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虎庙
2009-03-30
【老虎庙说两句】这是荔蕻妹子的泣血之作。在她决定完成这样一篇文字的时候，就已经事实上把自己逼到了绝地！当当事人无法自由而言论的时候，我们就只有期待距离当事人最为接近的人的站出来，而这样的站出来又何其之难呀！这不能不叫人担忧我们这些年纪半百之人为之奋斗半生的天地究竟会怎么阴晴月圆，我们为我们的后代究竟留下一爿什么样的人文生存空间？同样是这样担忧的人，为什么就没有相悖意见的言论渠道？我不知道这篇文字会存在多久，仅此一点，就足以叫每一个尚有民族良心的中国人悲愤……
不多说了，请大家先行拷贝，再事阅读。
与王静梅的相识很偶然。因为关注杨佳案，经常上艾未未和刘晓原的博客，从艾未未博客的“寻人启示”我知道了，王静梅不但与我同姓，而且跟我是同年生人，还都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不觉更多了一分牵挂。
2008年11月，在过了4个多月后，公众终于知道王静梅是被化名“刘亚玲”关在北京市公安局下属的“安康”精神病强制治疗管理处！
而且08年11月26日，王静梅被提“出院”仅仅两天，她的儿子就被执行了！
每一步对公众的侮辱都刻骨铭心！每一次以法律的名义对法律的践踏都令人发指！
我也是母亲，将心比心，不觉痛彻心扉！因此在博客里遥遥泣问：王静梅，你还好吗？
直到有一天，从刘晓原的博客知道了老虎庙的民间救助流民活动，从参加救助活动认识了在悲恸中不忘参加公益，为流民捐助物品的杨福生，又从杨福生处与王静梅通了电话，对着电话那头压抑着哭泣的王静梅，我说我希望能为她做点什么，希望能在她方便的时候去看看她。她说现在不方便，言谈中我知道她那里还有监视的，为了不给她添太多麻烦，我说我等她电话。
终于有一天，王静梅来电话了，可以到她家了。
来到了她所在的距鸟巢一箭之地的慧忠里小区，到了她家的楼下，给她打了电话，她从五楼下来给我开单元门（整个门洞，估计整个楼就是没给她家安装可以在楼上家里给客人开门的门铃，所以每到家里来人，她就必须从五楼下到一层来开门）。
终于跟这个被强制“精神病”了四个月的女人、失去了儿子的母亲面对面了。
我想到她会很憔悴，但没想到会这么憔悴！憔悴到让人心痛！我们抱头痛哭——这是一个真真切切被专制蹂躏的女人，这是一个在懵懵懂懂间就被失去儿子的母亲！我拥抱着我们民族的苦难，2008许多失去孩子的母亲中的一个。这是我的骨肉至亲！
回过头来，看到了那个被以法律的名义消灭了的儿子，北京人的儿子，一个普通下岗工人家的儿子——一幅中学生般稚气未脱的脸，在鲜花丛中，在两盏长明灯中，笑吟吟地看着这世界！看着人性的深处！
我不能相信，我不能相信这就是那个被法庭宣布为“故意杀人”的青年。
这分明就是邻家的一个大男孩，一个正在蓬勃成长的散发着青春气息的高中生!
刻骨的疼痛弥漫全身！
一个被不明不白消灭了的生命，一个被践踏法律者以法律的名义戗杀了的年轻的生命！
给年轻的先逝者上了香，跟憔悴的母亲坐定，听她说那143天的遭遇。
7月1日下午，来了三个人，一个是社区片儿警，还有两个是朝阳警方的人。我还以为是因为我的事情呢，我就说你们找我干嘛？我这人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从来没有无理取闹，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他们说，知道知道，我们不是为你的事来的。
不是为我的事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一会我儿子回来他可不进来。
这时候就呼噜噜进来好多人，有举着摄像机的、拿着照相机的，我就有点着急，说你们干什么？
这时他们就说，你儿子在上海犯了刑事案了。
我说不对啊，怎么又是上海啊，上回就是上海，你们是不是陷害他啊？你们太不规范了，你们一次次的陷害人，哪有你们这样的啊？你们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这时候我的情绪就挺激动的。
“我们是当场把他抓住的。”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来龙去脉给我说清楚，也不能就这么一句就完了啊。”
“我们奉命搜查房间”
“你有证明吗？”他就掏出搜查证，上面写着两个人的名字。
“这不是两个人吗？你们怎么来这么多人？”
“写不下了。”
“写不下了算什么理由，你们都是经常办案的，写不下了就说明你们就需要两个人。”
他们不听，全都挤进来了，开始翻他的东西，把孩子的笔记本、电脑主机都拿走了。翻完了孩子的屋子还要翻我的房间，我说我的房间跟这事有什么关系？他们说领导说了，在一个居室都要搜。搜完了我的房间就说要让我到派出所做个笔录，我说去是可以，可不管到哪，你们都要遵守法律。
当时外面正在下小雨，我说要不要带把伞？我们社区片警说，不用了，一会我们拿车给您送回来。我说不送也行，这么近。
就这样我离开了家，窗户没关，防盗门也没锁，所有的电器都没关，离开了家。
7月1日到了派出所就没让回来。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让我回家啊？回答说明天上海警方来人，你还得等，他们上海方面还有问题要问你。我只好等着。
7月2号下午上海来人了，两个人一进屋，我一看就火了，来的人里有一个姓顾的，就是因为自行车事件到我们家来私了的那个警察。我说你们怎么又陷害我儿子啊？上回来私了就是你，现在我儿子又落在你的手里！这时候派出所的人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说了自行车的事，说这个姓顾的就是他们上海派来私了的。我说我儿子非常优秀非常好，从来没有一点不规范的地方，在上海就被他们打而且被陷害，现在你突然又跟我说我儿子犯了这么大的事，我接受不了，我觉得不会的，这里面肯定有原因的。他说我把这个给你记下来吧。做完笔录，这姓孙的还找补一句说，
“你儿子还等你去救他呢。”
我说你什么意思？你们警方怎么这么说话啊？他不说话了。
这时候朝阳分局有一个男的，穿着蓝背心，个子不高，走过来说，“你儿子碰瓷儿。”
我说，什么叫“碰瓷儿”？我儿子几次三番的被你们警察殴打，是我们自找的吗？你们警方怎么这么说话呢？碰瓷儿是用同一种方法诈骗钱财，我们在山西被警察殴打和在上海被你们警察殴打，都是因为你们警察的过错。你们怎么会诬陷别人碰瓷儿呢？他又不吭气儿了。
上海警方做完笔录以后还让我等着，一直在那坐了一天，也没人理。到晚上我说怎么还不让我回家啊？他们说你还得等一等，还有情况要跟你了解呢。我说我昨天就来了，今天又是一天，我这么大岁数，也没法休息，你们什么时候让我回家啊？他们说，那给你找一个地方睡觉吧。就给我找了一个办公室，让我在那睡觉。
７月3号，又在那坐着，也没人问没人理，也不让回去，坐了一天。又到了深夜，到大约12点多，有一个姓宋警察说，“你起吧。”
“什么意思？”
“你上车吧。”
我说“上车干嘛啊？你们要给我弄哪去啊?”
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你上车吧。”就让我上了一辆面包车。有一个男警察一个女警察一边一个夹着我，姓宋的警察开车，我就一直问，你们要把我拉到哪去啊？
“您就只当是去疗养。”
什么叫“只当是去疗养”呢？你们到底要把我弄哪去啊？
再没人理我，车就一直开，开到两边都没有人了，全都是树，再开，两边都是大山了，我说，“你们干嘛？要把我送山里去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车就一直开，开到一个地方，停车了，前面有一个大门，当时天已经特别黑了，哪里知道是在哪啊？
姓宋的警察就下车联系去了，联系了挺长时间才出来，就把车往大门里开。隔着玻璃我才看见“管理处”三个字，什么“管理处”也没看清。
进了一个大铁门，又进了一个小铁门，旁边有一个小屋子，屋子里有一张床，床上摆着一叠衣服，他们一指那床的衣服，说：
“你把衣服换上。”
我说你们这不是医院性质的吗？这是咋回事啊？
“你先把衣服换上吧。”
这时候就有人问，她身上有伤没有？
我说，没有啊，怎么回事啊？
“你把衣服换上。”
这时已经发现是医院了，也没有办法了。只好把衣服换上了，这时就有人过来给我抽血化验，但我还是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第二天，就有人叫我名字“刘亚玲”。我说我不叫刘亚玲啊，你们怎么叫我这个名字啊？
他们说，你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名字。
我心里就明白了。我问为什么叫我这个名字啊？也没人理我了。到了晚上就要给我吃药，我说我吃药干嘛呀？我没有病，你们怎么给我乱吃药呢？我在外面看病医生一直说不让乱吃药，你们怎么问都不问就给我乱吃药呢？也不了解我的体质，就给我乱吃药，吃什么药也不告知我。
“就是镇静的，让睡觉的。”
“我睡觉没问题啊，你也不知道我睡觉有没有问题就让我吃药。”我一直坚持不吃药，后来就没再坚持让我吃药。
就这样我就一直在那个“三科六病房15号”呆着，那是一个重症监护室，屋里有两个大监视探头。等于是给我关在重症监护室里了。
那个地方是一片平房，中间有一个“圈儿”，好像一个天井似的，上面是铁网。别的“病人”到时间就可以到“圈儿”里放风，只有我不行。我的门不能开，挂着锁，不让我出去。不让人跟我说话，我也不准跟别人说话。不让我给家人打电话，不许跟任何人联系。我心里又着急又奇怪，为什么他们说我儿子出事了，却把我给关起来？不知他们想干什么？
王荔蕻：“叫你的假名字叫了多长时间？”
“大概有两个多月吧，以后才开始叫真名字。”
“后来了解到，他们有人说是北医三院给开的证明让我进到这里的，我说北医三院在哪我都不知道，从来没去过，他们怎么会给我开证明呢？而且你们开的证明是给“刘亚玲”开的，我又不是刘亚玲。后来又说是朝阳医院给开的证明，我说朝阳医院开证明？我一直在你们这关着，怎么会去朝阳医院开证明呢？你们这不是弄虚作假吗？你们是政府啊，是警方啊，怎么能这么干呢？！于是就又没人理我了。
就这么关着我，还不许我情绪不好，看到他们不规范的地方也不许说。
我知道不能跟他们硬来，否则让他们绑起来，那太没自尊了。我尽量使自己情绪平静，遵守制度，跟他们大吵大闹是一点用也没有的。我看见过他们绑人，有的人刚进来，大喊大叫，说我没病，凭什么关我？就把人五花大绑起来。我可不想那样。也只好在那呆着。
王荔蕻：“你在那里面情绪？”
儿子出了那么大的事，我肯定着急啊，一审二审我都不知道，后来在我强烈要求下，10月31日，上海来了两个法官，说给我送二审裁定书。我一看裁定书，我说一审为什么不告诉我？二审裁定书都下来了，你还没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呢，就告诉我结果了！有你们这么做的吗？这个结果我是不认可的！
他们让我在判决书上签字，我说你们一审二审都没有让我参加，我为什么要签字。
后来他转了一圈回来说，你不签字我也给你一份。
我说你给我这个有意义吗？我问他父亲知道吗？让他们给孩子他父亲。
有一个法官就打开案卷说，你看，这里好几份呢，会给他父亲送一份的。
我说你们会给他父亲吗？说会的。后来我知道他们根本没有给送去！你说他们怎么都是瞎话呢？没有一点实情。他们是警方啊，是国家机关啊，怎么竟然这么干！你们定的那些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不就是为了国家安定的吗？你们自己都不按照法律执行，在社会能安定吗？
送完裁定书以后又没有音讯了。我就说我这算怎么回事啊？你们要给我一个说法啊。就给了我三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说就是为了保护我。
我说什么叫保护我？半夜三更偷偷摸摸人不知鬼不觉地把我送到这，不让我跟任何人联系，不通知家属，你这叫保护我吗？有这么保护的吗？你看我这重症监护室里两个大探头，你们这是侮辱我的人格，我绝不接受这个说法。
第二个理由是开奥运会了，为了安保。我说开奥运，为安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平时哪有一点不规范的地方啊？我什么地方做得不规范了？违法了？没有吧？为了开奥运你就想把谁弄起来就弄起来吗？如果说是为了我的孩子，我和我孩子是两个独立的人格，你们咋会这么对我呢？——他又不言语了。
没有理由了，就这么关着你。
后来实在没办法解释了，就想给我找个有病的理由。他们就问我说“你知道我们这里是干什么的吗？”
我说“你们这不就是强制治疗的地方吗？可是强制治疗是不是得有个原因啊？有病了或者有不规范的行为，你们给他治疗目的是不让他给社会上增加不安定因素。你们的做法是这样的吧？不能说是见到一个人想给他“治疗”就拉进来“治疗”吧？那么我到底算是怎么了？我什么症状都没有，行为非常规范，你们把我搁这到底算咋回事啊？”
他们就说“你儿子那事挺大的你不知道啊。”
我说“事挺大，你们也不能只笼统的说挺大就完事了，什么情况都不告诉我。我儿子跟我都是独立的个体，不能说我儿子出事就把我关起来吧？有这样干的吗？”
这就是他们给我的理由，在关了我两个月以后，换了我的真名了，于是他们又到朝阳医院开了一个假证明，证明我精神有问题，就以这个名字把我关在里面，但是他们不敢告诉我本人。
因为经常来人来找我聊聊或者鉴定一下什么的，我就发现他们是想看看我精神是不是有问题。后来我就对他们来检查的人说“你们给我一个说法，我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关在这呢？”他们一开始告诉我的是“明确你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进去以后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主治大夫和一个主任都明确告诉我了说我精神没有问题，我就问“既然我精神没有问题为什么还把我关在这啊？”谁也不说话了。
再后来奥运会也开完了，能编的理由都编完了，没办法回答我了，就说“朝阳医院有一个证明，证明你精神有问题。”
我说“我一直被你们关在这里，朝阳医院怎么会给我开证明，这个显然是假的啊。”
然后有一天说带我做胸透去，到了以后他们就哪都照，我就说“你照胸透怎么肚子也照啊，你们把单子给我看上面到底写的什么。”拿来一看单子上一面写着我的真名字，翻过来看到另一面写着“偏执”，我就问“什么叫偏执？”
他就说“你不是一直有个问题在找着么？”
我说“你要跟我提这个事情，你没有资格跟我说，你没有资格评判我这个问题的对与错，因为你不是关注我这个案件的人，你只关注你的病人。再说我找的这个问题，完全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程序在按部就班的解决问题，国家通知我了我去我才去，没有通知我就等着，我哪有一点不规范的地方。而你却说我找的问题不对。可是我找的这个问题证据确凿，是法官在违法地判案，诬陷好人。我行使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有什么不对呢？为什么维护法律，主张公平正义，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纵容那些法官的违法行为，就说是偏执呢？就根据这个打我偏执对吗？”
他就说“你一直就找一个问题，这就是偏执。”
我说“我想解决的问题，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法律、法规，行使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如果这也是偏执的话，那全中国凡是遵纪守法的人都属于偏执了吗？”
在这143天里我整个是糊里糊涂，第一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第二从孩子出事那天起到让我出来，整个事情没有让我说一句话，剥夺了我所有的合法权利。
11月23日，我根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正在那洗头，有人说处长找我。我洗完头到处长办公室去，一进办公室我就看见好几个装衣服的盒子，他就说“你把衣服换上，三点钟飞机。”
我说“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不直接去看儿子，我得先回家梳洗一下啊，你们为什么非要让我直接去看儿子啊。”当时我真的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孩子已经核准了死刑，一切都判决完了，马上什么都要结束了！而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就说“你抓紧机会，你想不想见你儿子？”
我说“当然想见啊，我的儿子我能不想见吗？”
他说“你要是想见就赶紧换衣裳。”
我就想不管什么情况下，我得先赶紧去见儿子去啊。换上衣服后就匆匆忙忙把我送到飞机场。1个多小时以后到了上海，到了那以后天下着雨，他们把我安排在一个乡村别墅一样的地方睡了一宿。我当时跟他们提了个要求，我在那被关了143多天人这样憔悴，我见我儿子是不是得收拾利落点啊。
然后他们就给我找了个电吹风和一把梳子，还给了我一个发卡。他们解释说这样晚了也没有地方能联系做头发了。
我说“那好吧，随便弄一下吧。”
第二天吃了早饭就直接把我带到提蓝桥监狱，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根本不知道那是见最后一面，根本就没有人告诉我。下车以后他们就把我带进一个大楼，往里面走，到了一个接见室，我到的时候佳佳已经坐在那了。我就叫了他一声，把手搁在玻璃上，跟他说“佳佳咱俩握握手吧”，佳佳把手伸过来，我一看他还带着手铐，我们就这样握了一下手！
我们在那只说了几句话。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姓包的法官跟我说了三点，第一只允许会面二十分钟，第二不许谈案情，第三你要控制你自己的情绪。当时在那我就非常控制我的情绪，我怕我情绪一激动还不到二十分钟，他们就把我拖走了。
我问他在里面的生活怎么样。我根本不知道这就是让我见他最后一面啊，我根本就没想到。我还跟佳佳说前两天我没有机会来看你，现在我有机会来看你了，我相信你不会做危害国家危害社会的事情，我说我会关注这个案子的，你在里面提出合理的要求他们会满足你的。
我嘱咐孩子，我相信你做的事情没有错，我说“你在妈妈心里永远是最好最棒的最优秀的，而且你是最善良最坚强最孝顺最勇敢的好儿子。”我就觉得他感觉到我认同他了。当他起来要走的时候我就说“佳佳咱俩再握握手吧”他就赶紧过来把手搁在玻璃上跟我握了一下，就往那边走了，我就往另一边走了。他们始终也没有让我拥抱一下儿子，更没有告诉我这是最后一面！孩子也不知道，我从他的谈话里面听出来了。我还给他留了1000元钱，因为我问他里面伙食怎么样，他就跟我学了一下说是里面允许每个月买250元钱的买东西。
见完儿子以后我就提出三个要求，我说我想到儿子出事的地点去看看，闸北芷江西路派出所2007年打我儿子的时候跟我交涉过，我说我想到他们那去一趟，还有就是我想见一下判案的法官，我说我还有话没说。
后来就来了一个姓徐的法官，我当时就跟他提“打我儿子出事开始就没有让我说一句话，昨天才把我放出来，我还有很重要的证据还没交，我还有很重要的情况没说。”
我当时也不知道已经核准了，他也没有告诉我核准了，我跟他提这些他也都记录下来了。因为我都不知道已经到了死刑复核阶段了，我就一直跟他说我还有重要的证据和情况要说，一审二审都没有让我出来说话，他们怎么能这样啊！我说我要回去写材料，把这些情况反映一下的。孩子的成长过程和事情来龙去脉只有我知道，也只有我最清楚。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啊。
姓徐的法官说“我们找不到你啊，我们不能因为找不到你就终止我们的审判啊。”
我说“这不是强词夺理吗？谢有明7月16日到那里面去找我签字，已经证明我正常并且在哪里了，为什么你们说找不到我呢？而且我当时提了这么多问题没有一个答复我，在我儿子这个问题上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呢，你们怎么什么都不让我说就把我关起来呢。”
徐法官说，你写啊，写出来啊。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天朝阳分局那个穿蓝背心的人说的话还有上海那个姓孙的警察说的话，就是：“你儿子还等着你去救他去呢。”
你都知道我儿子等着我去救他，你们为什么还不让我说话。你说警察怎么能这么干呢，这个社会怎么是这样的呢？话都让他们说完了，又告诉你儿子等着去救他，又不让你说话。而且在佳佳没有执行之前我什么意思都表达了，我提出这么多问题都是正当的符合法律手续和要求的，他们却置之不理！
那徐法官记录了我说的话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也没有采纳我的意见也没有跟我联系就这样不了了之。
２４号我回到家，还正在写申诉材料呢，25号晚上就来人把我叫到街道一个屋子里，通知我说核准了死刑！
我一看核准日期是21号，马上就问“21号就核准了，你们为什么25号才告诉我啊，你们都核准完了才让我去见我儿子？有这样干的吗？我在我儿子的案子上还有话要说呢，我还有没有机会说话呢？什么时候才能让我说话呢？！”
来的上海的两个法官说，“你现在不是在说呢吗？不是在说呢吗？”一副无赖的腔调！
我说，我是说为我儿子的案子，我还有重要的话没说呢，还有证据没交呢！
他又油腔滑调地说，你不是说着呢吗？你不是说着呢吗？
我非常气愤，这个法官的语气就像个无赖！还有什么用呢？谁还听你的呢？
26号，他们就把我儿子执行了！
他们根本就不允许我说话！根本就没准备听我说话！即使我说了他们也当没听见！
我完全没有想到国家会允许这些人这样胡来，如果因为一些情况对国家对社会对公民都有好处，我个人受点委屈没什么，但是如果这种委屈纵容了国家执法机关违法、亵渎法律的尊严，歪曲国家的形象，给社会制造了不安定的因素，让老百姓无法正常生活，那么这种容忍就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所以一定要坚决杜绝他们危害社会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有真正的和谐和安定，老百姓才能有好日子过。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现在才了解到王静梅是一个深明大义的有着极为强烈的正义感的公民。她是想把她儿子的事情弄清楚！她不相信他们告诉她的关于她儿子的事情，她不相信她这么优秀的儿子会去“故意杀人”。
她在学着上网，学着在网上搜索有关她儿子的报道、文章，她学着开了博客，想发出她的疑问，说出她想说的话。但是刚刚写了两篇文章，博客就被强行关闭了。她又一次被封了口！
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她很真诚地对我说，我只是想寻求公平、正义！他们现在做事太不规范，他们都在违法，公检法一次的不公正就相当于社会上十次犯罪！不知道上面知道不知道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上面”是否知道，在“首善之区”的北京，有一个普通的市民王静梅曾经以“刘亚玲”的名字被强行、秘密地关押入“安康精神病强制治疗管理处？”
我不知道“上面”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北京的阳光青年在外出旅游的时候，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却几次三番地被警察暴打？
我不知道为什么警方公布的“执法录音”只有经过剪辑的杨佳的声音，而没有完整的警察执法过程的录音？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那个青年去讨说法的时候，被关住门，套上一个“杀人”的罪名？
我不知道堂堂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大楼里竟然没有摄像头？凡是发生疑问的地方要不就是没有要不就是摄像头坏了！多巧啊。
我不知道原告的法律顾问为什么能够担任被告的辩护律师？而且既然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为什么不为自己的当事人做辩护的准备，还没开始辩护就对自己委托人下了不利的结论？
我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让没有精神病鉴定资格的机构去鉴定一个人的精神状况？而且这个鉴定关乎一个人的生死！
我不知道一个精神正常的母亲在没有任何医疗鉴定的情况下，为什么却能够被秘密、强制关进精神病院长达１４３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堂堂最高法在全国舆情激愤、质疑声鼎沸的时候，对疑问重重的案件不问不审，急急忙忙就下了最后“复核”？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死刑核准之后三天才把母亲从秘密关押地点安康精神病强制治疗管理处押送去会见将要被执行的儿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告诉生离死别的母子，这是他们母子在人间的最后一面？！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让永诀的母子相互拥抱一下？感受一下相互的体温？为什么连手都不让他们握一下？为什么！怕他们一旦拥抱上海提篮桥监狱就会爆炸吗？会被天火击中爆燃吗？会让林昭的灵魂在远处微笑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死刑复核下来五天才告诉被告人家属？为什么通知家属第二天就急急忙忙执行死刑？为什么？急什么？
如果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莫名其妙地被“猝死”、被“躲猫猫”、被击毙；如果我们每一个母亲都不想无缘无故地被“精神病”，被秘密送进某个“精神病强制治疗中心”——在儿子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爱这个国家，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祖国不是虚妄地而是真诚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难道不该问一问为什么吗？
包括那六个警察的亲人，难道不该问一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在我们的国家是有法制的吗？还是在法的门前永远有那些或如狼似虎或冷漠如冰的守门人在隔绝正义、隔绝法制、隔绝良知、隔绝生的希望呢？
我们应该被永远隔绝在希望之外吗？
王静梅——这个苦难的母亲，这个被无缘无故在精神病院关押了143天的母亲难道不该得到国家赔偿吗？！（到现在为止，她连一个合法的解释都没听到。听到的只是在她索要孩子被扣押的没有被当做证据的物品时的推诿：上海说去找北京警方吧，北京警方说去找上海警方吧……）
母亲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希望？
母亲们，我们不该为正义大声呐喊吗？
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你们难道能容忍、纵容这一切吗？！
来源：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162e458344acbb1e
原文在此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788e610100cp3m.html
2009年3月30日星期一
2009年3月29日星期日
日知录（129）我与《记者观察》不得不说的故事
2009年03月29日
□ 王甘霖
《记者观察·民声》（中旬刊）因失去敛财工具“记者观察杂志社民声编辑部”的印章，而正式宣布关门。
2007年，我与在《中国社会导刊》做资方代表的陈瑞刚（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一同找到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洪金建筑公司的老板刘洪金，让他投资《记者观察》中旬刊。
刘洪金向《记者观察》杂志社支付了35万元的承包金后，记者观察杂志社出文件任命我为《记者观察·民声》杂志（中旬刊）的主编，全权负责《记者观察·民声》的编采业务。
刘洪金出资购置了电脑设备和办公用品，并在北京军事博物馆警卫楼四层租下几间房子作为《记者观察·民声》编辑部的办公地点。
同时，陈瑞刚用我与他的身份证在工商部门注册了“北京海之润文化传播公司”，作为《记者观察·民声》杂志的合法营运机构（陈占80%的股份，我占20%的股份，营业执照现在依然没有变更）。
运作过程中，陈瑞刚不懂业务，我便不让他干预编采。但他以资方自居，所以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我派记者杨X赶赴地震前线采访，在《记者观察·民声》的“地震特刊”中，杨X冒着生命危险，从前线发回了10个P的报道，一共花费出差费4000多元。陈瑞刚则以“没有必要到前线采访”为由，拒绝给杨X报销4000多元的差旅费，并以此为由“开除了杨X”。
面对这样的资方代表，我无言以对。
在打稿费的时候，我给杨X10个P的稿子打了5000元的稿费，想以此来作为补偿，但在支付的时候，陈瑞刚只给了他3000元钱。让杨X不但白做了这10个P的稿子，还倒亏了1000多元钱。
至此以后，我与陈瑞刚的矛盾不断升级，以至在2008年7月20日下午爆发。
这天，当我下班回家之后，在陈瑞刚的授意下，张XX（做经营的所谓“副主编”）将编辑部的门锁换掉，并给编辑、记者和多个同行打电话称“王甘霖被资方开除了”等等。
第二天，张XX以“副主编”的名义给所有编辑、记者打电话，让他们到编辑部聚餐、开会，研究下一步的出刊工作。
大部分的编辑记者都没参加，并说“王老师不在了，我们不愿意跟着陈瑞刚、张XX干，他们不懂新闻”。但也有人留了下来，他们是燕怡、郑旭、高胜科。
在这三个人中，燕怡后来被陈瑞刚开掉，郑旭中途主动辞职，只有高胜科站岗到关门的这天。
这当然是后话，最关键的是，作为记者观察杂志社任命的主编（我）与资方代表（陈瑞刚）发生矛盾的时候，记者观察杂志社不是以刊物的大局为重，而是将“钱”放到了第一位。
记者观察杂志社的总编辑杨玉良则给陈瑞刚说：“你能让老板刘洪金把2009年的承包费提前交了，我们就让王甘霖出局，并让你当主编。”
听到能当上主编，陈瑞刚则回山东临沂说服了投资人刘洪金，并同意支付一部分来年的承包费。
同时，杨玉良也带着副总编辑鄯宝红和自己的秘书王密源飞赴山东，与刘洪金见面，刘很快就为记者观察杂志社预支了2009年的部分承包费15万元。因此，我与我的采编团队也出局，陈瑞刚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记者观察·民声》杂志的主编。
小学没有毕业的陈瑞刚当上主编以后，新招了一大批“记者”，这些“记者”都没有工资，他们拿着记者观察杂志社的工作证，到全国各地去采访“负面新闻”，“记者”们把这些“负面新闻”采写回来后，陈瑞刚就加盖上“记者观察杂志社民声编辑部”的印章，然后以“核稿函”的方式传真给被批评方，被批评单位为了使稿子不被刊发，则到北京军事博物馆有军人站岗的警卫楼埋单。
但也有不信邪的，《记者观察·民声》杂志某“大牌记者”的一份“核稿函”惹怒了江苏省的某位全国人大代表。在今年的“两会”上，该全国人大代表质问山西某领导：你们山西的《记者观察》为什么总是到我们江苏来乱搞？
杨玉良挨了山西新闻主管部门的批评后，决定收回了陈瑞刚所掌握的“记者观察杂志社民声编辑部”的印章，并责令陈瑞刚主编：只能做正面报道，不能做负面报道。
《记者观察·民声》杂志于2008年3月创刊，刘洪金一共给记者观察杂志社交纳了50万元（35万元+15万元）的承包费用，2009年9月承包费才到期，但失去“敛财印章”的陈瑞刚因无力支付印刷费、房租费、编辑费、稿费而宣布提前关门。
谨以此文祭奠《记者观察·民生》的倒掉。
来源：
王甘霖腾讯博客http://user.qzone.qq.com/138118180?ADUIN=314283123&ADSESSION=1238335795&ADTAG=CLIENT.QQ.1881_QQUrlReportBlankZone.0
□ 王甘霖
《记者观察·民声》（中旬刊）因失去敛财工具“记者观察杂志社民声编辑部”的印章，而正式宣布关门。
2007年，我与在《中国社会导刊》做资方代表的陈瑞刚（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一同找到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洪金建筑公司的老板刘洪金，让他投资《记者观察》中旬刊。
刘洪金向《记者观察》杂志社支付了35万元的承包金后，记者观察杂志社出文件任命我为《记者观察·民声》杂志（中旬刊）的主编，全权负责《记者观察·民声》的编采业务。
刘洪金出资购置了电脑设备和办公用品，并在北京军事博物馆警卫楼四层租下几间房子作为《记者观察·民声》编辑部的办公地点。
同时，陈瑞刚用我与他的身份证在工商部门注册了“北京海之润文化传播公司”，作为《记者观察·民声》杂志的合法营运机构（陈占80%的股份，我占20%的股份，营业执照现在依然没有变更）。
运作过程中，陈瑞刚不懂业务，我便不让他干预编采。但他以资方自居，所以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我派记者杨X赶赴地震前线采访，在《记者观察·民声》的“地震特刊”中，杨X冒着生命危险，从前线发回了10个P的报道，一共花费出差费4000多元。陈瑞刚则以“没有必要到前线采访”为由，拒绝给杨X报销4000多元的差旅费，并以此为由“开除了杨X”。
面对这样的资方代表，我无言以对。
在打稿费的时候，我给杨X10个P的稿子打了5000元的稿费，想以此来作为补偿，但在支付的时候，陈瑞刚只给了他3000元钱。让杨X不但白做了这10个P的稿子，还倒亏了1000多元钱。
至此以后，我与陈瑞刚的矛盾不断升级，以至在2008年7月20日下午爆发。
这天，当我下班回家之后，在陈瑞刚的授意下，张XX（做经营的所谓“副主编”）将编辑部的门锁换掉，并给编辑、记者和多个同行打电话称“王甘霖被资方开除了”等等。
第二天，张XX以“副主编”的名义给所有编辑、记者打电话，让他们到编辑部聚餐、开会，研究下一步的出刊工作。
大部分的编辑记者都没参加，并说“王老师不在了，我们不愿意跟着陈瑞刚、张XX干，他们不懂新闻”。但也有人留了下来，他们是燕怡、郑旭、高胜科。
在这三个人中，燕怡后来被陈瑞刚开掉，郑旭中途主动辞职，只有高胜科站岗到关门的这天。
这当然是后话，最关键的是，作为记者观察杂志社任命的主编（我）与资方代表（陈瑞刚）发生矛盾的时候，记者观察杂志社不是以刊物的大局为重，而是将“钱”放到了第一位。
记者观察杂志社的总编辑杨玉良则给陈瑞刚说：“你能让老板刘洪金把2009年的承包费提前交了，我们就让王甘霖出局，并让你当主编。”
听到能当上主编，陈瑞刚则回山东临沂说服了投资人刘洪金，并同意支付一部分来年的承包费。
同时，杨玉良也带着副总编辑鄯宝红和自己的秘书王密源飞赴山东，与刘洪金见面，刘很快就为记者观察杂志社预支了2009年的部分承包费15万元。因此，我与我的采编团队也出局，陈瑞刚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记者观察·民声》杂志的主编。
小学没有毕业的陈瑞刚当上主编以后，新招了一大批“记者”，这些“记者”都没有工资，他们拿着记者观察杂志社的工作证，到全国各地去采访“负面新闻”，“记者”们把这些“负面新闻”采写回来后，陈瑞刚就加盖上“记者观察杂志社民声编辑部”的印章，然后以“核稿函”的方式传真给被批评方，被批评单位为了使稿子不被刊发，则到北京军事博物馆有军人站岗的警卫楼埋单。
但也有不信邪的，《记者观察·民声》杂志某“大牌记者”的一份“核稿函”惹怒了江苏省的某位全国人大代表。在今年的“两会”上，该全国人大代表质问山西某领导：你们山西的《记者观察》为什么总是到我们江苏来乱搞？
杨玉良挨了山西新闻主管部门的批评后，决定收回了陈瑞刚所掌握的“记者观察杂志社民声编辑部”的印章，并责令陈瑞刚主编：只能做正面报道，不能做负面报道。
《记者观察·民声》杂志于2008年3月创刊，刘洪金一共给记者观察杂志社交纳了50万元（35万元+15万元）的承包费用，2009年9月承包费才到期，但失去“敛财印章”的陈瑞刚因无力支付印刷费、房租费、编辑费、稿费而宣布提前关门。
谨以此文祭奠《记者观察·民生》的倒掉。
来源：
王甘霖腾讯博客http://user.qzone.qq.com/138118180?ADUIN=314283123&ADSESSION=1238335795&ADTAG=CLIENT.QQ.1881_QQUrlReportBlankZone.0
日知录（128）Chinese Al Jazeera? No Chance
Reading David Bandurski’s ever keen observations over at China Media Project in “As China shout its line on Tibet, is anybody listening?”, I got struck by deja vu all over again. Three times.
First, there’s the endless drumbeat of the official line in Chinese media Bandurski illustrates thusly:
In People’s Daily: “Treasuring the fruits of democratic reform: celeb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liberation of millions of Tibetan serfs”
In Guangming Daily: “Treasuring the fruits of democratic reform: celeb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liberation of millions of Tibetan serfs”
In Economic Daily: “Treasuring the fruits of democratic reform: celeb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liberation of millions of Tibetan serfs”
At Xinhua, etc. etc. etc.
And so on. Which, of course, is echoed repeatedly in English as Tibet to set “Serf Liberation Day”, or minor variations thereof. You can even read about it in Esperanto, along with full coverage of the two conferences last month. Which reminds me of my all time favorite bit of heavy handedness from Chinese English media, the special report page Xinhua produced titled “Condemn Falun Gong”, in which the headlines report all sorts of groups doing just that: a forum, overseas Chinese, the students of Chongqing, “people of all circles”, and then, so as not to leave out people without circles, simply “people” condemn it, in case you weren’t sure if you were invited to join in the festivities.
Bandurski then reminded me of the news that China is investing 45 billion RMB in CCTV, Xinhua and People’s Daily to “accelerate “going out”" and go global with its news operations to set media agendas. The maximum any one of them can get is 15 billion, which is alot more than CCTV-9 has ever seen, but wait a minute. I’ve heard most of this before. Li Changchun has been saying more or less the same things about “going out” since 2003, albeit I’m guessing he’s not referring to the Three Represents as often. The same goes for soft power - just because America finally has a president who likes Joseph Nye doesn’t mean the Chinese just discovered him too. It’s been a perennial favorite for years, and been applied to everything from CNN to Korean soap operas, and always boils down to “China doesn’t have enough”.
