝大部分老百姓表示支持。假民意是假货中最有危害性质的一种。这节目导演万一这招弄上瘾了，我政府宣传部门一看，觉得有前途，是一路人，以后调到新闻部，那祸害就大了。
当时在上海，他们感动我之旅中，我就说我不喜欢电视节目里闹冲突，好的电视节目应该是向着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问题和不公正去冲突，而不是找一堆嘉宾现场去制造冲突。现在的电视节目都喜欢这么干，必须得有分歧和争端才行，我觉得这样发展下去，湖南卫视明年就会有劝恩爱夫妻离婚的节目出现，叫《我拆，我拆，我拆拆拆》。
后来，我看到网上我的好心读者发帖子说我被湖南卫视涮了，我发短信过去说，我的读者们为我鸣不平，有记者也问我这事，这样对我的读者们也很不公平，我觉得为了你们自己的节目质量和电视台的形象，你们得研究一下怎么办，要不就全部照实播出，让大家乐乐也行。
毕竟，人人听闻五毛，但很少有人真的见过五毛，虽然这些只是初级娱乐型五毛，但是，五毛现形都是大快人心的。
其实作为这个读书节目，他们准备的很辛苦，问题都很尖锐，而且嘉宾主持也比我想象的要好,这是个要送审样片，主创人员的迫切之心我也能理解，最后结果是读者们都毁我的书也肯定好炒新闻。只可惜他们一心还是想要制造矛盾冲突和人为结果，结果不像以前的选秀节目那么好操作，被大家一眼识破，导致尴尬场面。但是他们一直不觉得自己造假有任何问题和过错（可能宣传机构都是这么办事的）。后来他们想的补救方法是邀请我做节目的主持人以拉近关系，并在新闻稿里借我之口说其实这节目我很满意，但我最近几年不会考虑要去做主持人，因为没人可以导演我。而其实你们最对不起的是在现场被利用的我的读者们，这样写也无疑是让我把那些在为我讨个公道的读者对立起来。我最感谢的冒着零下十多度去这个节目现场并且被戏弄的读者，相信节目组会纠正错误，把单纯有趣的一个读书访谈节目献给观众，也希望节目的导演可以向我那天去现场我的读者们道歉，这个事故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导演组都是错的，因为——你们真把自己当成是导演了，问题是，我和我的读者不是来演戏的。
来源：http://www.bullog.cn/blogs/twocold/archives/250866.aspx
韩寒 @ 2008-12-23
这两天有记者问我关于湖南卫视录制节目时候的一些事情，我陈述一下事实。
湖南卫视有一档新节目（为避免炒作嫌疑，我就不提节目的名字了），第一期，想邀请我做长期嘉宾主持，我推辞了很久，但对方非常热情和诚心，尤其是李小姐，人很好，感动了我，我就答应做一期节目的访谈嘉宾。
在节目之间，有和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个读者发短信给我，说节目现场有陷阱啊，要小心。我以为他们是为了制造惊喜，在地上挖了一个陷阱，上台的时候还小心翼翼的一直看脚下，生怕掉洞里。
节目录制的算顺利，谈话也不错。到了最后的环节，主持人要求现场的观众对我的书做一个评价，是毁呢还是誉，现场50人，举起了牌子，男主持人不假思索，道，看来毁誉参半，但还是毁的人比较多啊，有29个人举了毁的牌子。很遗憾，看来你这本书不能上我们节目的好书榜了。
我当时就很奇怪，按照正常人类的能力，要在50块牌子里数出参杂的29块不同的牌子，至少需要点时间。看来这数字是事先就安排的。我戴上近视眼睛仔细看了一眼观众席，发现最后两排的观众，气质诡异，神色可疑，我就明白了读者提醒我的是什么事了。我就说，我有一个要求，请举“誉”的牌子的观众站到我旁边来，请摄像机拍一下台上剩下的观众，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分辨一下他们像不像读者。
顿时结果台上剩下二十多人，都是一些大爷大妈，很多人用牌子遮住了脸。我问说，你们看过我的书么？
因为这个情况导演没有交代过，所以群众演员们不知道该怎么演，面面相觑。
我说，你们都我的书没看过，毁什么呢？
这些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些人是请来专门举“毁”字牌北影边上的群众演员，我后面的读者告诉我，他们交流过了，是节目组每个人给钱再管饭请来的，只要举“毁”的牌，节目结束后就可以领到二十块钱，里面人还直问，韩寒是干嘛的？我本想说，原来你们就是五毛党啊。后来想想，算了，天这么冷，他们也是混口饭吃，不容易，五毛误国，他们只是误事而已。
后来一个导演眼看节目不和谐了，赶紧上台，有点着急，说，韩寒，你是不是很在意读者对你的看法。
我的回答大意是，我当然在意读者了，但得是我的读者才行，至少得是个读者啊,说我不好不要紧，你不能花钱请点群众演员来制造一个民意啊。
情况就是这样的，对于我的书上不上某个节目的榜，我是真的无所谓的。但我是一个很不喜欢造假的人。中国有太多造假的事情，我这是小事，还不关民生社稷，但我最无奈的就是政府在出台某项明显是于民不利的条例的时候，在互联网上假惺惺弄一个投票，无论你如何投票，最后结果都是绝大部分老百姓表示支持。假民意是假货中最有危害性质的一种。这节目导演万一这招弄上瘾了，我政府宣传部门一看，觉得有前途，是一路人，以后调到新闻部，那祸害就大了。
当时在上海，他们感动我之旅中，我就说我不喜欢电视节目里闹冲突，好的电视节目应该是向着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问题和不公正去冲突，而不是找一堆嘉宾现场去制造冲突。现在的电视节目都喜欢这么干，必须得有分歧和争端才行，我觉得这样发展下去，湖南卫视明年就会有劝恩爱夫妻离婚的节目出现，叫《我拆，我拆，我拆拆拆》。
后来，我看到网上我的好心读者发帖子说我被湖南卫视涮了，我发短信过去说，我的读者们为我鸣不平，有记者也问我这事，这样对我的读者们也很不公平，我觉得为了你们自己的节目质量和电视台的形象，你们得研究一下怎么办，要不就全部照实播出，让大家乐乐也行。
毕竟，人人听闻五毛，但很少有人真的见过五毛，虽然这些只是初级娱乐型五毛，但是，五毛现形都是大快人心的。
其实作为这个读书节目，他们准备的很辛苦，问题都很尖锐，而且嘉宾主持也比我想象的要好,这是个要送审样片，主创人员的迫切之心我也能理解，最后结果是读者们都毁我的书也肯定好炒新闻。只可惜他们一心还是想要制造矛盾冲突和人为结果，结果不像以前的选秀节目那么好操作，被大家一眼识破，导致尴尬场面。但是他们一直不觉得自己造假有任何问题和过错（可能宣传机构都是这么办事的）。后来他们想的补救方法是邀请我做节目的主持人以拉近关系，并在新闻稿里借我之口说其实这节目我很满意，但我最近几年不会考虑要去做主持人，因为没人可以导演我。而其实你们最对不起的是在现场被利用的我的读者们，这样写也无疑是让我把那些在为我讨个公道的读者对立起来。我最感谢的冒着零下十多度去这个节目现场并且被戏弄的读者，相信节目组会纠正错误，把单纯有趣的一个读书访谈节目献给观众，也希望节目的导演可以向我那天去现场我的读者们道歉，这个事故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导演组都是错的，因为——你们真把自己当成是导演了，问题是，我和我的读者不是来演戏的。
来源：http://www.bullog.cn/blogs/twocold/archives/250866.aspx
日知录（35）奉旨开展舆论监督报道
云南省宣传部允许开展一定的舆论监督报道
发表日期 24/12/2008 更新日期 24/12/2008 22:53 TU
法广
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和中国媒体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宣传部通过掌握媒体的人事权和发布宣传禁令，控制负面报道，令中国媒体人噤若寒蝉。 但近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却给媒体发出了2条"舆论监督线索"，令人称奇。 据新华社云南分社报道，23日，参加云南省委集体学习报道的记者们，收到一份由省委宣传部提供的《重要报道提示》，除了对会议报道精神和思路的提示外，还根据会议讨论的热点焦点问题，提供了2条舆论监督线索。 线索之一是关于支农资金整合问题。材料中说："对个别各自为阵、重复投资、花了钱不见效益的典型事例"，云南省委宣传部称，"各新闻单位可开展一定的舆论监督报道。"而另一条线索则是关于铁路建设遭遇"肠梗阻"的问题。提示说，"要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多从建设性监督的角度，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云南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说，印发《重要报道提示》的办法将坚持下去，今后将向新闻单位不定期地提供舆论监督线索。 "希望媒体和记者本着建设性的态度，着眼于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不要恶意炒作或以讹传讹。" 一位北京的记者对本台记者表示，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这两个报道线索，似乎都与云南省委本身的工作无关，一条是地方政府的问题，二是中央部委的工作。 事实上，以中国目前的舆论管理体制，云南省宣传部对省外媒体并没有直接发出禁令的权限。 记者注意到，印发舆论监督线索的范围，似乎还是驻云南省的中央媒体，是否未来会包括云南省内媒体还不清楚，他们也并没有提出放弃对所谓"敏感新闻"发"宣传禁令"这一法外特权。
来源：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56618.html
发表日期 24/12/2008 更新日期 24/12/2008 22:53 TU
法广
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和中国媒体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宣传部通过掌握媒体的人事权和发布宣传禁令，控制负面报道，令中国媒体人噤若寒蝉。 但近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却给媒体发出了2条"舆论监督线索"，令人称奇。 据新华社云南分社报道，23日，参加云南省委集体学习报道的记者们，收到一份由省委宣传部提供的《重要报道提示》，除了对会议报道精神和思路的提示外，还根据会议讨论的热点焦点问题，提供了2条舆论监督线索。 线索之一是关于支农资金整合问题。材料中说："对个别各自为阵、重复投资、花了钱不见效益的典型事例"，云南省委宣传部称，"各新闻单位可开展一定的舆论监督报道。"而另一条线索则是关于铁路建设遭遇"肠梗阻"的问题。提示说，"要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多从建设性监督的角度，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云南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说，印发《重要报道提示》的办法将坚持下去，今后将向新闻单位不定期地提供舆论监督线索。 "希望媒体和记者本着建设性的态度，着眼于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不要恶意炒作或以讹传讹。" 一位北京的记者对本台记者表示，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这两个报道线索，似乎都与云南省委本身的工作无关，一条是地方政府的问题，二是中央部委的工作。 事实上，以中国目前的舆论管理体制，云南省宣传部对省外媒体并没有直接发出禁令的权限。 记者注意到，印发舆论监督线索的范围，似乎还是驻云南省的中央媒体，是否未来会包括云南省内媒体还不清楚，他们也并没有提出放弃对所谓"敏感新闻"发"宣传禁令"这一法外特权。
来源：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56618.html
日知录（34）官办搜索更具公信力
官办搜索更具公信力
(来源：新华网转自央视网)12月22日消息，由新华社主办的中央重点新闻网站新华网今天推出了多语种、多媒体、多站点的全方位新闻搜索引擎产品“新华搜索”（简称“新搜”）。
据新华网官方介绍称：“新华搜索”的建设和推出，是新华社和新华网加强网络文化建设，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和规律的一系列举措之一。“新华搜索”的发展目标是充分依托新华社信息资源、专业人才和技术力量等整体优势，建设一个技术一流、功能一流、服务一流的大型综合搜索引擎。
官办搜索更具公信力
此前，占据中国国内搜索市场6成以上的某搜索引擎，因涉及竞价广告中虚假广告泛滥，遭到朝野一致的唾弃，并引发了关于搜索引擎的公正性与商业性取舍的讨论。
业界专业人士认为，官方推出搜索引擎，可能是政府为保持搜索引擎相对独立性的举措。
屏蔽有害信息更可靠
“重要的是，‘新华搜索’用技术分析加人工干预的手段对信息进行过滤，严格屏蔽有害信息和不良信息，确保内容安全健康。”新华网技术总监陈宇强调说。
知情者称：某些搜索引擎对“有害信息与不良信息”的屏蔽上已经失去作为搜索引擎最基本的价值——公信力。新华网此时推出“新搜”是搜索市场的一个新契机。
关于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是对互联网上的页面、文档以及图片、音视频等各类信息提供快速查询的定位服务平台。中国互联网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超过八成的网民通过互联网查询相关信息,六成以上网民使用网络搜索,搜索引擎作为提供信息检索服务的门户成为互联网的一项主流应用功能。
来源：http://news.ccw.com.cn/observe/htm2008/20081223_566404.shtml
(来源：新华网转自央视网)12月22日消息，由新华社主办的中央重点新闻网站新华网今天推出了多语种、多媒体、多站点的全方位新闻搜索引擎产品“新华搜索”（简称“新搜”）。
据新华网官方介绍称：“新华搜索”的建设和推出，是新华社和新华网加强网络文化建设，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和规律的一系列举措之一。“新华搜索”的发展目标是充分依托新华社信息资源、专业人才和技术力量等整体优势，建设一个技术一流、功能一流、服务一流的大型综合搜索引擎。
官办搜索更具公信力
此前，占据中国国内搜索市场6成以上的某搜索引擎，因涉及竞价广告中虚假广告泛滥，遭到朝野一致的唾弃，并引发了关于搜索引擎的公正性与商业性取舍的讨论。
业界专业人士认为，官方推出搜索引擎，可能是政府为保持搜索引擎相对独立性的举措。
屏蔽有害信息更可靠
“重要的是，‘新华搜索’用技术分析加人工干预的手段对信息进行过滤，严格屏蔽有害信息和不良信息，确保内容安全健康。”新华网技术总监陈宇强调说。
知情者称：某些搜索引擎对“有害信息与不良信息”的屏蔽上已经失去作为搜索引擎最基本的价值——公信力。新华网此时推出“新搜”是搜索市场的一个新契机。
关于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是对互联网上的页面、文档以及图片、音视频等各类信息提供快速查询的定位服务平台。中国互联网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超过八成的网民通过互联网查询相关信息,六成以上网民使用网络搜索,搜索引擎作为提供信息检索服务的门户成为互联网的一项主流应用功能。
来源：http://news.ccw.com.cn/observe/htm2008/20081223_566404.shtml
2008年12月24日星期三
日知录（33）中国学者促解除异地舆论监督禁令
2008年12月15日,一些中国学者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呼吁政府解除对异地舆论监督实行的禁令，以便让腐败更容易曝光。
*舆论监督功能几乎丧失*
在北京举行的第8届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上，众多学者和新闻从业人员在发言中指出，禁止媒体进行异地监督后，舆论监督的功能几乎丧失，许多新闻栏目人气不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孙旭培说，现在，内地腐败盛行，矿难、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他强烈呼吁中央相关部门能够取消禁止异地舆论监督的规定，希望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大大减少这些不良现象。
孙旭培说：“我们不能说禁止媒体异地监督导致这些不良现象盛行，但至少，禁止异地舆论监督缺失了一种对这些不良现象的最有效监督方式。”
他指出，让本地的媒体监督本地的政府官员不现实，也不可能。
*禁止异地监督为腐败提供了保护*
社科院的孙旭培表示，禁止异地监督无疑是为腐败现象提供了保护，与中央的精神不相符，因此，应该予以取消。
他形容说：“禁止异地监督就相当于，我的地盘上有老鼠，我不敢或者不想打，但是，我也不让别人来打一样，这是很荒唐的。”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丁柏铨教授说，舆论监督的主体应是人民群众，他们在行使舆论监督权利的时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新闻评论、读者来信和接受采访等方式，在媒体上直言，直接进行舆论监督；另一种是委托媒体从业者实施舆论监督。因此，媒体实施舆论监督是中央和民众赋予的权利。
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刘行芳也是这次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的与会者之一。他在会上指出，今年，众多群体事件震动中国，如贵州瓮安骚乱事件、重庆、三亚等地相继发生的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甘肃陇南群体性暴力事件、深圳宝安袭警事件等。他说，这与近几年政府失去媒体的舆论监督密切相关，本地的媒体不敢监督，外地的媒体不能监督，这使政府的行为失去了控制。
*禁止异地监督缺乏法律依据*
在接受采访时，刘行芳教授说，中国政府并没有通过立法或相关规定来禁止异地舆论监督，实际上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土政策禁止异地舆论监督。
刘行芳说：“我们整个国家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什么立法，国务院也没有规章来禁止异地舆论监督。有些部门可能由于某种力量的压力，以通知的形式来禁止异地舆论监督，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所以，学者们希望，要么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舆论监督的范围、程序和对象，要么给舆论监督存在的空间。”
刘行芳教授指出，目前中国的异地舆论监督肯定做的是不够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有关部门实行的禁令，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情，在舆论监督方面也需要一定的技巧，否则就会引起当局的反弹。
刘行芳说：“为什么现在异地监督它会受到这么多的阻力呢？因为我们的任何舆论监督都会对负面东西放大，在中国这样的文化环境里，如果对负面东西放得太大以后，当局的执政者他可能就寸步难行。这是他们反对异地监督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做监督工作的同志要很好地和当地政府进行协调。”
与会学者和新闻从业人员还指出，近几年，腐败盛行、矿难等各种安全事故频发、假记者叠出以及食品安全事故接二连三发生，都与媒体被禁止进行异地监督有关。
一位与会的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央级媒体负责人告诉香港大公报记者说：“就拿央视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和《每周质量报告》三个栏目来说，它们曝光了多少的贪污腐败、地方政府违法事件、安全事故以及食品生产中的违法事件，很好地净化了社会环境。现在回头想想，要是没有禁止异地监督的话，估计三鹿奶粉添加三聚氰胺的事件就不会隐藏这么久，造成这么大的危害。”
（博主转贴注：迫于压力，第二天举行的媒体人士监督论坛会议移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旁边的一单位会堂举行。图片由赵世龙摄自该会媒体人士发言。）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24c560100bn50.html
*舆论监督功能几乎丧失*
在北京举行的第8届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上，众多学者和新闻从业人员在发言中指出，禁止媒体进行异地监督后，舆论监督的功能几乎丧失，许多新闻栏目人气不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孙旭培说，现在，内地腐败盛行，矿难、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他强烈呼吁中央相关部门能够取消禁止异地舆论监督的规定，希望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大大减少这些不良现象。
孙旭培说：“我们不能说禁止媒体异地监督导致这些不良现象盛行，但至少，禁止异地舆论监督缺失了一种对这些不良现象的最有效监督方式。”
他指出，让本地的媒体监督本地的政府官员不现实，也不可能。
*禁止异地监督为腐败提供了保护*
社科院的孙旭培表示，禁止异地监督无疑是为腐败现象提供了保护，与中央的精神不相符，因此，应该予以取消。
他形容说：“禁止异地监督就相当于，我的地盘上有老鼠，我不敢或者不想打，但是，我也不让别人来打一样，这是很荒唐的。”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丁柏铨教授说，舆论监督的主体应是人民群众，他们在行使舆论监督权利的时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新闻评论、读者来信和接受采访等方式，在媒体上直言，直接进行舆论监督；另一种是委托媒体从业者实施舆论监督。因此，媒体实施舆论监督是中央和民众赋予的权利。
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刘行芳也是这次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的与会者之一。他在会上指出，今年，众多群体事件震动中国，如贵州瓮安骚乱事件、重庆、三亚等地相继发生的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甘肃陇南群体性暴力事件、深圳宝安袭警事件等。他说，这与近几年政府失去媒体的舆论监督密切相关，本地的媒体不敢监督，外地的媒体不能监督，这使政府的行为失去了控制。
*禁止异地监督缺乏法律依据*
在接受采访时，刘行芳教授说，中国政府并没有通过立法或相关规定来禁止异地舆论监督，实际上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土政策禁止异地舆论监督。
刘行芳说：“我们整个国家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什么立法，国务院也没有规章来禁止异地舆论监督。有些部门可能由于某种力量的压力，以通知的形式来禁止异地舆论监督，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所以，学者们希望，要么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舆论监督的范围、程序和对象，要么给舆论监督存在的空间。”
刘行芳教授指出，目前中国的异地舆论监督肯定做的是不够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有关部门实行的禁令，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情，在舆论监督方面也需要一定的技巧，否则就会引起当局的反弹。
刘行芳说：“为什么现在异地监督它会受到这么多的阻力呢？因为我们的任何舆论监督都会对负面东西放大，在中国这样的文化环境里，如果对负面东西放得太大以后，当局的执政者他可能就寸步难行。这是他们反对异地监督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做监督工作的同志要很好地和当地政府进行协调。”
与会学者和新闻从业人员还指出，近几年，腐败盛行、矿难等各种安全事故频发、假记者叠出以及食品安全事故接二连三发生，都与媒体被禁止进行异地监督有关。