First of all, one bit going around is that China is inspired to start its own Al Jazeera. That was something heard in 2004 and repeatedly thereafter from Li Xiguang, Tsinghua professor and at that time newly appointed director of CCTV International. Li was behind the relatively tame revamp of CCTV-9 at the time, when they hired Edwin Maher, and launched Spanish and French language channels (and five years later, how many people watch those?).* Now, CCTV is on the verge of launching Russian and Arabic channels, and plans to have seven different languages on 11 channels by 2012. I count six including Mandarin. Is there a Cantonese CCTV, or are they going to launch the world’s first global 24 hour esperanto network? Point being, that 15 billion RMB gets sliced 11 ways. Most importantly, what kind of strategy is this? Al Jazeera made its mark primarily through exclusive journalism in one language - it’s own - and then expanded into English. At this rate, the Big Underpants building in Beijing is going to be the Tower of Babel, or worse resemble the EU’s translation center.
Besides this lack of focus, there are other reasons China can’t have an Al Jazeera:
1.Size matters: Al Jazeera is based in Qatar, which is about 11,000 square kilometers (4,400 square miles). To put this in perspective, all of Beijing is 16,807 kilometers. But their primary Arabic business covers the entire Arab world. Al Jazeera offices have been closed or raided because of negative reporting in the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Egypt, Saudi Arabia, Tunisia, Kuwait, Jordan and Bahrain. It’s not beholden to the governments of 99% of its regional viewers.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Al Jazeera was so successful.
2.Nobody wants to hear about Qatar: Qatar has about 350,000 citizens according to Wikipedia, and around another 700,000+ expats. There is news to be reported, and Al Jazeera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not looking in its own backyard too closely, but the country is just too small to be a generator of globally significant events (except about Al Jazeera itself). By contrast, China sneezes about the dollar and markets turn.
3.Al Jazeera’s main mission is not boosterism: China is flatly stating they want a Chinese network to boost their reputation. The Emir of Qatar, by contrast, has allowed editorial independence and Qatar doesn’t really need it anyway thanks to size and oil. Not to mention perhaps the Emir understands that it doesn’t work. Soft power does not seem the Emir’s main interest, at least not in the way Chinese officials and scholars tend to think of it.
4.They made their bones with regional Johnny-on-the-spots and call-in shows: Al Jazeera’s primary success was in Arabic, not English, with bureaus reporting live on the scene, even if it is only horrifying images of bodies (not typical fare for Chinese media). How often has Chinese language television been breaking news for their domestic audience with investigative interviews or live reports? Not so much. Al Jazeera’s popular live call-in shows, meanwhile, have often involved shouting matchs and free debate.
Finally, Bandurski also points out that China shipped a happy Tibetan monk all the way to Canada to say how not mad he is about anything. Well, three years ago China was building the largest embassy in the U.S., designed by I.M. Pei, and their ambassador had started gladhanding people in diners in Iowa. That didn’t pay off huge either.
China may have a respectable global news franchise yet, but throwing money around and talking about copying models that don’t fit isn’t going to make one.
*Li Xiguang’s speech on World Press Freedom Day in 2004 about coverage of the Iraq War by Chinese jounalists is fascinating. He basically savages CNN and Fox for spewing U.S. propaganda, but also savag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essentially “turning over” state TV to Rupert Murdoch.
UPDATE: SARFT said today that CCTV International’s four existing stations now reach 100 million households. I’ll just point out two things: first, reach is not the same as viewers or trust, and second, if that’s the case it wouldn’t make much sense to spend the 45 billion on a new network, but rather in integrating Xinhua’s overseas bureaus with CCTV International. Will turf wars and red tape make this difficult? Who knows.
source：http://www.mutantpalm.org/2009/03/25/chinese-al-jazeera-no-chance.html
First, there’s the endless drumbeat of the official line in Chinese media Bandurski illustrates thusly:
In People’s Daily: “Treasuring the fruits of democratic reform: celeb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liberation of millions of Tibetan serfs”
In Guangming Daily: “Treasuring the fruits of democratic reform: celeb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liberation of millions of Tibetan serfs”
In Economic Daily: “Treasuring the fruits of democratic reform: celeb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liberation of millions of Tibetan serfs”
At Xinhua, etc. etc. etc.
And so on. Which, of course, is echoed repeatedly in English as Tibet to set “Serf Liberation Day”, or minor variations thereof. You can even read about it in Esperanto, along with full coverage of the two conferences last month. Which reminds me of my all time favorite bit of heavy handedness from Chinese English media, the special report page Xinhua produced titled “Condemn Falun Gong”, in which the headlines report all sorts of groups doing just that: a forum, overseas Chinese, the students of Chongqing, “people of all circles”, and then, so as not to leave out people without circles, simply “people” condemn it, in case you weren’t sure if you were invited to join in the festivities.
Bandurski then reminded me of the news that China is investing 45 billion RMB in CCTV, Xinhua and People’s Daily to “accelerate “going out”" and go global with its news operations to set media agendas. The maximum any one of them can get is 15 billion, which is alot more than CCTV-9 has ever seen, but wait a minute. I’ve heard most of this before. Li Changchun has been saying more or less the same things about “going out” since 2003, albeit I’m guessing he’s not referring to the Three Represents as often. The same goes for soft power - just because America finally has a president who likes Joseph Nye doesn’t mean the Chinese just discovered him too. It’s been a perennial favorite for years, and been applied to everything from CNN to Korean soap operas, and always boils down to “China doesn’t have enough”.
First of all, one bit going around is that China is inspired to start its own Al Jazeera. That was something heard in 2004 and repeatedly thereafter from Li Xiguang, Tsinghua professor and at that time newly appointed director of CCTV International. Li was behind the relatively tame revamp of CCTV-9 at the time, when they hired Edwin Maher, and launched Spanish and French language channels (and five years later, how many people watch those?).* Now, CCTV is on the verge of launching Russian and Arabic channels, and plans to have seven different languages on 11 channels by 2012. I count six including Mandarin. Is there a Cantonese CCTV, or are they going to launch the world’s first global 24 hour esperanto network? Point being, that 15 billion RMB gets sliced 11 ways. Most importantly, what kind of strategy is this? Al Jazeera made its mark primarily through exclusive journalism in one language - it’s own - and then expanded into English. At this rate, the Big Underpants building in Beijing is going to be the Tower of Babel, or worse resemble the EU’s translation center.
Besides this lack of focus, there are other reasons China can’t have an Al Jazeera:
1.Size matters: Al Jazeera is based in Qatar, which is about 11,000 square kilometers (4,400 square miles). To put this in perspective, all of Beijing is 16,807 kilometers. But their primary Arabic business covers the entire Arab world. Al Jazeera offices have been closed or raided because of negative reporting in the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Egypt, Saudi Arabia, Tunisia, Kuwait, Jordan and Bahrain. It’s not beholden to the governments of 99% of its regional viewers.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Al Jazeera was so successful.
2.Nobody wants to hear about Qatar: Qatar has about 350,000 citizens according to Wikipedia, and around another 700,000+ expats. There is news to be reported, and Al Jazeera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not looking in its own backyard too closely, but the country is just too small to be a generator of globally significant events (except about Al Jazeera itself). By contrast, China sneezes about the dollar and markets turn.
3.Al Jazeera’s main mission is not boosterism: China is flatly stating they want a Chinese network to boost their reputation. The Emir of Qatar, by contrast, has allowed editorial independence and Qatar doesn’t really need it anyway thanks to size and oil. Not to mention perhaps the Emir understands that it doesn’t work. Soft power does not seem the Emir’s main interest, at least not in the way Chinese officials and scholars tend to think of it.
4.They made their bones with regional Johnny-on-the-spots and call-in shows: Al Jazeera’s primary success was in Arabic, not English, with bureaus reporting live on the scene, even if it is only horrifying images of bodies (not typical fare for Chinese media). How often has Chinese language television been breaking news for their domestic audience with investigative interviews or live reports? Not so much. Al Jazeera’s popular live call-in shows, meanwhile, have often involved shouting matchs and free debate.
Finally, Bandurski also points out that China shipped a happy Tibetan monk all the way to Canada to say how not mad he is about anything. Well, three years ago China was building the largest embassy in the U.S., designed by I.M. Pei, and their ambassador had started gladhanding people in diners in Iowa. That didn’t pay off huge either.
China may have a respectable global news franchise yet, but throwing money around and talking about copying models that don’t fit isn’t going to make one.
*Li Xiguang’s speech on World Press Freedom Day in 2004 about coverage of the Iraq War by Chinese jounalists is fascinating. He basically savages CNN and Fox for spewing U.S. propaganda, but also savag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essentially “turning over” state TV to Rupert Murdoch.
UPDATE: SARFT said today that CCTV International’s four existing stations now reach 100 million households. I’ll just point out two things: first, reach is not the same as viewers or trust, and second, if that’s the case it wouldn’t make much sense to spend the 45 billion on a new network, but rather in integrating Xinhua’s overseas bureaus with CCTV International. Will turf wars and red tape make this difficult? Who knows.
source：http://www.mutantpalm.org/2009/03/25/chinese-al-jazeera-no-chance.html
日知录（127）检察院研发游戏 很“思想品德”
日期：[2009年3月25日] 版次：[AA32] 版名：[网眼] 稿源：[南方都市报]
检察院推出电脑游戏？还作为家庭作业让中学生下载去玩，还要交“玩后感”？这是真的。
日前，由苏州工业园园区检察院与园区教育局等联合设计制作的“青少年维权游戏”《正义之剑》正式推出，在辖区内的中小学生中推广。这也是继2007年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有关部门推出的反腐网游《清廉战士》之后，另一款由地方政府牵头推出的，旨在“寓教于玩”的游戏。
游戏已走出了工业园区，在网上引起关注，不少网友也已下载试玩，但这些成人玩家显然没有领会到游戏精髓，还提出了一些意见。
游戏目标是当“检察官”
据了解，这款游戏是由工业园区检察院、教育局联合苏州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东通开发的，属于角色扮演类（RPG）游戏。游戏以梦的开始展开故事情节，讲述了一名叫“易正言”的青年立志成为检察官的梦想旅程，“主人公遇到了重重困难和阻碍，但是他都能以‘义正辞严’的态度直面现实，学会自我保护，帮助伙伴们解决问题和麻烦，勇往直前，不断成长，最终梦想成真”。游戏以苏州地图为蓝本，“让同学们玩起来倍感亲切”。
对此，有关部门介绍称，“游戏突出知识性和趣味性，巧妙地融入了《刑法》、中小学《思想品德》教材等相关课本内容与法律知识，目的是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会自我保护的方法和了解生活中经常会接触的法律法规。”
家庭作业———玩游戏
本报记者了解到，在正式推出之前，这款游戏已经作为2009年的“寒假作业”，在苏州工业园区的星海学校开始试玩。据当地媒体报道，该校的七、八年级（初中）的近五百名同学从思想品德老师那里得到了这份“特殊作业”，并要求根据玩游戏过程中的体验写一篇感想。
一位姓胡的学生在感想中写道，“玩了这款游戏后，我发现自己长进了不少，并不是所有游戏都对人有害啊！”
与此同时，在星海学校网站上也可以看到多篇《正义之剑》心得、读后感、体验感、玩后感，而这些感想据称正是接受寒假作业的七、八年级学生所写。与这些感想并列在同一栏目中的，还有一篇专门介绍“青少年和网瘾”的转载文章，宣传戒网专家的“秘方”、“药方”。
丰富思想政治课内容
苏州市人民检察院网站一篇有关该游戏的报道称，游戏“寓学于乐、寓教于乐，受到了学生及学校的欢迎”。
2月24日，这款被认为是“全国首款RPG青少年维权游戏”，在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正式推广。而这款游戏及其操作指南，目前也被挂在检察院和教育局的网站上，供辖区各中小学校学生使用。《检察日报》报道称，该游戏已在园区辖区中小学校全面推广。
对此，一位从事青少年维权工作的检察官汤剑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游戏搬进课堂，既不耽误学生学习时间，同时也丰富了学生的班会和思想政治课。
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还提出“在未来将该款游戏通过数字电视平台免费推介给家庭数字电视娱乐用户”，目的就是，让“全市百万中小学生通过打游戏的方式找到属于自己的‘正义之剑’”。
先行者
《清廉战士》出师未捷身先死
同样由政府有关部门开发的游戏《清廉战士》非常短命。
《清廉战士》是浙江宁波市海曙区纪委等单位2007年推出的国内首款大型廉政文化主题游戏。在该游戏中，玩家的敌人是贪官，还有贪官的儿子、贪官的女儿，乃至贪官的情人。玩家的任务不是去抓贪官，而是使用武器、法术、酷刑等杀死他们，杀了贪官可以得到经验值。玩家的终极目标是到达清廉仙境，那里“鸟语花香，人民恩爱和谐，国家富足，世界一片祥和”。
该游戏推出之初，曾一度成为网民讨论的热点话题，遭到了网民的普遍质疑。
《清廉战士》从2007年7月25日推出，到8月14日关闭，一朵“网游奇葩”就此夭折。
网友质疑
这个游戏很雷人
尽管根据报道，《正义之剑》在试玩的学生那里受到了极大的欢迎，然而，并非游戏目标受众的部分网民却主动下载了游戏，玩了之后还冷嘲热讽说游戏太囧、雷人，提出许多批评，并怀疑这款游戏是否真能起到教育作用。还有网友毫不客气地挑刺儿，一位名叫“匈魔剑”的博主在百度的博客中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从游戏画面的设置到情节内容，提出种种质疑。
网民“傻猪猪”通过对比发现，“这个只有23M的游戏，其实并不是一个网络游戏。因为这个游戏只是使用一个名为《RPG制作大师》的业余游戏软件制作而成的。太让人失望了”。
在他看来，“很明显这次石猴数码制作出来的，也不过是一个粗制滥做的劣质成品。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可以拿政府预算制作，并且打着官方旗号推广的游戏，竟然只有如此初级的水平。如此粗劣的画面，实在无法想象如何可以吸引到现在对于制作精良画面精美游戏早已见怪不怪的青少年。”
而在博文跟帖中，也不乏这样的质疑。“这游戏的制作花了10万经费（未经证实），要是我会一点基础我连一分钱都不用花就做得出来了”，网友“彼岸花”说。而另一位网友则宣称，“你们给我5万，我给你做出比这个好100倍的游戏”。
学生玩后感
游戏让我想起《思想品德》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学校是最早试点《正义之剑》的学校，该校网站上还贴出了一些学生的游戏心得和感受。下面节选了部分学生感受。
让我明白个人离不开集体
甲同学：玩完《正义之剑》后，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其中有与他人合作打败怪兽，我几乎是百战百胜，于是让我联想到《思想品德》上第九课的内容，为什么个人离不开集体呢？因为个人离不开集体，集体是个人成长的摇篮和沃土，只有融入……
要遵守交通规则
乙同学：通过玩这款游戏，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应该遵守交通规则，我已经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而浪费了很多HP，所以，我要呼吁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所有剧情都使人奋发向上
丙同学：“正义之剑”的的确确是一款优秀的游戏，它教会了我守法不违法，知法不犯法，法律就是一柄正义之剑，与恶势力的斗争必然会使用它。游戏中所有剧情都使人奋发向上，他激励了我，有了前进的推动力。
就让我们也手持正义之剑，朝着自己的梦想继续加油努力！
不法行为害人害己
丁同学：我很高兴，在这寒假里老师推荐我们玩这款游戏，通过玩这款游戏我知道了许多有关法律的知识，如，赌博罪，豆腐渣工程，贿赂等罪行。我也知道了，这些不法行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危害，不仅害了自己而且也害了自己的家人，真是害人害己，实在是不太应该。
帮助了解思想品德
戊同学：那个叫钟建仁的会问你该不该去服役，这也是跟思想品德有关的一项知识，上方也会出现游戏帮助，让你对思想品德知识更加了解。……总之，这款游戏不仅让我学到了一些思想品德书上没有的知识，也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真是受益匪浅啊！
本报记者 张东锋
来源：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9-03/25/content_739822.htm
检察院推出电脑游戏？还作为家庭作业让中学生下载去玩，还要交“玩后感”？这是真的。
日前，由苏州工业园园区检察院与园区教育局等联合设计制作的“青少年维权游戏”《正义之剑》正式推出，在辖区内的中小学生中推广。这也是继2007年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有关部门推出的反腐网游《清廉战士》之后，另一款由地方政府牵头推出的，旨在“寓教于玩”的游戏。
游戏已走出了工业园区，在网上引起关注，不少网友也已下载试玩，但这些成人玩家显然没有领会到游戏精髓，还提出了一些意见。
游戏目标是当“检察官”
据了解，这款游戏是由工业园区检察院、教育局联合苏州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东通开发的，属于角色扮演类（RPG）游戏。游戏以梦的开始展开故事情节，讲述了一名叫“易正言”的青年立志成为检察官的梦想旅程，“主人公遇到了重重困难和阻碍，但是他都能以‘义正辞严’的态度直面现实，学会自我保护，帮助伙伴们解决问题和麻烦，勇往直前，不断成长，最终梦想成真”。游戏以苏州地图为蓝本，“让同学们玩起来倍感亲切”。
对此，有关部门介绍称，“游戏突出知识性和趣味性，巧妙地融入了《刑法》、中小学《思想品德》教材等相关课本内容与法律知识，目的是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会自我保护的方法和了解生活中经常会接触的法律法规。”
家庭作业———玩游戏
本报记者了解到，在正式推出之前，这款游戏已经作为2009年的“寒假作业”，在苏州工业园区的星海学校开始试玩。据当地媒体报道，该校的七、八年级（初中）的近五百名同学从思想品德老师那里得到了这份“特殊作业”，并要求根据玩游戏过程中的体验写一篇感想。
一位姓胡的学生在感想中写道，“玩了这款游戏后，我发现自己长进了不少，并不是所有游戏都对人有害啊！”
与此同时，在星海学校网站上也可以看到多篇《正义之剑》心得、读后感、体验感、玩后感，而这些感想据称正是接受寒假作业的七、八年级学生所写。与这些感想并列在同一栏目中的，还有一篇专门介绍“青少年和网瘾”的转载文章，宣传戒网专家的“秘方”、“药方”。
丰富思想政治课内容
苏州市人民检察院网站一篇有关该游戏的报道称，游戏“寓学于乐、寓教于乐，受到了学生及学校的欢迎”。
2月24日，这款被认为是“全国首款RPG青少年维权游戏”，在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正式推广。而这款游戏及其操作指南，目前也被挂在检察院和教育局的网站上，供辖区各中小学校学生使用。《检察日报》报道称，该游戏已在园区辖区中小学校全面推广。
对此，一位从事青少年维权工作的检察官汤剑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游戏搬进课堂，既不耽误学生学习时间，同时也丰富了学生的班会和思想政治课。
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还提出“在未来将该款游戏通过数字电视平台免费推介给家庭数字电视娱乐用户”，目的就是，让“全市百万中小学生通过打游戏的方式找到属于自己的‘正义之剑’”。
先行者
《清廉战士》出师未捷身先死
同样由政府有关部门开发的游戏《清廉战士》非常短命。
《清廉战士》是浙江宁波市海曙区纪委等单位2007年推出的国内首款大型廉政文化主题游戏。在该游戏中，玩家的敌人是贪官，还有贪官的儿子、贪官的女儿，乃至贪官的情人。玩家的任务不是去抓贪官，而是使用武器、法术、酷刑等杀死他们，杀了贪官可以得到经验值。玩家的终极目标是到达清廉仙境，那里“鸟语花香，人民恩爱和谐，国家富足，世界一片祥和”。
该游戏推出之初，曾一度成为网民讨论的热点话题，遭到了网民的普遍质疑。
《清廉战士》从2007年7月25日推出，到8月14日关闭，一朵“网游奇葩”就此夭折。
网友质疑
这个游戏很雷人
尽管根据报道，《正义之剑》在试玩的学生那里受到了极大的欢迎，然而，并非游戏目标受众的部分网民却主动下载了游戏，玩了之后还冷嘲热讽说游戏太囧、雷人，提出许多批评，并怀疑这款游戏是否真能起到教育作用。还有网友毫不客气地挑刺儿，一位名叫“匈魔剑”的博主在百度的博客中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从游戏画面的设置到情节内容，提出种种质疑。
网民“傻猪猪”通过对比发现，“这个只有23M的游戏，其实并不是一个网络游戏。因为这个游戏只是使用一个名为《RPG制作大师》的业余游戏软件制作而成的。太让人失望了”。
在他看来，“很明显这次石猴数码制作出来的，也不过是一个粗制滥做的劣质成品。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可以拿政府预算制作，并且打着官方旗号推广的游戏，竟然只有如此初级的水平。如此粗劣的画面，实在无法想象如何可以吸引到现在对于制作精良画面精美游戏早已见怪不怪的青少年。”
而在博文跟帖中，也不乏这样的质疑。“这游戏的制作花了10万经费（未经证实），要是我会一点基础我连一分钱都不用花就做得出来了”，网友“彼岸花”说。而另一位网友则宣称，“你们给我5万，我给你做出比这个好100倍的游戏”。
学生玩后感
游戏让我想起《思想品德》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学校是最早试点《正义之剑》的学校，该校网站上还贴出了一些学生的游戏心得和感受。下面节选了部分学生感受。
让我明白个人离不开集体
甲同学：玩完《正义之剑》后，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其中有与他人合作打败怪兽，我几乎是百战百胜，于是让我联想到《思想品德》上第九课的内容，为什么个人离不开集体呢？因为个人离不开集体，集体是个人成长的摇篮和沃土，只有融入……
要遵守交通规则
乙同学：通过玩这款游戏，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应该遵守交通规则，我已经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而浪费了很多HP，所以，我要呼吁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所有剧情都使人奋发向上
丙同学：“正义之剑”的的确确是一款优秀的游戏，它教会了我守法不违法，知法不犯法，法律就是一柄正义之剑，与恶势力的斗争必然会使用它。游戏中所有剧情都使人奋发向上，他激励了我，有了前进的推动力。
就让我们也手持正义之剑，朝着自己的梦想继续加油努力！
不法行为害人害己
丁同学：我很高兴，在这寒假里老师推荐我们玩这款游戏，通过玩这款游戏我知道了许多有关法律的知识，如，赌博罪，豆腐渣工程，贿赂等罪行。我也知道了，这些不法行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危害，不仅害了自己而且也害了自己的家人，真是害人害己，实在是不太应该。
帮助了解思想品德
戊同学：那个叫钟建仁的会问你该不该去服役，这也是跟思想品德有关的一项知识，上方也会出现游戏帮助，让你对思想品德知识更加了解。……总之，这款游戏不仅让我学到了一些思想品德书上没有的知识，也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真是受益匪浅啊！
本报记者 张东锋
来源：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9-03/25/content_739822.htm
2009年3月27日星期五
日知录（126）汪丁丁谈《财经》办刊立场
[编者按]这是《财经网》自办博客里胡舒立的一篇文章，原题是《丁丁和我们》。我截取了汪丁丁谈《财经》发展十年间如何把握刊物立场的讲话一段，另行取名。原文见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98-430.shtml。
主题是：十年《财经》，一以贯之。丁丁所谈，实录如下——
《财经》一开始我是参与的，在编辑部赶稿子，参加编前会，一边聊天讨论议题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一个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往往有很多意见涌现出来。但是对任何一个政治经济问题，你希望在哪个方向上求解这个问题？这个希望的求解方向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时一事，而是涉及到对中国社会的整体的看法、整体的感受。从一致性角度看，《财经》对每个具体的问题都有一个希望的求解方向，而且这个求解方向从远处看的时候，大致上与之在其他问题上的求解方向是自洽的。它不能够前后不一致。
现在，包括大陆港台的很多财经或非财经的大众媒体，从读者的角度看，我们读得时间长了会以后发现，它有很多的摇摆性，就是跟着舆论摇摆。这种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实际上反映出编辑部内部对于中国问题没有深刻的、整体的把握，这是最要命的一件事情。所以从外边看是不一致性的问题，从编辑部里边，其实是要求对所谓“中国问题”有一个视角更高远的整体把握。这是很困难的。我个人觉得很高兴，因为《财经》编辑部一以贯之了，从现在看确实比较一致，前后没有发生太多立场上的摇摆。
实际上，对中国问题的把握特别复杂，你如果非要让我来说，以我的看法，何谓《财经》立场或者能够代表《财经》的一以贯之的原则？我只好把它叫做“复杂的自由主义”。“复杂的自由主义”不同于简单的自由主义，也不同于西方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些自由主义，只能用哈耶克的“复杂现象论”的“复杂”，结合上所谓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这就是“一”。但是运用在中国政治经济议题上的时候，它表现出来非常复杂的叙述。
中国过去150年始终处于激进的影响之下。在这个激进的时代，想找到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的合适的表达方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稍微不合适，你就被简单地归到“左派”，或者被简单地贴上“右派”的标签。但是真正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表达，我叫做合适的表达，它后边有非常深层的复杂的原因。150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在求解这个问题，就是“中国问题”。
“中国问题”简单概括来说，是双重的矛盾，一方面是现代与传统的，还有一方面是西方和中国本土的。这双重的矛盾在西方知识分子里不发生，因为它是原发的资本主义，只有在中国这150年中，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结果这个问题渗透到所有的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和非政治经济议题中去，这是《财经》编辑部最常面对的现象。面对一个重大事件的时候，其解释框架、其引致的求解方案是什么？这也就是我们要寻求的一致性（consistency）。
如果根据今天的感受，提出一个看法，明天又换一个看法，所有的看法都像向量场似的不能一致，那就乱了，缺乏一个整体的把握。这是我个人从学术的角度看办新闻最难的一件事情。
在激进主义的大潮之下，需要一种反潮流的理性，能够比较稳健、比较复杂地来思考、求解这么一个大规模转型社会的复杂问题。为了寻找最合适的表达，首先其实是对重要问题的感受。没有这种感受，就不可能找到合适的表达。
《财经》编辑部有一大批优秀的编辑记者，他们对重要问题和问题的重要性非常敏感。这也是新闻的原则。在重要性的感受之后，你可以表达。任何理解的前提就是表达，没有表达不可能理解。所以在公共领域里，如果要想让《财经》这样的voice能够发出来并且维持下去，能一以贯之地保持了十年，最重要的就是对重要性的敏感，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能够生存到今天。在西方的新闻学院里头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最困难的事情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说出全部真相。”但是在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不是说出全部真相，因为你说不出来。你只能找到合适的表达，这样改革能够从体制内一步一步渐进地往前走。
我再补充一点，“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还有一层，就是说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演变的经验其实都可以借鉴。但是借鉴的时候要有一个普适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肯定是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和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我们把政治经济的维度叫做单一的维度。按照刚才我解释的思路，在《财经》编辑部，为了确定一个编辑方针，哪怕是短期的，就需要找到长远的一致性原则。这时候你的视野肯定就跃出了政治经济的维度，而必须得增加另外两个维度：一个是年鉴派的布劳代尔提出的物质生活的维度，就是你要切身感受中国人在这五千年里、在这块土地上他的物质生活的基本样式，这是本土特色；还有一个维度是精神诉求，就是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它是直接价值导向的。
就是你对一个经济问题的求解，其大方向肯定是受其他两个维度的制约，这样就可形成一个三个维度整合起来的大的视角，在这个视角里边，印度、中国、美国、前苏联等各国的经验，都可以借鉴。其实理论根本就没有了，在工作中看到“中国问题”，事实上形成了三个维度的这样一个视角，在这个视角底下，可以询问中国人的精神诉求：“你到底要什么？”
主题是：十年《财经》，一以贯之。丁丁所谈，实录如下——
《财经》一开始我是参与的，在编辑部赶稿子，参加编前会，一边聊天讨论议题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一个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往往有很多意见涌现出来。但是对任何一个政治经济问题，你希望在哪个方向上求解这个问题？这个希望的求解方向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时一事，而是涉及到对中国社会的整体的看法、整体的感受。从一致性角度看，《财经》对每个具体的问题都有一个希望的求解方向，而且这个求解方向从远处看的时候，大致上与之在其他问题上的求解方向是自洽的。它不能够前后不一致。
现在，包括大陆港台的很多财经或非财经的大众媒体，从读者的角度看，我们读得时间长了会以后发现，它有很多的摇摆性，就是跟着舆论摇摆。这种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实际上反映出编辑部内部对于中国问题没有深刻的、整体的把握，这是最要命的一件事情。所以从外边看是不一致性的问题，从编辑部里边，其实是要求对所谓“中国问题”有一个视角更高远的整体把握。这是很困难的。我个人觉得很高兴，因为《财经》编辑部一以贯之了，从现在看确实比较一致，前后没有发生太多立场上的摇摆。
实际上，对中国问题的把握特别复杂，你如果非要让我来说，以我的看法，何谓《财经》立场或者能够代表《财经》的一以贯之的原则？我只好把它叫做“复杂的自由主义”。“复杂的自由主义”不同于简单的自由主义，也不同于西方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些自由主义，只能用哈耶克的“复杂现象论”的“复杂”，结合上所谓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这就是“一”。但是运用在中国政治经济议题上的时候，它表现出来非常复杂的叙述。
中国过去150年始终处于激进的影响之下。在这个激进的时代，想找到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的合适的表达方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稍微不合适，你就被简单地归到“左派”，或者被简单地贴上“右派”的标签。但是真正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表达，我叫做合适的表达，它后边有非常深层的复杂的原因。150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在求解这个问题，就是“中国问题”。
“中国问题”简单概括来说，是双重的矛盾，一方面是现代与传统的，还有一方面是西方和中国本土的。这双重的矛盾在西方知识分子里不发生，因为它是原发的资本主义，只有在中国这150年中，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结果这个问题渗透到所有的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和非政治经济议题中去，这是《财经》编辑部最常面对的现象。面对一个重大事件的时候，其解释框架、其引致的求解方案是什么？这也就是我们要寻求的一致性（consistency）。
如果根据今天的感受，提出一个看法，明天又换一个看法，所有的看法都像向量场似的不能一致，那就乱了，缺乏一个整体的把握。这是我个人从学术的角度看办新闻最难的一件事情。
在激进主义的大潮之下，需要一种反潮流的理性，能够比较稳健、比较复杂地来思考、求解这么一个大规模转型社会的复杂问题。为了寻找最合适的表达，首先其实是对重要问题的感受。没有这种感受，就不可能找到合适的表达。
《财经》编辑部有一大批优秀的编辑记者，他们对重要问题和问题的重要性非常敏感。这也是新闻的原则。在重要性的感受之后，你可以表达。任何理解的前提就是表达，没有表达不可能理解。所以在公共领域里，如果要想让《财经》这样的voice能够发出来并且维持下去，能一以贯之地保持了十年，最重要的就是对重要性的敏感，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能够生存到今天。在西方的新闻学院里头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最困难的事情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说出全部真相。”但是在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不是说出全部真相，因为你说不出来。你只能找到合适的表达，这样改革能够从体制内一步一步渐进地往前走。
我再补充一点，“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还有一层，就是说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演变的经验其实都可以借鉴。但是借鉴的时候要有一个普适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肯定是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和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我们把政治经济的维度叫做单一的维度。按照刚才我解释的思路，在《财经》编辑部，为了确定一个编辑方针，哪怕是短期的，就需要找到长远的一致性原则。这时候你的视野肯定就跃出了政治经济的维度，而必须得增加另外两个维度：一个是年鉴派的布劳代尔提出的物质生活的维度，就是你要切身感受中国人在这五千年里、在这块土地上他的物质生活的基本样式，这是本土特色；还有一个维度是精神诉求，就是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它是直接价值导向的。
就是你对一个经济问题的求解，其大方向肯定是受其他两个维度的制约，这样就可形成一个三个维度整合起来的大的视角，在这个视角里边，印度、中国、美国、前苏联等各国的经验，都可以借鉴。其实理论根本就没有了，在工作中看到“中国问题”，事实上形成了三个维度的这样一个视角，在这个视角底下，可以询问中国人的精神诉求：“你到底要什么？”
2009年3月26日星期四
日知录（125）当前大陆启蒙网站与敢言网站综述
边缘学徒
中文互联网发展之迅猛、分层之深广、形式之丰富，如同诸位所见，诚可谓“革命”也。仅截止去年2月，相对独立的中文文化网站便约有52000个，其中以 WWW开头的，约有34000个；约7000个网站以文化新闻类为主，约1000个网站属於专业文学性质，另有1000个综合网站拥有文学栏目；而旅游网站，则在5200个左右。在此浩繁网海之中，我提出一批我常关注的现存网站来，结合当前时局之亟须而综述之。但有三点我要说明：第一，普及率过大的门户网站与传统官方网站不在此列；第二，论坛、社区、博客、MSN、留言版等不在此列，这包括颇负盛名的《天涯社区》www.tianyaclub.com、《自由中国论坛》http://218.155.24.175:9876/zyzg/index.php?sid=JsdVteF8、《兴华论坛》http://www.1911.cn、《中间思想文化论坛》http://www.zhongjian.net？、《观点论坛》？、《先锋论坛》http://www.whxf.net、《北国之春》http://bgzc1.126.com等；第三，尽量选择以WWW开头，以COM、CN、NET、ORG结尾的网站。
一、学院研究组织主办的独立学术网站
此类网站之中，颇受关注的是一批务实网站。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http://www.ccer.edu.cn，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农村研究网》http://www.ccrs.org.cn，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人大与议会网》http://www.yihuiyanjiu.org，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制度分析和公共政策网》http://www.wiapp.org等。
其次，是以研究法学，尤其是研究宪政、政治、法律为主的网站。如：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理论法学研究资讯网》http://www.legaltheory.com.cn，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主办的《法律史学术网》http://www.legal-history.net，西南政法大学宪法行政法法律研究中心主办的《宪行天下》http://www.cncasky.com，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政治文化研究网》http://www.tszz.com等。再其次，就是纯粹学院派的学术网站。如：四川大学哲学系、四川大学伦理学研究中心和四川省哲学学会共同主办的《思问网》http://www.siwen.org，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思与文》http://www.chinese-thought.org网站兼同名网刊，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政研究中心主办的《宪政知识网》http://www.xianzheng.com等。
在视线所及，我以ALEXA统计器分别予以排列对比，此类网站之中有两家网站远远超越以上诸网站，分别是：北京大学主办的《北大在线》http://www.beida-online.com，全球排行第11483名；北京邦盛投资有限公司主办、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应邀协办并负责组稿及编辑的《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排行第24812名；而刚才所述务实网站之佼佼者——《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排行第46998名。究其缘故，《北大在线》、《世纪中国》的内容，均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学术等综合议题，且互动性极强。
《北大在线》有着名的下设学术网站《中国学术城》http://newyouth.beida-online.com/xueshu、《燕园评论》http://edu.beida-online.com/yypl等，大批学术权威人物集聚在此。相比较而言，《世纪中国》更民间化。该站下设两个人气旺盛的论坛——“世纪沙龙”、“世纪学堂”，主办《世纪周刊》、《公共平台》、《星期文萃》等网路杂志，并即时更新“第一时间”栏目。经统计，仅2004年便有1000多位作者在该网站首发将近2600篇原创文章（非论坛帖子）。值得留意的是，该网站还有重要参与者——北京中青未来社区文化发展研究所。
关于这两个网站的影响力，可以给诸位一组数位进行对比。我注意到排行第70627名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其浏览量已达6909892次；全球最大规模的中文法律网站、大陆规模最大的法制新闻发佈中心——《中国法治网》http://www.sinolaw.net.cn，目前的日均页面浏览量超过60万次，被国务院新闻办称之为“国内办得最好的法律网站”，全球排行第53948名；如此，则排行第11483名的《北大在线》与排行第24812名的《世纪中国》之影响力可想而知，几可称为学院研究组织独立学术网站之颠峰。
二、个人主办，但依託於学院研究组织和学者的学术网站
此类网站之中，以《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办有《文化研究》辑刊）、《学说连线》http://www.xslx.com（办有《前沿学刊》网刊）、《法律思想网》http://www.law-thinker.com（办有《法思》网刊）、《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法理与判例》http://www.chinalegaltheory.com等为代表，其影响力几乎可与上述网站同日而语。
《文化研究网》是中西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排行第32324名，超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由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点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元浦主办。该网站是大陆第一家拥有正式出版物的文化研究学术网站，强调原创性的理论研究与回应当下的个案研究，并将中国问题置於全球化视野之下，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对话，故其醒目的研究方向是 “中国与西方”。
《学说连线》排行第45111名，也超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是以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教授、专家、学者为学术依託的大型学术网站，由四川某省级部门计算机资讯中心主任沈中主办。该网站主要面向大专院校师生、科研机构研究人员，以及热衷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群体，拥有一批稳定的读者群。其影响力已幅射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各地高校、科研机构。目前，已有200多位作者在此网站发表论文和建立专集（其中有不少是大陆知名学者），收藏的论文将近12000篇。
三、非政府、非学院组织主办的高质量研究网站
此类网站比以上网站更为入世。其代表者，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评网》http://www.china-review.com、《天则经济研究网》www.unirule.org.cn，北京汉卓律师事务所主办的《秦兵律师网》http://www.qinbing.com，北京德赛思创谘询中心主办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选举专案”创建）等。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於1993年7月创立，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目前聚集之人士，乃是大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其研究质量和业务水平之高，从《中评网》的收费制度可窥一斑：除“学人社区”之外，《中评网》其他栏目概不免费开放。国内会员每年须交100元，海外会员每年须交50美元或50欧元或6000日元，方可访问该网站全貌。尽管如此，《中评网》仍能排行第56446名，远超浏览量已达7945871次的《秦兵律师网》（排行第69081名），此可谓“实力”。
《秦兵律师网》是大陆律师事务所网站之中的奇迹。该网站内容涉及时政、地产、房屋、物业、拆迁、股权、选举、劳工等一系列当前最为紧迫的民生民权之焦点问题，其价值已远远超过律师事务所本身，始成为尖锐的大型综合网站。《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主要为政府、企业、学术机构、社会组织和学者提供特制的资讯、调研、谘询和呼籲，尤其为从事选举和人大工作的官员和学者提供相关资讯，不少海外学者也是从该网站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该网站的主办者是一批长期研究中国选举与基层治理的学者和长期从事基层选举工作的工作者。
四、个人主办的启蒙网站与敢言网站
独创网站之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以下五类：
（1）思想类。如：陶世龙（居加拿大之弗雷德里克顿）主办的《五柳村（国内版）》http://www.taosl.net，郭中军主办的《政治学研究网》http://www.pssw.net，秋风主办的《思想评论》http://www.sinoliberal.net，杨支柱主办的《问题与主义》http://www.yangzhizhu.com，胡星斗主办的《胡星斗中国问题学》http://www.huxingdou.com.cn，顾则徐主办的《顾则徐新思想工作室》http://www.guzexu.com等。
（2）法学类。如：范亚峰主办的《公法评论》http://www.gongfa.com，游振辉主办的《中国法官》http://www.china-judge.com，王琳主办的《天涯法网》http://www.tyfw.net等。
（3）新闻类。如：紫瑞庐主办的《报道中国》http://www.cn99.com/cgi-bin/getlsts?listname=woskf网站兼同名网刊等。
（4）文学类。如：黎正光主办的《汉语文学网》www.hywx.com，余樟法（东海一枭）主办的《震旦文化网》http://www.zhendan.cn？，郑光路主办的《郑光路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http://www.tougao.com/gzs/zgl，李槟主办的《槟榔园》http://libins.cc333.com网站兼《槟榔园文学书院报》网刊等。
（5）维权类。如：李新德主办的《中国舆论监督网》教育培训、婚姻家庭、文化认同、回乡创业等较全面的内容。>http://www.yuluncn.com？，李健主办的《公民维权网》http://www.gmwq.org？，吴贤德主办的《打工者之声维权公益网》http://www.dgzzs.com，李鸣主办的《中国维权服务网》http://www.weiquancn.com，郭昌盛主办的《中国农民工网》http://cnmg.cc333.com。此类网站还有《农民维权网》http://www.weiquan.org.cn、《外来工》http://www.wailaigong.com等，内容涉及农民、农民工的组织管理、社会保障、权益保护、教育培训、婚姻家庭、文化认同、回乡创业等较全面的内容。
这些网站的主办者，均是极力推举个人兴趣和表达社会关注的网路代表。这当中：陶世龙年近76岁，曾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评为“有突出成就的科普作家”；郭中军年仅27岁，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秋风是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也是知名译介、研究学者；杨支柱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图书馆馆员、讲师，原《学而思》网站、《公民》网刊主办者；胡星斗是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创有北京星斗纵横文化发展中心；顾则徐是军、政、法、商、文均已经历之人，曾是法官。
范亚峰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也曾是北京教育学院教师；游振辉是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正科），也是福州大学兼职副教授；王琳是《方圆》杂志主笔，《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都市报》等多家报刊特约评论员。紫瑞庐是重庆报业工作者。黎正光是四川当代着名诗人、《浣花》文学诗集主编，也是《中国大型网路文学期刊》创办人；余樟法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也是众所周知的网路作家和民间诗人；郑光路是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也是大陆多家报刊特约记者和专栏撰稿人；李槟是旅居韩国的大学中文系教师。
李新德是包括法制新闻杂志社在内的大陆多家媒体特约记者、调查员，曾写下《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一文，且於46天之内凭藉互联网强大舆论攻势将李信打垮，从而声名远播，被《安徽法制报》誉为“中国民间舆论监督第一人”；李健是近两年来互联网公民维权运动的活跃人士和组织者；李鸣是湖北省宜昌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吴贤德是2003年12月10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受访维权人物，已发表作品千余篇；郭昌盛则是在北京工作的一位普通农民工，但其为民工所发之言论，如《对改善进城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建议》、《中国农民工的公民权利状况》等，全篇真实、沈重、有力，堪与对农民有着极深感情与思索的李昌平、郑年怀（淮生）相提并论。
以上人士，尤以主办《五柳村》（含“胡耀邦研究”、“中华文化”、“科学之笔”等专栏）的陶世龙最为着名。这个以个人之力主办的网站，竟能排行第94999名，远远超过已发行704期、订阅读者达57918人的《报道中国》网刊（排行第111419名），极不简单，也是海外人士将伺服器之一设於大陆的鲜见之成功个案。
五、个人与同道主办的共鸣网站
此类网站之中的奇迹是《野草先锋网》http://bj3.netsh.com/bbs/126168（办有《野草诗刊》网刊和《大散文》网刊）。该网站註册用户达万余人，日均访问量超过一万个IP用户，排行第33366名，远远超过《学说连线》，几乎与《文化研究网》不相上下。在此类中文独立思想文化网站之中，我仅知唯有“酷评家”朱大可等人主办的《文化先锋网》http://www.whxf.net（目前已被封杀）达此影响力。令人震惊的是，《野草先锋网》主办者的首要人物，竟是江西省上饶师范大学一名青年学生——玉生。玉生同时也是民刊《野草》主编，常在《诗选刊》、《星星》、《海峡》等发表作品；2001年创办该网站前身《野草诗歌网》时，他年仅20岁。他的同道，如汪峰、诗神（笔名）等，目前均是《野草先锋网》编辑。该网站所推荐的文章，甚至包括丁子霖的《我和林昭》在内，可谓中国新一代大学生的可贵努力。
与《野草先锋网》相似、但影响力差之甚远的网站，还有湖南大学“岳麓法学沙龙”组织成员（包括果铭、李晟、熊湘怡、杨帆、赵玮、王康敏、唐俊傑、冯辉、武亦文等本科生）主办的《思想的碎片》http://www.lawsalon.net，排行第548851名，却已远远超过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办的官方网站《地方立法网》（排行第568219名）等。中国青年之努力，还可以李剑宏联合学术界同仁共同主办的《剑虹评论网》http://www.comment-cn.net为见证。该网站是主要面向学界、政界和企业界人士的有针对性的社会学网站，1999年创办该网站前身《泽中工作室社会学研究网》和筹资成立“泽中工作室” 时，李剑宏也只是一个年仅22岁的青年学生。但2001年正式开办《剑虹评论网》以来，该网站竟迅速成为公信力极高的文化网站，《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光明网》、《新京报》、《E时代周报》、自由亚洲电台都曾介绍过该站，如今已排行第126732名。
时至今日，《剑虹评论网》主办的《今日评论周刊》已经开始全年征订活动，每周须花两元钱方能阅读该刊，这在以思想文化研究为主的网站的“网刊经营”方面，堪称先例。其他网站，如《野草先锋网》开展广告业务，这都属於寻常商业手段，而《今日评论周刊》则是在网路免费消费的固有形势下，以原创性、严肃性、公益性、专业性的传媒相似姿态面向固定人群，也可谓实力的见证。以此放开看去，此类网站还会大量兴起，只是为降低成本计，在126.COM、51.NET、TONGTU.NET、 CC333.COM等网站空间提供站，不少网站建立者将选择在此付出低额费用建立不以WWW开头的网站，提供非免费的消费品——获得国家法律保护的高质量原创网刊亦必在此列。
还有一个网站同样以网刊内容取胜，那便是《中国报道周刊网》http://www.mlcool.com。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剑虹评论网》，与《学说连线》不分伯仲，排行第45277名，几于李永刚主办的《思想的境界》http://art.zy51.com/sixiang（早已被封杀）媲美。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新闻、国际、两岸、学术、历史、军事、法律、思想等综合性学术理论，追踪时事，刊发激情文章，比之《学说连线》、《剑虹评论网》等，更为敢言。一些被当局视为敏感人物者，如赵达功、傅国涌、何清涟、任不寐、北明等，均被其接纳，并专门制作个人专辑。值得一提的是，该网站的传播手段除有中国镜像站之外，另有日本、英国、美国等6个镜像站和邮件列表历史存档，其资讯技术力量之强大，由此可见。只不过，该网站创办者究系何等民间人物，至今也是个迷。
紧接着，以相对专业而又相对自由的论坛取胜的网站随之产生，这就是以《真名网》http://www.zmw.cn（办有《真名网周刊》）、《宪政论衡》（长期开展“宪政徵文”）等为代表的民间独立言论网站。《真名网》由一批务实学者和活跃网民，如吴洪森、庄朝晖、张晓波等参与管理；老资历的《宪政论衡》，由陈永苗、王怡等参与管理。两者均聚集了一批态度温和但敢於直言的学者和作家，已然形成理想化色彩颇浓的民间虚拟沙龙。后者至今域名已成www.xianzheng9.com？，意指这是第九次重开该站。与之曾经长期伴随的网站，如《民主与自由》、《不寐之夜》被封杀过几十次，演变成不久前又被封杀的《观点论坛》和不久前重新开通的海外《议报论坛》http://www.chinaeforum.com？。以此对比，则《宪政论衡》能够存在至今，实在是一个不普通的案例。
新闻人的努力也可圈可点，尤以《反腐败网哨》http://www.fanfubai.com？、《中国新记者联盟网》http://www.areter.com等为代表（后者已被封杀）。此类网站常由一批长期关注民生民权问题的地方记者发起，为无法刊登於传媒的作品做平台准备。李新德等人的实践也证明了此类网站的必然趋势；而且我认为，此类网站的出现和发展，乃是中国新闻记者民间化的成果之一。以《反腐败网哨》为例，该网站内容涉及贪官日志、反腐评论、腐败世相、古镜今鉴、域外法制、新闻资料、记者调查等专门内容，最吸引人之处莫过於其特约调查员李新德、李明等人的文笔。他们直接调查的事件对象往往并不牵涉到国、省级重大权贵人物，但对市、区、镇、村范围之内的腐败现实却能做很积极的维权行动。也是基於这一点，比之其他新闻人，李新德、李明等人更能深入瞭解民间疾苦。
六、其他网站因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赘述，我仅列举出来便罢
第一类是以《凯迪网》http://www.cat898.com为代表的超人气网站。该网站排行第1418名，因“猫眼看人”、“猫论天下”等敢言论坛而声名大振，被誉为“改革前锋，媒体新锐”，堪称中国新型门户网站的代表。比之《新浪》、《搜狐》、《网易》，《凯迪网》更为锐利和城市化。
第二类是富含法治、民权和专题资讯的官方专门网站。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检察日报社主办的《正义网》http://www.jcrb.com.cn，排行第8537名；民政部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司主办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资讯网》http://www.chinarural.org，第一时间发佈大量关於中国村民自治的政策、案例等翔实资料；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办的《地方立法网》http://www.locallaw.gov.cn等。
第三类是半官方性质的务实网站。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主办的《中国律师网》http://www.acla.org.cn；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1988年7月创立，属于国有科研事业单位）主办的《中国民意网》http://www.minyi.org.cn等。这里特别指出《中国民意网》。该网站虽是差强人意，但仍值得参考。因为该研究所在每次实施调查的时候，均有专业人员督导被抽中调查对象所在街道、居委会的联络员、调查员进行问卷发放工作。由于调查的规范化，使得调查的透明度较大，可以在委托方的监督下顺利进行调查，这是相对于我们这类社会活动者而言的优势所在。(杨银波 http://www.lotus-eater.net)
附录：金盾工程简介
潜水观察员http://www.lotus-eater.net
金盾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98年开始开发的一套网络安全软件，于2003年9月开工，2005年底完成，2006年11月16日,一期工程在北京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其公开介绍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设计，处理中国公安管理的业务，涉外饭店管理，出入境管理，治安管理等的工程”。
金盾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93年开始为了信息化而实施的“金字工程”（又称十二金工程）之一。其他金字工程还有金桥（公用经济信息）、金关（对外贸易）、金卡（电子货币）、金财（财政管理）、金农（农业信息）、金税（税收）、金水（水利信息）、金质（质量监督）等。
目录
[隐藏]
* 1 金盾工程的内容和目的
o 1.1 一期工程
o 1.2 二期工程
o 1.3 综合监控系统
* 2 中国政府的说法
* 3 防火墙的说法
* 4 参见
* 5 注释
* 6 外部链接
[编辑] 金盾工程的内容和目的
中国大陆封锁网络的技术与互联网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几乎一样长。中共在防火墙上的投资规模之大、技术手段之先进、以及封锁之严密，堪称全世界独一无二。但是，网路突破封锁的手段也越来越先进，防火墙已经落后，因此中共投入巨额资金。 1998年9月22日，公安部党委会议决定，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金盾工程，即公安信息化工程。开始建立一个庞大的网络监视与封锁系统，名之为“金盾工程”。称为公安自动化系统，包括一个综合的、多层的、包括网络各个环节的封锁和监视系统，涉及技术（电信与网络服务提供商）、行政、公安、国安、宣传等很多部门的系统工程，关键是一个网络封锁与监视系统，可以用来看、听、及“思维”。[1] 2001年4月25日，国务院原则通过“金盾工程”立项。
总体工程规划五年内完成，分两期建设。
[编辑] 一期工程
一期工程重点建设好一、二、三级信息通信网络以及大部分应用数据库和共享平台等工程，周期定为三年。
据《新华社》报导，从2003年9月启动电讯监控工程“金盾工程”以来，公安部门已经把中国大陆96%的人口资讯输入到资料库中，也就是说，中国13亿人口的12亿五千万人的资讯已经存储在公安部门的资料库中。[2] 经过三年的建设，一期工程已经完成了全国公安一、二、三级主干网和接入网的建设。这个网络已经覆盖了各级公安机关，中国大陆公安机关基层所队接入主干网的覆盖率达到了90％，每百名民警拥有联网电脑达40台。大陆公安部说，一期工程的完成“明显地提升了公安战斗力”。
参与工程建设的有中国清华大学和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国的高科技公司。其中，美国的思科公司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硬件设备，该公司也因此受到美国国会一些议员以及舆论的批评。二期工程已经起动。预计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将全部完成所有工程的建设。[3]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至2002年为止，初期工程花费了人民币六十四亿元。 2002年12月6日，300位来自公安部全国31省市的公安厅、局金盾工程领导参加了“2002年中国大型机构信息化展览会”。在展场中有很多西方高科技产品，包括网络安全、录像监视与人脸识别等工具。估计雇用了大约三万名警察。该工程中使用了更精密的封锁、过滤机制。其中之一是入侵检测系统（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IDS）。可以用来设定过滤网址中的特定网域与路径字符串，可以打击http服务器，因为经过服务器的信息并未受限，过滤相对容易。同时向防火墙业界的龙头采购了最先进的过滤设备，装配在国家级网关上。还有一套多层级系统，追踪违反规定的网民。所有的网吧都必须装上由警察提供或认可的监控软件。以此来监控网吧内所有电脑的流量，甚至是每位用户的屏幕。这个系统也可以直接连系警方网络系统。网吧内的用户上网前必须事先出示身份证。如果有“违法事件”发生，业主可以将肇事者的个人资料经由网络立即送给警方。[4] 名义上是公安自动化系统，实际包括一个综合的、多层的、包括网络各个环节的网络封锁和监视系统，涉及技术（电信与网络服务提供商）、行政、公安、国安、宣传等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其核心是一个网络封锁与监视系统，功能是能看、能听、能“思维”。
主要功能如下：
1、封锁网络信息，主要封锁国外网站和服务器，例如：封锁网站、网络交流关键字与电子邮件；IP地址封锁；过滤网页内容、网址、HTTPS证书，等等。
2、对“重点”目标，监控其所有网络活动，包括网吧监控、个人上网监控等。
3、收集相关情报。
4、进行破坏。例如：劫持域名，劫持个人电脑，发送病毒等。
南京市公安局使用覆盖全市的计算机、无线通信、公安有线通信等公安信息支撑系统，基层单位全部被宽带接入公安网络，万余民警拥有电脑一万余台，全部一线民警能熟练操作警务综合信息系统，所有实战单位实现在网上办公办案。南京暂住人口信息采集率、准确率以及出租房屋登记率达到95%以上；旅馆住宿人员信息录入传输率达 90%以上。南京市内破获刑事案件中有三分之一是通过警务综合信息系统破获的，通过警务综合平台，抓获80%网上在逃人员。因此在2006年11月16 日，被公安部被评为先进集体。
[编辑] 二期工程
2006年开始二期工程，主要任务是完善三级网及延伸终端建设，以及各项公安业务应用系统，逐步实现多媒体通信，全面实现公安工作信息化，周期暂定为两年。
在一期工程的基础上，进行扩充、扩展、完善和提高，增加公安业务信息应用类型，拓展公安信息系统的应用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提高公安工作信息化。重点集中在应用系统建设、系统整合以及信息中心的扩容完善和中西部省份的信息化建设。加强信息的整合、共享以及分析研判的系统正在规划中。将大大提高信息对于公安工作的支持。[5]
[编辑] 综合监控系统
研究互联网、全球化和亚洲人权关系的独立研究员Greg Walton于2001年在加拿大人权与民主发展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发表了一篇报告《金盾工程：庞大的中国电讯监控工程》[6]。该报告认为，金盾工程是一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进行综合监控的系统，分数据库和监控网络两部分。他猜测中国政府正在开发或者计划从国外引进的有关技术包括：
* 语言识别技术，用于自动监听电话对话。
* 建立包括指纹的全国成年公民数据库。
* 建立全国性闭路电视系统，完善远程监视和自动面部识别的技术。
* 建立高保安度的光纤网络通讯系统。
* 用可以远程扫描（例如通过射频识别）的智能卡取代现有公民证。
除了执法和防止犯罪的应用，他认为金盾工程还可以使警察更快更有效地应付示威等群体社会事件，并使得对公民的全面监控，包括互联网上监控更加有效；因此对中国公民自由构成了进一步的威胁。
[编辑] 中国政府的说法
政府方面称，该工程旨在提高公共安全部门的反应速度、工作效率和侦查破案水平，并增强各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在2000年11月北京举行的“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及警用装备博览会2000”上，公布的金盾工程范围包括：“出入口监控、反骇客入侵、通信安全、电子计算机配件和软件、解密和加密、电子商业安全、外联网和内联网保安、防火墙、网络通讯、网络安全和管理、安全操作、智能卡保安、系统安全、病毒察觉、信息科技有关服务”等[6]。
但中国政府至今没有解释将对该软件收集的信息如何使用，也没有讨论如何保护隐私权、言论自由权等公民自由权。
[编辑] 防火墙的说法
由于中国网络审查的严格与备受批评的网站屏蔽现象，包括海外文章及观点认为“金盾工程”是一个巨型的防火墙，是个中国共产党对外来因特网资讯的过滤器，把一切他们认为有碍于国家稳定的内容滤走。有观点指出，该工程也被用来排斥部分暴力、色情、宗教极端以及部分海外***认识的网站。但因为已经存在一个专门过滤互联网上信息的防火长城，这种现象是否为金盾工程的确实效果尚不得而知。
中国政府正式宣布的负责监控互联网上“有害信息”的机关，是公安部下属的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7]。《南方周末》2005年8月一篇文章称，“网监局是应公安部‘金盾’工程的需要而设立的。”[8]。另外，官方多个对金盾工程的报道提到“网监”一项[9]，足以证明金盾工程至少包括网络审查的内容。
互联网虚拟社群的思考札记
吴冠军http://www.lotus-eater.net
除非是哲学家们当上了王，或者是那些现今号称君主的人像真正的哲学家一样研究哲学，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让现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人类是永无宁日的。不那样，我们拟定的这套制度就永远不会实现，永远不可能实现，永远见不到天日，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柏拉图：《国家篇》，437D-E
网络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互联网（Internet）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技术革命之一，以不可阻挡的发展速度涌入人类的生活世界，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面貌。屈指数来，我个人接触网络也已经有整整六个年头了（1995-2000年）。在这六年中，我从一个发烧级的网民转变为个人网站的站长，最近一年多来又成为三家著名商业网站的首席执行官（CEO），同时兼任大型网络学术论坛──「世纪沙龙」的版主，可以说差不多每时每刻都在和网络打交道，借用一句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术语，长久以来我差不多一直是处于「数字化生存」的状态中。因此对于网络、计算机、技术等「关键词」的思考，这几年来可谓从未间断过。我曾经从不同学科、多角度地反思当前这个所谓的网络时代（参见拙文〈数字化时代的文化透视〉、〈数字复活了〉、〈网上文学风景线〉、〈「信息时代」的冷峻反省〉、〈另一种网络交流规则的「缺席」〉等）。在那些文章中，我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警醒」（critical awareness）的思索方式思考着网络这个新生儿即将给人类生活以及社会带来的种种变化以及可能潜伏着的危机与问题。前不久，《二十一世纪》的编辑老师邀我写一篇最近时期关于网络的思考文章，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却总感到有些无从下笔。虽然值得写的方面确实很多，许多以前的观点都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但面对这份高水平的汉语学术杂志邀稿，我觉得仅仅重复以前的观点显然没有多大意义。于是，我把所有思绪从政治学、文学、艺术等各领域的细节变化与问题中拉了回来，集中在「网络」这两个字上：网络究竟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甚么？也就是说，对于人们的生活而言，网络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从技术的角度来为互联网作个明确的定义并不难，早在1995年10月24日，「联合网络委员会」（FNC）通过了一项关于「互联网定义」的决议：
联合网络委员会认为，下述语言反映了我们对「互联网」这个词的定义。「互联网」指的是全球性的信息系统：（1）通过全球性的唯一的地址逻辑地链接在一起。这个地址是建立在「网络间协议」（IP）或今后其他协议基础之上的；（2）可以通过「传输控制协议」和「网络间协议」（TCP/IP），或者今后其他接替的协议或与「网络间协议」（IP）兼容的协议来进行通信；（3）可以让公共用户或者私人用户使用高水平的服务。这种服务是建立在上述通信及相关的基础设施之上的。
然而就是这些枯燥的技术术语，在短短数年之间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今天的人们几乎可以闭着眼睛例举出网络所带来的「巨变」：新的电子通讯方式──电子信箱（E-mail）、新的媒体信息渠道──网站（Web Site）、新的网上购物通道──电子商务（E-business）等等。毫无疑问，这些网络服务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开始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问题在于，上述网络服务是否已经穷尽了网络对于人们生活的所有可能性能量？
理想的交往环境：虚拟社群
在我看来，网络另一项重要功能所蕴涵的能量还未完全释放出来。那就是借助网络而实现的实时的远程交往，并在这基础上形成的虚拟社群。由中社网产业有限公司主办的《世纪中国》，其中的「世纪沙龙」（www. csdn618.com.cn/page/china/shalong）就可以说是一个初级的虚拟社群。原因在于：目前的「世纪沙龙」具有（1）一定数量固定的活跃参与者（注册用户894人，其中327人有发言）；（2）专门制订的社区规则；以及（3）专门的管理者（版主）。据调查，每天到「世纪沙龙」逛一圈已经成为了许多著名学者以及普通知识爱好者的日常习惯。因为在「世纪沙龙」这样的虚拟社群中，人与人的交往较之实在社群要远为充分、自由得多。在「世纪沙龙」的匿名保护下，学者们反而可以借助虚拟的身份畅所欲言，同时免却了传统人际交往中种种利害关系的无形压制与束缚。当然，匿名的形式也会产生一些以破坏底线规则为乐的言论行为（比如恶毒的人身攻击、无理谩骂乃至违法的言论等），所以沙龙需要有专门的「执法者」依据沙龙规则进行规范性的管理。
当年哈贝马斯（Jügen Habermas）在阐释他的「商谈伦理学」时，不得不特别描述了一种「理想的商谈环境」。究其根本，无非是哈氏不满现实中的商谈总是要受到由实际各种利害关系、权力等级而形成的人际间的强制性压制。为此，哈氏在其商谈伦理学中预设了如下理想化的原则：「（3.1）每一能言谈和行动的主体都可以参加商谈讨论；（3.2）a、每人都可以使每一主张成为问题；b、每人都可以将每一主张引入商谈讨论；c、每人都可以表示他的态度、愿望和需要；（3.3）没有一个谈话者可以通过商谈讨论内或商谈讨论外支配性强制，被妨碍体验到自己由（3.1）和（3.2）确定的权利。」这意味着，在理想的言语环境中，任何系统上的交往扭曲都是可以被控制与消除的，行为者提出和天真地接受三个有效性主张：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然而，哈贝马斯自己也承认，「理想的言语环境不是黑格尔主义上的实存概念，因为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社会与我们原则上能够用作理想的言语环境加以描画的生活方式相一致」。在我看来，二十世纪90年代后，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使得「理想的言语环境」的实现成为某种可能。
以《信息方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第二媒介时代》（The Second Media Age）等优秀学术著作而闻名当今思想界的美国学者波斯特（Mark Poster）曾通过细致的分析比较，最终归纳总结出「网络交往」不同于「实际交往」的四大特点：
（1）它们引入了游戏身份的新的可能性；（2）它们消除了性别提示，使人际交往无性别之差；（3）它们动摇了业已存在的各种等级关系，并根据以前与它们不相干的标准重新确立了交往等级关系；（4）最为重要的是，它们分散了主体，使它在时间和空间上脱离了原位。
这四大特点在我看来正是构筑一个「理想的交往环境」的必要条件：特点（1）和（4）以不同的形式颠覆了主体实在的确定性身份，网络在这里恰好承担了「无知之幕」（罗尔斯[John Rawls]理论中一个最根本的假设性的理想情境）的功能，使得参与者可以躲在「幕」后摆脱束缚地畅所欲言；特点（2）表明了网络交往具备「身份平等」这一理想化的条件；特点（3）则彻底瓦解了现实中的所有权力等级结构，并根据新的理想化标准来重新确立人际关系。
此外，网络的虚拟社群瓦解了现代性中强固的群体身份认同（group identification），将其真正地「碎片化」了，并以自由的身份组合代替了社群主义所念念不忘的「特定认同」。正如南希（Jean-Luc Nancy）所指出的：
实在社群这一观念预先假设了其成员具有固定不变的稳定身份，而这正是互联网社群所要质疑的假定。互联网「虚拟社群」的观察者和参与者几乎异口同声地一再声称，人们之所以长时间或高强度使用计算机介入的电子交流，与这种交流中身份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有关。
借助学术论坛「世纪沙龙」这一实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管理者与参与者的不断努力，网络上能够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思想交流空间，并以（1）论据的充分程度和（2）论证过程的逻辑严密程度为标准而确立起新的人际交往关系。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哈贝马斯老先生那理想的交往环境不再作为一种「理想类型」而仅仅存在于理论的假设中，而且也可以在网络的虚拟社群空间中真正地得以严格地创建。
网络：乌托邦的最佳「试错」空间
我之所以称「世纪沙龙」为「初级的虚拟社群」，是因为它（1）仅仅用到了极少部分的网络技术，（2）实现了一个简单规则下的网络公共空间。而如果将这些简单的规则不断地加以复杂化与细致化，并利用高端的网络技术，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尝试这样一个「试验」：建构一个理想的大型虚拟国度。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再到哈贝马斯心目中的「交往乌托邦」，几千年来人们从未停止过对理想化的乌托邦世界的各种理论设计与建构。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每次人们依照乌托邦的宏伟蓝图来进行总体性的社会改造，又总是会带来不可预计的灾难性后果。理想与现实的直接整合最终往往演变成一幕幕的人间悲剧。经过无数次惨痛的教训，知识分子们终于醒悟到乌托邦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的非现实性。正如英国当代思想家鲍曼（Zygmunt Bauman）在《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Socialism: Active Utopia）中所言：「社会主义和一切其他乌托邦都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性质，只有当它存在于可能的领域中，它才保有其丰富的生命力。当它宣布它作为经验实在已经完成时，它就失去了其创造力，而不是激发人的想象力。」在我看来，就当乌托邦几乎被视作是一个完全的彼岸假想时，由网络技术所带来的虚拟社群以及更进一步的「虚拟现实世界」（VR world）即将改变这种已经固定下来的观点。波斯特早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信息方式》中就预见道：「古希腊人的『民主参政』和殖民地新英格兰城镇会议的理想在先进的工业社会里从技术上说已是可行的了。」
正是在这一思路与想法下，从2000年年初起我就按照「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形式平等、起点平等、规则平等）」这四大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开始设计一个基于网络的理想化的大型乌托邦国度。2000年6月开始技术开发，同年9月在网络上推出了第一个完整的试运行版本。这个全新的巨型虚拟大陆以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命名。「雅典娜大陆」（www.athena.com.cn）上目前共有九大城区（包含详细精确的地图，网民们可自由往来其间并选择合适的城市街区定居安家），趋向完备的大陆法律，具有稳定通货膨胀率的宏观经济体系，直接民主式的政治选举制度，由企业和个人组成的市场社会及成熟的金融环境，丰富的社会职能机构与各种各样的「公共领域」（新闻中心、大陆论坛、法院、竞选中心、税务局、购物中心、职业介绍所、餐厅、宠物商店、健身房、角斗场、救济中心、垃圾场、神庙等等等）。在即将开发完成的「雅典娜大陆」的宽带版本中，每个网民都将处身于由程序实时运算生成的三维场景内，并随着脚步的移动能够在计算机屏幕感受到不同的街景与不同的建筑物。
作为这个虚拟世界的总设计师，我们几乎同时扮演着「上帝」（创造虚拟国度的文化、宗教、历史背景）和「凯撒」（制订虚拟国度的社会制度、法律、政治经济体系）的双重角色，必须全方位地策划及制定整个虚拟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各个制度体系及其运行机制。这项艰巨的工作需要用到极为丰富的知识资源，几乎涵括和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行政管理学、金融学等等差不多所有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学问。因此我们从一开始便邀请了不少学术领域的专家以及民间知识分子组成了一支强大的知识班底，共同出谋划策、设计蓝图，并随着雅典娜网站试运行中的实际情况以及网民们的具体反馈不断改良与调整。最终的目标是将「雅典娜大陆」建设成一个可无限延伸的完美化的虚拟乌托邦世界，并拥有完善的宏观政治制度（民主选举、虚拟公民权利保障、不同职业身份与LEVEL级别各自拥有相应的职能权限）、经济制度（虚拟世界的基本资源设置，包括衣食住行四大体系，工作体系、「国」营垄断原材料制造行业、工商制度、劳资规则、稳定的通货膨胀率、虚拟公司上市制度、虚拟股市制度等等）、法律制度（基本法、婚姻法、公司法、刑法等）、行政机构（税务局、工商局、法院等）以及衍伸开的一系列社区内容（包括设置虚拟世界的各种报纸、电子刊物等传媒宣传体系以及各类沙龙、论坛、聊天室、辩论中心、问答咨询中心等公共领域）。同时，在技术表现形式上，雅典娜也将最终完成窄带、宽带、WAP（手机上网）三种版本的结合，成为全方位的网上数字空间。
在「雅典娜大陆」中，所谓的「特权」只掌握在一种人手里，那就是虚拟世界中所有制度规则的制订者，也就是那些拥有丰富知识结构的各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雅典先哲柏拉图的「哲学王」梦想似乎有望在二十一世纪网络时代实现。这样一个远离现实社会种种人际利害关系的虚拟国度，不再是一个「目的──工具理性的共同体」，而是接近于哈贝马斯所说的「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这一「网络乌托邦」出人意料地在短时间内赢得了网民的积极认同以及热情投入。截至2000年 12月底，「雅典娜大陆」在没有任何宣传投入的情况下（即网民的口耳相传的情况下），注册网民超过30万，目前平均每日增长人数在3,000-5,000 左右，最低同时在线人数5,000人以上，峰值人数超过10,000人（受制于硬件服务器的配备，10,000人已经到达目前硬件的瓶颈）。网民每天在虚拟世界中工作赚钱、虚拟创业、购物消费、参与讨论、娱乐休闲、逛街交友、有政治兴趣还可以去竞选或参加投票选举……这种精彩的虚拟人生何尝不是另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呢？
如上所述，类似「雅典娜大陆」这样基于网络的大型虚拟乌托邦提供了知识分子对于理想社会模式的完美的「试错」空间。既然「雅典娜大陆」是根据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构建的，当然其他的社会政治理论，诸如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市场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甚至共产主义也都可以在网上建构以相应理念为核心制度的不同乌托邦国度（这对于技术要求都是差不多的，并无在技术上特别难以实现之处），而网民的认同程度与参与程度则可视之为最直接的反馈与评价。不需要流血的革命与惨重的代价，也不会有各种难以预计和挽回的灾难性后果，存在于网络中的乌托邦同时具有「虚拟」与「真实」的双重特性：「虚拟」是因为其在现实世界之外，丝毫不会影响和干预到现实社会的运转；「真实」是因为网络世界的所有生活体验是实实在在、确实可感的。也许，这就是网络技术「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能力的最为吸引人之处吧。对于网民来说，「网络世界」是虚拟的，「网络生活」却是实在的、可每天经历的！