一位与会的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央级媒体负责人告诉香港大公报记者说：“就拿央视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和《每周质量报告》三个栏目来说，它们曝光了多少的贪污腐败、地方政府违法事件、安全事故以及食品生产中的违法事件，很好地净化了社会环境。现在回头想想，要是没有禁止异地监督的话，估计三鹿奶粉添加三聚氰胺的事件就不会隐藏这么久，造成这么大的危害。”
（博主转贴注：迫于压力，第二天举行的媒体人士监督论坛会议移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旁边的一单位会堂举行。图片由赵世龙摄自该会媒体人士发言。）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24c560100bn50.html
2008年12月23日星期二
日知录（32）朱涛：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时代的中国建筑和政治经济学：1978—2008
冉按：这是朋友朱涛兄所写的文章，他对建筑的思考，是目前中国许多建筑师所欠缺的。有幸与他一起吃饭聊天，十分享受，他对震区建筑的思考和操心，令我感动。
“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时代的中国建筑和政治经济学：1978－2008
Cross the River by Touching the Stones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form Era: 1978-2008
朱涛
2008年5月12日，中国。这一天开始显得和“往常”一样：中央政府在全力鼓动国人的热情去拥抱北京奥运会——这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盛会，离开幕日已不到三个月了；北京在忙着筹备这场盛会，并向世界展示它最近竖立起来的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物：“鸟巢”、“水立方”、CCTV新总部大楼等等。政府确信全世界将会被中国所慑服：一个崛起的超级大国，将要成就奥林匹克史上最壮观的运动会，该事件将携带一系列宏伟的地标建筑被永载史册—— 一个建筑学的胜利，没有其它国家可以比拟。
下午2点28分，一场八级地震击中了中国西南部的四川汶川。这场灾难揭示出这个国家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在地震带来的所有灾难和不幸中，一个现象凸现出来：乡村震区里有数以千计的学校倒塌和上万名学生被害。这种不合比例的破坏和超常的死亡数目很快激起了大众对乡村学校低劣工程质量的指责——这指向一个被忽略了几十年之久的问题：乡村教育资金的匮乏。
中国一直没能实现其在2000年设下的目标：将国家GDP的4％投资于教育——这是国际上认可的满足教育投资标准的最低限。自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乡村教育已经积累了550亿元的债务，其中多数是亏欠乡村教师的工资和学校的施工费用。
与乡村教育经费匮乏的局面相对比，在全国范围内，政府官员每年花费8500亿元用于公款吃喝、驾车费用和公费考察。政府在奥运会相关项目上共花费2590亿元，其中“鸟巢”花费35亿元，“水立方”9亿元，外加CCTV新总部大楼50多亿元。
不仅在北京，而是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中，无数宏伟的地标建筑矗立起来；在震区，脆弱的校舍定向爆破般垮下——这强烈对比的画面戏剧性地勾画出中国当代社会现实中的极端状况，也展示出跟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走过了三十年历程的当代中国建筑状况。（图1、2）
1978年：摸论
“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是中央领导人形容中国经济改革策略的经典格言。该宏伟的工程始于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该会议的主要成果是将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自1949－1976年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指引下，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而在经济建设方面则是另外一份晦暗的记录，其中“大跃进”是最悲惨的例证。
“大跃进”（1958－60）是毛泽东发起的经济和社会运动，力图通过激进的集体化手段，驱动全国的劳动力，使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该运动很快导致深重的政治、经济和环境灾难，其中包括爆发了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从1958到1962年，在短短几年里，死于饥馑的人数据估计高达三千六百万。 值得指出的是，就在同样的时候，中央政府决定在北京修建“十大建筑”，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十个超大项目，耗费巨大的资源和人力，在10－12个月内建成，为的是赶上1959年10月1日的庆典。这一系列宏伟的纪念碑式建筑，急剧地改变了北京的城市空间，被称为“中国建筑史的开创性成就”——正当中国处在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关头。（图3）
1976年是中国另一个大震荡的一年，期间一系列重大事件，如毛泽东的去世、唐山大地震、文化大革命的解体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的社会经济体系处在全面崩溃的边缘。到1978年末，共产党意识到：没有既定经验可以依靠，没有指导理论可以跟从，它只能通过“摸着石头”，一步步地向前淌过改革的河流。
今天，这种试错式策略经常被称为“中国特色”的反理论的实用主义。但是，改革开始前的一个历史性觉醒不应该被忽略：正是通过一场激烈的理论讨论，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才获得了1978年的“反理论”立场。
1977年初，毛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提出他臭名昭著的“两个凡是”，用以巩固他新获得的地位：“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此期间，中国已经出现了两股自下而上的强大力量呼吁变革：知识分子对民主化的要求和地方农民自发的土地承包试验。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力量，用以抗衡华国锋的教条主义，邓小平于1977年末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理论讨论，试图解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许多知识分子和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参与了这场讨论。到1978年中，结论被概括为一个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取代了华成为中央领导人，正式在1978年12月的党代会上首肯了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共识。
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被称为“第一次思想解放”。在意识形态的教条终于被冲破之后，通过一场富于冒险精神的理论探讨，以“实践”为中心的“反理论”的实用主义开始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1978-2008：过河
自1979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通过稳健地踏上几块大石头开始了“过河”旅程：发起农村改革、成立乡镇企业、 开放沿海一系列城市为国际贸易口岸和经济特区、加强地方财政自主权以鼓励地方开发等。
1884-88期间政府掀起了改革的“第一轮高潮”， 其中包括一系列鼓励市场经济的措施，包括实施价格双轨制、进行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尝试初步的金融改革等。
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严重的问题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浮现：没有健全的民主和法制保障，经济的自由化迅速导致大规模的腐败、通货膨胀和社会不公正现象。
这些负面问题引发了1989年的社会运动。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都投入其中，以争取媒体自由、司法独立和政治改革。最终，中共以极端的方式中止了这场运动，选择仅仅沿着经济发展的道路前行，而不着手进行政治改革。
1992年初期，经过一段短暂的经济萧条和政治不确定性，邓小平进行了视察经济特区的“南巡”。邓赢得区域政府的支持，重新获得中央政府内的政治平衡，再次将中国送上经济改革的进程，而不是进行政治的结构性改造——“高速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央政府意识到当前的经济体系仍是一个介于计划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半成品，于是制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以力求实现向市场经济体系的彻底转变。
一个根本的矛盾暴露无遗：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在政府和党之间划下清晰界线，实现健全的法制，创造出监督和担保市场运作的多中心的网络和独立的运作程序——所有这些都要求以一场深入的政治改革为前提条件，而这是当今执政党一直不愿意面对的话题。
简言之，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世纪之交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促成这种成功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决定将高层的经济权力下放到省份和地方政府，以鼓励它们更多地依赖市场和私营经济，为农业生产和城市开发注入能量。通过将一个国家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化，中国的改革不但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也使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之一。
但在今天，结构性的问题也充分暴露出来：经济的自由化，在没有一系列社会体制进步包括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伴随下，无法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体系。相反，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创造出一种 “有中国特色”的“权贵社会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相混合的政治－经济形态。该经济体通过市场催生出层出不穷的腐败，无情地损耗着国家的自然资源，也摧毁着社会福利系统，损害着社会赖以稳定存在的基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30年前建立起来的原则，如在今天仍要遵守，则必须要进行更深一层的检视：如果“实践”的主体是复数，那么谁的实践应该被用来检验真理？如果实践的后果有很多方面，究竟哪一方面应该被拣选来检验真理？最重要的，谁应该是检验真理的仲裁者？
经过30年的“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今天似乎到了河中央。河水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没有清晰的目的和方向可以辨认，更没有轻易可触摸的石头可以驻足。中国现在面临的本质问题是：怎么摸，什么石头，过什么河，向哪里去？
建筑的权力意志
置身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中，中国当代建筑发展也经历了巨大的“时空压缩”。在30年跌宕起伏的“过河”中，中国建筑师不仅要在发展的“硬道理”下被迫完成极高的产量，还必须得迎合业主的文化需求，为他们投射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图像。这是一个无比匆忙和困惑的时代，它导致了今天很多中国建筑师的一种思想境界：几乎是完全的麻木，他们对建筑于社会的意义，不管是在物质生产上，还是文化表现上，都缺乏批判性的思考。
生产力
中国建筑业自1980年代开始被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之一以来一直呈高速发展。建筑通过其生产过程成为社会运转的一个关键部件，将政治和经济结构连接在一起。但是，其过程的参与者们——中国建筑师，却一直处在一种极端消极的状态，尽管他们产品的社会和物质后果是如此的意义重大。
在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日益减弱，各地普遍缺乏理性规划的状况下，大量地方官员被“大跃进”情结所控制，梦想使社会一夜之间实现跃进。这种情结和短期利润驱使下的投资结合起来时，不光倾向于催生腐败，还制造出大量任意的、没有协调性、浪费性极强的开发项目。此类项目尤其是在中国过去20年的城市开发进程中大量涌现。
在参与到这种进程的同时，很多建筑师认为，扮演一种积极的社会角色，在地方官员、业主和公众利益之间努力幹旋，尽可能使自己的产品达到对社会负责的结果——不啻为一种天方夜谭。一些“明星”建筑师依附于少数新贵阶层的业主，仅仅将专业热情奉献给少数排他性的高端项目上，如豪宅、别墅、富人俱乐部等。而另一些“普遍”建筑师，可能每周都在生产超大型的居住区和城市规划，却很少有人将大众作为真正业主来考虑，几乎没有兴趣将公共住宅作为一种社会性项目，经常也没有时间去探讨更平衡的城市开发模式。他们甚至都无暇关心自己产品的社会和物质后果，更不要说还持有通过建筑实践来改善社会状况的现代主义信念了。 不管出于主动的选择，还是无意识的默认，他们的职业技能经常被吸收到一轮轮的“大跃进”开发过程中，往往导致可怕的后果。
库哈斯曾评说中国建筑师的生产效率比他们的西方同行要高1千倍，很多中国建筑师为之欢欣鼓舞——难道不正是“大跃进”式的冒进开发促成了中国建筑师的超级生产力吗？难道这不是一种令人沮丧的讽刺吗？
更具讽刺性的是，很多学者急着将中国示好，断定中国已进入了“后批评”阶段，在那里意识形态的抗争已经被全球化世界里的市场力量所取代——当然不是这样。在1980年代，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尤其当它与波澜壮阔的“新启蒙”政治-文化运动合流时，的确为在中国创造出相对自由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如前所述，执政党在1989年断然终止该运动，仅重视经济发展而不实行政治改革。因此在中国，市场的力量并不是超越了意识形态，而是被政权用来压制，或试图绕开激烈的意识形态抗争。这个基本事实在很多关于中国当代建筑与城市发展的热情洋溢的叙述中都被忽略掉了，包括库哈斯的关于珠江三角洲的报告《大跃进》。
表现力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晚期，中国建筑只有两种“宏观叙事”的语言可供建筑师运用：现代主义，有时被称为国际式或结构主义；民族形式，经常将鲍扎构图和中国古典元素以及苏联推广的社会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中国建筑师出于对捉摸不定的政治运动的恐惧，同时也意识到形式表现与政治内容之间的联系往往是任意的，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常对形式语言采取一种折衷主义（或机会主义）的态度：他们往往根据眼前特定的政治经济情形，选择其中一种自认为“恰当的”语言，或进行两者的结合。人们可以很清晰地从1959年“十大工程”中辨认出这种折衷策略。
1980-90年代，在中国开始经济改革，整个民族急切地拥抱现代化的时期，这种形式的折衷主义很快固化为两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间的对峙。 经常在“进步的”的建筑论辩中，较少装饰的现代主义形式被认为代表着开放、前瞻、民主，还有最主要的，不妥协的现代性；而民族形式则常被归为专制、保守和为传统所束缚。（图4、5）
然而从1990年代中期始，这两种语言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张力，连同仅被两种“宏观叙事”语言所主导的单调的建筑文化，在四种力量冲击下迅速溃解掉了。
第一，加速发展的商业消费文化倾向于将所有稳定的语言“系统”爆破成浮动、价值自由的碎片；
第二，政府官员们也开始热衷于把民族形式的帽子，或其它任何媚俗的文化象征物，加到简洁的现代主义方盒子头上；（图6）
第三，一组年轻的“实验建筑师”崛起，不仅挣扎着从官方设计院体制中脱离出来，获得实践的独立性，也追求发展出一种“自主”的建筑语言，以期能够摆脱所有意识形态含义。该组建筑师为丰富当代中国建筑的形式语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图7） 在另一方面，与形式探索相配合，他们还积极致力于新的建筑话语的建设。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引进了一系列的理论话题——纯形式、抽象空间、概念设计、建构学、批判地域主义，等等。 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理论讨论都犹如蜻蜓点水，没能潜入到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深层中，为中国建筑师的立足奠定稳固的基石。
第四，外国建筑师开始蜂拥进入中国，时常对待这个国度如同——按扎哈 • 哈蒂的说法——“一张难以置信的用来创新的白纸”。正是这组建筑师在全国各大城市制造了最令人晕眩的建筑地标。在中国的时代精神大潮的最前端冲浪，这些外国建筑师，不管是生意人还是文化激进分子，都被毫无间隙地吸收到现有政权中，用以向世界展示其超级权力。国际建筑师制造的光炫的建筑图腾，不管是设计精良的一个个单个物体，还是设计低劣的一桩桩孤立的事故，都被轻易地转变为政权手中壮观的宣传品。
2008年涌现出的一批项目，从北京奥运到上海世博会工程，到民间的“鄂尔多斯100”等，似乎在显示出中国建筑发展的一种新状况：尽管在过去10年中，商业、官方、实验和国际四个建筑团队的出发点和朝向各不相同，它们却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汇集到今天的一个共同点上——那是河中央的某个地方，在那里前方没有清晰的社会图景，后方失去了文化的连续性，而在其核心处——中国建筑学作为一个学科赖以存在的严谨话语仍在缺失。在这样一种内核空虚、任意漂浮的状态中，中国建筑失去了赖以定位的文化语境和价值参照系。建筑师们即使偶有精品产生，其意义都很难被准确地放在建筑发展脉络中，深入地阐发出来；更多的时候，为强行注入“意义”，建筑师们不得不依靠两个策略：让相关建筑活动成为轰动社会的“媒体事件”，让建筑作品成为冲击人感官的“奇观景象”。面对那些“奇观景象”——鸟巢、CCTV、林立的浦东摩天楼（图8）等——人们已经很难分辨出激进的前卫实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品与媚俗的商业招牌和文化象征物之间的区别。从这种意义上说，2008年是中国建筑语言大溃解的时刻。此时，中国建筑文化似乎无法再一步一步地逐渐演化，而只能转着圈漂浮，任由各种外部的随机力量推来搡去。既然不可能再有另类的选择，于是任何事物都可能发生，都匆匆而过……
2008年，乡村垮掉的学校的废墟与各大城市的地标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画面并列在一起，构成一幅令人震撼的时代的象征图像，该图像揭示着深深植根于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矛盾。它既是对中国经济建设伟大成就的欢呼，也同时是对以牺牲社会公义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强烈谴责。对于中国建筑师，它也是一个提醒：那种弥漫在当代中国建筑界的对权力的盲目臣服，那种脱离历史语境、回避社会问题、无价值判断地进行建筑实践，而不考虑其社会责任和后果，无深度地进行形式探索，而不追问其意义的态度，亟需进行批判性地检视。
（本文是朱涛的 “Cross the River by Touching the Stones: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form Era 1978-2008” 一文译文，原文刊登在Architectural Design 杂志2009年1/2期）
文中引用的图片
图1、2：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284/
图3：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299/
图4、5：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304/
图6：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315/
图7：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326/
图8：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565/
来源：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946446/
“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时代的中国建筑和政治经济学：1978－2008
Cross the River by Touching the Stones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form Era: 1978-2008
朱涛
2008年5月12日，中国。这一天开始显得和“往常”一样：中央政府在全力鼓动国人的热情去拥抱北京奥运会——这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盛会，离开幕日已不到三个月了；北京在忙着筹备这场盛会，并向世界展示它最近竖立起来的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物：“鸟巢”、“水立方”、CCTV新总部大楼等等。政府确信全世界将会被中国所慑服：一个崛起的超级大国，将要成就奥林匹克史上最壮观的运动会，该事件将携带一系列宏伟的地标建筑被永载史册—— 一个建筑学的胜利，没有其它国家可以比拟。
下午2点28分，一场八级地震击中了中国西南部的四川汶川。这场灾难揭示出这个国家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在地震带来的所有灾难和不幸中，一个现象凸现出来：乡村震区里有数以千计的学校倒塌和上万名学生被害。这种不合比例的破坏和超常的死亡数目很快激起了大众对乡村学校低劣工程质量的指责——这指向一个被忽略了几十年之久的问题：乡村教育资金的匮乏。
中国一直没能实现其在2000年设下的目标：将国家GDP的4％投资于教育——这是国际上认可的满足教育投资标准的最低限。自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乡村教育已经积累了550亿元的债务，其中多数是亏欠乡村教师的工资和学校的施工费用。
与乡村教育经费匮乏的局面相对比，在全国范围内，政府官员每年花费8500亿元用于公款吃喝、驾车费用和公费考察。政府在奥运会相关项目上共花费2590亿元，其中“鸟巢”花费35亿元，“水立方”9亿元，外加CCTV新总部大楼50多亿元。
不仅在北京，而是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中，无数宏伟的地标建筑矗立起来；在震区，脆弱的校舍定向爆破般垮下——这强烈对比的画面戏剧性地勾画出中国当代社会现实中的极端状况，也展示出跟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走过了三十年历程的当代中国建筑状况。（图1、2）
1978年：摸论
“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是中央领导人形容中国经济改革策略的经典格言。该宏伟的工程始于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该会议的主要成果是将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自1949－1976年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指引下，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而在经济建设方面则是另外一份晦暗的记录，其中“大跃进”是最悲惨的例证。
“大跃进”（1958－60）是毛泽东发起的经济和社会运动，力图通过激进的集体化手段，驱动全国的劳动力，使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该运动很快导致深重的政治、经济和环境灾难，其中包括爆发了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从1958到1962年，在短短几年里，死于饥馑的人数据估计高达三千六百万。 值得指出的是，就在同样的时候，中央政府决定在北京修建“十大建筑”，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十个超大项目，耗费巨大的资源和人力，在10－12个月内建成，为的是赶上1959年10月1日的庆典。这一系列宏伟的纪念碑式建筑，急剧地改变了北京的城市空间，被称为“中国建筑史的开创性成就”——正当中国处在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关头。（图3）
1976年是中国另一个大震荡的一年，期间一系列重大事件，如毛泽东的去世、唐山大地震、文化大革命的解体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的社会经济体系处在全面崩溃的边缘。到1978年末，共产党意识到：没有既定经验可以依靠，没有指导理论可以跟从，它只能通过“摸着石头”，一步步地向前淌过改革的河流。
今天，这种试错式策略经常被称为“中国特色”的反理论的实用主义。但是，改革开始前的一个历史性觉醒不应该被忽略：正是通过一场激烈的理论讨论，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才获得了1978年的“反理论”立场。
1977年初，毛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提出他臭名昭著的“两个凡是”，用以巩固他新获得的地位：“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此期间，中国已经出现了两股自下而上的强大力量呼吁变革：知识分子对民主化的要求和地方农民自发的土地承包试验。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力量，用以抗衡华国锋的教条主义，邓小平于1977年末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理论讨论，试图解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许多知识分子和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参与了这场讨论。到1978年中，结论被概括为一个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取代了华成为中央领导人，正式在1978年12月的党代会上首肯了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共识。
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被称为“第一次思想解放”。在意识形态的教条终于被冲破之后，通过一场富于冒险精神的理论探讨，以“实践”为中心的“反理论”的实用主义开始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1978-2008：过河
自1979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通过稳健地踏上几块大石头开始了“过河”旅程：发起农村改革、成立乡镇企业、 开放沿海一系列城市为国际贸易口岸和经济特区、加强地方财政自主权以鼓励地方开发等。
1884-88期间政府掀起了改革的“第一轮高潮”， 其中包括一系列鼓励市场经济的措施，包括实施价格双轨制、进行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尝试初步的金融改革等。
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严重的问题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浮现：没有健全的民主和法制保障，经济的自由化迅速导致大规模的腐败、通货膨胀和社会不公正现象。
这些负面问题引发了1989年的社会运动。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都投入其中，以争取媒体自由、司法独立和政治改革。最终，中共以极端的方式中止了这场运动，选择仅仅沿着经济发展的道路前行，而不着手进行政治改革。
1992年初期，经过一段短暂的经济萧条和政治不确定性，邓小平进行了视察经济特区的“南巡”。邓赢得区域政府的支持，重新获得中央政府内的政治平衡，再次将中国送上经济改革的进程，而不是进行政治的结构性改造——“高速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央政府意识到当前的经济体系仍是一个介于计划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半成品，于是制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以力求实现向市场经济体系的彻底转变。
一个根本的矛盾暴露无遗：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在政府和党之间划下清晰界线，实现健全的法制，创造出监督和担保市场运作的多中心的网络和独立的运作程序——所有这些都要求以一场深入的政治改革为前提条件，而这是当今执政党一直不愿意面对的话题。
简言之，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世纪之交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促成这种成功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决定将高层的经济权力下放到省份和地方政府，以鼓励它们更多地依赖市场和私营经济，为农业生产和城市开发注入能量。通过将一个国家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化，中国的改革不但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也使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之一。
但在今天，结构性的问题也充分暴露出来：经济的自由化，在没有一系列社会体制进步包括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伴随下，无法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体系。相反，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创造出一种 “有中国特色”的“权贵社会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相混合的政治－经济形态。该经济体通过市场催生出层出不穷的腐败，无情地损耗着国家的自然资源，也摧毁着社会福利系统，损害着社会赖以稳定存在的基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30年前建立起来的原则，如在今天仍要遵守，则必须要进行更深一层的检视：如果“实践”的主体是复数，那么谁的实践应该被用来检验真理？如果实践的后果有很多方面，究竟哪一方面应该被拣选来检验真理？最重要的，谁应该是检验真理的仲裁者？
经过30年的“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今天似乎到了河中央。河水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没有清晰的目的和方向可以辨认，更没有轻易可触摸的石头可以驻足。中国现在面临的本质问题是：怎么摸，什么石头，过什么河，向哪里去？
建筑的权力意志
置身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中，中国当代建筑发展也经历了巨大的“时空压缩”。在30年跌宕起伏的“过河”中，中国建筑师不仅要在发展的“硬道理”下被迫完成极高的产量，还必须得迎合业主的文化需求，为他们投射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图像。这是一个无比匆忙和困惑的时代，它导致了今天很多中国建筑师的一种思想境界：几乎是完全的麻木，他们对建筑于社会的意义，不管是在物质生产上，还是文化表现上，都缺乏批判性的思考。
生产力
中国建筑业自1980年代开始被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之一以来一直呈高速发展。建筑通过其生产过程成为社会运转的一个关键部件，将政治和经济结构连接在一起。但是，其过程的参与者们——中国建筑师，却一直处在一种极端消极的状态，尽管他们产品的社会和物质后果是如此的意义重大。
在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日益减弱，各地普遍缺乏理性规划的状况下，大量地方官员被“大跃进”情结所控制，梦想使社会一夜之间实现跃进。这种情结和短期利润驱使下的投资结合起来时，不光倾向于催生腐败，还制造出大量任意的、没有协调性、浪费性极强的开发项目。此类项目尤其是在中国过去20年的城市开发进程中大量涌现。
在参与到这种进程的同时，很多建筑师认为，扮演一种积极的社会角色，在地方官员、业主和公众利益之间努力幹旋，尽可能使自己的产品达到对社会负责的结果——不啻为一种天方夜谭。一些“明星”建筑师依附于少数新贵阶层的业主，仅仅将专业热情奉献给少数排他性的高端项目上，如豪宅、别墅、富人俱乐部等。而另一些“普遍”建筑师，可能每周都在生产超大型的居住区和城市规划，却很少有人将大众作为真正业主来考虑，几乎没有兴趣将公共住宅作为一种社会性项目，经常也没有时间去探讨更平衡的城市开发模式。他们甚至都无暇关心自己产品的社会和物质后果，更不要说还持有通过建筑实践来改善社会状况的现代主义信念了。 不管出于主动的选择，还是无意识的默认，他们的职业技能经常被吸收到一轮轮的“大跃进”开发过程中，往往导致可怕的后果。
库哈斯曾评说中国建筑师的生产效率比他们的西方同行要高1千倍，很多中国建筑师为之欢欣鼓舞——难道不正是“大跃进”式的冒进开发促成了中国建筑师的超级生产力吗？难道这不是一种令人沮丧的讽刺吗？
更具讽刺性的是，很多学者急着将中国示好，断定中国已进入了“后批评”阶段，在那里意识形态的抗争已经被全球化世界里的市场力量所取代——当然不是这样。在1980年代，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尤其当它与波澜壮阔的“新启蒙”政治-文化运动合流时，的确为在中国创造出相对自由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如前所述，执政党在1989年断然终止该运动，仅重视经济发展而不实行政治改革。因此在中国，市场的力量并不是超越了意识形态，而是被政权用来压制，或试图绕开激烈的意识形态抗争。这个基本事实在很多关于中国当代建筑与城市发展的热情洋溢的叙述中都被忽略掉了，包括库哈斯的关于珠江三角洲的报告《大跃进》。
表现力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晚期，中国建筑只有两种“宏观叙事”的语言可供建筑师运用：现代主义，有时被称为国际式或结构主义；民族形式，经常将鲍扎构图和中国古典元素以及苏联推广的社会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中国建筑师出于对捉摸不定的政治运动的恐惧，同时也意识到形式表现与政治内容之间的联系往往是任意的，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常对形式语言采取一种折衷主义（或机会主义）的态度：他们往往根据眼前特定的政治经济情形，选择其中一种自认为“恰当的”语言，或进行两者的结合。人们可以很清晰地从1959年“十大工程”中辨认出这种折衷策略。
1980-90年代，在中国开始经济改革，整个民族急切地拥抱现代化的时期，这种形式的折衷主义很快固化为两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间的对峙。 经常在“进步的”的建筑论辩中，较少装饰的现代主义形式被认为代表着开放、前瞻、民主，还有最主要的，不妥协的现代性；而民族形式则常被归为专制、保守和为传统所束缚。（图4、5）
然而从1990年代中期始，这两种语言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张力，连同仅被两种“宏观叙事”语言所主导的单调的建筑文化，在四种力量冲击下迅速溃解掉了。
第一，加速发展的商业消费文化倾向于将所有稳定的语言“系统”爆破成浮动、价值自由的碎片；
第二，政府官员们也开始热衷于把民族形式的帽子，或其它任何媚俗的文化象征物，加到简洁的现代主义方盒子头上；（图6）
第三，一组年轻的“实验建筑师”崛起，不仅挣扎着从官方设计院体制中脱离出来，获得实践的独立性，也追求发展出一种“自主”的建筑语言，以期能够摆脱所有意识形态含义。该组建筑师为丰富当代中国建筑的形式语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图7） 在另一方面，与形式探索相配合，他们还积极致力于新的建筑话语的建设。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引进了一系列的理论话题——纯形式、抽象空间、概念设计、建构学、批判地域主义，等等。 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理论讨论都犹如蜻蜓点水，没能潜入到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深层中，为中国建筑师的立足奠定稳固的基石。
第四，外国建筑师开始蜂拥进入中国，时常对待这个国度如同——按扎哈 • 哈蒂的说法——“一张难以置信的用来创新的白纸”。正是这组建筑师在全国各大城市制造了最令人晕眩的建筑地标。在中国的时代精神大潮的最前端冲浪，这些外国建筑师，不管是生意人还是文化激进分子，都被毫无间隙地吸收到现有政权中，用以向世界展示其超级权力。国际建筑师制造的光炫的建筑图腾，不管是设计精良的一个个单个物体，还是设计低劣的一桩桩孤立的事故，都被轻易地转变为政权手中壮观的宣传品。
2008年涌现出的一批项目，从北京奥运到上海世博会工程，到民间的“鄂尔多斯100”等，似乎在显示出中国建筑发展的一种新状况：尽管在过去10年中，商业、官方、实验和国际四个建筑团队的出发点和朝向各不相同，它们却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汇集到今天的一个共同点上——那是河中央的某个地方，在那里前方没有清晰的社会图景，后方失去了文化的连续性，而在其核心处——中国建筑学作为一个学科赖以存在的严谨话语仍在缺失。在这样一种内核空虚、任意漂浮的状态中，中国建筑失去了赖以定位的文化语境和价值参照系。建筑师们即使偶有精品产生，其意义都很难被准确地放在建筑发展脉络中，深入地阐发出来；更多的时候，为强行注入“意义”，建筑师们不得不依靠两个策略：让相关建筑活动成为轰动社会的“媒体事件”，让建筑作品成为冲击人感官的“奇观景象”。面对那些“奇观景象”——鸟巢、CCTV、林立的浦东摩天楼（图8）等——人们已经很难分辨出激进的前卫实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品与媚俗的商业招牌和文化象征物之间的区别。从这种意义上说，2008年是中国建筑语言大溃解的时刻。此时，中国建筑文化似乎无法再一步一步地逐渐演化，而只能转着圈漂浮，任由各种外部的随机力量推来搡去。既然不可能再有另类的选择，于是任何事物都可能发生，都匆匆而过……
2008年，乡村垮掉的学校的废墟与各大城市的地标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画面并列在一起，构成一幅令人震撼的时代的象征图像，该图像揭示着深深植根于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矛盾。它既是对中国经济建设伟大成就的欢呼，也同时是对以牺牲社会公义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强烈谴责。对于中国建筑师，它也是一个提醒：那种弥漫在当代中国建筑界的对权力的盲目臣服，那种脱离历史语境、回避社会问题、无价值判断地进行建筑实践，而不考虑其社会责任和后果，无深度地进行形式探索，而不追问其意义的态度，亟需进行批判性地检视。
（本文是朱涛的 “Cross the River by Touching the Stones: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form Era 1978-2008” 一文译文，原文刊登在Architectural Design 杂志2009年1/2期）
文中引用的图片
图1、2：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284/
图3：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299/
图4、5：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304/
图6：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315/
图7：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326/
图8：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85605565/
来源：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946446/
日知录（31）公安部：对企业高管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
京华时报12月24日报道 据新华社电 昨天，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在召开的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说，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各级公安经侦部门要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讲究执法方式方法，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
郑少东说，决不能因为执法不当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更不能从地方和部门利益出发，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雪上加霜，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郑少东表示，对涉嫌犯罪企业的正常经营账户、资金，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也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要从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出发，根据必要与可行的原则，正确适用强制措施。
之所以提出上述要求，郑少东解释说，受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经济犯罪形势日趋严峻，打击经济犯罪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日益繁重，执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正确适用强制措施。
(本文来源：京华时报 )
来源：http://news.163.com/08/1224/03/4TT97VDN0001124J.html
郑少东说，决不能因为执法不当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更不能从地方和部门利益出发，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雪上加霜，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郑少东表示，对涉嫌犯罪企业的正常经营账户、资金，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也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要从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出发，根据必要与可行的原则，正确适用强制措施。
之所以提出上述要求，郑少东解释说，受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经济犯罪形势日趋严峻，打击经济犯罪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日益繁重，执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正确适用强制措施。
(本文来源：京华时报 )
来源：http://news.163.com/08/1224/03/4TT97VDN0001124J.html
2008年12月22日星期一
历史之耻（媒体4.3）Detentions raise old questions about protecting journalists
Detentions raise old questions about protecting journalists
By Emma Lupano — Just one week after the arrest in Beijing of Li Min, a CCTV journalist accused of taking bribes while covering a story in Shanxi, Chinese media reported last week that Guan Jian, another Beijing journalist, had been ”taken away” by the police in early December while on a reporting stint to the same province. [Frontpage Image: “Locked and Chained” by Darwin Bell available at Flickr.com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It is still not clear precisely what circumstances led to the arrest of Guan, a journalist from Network News (网络报). Accounts in Chinese media say the journalist went to Shanxi province to investigate a local real estate company.
Media reports have said that Guan Jian was spirited away from a hotel lobby where he was waiting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 when five men forced the reporter into a silver Volkswagen Touareg. Evidence of the “kidnapping,” as some called it, came as hotel video surveillance footage was made public by The Beijing News on December 15.