最后回到本文第一节所提出的问题：网络究竟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甚么样的可能性？我很愿意这样来回答：网络就是新生活，一种崭新的虚拟人生！
吴冠军 自由撰稿人，现任上海主旗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来源：http://sunnywind.fyfz.cn/blog/sunnywind/index.aspx?blogid=424002
中文互联网发展之迅猛、分层之深广、形式之丰富，如同诸位所见，诚可谓“革命”也。仅截止去年2月，相对独立的中文文化网站便约有52000个，其中以 WWW开头的，约有34000个；约7000个网站以文化新闻类为主，约1000个网站属於专业文学性质，另有1000个综合网站拥有文学栏目；而旅游网站，则在5200个左右。在此浩繁网海之中，我提出一批我常关注的现存网站来，结合当前时局之亟须而综述之。但有三点我要说明：第一，普及率过大的门户网站与传统官方网站不在此列；第二，论坛、社区、博客、MSN、留言版等不在此列，这包括颇负盛名的《天涯社区》www.tianyaclub.com、《自由中国论坛》http://218.155.24.175:9876/zyzg/index.php?sid=JsdVteF8、《兴华论坛》http://www.1911.cn、《中间思想文化论坛》http://www.zhongjian.net？、《观点论坛》？、《先锋论坛》http://www.whxf.net、《北国之春》http://bgzc1.126.com等；第三，尽量选择以WWW开头，以COM、CN、NET、ORG结尾的网站。
一、学院研究组织主办的独立学术网站
此类网站之中，颇受关注的是一批务实网站。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http://www.ccer.edu.cn，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农村研究网》http://www.ccrs.org.cn，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人大与议会网》http://www.yihuiyanjiu.org，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制度分析和公共政策网》http://www.wiapp.org等。
其次，是以研究法学，尤其是研究宪政、政治、法律为主的网站。如：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理论法学研究资讯网》http://www.legaltheory.com.cn，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主办的《法律史学术网》http://www.legal-history.net，西南政法大学宪法行政法法律研究中心主办的《宪行天下》http://www.cncasky.com，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政治文化研究网》http://www.tszz.com等。再其次，就是纯粹学院派的学术网站。如：四川大学哲学系、四川大学伦理学研究中心和四川省哲学学会共同主办的《思问网》http://www.siwen.org，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思与文》http://www.chinese-thought.org网站兼同名网刊，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政研究中心主办的《宪政知识网》http://www.xianzheng.com等。
在视线所及，我以ALEXA统计器分别予以排列对比，此类网站之中有两家网站远远超越以上诸网站，分别是：北京大学主办的《北大在线》http://www.beida-online.com，全球排行第11483名；北京邦盛投资有限公司主办、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应邀协办并负责组稿及编辑的《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排行第24812名；而刚才所述务实网站之佼佼者——《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排行第46998名。究其缘故，《北大在线》、《世纪中国》的内容，均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学术等综合议题，且互动性极强。
《北大在线》有着名的下设学术网站《中国学术城》http://newyouth.beida-online.com/xueshu、《燕园评论》http://edu.beida-online.com/yypl等，大批学术权威人物集聚在此。相比较而言，《世纪中国》更民间化。该站下设两个人气旺盛的论坛——“世纪沙龙”、“世纪学堂”，主办《世纪周刊》、《公共平台》、《星期文萃》等网路杂志，并即时更新“第一时间”栏目。经统计，仅2004年便有1000多位作者在该网站首发将近2600篇原创文章（非论坛帖子）。值得留意的是，该网站还有重要参与者——北京中青未来社区文化发展研究所。
关于这两个网站的影响力，可以给诸位一组数位进行对比。我注意到排行第70627名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其浏览量已达6909892次；全球最大规模的中文法律网站、大陆规模最大的法制新闻发佈中心——《中国法治网》http://www.sinolaw.net.cn，目前的日均页面浏览量超过60万次，被国务院新闻办称之为“国内办得最好的法律网站”，全球排行第53948名；如此，则排行第11483名的《北大在线》与排行第24812名的《世纪中国》之影响力可想而知，几可称为学院研究组织独立学术网站之颠峰。
二、个人主办，但依託於学院研究组织和学者的学术网站
此类网站之中，以《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办有《文化研究》辑刊）、《学说连线》http://www.xslx.com（办有《前沿学刊》网刊）、《法律思想网》http://www.law-thinker.com（办有《法思》网刊）、《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法理与判例》http://www.chinalegaltheory.com等为代表，其影响力几乎可与上述网站同日而语。
《文化研究网》是中西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排行第32324名，超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由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点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元浦主办。该网站是大陆第一家拥有正式出版物的文化研究学术网站，强调原创性的理论研究与回应当下的个案研究，并将中国问题置於全球化视野之下，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对话，故其醒目的研究方向是 “中国与西方”。
《学说连线》排行第45111名，也超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是以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教授、专家、学者为学术依託的大型学术网站，由四川某省级部门计算机资讯中心主任沈中主办。该网站主要面向大专院校师生、科研机构研究人员，以及热衷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群体，拥有一批稳定的读者群。其影响力已幅射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各地高校、科研机构。目前，已有200多位作者在此网站发表论文和建立专集（其中有不少是大陆知名学者），收藏的论文将近12000篇。
三、非政府、非学院组织主办的高质量研究网站
此类网站比以上网站更为入世。其代表者，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评网》http://www.china-review.com、《天则经济研究网》www.unirule.org.cn，北京汉卓律师事务所主办的《秦兵律师网》http://www.qinbing.com，北京德赛思创谘询中心主办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选举专案”创建）等。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於1993年7月创立，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目前聚集之人士，乃是大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其研究质量和业务水平之高，从《中评网》的收费制度可窥一斑：除“学人社区”之外，《中评网》其他栏目概不免费开放。国内会员每年须交100元，海外会员每年须交50美元或50欧元或6000日元，方可访问该网站全貌。尽管如此，《中评网》仍能排行第56446名，远超浏览量已达7945871次的《秦兵律师网》（排行第69081名），此可谓“实力”。
《秦兵律师网》是大陆律师事务所网站之中的奇迹。该网站内容涉及时政、地产、房屋、物业、拆迁、股权、选举、劳工等一系列当前最为紧迫的民生民权之焦点问题，其价值已远远超过律师事务所本身，始成为尖锐的大型综合网站。《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主要为政府、企业、学术机构、社会组织和学者提供特制的资讯、调研、谘询和呼籲，尤其为从事选举和人大工作的官员和学者提供相关资讯，不少海外学者也是从该网站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该网站的主办者是一批长期研究中国选举与基层治理的学者和长期从事基层选举工作的工作者。
四、个人主办的启蒙网站与敢言网站
独创网站之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以下五类：
（1）思想类。如：陶世龙（居加拿大之弗雷德里克顿）主办的《五柳村（国内版）》http://www.taosl.net，郭中军主办的《政治学研究网》http://www.pssw.net，秋风主办的《思想评论》http://www.sinoliberal.net，杨支柱主办的《问题与主义》http://www.yangzhizhu.com，胡星斗主办的《胡星斗中国问题学》http://www.huxingdou.com.cn，顾则徐主办的《顾则徐新思想工作室》http://www.guzexu.com等。
（2）法学类。如：范亚峰主办的《公法评论》http://www.gongfa.com，游振辉主办的《中国法官》http://www.china-judge.com，王琳主办的《天涯法网》http://www.tyfw.net等。
（3）新闻类。如：紫瑞庐主办的《报道中国》http://www.cn99.com/cgi-bin/getlsts?listname=woskf网站兼同名网刊等。
（4）文学类。如：黎正光主办的《汉语文学网》www.hywx.com，余樟法（东海一枭）主办的《震旦文化网》http://www.zhendan.cn？，郑光路主办的《郑光路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http://www.tougao.com/gzs/zgl，李槟主办的《槟榔园》http://libins.cc333.com网站兼《槟榔园文学书院报》网刊等。
（5）维权类。如：李新德主办的《中国舆论监督网》教育培训、婚姻家庭、文化认同、回乡创业等较全面的内容。>http://www.yuluncn.com？，李健主办的《公民维权网》http://www.gmwq.org？，吴贤德主办的《打工者之声维权公益网》http://www.dgzzs.com，李鸣主办的《中国维权服务网》http://www.weiquancn.com，郭昌盛主办的《中国农民工网》http://cnmg.cc333.com。此类网站还有《农民维权网》http://www.weiquan.org.cn、《外来工》http://www.wailaigong.com等，内容涉及农民、农民工的组织管理、社会保障、权益保护、教育培训、婚姻家庭、文化认同、回乡创业等较全面的内容。
这些网站的主办者，均是极力推举个人兴趣和表达社会关注的网路代表。这当中：陶世龙年近76岁，曾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评为“有突出成就的科普作家”；郭中军年仅27岁，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秋风是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也是知名译介、研究学者；杨支柱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图书馆馆员、讲师，原《学而思》网站、《公民》网刊主办者；胡星斗是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创有北京星斗纵横文化发展中心；顾则徐是军、政、法、商、文均已经历之人，曾是法官。
范亚峰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也曾是北京教育学院教师；游振辉是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正科），也是福州大学兼职副教授；王琳是《方圆》杂志主笔，《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都市报》等多家报刊特约评论员。紫瑞庐是重庆报业工作者。黎正光是四川当代着名诗人、《浣花》文学诗集主编，也是《中国大型网路文学期刊》创办人；余樟法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也是众所周知的网路作家和民间诗人；郑光路是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也是大陆多家报刊特约记者和专栏撰稿人；李槟是旅居韩国的大学中文系教师。
李新德是包括法制新闻杂志社在内的大陆多家媒体特约记者、调查员，曾写下《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一文，且於46天之内凭藉互联网强大舆论攻势将李信打垮，从而声名远播，被《安徽法制报》誉为“中国民间舆论监督第一人”；李健是近两年来互联网公民维权运动的活跃人士和组织者；李鸣是湖北省宜昌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吴贤德是2003年12月10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受访维权人物，已发表作品千余篇；郭昌盛则是在北京工作的一位普通农民工，但其为民工所发之言论，如《对改善进城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建议》、《中国农民工的公民权利状况》等，全篇真实、沈重、有力，堪与对农民有着极深感情与思索的李昌平、郑年怀（淮生）相提并论。
以上人士，尤以主办《五柳村》（含“胡耀邦研究”、“中华文化”、“科学之笔”等专栏）的陶世龙最为着名。这个以个人之力主办的网站，竟能排行第94999名，远远超过已发行704期、订阅读者达57918人的《报道中国》网刊（排行第111419名），极不简单，也是海外人士将伺服器之一设於大陆的鲜见之成功个案。
五、个人与同道主办的共鸣网站
此类网站之中的奇迹是《野草先锋网》http://bj3.netsh.com/bbs/126168（办有《野草诗刊》网刊和《大散文》网刊）。该网站註册用户达万余人，日均访问量超过一万个IP用户，排行第33366名，远远超过《学说连线》，几乎与《文化研究网》不相上下。在此类中文独立思想文化网站之中，我仅知唯有“酷评家”朱大可等人主办的《文化先锋网》http://www.whxf.net（目前已被封杀）达此影响力。令人震惊的是，《野草先锋网》主办者的首要人物，竟是江西省上饶师范大学一名青年学生——玉生。玉生同时也是民刊《野草》主编，常在《诗选刊》、《星星》、《海峡》等发表作品；2001年创办该网站前身《野草诗歌网》时，他年仅20岁。他的同道，如汪峰、诗神（笔名）等，目前均是《野草先锋网》编辑。该网站所推荐的文章，甚至包括丁子霖的《我和林昭》在内，可谓中国新一代大学生的可贵努力。
与《野草先锋网》相似、但影响力差之甚远的网站，还有湖南大学“岳麓法学沙龙”组织成员（包括果铭、李晟、熊湘怡、杨帆、赵玮、王康敏、唐俊傑、冯辉、武亦文等本科生）主办的《思想的碎片》http://www.lawsalon.net，排行第548851名，却已远远超过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办的官方网站《地方立法网》（排行第568219名）等。中国青年之努力，还可以李剑宏联合学术界同仁共同主办的《剑虹评论网》http://www.comment-cn.net为见证。该网站是主要面向学界、政界和企业界人士的有针对性的社会学网站，1999年创办该网站前身《泽中工作室社会学研究网》和筹资成立“泽中工作室” 时，李剑宏也只是一个年仅22岁的青年学生。但2001年正式开办《剑虹评论网》以来，该网站竟迅速成为公信力极高的文化网站，《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光明网》、《新京报》、《E时代周报》、自由亚洲电台都曾介绍过该站，如今已排行第126732名。
时至今日，《剑虹评论网》主办的《今日评论周刊》已经开始全年征订活动，每周须花两元钱方能阅读该刊，这在以思想文化研究为主的网站的“网刊经营”方面，堪称先例。其他网站，如《野草先锋网》开展广告业务，这都属於寻常商业手段，而《今日评论周刊》则是在网路免费消费的固有形势下，以原创性、严肃性、公益性、专业性的传媒相似姿态面向固定人群，也可谓实力的见证。以此放开看去，此类网站还会大量兴起，只是为降低成本计，在126.COM、51.NET、TONGTU.NET、 CC333.COM等网站空间提供站，不少网站建立者将选择在此付出低额费用建立不以WWW开头的网站，提供非免费的消费品——获得国家法律保护的高质量原创网刊亦必在此列。
还有一个网站同样以网刊内容取胜，那便是《中国报道周刊网》http://www.mlcool.com。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剑虹评论网》，与《学说连线》不分伯仲，排行第45277名，几于李永刚主办的《思想的境界》http://art.zy51.com/sixiang（早已被封杀）媲美。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新闻、国际、两岸、学术、历史、军事、法律、思想等综合性学术理论，追踪时事，刊发激情文章，比之《学说连线》、《剑虹评论网》等，更为敢言。一些被当局视为敏感人物者，如赵达功、傅国涌、何清涟、任不寐、北明等，均被其接纳，并专门制作个人专辑。值得一提的是，该网站的传播手段除有中国镜像站之外，另有日本、英国、美国等6个镜像站和邮件列表历史存档，其资讯技术力量之强大，由此可见。只不过，该网站创办者究系何等民间人物，至今也是个迷。
紧接着，以相对专业而又相对自由的论坛取胜的网站随之产生，这就是以《真名网》http://www.zmw.cn（办有《真名网周刊》）、《宪政论衡》（长期开展“宪政徵文”）等为代表的民间独立言论网站。《真名网》由一批务实学者和活跃网民，如吴洪森、庄朝晖、张晓波等参与管理；老资历的《宪政论衡》，由陈永苗、王怡等参与管理。两者均聚集了一批态度温和但敢於直言的学者和作家，已然形成理想化色彩颇浓的民间虚拟沙龙。后者至今域名已成www.xianzheng9.com？，意指这是第九次重开该站。与之曾经长期伴随的网站，如《民主与自由》、《不寐之夜》被封杀过几十次，演变成不久前又被封杀的《观点论坛》和不久前重新开通的海外《议报论坛》http://www.chinaeforum.com？。以此对比，则《宪政论衡》能够存在至今，实在是一个不普通的案例。
新闻人的努力也可圈可点，尤以《反腐败网哨》http://www.fanfubai.com？、《中国新记者联盟网》http://www.areter.com等为代表（后者已被封杀）。此类网站常由一批长期关注民生民权问题的地方记者发起，为无法刊登於传媒的作品做平台准备。李新德等人的实践也证明了此类网站的必然趋势；而且我认为，此类网站的出现和发展，乃是中国新闻记者民间化的成果之一。以《反腐败网哨》为例，该网站内容涉及贪官日志、反腐评论、腐败世相、古镜今鉴、域外法制、新闻资料、记者调查等专门内容，最吸引人之处莫过於其特约调查员李新德、李明等人的文笔。他们直接调查的事件对象往往并不牵涉到国、省级重大权贵人物，但对市、区、镇、村范围之内的腐败现实却能做很积极的维权行动。也是基於这一点，比之其他新闻人，李新德、李明等人更能深入瞭解民间疾苦。
六、其他网站因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赘述，我仅列举出来便罢
第一类是以《凯迪网》http://www.cat898.com为代表的超人气网站。该网站排行第1418名，因“猫眼看人”、“猫论天下”等敢言论坛而声名大振，被誉为“改革前锋，媒体新锐”，堪称中国新型门户网站的代表。比之《新浪》、《搜狐》、《网易》，《凯迪网》更为锐利和城市化。
第二类是富含法治、民权和专题资讯的官方专门网站。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检察日报社主办的《正义网》http://www.jcrb.com.cn，排行第8537名；民政部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司主办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资讯网》http://www.chinarural.org，第一时间发佈大量关於中国村民自治的政策、案例等翔实资料；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办的《地方立法网》http://www.locallaw.gov.cn等。
第三类是半官方性质的务实网站。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主办的《中国律师网》http://www.acla.org.cn；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1988年7月创立，属于国有科研事业单位）主办的《中国民意网》http://www.minyi.org.cn等。这里特别指出《中国民意网》。该网站虽是差强人意，但仍值得参考。因为该研究所在每次实施调查的时候，均有专业人员督导被抽中调查对象所在街道、居委会的联络员、调查员进行问卷发放工作。由于调查的规范化，使得调查的透明度较大，可以在委托方的监督下顺利进行调查，这是相对于我们这类社会活动者而言的优势所在。(杨银波 http://www.lotus-eater.net)
附录：金盾工程简介
潜水观察员http://www.lotus-eater.net
金盾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98年开始开发的一套网络安全软件，于2003年9月开工，2005年底完成，2006年11月16日,一期工程在北京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其公开介绍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设计，处理中国公安管理的业务，涉外饭店管理，出入境管理，治安管理等的工程”。
金盾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93年开始为了信息化而实施的“金字工程”（又称十二金工程）之一。其他金字工程还有金桥（公用经济信息）、金关（对外贸易）、金卡（电子货币）、金财（财政管理）、金农（农业信息）、金税（税收）、金水（水利信息）、金质（质量监督）等。
目录
[隐藏]
* 1 金盾工程的内容和目的
o 1.1 一期工程
o 1.2 二期工程
o 1.3 综合监控系统
* 2 中国政府的说法
* 3 防火墙的说法
* 4 参见
* 5 注释
* 6 外部链接
[编辑] 金盾工程的内容和目的
中国大陆封锁网络的技术与互联网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几乎一样长。中共在防火墙上的投资规模之大、技术手段之先进、以及封锁之严密，堪称全世界独一无二。但是，网路突破封锁的手段也越来越先进，防火墙已经落后，因此中共投入巨额资金。 1998年9月22日，公安部党委会议决定，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金盾工程，即公安信息化工程。开始建立一个庞大的网络监视与封锁系统，名之为“金盾工程”。称为公安自动化系统，包括一个综合的、多层的、包括网络各个环节的封锁和监视系统，涉及技术（电信与网络服务提供商）、行政、公安、国安、宣传等很多部门的系统工程，关键是一个网络封锁与监视系统，可以用来看、听、及“思维”。[1] 2001年4月25日，国务院原则通过“金盾工程”立项。
总体工程规划五年内完成，分两期建设。
[编辑] 一期工程
一期工程重点建设好一、二、三级信息通信网络以及大部分应用数据库和共享平台等工程，周期定为三年。
据《新华社》报导，从2003年9月启动电讯监控工程“金盾工程”以来，公安部门已经把中国大陆96%的人口资讯输入到资料库中，也就是说，中国13亿人口的12亿五千万人的资讯已经存储在公安部门的资料库中。[2] 经过三年的建设，一期工程已经完成了全国公安一、二、三级主干网和接入网的建设。这个网络已经覆盖了各级公安机关，中国大陆公安机关基层所队接入主干网的覆盖率达到了90％，每百名民警拥有联网电脑达40台。大陆公安部说，一期工程的完成“明显地提升了公安战斗力”。
参与工程建设的有中国清华大学和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国的高科技公司。其中，美国的思科公司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硬件设备，该公司也因此受到美国国会一些议员以及舆论的批评。二期工程已经起动。预计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将全部完成所有工程的建设。[3]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至2002年为止，初期工程花费了人民币六十四亿元。 2002年12月6日，300位来自公安部全国31省市的公安厅、局金盾工程领导参加了“2002年中国大型机构信息化展览会”。在展场中有很多西方高科技产品，包括网络安全、录像监视与人脸识别等工具。估计雇用了大约三万名警察。该工程中使用了更精密的封锁、过滤机制。其中之一是入侵检测系统（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IDS）。可以用来设定过滤网址中的特定网域与路径字符串，可以打击http服务器，因为经过服务器的信息并未受限，过滤相对容易。同时向防火墙业界的龙头采购了最先进的过滤设备，装配在国家级网关上。还有一套多层级系统，追踪违反规定的网民。所有的网吧都必须装上由警察提供或认可的监控软件。以此来监控网吧内所有电脑的流量，甚至是每位用户的屏幕。这个系统也可以直接连系警方网络系统。网吧内的用户上网前必须事先出示身份证。如果有“违法事件”发生，业主可以将肇事者的个人资料经由网络立即送给警方。[4] 名义上是公安自动化系统，实际包括一个综合的、多层的、包括网络各个环节的网络封锁和监视系统，涉及技术（电信与网络服务提供商）、行政、公安、国安、宣传等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其核心是一个网络封锁与监视系统，功能是能看、能听、能“思维”。
主要功能如下：
1、封锁网络信息，主要封锁国外网站和服务器，例如：封锁网站、网络交流关键字与电子邮件；IP地址封锁；过滤网页内容、网址、HTTPS证书，等等。
2、对“重点”目标，监控其所有网络活动，包括网吧监控、个人上网监控等。
3、收集相关情报。
4、进行破坏。例如：劫持域名，劫持个人电脑，发送病毒等。
南京市公安局使用覆盖全市的计算机、无线通信、公安有线通信等公安信息支撑系统，基层单位全部被宽带接入公安网络，万余民警拥有电脑一万余台，全部一线民警能熟练操作警务综合信息系统，所有实战单位实现在网上办公办案。南京暂住人口信息采集率、准确率以及出租房屋登记率达到95%以上；旅馆住宿人员信息录入传输率达 90%以上。南京市内破获刑事案件中有三分之一是通过警务综合信息系统破获的，通过警务综合平台，抓获80%网上在逃人员。因此在2006年11月16 日，被公安部被评为先进集体。
[编辑] 二期工程
2006年开始二期工程，主要任务是完善三级网及延伸终端建设，以及各项公安业务应用系统，逐步实现多媒体通信，全面实现公安工作信息化，周期暂定为两年。
在一期工程的基础上，进行扩充、扩展、完善和提高，增加公安业务信息应用类型，拓展公安信息系统的应用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提高公安工作信息化。重点集中在应用系统建设、系统整合以及信息中心的扩容完善和中西部省份的信息化建设。加强信息的整合、共享以及分析研判的系统正在规划中。将大大提高信息对于公安工作的支持。[5]
[编辑] 综合监控系统
研究互联网、全球化和亚洲人权关系的独立研究员Greg Walton于2001年在加拿大人权与民主发展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发表了一篇报告《金盾工程：庞大的中国电讯监控工程》[6]。该报告认为，金盾工程是一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进行综合监控的系统，分数据库和监控网络两部分。他猜测中国政府正在开发或者计划从国外引进的有关技术包括：
* 语言识别技术，用于自动监听电话对话。
* 建立包括指纹的全国成年公民数据库。
* 建立全国性闭路电视系统，完善远程监视和自动面部识别的技术。
* 建立高保安度的光纤网络通讯系统。
* 用可以远程扫描（例如通过射频识别）的智能卡取代现有公民证。
除了执法和防止犯罪的应用，他认为金盾工程还可以使警察更快更有效地应付示威等群体社会事件，并使得对公民的全面监控，包括互联网上监控更加有效；因此对中国公民自由构成了进一步的威胁。
[编辑] 中国政府的说法
政府方面称，该工程旨在提高公共安全部门的反应速度、工作效率和侦查破案水平，并增强各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在2000年11月北京举行的“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及警用装备博览会2000”上，公布的金盾工程范围包括：“出入口监控、反骇客入侵、通信安全、电子计算机配件和软件、解密和加密、电子商业安全、外联网和内联网保安、防火墙、网络通讯、网络安全和管理、安全操作、智能卡保安、系统安全、病毒察觉、信息科技有关服务”等[6]。
但中国政府至今没有解释将对该软件收集的信息如何使用，也没有讨论如何保护隐私权、言论自由权等公民自由权。
[编辑] 防火墙的说法
由于中国网络审查的严格与备受批评的网站屏蔽现象，包括海外文章及观点认为“金盾工程”是一个巨型的防火墙，是个中国共产党对外来因特网资讯的过滤器，把一切他们认为有碍于国家稳定的内容滤走。有观点指出，该工程也被用来排斥部分暴力、色情、宗教极端以及部分海外***认识的网站。但因为已经存在一个专门过滤互联网上信息的防火长城，这种现象是否为金盾工程的确实效果尚不得而知。
中国政府正式宣布的负责监控互联网上“有害信息”的机关，是公安部下属的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7]。《南方周末》2005年8月一篇文章称，“网监局是应公安部‘金盾’工程的需要而设立的。”[8]。另外，官方多个对金盾工程的报道提到“网监”一项[9]，足以证明金盾工程至少包括网络审查的内容。
互联网虚拟社群的思考札记
吴冠军http://www.lotus-eater.net
除非是哲学家们当上了王，或者是那些现今号称君主的人像真正的哲学家一样研究哲学，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让现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人类是永无宁日的。不那样，我们拟定的这套制度就永远不会实现，永远不可能实现，永远见不到天日，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柏拉图：《国家篇》，437D-E
网络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互联网（Internet）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技术革命之一，以不可阻挡的发展速度涌入人类的生活世界，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面貌。屈指数来，我个人接触网络也已经有整整六个年头了（1995-2000年）。在这六年中，我从一个发烧级的网民转变为个人网站的站长，最近一年多来又成为三家著名商业网站的首席执行官（CEO），同时兼任大型网络学术论坛──「世纪沙龙」的版主，可以说差不多每时每刻都在和网络打交道，借用一句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术语，长久以来我差不多一直是处于「数字化生存」的状态中。因此对于网络、计算机、技术等「关键词」的思考，这几年来可谓从未间断过。我曾经从不同学科、多角度地反思当前这个所谓的网络时代（参见拙文〈数字化时代的文化透视〉、〈数字复活了〉、〈网上文学风景线〉、〈「信息时代」的冷峻反省〉、〈另一种网络交流规则的「缺席」〉等）。在那些文章中，我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警醒」（critical awareness）的思索方式思考着网络这个新生儿即将给人类生活以及社会带来的种种变化以及可能潜伏着的危机与问题。前不久，《二十一世纪》的编辑老师邀我写一篇最近时期关于网络的思考文章，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却总感到有些无从下笔。虽然值得写的方面确实很多，许多以前的观点都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但面对这份高水平的汉语学术杂志邀稿，我觉得仅仅重复以前的观点显然没有多大意义。于是，我把所有思绪从政治学、文学、艺术等各领域的细节变化与问题中拉了回来，集中在「网络」这两个字上：网络究竟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甚么？也就是说，对于人们的生活而言，网络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从技术的角度来为互联网作个明确的定义并不难，早在1995年10月24日，「联合网络委员会」（FNC）通过了一项关于「互联网定义」的决议：
联合网络委员会认为，下述语言反映了我们对「互联网」这个词的定义。「互联网」指的是全球性的信息系统：（1）通过全球性的唯一的地址逻辑地链接在一起。这个地址是建立在「网络间协议」（IP）或今后其他协议基础之上的；（2）可以通过「传输控制协议」和「网络间协议」（TCP/IP），或者今后其他接替的协议或与「网络间协议」（IP）兼容的协议来进行通信；（3）可以让公共用户或者私人用户使用高水平的服务。这种服务是建立在上述通信及相关的基础设施之上的。
然而就是这些枯燥的技术术语，在短短数年之间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今天的人们几乎可以闭着眼睛例举出网络所带来的「巨变」：新的电子通讯方式──电子信箱（E-mail）、新的媒体信息渠道──网站（Web Site）、新的网上购物通道──电子商务（E-business）等等。毫无疑问，这些网络服务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开始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问题在于，上述网络服务是否已经穷尽了网络对于人们生活的所有可能性能量？
理想的交往环境：虚拟社群
在我看来，网络另一项重要功能所蕴涵的能量还未完全释放出来。那就是借助网络而实现的实时的远程交往，并在这基础上形成的虚拟社群。由中社网产业有限公司主办的《世纪中国》，其中的「世纪沙龙」（www. csdn618.com.cn/page/china/shalong）就可以说是一个初级的虚拟社群。原因在于：目前的「世纪沙龙」具有（1）一定数量固定的活跃参与者（注册用户894人，其中327人有发言）；（2）专门制订的社区规则；以及（3）专门的管理者（版主）。据调查，每天到「世纪沙龙」逛一圈已经成为了许多著名学者以及普通知识爱好者的日常习惯。因为在「世纪沙龙」这样的虚拟社群中，人与人的交往较之实在社群要远为充分、自由得多。在「世纪沙龙」的匿名保护下，学者们反而可以借助虚拟的身份畅所欲言，同时免却了传统人际交往中种种利害关系的无形压制与束缚。当然，匿名的形式也会产生一些以破坏底线规则为乐的言论行为（比如恶毒的人身攻击、无理谩骂乃至违法的言论等），所以沙龙需要有专门的「执法者」依据沙龙规则进行规范性的管理。
当年哈贝马斯（Jügen Habermas）在阐释他的「商谈伦理学」时，不得不特别描述了一种「理想的商谈环境」。究其根本，无非是哈氏不满现实中的商谈总是要受到由实际各种利害关系、权力等级而形成的人际间的强制性压制。为此，哈氏在其商谈伦理学中预设了如下理想化的原则：「（3.1）每一能言谈和行动的主体都可以参加商谈讨论；（3.2）a、每人都可以使每一主张成为问题；b、每人都可以将每一主张引入商谈讨论；c、每人都可以表示他的态度、愿望和需要；（3.3）没有一个谈话者可以通过商谈讨论内或商谈讨论外支配性强制，被妨碍体验到自己由（3.1）和（3.2）确定的权利。」这意味着，在理想的言语环境中，任何系统上的交往扭曲都是可以被控制与消除的，行为者提出和天真地接受三个有效性主张：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然而，哈贝马斯自己也承认，「理想的言语环境不是黑格尔主义上的实存概念，因为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社会与我们原则上能够用作理想的言语环境加以描画的生活方式相一致」。在我看来，二十世纪90年代后，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使得「理想的言语环境」的实现成为某种可能。
以《信息方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第二媒介时代》（The Second Media Age）等优秀学术著作而闻名当今思想界的美国学者波斯特（Mark Poster）曾通过细致的分析比较，最终归纳总结出「网络交往」不同于「实际交往」的四大特点：
（1）它们引入了游戏身份的新的可能性；（2）它们消除了性别提示，使人际交往无性别之差；（3）它们动摇了业已存在的各种等级关系，并根据以前与它们不相干的标准重新确立了交往等级关系；（4）最为重要的是，它们分散了主体，使它在时间和空间上脱离了原位。
这四大特点在我看来正是构筑一个「理想的交往环境」的必要条件：特点（1）和（4）以不同的形式颠覆了主体实在的确定性身份，网络在这里恰好承担了「无知之幕」（罗尔斯[John Rawls]理论中一个最根本的假设性的理想情境）的功能，使得参与者可以躲在「幕」后摆脱束缚地畅所欲言；特点（2）表明了网络交往具备「身份平等」这一理想化的条件；特点（3）则彻底瓦解了现实中的所有权力等级结构，并根据新的理想化标准来重新确立人际关系。
此外，网络的虚拟社群瓦解了现代性中强固的群体身份认同（group identification），将其真正地「碎片化」了，并以自由的身份组合代替了社群主义所念念不忘的「特定认同」。正如南希（Jean-Luc Nancy）所指出的：
实在社群这一观念预先假设了其成员具有固定不变的稳定身份，而这正是互联网社群所要质疑的假定。互联网「虚拟社群」的观察者和参与者几乎异口同声地一再声称，人们之所以长时间或高强度使用计算机介入的电子交流，与这种交流中身份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有关。
借助学术论坛「世纪沙龙」这一实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管理者与参与者的不断努力，网络上能够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思想交流空间，并以（1）论据的充分程度和（2）论证过程的逻辑严密程度为标准而确立起新的人际交往关系。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哈贝马斯老先生那理想的交往环境不再作为一种「理想类型」而仅仅存在于理论的假设中，而且也可以在网络的虚拟社群空间中真正地得以严格地创建。
网络：乌托邦的最佳「试错」空间
我之所以称「世纪沙龙」为「初级的虚拟社群」，是因为它（1）仅仅用到了极少部分的网络技术，（2）实现了一个简单规则下的网络公共空间。而如果将这些简单的规则不断地加以复杂化与细致化，并利用高端的网络技术，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尝试这样一个「试验」：建构一个理想的大型虚拟国度。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再到哈贝马斯心目中的「交往乌托邦」，几千年来人们从未停止过对理想化的乌托邦世界的各种理论设计与建构。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每次人们依照乌托邦的宏伟蓝图来进行总体性的社会改造，又总是会带来不可预计的灾难性后果。理想与现实的直接整合最终往往演变成一幕幕的人间悲剧。经过无数次惨痛的教训，知识分子们终于醒悟到乌托邦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的非现实性。正如英国当代思想家鲍曼（Zygmunt Bauman）在《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Socialism: Active Utopia）中所言：「社会主义和一切其他乌托邦都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性质，只有当它存在于可能的领域中，它才保有其丰富的生命力。当它宣布它作为经验实在已经完成时，它就失去了其创造力，而不是激发人的想象力。」在我看来，就当乌托邦几乎被视作是一个完全的彼岸假想时，由网络技术所带来的虚拟社群以及更进一步的「虚拟现实世界」（VR world）即将改变这种已经固定下来的观点。波斯特早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信息方式》中就预见道：「古希腊人的『民主参政』和殖民地新英格兰城镇会议的理想在先进的工业社会里从技术上说已是可行的了。」
正是在这一思路与想法下，从2000年年初起我就按照「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形式平等、起点平等、规则平等）」这四大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开始设计一个基于网络的理想化的大型乌托邦国度。2000年6月开始技术开发，同年9月在网络上推出了第一个完整的试运行版本。这个全新的巨型虚拟大陆以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命名。「雅典娜大陆」（www.athena.com.cn）上目前共有九大城区（包含详细精确的地图，网民们可自由往来其间并选择合适的城市街区定居安家），趋向完备的大陆法律，具有稳定通货膨胀率的宏观经济体系，直接民主式的政治选举制度，由企业和个人组成的市场社会及成熟的金融环境，丰富的社会职能机构与各种各样的「公共领域」（新闻中心、大陆论坛、法院、竞选中心、税务局、购物中心、职业介绍所、餐厅、宠物商店、健身房、角斗场、救济中心、垃圾场、神庙等等等）。在即将开发完成的「雅典娜大陆」的宽带版本中，每个网民都将处身于由程序实时运算生成的三维场景内，并随着脚步的移动能够在计算机屏幕感受到不同的街景与不同的建筑物。
作为这个虚拟世界的总设计师，我们几乎同时扮演着「上帝」（创造虚拟国度的文化、宗教、历史背景）和「凯撒」（制订虚拟国度的社会制度、法律、政治经济体系）的双重角色，必须全方位地策划及制定整个虚拟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各个制度体系及其运行机制。这项艰巨的工作需要用到极为丰富的知识资源，几乎涵括和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行政管理学、金融学等等差不多所有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学问。因此我们从一开始便邀请了不少学术领域的专家以及民间知识分子组成了一支强大的知识班底，共同出谋划策、设计蓝图，并随着雅典娜网站试运行中的实际情况以及网民们的具体反馈不断改良与调整。最终的目标是将「雅典娜大陆」建设成一个可无限延伸的完美化的虚拟乌托邦世界，并拥有完善的宏观政治制度（民主选举、虚拟公民权利保障、不同职业身份与LEVEL级别各自拥有相应的职能权限）、经济制度（虚拟世界的基本资源设置，包括衣食住行四大体系，工作体系、「国」营垄断原材料制造行业、工商制度、劳资规则、稳定的通货膨胀率、虚拟公司上市制度、虚拟股市制度等等）、法律制度（基本法、婚姻法、公司法、刑法等）、行政机构（税务局、工商局、法院等）以及衍伸开的一系列社区内容（包括设置虚拟世界的各种报纸、电子刊物等传媒宣传体系以及各类沙龙、论坛、聊天室、辩论中心、问答咨询中心等公共领域）。同时，在技术表现形式上，雅典娜也将最终完成窄带、宽带、WAP（手机上网）三种版本的结合，成为全方位的网上数字空间。
在「雅典娜大陆」中，所谓的「特权」只掌握在一种人手里，那就是虚拟世界中所有制度规则的制订者，也就是那些拥有丰富知识结构的各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雅典先哲柏拉图的「哲学王」梦想似乎有望在二十一世纪网络时代实现。这样一个远离现实社会种种人际利害关系的虚拟国度，不再是一个「目的──工具理性的共同体」，而是接近于哈贝马斯所说的「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这一「网络乌托邦」出人意料地在短时间内赢得了网民的积极认同以及热情投入。截至2000年 12月底，「雅典娜大陆」在没有任何宣传投入的情况下（即网民的口耳相传的情况下），注册网民超过30万，目前平均每日增长人数在3,000-5,000 左右，最低同时在线人数5,000人以上，峰值人数超过10,000人（受制于硬件服务器的配备，10,000人已经到达目前硬件的瓶颈）。网民每天在虚拟世界中工作赚钱、虚拟创业、购物消费、参与讨论、娱乐休闲、逛街交友、有政治兴趣还可以去竞选或参加投票选举……这种精彩的虚拟人生何尝不是另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呢？
如上所述，类似「雅典娜大陆」这样基于网络的大型虚拟乌托邦提供了知识分子对于理想社会模式的完美的「试错」空间。既然「雅典娜大陆」是根据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构建的，当然其他的社会政治理论，诸如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市场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甚至共产主义也都可以在网上建构以相应理念为核心制度的不同乌托邦国度（这对于技术要求都是差不多的，并无在技术上特别难以实现之处），而网民的认同程度与参与程度则可视之为最直接的反馈与评价。不需要流血的革命与惨重的代价，也不会有各种难以预计和挽回的灾难性后果，存在于网络中的乌托邦同时具有「虚拟」与「真实」的双重特性：「虚拟」是因为其在现实世界之外，丝毫不会影响和干预到现实社会的运转；「真实」是因为网络世界的所有生活体验是实实在在、确实可感的。也许，这就是网络技术「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能力的最为吸引人之处吧。对于网民来说，「网络世界」是虚拟的，「网络生活」却是实在的、可每天经历的！
最后回到本文第一节所提出的问题：网络究竟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甚么样的可能性？我很愿意这样来回答：网络就是新生活，一种崭新的虚拟人生！
吴冠军 自由撰稿人，现任上海主旗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来源：http://sunnywind.fyfz.cn/blog/sunnywind/index.aspx?blogid=424002
日知录（124）还需要写博客吗？
带三个表 @ 2009-03-25
大半夜的，突然想起这么一个问题，本来这几天北京就冷得让我难受，更让我感到有些寒意了。
最初写博客，是我的同事马戎戎逼着开的，开了博客才知道，人家苗炜早在一年前就开了，我是2004年9月14日开博，比我早的人多了去了，苗师傅很自豪地说：“我是‘木’字辈的。”就是木子美风波的那时期开始写博客的。最初我写博客，只是想把自己平时看到想到的东西记录下来，有一天回忆的时候，让我外孙子给我念，估计那时候我早就老眼昏花半身不遂口齿不清了，但是可能脑袋还清醒，外孙子会说：“姥爷，您当年怎么这么爱说脏话呢。”然后我的嘴角象征性抽动了一下，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大概我能想到的那时候最浪漫的事儿。