The day after the footage became national news, one of Guan’s co-workers, Li Chuyi, wrote on his weblog that Guan had been found. A partial translation of the blog post can be found at ESWN. Here is a portion:
At 3pm on December 15, 2008, I received a telephone call from the family of Guan Jian. At 12:32pm, a man claiming to be with the Hebei province Zhangjiakou city police department economic crime investigation squad used Guan Jian’s mobile phone to call them. The man said that Guan Jian was taken away by Zhangjiakou police at 6pm on December 1 from the Jinjiang Star Hotel and is presently criminally detained by the Zhangjiakou police. The man asked the family to bring some money and medicine over. When asked why, the man said that the medicine was for Guan Jian’s coronary heart ailment, high cholesterol and high blood pressure, while the money was for improving Guan Jian’s living conditions at the detention center. Why was Guan Jian taken away? What crime did he commit? Why did they notify the family fourteen days later? The Zhangjiakou policeman refused to answer any of these questions. At 5pm, I contacted the Zhangjiakou city police department economic crime investigation squad on behalf of my work unit. I asked about Guan Jian’s present condition, the reason why he was detained and why they waited so long before informing the family. A police officer named Tian gave unfriendly answers such as “It is not convenient to say,”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 case,” “We informed Guan Jian’s family at noon today.”
Li Chuyi argued that police from Zhangjiakou had violated China’s Criminal Law, which requires notification of local police (in this case, Taiyuan) in the event of cross-jurisdictional arrests, and also specifies that family members be notified within 24 hours of the arrest. Zhangjiakou police have since admitted that they arrested the reporter in Taiyuan.
After initial coverage by The Beijing News, scores of Chinese newspapers followed up on the story and many editorial pages questioned the tactics used by Hebei police to arrest Guan Jian.
One of the first commentaries came from Wang Gangqiao (王刚桥), an academic, in The Beijing News on December 16. A partial translation follows:
“Detention by law is OK, but secret arrest is not”
Guan Jian, a journalist from Beijing’s Network News mysteriously disappeared in Shanxi province while carrying out reporting in the region. According to surveillance video from the hotel [where the detention occurred], Guan Jian was taken away on December 1 at around 6pm by five people who restrained his arms and forced him into a Volkswagen Touareg. . .
This news left people astonished. Guan Jian has been missing for half a month already, and it was a week ago that his family went to Shanxi province to complain to police. The police opened a case file and launched an investigation, making a 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 that the reporter was “missing.” Shanxi authorities, the victim’s family and his employer put great effort and resources into tracking down this missing person — then we learn out of the blue that the “missing person” was led away by police. Even those with little or not background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would ask to obvious questions: why didn’t police inform the family about the arrest? Even though police authorities in Shanxi said yesterday that Zhangjiakou police made contact with Taiyuan police before taking Guan Jian away, why was it that Guan’s family received no explanation before this? And what are the crimes for which Guan is begin “taken away”? Is his being “taken away” a matter of “summons” (拘传) or of “detention” (拘留)?
The arrest of a journalist in Taiyuan by Zhangjiakou police has bewildered the public, and the police should give the public, including Guan Jian and his family, a single reasonable explanation. If the “taking away” of the suspect was not conducted according to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n those specific police personnel responsible should face proper legal consequences . . . The police cannot arrest people in secret, because justice without procedure is not justice at all.
A December 16 editorial in Kunming’s Spring City Evening News by Nuo Song (傩送) used the Guan Jian case to discuss the social role and plight of journalists working in China today. The editorial accused “certain government authorities” of leaving reporters on their one in the fight against injustice:
“Journalist cannot bear on their weak shoulder the entire burden of social justice”
Cases of journalists facing violence have become nothing new in recent years. According to survey conducted by China Youth Daily, journalists rank third on a list of most dangerous professions [in China], falling just behind police and miners. With successive versions of “[outside] police entering Beijing to seize journalists” arising from Liaoning and Shanxi provinces, editorial pages at many media have explored the question: how do we protect journalists’ legal right to carry out reporting? And now, with [reporter] Guan Jian missing, people are once again asking: how do we ensure that the bodily safety of journalists is not violated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reporting?
But this write cares even more about another question. Namely, who is it that puts journalists in harm’s way?
We live in an age in which journalists are “all powerful.” Journalists aren’t just lookouts on the prow, reporters of the truth, or capable detectives — many dark aspects of our society receive the at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only after journalists have revealed them, and we can see this in the Loufan (娄烦) landslide incident and the Sanlu milk powder scandal. Journalists have become the courageous front-line soldiers in the battle to expose social ills, and this is a very dignified thing. But what is regrettable is that they don’t have the hand-to-hand combat skills of 007, and once they are set upon by dark forces they can only surrender to them.
There are many journalists who, like Guan Jian, exceed the call of duty and go beyond the range of their capabilities, and thereby court danger. In many ways this “going beyond” on the part of journalists owes to the fact that certain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re remiss in their duties.
Looking at the case of Guan Jian’s “disappearance”, we can see at least these two major failings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First of all, [while a people’s congress official is reportedly linked to Guan’s detention] the position of deputy director of a local people’s congress means the official in question counts as a national public servant (国家公职人员), and according to the Law on Public Servants, civil servants must not engage in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must not hold positions within companies or profit-making entities. When this deputy director of the local people’s congress took office and was simultaneously a corporate executive at a real estate company, did the local government not know about this, or just pretend not to see?
Secondly, if a Shanxi [real estate] company is suspected of having acted against regulations, should it be necessary to rely on a Beijing journalist traveling thousands of kilometres away to investigate the case? What are the local branche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judiciary departments doing exactly? . . .
FURTHER READINGS:
“Chinese reporter chasing corruption claims disappears“, Reuters, December 16, 2008
http://news.yahoo.com/s/nm/20081215/wl_nm/us_china_kidnapping
“Guan Jian’s case needs procedural justice“, Xi’an Evening News, December 17, 2008
http://epaper.xawb.com/xawb/html/2008-12/17/content_95617.htm
“How can they notify family members of the journalist’s arrest 14 days after the fact?“, Chengdu Evening News, December 17, 2008
http://www.cdwb.com.cn/html/2008-12/17/node_302.htm
ON THE LI MIN CASE:
“Shanxi prosecutor goes to Beijing to arrest CCTV’s female reporter“, People’s Daily Online, December 8, 2008
http://npc.people.com.cn/GB/8475195.html
“CCTV Reporter’s Arrest Causes a Stir“,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9, 2008
http://blogs.wsj.com/chinajournal/2008/12/09/cctv-reporters-arrest-causes-a-stir/
source：http://cmp.hku.hk/2008/12/22/1434/
By Emma Lupano — Just one week after the arrest in Beijing of Li Min, a CCTV journalist accused of taking bribes while covering a story in Shanxi, Chinese media reported last week that Guan Jian, another Beijing journalist, had been ”taken away” by the police in early December while on a reporting stint to the same province. [Frontpage Image: “Locked and Chained” by Darwin Bell available at Flickr.com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It is still not clear precisely what circumstances led to the arrest of Guan, a journalist from Network News (网络报). Accounts in Chinese media say the journalist went to Shanxi province to investigate a local real estate company.
Media reports have said that Guan Jian was spirited away from a hotel lobby where he was waiting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 when five men forced the reporter into a silver Volkswagen Touareg. Evidence of the “kidnapping,” as some called it, came as hotel video surveillance footage was made public by The Beijing News on December 15.
The day after the footage became national news, one of Guan’s co-workers, Li Chuyi, wrote on his weblog that Guan had been found. A partial translation of the blog post can be found at ESWN. Here is a portion:
At 3pm on December 15, 2008, I received a telephone call from the family of Guan Jian. At 12:32pm, a man claiming to be with the Hebei province Zhangjiakou city police department economic crime investigation squad used Guan Jian’s mobile phone to call them. The man said that Guan Jian was taken away by Zhangjiakou police at 6pm on December 1 from the Jinjiang Star Hotel and is presently criminally detained by the Zhangjiakou police. The man asked the family to bring some money and medicine over. When asked why, the man said that the medicine was for Guan Jian’s coronary heart ailment, high cholesterol and high blood pressure, while the money was for improving Guan Jian’s living conditions at the detention center. Why was Guan Jian taken away? What crime did he commit? Why did they notify the family fourteen days later? The Zhangjiakou policeman refused to answer any of these questions. At 5pm, I contacted the Zhangjiakou city police department economic crime investigation squad on behalf of my work unit. I asked about Guan Jian’s present condition, the reason why he was detained and why they waited so long before informing the family. A police officer named Tian gave unfriendly answers such as “It is not convenient to say,”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 case,” “We informed Guan Jian’s family at noon today.”
Li Chuyi argued that police from Zhangjiakou had violated China’s Criminal Law, which requires notification of local police (in this case, Taiyuan) in the event of cross-jurisdictional arrests, and also specifies that family members be notified within 24 hours of the arrest. Zhangjiakou police have since admitted that they arrested the reporter in Taiyuan.