本来是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但是写着写着就把自己写飞了。
我觉得，不管博客的话题谈论什么，公共话题还是私密话题，其实它都是个人话题，别人没必要参与。可是互联网就是给你设定了这么一个规则，整天让人们在网上掐，将来我们的子孙除了为能源忧心忡忡之外，可能还会对我们今天网上行为感到不解，你们当年真是吃饱了没事干浪费了不少地球资源，就是为一个词争论来争论去。我就认为在网络上互动是件没劲的事儿。没事干点什么不好，互你妈逼动啊。
一个国家的博客是否发达，跟这个国家的民众是否无聊有关，比如我就挺无聊的，所以没事写博客比别人勤快一些。以此类推，中国博客方兴东未艾，一定是跟老百姓没事干有关系。老百姓为什么没事干？因为不让你有事而干，那可不就写博客了吗。结果写着写着就变成了政府的负担了，你们这帮孙子整天在博客上胡说八道，怎么得了。于是就开始修理博客。
别听那个傻逼新浪制造什么草根博客概念，博客肯定是精英博客，出问题的肯定也是精英博客。那些绝大多数普通博客，不会真正为这个社会提供太多有价值的东西，仅仅是把文字码在网上而已。你原来是精英，写博客也是精英，你原来是草根，你写多少也一样是草根。精英与草根的区别在于，你的言论能走多远，你的文字能启发多少人。当然，写到这里我的提醒一下傻逼和大傻逼老师们：我说的精英是指在某一领域有一技之长的人，不单单是指在社会上有知名度有地位有权有钱的人。而草根随时会变成精英——当他的价值获得最大程度的认可之后，原来是个修自行车的，后来变成了技师，这就叫精英。
网络只认可有价值的人，这一点它跟传统媒体没有任何区别，别以为你可以通过炒作或者出位立马会变成精英，做梦，你要是一点姿色没有，你就没资格做鸡！！！道理是一样的。你看看现在在网上折腾比较欢的人，要么就是在传统媒体做事的，或者他本来在互联网之外就能折腾，要么他因为在互联网上折腾得比较厉害，然后进入了媒体或其他精英领域。而这些人，可能是社会最不安定因素。
要修理的就是这么一批人。
大概没有什么门户博客网站或者门户网站博客把自己每年的经营情况公布出来，因为这些结果可能很糟糕，从一个商业模式上讲，其实都是失败的。博客不能挣钱，很多网站也仅仅是把博客当成一个聚拢人气的通道，你只聚拢人气不聚拢人民币，是撑不了多久的。
我分析，在未来的几年，博客将淡出互联网。
一、人们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博客看似是平等地给任何人发表自己言论记录生活的平台，但是精英依旧是精英，草根依旧是草根，它不会让更多人通过这个实现自己的梦想（丫能让人实现个鸡巴梦想啊）。最终仍然会变成草根看精英的结果，它跟传统现实没什么区别，老看别人干什么，自己家里肯定就荒芜了。随着新鲜劲儿一过，博客也就不时髦了，你看最终能扛下来的，还是原来就能写的人。事实告诉我们，写字是个力气活，不是义气活。
二、博客找不到盈利模式。博客恰恰是一种违背广告投放规律的载体，广告投放需要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现在门户社区式的博客，恰恰是跟一个农贸市场一样，什么人什么东西都有，你想打广告，根本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在消费，这钱谁还敢投啊。这一状况从一开始中国互联网从业者们的头脑发热，把它从头就堵死了，再撑几年，我估计很多门户网站都会始乱终弃。
三、有关部门对互联网的博客限制越来越严了，而且我认为这还刚刚开始，随着严打力度加大，那些负隅顽抗的博客最终都会成批倒下，也许这么说有点悲观，但如果你看完前两条，你就知道这第三条其实可以不用费太大力气即可事半功倍。
屋漏偏逢阴雨天，博客，在三年前它是多么红火，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地方，现在回过头看，没错，差不多都折了。我们还需要写博客吗？我们还需要看博客吗？反正我觉得现在意义不大了。
有时候我的博客出点小问题无法浏览，就会有人说看不到我的博客觉得不习惯啦之类的，操，如果有一天真的看不了，你也不会像林妹妹一样患上抑郁症。三天后你就觉得生活正常了。一切都是浮云，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何况我的这么一个破博客呢。记住一点：习惯是可以培养和改变的。
有时候死亡是慢性的，它会让你慢慢感觉疲劳，迟钝，麻木，失去知觉，最后你一撒手，悄无声息，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你不会记得昨天发生过什么。
还好，我写的博客大都还保存了，将来会让外孙子念给我听。写博客的意思也正在于此。
来源：http://www.wangxiaofeng.net/?p=2717
大半夜的，突然想起这么一个问题，本来这几天北京就冷得让我难受，更让我感到有些寒意了。
最初写博客，是我的同事马戎戎逼着开的，开了博客才知道，人家苗炜早在一年前就开了，我是2004年9月14日开博，比我早的人多了去了，苗师傅很自豪地说：“我是‘木’字辈的。”就是木子美风波的那时期开始写博客的。最初我写博客，只是想把自己平时看到想到的东西记录下来，有一天回忆的时候，让我外孙子给我念，估计那时候我早就老眼昏花半身不遂口齿不清了，但是可能脑袋还清醒，外孙子会说：“姥爷，您当年怎么这么爱说脏话呢。”然后我的嘴角象征性抽动了一下，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大概我能想到的那时候最浪漫的事儿。
本来是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但是写着写着就把自己写飞了。
我觉得，不管博客的话题谈论什么，公共话题还是私密话题，其实它都是个人话题，别人没必要参与。可是互联网就是给你设定了这么一个规则，整天让人们在网上掐，将来我们的子孙除了为能源忧心忡忡之外，可能还会对我们今天网上行为感到不解，你们当年真是吃饱了没事干浪费了不少地球资源，就是为一个词争论来争论去。我就认为在网络上互动是件没劲的事儿。没事干点什么不好，互你妈逼动啊。
一个国家的博客是否发达，跟这个国家的民众是否无聊有关，比如我就挺无聊的，所以没事写博客比别人勤快一些。以此类推，中国博客方兴东未艾，一定是跟老百姓没事干有关系。老百姓为什么没事干？因为不让你有事而干，那可不就写博客了吗。结果写着写着就变成了政府的负担了，你们这帮孙子整天在博客上胡说八道，怎么得了。于是就开始修理博客。
别听那个傻逼新浪制造什么草根博客概念，博客肯定是精英博客，出问题的肯定也是精英博客。那些绝大多数普通博客，不会真正为这个社会提供太多有价值的东西，仅仅是把文字码在网上而已。你原来是精英，写博客也是精英，你原来是草根，你写多少也一样是草根。精英与草根的区别在于，你的言论能走多远，你的文字能启发多少人。当然，写到这里我的提醒一下傻逼和大傻逼老师们：我说的精英是指在某一领域有一技之长的人，不单单是指在社会上有知名度有地位有权有钱的人。而草根随时会变成精英——当他的价值获得最大程度的认可之后，原来是个修自行车的，后来变成了技师，这就叫精英。
网络只认可有价值的人，这一点它跟传统媒体没有任何区别，别以为你可以通过炒作或者出位立马会变成精英，做梦，你要是一点姿色没有，你就没资格做鸡！！！道理是一样的。你看看现在在网上折腾比较欢的人，要么就是在传统媒体做事的，或者他本来在互联网之外就能折腾，要么他因为在互联网上折腾得比较厉害，然后进入了媒体或其他精英领域。而这些人，可能是社会最不安定因素。
要修理的就是这么一批人。
大概没有什么门户博客网站或者门户网站博客把自己每年的经营情况公布出来，因为这些结果可能很糟糕，从一个商业模式上讲，其实都是失败的。博客不能挣钱，很多网站也仅仅是把博客当成一个聚拢人气的通道，你只聚拢人气不聚拢人民币，是撑不了多久的。
我分析，在未来的几年，博客将淡出互联网。
一、人们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博客看似是平等地给任何人发表自己言论记录生活的平台，但是精英依旧是精英，草根依旧是草根，它不会让更多人通过这个实现自己的梦想（丫能让人实现个鸡巴梦想啊）。最终仍然会变成草根看精英的结果，它跟传统现实没什么区别，老看别人干什么，自己家里肯定就荒芜了。随着新鲜劲儿一过，博客也就不时髦了，你看最终能扛下来的，还是原来就能写的人。事实告诉我们，写字是个力气活，不是义气活。
二、博客找不到盈利模式。博客恰恰是一种违背广告投放规律的载体，广告投放需要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现在门户社区式的博客，恰恰是跟一个农贸市场一样，什么人什么东西都有，你想打广告，根本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在消费，这钱谁还敢投啊。这一状况从一开始中国互联网从业者们的头脑发热，把它从头就堵死了，再撑几年，我估计很多门户网站都会始乱终弃。
三、有关部门对互联网的博客限制越来越严了，而且我认为这还刚刚开始，随着严打力度加大，那些负隅顽抗的博客最终都会成批倒下，也许这么说有点悲观，但如果你看完前两条，你就知道这第三条其实可以不用费太大力气即可事半功倍。
屋漏偏逢阴雨天，博客，在三年前它是多么红火，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地方，现在回过头看，没错，差不多都折了。我们还需要写博客吗？我们还需要看博客吗？反正我觉得现在意义不大了。
有时候我的博客出点小问题无法浏览，就会有人说看不到我的博客觉得不习惯啦之类的，操，如果有一天真的看不了，你也不会像林妹妹一样患上抑郁症。三天后你就觉得生活正常了。一切都是浮云，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何况我的这么一个破博客呢。记住一点：习惯是可以培养和改变的。
有时候死亡是慢性的，它会让你慢慢感觉疲劳，迟钝，麻木，失去知觉，最后你一撒手，悄无声息，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你不会记得昨天发生过什么。
还好，我写的博客大都还保存了，将来会让外孙子念给我听。写博客的意思也正在于此。
来源：http://www.wangxiaofeng.net/?p=2717
2009年3月24日星期二
日知录（123）“亿霖”骗局：媒体的良心何在？
“亿霖”骗局：媒体的良心何在？ / phileo
2009-03-24
综合新华社报道，3月23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亿霖”非法经营案的28名骨干作出一审判决。赵鹏运等28名被告人因非法经营罪分别被判处15年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39岁的主犯赵鹏运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亿零34万元。——南方周末网络专稿《两年骗2万人16亿，“亿霖”案一审宣判》（注1）
终于，一个骗局收场了，但是在很多人心里，这个骗局却并没有收场——在“亿霖”骗局的背后，媒体良心的缺失，值得久久回味，因为它又一次激起了我们对中国媒体可信度的质疑，它又一次挑战了我们对中国媒体忍受力的极限。
在焦点访谈官方网站上，《“万里大造林”真相——理性理财防范风险（一）》视频后一位匿名网友说：我是万里购林客户,我之所以投资万里,是因为我看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九号文件<<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国家鼓励发展非公有制林业,实行"谁造谁有,合造共有"的政策;我又看到中央电视台"万里大造林,利国又利民"的连续广告.我只是相信中央的政策.至于何庆魁,高秀敏所谓的"名人代言",我根本没理!何所得的代言费是否合法,只能由法院裁定.用不着某些人,以此大作文章.（注2）
这个声音，很具代表性，也很理性。因为国务院的文件，我们可能很少关心，而且也很少看到的；但是，CCTV的广告，我们总是能看到的，虽然我们并不乐于看到。从这个网友的回复来看，显然，CCTV是有很大责任的，虽然，这个责任很难量化。
当然，在“亿霖”骗局的背后，CCTV并不是唯一一个造势者。据《万里大造林非法吸纳资金事件始末》（注3）称：“2006年至2007年7月31日，万里大造林向全国405家媒体投入了5000万元，做有偿新闻或广告宣传。”在一篇《万里大造林事件幕后：宣传把老总推上奖坛》（注4）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2004年的“中国改革10大新闻人物”、2005年的“共和国经济建设功勋人物”和“中国最具影响力企业家”、2006年的“感动中国十大策划创新人物奖”和“中国农村十大致富带头人”……要知道，这些奖项中有很多都把颁奖地点选在了人民大会堂。《刘老根2》和《圣水湖畔》扮演的马书记，再加上《新闻60分》、《长春日报》等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还有在2005年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非洲四国的报道……看看陈相贵的这些“光环”，我觉得，除了亿万富翁或者穷光蛋——因为亿万富翁看不起那几个钱，而穷光蛋则投不起那几个钱，有几个人能经受得起诱惑？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媒体干的好事！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据《南方周末》网站上林楚芳一篇《新闻行业的秘密和潜规则》（注5）的文章称：
“3年多以前，央视新闻调查栏目举办过一次业务交流会，一个来自美国的记者亦走上讲台，发言大意如下：在交流业务的同时，我们必须要谈收红包的问题，希望中国同行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否则谈业务是奢侈的。
“会场一片沉寂，我相信，很多人感到惭愧，甚至‘无话可说’，在场的有多少人能做到不拿红包（俗称‘车马费’）？放到三年后，也没有几个记者能做到绝对干净，这是一个事实。”
有人说，在“亿霖”骗局里，媒体也是受骗者，我看这大有博取同情之意。诚然，媒体是受骗者，但我想说的是，媒体也是助骗者，我觉这毫无给予同情之理。何庆魁已经示软，将努力挣钱退还488万赃款（注6），葛优已经通过经纪人退还359万余元代言酬劳（注7），那么为“万里大造林，利国又利民”造势的CCTV等媒体为什么一点表示也没有呢？我们不禁要问——媒体的良心何在？
注1.该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25851；
注2.该视频链接：http://space.tv.cctv.com/act/video.jsp?videoId=VIDE1206369029538246；
注3.该文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07-12-25/023713136743s.shtml；
注4.该文链接：http://news.cctv.com/china/20070914/102049.shtml；
注5.该文链接：http://linchufang.z.infzm.com/2008/12/18/%e6%96%b0%e9%97%bb%e8%a1%8c%e4%b8%9a%e7%9a%84%e7%a7%98%e5%af%86%e5%92%8c%e6%bd%9c%e8%a7%84%e5%88%99/；
注6.据《何庆魁:先回家和前妻过年再准备坐牢》一文，该文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9-01/28/content_10728531.htm；
注7.据《亿霖传销案主犯一审判15年罚3亿》一文，该文链接：http://jb.sznews.com/html/2009-03/24/content_559371.htm。
来源：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1029cfba22e60da3
2009-03-24
综合新华社报道，3月23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亿霖”非法经营案的28名骨干作出一审判决。赵鹏运等28名被告人因非法经营罪分别被判处15年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39岁的主犯赵鹏运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亿零34万元。——南方周末网络专稿《两年骗2万人16亿，“亿霖”案一审宣判》（注1）
终于，一个骗局收场了，但是在很多人心里，这个骗局却并没有收场——在“亿霖”骗局的背后，媒体良心的缺失，值得久久回味，因为它又一次激起了我们对中国媒体可信度的质疑，它又一次挑战了我们对中国媒体忍受力的极限。
在焦点访谈官方网站上，《“万里大造林”真相——理性理财防范风险（一）》视频后一位匿名网友说：我是万里购林客户,我之所以投资万里,是因为我看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九号文件<<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国家鼓励发展非公有制林业,实行"谁造谁有,合造共有"的政策;我又看到中央电视台"万里大造林,利国又利民"的连续广告.我只是相信中央的政策.至于何庆魁,高秀敏所谓的"名人代言",我根本没理!何所得的代言费是否合法,只能由法院裁定.用不着某些人,以此大作文章.（注2）
这个声音，很具代表性，也很理性。因为国务院的文件，我们可能很少关心，而且也很少看到的；但是，CCTV的广告，我们总是能看到的，虽然我们并不乐于看到。从这个网友的回复来看，显然，CCTV是有很大责任的，虽然，这个责任很难量化。
当然，在“亿霖”骗局的背后，CCTV并不是唯一一个造势者。据《万里大造林非法吸纳资金事件始末》（注3）称：“2006年至2007年7月31日，万里大造林向全国405家媒体投入了5000万元，做有偿新闻或广告宣传。”在一篇《万里大造林事件幕后：宣传把老总推上奖坛》（注4）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2004年的“中国改革10大新闻人物”、2005年的“共和国经济建设功勋人物”和“中国最具影响力企业家”、2006年的“感动中国十大策划创新人物奖”和“中国农村十大致富带头人”……要知道，这些奖项中有很多都把颁奖地点选在了人民大会堂。《刘老根2》和《圣水湖畔》扮演的马书记，再加上《新闻60分》、《长春日报》等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还有在2005年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非洲四国的报道……看看陈相贵的这些“光环”，我觉得，除了亿万富翁或者穷光蛋——因为亿万富翁看不起那几个钱，而穷光蛋则投不起那几个钱，有几个人能经受得起诱惑？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媒体干的好事！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据《南方周末》网站上林楚芳一篇《新闻行业的秘密和潜规则》（注5）的文章称：
“3年多以前，央视新闻调查栏目举办过一次业务交流会，一个来自美国的记者亦走上讲台，发言大意如下：在交流业务的同时，我们必须要谈收红包的问题，希望中国同行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否则谈业务是奢侈的。
“会场一片沉寂，我相信，很多人感到惭愧，甚至‘无话可说’，在场的有多少人能做到不拿红包（俗称‘车马费’）？放到三年后，也没有几个记者能做到绝对干净，这是一个事实。”
有人说，在“亿霖”骗局里，媒体也是受骗者，我看这大有博取同情之意。诚然，媒体是受骗者，但我想说的是，媒体也是助骗者，我觉这毫无给予同情之理。何庆魁已经示软，将努力挣钱退还488万赃款（注6），葛优已经通过经纪人退还359万余元代言酬劳（注7），那么为“万里大造林，利国又利民”造势的CCTV等媒体为什么一点表示也没有呢？我们不禁要问——媒体的良心何在？
注1.该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25851；
注2.该视频链接：http://space.tv.cctv.com/act/video.jsp?videoId=VIDE1206369029538246；
注3.该文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07-12-25/023713136743s.shtml；
注4.该文链接：http://news.cctv.com/china/20070914/102049.shtml；
注5.该文链接：http://linchufang.z.infzm.com/2008/12/18/%e6%96%b0%e9%97%bb%e8%a1%8c%e4%b8%9a%e7%9a%84%e7%a7%98%e5%af%86%e5%92%8c%e6%bd%9c%e8%a7%84%e5%88%99/；
注6.据《何庆魁:先回家和前妻过年再准备坐牢》一文，该文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9-01/28/content_10728531.htm；
注7.据《亿霖传销案主犯一审判15年罚3亿》一文，该文链接：http://jb.sznews.com/html/2009-03/24/content_559371.htm。
来源：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1029cfba22e60da3
2009年3月23日星期一
日知录（122）如何面对“群体性事件”？
作者：廖海青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03-11
这不是一个乐观的时刻。
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效应正加速显现，其威胁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最初的估计。1月份中国出口同比下降17.5%，进口同比下降43.1%，降幅之大为近十年所未见。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短期难以缓解，这很可能导致贸易摩擦加剧。从印度到印尼等亚洲国家正针对中国出口展开激烈争论；从法国到美国等西方经济体正转向保护主义，短期看来，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不仅难以好转，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
出口的快速下降已经造成珠三角和长三角为数不少的工厂倒闭，2000万左右外出谋生的失业民工被迫返回内陆省份。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预计，本次经济危机的出口下降导致的非农就业减少为1763万，其中服务业664万，制造业969万。
过去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掩盖了中国社会的矛盾，包括机会不公，权钱交易等。但在国际金融危机下，日益上升的失业率可能与累积下来尚未解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构成出现社会动荡的危险。
中国社科院在去年12月发表的2009年的社会蓝皮书中警告说，中国失业率将上升，收入差距拉大，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张平亦表示，影响全球的这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正日益加深。“过多的破产和减产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引发社会动乱。”他说。
就业危局
2009年2月17日下午，一个叫李云的农民工由于找不到工作，遭窃后在广州火车站割脉自杀。
据估计，全国范围内，像李云这样正在寻找工作的无业农民工可能达到2000万，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由于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建设并未真正将农民工纳入考虑，农民工一旦失业，多数人只能选择返乡。
尽管如此，很多无业农民工仍愿意滞留在城市里碰运气。对那些回乡的人而言，在大城市的生活经历提高了他们的期望值，农村生活会是一种打击。据重庆在一些劳务输出大县的调查表明，有近80%的返乡农民工表示，即使找不到工作也愿意呆在城市，而不是留在农村。
另一方面，滞留乡村人数陡增，对农村公共治理形成极大考验。
在广西贺州市，春节期间从广州等地返乡的6万多外出务工人员中目前有1/3留在了本地，大量返乡人员给治安带来一些新问题，今年以来，贺州发生的10起命案中有7起涉及返乡人员。在安徽肥东县，村干部杨其平说，年后全村有600多返乡农民工不再外出，不少人已找到村里要求救助。他担心“近期村里民事纠纷如小赌、小偷、打架等会多起来”，矛盾会凸现。
四川劳动保障部门有关人士分析说，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在城市生活，本身缺乏农业技能，生活方式早已习惯了城市环境，返乡后很不适应。但这一群体身份仍是“农村人”，被迫回到农村后容易心态失衡，如果不及时疏导，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2月17日，全国总工会启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这一行动将对1000万名返乡农民工实施以就业援助为重点的综合援助措施。全总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表示，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这样的措辞，本来常出现在诸如民族、宗教等敏感领域。
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还引发了一些土地承包纠纷。在江苏打工的四川农民工朱柳江举家返乡后，因为家里5亩承包地转租了，两口子找不到工作，只有靠打麻将消磨时间，1个月不到就输了3000多元，相当于损失了4个月的打工收入。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指出：“农民工大量返乡后，如果原有承包地已转给他人，而流转合同尚未到期，并且地上还种着庄稼，就很容易引起纠纷，这对农村社会稳定相当不利。”
学生是政府需要处理的另一个庞大的群体。据统计，2009年高校毕业生人数约为611万人，再加上去年毕业的大体还有不到100万人没有就业，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为710万人左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去年底发布的《中国青年权益状况报告》显示，中国高校毕业生还没有就业的比例已达到15%左右，远高于社会4%至4.5%的平均失业率。报告说：“青年就业竞争激烈、压力大、就业难，失业率较高。”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陈广庆称，今年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激增，可能令中国就业形势比亚洲金融危机时更严峻。
大学生就业则不仅仅关系到就业，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因为教育就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主渠道。如果大批普通家庭发现对子女高昂的教育投资换来的是“毕业就失业”的结果，无疑将影响社会和谐。
同时，2008年是中国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最后一年，下岗或失业人员比往年增多不可避免。受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打击最大的是城市蓝领工人。他们要面对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也要受到失业潮的影响。
此外，城市中白领或中产阶级的失业也令人担忧。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白领或中产阶层的失业问题看似不如农民工那样集中，但由于这部分人在社会中独特的位置，其失业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更大。这部分人失业带来的职业恐慌和信心危机，将会是更为严重的，并可能由此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应对之道
有关专家指出，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失去工作岗位的农民工、已毕业未找到工作岗位的大学生等群体对经济下行、生活水平下降的承受能力最为敏感脆弱，容易产生消极、失望等不满情绪，一旦受到特定情境、特殊事件的刺激，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人民日报》的评论亦称，中国正面临在经济挑战之下维护社会稳定的艰巨任务。社会生活中不稳定因素增多，矛盾多发、易发。评论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确保“群体性事件”不失控。
事实上，中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一直上升，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专家王二平博士日前引述官方数据说，群体性事件从1995年的超过1万起，持续增加到2005年的超过6万起，2007年已经超过8万起。进入2008年下半年，在举办北京奥运前，中国不同地区接连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与群体性事件。最突出的例子是瓮安、孟连、陇南事件。
“群体性事件的激烈程度比以往大大升级了，”长期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这一方面缘于信息传播手段的多元化和人民对自身权利的认知能力提高了，一些以前能够捂住的事情被掀开了盖子；另一方面，也说明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以高破坏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目前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还缺乏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无疑需要以新思维和新措施予以积极应对。
在种种举措中，最容易想到的，莫过于加强国家权力。但这一观点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很多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并非由于公权力不够强大，而是由公权力越界、权力行使方式不当引起的。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城市拆迁、农村征地中利用公权与民争利，加剧了当地群众与政府部门的不信任甚至对立。而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政府部门又从“稳定压倒一切”出发，利用公权对一些被侵害、被压抑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进行打压，结果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在现代国家中，合法统治必须以法理型统治为归宿，它要求执政合法性建立在民众认同和支持之上。如果社会民众服从和遵守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并非出于害怕受到惩罚，而是确信自己遵守和执行的是应该和必要的，则执政合法性的程度就会更高，其体制维持的时间就会越长。反过来说，一个政府运用强制性权力的次数越多、越频繁、动作越大，实际上只能证明政府已经无法唤起人们内心自觉自愿的服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次滥用强制力都是公权力合法性的流失。因此，规范和约束公权以增强公众对于公权的认同感，显然比加强国家权力以压制社会矛盾更为重要。
“观察众多群体性事件，都存在老百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与民间沟通不到位、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秦刚说，“有的地方处理问题的时候动不动就出现‘不法分子’、‘敌我矛盾’等阶级斗争词汇，对自己工作态度、工作方式的反思不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认为，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摆脱责任，随便给民众扣政治化的帽子，动不动以社会黑恶势力甚至外国势力操纵为由，对参与事件的民众进行打压。这种阴谋论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与事实不符，掩盖了事态的严重性和政治性，会误导决策。
于建嵘认为，应当许可农民、工人和社会其他利益群体形成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在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下，形成相对均衡利益分配格局，增强弱势群体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从而增强党和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
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探索，是重庆尝试建立利益协商机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发生3天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邀请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交流、座谈，听取了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见，座谈还在当地电视台、电台和新闻网站进行全程直播。
“重庆采取的方式告诉其他地方官员，应该学会协商和对话的方式，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谅解，这是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也体现着新时期‘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指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王锡锌认为，针对当前群体化事件发生几率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应当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治理，转换社会治理的模式，从传统上那种以政府为唯一核心的“管制”模式，向和谐社会所要求的民众与政府“参与合作”模式转变。以民生为本、以民权为体、以民主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可以使民众与政府以一种有序、和平、制度化的方式进行交流、获得互信和理解，释放日常摩擦所产生的能量，从而在根本层面上超越“偶然的必然性”。
来源：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424
这不是一个乐观的时刻。
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效应正加速显现，其威胁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最初的估计。1月份中国出口同比下降17.5%，进口同比下降43.1%，降幅之大为近十年所未见。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短期难以缓解，这很可能导致贸易摩擦加剧。从印度到印尼等亚洲国家正针对中国出口展开激烈争论；从法国到美国等西方经济体正转向保护主义，短期看来，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不仅难以好转，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
出口的快速下降已经造成珠三角和长三角为数不少的工厂倒闭，2000万左右外出谋生的失业民工被迫返回内陆省份。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预计，本次经济危机的出口下降导致的非农就业减少为1763万，其中服务业664万，制造业969万。
过去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掩盖了中国社会的矛盾，包括机会不公，权钱交易等。但在国际金融危机下，日益上升的失业率可能与累积下来尚未解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构成出现社会动荡的危险。
中国社科院在去年12月发表的2009年的社会蓝皮书中警告说，中国失业率将上升，收入差距拉大，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张平亦表示，影响全球的这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正日益加深。“过多的破产和减产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引发社会动乱。”他说。
就业危局
2009年2月17日下午，一个叫李云的农民工由于找不到工作，遭窃后在广州火车站割脉自杀。
据估计，全国范围内，像李云这样正在寻找工作的无业农民工可能达到2000万，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由于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建设并未真正将农民工纳入考虑，农民工一旦失业，多数人只能选择返乡。
尽管如此，很多无业农民工仍愿意滞留在城市里碰运气。对那些回乡的人而言，在大城市的生活经历提高了他们的期望值，农村生活会是一种打击。据重庆在一些劳务输出大县的调查表明，有近80%的返乡农民工表示，即使找不到工作也愿意呆在城市，而不是留在农村。
另一方面，滞留乡村人数陡增，对农村公共治理形成极大考验。
在广西贺州市，春节期间从广州等地返乡的6万多外出务工人员中目前有1/3留在了本地，大量返乡人员给治安带来一些新问题，今年以来，贺州发生的10起命案中有7起涉及返乡人员。在安徽肥东县，村干部杨其平说，年后全村有600多返乡农民工不再外出，不少人已找到村里要求救助。他担心“近期村里民事纠纷如小赌、小偷、打架等会多起来”，矛盾会凸现。
四川劳动保障部门有关人士分析说，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在城市生活，本身缺乏农业技能，生活方式早已习惯了城市环境，返乡后很不适应。但这一群体身份仍是“农村人”，被迫回到农村后容易心态失衡，如果不及时疏导，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2月17日，全国总工会启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这一行动将对1000万名返乡农民工实施以就业援助为重点的综合援助措施。全总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表示，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这样的措辞，本来常出现在诸如民族、宗教等敏感领域。
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还引发了一些土地承包纠纷。在江苏打工的四川农民工朱柳江举家返乡后，因为家里5亩承包地转租了，两口子找不到工作，只有靠打麻将消磨时间，1个月不到就输了3000多元，相当于损失了4个月的打工收入。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指出：“农民工大量返乡后，如果原有承包地已转给他人，而流转合同尚未到期，并且地上还种着庄稼，就很容易引起纠纷，这对农村社会稳定相当不利。”
学生是政府需要处理的另一个庞大的群体。据统计，2009年高校毕业生人数约为611万人，再加上去年毕业的大体还有不到100万人没有就业，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为710万人左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去年底发布的《中国青年权益状况报告》显示，中国高校毕业生还没有就业的比例已达到15%左右，远高于社会4%至4.5%的平均失业率。报告说：“青年就业竞争激烈、压力大、就业难，失业率较高。”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陈广庆称，今年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激增，可能令中国就业形势比亚洲金融危机时更严峻。
大学生就业则不仅仅关系到就业，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因为教育就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主渠道。如果大批普通家庭发现对子女高昂的教育投资换来的是“毕业就失业”的结果，无疑将影响社会和谐。
同时，2008年是中国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最后一年，下岗或失业人员比往年增多不可避免。受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打击最大的是城市蓝领工人。他们要面对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也要受到失业潮的影响。
此外，城市中白领或中产阶级的失业也令人担忧。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白领或中产阶层的失业问题看似不如农民工那样集中，但由于这部分人在社会中独特的位置，其失业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更大。这部分人失业带来的职业恐慌和信心危机，将会是更为严重的，并可能由此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应对之道
有关专家指出，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失去工作岗位的农民工、已毕业未找到工作岗位的大学生等群体对经济下行、生活水平下降的承受能力最为敏感脆弱，容易产生消极、失望等不满情绪，一旦受到特定情境、特殊事件的刺激，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人民日报》的评论亦称，中国正面临在经济挑战之下维护社会稳定的艰巨任务。社会生活中不稳定因素增多，矛盾多发、易发。评论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确保“群体性事件”不失控。
事实上，中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一直上升，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专家王二平博士日前引述官方数据说，群体性事件从1995年的超过1万起，持续增加到2005年的超过6万起，2007年已经超过8万起。进入2008年下半年，在举办北京奥运前，中国不同地区接连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与群体性事件。最突出的例子是瓮安、孟连、陇南事件。
“群体性事件的激烈程度比以往大大升级了，”长期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这一方面缘于信息传播手段的多元化和人民对自身权利的认知能力提高了，一些以前能够捂住的事情被掀开了盖子；另一方面，也说明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以高破坏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目前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还缺乏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无疑需要以新思维和新措施予以积极应对。
在种种举措中，最容易想到的，莫过于加强国家权力。但这一观点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很多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并非由于公权力不够强大，而是由公权力越界、权力行使方式不当引起的。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城市拆迁、农村征地中利用公权与民争利，加剧了当地群众与政府部门的不信任甚至对立。而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政府部门又从“稳定压倒一切”出发，利用公权对一些被侵害、被压抑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进行打压，结果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在现代国家中，合法统治必须以法理型统治为归宿，它要求执政合法性建立在民众认同和支持之上。如果社会民众服从和遵守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并非出于害怕受到惩罚，而是确信自己遵守和执行的是应该和必要的，则执政合法性的程度就会更高，其体制维持的时间就会越长。反过来说，一个政府运用强制性权力的次数越多、越频繁、动作越大，实际上只能证明政府已经无法唤起人们内心自觉自愿的服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次滥用强制力都是公权力合法性的流失。因此，规范和约束公权以增强公众对于公权的认同感，显然比加强国家权力以压制社会矛盾更为重要。
“观察众多群体性事件，都存在老百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与民间沟通不到位、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秦刚说，“有的地方处理问题的时候动不动就出现‘不法分子’、‘敌我矛盾’等阶级斗争词汇，对自己工作态度、工作方式的反思不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认为，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摆脱责任，随便给民众扣政治化的帽子，动不动以社会黑恶势力甚至外国势力操纵为由，对参与事件的民众进行打压。这种阴谋论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与事实不符，掩盖了事态的严重性和政治性，会误导决策。
于建嵘认为，应当许可农民、工人和社会其他利益群体形成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在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下，形成相对均衡利益分配格局，增强弱势群体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从而增强党和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
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探索，是重庆尝试建立利益协商机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发生3天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邀请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交流、座谈，听取了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见，座谈还在当地电视台、电台和新闻网站进行全程直播。