After initial coverage by The Beijing News, scores of Chinese newspapers followed up on the story and many editorial pages questioned the tactics used by Hebei police to arrest Guan Jian.
One of the first commentaries came from Wang Gangqiao (王刚桥), an academic, in The Beijing News on December 16. A partial translation follows:
“Detention by law is OK, but secret arrest is not”
Guan Jian, a journalist from Beijing’s Network News mysteriously disappeared in Shanxi province while carrying out reporting in the region. According to surveillance video from the hotel [where the detention occurred], Guan Jian was taken away on December 1 at around 6pm by five people who restrained his arms and forced him into a Volkswagen Touareg. . .
This news left people astonished. Guan Jian has been missing for half a month already, and it was a week ago that his family went to Shanxi province to complain to police. The police opened a case file and launched an investigation, making a 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 that the reporter was “missing.” Shanxi authorities, the victim’s family and his employer put great effort and resources into tracking down this missing person — then we learn out of the blue that the “missing person” was led away by police. Even those with little or not background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would ask to obvious questions: why didn’t police inform the family about the arrest? Even though police authorities in Shanxi said yesterday that Zhangjiakou police made contact with Taiyuan police before taking Guan Jian away, why was it that Guan’s family received no explanation before this? And what are the crimes for which Guan is begin “taken away”? Is his being “taken away” a matter of “summons” (拘传) or of “detention” (拘留)?
The arrest of a journalist in Taiyuan by Zhangjiakou police has bewildered the public, and the police should give the public, including Guan Jian and his family, a single reasonable explanation. If the “taking away” of the suspect was not conducted according to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n those specific police personnel responsible should face proper legal consequences . . . The police cannot arrest people in secret, because justice without procedure is not justice at all.
A December 16 editorial in Kunming’s Spring City Evening News by Nuo Song (傩送) used the Guan Jian case to discuss the social role and plight of journalists working in China today. The editorial accused “certain government authorities” of leaving reporters on their one in the fight against injustice:
“Journalist cannot bear on their weak shoulder the entire burden of social justice”
Cases of journalists facing violence have become nothing new in recent years. According to survey conducted by China Youth Daily, journalists rank third on a list of most dangerous professions [in China], falling just behind police and miners. With successive versions of “[outside] police entering Beijing to seize journalists” arising from Liaoning and Shanxi provinces, editorial pages at many media have explored the question: how do we protect journalists’ legal right to carry out reporting? And now, with [reporter] Guan Jian missing, people are once again asking: how do we ensure that the bodily safety of journalists is not violated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reporting?
But this write cares even more about another question. Namely, who is it that puts journalists in harm’s way?
We live in an age in which journalists are “all powerful.” Journalists aren’t just lookouts on the prow, reporters of the truth, or capable detectives — many dark aspects of our society receive the at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only after journalists have revealed them, and we can see this in the Loufan (娄烦) landslide incident and the Sanlu milk powder scandal. Journalists have become the courageous front-line soldiers in the battle to expose social ills, and this is a very dignified thing. But what is regrettable is that they don’t have the hand-to-hand combat skills of 007, and once they are set upon by dark forces they can only surrender to them.
There are many journalists who, like Guan Jian, exceed the call of duty and go beyond the range of their capabilities, and thereby court danger. In many ways this “going beyond” on the part of journalists owes to the fact that certain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re remiss in their duties.
Looking at the case of Guan Jian’s “disappearance”, we can see at least these two major failings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First of all, [while a people’s congress official is reportedly linked to Guan’s detention] the position of deputy director of a local people’s congress means the official in question counts as a national public servant (国家公职人员), and according to the Law on Public Servants, civil servants must not engage in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must not hold positions within companies or profit-making entities. When this deputy director of the local people’s congress took office and was simultaneously a corporate executive at a real estate company, did the local government not know about this, or just pretend not to see?
Secondly, if a Shanxi [real estate] company is suspected of having acted against regulations, should it be necessary to rely on a Beijing journalist traveling thousands of kilometres away to investigate the case? What are the local branche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judiciary departments doing exactly? . . .
FURTHER READINGS:
“Chinese reporter chasing corruption claims disappears“, Reuters, December 16, 2008
http://news.yahoo.com/s/nm/20081215/wl_nm/us_china_kidnapping
“Guan Jian’s case needs procedural justice“, Xi’an Evening News, December 17, 2008
http://epaper.xawb.com/xawb/html/2008-12/17/content_95617.htm
“How can they notify family members of the journalist’s arrest 14 days after the fact?“, Chengdu Evening News, December 17, 2008
http://www.cdwb.com.cn/html/2008-12/17/node_302.htm
ON THE LI MIN CASE:
“Shanxi prosecutor goes to Beijing to arrest CCTV’s female reporter“, People’s Daily Online, December 8, 2008
http://npc.people.com.cn/GB/8475195.html
“CCTV Reporter’s Arrest Causes a Stir“,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9, 2008
http://blogs.wsj.com/chinajournal/2008/12/09/cctv-reporters-arrest-causes-a-stir/
source：http://cmp.hku.hk/2008/12/22/1434/
2008年12月20日星期六
日知录（30）Hu bows to the left in 30th anniversary speech
[SWCC =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u bows to the left in 30th anniversary speech
By David Bandurski — When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delivered a speech Thursday morning in Beijing’s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to honor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country, his words pointed to a leftward shift in Chinese politics — a possible reaction in part against the recent Charter 08, a manifesto signed by promin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calling for broad political reform.
According to our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Hu’s speech, more left-trending keywords like “socialism”, “Marx” and 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 were prominent in Thursday’s speech — noticeably more so than in Hu’s 17th Congress address last year.
Here are a few keywords whose overall use Thursday surpassed that of Hu’s 17th National Congress speech, which was in fact 10,000 words longer than Thursday’s 18,000 words.
More moderate terms, such as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intraparty democracy” were less prominent.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a number of erstwhile Jiang Zemin terms made an unexpected return.
Toward the beginning of his speech, Hu Jintao resurrected the Jiang-era notion of “westernization and separatism”, the idea that hostile Western forces aim to co-opt Chinese and weaken China by exploiting territorial tensions (Taiwan, Tibet, etc.).
In another section of his speech, dealing with institutional reforms as a guarante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Hu Jintao resurrected the xenophobic Jiang-era phrase “[We must] never copy,” referring t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odels of the West.
Terms we were on the lookout for ahead of last year’s 17th National Congress but which never materialized, including “constitutionalism”, “civil society” and “citizen’s rights”, were absent from Thursday’s speech as well.
[Posted by David Bandurski, December 20, 2008, 1:09am HK]
source：http://cmp.hku.hk/2008/12/20/1447/
日知录（29）专访胡泳：互联网是一个未完成的公共领域
『关天茶舍』[学术]专访胡泳：互联网是一个未完成的公共领域
作者：李国盛 提交日期：2008-12-19 14:09:00
链接：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1674162&Key=489082971&strItem=no01&idArticle=395095&flag=1
胡泳教授在96年翻译的《数字化生存》是很多互联网从业者的启蒙书。今年他出版了互联网研究的最新著作《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
我最近和他就“网络和中国”话题进行了交流，整理稿我会贴上来。如果有朋友想进行更多交流，请直接跟贴留言，胡教授稍后会回复。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价值中国网总编辑。历任《经济信息联播》主编、《对话》总策划、《赢在中国》总编辑、《我们》总策划。
著作包括《网络为王》、《时代英雄》、《黑客：电脑时代的牛仔》、《另类空间》等，译作包括《数字化生存》、《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等。
提要：
1、重大问题的讨论
胡泳：一个缺乏对重要问题持续争议的文明就是通向极权主义和死亡的文明。这两种结局都是特别可怕的。我们应该对事关中国的各种重大问题都进行讨论，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种讨论是无法进行的。
2、口碑营销
胡泳：我们看到很多玩家都在玩儿“口碑营销”，比如国有企业，也在散布各种混淆视听的信息，在我看来是很恶劣的，民营企业也在玩儿信息，各种企业都在利用信息的混杂试图获取利益。大家处理信息的能力，并不见得随着信息的增多而提高，所以很多公关公司都在利用这种弱点来搞这个东西。当然还有更加恶劣的事情。
3、五毛党
胡泳：我说的更加恶劣的东西俗称“五毛”。它们其实是和公关公司所谓的“口碑营销”做着类似的事情，都在试图愚弄网友，进而给自己带来利益。他们的危害更大。
4、两种力量
胡泳：中国互联网十几年的发展有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是政府自上而下，一种力量是网民自下而上。政府希望经济上互联网得到发展，也希望在政治上能够控制互联网给它带来不利的地方。所以政府在投入到基础设施之后，也投了大量钱在防火墙上，人力物力都是消耗很大的。但是始终存在另一股力量，就是从下而上的互联网，千百万网民有一个量级的关系，一千人和一亿人在网上的差别太大了。这么多网民在这个上面互动的话，这里面产生的事情很多不是能够想象得到的。
5、公共空间
胡泳：我们公共空间这么困难，核心在于我们是双重挤压，权力挤压很厉害，商业挤压也很厉害，我们公共空间发育很难。
6、教育问题
胡泳：关于五毛出现的土壤，最关键的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出了大问题。这个教育就是成功地抹去了历史上很多的东西。我们过去的教育彻底的失败了。好几代的教育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最终就是给五毛党的存在造就了肥沃的土壤。
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还是要回到教育的问题上，不管教育有多么难，不管耗费的时间多么长，但是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政府不太可能改变既有的这套教育的体系，甚至包括教育的内容，因为这是符合它的要求和利益的。
7、互联网与启蒙
胡泳：虽然希望通过互联网这种技术来完成启蒙过于乐观，但是互联网是一个触媒，是触发很多东西的一个机关。但是它所触发的那些东西，还是有赖于我们今天一步一步慢慢去改，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只能渐进，日拱一卒。
8、公民意识
胡泳：中国的公民意识被阉割了。长期以来什么东西不用一定是退化的。我们的公民一直是臣民的状态。导致其实关系到每个人利益的事情，反而没有人真的使劲推动。反过来说，政府其实是期望这样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其次在这种问题上，商业力量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合谋。因为商业期望所有人都是消费者，商业并不期望所有人都有那么好的个人意识。在这种程度上，商业力量跟政府的预期是一样的。
9、沟通中的障碍
胡泳：今天大家谈问题的时候，很容易鸡同鸭讲，因为你说服不了我，我说服不了你，我们俩的底层结构不一样。比如说公共领域里面的“公”，在很多人那里的含义都是不同的。而且现在“公”和“私”也都分不清楚。
哈贝马斯的东西在中国不是讲得多了，而是讲得少了，应该在中国大力倡导交往的伦理，因为交往伦理不建立的话，最终就永远地喧哗下去。
下面是完整稿：
李国盛：胡老师好，我对您人生几个拐点很感兴趣，比如从最开始的媒体行业到外企，然后又回到媒体，最后到教育行业，能否讲一下这些拐点背后的原因？
胡泳：我上学学的是外语，但是我一直想做记者，所以我考了社科院新闻所的研究生。那时报告文学是非常兴盛的一个体裁。虽然报告文学是文学还是新闻属性一直争论不休，但是它的确在当时发挥了独特的社会影响力，报告文学是那个时代很有力的文体，我受其影响很深。当时有两个大的流派，一个以刘宾雁，就是直击现实为民请命。后来出现了苏晓康对中国做全景式描述的样式，试图在现象中发现某种判断。我被这种东西强烈地吸引了，就不从事外语，因此走上新闻这条道路。
当时我觉得自己干这个事情，可以影响很多事情，可以影响社会，可以影响很多人。现在来看可能被别人说是天真。不管是因为时代的氛围，还是个人的追求，我当时的确被这种东西鼓舞了，所以打算选择媒体道路。但是89年后，整个国家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个人道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想做的基本做不到了。我找了新闻单位干了两年，特别没有意思。基本上就是“跑部”，就是跑各个部委，我觉得跟我原来新闻理想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我就去了外企了。
几年之后，我发现我还是不喜欢这种白领生活，虽然当时收入还是蛮高的。但是在外企里从普通白领到高级白领，然后再爬到某个总之类的，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路。
这个时候基本上到了1995年了，这个时候我发现媒体空间发生了变化。《南方周末》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三联生活周刊》这种体制外的杂志也开始出现。媒体开始有可能跳出当初的党报党刊体系。我们学新闻的时候，出去以后就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只有这种地方才可能实现梦想，因为那支笔有力量，当时你不去这种地方，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就是所有的媒介全部是在这种体系下的。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初，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体系，也可以实现理想。我就去了《三联生活周刊》。
我差不多是在2008年又完成了另外一个转型，离开了新闻单位，调入了北大。我现在的理想其实也很简单，第一教好书，第二是看书，第三就是写书，通过自己不断的积累或者不断的观察，我想沉淀一下，争取多写几本自己想写的东西。
李国盛：您当年翻译的《数字化生存》是好多人的互联网启蒙书，今年您出版了《众声喧哗》，在中间这些年，您感觉互联网的变化和当初您的希望有什么异同之处？
胡泳：今年中国企业家论坛，当时有一个小的论坛专门讨论互联网的问题。我在那个会上说了一个意思。我觉得可能代表我在那个时候的一种看法。我属于比较早的一批在中国鼓吹互联网的人。当时互联网刚来的时候，我们对它投以特别大的希望，认为它可能推动中国很多很多的东西，也会赋予它很多意义。但是这么多年，我觉得我们似乎打开了潘多拉之盒，飞出来的那些东西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是那个盒给你留下的是希望。我觉得很多东西跟我们当初的理想是不一样的，很多你期望的东西它并没有实现。很多你觉得它的负面影响不会那么大，其实负面影响很大。但是我个人仍然充满希望，这个希望飞出来是早晚的事，不会永远存在于潘多拉之盒。
李国盛：但是互联网也让以前不可能改变的事件改变了，比如当年的孙志刚事件，这是对社会巨大的推动。对互联网这种正面的力量，您判断未来有没有可能产生更大的质的变化？
胡泳：刚才我说的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发言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时互联网事件是艳照门，谁也不知道2008年的互联网还有这么大的作用。
今年中国互联网有两个重要事情。第一个是中国网民在今年超过了美国。另外一个就是胡锦涛做客强国论坛，这种姿态本身具有很大的价值。我觉得哪怕不说别的，就是说纯粹从行政系统来讲，如果一个行政系统最高领导人做这种姿态的时候，你想一想下面的领导人应该怎么办？而且胡锦涛至少在他的交流当中，他和网民的姿态是很平等的。
中国互联网十几年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有两种力量。一股力量就是姑且叫做从上而下的互联网。中国政府在互联网上投了大量的钱，我们不跟发达国家比，我们跟印度比看得非常清楚。印度网络普及率，印度手机普及率，其实在这方面被我们拉得比较远，就是基础设施投入上，中国政府是很重视的，而且花了大量的资本干这个事情。如果没有政府铺这个互联网，怎么会有今天这么繁荣呢？当然政府一方面希望经济上互联网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希望在政治上能够控制互联网给它带来不利的地方。所以政府在投入到基础设施之后，也投了大量钱在防火墙上，人力物力都是消耗很大的。这个就是从上到下的互联网，政府力量体现得很明显。但是始终存在另一股力量，就是从下而上的互联网，千百万网民有一个量级的关系，一千人和一亿人在网上的差别太大了。这么多网民在这个上面互动的话，这里面产生的事情很多不是能够想象得到的。
这两股力量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塑造中国的互联网，他们之间过去有时产生摩擦，有的时候双方并行。2008年中国互联网上层下层开始了一个对接。胡锦涛到了人民网之后说“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他把互联网提到很高的程度。那几句话，其实代表了我们中国今天的领导层对互联网的认识。他认识到互联网这么重要，因此必须要运用，必须要跟网民有这种结合。2008年中国两股力量的对接的结果一定是大家要达成一种共识，互联网是我们所有人的。
李国盛：您的《众声喧哗》中重点介绍了公共空间的概念，其中谈到公共空间最害怕两条，一个是权力介入，一个是商业介入。
胡泳：我们公共空间这么困难，核心在于我们是双重挤压，权力挤压很厉害，商业挤压也很厉害，我们公共空间发育很难。
我们先看商业化对互联网的影响，互联网走到今天这一步，商业化在早期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早期从商业角度推动互联网的人，如果没有他们，中国的互联网不会发展这么快。因为政府的思路和商业的思路不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完全由政府推动这个事情，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在互联网早期，商业的正面效应远远大于负面效应。但是现在反而是商业化对媒体和互联网上的许多东西是一个侵蚀。
李国盛：最近两年网络社区概念很热，随之而来的一个商业模式叫“口碑营销”，您怎么看？
胡泳：我们看到很多玩家都在玩儿这种东西，比如国有企业，也在散布各种混淆视听的信息，在我看来是很恶劣的，民营企业也在玩儿信息，各种企业都在利用信息的混杂试图获取利益。大家处理信息的能力，并不见得随着信息的增多而提高，所以很多公关公司都在利用这种弱点来搞这个东西。当然还有更加恶劣的事情。
李国盛：您说的更加恶劣的事情是指什么？
胡泳：我说的更加恶劣的东西俗称“五毛”。它们其实是和公关公司所谓的“口碑营销”做着类似的事情，都在试图愚弄网友，进而给自己带来利益。而且他们的危害更大，事关中国的命运前途。一个缺乏对重要问题持续争议的文明就是通向极权主义和死亡的文明。这两种结局都是特别可怕的。我们应该对事关中国的各种重大问题都进行讨论，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种讨论是无法进行的。
关于五毛出现的土壤，最关键的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出了大问题。这个教育就是成功地抹去了历史上很多的东西。我们过去的教育彻底的失败了。好几代的教育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最终就是给五毛党的存在造就了肥沃的土壤。
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还是要回到教育的问题上，不管教育有多么难，不管耗费的时间多么长，但是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李国盛：您对互联网在启蒙上面的力量怎么评价，它能否完成五四和八十年代未完成的任务？
胡泳：纯粹的把启蒙的任务交给互联网这样一种技术工具，我觉得会有点过于乐观。指望一个新技术出来以后就改变现实，我们不是没有这样期待过。我们曾经试图通过引进新技术，以技术为工具来重新整合中国的现实。当年的曾国藩他们失败了，他们搞兵工厂，搞军舰，甲午海战一败涂地，人们才发现是制度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康梁，才会出现维新变法，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演变过程。康梁夭折，大家又出来说，不是制度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所以才会有五四，有新文化运动。
虽然希望通过互联网这种技术来完成启蒙过于乐观，但是互联网是一个触媒，是触发很多东西的一个机关。但是它所触发的那些东西，还是有赖于我们今天一步一步慢慢去改，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只能渐进，日拱一卒。
李国盛：您刚才提到更深层次是我们的教育出了大问题，您感觉政府会自己主动改变吗？互联网在教育上面能起到什么作用？
胡泳：教育问题很复杂，可以从各个层面说这个事情。但企图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改变是不够的，政府不太可能改变既有的这套教育的体系，甚至包括教育的内容，因为这是符合它的要求和利益的。
我觉得互联网的教育意义就在于不停地坚持给中国人上各种各样的课，如果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这种教育是不可能的。
就拿杨佳案来讲，以七条人命为代价，我们学到的东西太多了。杨佳作案之前，从上海警方的执法过程来看，我们忍不住要问：
1、在中国城市街道上自由行走的公民必须随时携带身份证件吗？
2、警察可以在当街随意截下任何一个过往行人，并以不配合盘查为由带其去派出所吗？
3、在派出所里，警察可以“耐心教育”一个在自己国家里正常旅行的公民长达几小时吗？
4、有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杨佳在被释放回京之后，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可警察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吗？
杨佳作案之后，从上海公检法的办案过程来看，我们更要大声呼吁：
1、改变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的不公开与无法监督的状态，防止出现弱小的公民私权利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的情况；
2、建立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律师在场制度，赋予律师当场监督、防止和见证刑讯逼供的权利；
3、免除犯罪嫌疑人亲属协助警方调查的义务，防止至亲互证其罪；
4、摈弃“公检法是一家”的信条，保证律师成为维护公民权益的独立的法律工作者。
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法律只能成为荼毒公民的工具，不信请看律师们勾画的如下场景：
* 当你拿着家属的委托书去会见嫌疑人时，被告知嫌疑人表示不请律师，有其本人的笔录为证；当你拿着一审判决书去要求会见被告人，办理上诉事宜时，被告知被告人表示不上诉，有其本人的笔录为证。
* 在法庭上，刑事被告人翻供屡见不鲜，最常见的一条理由就是说自己在侦查阶段遭到了警察的殴打逼供。这时候审判法官会依法履行职责，问被告人：“你有警察殴打逼供的证据没有？”被告人于是将身上的伤痕当庭显露出来以示为证。法官又问有什么证据证明你的伤是警察所致？被告于是恨得咬牙切齿，只差立刻去找他说的那个警察拼命。法官于是又问公诉人：“案卷中有警察刑讯逼供的证据没有？”公诉人想都不用想就回答说，从案卷中的材料反映出，本案的侦查程序是合法的，不存在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情况。法官于是引导被告道：“被告人，你要出示你在侦查阶段遭到了刑讯逼供的证据，否则你就不能再提这个问题，即使你提出了我们也可以依法不予采纳。
千条万条，杨佳案教育了我们一件天大的事情：有公权力的机构必须有公信力。人民对司法部门存在普遍的不信任，既涵盖其能力，也包括其道德。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丧心病狂地认为杨佳杀人有理，人们抗议的是司法部门不能公开杨佳杀人的动机、不能公开案件真相、不能依法办案。如果公权力丧失了公信力，“公平、正义”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靠什么去实现呢？
李国盛：我们天涯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联合推动环保在网络上的平台，现在发现公众参与热情不高。同时，互联网上的热点，大部分从长远来看都不重要，过几天可能烟消云散。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胡泳：因为中国的公民意识被政府给阉割了。长期以来什么东西不用一定是退化的。我们的公民一直是臣民的状态。导致这种其实关系到每个人利益的事情，反而没有人真的使劲推动。反过来说，政府其实是期望这样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
其次在这种问题上，商业力量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合谋。因为商业期望所有人都是消费者，商业并不期望所有人都有那么好的个人意识。在这种程度上，商业力量跟政府的预期是一样的。
所以说导致我们的人民就不是公民。当然对于这种事情，这种公民意识的培养，其实有赖于互联网下一个阶段。我仍然觉得互联网现在是第一个阶段，从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的阶段，大家以表达为快，就是以说出话来为快。虽然谁也听不见谁，但是至少比万马齐喑的状态好了很多。在这个时候，很多人觉得单纯表达说话就有快感，也不管是不是表达我自己的东西，还是捡来的别人的东西。互联网我觉得需要从表达的阶段进到组织的阶段，否则纯粹的喧哗是没有价值的，必须经过喧哗阶段以后，至少在一些大的方面能有某种共识，如果没有共识就没有行动的前提。
现在这个阶段总归可以进行一些讨论，希望下一步过渡到这些讨论能够达成一些共识，这些共识会酿成一些行动，我觉得到了行动的阶段，你举的这个例子的事情就会减少。我们现在能看到行动阶段的苗头，我甚至都不觉得是地震那种民间行动，因为地震是超常事情超常反应，那个时候人人都觉得自己像个圣徒，有了移情。大家都觉得我不做点什么似乎都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爆发的公民志愿者的力量不长久。
什么是下一阶段互联网的苗头呢？比如厦门人的“散步”，广州出租车司机的“喝茶”。厦门原来的PX项目是做不下去了，我看最近《新京报》说，出租车行业协会考虑出租车公司的规则是不是要改一改，可以预期的是改得会很少，肯定改的是相对来讲比较皮毛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喝茶”的事情，会改吗？
李国盛：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研究，您的书里也有大篇幅介绍。关于互联网和公共领域的部分能否介绍一下？
胡泳：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这本书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写出来的，后来基本变成学界炙手可热的词汇。哈贝马斯后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后来的著作基本不再提公共领域了。实际上他后来走到交往理性。理由很简单，由于后现代兴起，大家讨论的基本前提不存在了。一切都变成相对主义的东西了。例如说，过去宗教可能成为大家讨论的一个基础，但是今天发现宗教已经完全不是基础。因为宗教教派五花八门，很多人不信教，而且不具备同一套词汇。
以前有人说他是自由主义，有人说他是保守主义，但是自由和保守里面的变种无穷多。本身自己也在打架，同时他们之间也不使用同一套词汇说话。现在就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今天大家谈问题的时候，很容易鸡同鸭讲，因为你说服不了我，我说服不了你，我们俩的底层结构不一样。比如说公共领域里面的“公”，在很多人那里的含义都是不同的。而且现在“公”和“私”也都分不清楚。
哈贝马斯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他认为现代性还没有完成。这导致他总是企图要给不同的东西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石，他想来想去，认为交往是一个基石，而且交往有的时候是可以没有利益的。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必须要进行社会交往的。他认为交往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否则交往就交往不下去了，他就搞有效性原则，真实性原则。他所干的事试图说，我们人类社会总之还是要找到一个基石，不能都变成流沙。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这个人类社会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找到交往的东西。把交往提到很高的程度。
我上次碰到经济学家罗小朋，他认为中国尤其是改革以后，1992年以后，经济学家占领了主话语的阵地——经济学帝国主义。因为人文这种东西没有人听，大家都知道，搞哲学文学的都没有发言权，经济学家都在用效率讲一些东西。小朋认为科斯的理论解释不了中国很多东西。我特别赞同和理解。我觉得哈贝马斯在今天中国的意义远远大于科斯。哈贝马斯仍然坚信现代主义的价值，比如自由、民主这些东西，他是坚信的。
我说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到达一个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时期，尽管有那么多的“后主”拿它吃饭。但是它对中国有多大的解释力度？现在中国对那些现代的概念，都没有人认真的讨论。每次讨论自由的时候，有人给你的东西简直让你笑掉大牙，他会说，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又有人说，我们传统的儒学思想里也有民主、共和，这就没有办法讨论了。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最基本的指向是最后公共领域会产生审议民主，也有人叫协商民主。公众在公共领域里有充分的表达之后，形成共识，影响决策，最后达到行动。这套东西是今天中国绝对欠缺的。我们现在最基本的交往理性是没有的。在网络上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大家习惯于的东西，都是什么呢？第一，先给你扣个大帽子，先把你人为的归一个堆。其次由于我们文革的遗毒，当你说任何事情的时候，他想到不是这个东西有没有道理，而是你背后是什么动机，你代表谁说话。他本能地会从阴暗的心理看东西。
我这两天的博客，因为我写了谷歌，我认为说，搜索现在已经成为大众化的商品，本身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的价值了，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有人马上问，你是不是拿了百度的钱？他会很恶心的用这种东西给你套。所以我干脆第二天博客就贴了抨击百度的文章，就变成这种滑稽可笑的事情，没有办法开展讨论。
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哈贝马斯的东西在中国不是讲得多了，而是讲得少了，应该在中国大力倡导交往的伦理，因为交往伦理不建立的话，最终就永远地喧哗下去。
哈贝马斯原先研究公共领域的时候是从咖啡馆开始的，咖啡馆形成了一个讨论的空间。我个人觉得网络不太像一个咖啡馆，而非常像一个超市。大家各有各的需求，都来这里拿东西。所以短期地指望理想的言说情景能实现是不现实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推理目前在互联网上是实现不了的。但是我不觉得因为实现不了，就宣布他的理论无效。至少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最基本的前提仍然是存在的。