“重庆采取的方式告诉其他地方官员，应该学会协商和对话的方式，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谅解，这是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也体现着新时期‘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指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王锡锌认为，针对当前群体化事件发生几率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应当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治理，转换社会治理的模式，从传统上那种以政府为唯一核心的“管制”模式，向和谐社会所要求的民众与政府“参与合作”模式转变。以民生为本、以民权为体、以民主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可以使民众与政府以一种有序、和平、制度化的方式进行交流、获得互信和理解，释放日常摩擦所产生的能量，从而在根本层面上超越“偶然的必然性”。
来源：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424
2009年3月22日星期日
日知录（121）记者拍摄拆迁冲突时遭城管和联防队员殴打
新京报3月23日报道 昨日，在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中南大学新址的拆迁工地上，《小康》杂志社记者陈勇在拍摄拆迁冲突时，被多名城管和联防队员群殴，血流满面。此前，陈勇在该地与城管已经发生过冲突。记者拍摄拆迁对峙遭殴
据陈勇介绍，昨日下午4时，他正在中南大学新址的拆迁现场采访。当时，有拆迁户拉着横幅，与数十名身着城管和联防制服的男子对峙。“刚开始还算平静”，不多时，五六名穿制服者围殴一名拆迁户。
陈勇说，当他拿着相机拍照时，有一便服男子挡住了他的去路，并警告他不得拍摄，“我想绕过他拍照，他就动起手来。”
此时，一名路过此地的网友，拍下陈勇被打的照片，与陈勇所述吻合。
“那个记者(陈勇)被摁倒在地。”这位网友介绍，“很多人都围了过去，已经有穿制服的发现我在拍照，我没敢再继续停留。”
陈勇说，他被至少20人围打。等他再起来时，下巴被打破，伸手一摸，脸上手上都是血，相机镜头也被打坏。
警方证实冲突称在调查
当穿制服的人想离开时，陈勇上前拦阻。旁观的一名村民说，穿黑衣的联防队员再次把陈勇摔倒在地。陈勇爬起来，抓着对方的摩托车不放，被拖行十几米远，“110警车在现场，没管。”
昨晚8时15分，长沙第四医院急诊科医生证实，陈勇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下巴被抓破，右小腿肿胀，并有一道伤口出血，住院观察，“具体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
事发地岳麓派出所值班警察证实了冲突一事，并透露警方尚未控制拆迁方人员，“我们要先到医院找伤者问话。”长沙市委外宣办负责人表示，该市正调查处理此事。
村民称拆迁导致千人诉讼
陈勇供职于《小康》杂志。3月17日，陈勇在该地因拍照遭城管抢夺相机，造成轻微伤。事后，《小康》杂志社及其律师与当地交涉，因城管方面称找不到与陈勇冲突的职工，此事随后悬置。3月18日，陈勇曾在网上致信湖南省委书记，希望推动此事尽快解决。
岳麓区东方红镇村民说，中南大学新址拆迁涉及200多公顷土地，其中包括基本农田，拆迁方一直拿不出合法手续，导致数千人集体诉讼。 (本文来源：新京报 )
来源：http://news.163.com/09/0323/03/552DOOS000011229.html
日知录（120）四个人的两会
2009-03-21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广州)
本刊记者 谭翊飞 发自北京
3月，一年一度的两会又一次在北京召开。北京城的氛围因此显然严肃而紧张，保安措施陡然加强，重要路口都有武警站岗，地铁安检也得以加强，仿佛回到奥运会时期。
3月13日上午，国务院参事任玉岭、重庆律师韩德云共同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闭幕式。任玉岭已过古稀之年，历经建国后各种政治风云，他担任过两届全国政协常委，这一届没连任，以国务院参事身份列席会议。韩德云今年47岁，出生时“三年饥荒”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是他青少年时代的记忆。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中为数不多的律师，他需要按下投票器表决各项决议。
中国的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附近在会议期间实行了严格的安保措施，人民大会堂东路、南路均实行了交通管制。3月13日上午8时许，记者在现场看到，数十辆大巴驶入天安门广场，长长的车队远看像一列火车，天安门广场顿时变成了一个大型停车场。随即，人民大会堂东门人潮涌动，参会代表陆续步入会场。
北京时间9时，闭幕式开始举行。此前一天下午，人大主席团召开第四次会议，决定将经过各代表团审议修改后的6份决议草案提交全体代表审议。任玉岭说，上午整个会议只开了15分钟左右，代表们按下桌上的投票器表决了6份重要的报告，它们都事关2009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此前一日，全国政协会议也闭幕了，作家梁晓声参加了政协闭幕会议，他是民盟界的代表。这次会议，他参与表决了3份关于政协的决议。在民盟五组的讨论会上，他痛斥“一些代表委员发言的质量水准和思想深度还不如网文”。
千里之外的广东佛山市美的集团，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技术工程师、52岁的邓明义也在关注着两会，她当过上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这届落选。为了不浪费机会，去年3月份新一届人大代表履职之前，她紧急向全国人大寄送了6份建议书，可惜至今没有收到回复。
对于人口庞大、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来说，“两会”代表委员们责任重大。仅以代表的人口计，2985名代表，每位代表平均肩负着43万人的使命。若以政协委员的界别算，这届政协会议的2237名委员，代表了34个界别的意见。
在短短的9天时间内，人大代表不仅仅要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预算报告、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还要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这些文件一经审议便具有法律效力。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律师韩德云、作家梁晓声和技术工程师邓明义，四个互不相识、来自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身份地位的代表委员，机缘巧合地先后汇聚于两会这个政治舞台。在这里，他们上演了几乎完全不同的政治变奏曲。
“我为你的建议和批评鼓掌”
邓明义至今仍觉得自己是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的。2002年底，广东省佛山市工会有人打电话给她，让她交10张照片，填几份表格上交，当时说是让她参加广东省人大。可到广东省人大召开，她也没有收到通知。她想，大概这事过去了吧。过了几个月，同事告诉她，她是全国人大代表，名字都公布了。她没收到任何通知，觉得可能是重名。同事们劝她打电话问问，电话打给全国人大，接电话的说不清楚，她以为真的不是。
几个月过后，2003年2月底，省人大来了一封信，让她去省里参加培训，她才知道自己真是全国人大代表。
每隔5年，全国人大代表换届一次，各省选举产生全国代表名单后，经确认，都要到2月底公布。同样是在2003年，重庆律师韩德云也第一次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他记不得当上人大代表的情形，大概是“有关部门，按阶层的分类，有一些指标”。
邓明义在省里培训结束一两天后，就跟着领导一同飞去了北京。从此，她开始了5年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生涯。
邓明义努力适应人大开会的种种习惯。第一年刚去，她就发现开会制度上的许多缺陷：代表发言很不公平，时间没有限制，领导总是讲得很长，普通代表几乎没有机会；要审议的决议太多，临时发下来根本不可能看完；审议报告先开代表团会议，后进行小组讨论，许多代表在代表团会议发言时还没有来得及细看报告内容……
她把这些意见一一写入建议案，可至今仍没有什么改进。
她希望在代表团会议上发言，可为此竟等了3年。第一年，她不熟悉情况，没有主动争取发言机会。第二年，每个小组只有2人有机会在代表团会议上发言，没有轮到她。第三年，广东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李长春来参加讨论，本来安排她发言，并告诉她限时5分钟。前一天晚上，她在房间反复排练，把自己想说的都浓缩在5分钟内，可第二天她排在后面发言，被挤掉了。
第四年，安排了她发言，她的名字又排在后面，但来参加讨论的李铁映没有先发言，她终于有机会发言了，异常激动。这次发言，当时广东多家媒体都作了报道，她赢得了4次掌声。
她先说，“争取了3年才有发言机会，很珍惜这个发言机会。”大家鼓掌了。接着她说，“对代表的建议案承诺的答复，为什么没有兑现？”大家第二次鼓掌。她再接着说，“机会太难得了，还要补充两个建议。”掌声再一次响起。李铁映听了她的建议后说：“我为你的建议和批评鼓掌。”全场掌声又一次响起。
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人大开会效率不高，“大家左一句右一句，说完了就说完了，也没个总结，没个跟进。”她还看不惯拍马屁，“浪费那么多时间说好话，好话概括一两句说不就可以了，人大代表是要提出问题的啊。”
3月10日，在今年两会广东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直言，“大部分的发言基本上可以这样形容——每人发言10分钟，其中8分钟是歌功颂德的，1分钟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最后1分钟，来不及讲问题了……”
观看两会期间CCTV每日新闻联播内容，亦发现，绝大多数代表的发言对决议、报告都是赞声一片。与此相反，政协委员的发言则相对活跃，3月9日新闻联播节目播放的政协委员在政协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多涉尖锐问题，如第一个发言主题为“建立法官和检察官的分类监督管理机制”，第二个为征地制度改革。新闻联播在报道政协会议时也多加上一句“会议讨论热烈”。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人认为是因为人大代表是按地区组团，党政领导兼任人大代表十分普遍，领导在，当然不会乱说话；而政协会议是按界别分组，讨论相对集中，且委员们一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对于官员兼任人大代表，邓明义也反复提议，希望全国人大考虑明确限制官员的比例。但官员兼任人大代表已成为惯例。
5年内，邓明义领衔提交了4份议案，个人提交了40份建议。2008年2月，她最后一次行使全国人大代表权利，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了6份建议，可惜至今她没有收到一份回复。
东方文化传统
与邓明义的“稀里糊涂”不同，韩德云可是活得“明明白白”。他对记者说，他的一切经历都与改革开放有关：1978年恢复高考，他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做了近10年大学老师。1992年邓公南巡，两年后他辞职下海，成为一名律师。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新社会阶层参与政治，次年他成了一名全国人大代表。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庆代表团驻地，门卫把守森严。韩德云从门卫室把记者接到了房间。浓密的落腮胡，一身西装，颇具知识分子气质。
韩德云的律师事务所向来与政府合作密切，是重庆市第一家接受政府立法委托的律所。那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只有不到10名律师。
韩德云与邓明义一样，也是议案和建议大户。他认为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强”，“他们都知道，每年都不用分议案给我(由人大代表联络处提供议案素材，素材一般来源于各省有关部门，分给各人大代表作为领衔人，由领衔人负责找其他代表签字)，我自己的议案就很多了。”
韩德云善于发现社会热点问题，他称自己任人大代表7年来，提交了150多分议案或建议。他今年提交的一份建议案是“关于请求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建议”。他试图在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寻找一条相互妥协的改革之路，而不是激烈的社会变革。“政治就是妥协的结果，必须承认现实。”
他设计了一套官员公布财产的办法：从新公务员开始申报，报给上级主管单位，上级主管单位的同级监察部门负责监察。“不要把申报财产视为惩治腐败一吃就灵的药，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机会，其实不可能所有的都查，监察部门可设定一个标准或抽查。”
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代表们吃饭的时候互相签名很普遍，邓明义曾就此专门提出建议案，“突击完成议案签名的现象比较普遍，基本上是在开会前和吃饭时代表比较集中的场合进行集中签名，大部分代表连议案的内容都来不及看就签了名，几乎没有时间让签名的代表对议案多一些了解，更不可能提出意见使议案更加完善。”
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代表联名提出，二是代表团提出。如果是代表联名提出议案，至少应有30名代表联名。有一年，邓明义发起一个限制官员兼人大代表的议案，她拿着人大代表名单，找基层代表的房号，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敲门，说服对方签字。有一位基层代表正在接受记者采访，看也没看就签了，第二天吃中饭时，那位代表让她把自己的名字去掉，担心签了那样的议案领导不高兴。而对于大多数人大分配的议案，代表们几乎都是来者不拒。
各省代表联络处一直是议案的重要来源之一，以前是各省人大常委的下属机构，2005年下半年以来，为了加强人大代表闭会期间与群众的联系，各省代表联络处直属全国人大管理，而全国人大下拨的代表调研经费也由该机构负责管理。
韩德云对议案及建议的回复情况很满意，“基本上都采纳了，60%得到了落实。”他觉得原因是，他是律师，具有优势，提的议案多与修订法律有关。前几年全国人大每年都要通过8到10部法律。
2004年两会，恰逢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他准备提交一份关于台湾的议案——《关于全国人大就台湾问题作出决议的议案》，“自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全国人大就很少对台发言，而如果要发起维护统一的战争，需要全国人大的授权。”那时，他还没有想到要就此立一部反分裂法。
议案签好了名，他送到大会秘书处，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不能立案，现在局势比较微妙，建议只作建议案。”对方告诉他议案都要在网上公开目录，公开影响不好。过了两天，对方又告诉他，“建议案也要公开目录，建议案今年也不提为好，转给中央领导作内部参考。”
他服从了“领导安排”，议案和建议案都没提。第二年全国人大迅速制定并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他觉得这里面有自己的功劳，“虽然这个没有正式立案，但比立案的还管用。”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我们的国务院和人大的关系，不是西方抗辩式、质询式的，而是一府两院协同工作。”“这是东方的文化传统。”
愤怒
任玉岭今年71岁了，1998年开始担任政协常委，2002年成为国务院参事。他出过一本文集，封底上印着温家宝一次讲话中引用的两句古语，“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1980年代后期，任玉岭在国家科委及广西北海市任职，此后担任5年广西自治区政协常委，他谙熟建国后的中国政治。在他的记忆中，1958年的“三面红旗”是个典型，“那时候，谁也不能说三面红旗有问题、有瑕疵，说的都倒霉，要不就是右派，要不就是右倾，要不就是反革命。”
他认为，“中国没有共产党肯定不行，没有就一盘散沙。”“但是，没有发扬好民主，很长时间就形成了一言堂，大家不敢讲话，万马齐喑。”他认为政协有两面旗帜，“一个团结，一个民主。”
作家梁晓声比他小11岁，生于1949年9月，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68年插队北大荒，1974年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以来以知青文学蜚声文坛，主张小说要批判社会现实。现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师，曾任海淀区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
2003年，梁晓声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委员们逐一发言，许多委员都表达了任职的光荣感。轮到梁发言，他把委员证取下放在桌上说，“如果仅仅是光荣，我现在可以交出，也可以收回，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已经光荣了；作为大学教师，我很认真的教课，爱护学生，我也已经光荣；作为一个个人，我比较和谐地处理邻里关系和同事关系，有这些基本光荣，我已经够了。”梁晓声说，“如果把这个太看成光荣了，就是一种欲望，就会害怕失去，最后就会怕到不敢言说。”
几天前的政协分组讨论中，他不客气地指出，“现在网站的一些网友质量水准非常高，点问题像点穴一样痛快。但我们政协委员的一些发言质量水准和思想深度还不如网文。”他的话引得大家纷纷打开话匣，河北省文化厅副厅长边发吉首先点炮。他说，我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今年的大会发言质量比往年都差，发言稿没有热点、难点、疑点、焦点，没有以前的锐气，选题选点也小。“有些发言干脆就是为自己所在的单位谋利益”，“雷同无个性，像中小学生演讲……”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经历改变了梁晓声。“当我纯粹作为一个小说家时，我一直强调批判现实主义，你批判它是很容易的。但你是个政协委员，你要求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时才发现，我提出的N种解决方法哪一种都不能有效。如果说这些年有一点点进步的话，那就是由过去感觉某些族群，人群、变为必须对中国有感觉。”
在北影制片厂附近的一所老房子里，梁晓声穿着暗红色的棉衣、拖鞋，慢条斯理地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张开嘴巴，任由烟圈自由流出。
“坦白说，这两年，我的提案少了，但不意味着不发言。”他试图在批判性和建设性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比如我可能作这样的发言，谈到三农问题，我可能会提出理念上的问题。我们一谈到‘农’字，有些人就只想到粮食，农约等于粮食，约等于粮食安全，但农民首先是公民，因此首先要把2/3的农民当成公民来看。”
任玉岭刚进入政协时，也觉得政协是外人所说的花瓶——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进入角色以后，我发现我的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让决策更正确。”
3月13日，在北京天通北苑的一家咖啡厅里，午后的阳光照射进来，任玉岭讲述着他任政协委员的故事。一次，他妻子在昆明上医院，看一个感冒花了817元，回来后他写了一份提案反映看病贵，新华社的记者告诉他，这个提案被200多家媒体报道了。
有一次，他去云南边境考察，发现连缅甸的义务教育都是免费的，而中国却不是。回来后，他写了一份建议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提案。有时候，他还会把打字员、清洁工请到家里吃饭，与他们聊这些人家乡的事。
这些关注社会底层的提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2005年《人民日报》将这一现象称为“任玉岭现象”。与记者见面时，他带来了许多报道过他的报纸杂志。他特别喜欢两篇报道的标题：一个为“为三农建言，敢为天下先”；另一个为“建言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者”。“你看到了吗，这个用了‘天下先’三个字，这个用了‘先行者’。”他一边铺开报纸一边说。他觉得记者不用怎么采访，有这些资料就够了。
任玉岭虽为政协常委，但他的提案反映的问题也并非都能解决。他举了一个例子。他的邻居是温州人，开了一家缝衣店。有一年，他告诉任，温州瑞安跳脱衣舞现象很严重，大庭广众之下跳。任玉岭听说后开始收集资料，发现确实如此，于是提交了一份提案，他收到了一个格式化的答复：“谢谢您关注我们的工作。”可次年央视的记者去那里调查，发现这一现象根本没有改变。
对于这些，他不愿意细谈。真正令他愤怒的是“来自部门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他曾在政协会上提交一份关于医疗的提案，“老百姓的菜钵有限和医疗方面的欲望无穷……”这句话还没有拿到大会上讲，第二日，广东某报即刊出一位著名医生(也是当任全国人大代表)在报纸上引用他的话，“任玉岭说广大医务人员欲望无穷。”
这件事，至今让他愤愤不平。
梁晓声担任了6年全国政协委员后，出版了一本小说《政协委员》，小说主人公李一鸿一身正气，看不惯社会上的腐败污浊之气，以政协委员的身份与各种恶势力斗智斗勇。梁晓声说小说主人公李一鸿是他对政协委员的理想化形象。
虽然担任政协委员让梁晓声反思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纯粹批判风格，但在今年的政协会上他还是愤怒了，他对一些没有水平的发言感到失望。“现在一些政协委员的发言，如果以学者们的学者文章比，没有学者的全面深刻，如果与草根比，没有那样的犀利和一针见血。处于中端的政协话语，长此以往，可能被整个社会边缘化。”
真的议士，真话
“领导不在的时候，代表们发言挺多，而且讲得很深。领导在的时候，很多代表10分钟的发言，8分钟用来对报告、对自己歌功颂德，完了剩下的来不及了，最重要的没有了……”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钟南山痛批讨论中的不正常现象。
“我给最高法的报告打50分，给最高检的打80分。”
——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民法学专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梁慧星直言不讳地说。他的依据是，在自身违纪违法的腐败问题上，最高法的相关内容空洞、一般化，有意回避腐败问题。法院系统出事很多很大，但报告中避重就轻，不够具体。
“如果要我投票，最高法院的这个报告我绝对要投反对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副主任李蓝说，“对最高法院的报告评价好不好，不是根据这个报告的文本，而是根据我们对它实际工作的感受来评价。
“我憋了9天了，今天是最后一次小组讨论，我还是忍不住要提一提‘央视大火’！”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歌剧院院长张国勇首先挑起话题。“如果一个地方财政损失1个亿，那对当地将是多大的损失？可是央视大火一下子烧掉了这么多个亿，怎么两会上竟然没有一点声音呢？”张国勇的话引起了委员们的响应。
“你都定了，要我们来干吗？”
——在财政部廖晓军副部长抛出“个税起征点近几年不会上调”高论之后，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就提出疑问。他认为，这样的大事决定权不应该在一个部委，“代表委员们还没讨论，你表什么态？”
“你们法院检察院的委员是不是都有任务布置给你们，多做宣传，不要让两高报告得票低，通不过？还是你们是来帮助我们消化‘两高’报告的？”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海坤质疑检察院、法院系统的高官委员发言。此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委员发言说，“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文风朴实，内容翔实，我完全赞同这个报告。”
“工作报告求真务实、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清晰地将中国信心传递给世界，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做了非常严谨、细致、科学的思考，报告上说的，都是老百姓心里想的，在惠民政策上有了重大突破。”
——一名典型代表的“典型”发言
来源：http://news.163.com/09/0321/10/54U2IONP00011SM9.html
http://news.163.com/09/0321/10/54U2IONP00011SM9_2.html
本刊记者 谭翊飞 发自北京
3月，一年一度的两会又一次在北京召开。北京城的氛围因此显然严肃而紧张，保安措施陡然加强，重要路口都有武警站岗，地铁安检也得以加强，仿佛回到奥运会时期。
3月13日上午，国务院参事任玉岭、重庆律师韩德云共同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闭幕式。任玉岭已过古稀之年，历经建国后各种政治风云，他担任过两届全国政协常委，这一届没连任，以国务院参事身份列席会议。韩德云今年47岁，出生时“三年饥荒”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是他青少年时代的记忆。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中为数不多的律师，他需要按下投票器表决各项决议。
中国的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附近在会议期间实行了严格的安保措施，人民大会堂东路、南路均实行了交通管制。3月13日上午8时许，记者在现场看到，数十辆大巴驶入天安门广场，长长的车队远看像一列火车，天安门广场顿时变成了一个大型停车场。随即，人民大会堂东门人潮涌动，参会代表陆续步入会场。
北京时间9时，闭幕式开始举行。此前一天下午，人大主席团召开第四次会议，决定将经过各代表团审议修改后的6份决议草案提交全体代表审议。任玉岭说，上午整个会议只开了15分钟左右，代表们按下桌上的投票器表决了6份重要的报告，它们都事关2009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此前一日，全国政协会议也闭幕了，作家梁晓声参加了政协闭幕会议，他是民盟界的代表。这次会议，他参与表决了3份关于政协的决议。在民盟五组的讨论会上，他痛斥“一些代表委员发言的质量水准和思想深度还不如网文”。
千里之外的广东佛山市美的集团，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技术工程师、52岁的邓明义也在关注着两会，她当过上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这届落选。为了不浪费机会，去年3月份新一届人大代表履职之前，她紧急向全国人大寄送了6份建议书，可惜至今没有收到回复。
对于人口庞大、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来说，“两会”代表委员们责任重大。仅以代表的人口计，2985名代表，每位代表平均肩负着43万人的使命。若以政协委员的界别算，这届政协会议的2237名委员，代表了34个界别的意见。
在短短的9天时间内，人大代表不仅仅要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预算报告、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还要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这些文件一经审议便具有法律效力。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律师韩德云、作家梁晓声和技术工程师邓明义，四个互不相识、来自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身份地位的代表委员，机缘巧合地先后汇聚于两会这个政治舞台。在这里，他们上演了几乎完全不同的政治变奏曲。
“我为你的建议和批评鼓掌”
邓明义至今仍觉得自己是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的。2002年底，广东省佛山市工会有人打电话给她，让她交10张照片，填几份表格上交，当时说是让她参加广东省人大。可到广东省人大召开，她也没有收到通知。她想，大概这事过去了吧。过了几个月，同事告诉她，她是全国人大代表，名字都公布了。她没收到任何通知，觉得可能是重名。同事们劝她打电话问问，电话打给全国人大，接电话的说不清楚，她以为真的不是。
几个月过后，2003年2月底，省人大来了一封信，让她去省里参加培训，她才知道自己真是全国人大代表。
每隔5年，全国人大代表换届一次，各省选举产生全国代表名单后，经确认，都要到2月底公布。同样是在2003年，重庆律师韩德云也第一次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他记不得当上人大代表的情形，大概是“有关部门，按阶层的分类，有一些指标”。
邓明义在省里培训结束一两天后，就跟着领导一同飞去了北京。从此，她开始了5年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生涯。
邓明义努力适应人大开会的种种习惯。第一年刚去，她就发现开会制度上的许多缺陷：代表发言很不公平，时间没有限制，领导总是讲得很长，普通代表几乎没有机会；要审议的决议太多，临时发下来根本不可能看完；审议报告先开代表团会议，后进行小组讨论，许多代表在代表团会议发言时还没有来得及细看报告内容……
她把这些意见一一写入建议案，可至今仍没有什么改进。
她希望在代表团会议上发言，可为此竟等了3年。第一年，她不熟悉情况，没有主动争取发言机会。第二年，每个小组只有2人有机会在代表团会议上发言，没有轮到她。第三年，广东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李长春来参加讨论，本来安排她发言，并告诉她限时5分钟。前一天晚上，她在房间反复排练，把自己想说的都浓缩在5分钟内，可第二天她排在后面发言，被挤掉了。
第四年，安排了她发言，她的名字又排在后面，但来参加讨论的李铁映没有先发言，她终于有机会发言了，异常激动。这次发言，当时广东多家媒体都作了报道，她赢得了4次掌声。
她先说，“争取了3年才有发言机会，很珍惜这个发言机会。”大家鼓掌了。接着她说，“对代表的建议案承诺的答复，为什么没有兑现？”大家第二次鼓掌。她再接着说，“机会太难得了，还要补充两个建议。”掌声再一次响起。李铁映听了她的建议后说：“我为你的建议和批评鼓掌。”全场掌声又一次响起。
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人大开会效率不高，“大家左一句右一句，说完了就说完了，也没个总结，没个跟进。”她还看不惯拍马屁，“浪费那么多时间说好话，好话概括一两句说不就可以了，人大代表是要提出问题的啊。”
3月10日，在今年两会广东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直言，“大部分的发言基本上可以这样形容——每人发言10分钟，其中8分钟是歌功颂德的，1分钟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最后1分钟，来不及讲问题了……”
观看两会期间CCTV每日新闻联播内容，亦发现，绝大多数代表的发言对决议、报告都是赞声一片。与此相反，政协委员的发言则相对活跃，3月9日新闻联播节目播放的政协委员在政协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多涉尖锐问题，如第一个发言主题为“建立法官和检察官的分类监督管理机制”，第二个为征地制度改革。新闻联播在报道政协会议时也多加上一句“会议讨论热烈”。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人认为是因为人大代表是按地区组团，党政领导兼任人大代表十分普遍，领导在，当然不会乱说话；而政协会议是按界别分组，讨论相对集中，且委员们一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对于官员兼任人大代表，邓明义也反复提议，希望全国人大考虑明确限制官员的比例。但官员兼任人大代表已成为惯例。
5年内，邓明义领衔提交了4份议案，个人提交了40份建议。2008年2月，她最后一次行使全国人大代表权利，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了6份建议，可惜至今她没有收到一份回复。
东方文化传统
与邓明义的“稀里糊涂”不同，韩德云可是活得“明明白白”。他对记者说，他的一切经历都与改革开放有关：1978年恢复高考，他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做了近10年大学老师。1992年邓公南巡，两年后他辞职下海，成为一名律师。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新社会阶层参与政治，次年他成了一名全国人大代表。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庆代表团驻地，门卫把守森严。韩德云从门卫室把记者接到了房间。浓密的落腮胡，一身西装，颇具知识分子气质。
韩德云的律师事务所向来与政府合作密切，是重庆市第一家接受政府立法委托的律所。那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只有不到10名律师。
韩德云与邓明义一样，也是议案和建议大户。他认为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强”，“他们都知道，每年都不用分议案给我(由人大代表联络处提供议案素材，素材一般来源于各省有关部门，分给各人大代表作为领衔人，由领衔人负责找其他代表签字)，我自己的议案就很多了。”
韩德云善于发现社会热点问题，他称自己任人大代表7年来，提交了150多分议案或建议。他今年提交的一份建议案是“关于请求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建议”。他试图在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寻找一条相互妥协的改革之路，而不是激烈的社会变革。“政治就是妥协的结果，必须承认现实。”
他设计了一套官员公布财产的办法：从新公务员开始申报，报给上级主管单位，上级主管单位的同级监察部门负责监察。“不要把申报财产视为惩治腐败一吃就灵的药，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机会，其实不可能所有的都查，监察部门可设定一个标准或抽查。”
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代表们吃饭的时候互相签名很普遍，邓明义曾就此专门提出建议案，“突击完成议案签名的现象比较普遍，基本上是在开会前和吃饭时代表比较集中的场合进行集中签名，大部分代表连议案的内容都来不及看就签了名，几乎没有时间让签名的代表对议案多一些了解，更不可能提出意见使议案更加完善。”
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代表联名提出，二是代表团提出。如果是代表联名提出议案，至少应有30名代表联名。有一年，邓明义发起一个限制官员兼人大代表的议案，她拿着人大代表名单，找基层代表的房号，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敲门，说服对方签字。有一位基层代表正在接受记者采访，看也没看就签了，第二天吃中饭时，那位代表让她把自己的名字去掉，担心签了那样的议案领导不高兴。而对于大多数人大分配的议案，代表们几乎都是来者不拒。
各省代表联络处一直是议案的重要来源之一，以前是各省人大常委的下属机构，2005年下半年以来，为了加强人大代表闭会期间与群众的联系，各省代表联络处直属全国人大管理，而全国人大下拨的代表调研经费也由该机构负责管理。
韩德云对议案及建议的回复情况很满意，“基本上都采纳了，60%得到了落实。”他觉得原因是，他是律师，具有优势，提的议案多与修订法律有关。前几年全国人大每年都要通过8到10部法律。
2004年两会，恰逢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他准备提交一份关于台湾的议案——《关于全国人大就台湾问题作出决议的议案》，“自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全国人大就很少对台发言，而如果要发起维护统一的战争，需要全国人大的授权。”那时，他还没有想到要就此立一部反分裂法。
议案签好了名，他送到大会秘书处，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不能立案，现在局势比较微妙，建议只作建议案。”对方告诉他议案都要在网上公开目录，公开影响不好。过了两天，对方又告诉他，“建议案也要公开目录，建议案今年也不提为好，转给中央领导作内部参考。”
他服从了“领导安排”，议案和建议案都没提。第二年全国人大迅速制定并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他觉得这里面有自己的功劳，“虽然这个没有正式立案，但比立案的还管用。”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我们的国务院和人大的关系，不是西方抗辩式、质询式的，而是一府两院协同工作。”“这是东方的文化传统。”
愤怒
任玉岭今年71岁了，1998年开始担任政协常委，2002年成为国务院参事。他出过一本文集，封底上印着温家宝一次讲话中引用的两句古语，“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1980年代后期，任玉岭在国家科委及广西北海市任职，此后担任5年广西自治区政协常委，他谙熟建国后的中国政治。在他的记忆中，1958年的“三面红旗”是个典型，“那时候，谁也不能说三面红旗有问题、有瑕疵，说的都倒霉，要不就是右派，要不就是右倾，要不就是反革命。”
他认为，“中国没有共产党肯定不行，没有就一盘散沙。”“但是，没有发扬好民主，很长时间就形成了一言堂，大家不敢讲话，万马齐喑。”他认为政协有两面旗帜，“一个团结，一个民主。”
作家梁晓声比他小11岁，生于1949年9月，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68年插队北大荒，1974年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以来以知青文学蜚声文坛，主张小说要批判社会现实。现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师，曾任海淀区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
2003年，梁晓声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委员们逐一发言，许多委员都表达了任职的光荣感。轮到梁发言，他把委员证取下放在桌上说，“如果仅仅是光荣，我现在可以交出，也可以收回，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已经光荣了；作为大学教师，我很认真的教课，爱护学生，我也已经光荣；作为一个个人，我比较和谐地处理邻里关系和同事关系，有这些基本光荣，我已经够了。”梁晓声说，“如果把这个太看成光荣了，就是一种欲望，就会害怕失去，最后就会怕到不敢言说。”
几天前的政协分组讨论中，他不客气地指出，“现在网站的一些网友质量水准非常高，点问题像点穴一样痛快。但我们政协委员的一些发言质量水准和思想深度还不如网文。”他的话引得大家纷纷打开话匣，河北省文化厅副厅长边发吉首先点炮。他说，我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今年的大会发言质量比往年都差，发言稿没有热点、难点、疑点、焦点，没有以前的锐气，选题选点也小。“有些发言干脆就是为自己所在的单位谋利益”，“雷同无个性，像中小学生演讲……”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经历改变了梁晓声。“当我纯粹作为一个小说家时，我一直强调批判现实主义，你批判它是很容易的。但你是个政协委员，你要求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时才发现，我提出的N种解决方法哪一种都不能有效。如果说这些年有一点点进步的话，那就是由过去感觉某些族群，人群、变为必须对中国有感觉。”
在北影制片厂附近的一所老房子里，梁晓声穿着暗红色的棉衣、拖鞋，慢条斯理地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张开嘴巴，任由烟圈自由流出。
“坦白说，这两年，我的提案少了，但不意味着不发言。”他试图在批判性和建设性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比如我可能作这样的发言，谈到三农问题，我可能会提出理念上的问题。我们一谈到‘农’字，有些人就只想到粮食，农约等于粮食，约等于粮食安全，但农民首先是公民，因此首先要把2/3的农民当成公民来看。”
任玉岭刚进入政协时，也觉得政协是外人所说的花瓶——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进入角色以后，我发现我的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让决策更正确。”
3月13日，在北京天通北苑的一家咖啡厅里，午后的阳光照射进来，任玉岭讲述着他任政协委员的故事。一次，他妻子在昆明上医院，看一个感冒花了817元，回来后他写了一份提案反映看病贵，新华社的记者告诉他，这个提案被200多家媒体报道了。
有一次，他去云南边境考察，发现连缅甸的义务教育都是免费的，而中国却不是。回来后，他写了一份建议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提案。有时候，他还会把打字员、清洁工请到家里吃饭，与他们聊这些人家乡的事。
这些关注社会底层的提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2005年《人民日报》将这一现象称为“任玉岭现象”。与记者见面时，他带来了许多报道过他的报纸杂志。他特别喜欢两篇报道的标题：一个为“为三农建言，敢为天下先”；另一个为“建言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者”。“你看到了吗，这个用了‘天下先’三个字，这个用了‘先行者’。”他一边铺开报纸一边说。他觉得记者不用怎么采访，有这些资料就够了。
任玉岭虽为政协常委，但他的提案反映的问题也并非都能解决。他举了一个例子。他的邻居是温州人，开了一家缝衣店。有一年，他告诉任，温州瑞安跳脱衣舞现象很严重，大庭广众之下跳。任玉岭听说后开始收集资料，发现确实如此，于是提交了一份提案，他收到了一个格式化的答复：“谢谢您关注我们的工作。”可次年央视的记者去那里调查，发现这一现象根本没有改变。
对于这些，他不愿意细谈。真正令他愤怒的是“来自部门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他曾在政协会上提交一份关于医疗的提案，“老百姓的菜钵有限和医疗方面的欲望无穷……”这句话还没有拿到大会上讲，第二日，广东某报即刊出一位著名医生(也是当任全国人大代表)在报纸上引用他的话，“任玉岭说广大医务人员欲望无穷。”
这件事，至今让他愤愤不平。
梁晓声担任了6年全国政协委员后，出版了一本小说《政协委员》，小说主人公李一鸿一身正气，看不惯社会上的腐败污浊之气，以政协委员的身份与各种恶势力斗智斗勇。梁晓声说小说主人公李一鸿是他对政协委员的理想化形象。
虽然担任政协委员让梁晓声反思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纯粹批判风格，但在今年的政协会上他还是愤怒了，他对一些没有水平的发言感到失望。“现在一些政协委员的发言，如果以学者们的学者文章比，没有学者的全面深刻，如果与草根比，没有那样的犀利和一针见血。处于中端的政协话语，长此以往，可能被整个社会边缘化。”
真的议士，真话
“领导不在的时候，代表们发言挺多，而且讲得很深。领导在的时候，很多代表10分钟的发言，8分钟用来对报告、对自己歌功颂德，完了剩下的来不及了，最重要的没有了……”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钟南山痛批讨论中的不正常现象。
“我给最高法的报告打50分，给最高检的打80分。”
——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民法学专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梁慧星直言不讳地说。他的依据是，在自身违纪违法的腐败问题上，最高法的相关内容空洞、一般化，有意回避腐败问题。法院系统出事很多很大，但报告中避重就轻，不够具体。
“如果要我投票，最高法院的这个报告我绝对要投反对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副主任李蓝说，“对最高法院的报告评价好不好，不是根据这个报告的文本，而是根据我们对它实际工作的感受来评价。
“我憋了9天了，今天是最后一次小组讨论，我还是忍不住要提一提‘央视大火’！”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歌剧院院长张国勇首先挑起话题。“如果一个地方财政损失1个亿，那对当地将是多大的损失？可是央视大火一下子烧掉了这么多个亿，怎么两会上竟然没有一点声音呢？”张国勇的话引起了委员们的响应。
“你都定了，要我们来干吗？”
——在财政部廖晓军副部长抛出“个税起征点近几年不会上调”高论之后，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就提出疑问。他认为，这样的大事决定权不应该在一个部委，“代表委员们还没讨论，你表什么态？”
“你们法院检察院的委员是不是都有任务布置给你们，多做宣传，不要让两高报告得票低，通不过？还是你们是来帮助我们消化‘两高’报告的？”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海坤质疑检察院、法院系统的高官委员发言。此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委员发言说，“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文风朴实，内容翔实，我完全赞同这个报告。”
“工作报告求真务实、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清晰地将中国信心传递给世界，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做了非常严谨、细致、科学的思考，报告上说的，都是老百姓心里想的，在惠民政策上有了重大突破。”
——一名典型代表的“典型”发言
来源：http://news.163.com/09/0321/10/54U2IONP00011SM9.html
http://news.163.com/09/0321/10/54U2IONP00011SM9_2.html
2009年3月21日星期六
日知录（119）Shenzhen reiterates media control as it pushes for change
By David Bandurski — The dynamics of control and change in China’s media are enough to leave even more experienced observers feeling disoriented. China intermittently yields up stories like this one (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20601080&sid=aHo7iL8GlC1A&refer=asia) and this one (http://www.iht.com/articles/ap/2009/03/19/asia/AS-China-Media-Controls.php), which tell us things are going from bad to worse, and then puzzlers like this one (http://www.iht.com/articles/2008/11/20/technology/media.php), which tell us China is on the verge of an Internet-driven glasnost. [Frontpage: 2008 report in SMD of top Shenzhen leader Liu Yupu on “thought liberation.”]