李国盛：可否认为互联网是一个未完成的公共领域？
胡泳：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来源：http://huyong.blog.sohu.com/106860656.html
作者：李国盛 提交日期：2008-12-19 14:09:00
链接：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1674162&Key=489082971&strItem=no01&idArticle=395095&flag=1
胡泳教授在96年翻译的《数字化生存》是很多互联网从业者的启蒙书。今年他出版了互联网研究的最新著作《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
我最近和他就“网络和中国”话题进行了交流，整理稿我会贴上来。如果有朋友想进行更多交流，请直接跟贴留言，胡教授稍后会回复。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价值中国网总编辑。历任《经济信息联播》主编、《对话》总策划、《赢在中国》总编辑、《我们》总策划。
著作包括《网络为王》、《时代英雄》、《黑客：电脑时代的牛仔》、《另类空间》等，译作包括《数字化生存》、《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等。
提要：
1、重大问题的讨论
胡泳：一个缺乏对重要问题持续争议的文明就是通向极权主义和死亡的文明。这两种结局都是特别可怕的。我们应该对事关中国的各种重大问题都进行讨论，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种讨论是无法进行的。
2、口碑营销
胡泳：我们看到很多玩家都在玩儿“口碑营销”，比如国有企业，也在散布各种混淆视听的信息，在我看来是很恶劣的，民营企业也在玩儿信息，各种企业都在利用信息的混杂试图获取利益。大家处理信息的能力，并不见得随着信息的增多而提高，所以很多公关公司都在利用这种弱点来搞这个东西。当然还有更加恶劣的事情。
3、五毛党
胡泳：我说的更加恶劣的东西俗称“五毛”。它们其实是和公关公司所谓的“口碑营销”做着类似的事情，都在试图愚弄网友，进而给自己带来利益。他们的危害更大。
4、两种力量
胡泳：中国互联网十几年的发展有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是政府自上而下，一种力量是网民自下而上。政府希望经济上互联网得到发展，也希望在政治上能够控制互联网给它带来不利的地方。所以政府在投入到基础设施之后，也投了大量钱在防火墙上，人力物力都是消耗很大的。但是始终存在另一股力量，就是从下而上的互联网，千百万网民有一个量级的关系，一千人和一亿人在网上的差别太大了。这么多网民在这个上面互动的话，这里面产生的事情很多不是能够想象得到的。
5、公共空间
胡泳：我们公共空间这么困难，核心在于我们是双重挤压，权力挤压很厉害，商业挤压也很厉害，我们公共空间发育很难。
6、教育问题
胡泳：关于五毛出现的土壤，最关键的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出了大问题。这个教育就是成功地抹去了历史上很多的东西。我们过去的教育彻底的失败了。好几代的教育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最终就是给五毛党的存在造就了肥沃的土壤。
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还是要回到教育的问题上，不管教育有多么难，不管耗费的时间多么长，但是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政府不太可能改变既有的这套教育的体系，甚至包括教育的内容，因为这是符合它的要求和利益的。
7、互联网与启蒙
胡泳：虽然希望通过互联网这种技术来完成启蒙过于乐观，但是互联网是一个触媒，是触发很多东西的一个机关。但是它所触发的那些东西，还是有赖于我们今天一步一步慢慢去改，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只能渐进，日拱一卒。
8、公民意识
胡泳：中国的公民意识被阉割了。长期以来什么东西不用一定是退化的。我们的公民一直是臣民的状态。导致其实关系到每个人利益的事情，反而没有人真的使劲推动。反过来说，政府其实是期望这样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其次在这种问题上，商业力量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合谋。因为商业期望所有人都是消费者，商业并不期望所有人都有那么好的个人意识。在这种程度上，商业力量跟政府的预期是一样的。
9、沟通中的障碍
胡泳：今天大家谈问题的时候，很容易鸡同鸭讲，因为你说服不了我，我说服不了你，我们俩的底层结构不一样。比如说公共领域里面的“公”，在很多人那里的含义都是不同的。而且现在“公”和“私”也都分不清楚。
哈贝马斯的东西在中国不是讲得多了，而是讲得少了，应该在中国大力倡导交往的伦理，因为交往伦理不建立的话，最终就永远地喧哗下去。
下面是完整稿：
李国盛：胡老师好，我对您人生几个拐点很感兴趣，比如从最开始的媒体行业到外企，然后又回到媒体，最后到教育行业，能否讲一下这些拐点背后的原因？
胡泳：我上学学的是外语，但是我一直想做记者，所以我考了社科院新闻所的研究生。那时报告文学是非常兴盛的一个体裁。虽然报告文学是文学还是新闻属性一直争论不休，但是它的确在当时发挥了独特的社会影响力，报告文学是那个时代很有力的文体，我受其影响很深。当时有两个大的流派，一个以刘宾雁，就是直击现实为民请命。后来出现了苏晓康对中国做全景式描述的样式，试图在现象中发现某种判断。我被这种东西强烈地吸引了，就不从事外语，因此走上新闻这条道路。
当时我觉得自己干这个事情，可以影响很多事情，可以影响社会，可以影响很多人。现在来看可能被别人说是天真。不管是因为时代的氛围，还是个人的追求，我当时的确被这种东西鼓舞了，所以打算选择媒体道路。但是89年后，整个国家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个人道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想做的基本做不到了。我找了新闻单位干了两年，特别没有意思。基本上就是“跑部”，就是跑各个部委，我觉得跟我原来新闻理想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我就去了外企了。
几年之后，我发现我还是不喜欢这种白领生活，虽然当时收入还是蛮高的。但是在外企里从普通白领到高级白领，然后再爬到某个总之类的，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路。
这个时候基本上到了1995年了，这个时候我发现媒体空间发生了变化。《南方周末》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三联生活周刊》这种体制外的杂志也开始出现。媒体开始有可能跳出当初的党报党刊体系。我们学新闻的时候，出去以后就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只有这种地方才可能实现梦想，因为那支笔有力量，当时你不去这种地方，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就是所有的媒介全部是在这种体系下的。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初，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体系，也可以实现理想。我就去了《三联生活周刊》。
我差不多是在2008年又完成了另外一个转型，离开了新闻单位，调入了北大。我现在的理想其实也很简单，第一教好书，第二是看书，第三就是写书，通过自己不断的积累或者不断的观察，我想沉淀一下，争取多写几本自己想写的东西。
李国盛：您当年翻译的《数字化生存》是好多人的互联网启蒙书，今年您出版了《众声喧哗》，在中间这些年，您感觉互联网的变化和当初您的希望有什么异同之处？
胡泳：今年中国企业家论坛，当时有一个小的论坛专门讨论互联网的问题。我在那个会上说了一个意思。我觉得可能代表我在那个时候的一种看法。我属于比较早的一批在中国鼓吹互联网的人。当时互联网刚来的时候，我们对它投以特别大的希望，认为它可能推动中国很多很多的东西，也会赋予它很多意义。但是这么多年，我觉得我们似乎打开了潘多拉之盒，飞出来的那些东西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是那个盒给你留下的是希望。我觉得很多东西跟我们当初的理想是不一样的，很多你期望的东西它并没有实现。很多你觉得它的负面影响不会那么大，其实负面影响很大。但是我个人仍然充满希望，这个希望飞出来是早晚的事，不会永远存在于潘多拉之盒。
李国盛：但是互联网也让以前不可能改变的事件改变了，比如当年的孙志刚事件，这是对社会巨大的推动。对互联网这种正面的力量，您判断未来有没有可能产生更大的质的变化？
胡泳：刚才我说的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发言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时互联网事件是艳照门，谁也不知道2008年的互联网还有这么大的作用。
今年中国互联网有两个重要事情。第一个是中国网民在今年超过了美国。另外一个就是胡锦涛做客强国论坛，这种姿态本身具有很大的价值。我觉得哪怕不说别的，就是说纯粹从行政系统来讲，如果一个行政系统最高领导人做这种姿态的时候，你想一想下面的领导人应该怎么办？而且胡锦涛至少在他的交流当中，他和网民的姿态是很平等的。
中国互联网十几年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有两种力量。一股力量就是姑且叫做从上而下的互联网。中国政府在互联网上投了大量的钱，我们不跟发达国家比，我们跟印度比看得非常清楚。印度网络普及率，印度手机普及率，其实在这方面被我们拉得比较远，就是基础设施投入上，中国政府是很重视的，而且花了大量的资本干这个事情。如果没有政府铺这个互联网，怎么会有今天这么繁荣呢？当然政府一方面希望经济上互联网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希望在政治上能够控制互联网给它带来不利的地方。所以政府在投入到基础设施之后，也投了大量钱在防火墙上，人力物力都是消耗很大的。这个就是从上到下的互联网，政府力量体现得很明显。但是始终存在另一股力量，就是从下而上的互联网，千百万网民有一个量级的关系，一千人和一亿人在网上的差别太大了。这么多网民在这个上面互动的话，这里面产生的事情很多不是能够想象得到的。
这两股力量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塑造中国的互联网，他们之间过去有时产生摩擦，有的时候双方并行。2008年中国互联网上层下层开始了一个对接。胡锦涛到了人民网之后说“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他把互联网提到很高的程度。那几句话，其实代表了我们中国今天的领导层对互联网的认识。他认识到互联网这么重要，因此必须要运用，必须要跟网民有这种结合。2008年中国两股力量的对接的结果一定是大家要达成一种共识，互联网是我们所有人的。
李国盛：您的《众声喧哗》中重点介绍了公共空间的概念，其中谈到公共空间最害怕两条，一个是权力介入，一个是商业介入。
胡泳：我们公共空间这么困难，核心在于我们是双重挤压，权力挤压很厉害，商业挤压也很厉害，我们公共空间发育很难。
我们先看商业化对互联网的影响，互联网走到今天这一步，商业化在早期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早期从商业角度推动互联网的人，如果没有他们，中国的互联网不会发展这么快。因为政府的思路和商业的思路不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完全由政府推动这个事情，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在互联网早期，商业的正面效应远远大于负面效应。但是现在反而是商业化对媒体和互联网上的许多东西是一个侵蚀。
李国盛：最近两年网络社区概念很热，随之而来的一个商业模式叫“口碑营销”，您怎么看？
胡泳：我们看到很多玩家都在玩儿这种东西，比如国有企业，也在散布各种混淆视听的信息，在我看来是很恶劣的，民营企业也在玩儿信息，各种企业都在利用信息的混杂试图获取利益。大家处理信息的能力，并不见得随着信息的增多而提高，所以很多公关公司都在利用这种弱点来搞这个东西。当然还有更加恶劣的事情。
李国盛：您说的更加恶劣的事情是指什么？
胡泳：我说的更加恶劣的东西俗称“五毛”。它们其实是和公关公司所谓的“口碑营销”做着类似的事情，都在试图愚弄网友，进而给自己带来利益。而且他们的危害更大，事关中国的命运前途。一个缺乏对重要问题持续争议的文明就是通向极权主义和死亡的文明。这两种结局都是特别可怕的。我们应该对事关中国的各种重大问题都进行讨论，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种讨论是无法进行的。
关于五毛出现的土壤，最关键的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出了大问题。这个教育就是成功地抹去了历史上很多的东西。我们过去的教育彻底的失败了。好几代的教育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最终就是给五毛党的存在造就了肥沃的土壤。
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还是要回到教育的问题上，不管教育有多么难，不管耗费的时间多么长，但是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李国盛：您对互联网在启蒙上面的力量怎么评价，它能否完成五四和八十年代未完成的任务？
胡泳：纯粹的把启蒙的任务交给互联网这样一种技术工具，我觉得会有点过于乐观。指望一个新技术出来以后就改变现实，我们不是没有这样期待过。我们曾经试图通过引进新技术，以技术为工具来重新整合中国的现实。当年的曾国藩他们失败了，他们搞兵工厂，搞军舰，甲午海战一败涂地，人们才发现是制度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康梁，才会出现维新变法，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演变过程。康梁夭折，大家又出来说，不是制度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所以才会有五四，有新文化运动。
虽然希望通过互联网这种技术来完成启蒙过于乐观，但是互联网是一个触媒，是触发很多东西的一个机关。但是它所触发的那些东西，还是有赖于我们今天一步一步慢慢去改，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只能渐进，日拱一卒。
李国盛：您刚才提到更深层次是我们的教育出了大问题，您感觉政府会自己主动改变吗？互联网在教育上面能起到什么作用？
胡泳：教育问题很复杂，可以从各个层面说这个事情。但企图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改变是不够的，政府不太可能改变既有的这套教育的体系，甚至包括教育的内容，因为这是符合它的要求和利益的。
我觉得互联网的教育意义就在于不停地坚持给中国人上各种各样的课，如果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这种教育是不可能的。
就拿杨佳案来讲，以七条人命为代价，我们学到的东西太多了。杨佳作案之前，从上海警方的执法过程来看，我们忍不住要问：
1、在中国城市街道上自由行走的公民必须随时携带身份证件吗？
2、警察可以在当街随意截下任何一个过往行人，并以不配合盘查为由带其去派出所吗？
3、在派出所里，警察可以“耐心教育”一个在自己国家里正常旅行的公民长达几小时吗？
4、有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杨佳在被释放回京之后，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可警察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吗？
杨佳作案之后，从上海公检法的办案过程来看，我们更要大声呼吁：
1、改变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的不公开与无法监督的状态，防止出现弱小的公民私权利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的情况；
2、建立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律师在场制度，赋予律师当场监督、防止和见证刑讯逼供的权利；
3、免除犯罪嫌疑人亲属协助警方调查的义务，防止至亲互证其罪；
4、摈弃“公检法是一家”的信条，保证律师成为维护公民权益的独立的法律工作者。
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法律只能成为荼毒公民的工具，不信请看律师们勾画的如下场景：
* 当你拿着家属的委托书去会见嫌疑人时，被告知嫌疑人表示不请律师，有其本人的笔录为证；当你拿着一审判决书去要求会见被告人，办理上诉事宜时，被告知被告人表示不上诉，有其本人的笔录为证。
* 在法庭上，刑事被告人翻供屡见不鲜，最常见的一条理由就是说自己在侦查阶段遭到了警察的殴打逼供。这时候审判法官会依法履行职责，问被告人：“你有警察殴打逼供的证据没有？”被告人于是将身上的伤痕当庭显露出来以示为证。法官又问有什么证据证明你的伤是警察所致？被告于是恨得咬牙切齿，只差立刻去找他说的那个警察拼命。法官于是又问公诉人：“案卷中有警察刑讯逼供的证据没有？”公诉人想都不用想就回答说，从案卷中的材料反映出，本案的侦查程序是合法的，不存在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情况。法官于是引导被告道：“被告人，你要出示你在侦查阶段遭到了刑讯逼供的证据，否则你就不能再提这个问题，即使你提出了我们也可以依法不予采纳。
千条万条，杨佳案教育了我们一件天大的事情：有公权力的机构必须有公信力。人民对司法部门存在普遍的不信任，既涵盖其能力，也包括其道德。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丧心病狂地认为杨佳杀人有理，人们抗议的是司法部门不能公开杨佳杀人的动机、不能公开案件真相、不能依法办案。如果公权力丧失了公信力，“公平、正义”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靠什么去实现呢？
李国盛：我们天涯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联合推动环保在网络上的平台，现在发现公众参与热情不高。同时，互联网上的热点，大部分从长远来看都不重要，过几天可能烟消云散。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胡泳：因为中国的公民意识被政府给阉割了。长期以来什么东西不用一定是退化的。我们的公民一直是臣民的状态。导致这种其实关系到每个人利益的事情，反而没有人真的使劲推动。反过来说，政府其实是期望这样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
其次在这种问题上，商业力量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合谋。因为商业期望所有人都是消费者，商业并不期望所有人都有那么好的个人意识。在这种程度上，商业力量跟政府的预期是一样的。
所以说导致我们的人民就不是公民。当然对于这种事情，这种公民意识的培养，其实有赖于互联网下一个阶段。我仍然觉得互联网现在是第一个阶段，从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的阶段，大家以表达为快，就是以说出话来为快。虽然谁也听不见谁，但是至少比万马齐喑的状态好了很多。在这个时候，很多人觉得单纯表达说话就有快感，也不管是不是表达我自己的东西，还是捡来的别人的东西。互联网我觉得需要从表达的阶段进到组织的阶段，否则纯粹的喧哗是没有价值的，必须经过喧哗阶段以后，至少在一些大的方面能有某种共识，如果没有共识就没有行动的前提。
现在这个阶段总归可以进行一些讨论，希望下一步过渡到这些讨论能够达成一些共识，这些共识会酿成一些行动，我觉得到了行动的阶段，你举的这个例子的事情就会减少。我们现在能看到行动阶段的苗头，我甚至都不觉得是地震那种民间行动，因为地震是超常事情超常反应，那个时候人人都觉得自己像个圣徒，有了移情。大家都觉得我不做点什么似乎都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爆发的公民志愿者的力量不长久。
什么是下一阶段互联网的苗头呢？比如厦门人的“散步”，广州出租车司机的“喝茶”。厦门原来的PX项目是做不下去了，我看最近《新京报》说，出租车行业协会考虑出租车公司的规则是不是要改一改，可以预期的是改得会很少，肯定改的是相对来讲比较皮毛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喝茶”的事情，会改吗？
李国盛：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研究，您的书里也有大篇幅介绍。关于互联网和公共领域的部分能否介绍一下？
胡泳：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这本书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写出来的，后来基本变成学界炙手可热的词汇。哈贝马斯后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后来的著作基本不再提公共领域了。实际上他后来走到交往理性。理由很简单，由于后现代兴起，大家讨论的基本前提不存在了。一切都变成相对主义的东西了。例如说，过去宗教可能成为大家讨论的一个基础，但是今天发现宗教已经完全不是基础。因为宗教教派五花八门，很多人不信教，而且不具备同一套词汇。
以前有人说他是自由主义，有人说他是保守主义，但是自由和保守里面的变种无穷多。本身自己也在打架，同时他们之间也不使用同一套词汇说话。现在就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今天大家谈问题的时候，很容易鸡同鸭讲，因为你说服不了我，我说服不了你，我们俩的底层结构不一样。比如说公共领域里面的“公”，在很多人那里的含义都是不同的。而且现在“公”和“私”也都分不清楚。