So which version are we supposed to believe?
The shutdown of the Freezing Point supplement of China Youth Daily in 2006 was surely an ill-omen, right? But in his keynote speech at the SOPA Awards the following year, ousted Freezing Point editor and former CMP fellow Li Datong (李大同) threw foreign correspondents a curveball by talking about progress:
And yet, the solid ice is melting, the layers are beginning to soften and split apart, and beneath the crushing of this ice of autocracy, the Chinese people are demanding democracy and freedom.
In one portion of his speech, Li hit directly on the paradox of CONTROL and CHANGE:
In point of fact, there has never been a “loosening” of controls. The censorship system has never undergone substantive change, even if its methods have become more nuanced and concealed. But in spite of this fact, change is unavoidable.
Imagine the traditional news control system as a balloon seeking to encompass the media and prevent their escape. This balloon swells up bigger and bigger, so that its skin becomes thinner and thinner. As this process continues, I leave it to your imagination to picture what will happen.
I was standing right next to Li that night, delivering the translation, and I remember the gaping, incredulous stares. When a journalist challenged Li during the Q&A session to provide one, just ONE, concrete example of the progress he was talking about, he answered simply: “I am an example.”
We are all waiting for the balloon to burst.
Sometimes we stand with the optimists. We feel sure that the last gust of expression is imminent, the one that will strain a failing system to breaking point. Sometimes we stand with the pessimists, marveling at the extraordinary resilience of authoritaria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odd ecology of intermittently vibrant but always constrained speech is a difficult environment to understand. But it has to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e dynamics of CONTROL and CHANGE.
We have to begin by divesting ourselves of the notion that CHANGE necessarily means a loosening of controls, or that CONTROL necessarily eclipses change. We need to get rid of the simplistic metaphor we see constantly in foreign news coverage of China’s media — the one about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of gains made and then reversed by the proverbial “media crackdown.” (There can, of course, actually be crackdowns and reversals — but they happen more frequently, in my view, in Western newspapers than they do in reality).
Let us meditate again on Li Datong’s paradox:
In point of fact, there has never been a “loosening” of controls . . . But in spite of this fact, change is unavoidable.
As we’ve emphasized continually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at CMP, the dynamics of CONTROL and CHANGE are both critical to understanding China’s media environment.
Some of this CHANGE has been propelled by the party itself, with the insistent precondition that CONTROL remain the top priority. The most obvious examples are media commercialization, a process that began in the 1990s, and the building of China’s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the Internet).
Some of this CHANGE, arguably, has come as a somewhat organic consequence of the abovementioned changes. One could argue, for example, that media commerci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have helped to foster a stronger sense of professionalism among Chinese journalists, epitomized by the likes of Caijing and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The emergence of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in China in the late 1990s was certainly one example, although, as I argue in the most recent issue of 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those gains are at the moment facing substantial threats.
To complicate matters, CONTROL changes to accommodate CHANGE, which is why we’ve introduced terms like CONTROL 2.0 to describe loosely the evolving techniques of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As we’ve already written, examples of CHANGE to propaganda tactics under Hu Jintao have been evident since at least January 2007, and in some sense culminated in his June 2008 speech on media policy.
Getting down to business, the most recent example we have at the local level in China of the dynamics of CONTROL and CHANGE at work in CCP media policy came late last week from the city of Shenzhen.
Shenzhen’s top leaders, including party secretary Liu Yupu (刘玉浦) and propaganda minister Wang Jingsheng (王京生), visited with leaders from the city’s top three media groups on March 12. At the “forum” they heard a report on work carried out by the “city’s propaganda system” (我市宣传系统) and then offered their own remarks.
Secretary Liu emphasized first and foremost the CONTROL aspect of “news and propaganda work.” He spoke in no uncertain terms about the media as “mouthpieces”, or houshe (喉舌), of the local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In his speech, Liu Yupu affirmed the achievements made on the front lines of news,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Shenzhen, saying that news and propaganda work in Shenzhen “had distinguished itself and ha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很有特色, 也很出色). He expressed heartfelt thanks to cadres and employees in the propaganda office and at news and publishing units on behalf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Shenzhen] party committee, he said, an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municipal] propaganda office, media in our city had been of service to overall interests and guided public opinion surrounding core work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and had done much highly effective work.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at the city level were “extremely happy and extremely at ease” with the work of [the city’s] three major enterprise groups covering newspaper, broadcasting and publishing.
Particularly in the last year, our city’s news and propaganda system artfully planned a series of propaganda topics and cultural products closely dealing with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 creating a favorabl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for Shenzhen as a soaring banner of economic reforms. Facing the struggle against snowstorms, the earthquake relief efforts, flood relief efforts and other tough stories, [Shenzhen media] upheld correct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mobilizing various forces against these natural disasters, and in stirring the strength and emotions of the people . . .
Liu Yupu expressed an urgent hope that our city’s news and propaganda work and the work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take a further step of progress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of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etc.]. He emphasized that newspapers, broadcast outlets and publishing groups are the most critical mouthpieces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in Shenzhen, and that they must further strengthen their own sense of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remaining firm in maintaining a correct political direction, establishing a sharp political attitude and news orientation, maintaining a high level of consonance with the central party, the State Council, the provincial-level party and government, and the city-level party and government . . . [Speaks about the need for “political acuity” and says the content and presentation of major media “do not just represent the newspapers and TV stations themselves, but also represent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Therefore, [media] must resolutely take as their own “lifeline” the upholding of correct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坚定不移地把坚持正确导向作为自己的”生命线”).
This last statement by Secretary Liu — about “guidance” as the “lifeline” — is key because it frames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good behavior and commercial well-being. These media may rely predominantly or entirely on readers and advertisers, but the most basic precondition of playing that game is that they serve first and foremost the interests of party leaders.
The language of CONTROL is followed directly in Liu’s remarks by the language of CHANGE, and the focus is on commercial viability as a means of achieving both economic and political vitality (so this is at once about CHANGE and CONTROL). The idea, in other words, is that media can serve a propaganda rol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their “media products” palatable enough that they sustain themselves commercially and even work as an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This idea goes back to the 1990s, but it was Hu Jintao again who more concretely formulated this approach to propaganda and commercial CHANGE back in 2002. The policy was known as the “Three Closenesses,” or santiejin (三贴近).
Liu’s statement about “correct guidance” as the “lifeline” of media is followed by an invocation of the “Three Closenesses”:
Liu Yupu encouraged our city’s media to further hold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Three Closenesses,” continuing to strengthen the attractiveness and infectiousness of news and propaganda work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They must [he said] stand firm in Shenzhen, face the whole nation, face the whole world, accelerate their development and work hard to create national and world-class media that are unique and of high quality (”努力打造有特色, 高水平的全国, 全世界的一流媒体”). “I hope your newspapers and TV stations have more and more voices of the people, more and more voic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labor, more and more voices from the grassroots, making newspapers and television feel closer, more readable and watchable . . . continually broadening the influence of mainstream media, and fighting to become the most welcome newspapers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ers among readers and viewers,” [said Secretary Liu].
The language of CHANGE in this passage is almost enticing. More “voices of the people”? More “voic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labor”? Isn’t Liu Yupu asking the media to serve as vehicles of public expression?
No. Emphatically, NO.
Liu Yupu is, in point of fact, asking Shenzhen media to titillate the masses while they staunchly maintain correct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newspaper pages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will be utterly devoid of substance. But nor does it mean the media will be permitted to do even soft-glove reporting on tough social issues.
It means, if you’re an optimist like Li Datong, that there may be sufficient space opened up in the tug-of-war between CONTROL and CHANGE — what our director Qian Gang has called CHAOS in his “Three C’s” formula — to push relentlessly against the source of CONTROL.
If you’re a pessimist? . . . Stay tuned.
[Posted by David Bandurski, March 19, 2009, 4:03pm HK]
source：http://cmp.hku.hk/2009/03/19/1515/
So which version are we supposed to believe?
The shutdown of the Freezing Point supplement of China Youth Daily in 2006 was surely an ill-omen, right? But in his keynote speech at the SOPA Awards the following year, ousted Freezing Point editor and former CMP fellow Li Datong (李大同) threw foreign correspondents a curveball by talking about progress:
And yet, the solid ice is melting, the layers are beginning to soften and split apart, and beneath the crushing of this ice of autocracy, the Chinese people are demanding democracy and freedom.
In one portion of his speech, Li hit directly on the paradox of CONTROL and CHANGE:
In point of fact, there has never been a “loosening” of controls. The censorship system has never undergone substantive change, even if its methods have become more nuanced and concealed. But in spite of this fact, change is unavoidable.
Imagine the traditional news control system as a balloon seeking to encompass the media and prevent their escape. This balloon swells up bigger and bigger, so that its skin becomes thinner and thinner. As this process continues, I leave it to your imagination to picture what will happen.
I was standing right next to Li that night, delivering the translation, and I remember the gaping, incredulous stares. When a journalist challenged Li during the Q&A session to provide one, just ONE, concrete example of the progress he was talking about, he answered simply: “I am an example.”
We are all waiting for the balloon to burst.
Sometimes we stand with the optimists. We feel sure that the last gust of expression is imminent, the one that will strain a failing system to breaking point. Sometimes we stand with the pessimists, marveling at the extraordinary resilience of authoritaria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odd ecology of intermittently vibrant but always constrained speech is a difficult environment to understand. But it has to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e dynamics of CONTROL and CHANGE.
We have to begin by divesting ourselves of the notion that CHANGE necessarily means a loosening of controls, or that CONTROL necessarily eclipses change. We need to get rid of the simplistic metaphor we see constantly in foreign news coverage of China’s media — the one about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of gains made and then reversed by the proverbial “media crackdown.” (There can, of course, actually be crackdowns and reversals — but they happen more frequently, in my view, in Western newspapers than they do in reality).
Let us meditate again on Li Datong’s paradox:
In point of fact, there has never been a “loosening” of controls . . . But in spite of this fact, change is unavoidable.
As we’ve emphasized continually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at CMP, the dynamics of CONTROL and CHANGE are both critical to understanding China’s media environment.
Some of this CHANGE has been propelled by the party itself, with the insistent precondition that CONTROL remain the top priority. The most obvious examples are media commercialization, a process that began in the 1990s, and the building of China’s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the Internet).
Some of this CHANGE, arguably, has come as a somewhat organic consequence of the abovementioned changes. One could argue, for example, that media commerci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have helped to foster a stronger sense of professionalism among Chinese journalists, epitomized by the likes of Caijing and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The emergence of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in China in the late 1990s was certainly one example, although, as I argue in the most recent issue of 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those gains are at the moment facing substantial threats.
To complicate matters, CONTROL changes to accommodate CHANGE, which is why we’ve introduced terms like CONTROL 2.0 to describe loosely the evolving techniques of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As we’ve already written, examples of CHANGE to propaganda tactics under Hu Jintao have been evident since at least January 2007, and in some sense culminated in his June 2008 speech on media policy.
Getting down to business, the most recent example we have at the local level in China of the dynamics of CONTROL and CHANGE at work in CCP media policy came late last week from the city of Shenzhen.
Shenzhen’s top leaders, including party secretary Liu Yupu (刘玉浦) and propaganda minister Wang Jingsheng (王京生), visited with leaders from the city’s top three media groups on March 12. At the “forum” they heard a report on work carried out by the “city’s propaganda system” (我市宣传系统) and then offered their own remarks.
Secretary Liu emphasized first and foremost the CONTROL aspect of “news and propaganda work.” He spoke in no uncertain terms about the media as “mouthpieces”, or houshe (喉舌), of the local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In his speech, Liu Yupu affirmed the achievements made on the front lines of news,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Shenzhen, saying that news and propaganda work in Shenzhen “had distinguished itself and ha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很有特色, 也很出色). He expressed heartfelt thanks to cadres and employees in the propaganda office and at news and publishing units on behalf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Shenzhen] party committee, he said, an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municipal] propaganda office, media in our city had been of service to overall interests and guided public opinion surrounding core work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and had done much highly effective work.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at the city level were “extremely happy and extremely at ease” with the work of [the city’s] three major enterprise groups covering newspaper, broadcasting and publishing.
Particularly in the last year, our city’s news and propaganda system artfully planned a series of propaganda topics and cultural products closely dealing with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 creating a favorabl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for Shenzhen as a soaring banner of economic reforms. Facing the struggle against snowstorms, the earthquake relief efforts, flood relief efforts and other tough stories, [Shenzhen media] upheld correct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mobilizing various forces against these natural disasters, and in stirring the strength and emotions of the people . . .
Liu Yupu expressed an urgent hope that our city’s news and propaganda work and the work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take a further step of progress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of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etc.]. He emphasized that newspapers, broadcast outlets and publishing groups are the most critical mouthpieces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in Shenzhen, and that they must further strengthen their own sense of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remaining firm in maintaining a correct political direction, establishing a sharp political attitude and news orientation, maintaining a high level of consonance with the central party, the State Council, the provincial-level party and government, and the city-level party and government . . . [Speaks about the need for “political acuity” and says the content and presentation of major media “do not just represent the newspapers and TV stations themselves, but also represent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Therefore, [media] must resolutely take as their own “lifeline” the upholding of correct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坚定不移地把坚持正确导向作为自己的”生命线”).
This last statement by Secretary Liu — about “guidance” as the “lifeline” — is key because it frames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good behavior and commercial well-being. These media may rely predominantly or entirely on readers and advertisers, but the most basic precondition of playing that game is that they serve first and foremost the interests of party leaders.
The language of CONTROL is followed directly in Liu’s remarks by the language of CHANGE, and the focus is on commercial viability as a means of achieving both economic and political vitality (so this is at once about CHANGE and CONTROL). The idea, in other words, is that media can serve a propaganda rol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their “media products” palatable enough that they sustain themselves commercially and even work as an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This idea goes back to the 1990s, but it was Hu Jintao again who more concretely formulated this approach to propaganda and commercial CHANGE back in 2002. The policy was known as the “Three Closenesses,” or santiejin (三贴近).
Liu’s statement about “correct guidance” as the “lifeline” of media is followed by an invocation of the “Three Closenesses”:
Liu Yupu encouraged our city’s media to further hold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Three Closenesses,” continuing to strengthen the attractiveness and infectiousness of news and propaganda work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They must [he said] stand firm in Shenzhen, face the whole nation, face the whole world, accelerate their development and work hard to create national and world-class media that are unique and of high quality (”努力打造有特色, 高水平的全国, 全世界的一流媒体”). “I hope your newspapers and TV stations have more and more voices of the people, more and more voic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labor, more and more voices from the grassroots, making newspapers and television feel closer, more readable and watchable . . . continually broadening the influence of mainstream media, and fighting to become the most welcome newspapers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ers among readers and viewers,” [said Secretary Liu].
The language of CHANGE in this passage is almost enticing. More “voices of the people”? More “voic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labor”? Isn’t Liu Yupu asking the media to serve as vehicles of public expression?
No. Emphatically, NO.
Liu Yupu is, in point of fact, asking Shenzhen media to titillate the masses while they staunchly maintain correct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newspaper pages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will be utterly devoid of substance. But nor does it mean the media will be permitted to do even soft-glove reporting on tough social issues.
It means, if you’re an optimist like Li Datong, that there may be sufficient space opened up in the tug-of-war between CONTROL and CHANGE — what our director Qian Gang has called CHAOS in his “Three C’s” formula — to push relentlessly against the source of CONTROL.
If you’re a pessimist? . . . Stay tuned.
[Posted by David Bandurski, March 19, 2009, 4:03pm HK]
source：http://cmp.hku.hk/2009/03/19/1515/
2009年3月19日星期四
日知录（118）美国的人权纪录与天朝的人格分裂
by M.H.
Sunday, March 1, 2009
在众网友推荐下拜读了国新办发布的《200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读毕啼笑皆非。此举暴露出天朝最常犯的逻辑谬误——以攻击对方人格的方式来回应对方的指责本身。但我认为此事也有好的一面：天朝终于也大张旗鼓地干涉了敌国内政一回。从此敌我扯平，再被人家数落，就不必继续以“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为名而怪罪敌国了——毕竟，这事我们也做过，如今已是第十回了。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报告上指责中国的那些事，哪怕是我这样一个市井小P民也可以逐一援验，国新办却说那些资料来自“道听途说的报道甚至以谣言为依据”。要么这些同志是心里明白故意混淆民众视听，那就是犯了愚弄百姓、颠倒黑白的大罪（由于CCTV的缘故，此罪一般不受法律制裁，偶尔遭天谴），要么这些深宫中的同志们与基层严重脱节，竟然还好意思说。
昨天在新华网上读《200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看各种资讯的出处，只觉满眼都是《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CNN、BBC等反动媒体，从来没想过朝廷也有用得上他们的时候。于是突然想到统计一下这份人权纪录脚注中的所有出处，因为一份报告是否靠谱，看看作者引用过谁就能估摸出个七八分。见下，括号中是该机构的所在地*，后面是引用的次数：
[美国] 侨报 16
[美国] 纽约时报 13
[美国] Human Rights Watch www.hrw.org 12
[美国] 华盛顿邮报11
[台湾] 世界日报 4
[美国] 芝加哥论坛报 4
[美国] U.S.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http://www.eeco.gov 3
[美国] U.S. Census Bureau http://www.census.gov 3
[美国]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www.ojp.usdoj.gov 3
[美国]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 US Department of Labor 3
[英国] 路透社 3
[美国] 华盛顿时报 3
[美国] 合众国际社 3
[美国] 美联社 3
[美国] NY Daily News www.nydailynews.com 2
[美国] www.sfgate.com 2
[美国] www.loveourchildrenusa.org 2
[美国] LexisNexis 1
[美国] 巴尔的摩太阳报 1
[美国] http://www.nbclosangeles.com 1
[英国] 卫报 1
[美国] CNN 1
[美国] Justice Policy Institute http://www.justicepolicy.org 1
[美国] 《2008年纽约市饥饿经历报告更新版》 1
[美国] New York Coalition Against Hunger http://www.nyccah.org 1
[意大利] Inter Press Service News Agency http://ipsnews.net 1
[法国] 法新社 1
[英国] BBC 1
[美国] The Boston Channel http://www.thebostonchannel.com 1
[美国]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1
[美国]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http://www.archgenpsychiatry.com 1
[美国] http://www.usnews.com 1
[美国] National Urban League http://www.nul.org/ 1
[香港] 明报 1
[美国] 美国之音 1
[美国] FBI 1
[美国] Center for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 www.cawp.rutgers.edu 1
[美国]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http://www.sa.rochester.edu/masa/stats.php 1
[美国] 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 www.amnestyusa.org 1
[美国] Factiva http://global.factiva.com 1
[美国] http://www.childrenandthelawblog.com 1
[香港] 星岛日报 1
[美国] Equal Justice Initiative http://eji.org 1
[古巴] Cuban News Agency http://www.cubanews.ain.cu 1
总计：44个不同出处
问题一：除去英国《卫报》、法新社、路透社、Cuban News Agency等少数美国境外的媒体和机构，《2008美国人权纪录》所引用的资料，80%以上来自美国的政府网站、国内媒体、NGO、教育机构、人权组织等。国新办发布此报告是鉴于美国总是数落别国人权状况，“而对自己糟糕的人权纪录只字不提”，为了“敦促美国反思其不当作为”，特发表这份人权纪录——通过引用美国从政府到民间各界监督本国人权状况时所提供的数据，来指责美国如何“对自己糟糕的人权纪录只字不提”。今天，您被说服了吗？
问题二：文中引用美国之音、Human Rights Watch与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多达13次，而三个网站在中国均已被屏蔽。在月初的联合国中国人权审议大会上，国新办的官员李伍峰说，中国没有审查新闻，部分网站被封截，“是因为含有非法内容”。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凡是在中国被屏蔽的网站都是“非法网站”。既然如此，如何能采用几个非法的、不靠谱的网站所公布的数据，作为对敌国指手画脚的依据呢？（另，宫中显然有人翻墙，有关方面应注意此事。）
尽管我个人认为此报告乏善可陈，由于“问题一”中提到的原因，本身的存在就是多余，但我仍然觉得报告的结尾是写得很精彩的，特引用如下：“这种自己住在玻璃房里还向别人扔石头的做法，充分暴露了X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本质，损害了X国自身的国际形象。我们奉劝X国政府改弦易辙，正视自身的人权问题，停止在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的错误做法。”
----
* 括号中的机构所在地以其总部所在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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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arch 1, 2009
在众网友推荐下拜读了国新办发布的《200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读毕啼笑皆非。此举暴露出天朝最常犯的逻辑谬误——以攻击对方人格的方式来回应对方的指责本身。但我认为此事也有好的一面：天朝终于也大张旗鼓地干涉了敌国内政一回。从此敌我扯平，再被人家数落，就不必继续以“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为名而怪罪敌国了——毕竟，这事我们也做过，如今已是第十回了。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报告上指责中国的那些事，哪怕是我这样一个市井小P民也可以逐一援验，国新办却说那些资料来自“道听途说的报道甚至以谣言为依据”。要么这些同志是心里明白故意混淆民众视听，那就是犯了愚弄百姓、颠倒黑白的大罪（由于CCTV的缘故，此罪一般不受法律制裁，偶尔遭天谴），要么这些深宫中的同志们与基层严重脱节，竟然还好意思说。
昨天在新华网上读《200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看各种资讯的出处，只觉满眼都是《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CNN、BBC等反动媒体，从来没想过朝廷也有用得上他们的时候。于是突然想到统计一下这份人权纪录脚注中的所有出处，因为一份报告是否靠谱，看看作者引用过谁就能估摸出个七八分。见下，括号中是该机构的所在地*，后面是引用的次数：
[美国] 侨报 16
[美国] 纽约时报 13
[美国] Human Rights Watch www.hrw.org 12
[美国] 华盛顿邮报11
[台湾] 世界日报 4
[美国] 芝加哥论坛报 4
[美国] U.S.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http://www.eeco.gov 3
[美国] U.S. Census Bureau http://www.census.gov 3
[美国]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www.ojp.usdoj.gov 3
[美国]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 US Department of Labor 3
[英国] 路透社 3
[美国] 华盛顿时报 3
[美国] 合众国际社 3
[美国] 美联社 3
[美国] NY Daily News www.nydailynews.com 2
[美国] www.sfgate.com 2
[美国] www.loveourchildrenusa.org 2
[美国] LexisNexis 1
[美国] 巴尔的摩太阳报 1
[美国] http://www.nbclosangeles.com 1
[英国] 卫报 1
[美国] CNN 1
[美国] Justice Policy Institute http://www.justicepolicy.org 1
[美国] 《2008年纽约市饥饿经历报告更新版》 1
[美国] New York Coalition Against Hunger http://www.nyccah.org 1
[意大利] Inter Press Service News Agency http://ipsnews.net 1
[法国] 法新社 1
[英国] BBC 1
[美国] The Boston Channel http://www.thebostonchannel.com 1
[美国]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1
[美国]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http://www.archgenpsychiatry.com 1
[美国] http://www.usnews.com 1
[美国] National Urban League http://www.nul.org/ 1
[香港] 明报 1
[美国] 美国之音 1
[美国] FBI 1
[美国] Center for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 www.cawp.rutgers.edu 1
[美国]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http://www.sa.rochester.edu/masa/stats.php 1
[美国] 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 www.amnestyusa.org 1
[美国] Factiva http://global.factiva.com 1
[美国] http://www.childrenandthelawblog.com 1
[香港] 星岛日报 1
[美国] Equal Justice Initiative http://eji.org 1
[古巴] Cuban News Agency http://www.cubanews.ain.cu 1
总计：44个不同出处
问题一：除去英国《卫报》、法新社、路透社、Cuban News Agency等少数美国境外的媒体和机构，《2008美国人权纪录》所引用的资料，80%以上来自美国的政府网站、国内媒体、NGO、教育机构、人权组织等。国新办发布此报告是鉴于美国总是数落别国人权状况，“而对自己糟糕的人权纪录只字不提”，为了“敦促美国反思其不当作为”，特发表这份人权纪录——通过引用美国从政府到民间各界监督本国人权状况时所提供的数据，来指责美国如何“对自己糟糕的人权纪录只字不提”。今天，您被说服了吗？
问题二：文中引用美国之音、Human Rights Watch与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多达13次，而三个网站在中国均已被屏蔽。在月初的联合国中国人权审议大会上，国新办的官员李伍峰说，中国没有审查新闻，部分网站被封截，“是因为含有非法内容”。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凡是在中国被屏蔽的网站都是“非法网站”。既然如此，如何能采用几个非法的、不靠谱的网站所公布的数据，作为对敌国指手画脚的依据呢？（另，宫中显然有人翻墙，有关方面应注意此事。）
尽管我个人认为此报告乏善可陈，由于“问题一”中提到的原因，本身的存在就是多余，但我仍然觉得报告的结尾是写得很精彩的，特引用如下：“这种自己住在玻璃房里还向别人扔石头的做法，充分暴露了X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本质，损害了X国自身的国际形象。我们奉劝X国政府改弦易辙，正视自身的人权问题，停止在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的错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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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号中的机构所在地以其总部所在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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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117）涉外学术讲座申请的艰难历程
徐昕致张国林书记和陈彬校长
耗费几天时间都无法把讲座申请下来，只得改为司法学术沙龙。然而，外事处居然还打电话给我，连司法学术沙龙的举行也要干涉。愤怒！
司法学术沙龙举行了138期，去年联系相对专用的会议室折腾了近一个学期，今天又遭遇了行政部门的限制。这样下去，大概得在某一天宣布司法学术沙龙停止进行了。
前些天，给校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学校行政部门能够切实转变作风，不至于被糟糕的行政体制毁掉学校尚存的声誉。大概不会有什么效果，他们会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正常的程序。因此，把信贴出来，大家可以讨论，也希望能引起学校的重视，目的是希望学校能发展得更好。
徐昕
2009-3-17
致张国林书记和陈彬校长
3月18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刘思达和美国律师基金会Terence Halliday教授来重庆调研，这是十分难得的学术交流机会，因此，我打算19、20日分别申请一次讲座。
原来就十分惧怕繁琐的批准手续。这次一申请，更是吓了一大跳。一次讲座需要四个部门审批，比原来还增加了二个审批部门：
1、党总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指什么部门的党总支。
2、宣传部
3、科研处
4、外事处
由于演讲专家是外国教授，以及虽然是中国学者但在外国呆过几年，因此，特别需要外事处审批。外事处说，由于现在是敏感时期，所以还需要重庆有关的外事部门审批，并且除了申请书外，还需要提供外国专家来重庆的时间和日程安排。——国家不是说现在已经是太平盛世吗？好象我出生以来的近四十年还没有什么时候不敏感的？
对于学术讲座，学校越来越不愿意支付费用，对于外国专家的讲座，学校从来就不支付任何费用，可是却要设置如何之多的审批程序？像我这样一位普通的教师，有如此多的精力来应对这些行政部门的审批吗？
学术讲座是获取外部信息、提升学术水平和声誉的重要渠道，外国专家来重庆顺便为学生举办讲座是一件大大的好事，而且无需耗费学校资源，讲座也是西南政法大学自身宣传的“论辩文化”的核心部分，在教学评估时期光荣地被列为鲜明的办学特点，如此严重的行政化现象如何实现领导们提出的“实现学校跨越式发展”？
其结果便是，没有老师愿意去申请讲座，或者每申请一次讲座便要积聚对行政部门的恐惧，或者只能由所谓校领导或者部门领导来安排讲座——他们来安排是非常便利的。
如果担任了党政领导，办事就相当容易，办事人员会把一切安排得十分妥当。也因此，校领导不会知道普通教师要办一件事情有多么得不容易。
讲座审批其实应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学校支付费用的讲座由科研处审批，学校不支付费用的讲座最多只需要备案，外国专家讲座可以由外事处审批，但只要确认不是外国特务反革命分子即可批准。
学校的行政化趋势已经越来越严重，在各个方面都十分明显。行政部门不是为科研教学服务，而是管理、规制甚至能卡则卡，以显示其权威。只要办事，就得扯皮。
举几个例子。去年司法研究中心要求安排相对固定的研讨场地，原来利用一年多的科研大楼说是给了后勤集团要收费，扯皮扯了近半年，经多方协调才解决，报告打了五六个。
司法制度学科建立以来要求引进人才，近三年没有引进一个人。二年多前，联系了一位外校的优秀博士，人事处说找法学院，法学院说找民诉教研室，民诉教研室说学科分出后不管，没有人又不能建教研室，来回扯皮，没有一个部门领导出面协调这样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难道学科建设、人才引进是我个人的事情？
老一辈的教授退了，许多人连学校网站都没有出现一个名字，仿佛他们从来就不存在过。要知道这些教授哪怕是挂个名，其影响力都可以相当于现在任职的10个、20个、30个教授。而年轻一代又没有成长起来，即使成长也永远无法赶上这些老教授的影响力。成长起来的人也是走得多，这虽然是个人选择，但不会跟学校的制度和不太留人的姿态无关吧。学校所谓严把进人标准，试问有多少人愿意到我们这样一所高校呢？没有“请”的姿态，能够引到人才吗？
龙宗智校长在任时曾经谈好，引进海南大学副教授王琳的事项，但后来东扯西扯，得不到落实。
去年六月，我找领导要求先从司法制度专业博士生中先安排一人留校，以解决我负荷过重的问题，回答是一刀切，不进硕士，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而后来，学校也进了其他的硕士。我决不反对这位同事的进入，而且很支持，而是认为学校办学不能太僵化。
去年底学校通知学科报进入计划，我代表司法制度学科报了二个指标，法学院经过研究决定，要我打报告。这也要打报告？我的老天，我有这么多时间、精力和心情来打这类报告吗？
凡事就要打报告。学校大力表彰本人获得吴玉章科研奖，在表彰名单上列在最前。后来，科研处某领导告诉我，作为重庆市社科奖三等奖对待，奖励三千。吴玉章奖五年评选一次，奖励国内有重大影响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论著，几乎是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高规格的奖励之一，授奖单位的奖励金额就是二万元。我说，这也太少了吧。科研处的这位领导说，不要就打个报告，捐给我们科研处。虽然这话带有一定的玩笑性质，但却深刻地反映了学校运作的“报告-审批”机制和行政人员的官僚思维。
只要有一点权力，就可能用来卡人或者随便运用。举个例子，编辑《司法制度讲演录》时，科研处说字数多了，我被迫将其中一次讲座删掉，然而，这次讲座的内容却出现在《诉讼法讲演录》中，而这本书比前一本要厚得多，定价就高出7元。科研处的同志事前事后根本不跟我说一声，也因此这部分内容不可能像我们那样进行细致的修改和校对。
本人十分珍惜时间，耗费这么多时间来写这封很可能毫无效果、还可能引发校领导或部门领导不快的信件，完全是出于为学校发展的考虑。听到社会上评介学校地位的“日益衰落”，我很心疼。学校运作的行政化色彩再不抑制，学校地位将受到更大的影响。
本人很想干一番事情，把司法制度学科和司法研究中心做好，甚至曾经想做成全国一流，也自以为能够实现。除了个人的研究之外，还组织了一大批合作项目，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如经费支持、挂职检察长助理、司法局长助理。司法学术沙龙坚持每周一期，至今138期。学校基本没有有影响的丛书，我一个人基本上没有利用学校的资源（学校的资源也不是普通教师可以利用的），就办好了《司法》杂志和司法文丛，《司法》杂志马上出第4辑，司法文丛已经出版了6种，今年可出齐10种，司法文丛由于质量高，出版社都支付较高的稿费，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影响。但几年来，一个人做十个人的事，已经太累，尤其是在僵化的行政化体制面前，心已累，已经没有力气也没有太多兴趣再去努力了。
这是一封正式的信件，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无论如何，衷心祝愿学校发展得更好！
徐昕
2009-3-11
本信件未经细致校对和斟酌，不妥之处敬请谅解，因为出自爱校之心。
建议此信抄送所有校级领导，人事处、科研处、外事处、宣传部、法学院等部门领导。
来源：http://www.xizhengren.com/bbs/thread-96592-1-1.html
耗费几天时间都无法把讲座申请下来，只得改为司法学术沙龙。然而，外事处居然还打电话给我，连司法学术沙龙的举行也要干涉。愤怒！
司法学术沙龙举行了138期，去年联系相对专用的会议室折腾了近一个学期，今天又遭遇了行政部门的限制。这样下去，大概得在某一天宣布司法学术沙龙停止进行了。
前些天，给校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学校行政部门能够切实转变作风，不至于被糟糕的行政体制毁掉学校尚存的声誉。大概不会有什么效果，他们会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正常的程序。因此，把信贴出来，大家可以讨论，也希望能引起学校的重视，目的是希望学校能发展得更好。
徐昕
2009-3-17
致张国林书记和陈彬校长
3月18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刘思达和美国律师基金会Terence Halliday教授来重庆调研，这是十分难得的学术交流机会，因此，我打算19、20日分别申请一次讲座。
原来就十分惧怕繁琐的批准手续。这次一申请，更是吓了一大跳。一次讲座需要四个部门审批，比原来还增加了二个审批部门：
1、党总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指什么部门的党总支。
2、宣传部
3、科研处
4、外事处
由于演讲专家是外国教授，以及虽然是中国学者但在外国呆过几年，因此，特别需要外事处审批。外事处说，由于现在是敏感时期，所以还需要重庆有关的外事部门审批，并且除了申请书外，还需要提供外国专家来重庆的时间和日程安排。——国家不是说现在已经是太平盛世吗？好象我出生以来的近四十年还没有什么时候不敏感的？
对于学术讲座，学校越来越不愿意支付费用，对于外国专家的讲座，学校从来就不支付任何费用，可是却要设置如何之多的审批程序？像我这样一位普通的教师，有如此多的精力来应对这些行政部门的审批吗？
学术讲座是获取外部信息、提升学术水平和声誉的重要渠道，外国专家来重庆顺便为学生举办讲座是一件大大的好事，而且无需耗费学校资源，讲座也是西南政法大学自身宣传的“论辩文化”的核心部分，在教学评估时期光荣地被列为鲜明的办学特点，如此严重的行政化现象如何实现领导们提出的“实现学校跨越式发展”？
其结果便是，没有老师愿意去申请讲座，或者每申请一次讲座便要积聚对行政部门的恐惧，或者只能由所谓校领导或者部门领导来安排讲座——他们来安排是非常便利的。
如果担任了党政领导，办事就相当容易，办事人员会把一切安排得十分妥当。也因此，校领导不会知道普通教师要办一件事情有多么得不容易。
讲座审批其实应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学校支付费用的讲座由科研处审批，学校不支付费用的讲座最多只需要备案，外国专家讲座可以由外事处审批，但只要确认不是外国特务反革命分子即可批准。
学校的行政化趋势已经越来越严重，在各个方面都十分明显。行政部门不是为科研教学服务，而是管理、规制甚至能卡则卡，以显示其权威。只要办事，就得扯皮。
举几个例子。去年司法研究中心要求安排相对固定的研讨场地，原来利用一年多的科研大楼说是给了后勤集团要收费，扯皮扯了近半年，经多方协调才解决，报告打了五六个。
司法制度学科建立以来要求引进人才，近三年没有引进一个人。二年多前，联系了一位外校的优秀博士，人事处说找法学院，法学院说找民诉教研室，民诉教研室说学科分出后不管，没有人又不能建教研室，来回扯皮，没有一个部门领导出面协调这样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难道学科建设、人才引进是我个人的事情？
老一辈的教授退了，许多人连学校网站都没有出现一个名字，仿佛他们从来就不存在过。要知道这些教授哪怕是挂个名，其影响力都可以相当于现在任职的10个、20个、30个教授。而年轻一代又没有成长起来，即使成长也永远无法赶上这些老教授的影响力。成长起来的人也是走得多，这虽然是个人选择，但不会跟学校的制度和不太留人的姿态无关吧。学校所谓严把进人标准，试问有多少人愿意到我们这样一所高校呢？没有“请”的姿态，能够引到人才吗？
龙宗智校长在任时曾经谈好，引进海南大学副教授王琳的事项，但后来东扯西扯，得不到落实。
去年六月，我找领导要求先从司法制度专业博士生中先安排一人留校，以解决我负荷过重的问题，回答是一刀切，不进硕士，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而后来，学校也进了其他的硕士。我决不反对这位同事的进入，而且很支持，而是认为学校办学不能太僵化。
去年底学校通知学科报进入计划，我代表司法制度学科报了二个指标，法学院经过研究决定，要我打报告。这也要打报告？我的老天，我有这么多时间、精力和心情来打这类报告吗？
凡事就要打报告。学校大力表彰本人获得吴玉章科研奖，在表彰名单上列在最前。后来，科研处某领导告诉我，作为重庆市社科奖三等奖对待，奖励三千。吴玉章奖五年评选一次，奖励国内有重大影响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论著，几乎是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高规格的奖励之一，授奖单位的奖励金额就是二万元。我说，这也太少了吧。科研处的这位领导说，不要就打个报告，捐给我们科研处。虽然这话带有一定的玩笑性质，但却深刻地反映了学校运作的“报告-审批”机制和行政人员的官僚思维。
只要有一点权力，就可能用来卡人或者随便运用。举个例子，编辑《司法制度讲演录》时，科研处说字数多了，我被迫将其中一次讲座删掉，然而，这次讲座的内容却出现在《诉讼法讲演录》中，而这本书比前一本要厚得多，定价就高出7元。科研处的同志事前事后根本不跟我说一声，也因此这部分内容不可能像我们那样进行细致的修改和校对。
本人十分珍惜时间，耗费这么多时间来写这封很可能毫无效果、还可能引发校领导或部门领导不快的信件，完全是出于为学校发展的考虑。听到社会上评介学校地位的“日益衰落”，我很心疼。学校运作的行政化色彩再不抑制，学校地位将受到更大的影响。
本人很想干一番事情，把司法制度学科和司法研究中心做好，甚至曾经想做成全国一流，也自以为能够实现。除了个人的研究之外，还组织了一大批合作项目，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如经费支持、挂职检察长助理、司法局长助理。司法学术沙龙坚持每周一期，至今138期。学校基本没有有影响的丛书，我一个人基本上没有利用学校的资源（学校的资源也不是普通教师可以利用的），就办好了《司法》杂志和司法文丛，《司法》杂志马上出第4辑，司法文丛已经出版了6种，今年可出齐10种，司法文丛由于质量高，出版社都支付较高的稿费，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影响。但几年来，一个人做十个人的事，已经太累，尤其是在僵化的行政化体制面前，心已累，已经没有力气也没有太多兴趣再去努力了。
这是一封正式的信件，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无论如何，衷心祝愿学校发展得更好！
徐昕
2009-3-11
本信件未经细致校对和斟酌，不妥之处敬请谅解，因为出自爱校之心。
建议此信抄送所有校级领导，人事处、科研处、外事处、宣传部、法学院等部门领导。
来源：http://www.xizhengren.com/bbs/thread-96592-1-1.html
日知录（116-6）高举戈倍尔的伟大旗帜
高举戈倍尔的伟大旗帜 / 冉云飞
2009-03-19 07:53 | 阅读(608) | 标签: 真相, 宣传
我们经常会感觉到中国官方各级领导的讲话是如此的雷同，如此的味同嚼蜡，如此的谎话连篇，这是很多人的直感。这直感是对的，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和听到的，都是同一种声音，同一种讲话腔调。现在公务员人数急剧膨胀——到了2005年中国的官民比例是26：1，有人计算出官民比例比西汉高305倍，比清末高35倍，比改革初期67：1以及1995年的40：1都高了不少，而且这种比例还在急速增长——小到不少县处级领都配备了秘书，他们给领导所写的讲话稿，千篇一律，集假话套话空话废话于一体。从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到取得一个又一个不凡的业绩、伟大的胜利，接着便是赤裸裸地自我表扬、肉麻吹捧，将自己打扮成纳税人的救命恩人，其颠倒黑白，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但这些讲话的领导却安之若素，神情自若，没有丝毫的讲假话的愧疚与反省，反倒以假为真，人人在其混淆是非中攫取大量的利益。
利用谎言及信息不对称，让真相在编造的谎言中消失，让民众利益从此中大量受损，而找不着赔偿主体和个人，从而实现对民众利益巧妙剥夺的目的，是这几十年宣传工作的得意之笔。你只要稍微有逻辑判断能力，就不能破除官方所设置的谎言迷局。比如他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为什么优越到不让我们知道财政收入怎么使用的？为什么优越到不让我们纳税人知道这些税款是怎么使用的？为什么优越到将新闻管制起来不让你知道真相？为什么优越到要自己花纳税人的钱办起传媒来自我表扬、颠倒黑白，为什么不允许各种信息的自由流通，而让真相在各种意见的辩难下而犁然自现？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到强行民众土地，还要派警察来镇压的地步？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有如此多的让民众愤怒比比的“优越性”？这种让人活得越来越难受的“优越性”为何越来越多，且有蔓延之势？