哈贝马斯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他认为现代性还没有完成。这导致他总是企图要给不同的东西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石，他想来想去，认为交往是一个基石，而且交往有的时候是可以没有利益的。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必须要进行社会交往的。他认为交往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否则交往就交往不下去了，他就搞有效性原则，真实性原则。他所干的事试图说，我们人类社会总之还是要找到一个基石，不能都变成流沙。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这个人类社会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找到交往的东西。把交往提到很高的程度。
我上次碰到经济学家罗小朋，他认为中国尤其是改革以后，1992年以后，经济学家占领了主话语的阵地——经济学帝国主义。因为人文这种东西没有人听，大家都知道，搞哲学文学的都没有发言权，经济学家都在用效率讲一些东西。小朋认为科斯的理论解释不了中国很多东西。我特别赞同和理解。我觉得哈贝马斯在今天中国的意义远远大于科斯。哈贝马斯仍然坚信现代主义的价值，比如自由、民主这些东西，他是坚信的。
我说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到达一个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时期，尽管有那么多的“后主”拿它吃饭。但是它对中国有多大的解释力度？现在中国对那些现代的概念，都没有人认真的讨论。每次讨论自由的时候，有人给你的东西简直让你笑掉大牙，他会说，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又有人说，我们传统的儒学思想里也有民主、共和，这就没有办法讨论了。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最基本的指向是最后公共领域会产生审议民主，也有人叫协商民主。公众在公共领域里有充分的表达之后，形成共识，影响决策，最后达到行动。这套东西是今天中国绝对欠缺的。我们现在最基本的交往理性是没有的。在网络上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大家习惯于的东西，都是什么呢？第一，先给你扣个大帽子，先把你人为的归一个堆。其次由于我们文革的遗毒，当你说任何事情的时候，他想到不是这个东西有没有道理，而是你背后是什么动机，你代表谁说话。他本能地会从阴暗的心理看东西。
我这两天的博客，因为我写了谷歌，我认为说，搜索现在已经成为大众化的商品，本身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的价值了，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有人马上问，你是不是拿了百度的钱？他会很恶心的用这种东西给你套。所以我干脆第二天博客就贴了抨击百度的文章，就变成这种滑稽可笑的事情，没有办法开展讨论。
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哈贝马斯的东西在中国不是讲得多了，而是讲得少了，应该在中国大力倡导交往的伦理，因为交往伦理不建立的话，最终就永远地喧哗下去。
哈贝马斯原先研究公共领域的时候是从咖啡馆开始的，咖啡馆形成了一个讨论的空间。我个人觉得网络不太像一个咖啡馆，而非常像一个超市。大家各有各的需求，都来这里拿东西。所以短期地指望理想的言说情景能实现是不现实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推理目前在互联网上是实现不了的。但是我不觉得因为实现不了，就宣布他的理论无效。至少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最基本的前提仍然是存在的。
李国盛：可否认为互联网是一个未完成的公共领域？
胡泳：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来源：http://huyong.blog.sohu.com/106860656.html
日知录（28）2008令国人目瞪口呆的十二句话
2008令国人目瞪口呆的十二句话
发信站：天益社区（http://bbs.tecn.cn），版面：学术沙龙
本文链接：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311619
2008令国人目瞪口呆的十二句话
第一句：中国！！老百姓不缺钱！
背景：这是CCTV一个栏目中，芮城刚和几位专家谈内需时，专家冒出的一句话！
简评：建议专家下次再谈老百姓的时候最好事先明确一下他心目中老百姓的标准，例如居住地，例如收入保障，例如医疗保障等等。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者来说，我就缺钱。所以我很惶恐：难道我不是老百姓吗？那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当然后来我明白了，象我们这种缺钱的主儿，在专家眼里连玩意儿都不是。
第二句：春运铁路一票难求在于票价太低。
背景：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铁路局常务副局长罗金保的话。
简评：又是人大代表，又是常务副局，罗局长"高墙建瓦"（原词想不起来，凑活用吧）的话当然不是说给人民的，而是说给 "人民代表大会"的，别看差几个字，差别大了去了。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是需要人民用银子支持的，票价不涨，会还开不开了？不开会，那罗局长之流还活不活了？
第三句：中国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问题。
背景：这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副省长陈晓光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就教育不公平、上学难上学贵以及如何使老百姓满意时所发表的见解和看法。
简评：尽管陈省长后来又补充说"好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应该是说上好学难、上好学贵"。但即便一所普通大学的收费也足以让一户农家倾家荡产的现实不知道陈省长怎么看？央视都不回避的农村家庭里因为学费放弃求学的问题陈省长又怎么看？只能说明，老陈的孩子上的起学，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选择学校。第三，人大代表，是为大人说话的。
第四句：电信行业不存在垄断。
背景：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的观点，"对于所谓垄断要科学界定，比如电信行业，固话业务、移动业务都有竞争，怎么能算垄断企业呢？当然不是。"
简评：有竞争就不是垄断。所以，只要二奶不跟大奶挑起事端，就不存在竞争，客观上就还是大奶垄断老公的现实。王主任不愧是政协委员，真邪啊！他的观点为小三们另辟了蹊径，记住：要想保持关系，不要找大的麻烦。
第五句：手机通话费不是高收费。
背景：这是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院长曹淑敏阿姨的观点。理由是"漫游费已经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三"了。
简评：已经下降百分之六十三了，当然就不是高收费了。这样的逻辑让我们不免产生如此的联想：他过去抢完钱就杀人，现在只把人打残废，所以，他已经不是坏人了。 唉，为什么逼我杀人？
第六句：187蚊你都觉得贵啊？
背景：这是1月14日晚广东新闻频道《今日关注》栏目主持人郑达的感受，他在听取了报道中对一位欲购站票，却为 187 元的票价过高而犹豫不决，最后别无他选之下买下车票的、有十年时间没回老家的重庆籍外来工的采访后，说：‘哇，大佬，187蚊你都觉得贵啊？你成十年没返过屋企喔，坐飞机都抵晒啦......（粤语原话，大概意思是：你不会觉得187元的价钱也高吧？你有十年时间没回家了，即使坐飞机也不算贵啦！）'话语间带着一种难以解读的‘职业笑容'。"
简评：郑先生的关怀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位好心人晋惠帝，在他看到濒临饿死的穷人时曾留下过一句千古绝句：何不食肉糜？在郑惠帝看来，十年不回家当然是舍不得钱了，当然是为了存钱了。只不过他压根儿想不到：187元钱这样一个他用来喝早茶都不够的数目，对一个打工者而言意味着什么。不过看来他有进军央视的实力，因为显然他跟认为老百姓不缺钱的专家们惺惺相惜。
第七句：父母可学外国人在12-15岁孩子书包里放安全套。
背景：这是广州市计生局官员段建华的倡议。
简评：不知道段局长是通过调研还是通过实践对12-15岁的孩子的性成熟状况有所了解，如果是前者那就拿出来晒一下也让大家服气，要是后者嘛，还是自己带着合适--知道号码不是？
第八句：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
背景：这是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的所谓"直言"。
简评：又是个政协委员，还真他母亲的邪。别说，国家出钱让丫环游地球还真没白去，这话说得多让出钱的主儿舒坦？所以我建议继续出资让曾先生到太空也走一圈儿，最后告诉我们"全宇宙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时候，那多长脸啊！确实，看病最不难是中国--到处都有地下诊所的。看病最不贵也是中国--只要你不吃药。
第九句：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
背景：这是大师级人物余秋雨对在地震中遭遇丧子之痛的家长们说的话，他希望家长们别再追究一些人的责任，而应该为了顾全大局继续关起门来悲痛，打开门时稳重。
简评：我早就说过，在余大师眼里，恐怕灭门最动人！ 我们也可以断定，余大师是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动人的。
第十句：做鬼也幸福。
背景：这是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在汶川地震后以一名地震遇难者的口吻写就的句子。
简评：终于明白什么叫做文人无德了！人家还是副主席耶！
第十一句：可以考虑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
背景：此言出自中科院院士蒋有绪之口。他认为，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
简评：当科学沦为杂税的帮凶时，我们只能感慨我们对科学的无知！
第十二句：你们是个屁。
背景：深圳海事局50来岁的party组书记（正局级）林嘉祥在一家酒楼用餐时，借着向一名11岁女生问路之机，将其强行拖进洗手间内W X。当女孩父母回头找该男子讲理时，男子竟叫嚣" 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简评：个人以为，这是2008年度最能真实反映出官员对百姓评价的一句话：因为你们是个屁呀，所以你们还想跟我讲理？因为你们是个屁呀，所以你们还想跟我谈涨工资？因为你们是个屁呀，所以就算吃了亏还想讨什么公道？不要想，想都不要想，因为，你们只是个屁！又何必侮辱空气？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转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1&treeView=1&view=2&id=8994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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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中国！！老百姓不缺钱！
背景：这是CCTV一个栏目中，芮城刚和几位专家谈内需时，专家冒出的一句话！
简评：建议专家下次再谈老百姓的时候最好事先明确一下他心目中老百姓的标准，例如居住地，例如收入保障，例如医疗保障等等。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者来说，我就缺钱。所以我很惶恐：难道我不是老百姓吗？那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当然后来我明白了，象我们这种缺钱的主儿，在专家眼里连玩意儿都不是。
第二句：春运铁路一票难求在于票价太低。
背景：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铁路局常务副局长罗金保的话。
简评：又是人大代表，又是常务副局，罗局长"高墙建瓦"（原词想不起来，凑活用吧）的话当然不是说给人民的，而是说给 "人民代表大会"的，别看差几个字，差别大了去了。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是需要人民用银子支持的，票价不涨，会还开不开了？不开会，那罗局长之流还活不活了？
第三句：中国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问题。
背景：这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副省长陈晓光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就教育不公平、上学难上学贵以及如何使老百姓满意时所发表的见解和看法。
简评：尽管陈省长后来又补充说"好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应该是说上好学难、上好学贵"。但即便一所普通大学的收费也足以让一户农家倾家荡产的现实不知道陈省长怎么看？央视都不回避的农村家庭里因为学费放弃求学的问题陈省长又怎么看？只能说明，老陈的孩子上的起学，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选择学校。第三，人大代表，是为大人说话的。
第四句：电信行业不存在垄断。
背景：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的观点，"对于所谓垄断要科学界定，比如电信行业，固话业务、移动业务都有竞争，怎么能算垄断企业呢？当然不是。"
简评：有竞争就不是垄断。所以，只要二奶不跟大奶挑起事端，就不存在竞争，客观上就还是大奶垄断老公的现实。王主任不愧是政协委员，真邪啊！他的观点为小三们另辟了蹊径，记住：要想保持关系，不要找大的麻烦。
第五句：手机通话费不是高收费。
背景：这是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院长曹淑敏阿姨的观点。理由是"漫游费已经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三"了。
简评：已经下降百分之六十三了，当然就不是高收费了。这样的逻辑让我们不免产生如此的联想：他过去抢完钱就杀人，现在只把人打残废，所以，他已经不是坏人了。 唉，为什么逼我杀人？
第六句：187蚊你都觉得贵啊？
背景：这是1月14日晚广东新闻频道《今日关注》栏目主持人郑达的感受，他在听取了报道中对一位欲购站票，却为 187 元的票价过高而犹豫不决，最后别无他选之下买下车票的、有十年时间没回老家的重庆籍外来工的采访后，说：‘哇，大佬，187蚊你都觉得贵啊？你成十年没返过屋企喔，坐飞机都抵晒啦......（粤语原话，大概意思是：你不会觉得187元的价钱也高吧？你有十年时间没回家了，即使坐飞机也不算贵啦！）'话语间带着一种难以解读的‘职业笑容'。"
简评：郑先生的关怀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位好心人晋惠帝，在他看到濒临饿死的穷人时曾留下过一句千古绝句：何不食肉糜？在郑惠帝看来，十年不回家当然是舍不得钱了，当然是为了存钱了。只不过他压根儿想不到：187元钱这样一个他用来喝早茶都不够的数目，对一个打工者而言意味着什么。不过看来他有进军央视的实力，因为显然他跟认为老百姓不缺钱的专家们惺惺相惜。
第七句：父母可学外国人在12-15岁孩子书包里放安全套。
背景：这是广州市计生局官员段建华的倡议。
简评：不知道段局长是通过调研还是通过实践对12-15岁的孩子的性成熟状况有所了解，如果是前者那就拿出来晒一下也让大家服气，要是后者嘛，还是自己带着合适--知道号码不是？
第八句：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
背景：这是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的所谓"直言"。
简评：又是个政协委员，还真他母亲的邪。别说，国家出钱让丫环游地球还真没白去，这话说得多让出钱的主儿舒坦？所以我建议继续出资让曾先生到太空也走一圈儿，最后告诉我们"全宇宙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时候，那多长脸啊！确实，看病最不难是中国--到处都有地下诊所的。看病最不贵也是中国--只要你不吃药。
第九句：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
背景：这是大师级人物余秋雨对在地震中遭遇丧子之痛的家长们说的话，他希望家长们别再追究一些人的责任，而应该为了顾全大局继续关起门来悲痛，打开门时稳重。
简评：我早就说过，在余大师眼里，恐怕灭门最动人！ 我们也可以断定，余大师是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动人的。
第十句：做鬼也幸福。
背景：这是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在汶川地震后以一名地震遇难者的口吻写就的句子。
简评：终于明白什么叫做文人无德了！人家还是副主席耶！
第十一句：可以考虑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
背景：此言出自中科院院士蒋有绪之口。他认为，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
简评：当科学沦为杂税的帮凶时，我们只能感慨我们对科学的无知！
第十二句：你们是个屁。
背景：深圳海事局50来岁的party组书记（正局级）林嘉祥在一家酒楼用餐时，借着向一名11岁女生问路之机，将其强行拖进洗手间内W X。当女孩父母回头找该男子讲理时，男子竟叫嚣" 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简评：个人以为，这是2008年度最能真实反映出官员对百姓评价的一句话：因为你们是个屁呀，所以你们还想跟我讲理？因为你们是个屁呀，所以你们还想跟我谈涨工资？因为你们是个屁呀，所以就算吃了亏还想讨什么公道？不要想，想都不要想，因为，你们只是个屁！又何必侮辱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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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9日星期五
日知录（27.2）网易网友赋诗一首
网易广东广州网友 ip：116.22.*.*： 2008-12-20 03:49:13 发表
周局长，我们的好局长，
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
———江 宁的开 发 商想念你！
我们对着工地喊：
周局长———
钢筋水泥回音：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为了江 宁楼盘不假摔，
他高声疾呼不停息。”
我们对着空气喊：
周局长———
点钞机轰鸣：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那沉甸甸的人民币上，
还闪着他辛勤的汗滴……”
我们对着楼盘喊：
周局长———
彩旗阵阵：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开发商不息的开幕式呵，
售楼小姐正在回忆他亲切的笑语。”
我们对着房价喊：
周局长———
数码声声：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一房一价的审批表上，
他亲手给添加的0和1……”
我们对着城市喊:
周局长———
发动机隆隆: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早不见凯迪拉克的司机,
空气中正弥漫着九五至尊的气息.....”
我们找遍整个江宁楼市，
呵，局长，
你在市场需要的每一个地方，
每次土地拍卖
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每次觥筹交错
怎能离开你欢声笑语
来源：27.1报道的网友留言
周局长，我们的好局长，
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
———江 宁的开 发 商想念你！
我们对着工地喊：
周局长———
钢筋水泥回音：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为了江 宁楼盘不假摔，
他高声疾呼不停息。”
我们对着空气喊：
周局长———
点钞机轰鸣：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那沉甸甸的人民币上，
还闪着他辛勤的汗滴……”
我们对着楼盘喊：
周局长———
彩旗阵阵：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开发商不息的开幕式呵，
售楼小姐正在回忆他亲切的笑语。”
我们对着房价喊：
周局长———
数码声声：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一房一价的审批表上，
他亲手给添加的0和1……”
我们对着城市喊:
周局长———
发动机隆隆: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早不见凯迪拉克的司机,
空气中正弥漫着九五至尊的气息.....”
我们找遍整个江宁楼市，
呵，局长，
你在市场需要的每一个地方，
每次土地拍卖
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每次觥筹交错
怎能离开你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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