民众对用纳税人的钱所养的中国官员讲套话大话废话空话，啧有烦言，甚或怨声载道，但他们没有丝毫要改的迹象，人话和真话依旧像珠穆朗玛峰的空气一样稀薄。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是以剥夺公民之正当权益和生存尊严为主体的制度，是以谎言和暴力来加统治的制度。谎言使人不明真相，不明利益受损之现实；暴力则使人害怕、恐惧、懦弱，不敢起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从而通过专制制度来实现官员为主体的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一般的民众，当然没有能力做定性定量分析，来让大家知道官方是怎样撒谎的。但由于没有相关的机构或者个人支持有良知的人，对官方各种宣传手段加以分析、研究，搞出其间的真相，所以对官方的虚假宣传之反感厌恶，始终停留在直觉基础之上，缺乏相应的说服力。好在随着网络崛起，各位觉醒的公民自发地将自己所看到的各种谎言，通过不同的视角加以比较，从而让人们更加直观更加令人信服地看到官方宣传的丑陋与虚假。
比如最近在网络流行的《雷人！6年来人民日报报道两会首版，如此相似(图)》，就非常直接地看出官方正高举大纳粹头子戈倍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共产极权国家和纳粹法西斯作为人类政权怪胎的相似性由此不难概见。让我们看看官方是如何表演和制造自己的伟大的吧，让我们看看主子的旅律被制造得多么欢快的。
2009年3月19日7：55分于河南颖州至汴京旅次
来源：http://my1510.cn/article.php?id=cfd6a8e4d214ff75
2009-03-19 07:53 | 阅读(608) | 标签: 真相, 宣传
我们经常会感觉到中国官方各级领导的讲话是如此的雷同，如此的味同嚼蜡，如此的谎话连篇，这是很多人的直感。这直感是对的，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和听到的，都是同一种声音，同一种讲话腔调。现在公务员人数急剧膨胀——到了2005年中国的官民比例是26：1，有人计算出官民比例比西汉高305倍，比清末高35倍，比改革初期67：1以及1995年的40：1都高了不少，而且这种比例还在急速增长——小到不少县处级领都配备了秘书，他们给领导所写的讲话稿，千篇一律，集假话套话空话废话于一体。从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到取得一个又一个不凡的业绩、伟大的胜利，接着便是赤裸裸地自我表扬、肉麻吹捧，将自己打扮成纳税人的救命恩人，其颠倒黑白，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但这些讲话的领导却安之若素，神情自若，没有丝毫的讲假话的愧疚与反省，反倒以假为真，人人在其混淆是非中攫取大量的利益。
利用谎言及信息不对称，让真相在编造的谎言中消失，让民众利益从此中大量受损，而找不着赔偿主体和个人，从而实现对民众利益巧妙剥夺的目的，是这几十年宣传工作的得意之笔。你只要稍微有逻辑判断能力，就不能破除官方所设置的谎言迷局。比如他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为什么优越到不让我们知道财政收入怎么使用的？为什么优越到不让我们纳税人知道这些税款是怎么使用的？为什么优越到将新闻管制起来不让你知道真相？为什么优越到要自己花纳税人的钱办起传媒来自我表扬、颠倒黑白，为什么不允许各种信息的自由流通，而让真相在各种意见的辩难下而犁然自现？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到强行民众土地，还要派警察来镇压的地步？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有如此多的让民众愤怒比比的“优越性”？这种让人活得越来越难受的“优越性”为何越来越多，且有蔓延之势？
民众对用纳税人的钱所养的中国官员讲套话大话废话空话，啧有烦言，甚或怨声载道，但他们没有丝毫要改的迹象，人话和真话依旧像珠穆朗玛峰的空气一样稀薄。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是以剥夺公民之正当权益和生存尊严为主体的制度，是以谎言和暴力来加统治的制度。谎言使人不明真相，不明利益受损之现实；暴力则使人害怕、恐惧、懦弱，不敢起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从而通过专制制度来实现官员为主体的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一般的民众，当然没有能力做定性定量分析，来让大家知道官方是怎样撒谎的。但由于没有相关的机构或者个人支持有良知的人，对官方各种宣传手段加以分析、研究，搞出其间的真相，所以对官方的虚假宣传之反感厌恶，始终停留在直觉基础之上，缺乏相应的说服力。好在随着网络崛起，各位觉醒的公民自发地将自己所看到的各种谎言，通过不同的视角加以比较，从而让人们更加直观更加令人信服地看到官方宣传的丑陋与虚假。
比如最近在网络流行的《雷人！6年来人民日报报道两会首版，如此相似(图)》，就非常直接地看出官方正高举大纳粹头子戈倍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共产极权国家和纳粹法西斯作为人类政权怪胎的相似性由此不难概见。让我们看看官方是如何表演和制造自己的伟大的吧，让我们看看主子的旅律被制造得多么欢快的。
2009年3月19日7：55分于河南颖州至汴京旅次
来源：http://my1510.cn/article.php?id=cfd6a8e4d214ff75
日知录（116-5）The People's Daily as ritual rather than news
Wednesday, March 18, 2009 7:25 AM by will
Pop by the blog of Peter Ford,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s man in Beijing and read his post on the People's Daily's approach to cover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hich has apparently remained the same since time immemorial. Or at least since the advent of color printing. Ford points to a Chinese blog post that reproduces People's Daily front pages for several years of NPC wind-ups. They are, shall we say, of a type. I won't reproduce the images here, because the original poster deserves the traffic [per Joel's comment below, the original post is actually here]. But go have a look. You won't regret it.
On this syndrome, Ford writes:
In one sense, perhaps, the cookie-cutter front pages are an accurate reflection of the “news” they are cover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s a fake-democratic rubber stamp parliament.
How little real news it generates is clear from the banner headlines in red, running down each page: they are identical, for six years in a row, except that the number of the parliamentary session changes with time, as do the names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on the podium.
All the headlines say “Wu Bangguo hosts (he’s the individual in the left hand photo), Wen Jiabao gives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he’s the one in the right hand photo, behind identical banks of pink lilies, year after year.)
Well, by all accounts there is actual debate at the NPC, but much of it is of the kind that never sees the light of day. And demonstrating monolithic consensus is clearly part of the plan. In fac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s probably better thought of as political ritual than political process. Most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 happens elsewhere. The NPC is the ritual by which the outcome of that largely hidden process is publicized and enshrined.
I use the word "ritual" on purpose. Here are some definitions:
An established or prescribed procedure for a religious or other rite
Observance of set forms in public worship
Prescribed, established, or ceremonial acts or features collectively, as in religious services
Any practice or pattern of behavior regularly performed in a set manner
Stripped of the spiritual implications, I think any of these captures the NPC pretty well.
The People's Daily is printed on broadsheet newsprint and can be bought at news-stands, but that's about where its resemblance to actual newspapers ends. The People's Daily certainly doesn't exist to print news as most people desire it over their coffee in the morning. In nearly five years of PR in China, I think I've worked with the People's Daily once. And I'm not sure why we did it that one time. I think a client insisted.
It's helpful to think of the People's Daily not as a newspaper in the modern sense of the word, but rather as part of the ritual, and thus subject to a relatively unyielding set of conventions. It publicizes policy and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in adherence to strictly observed rules of protocol and status. Hence the rigidly formulaic approach to covering a rigidly formulaic event. This comes not only in the layout and repetitiveness, but also in the stilted, political language that is used.
Explanation is not justification. The People's Daily is a throwback to an earlier age when it was a cog in a propaganda apparatus that dominated Chinese mass media. In today's relatively lively and diverse media environment, it probably survives to some degree on bureaucratic momentum. Even the people at People's Daily Press (the pleasant campus of which Imagethief runs past several times a week) probably know this. The group includes many other publications, including the hell-raising nationalist tabloid Global Times and the optimistically named Satire and Humor among others.
Personally, I kind of like the People's Daily. I am, after all, a student of propaganda. And in a rapidly modernizing media environment, it's one of the purest and least apologetic expressions of propaganda left. There is a pleasing throwback quality about the red-letter days (remember the space walk?) and rigid protocol. I might not subscribe (and I'd have trouble reading it if I did), but if I was going to hang a newspaper commemorating a major Chinese event on my wall, it would be high on the list.
Note: I changed the title of this post slightly. Originally it was "The People's Daily boldly departs from formula". But I decided I'd rather have the actual point in the title.
source:http://news.imagethief.com/blogs/china/archive/2009/03/18/people-s-daily-as-ritual-rather-than-news.aspx
Pop by the blog of Peter Ford,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s man in Beijing and read his post on the People's Daily's approach to cover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hich has apparently remained the same since time immemorial. Or at least since the advent of color printing. Ford points to a Chinese blog post that reproduces People's Daily front pages for several years of NPC wind-ups. They are, shall we say, of a type. I won't reproduce the images here, because the original poster deserves the traffic [per Joel's comment below, the original post is actually here]. But go have a look. You won't regret it.
On this syndrome, Ford writes:
In one sense, perhaps, the cookie-cutter front pages are an accurate reflection of the “news” they are cover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s a fake-democratic rubber stamp parliament.
How little real news it generates is clear from the banner headlines in red, running down each page: they are identical, for six years in a row, except that the number of the parliamentary session changes with time, as do the names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on the podium.
All the headlines say “Wu Bangguo hosts (he’s the individual in the left hand photo), Wen Jiabao gives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he’s the one in the right hand photo, behind identical banks of pink lilies, year after year.)
Well, by all accounts there is actual debate at the NPC, but much of it is of the kind that never sees the light of day. And demonstrating monolithic consensus is clearly part of the plan. In fac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s probably better thought of as political ritual than political process. Most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 happens elsewhere. The NPC is the ritual by which the outcome of that largely hidden process is publicized and enshrined.
I use the word "ritual" on purpose. Here are some definitions:
An established or prescribed procedure for a religious or other rite
Observance of set forms in public worship
Prescribed, established, or ceremonial acts or features collectively, as in religious services
Any practice or pattern of behavior regularly performed in a set manner
Stripped of the spiritual implications, I think any of these captures the NPC pretty well.
The People's Daily is printed on broadsheet newsprint and can be bought at news-stands, but that's about where its resemblance to actual newspapers ends. The People's Daily certainly doesn't exist to print news as most people desire it over their coffee in the morning. In nearly five years of PR in China, I think I've worked with the People's Daily once. And I'm not sure why we did it that one time. I think a client insisted.
It's helpful to think of the People's Daily not as a newspaper in the modern sense of the word, but rather as part of the ritual, and thus subject to a relatively unyielding set of conventions. It publicizes policy and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in adherence to strictly observed rules of protocol and status. Hence the rigidly formulaic approach to covering a rigidly formulaic event. This comes not only in the layout and repetitiveness, but also in the stilted, political language that is used.
Explanation is not justification. The People's Daily is a throwback to an earlier age when it was a cog in a propaganda apparatus that dominated Chinese mass media. In today's relatively lively and diverse media environment, it probably survives to some degree on bureaucratic momentum. Even the people at People's Daily Press (the pleasant campus of which Imagethief runs past several times a week) probably know this. The group includes many other publications, including the hell-raising nationalist tabloid Global Times and the optimistically named Satire and Humor among others.
Personally, I kind of like the People's Daily. I am, after all, a student of propaganda. And in a rapidly modernizing media environment, it's one of the purest and least apologetic expressions of propaganda left. There is a pleasing throwback quality about the red-letter days (remember the space walk?) and rigid protocol. I might not subscribe (and I'd have trouble reading it if I did), but if I was going to hang a newspaper commemorating a major Chinese event on my wall, it would be high on the list.
Note: I changed the title of this post slightly. Originally it was "The People's Daily boldly departs from formula". But I decided I'd rather have the actual point in the title.
source:http://news.imagethief.com/blogs/china/archive/2009/03/18/people-s-daily-as-ritual-rather-than-news.aspx
日知录（116-4）Beijing launching a 'Chinese CNN' to burnish image abroad
By Peter Ford | Staff writer of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rom the February 5, 2009 edition
Beijing - Something was missing from Chinese state television's live coverage of President Obama's inaugural speech two weeks ago. As he recalled how "earlier generations faced down fascism and communism," viewers here were suddenly returned to the studio, where flustered presenters stumbled to fill the unexpected airtime.
As officials plan to launch China's own international TV news channel in the next year or two, burnishing the country's image abroad while challenging CNN, BBC, and other broadcasters, the incident illustrates how hard it will be for Beijing to realize that dream.
"China's image is very important, but the first question is the image of the medium itself," cautions Gong Wenxiang, journalism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If the medium lacks credibility, it is unthinkable that it will improve the country's image."
Such reservations do not appear to be restraining official ambitions.
The government is reported to have set aside more than $6 billion to launch the TV station, to nearly double the number of foreign bureaus belonging to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and to upgrade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mouthpiece, the People's Daily.
The drive reflects a new burst of enthusiasm in China's long-running but generally unsuccessful effort to present a positive image to the world.
"The strength of our voice does not match our position in the world," complains Yu Guoming, deputy dean of the journalism school at People's University in Beijing, who has acted as a consultant on the government's TV project.
"That affects the extent to which China is accepted by the world," Professor Yu adds. "If our voice does not match our role, however strong we are we remain a crippled giant."
An international opinion poll last year by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in Washington, D.C., appeared to support that conclusion. In only seven of 23 countries surveyed did majorities express 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and the long-term trend is toward more negative attitudes.
News you can use – to influence
Chinese officials are well aware of the role their media might play, if successfully deployed, in boosting Beijing's "soft power" around the world.
In a speech last month, the Communist party's top ideology official, Li Changchun, was blunt. "Communications capacity determines influence," he said at a celebration of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s (CCTV) 50th birthday.
"Whichever nation's communications capacity is strongest, it is that nation whose culture and core values spread far and wide and ... that has the most power to influence the world," he said.
China's current efforts to make its case internationally, mainly through CCTV's English, Spanish, and French channels, have had "quite bad results" admits Yu, partly because "they ignore Western audience's requirement of balance."
That kind of propaganda, he insists, will have no place in the planned TV station's broadcasts. "We will try to produce news the way that Western media do," he says. "Only by reporting objectively can we create a respected and influential TV channel."
But American efforts to establish a government-backed news channel abroad have also struggled to win credibility as an objective source of information. Al-Hurra ("The Free One"), an Arabic-language TV station launched in 2004 and broadcast in the Middle East, has failed to gain much of a following.
To emphasize its aspirations for independence, China's news station will be based abroad, perhaps in Singapore or Thailand, Yu explains, and Xinhua, which has been tasked with launching the channel, will seek private investors as partners.
Control vs. credibility
Some observers, however, are dubious. "Control of the media is absolutely paramoun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argues David Bandurski, who heads the China Media Project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y are not going to dispense with the notion that media control is central to their power in one fell swoop," he adds.
Certainly Mr. Li gave no signs of such a reversal in his speech at CCTV headquarters. "We must enhance our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s ... firmly establishing the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he insisted, "constantly improving our capacity to correctly guide public opinion."
Mr. Bandurski se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ternational media plans as the global dimension of its new approach to news management – actively seeking to influence the agenda rather than relying on simple censorship.
"They recognize that when they censor, they just create a vacuum" likely to be filled by Western reporting the authorities do not like, says Bandurski.
Censoring can also be inconsistent in its rigidity. When a protester hurled a shoe at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during his speech this week at England's Cambridge University, one CCTV channel cut away from its coverage while another kept on broadcasting.
"The new focus," Bandurski continues, "is on how to drive the agenda."
News is a matter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China, and the authorities sometimes frame their forays into the world of international media in military terms; officials have likened big media groups, for example, to aircraft carriers, acting as platforms for the projection of Chinese interests.
"The outreach effort is very natural because of the growing strength of the nation," says Professor Gong. "They [officials] are clear about what to say but they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with the best results."
And so long as the party insists on controlling the media, China will have difficulty convincing foreign viewers to consider its point of view, he adds. "They have realized the problem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s, but before serious political reform takes place they cannot do much."
Bandurski puts it more bluntly. "They've got a lot to learn," he says, "about how to create credibility."
source：http://www.csmonitor.com/2009/0205/p01s01-woap.html
from the February 5, 2009 edition
Beijing - Something was missing from Chinese state television's live coverage of President Obama's inaugural speech two weeks ago. As he recalled how "earlier generations faced down fascism and communism," viewers here were suddenly returned to the studio, where flustered presenters stumbled to fill the unexpected airtime.
As officials plan to launch China's own international TV news channel in the next year or two, burnishing the country's image abroad while challenging CNN, BBC, and other broadcasters, the incident illustrates how hard it will be for Beijing to realize that dream.
"China's image is very important, but the first question is the image of the medium itself," cautions Gong Wenxiang, journalism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If the medium lacks credibility, it is unthinkable that it will improve the country's image."
Such reservations do not appear to be restraining official ambitions.
The government is reported to have set aside more than $6 billion to launch the TV station, to nearly double the number of foreign bureaus belonging to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and to upgrade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mouthpiece, the People's Daily.
The drive reflects a new burst of enthusiasm in China's long-running but generally unsuccessful effort to present a positive image to the world.
"The strength of our voice does not match our position in the world," complains Yu Guoming, deputy dean of the journalism school at People's University in Beijing, who has acted as a consultant on the government's TV project.
"That affects the extent to which China is accepted by the world," Professor Yu adds. "If our voice does not match our role, however strong we are we remain a crippled giant."
An international opinion poll last year by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in Washington, D.C., appeared to support that conclusion. In only seven of 23 countries surveyed did majorities express 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and the long-term trend is toward more negative attitudes.
News you can use – to influence
Chinese officials are well aware of the role their media might play, if successfully deployed, in boosting Beijing's "soft power" around the world.
In a speech last month, the Communist party's top ideology official, Li Changchun, was blunt. "Communications capacity determines influence," he said at a celebration of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s (CCTV) 50th birthday.
"Whichever nation's communications capacity is strongest, it is that nation whose culture and core values spread far and wide and ... that has the most power to influence the world," he said.
China's current efforts to make its case internationally, mainly through CCTV's English, Spanish, and French channels, have had "quite bad results" admits Yu, partly because "they ignore Western audience's requirement of balance."
That kind of propaganda, he insists, will have no place in the planned TV station's broadcasts. "We will try to produce news the way that Western media do," he says. "Only by reporting objectively can we create a respected and influential TV channel."
But American efforts to establish a government-backed news channel abroad have also struggled to win credibility as an objective source of information. Al-Hurra ("The Free One"), an Arabic-language TV station launched in 2004 and broadcast in the Middle East, has failed to gain much of a following.
To emphasize its aspirations for independence, China's news station will be based abroad, perhaps in Singapore or Thailand, Yu explains, and Xinhua, which has been tasked with launching the channel, will seek private investors as partners.
Control vs. credibility
Some observers, however, are dubious. "Control of the media is absolutely paramoun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argues David Bandurski, who heads the China Media Project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y are not going to dispense with the notion that media control is central to their power in one fell swoop," he adds.
Certainly Mr. Li gave no signs of such a reversal in his speech at CCTV headquarters. "We must enhance our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s ... firmly establishing the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he insisted, "constantly improving our capacity to correctly guide public opinion."
Mr. Bandurski se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ternational media plans as the global dimension of its new approach to news management – actively seeking to influence the agenda rather than relying on simple censorship.
"They recognize that when they censor, they just create a vacuum" likely to be filled by Western reporting the authorities do not like, says Bandurski.
Censoring can also be inconsistent in its rigidity. When a protester hurled a shoe at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during his speech this week at England's Cambridge University, one CCTV channel cut away from its coverage while another kept on broadcasting.
"The new focus," Bandurski continues, "is on how to drive the agenda."
News is a matter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China, and the authorities sometimes frame their forays into the world of international media in military terms; officials have likened big media groups, for example, to aircraft carriers, acting as platforms for the projection of Chinese interests.
"The outreach effort is very natural because of the growing strength of the nation," says Professor Gong. "They [officials] are clear about what to say but they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with the best results."
And so long as the party insists on controlling the media, China will have difficulty convincing foreign viewers to consider its point of view, he adds. "They have realized the problem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s, but before serious political reform takes place they cannot do much."
Bandurski puts it more bluntly. "They've got a lot to learn," he says, "about how to create credibility."
source：http://www.csmonitor.com/2009/0205/p01s01-woap.html
日知录（116-3）China's Funniest Pictures: All Newspapers, the Same Face
Ten major Chinese newspapers which were published on the day of opening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17th. National Congress (From left to right) Top Line: People's Daily,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CPPCC News, China Youth, China Stock News,
Bottom Line: China Economic News, Beijing Daily, Hebei Daily, Hubei Daily, Xinjiang Daily.
source：http://www.chinatoday.com/entertain/all.newspapers.same.face.htm
Bottom Line: China Economic News, Beijing Daily, Hebei Daily, Hubei Daily, Xinjiang Daily.
source：http://www.chinatoday.com/entertain/all.newspapers.same.face.htm
日知录（116-2）当人民日报的美编是一件多么容易滴事
via 绝版青春 on 3/9/09
2004～2009各年3月6日《人民日报》版面对比。
来源：http://hen.huang.hen.bao.li/2009/03/blog-post_09.html
2004～2009各年3月6日《人民日报》版面对比。
来源：http://hen.huang.hen.bao.li/2009/03/blog-post_09.html
日知录（116-1）China’s annual Congress: seen one, seen ‘em all
For six years, the ruling party's propagandists have run virtually identical photos – and headlines – of the annual gathering.
By Peter Ford | Staff writer 03.17.09
BEIJING – For an immediate, and hilarious, insight into just how wooden and unimaginati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ropaganda apparatchiks are, take a look at this website.
Don’t worry abou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just scroll down through the pictures. They show you the (nearly identical) front pages of the People’s Daily, the ruling party’s official organ, on the opening day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for the past six years, beginning with this year’s session, which took place this month.
No wonder these pictures have been circulating on the Chinese blogosphere under the title, “How hard is it to be pictures editor at the People’s Daily?”
What is astonishing is that China as a country is in constant motion: Everything about this place, from its economy to its social mores, is changing with extraordinary speed. Yet the men and women in charge of inspiring the masses seem to be stuck in a time warp somewhere circa 1955.
In one sense, perhaps, the cookie-cutter front pages are an accurate reflection of the “news” they are cover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s a fake-democratic rubber stamp parliament.
How little real news it generates is clear from the banner headlines in red, running down each page: they are identical, for six years in a row, except that the number of the parliamentary session changes with time, as do the names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on the podium.
All the headlines say “Wu Bangguo hosts (he’s the individual in the left hand photo), Wen Jiabao gives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he’s the one in the right hand photo, behind identical banks of pink lilies, year after year.)
If China’s leaders want to brush up their image through new media projects, as the Monitor reported last month, they might start by livening up their communications operation.
source：http://features.csmonitor.com/globalnews/2009/03/17/chinas-annual-congress-seen-one-seen-em-all/
By Peter Ford | Staff writer 03.17.09
BEIJING – For an immediate, and hilarious, insight into just how wooden and unimaginati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ropaganda apparatchiks are, take a look at this website.
Don’t worry abou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just scroll down through the pictures. They show you the (nearly identical) front pages of the People’s Daily, the ruling party’s official organ, on the opening day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for the past six years, beginning with this year’s session, which took place this month.
No wonder these pictures have been circulating on the Chinese blogosphere under the title, “How hard is it to be pictures editor at the People’s Daily?”
What is astonishing is that China as a country is in constant motion: Everything about this place, from its economy to its social mores, is changing with extraordinary speed. Yet the men and women in charge of inspiring the masses seem to be stuck in a time warp somewhere circa 1955.
In one sense, perhaps, the cookie-cutter front pages are an accurate reflection of the “news” they are cover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s a fake-democratic rubber stamp parliament.
How little real news it generates is clear from the banner headlines in red, running down each page: they are identical, for six years in a row, except that the number of the parliamentary session changes with time, as do the names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on the podium.
All the headlines say “Wu Bangguo hosts (he’s the individual in the left hand photo), Wen Jiabao gives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he’s the one in the right hand photo, behind identical banks of pink lilies, year after year.)
If China’s leaders want to brush up their image through new media projects, as the Monitor reported last month, they might start by livening up their communications operation.
source：http://features.csmonitor.com/globalnews/2009/03/17/chinas-annual-congress-seen-one-seen-em-all/
2009年3月18日星期三
日知录（115）Rui Chenggang and advocating for China
Tuesday, March 17, 2009 6:55 AM by will
There was an interesting profile of CCTV personality Rui Chenggang by journalist Dave Barboza in yesterday's New York Times. Or, at least as interesting as a 1,200 word profile can be. With all respect to Mr. Barboza, who has done some great stories, I get the feeling Rui and the phenomenon he represents would make a good subject for 10,000 words in the New Yorker. Or maybe it's just me. But for the moment, anyway, this piece will have to do:
[Mr. Rui] , who drives a Jaguar to work and wears Zegna suits, says his goals reach beyond media stardom. He wants to use his celebrity to build bridges with the West and help change world opinion about China, which he says suffers because of biased foreign media coverage and the country’s poor training in communication.
“China has a really bad image problem,” Mr. Rui says after a broadcast one evening, while lounging at the Ritz-Carlton hotel. “I’m gathering a group of people and we hope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Well, it's still a bit of a vague plan, but you gotta start somewhere.
Longtime readers may remember Mr. Rui as the personality who's blog put the final spike through the long-controversial Forbidden City Starbucks a couple of years ago. The Times article notes that today, " Chinese tea is served there." Which is true. But so is espresso. So, plus ca change and all that.
Imagethief has actually worked with Mr. Rui, at a corporate event three years ago. I remember him as articulate, smart and prepared, and not particularly copping an attitude. But, then, I wouldn't know a Zegna suit if you wrapped twenty pounds of Starbuck's coffee beans in one and used it to beat me to death.
Zegna suits or not, though, Rui is right: China does have an image problem. In woolgathering by e-mail about the woeful stat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PR to a (foreign) journalist recently, I pointed out that articulate, bilingual pop-culture figures are much better ambassadors for China than any amount of state-backed media ever will be. Think Yao Ming rather than Yang Rui.
Rui Chenggang, who is polished and articulate in English, could be such an ambassador. But he isn't yet, and I don't think he will be as long as he works within CCTV. He's articulate, charismatic and connected. But the state-media credibility tax is so high for overseas audiences that I think it will overshadow any advocacy effort he undertakes. He'd be more effective as a private citizen, as it were, or maintaining at least a healthy distance from CCTV. Barboza raises this point in the article:
Because his positions often parrot Beijing’s critiques of foreign journalists, Mr. Rui is asked whether he engages in propaganda handed down by the government. He compares it with Fox News coverage of the White House during a Republican administration.
Yikes. Bad comparison. About the only thing that differentiates Fox News in the Bush years from Chinese state television in my books is graphics quality and the fact that the female anchors on Fox had more contemporary hairstyles. Otherwise, they were about equally credible. On this question, Rui offers one more parting thought:
“I hate the word propaganda.”
Well, me too. But if Rui wants to escape the shadow of propaganda, move past his proven ability to motivate Chinese audiences, and be a credible international advocate for China, he'll need to abandon the aegis of CCTV. If he ever does, I'll be interested to see the results.
source：http://news.imagethief.com/blogs/china/archive/2009/03/17/rui-chenggang-and-advocating-for-china.aspx
There was an interesting profile of CCTV personality Rui Chenggang by journalist Dave Barboza in yesterday's New York Times. Or, at least as interesting as a 1,200 word profile can be. With all respect to Mr. Barboza, who has done some great stories, I get the feeling Rui and the phenomenon he represents would make a good subject for 10,000 words in the New Yorker. Or maybe it's just me. But for the moment, anyway, this piece will have to do:
[Mr. Rui] , who drives a Jaguar to work and wears Zegna suits, says his goals reach beyond media stardom. He wants to use his celebrity to build bridges with the West and help change world opinion about China, which he says suffers because of biased foreign media coverage and the country’s poor training in communication.
“China has a really bad image problem,” Mr. Rui says after a broadcast one evening, while lounging at the Ritz-Carlton hotel. “I’m gathering a group of people and we hope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Well, it's still a bit of a vague plan, but you gotta start somewhere.
Longtime readers may remember Mr. Rui as the personality who's blog put the final spike through the long-controversial Forbidden City Starbucks a couple of years ago. The Times article notes that today, " Chinese tea is served there." Which is true. But so is espresso. So, plus ca change and all that.
Imagethief has actually worked with Mr. Rui, at a corporate event three years ago. I remember him as articulate, smart and prepared, and not particularly copping an attitude. But, then, I wouldn't know a Zegna suit if you wrapped twenty pounds of Starbuck's coffee beans in one and used it to beat me to death.
Zegna suits or not, though, Rui is right: China does have an image problem. In woolgathering by e-mail about the woeful stat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PR to a (foreign) journalist recently, I pointed out that articulate, bilingual pop-culture figures are much better ambassadors for China than any amount of state-backed media ever will be. Think Yao Ming rather than Yang Rui.
Rui Chenggang, who is polished and articulate in English, could be such an ambassador. But he isn't yet, and I don't think he will be as long as he works within CCTV. He's articulate, charismatic and connected. But the state-media credibility tax is so high for overseas audiences that I think it will overshadow any advocacy effort he undertakes. He'd be more effective as a private citizen, as it were, or maintaining at least a healthy distance from CCTV. Barboza raises this point in the article:
Because his positions often parrot Beijing’s critiques of foreign journalists, Mr. Rui is asked whether he engages in propaganda handed down by the government. He compares it with Fox News coverage of the White House during a Republican administration.
Yikes. Bad comparison. About the only thing that differentiates Fox News in the Bush years from Chinese state television in my books is graphics quality and the fact that the female anchors on Fox had more contemporary hairstyles. Otherwise, they were about equally credible. On this question, Rui offers one more parting thought:
“I hate the word propaganda.”
Well, me too. But if Rui wants to escape the shadow of propaganda, move past his proven ability to motivate Chinese audiences, and be a credible international advocate for China, he'll need to abandon the aegis of CCTV. If he ever does, I'll be interested to see the results.
source：http://news.imagethief.com/blogs/china/archive/2009/03/17/rui-chenggang-and-advocating-for-chin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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