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 李军 报道
白一彤，这个可能是全国最年轻的女村主任，在一群幕僚的簇拥下，在一路警报器的“叭”、“叭”声中，上路了。
两辆车，一辆车牌号码是88888，挂着“陕西省政协第十届二次会议”和“陕西省政协十届二次会议记者证”两个醒目标牌。另一辆没车牌，挂着“新闻调查”的牌匾。两辆车都装着特定公务机关才使用的警报器。
19岁的白一彤，是陕西安康学院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刚刚在老家陕西榆林市清涧县高杰村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中，当选村主任。始终跟随她的，是她的父亲白岩林，和一众亲戚和手持摄像机、照相机的助手。他们正从安康学院返回高杰村，凭着这些记者证，尚未开通的高速公路也对他们一路绿灯。
在父亲的劝说、运作下，对家乡非常陌生的白一彤以“打造黄河岸边第一村”的十项承诺，获得村民98%的高票支持。媒体的广泛关注，让她迅速成为一个符号式的人物，被网民称为“中国乡村的奥巴马”、“中国基层民主第一人”。
而随着村官上任以来的几把“大火”，她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摩擦骤起，尤其是她背后站立的强大而让人看不清楚的父亲，更让外界对她的乡村政治梦想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要有这么个女儿，我会很骄傲”
媒体高调报道和村民众望所归，让白一彤俨然一颗政治明星，她甚至打动了省里官员和县委组织部长
“我们本来不太支持她去。”安康学院一名老师说，白一彤学业成绩并不出色，也并非社团活动的中心人物。
但媒体的高调报道，使安康学院开始转向，很快为她制定了整整一本《白一彤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破例让她每学期可以只返校10天，必要时考虑老师送课进村；学院专门为她安排了党课补考，还为她联系了到邻县模范村考察学习一天。
院党委书记杨涛说：“她的选择，跟现在的大学生村官不同，她是把自己还原为农民身份去建设农村，这代表国家政策的一种导向，也符合我们学院‘服务基础教育、服务三农、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宗旨。”临走前，中文系送她一本政治题材小说，扉页上题赠：“重民生，提高执政智慧。”
一位名叫“白万李”的人给高杰村每户人家写来公开信，称她为“初升的一颗政治明星”，希望自己“不要工资、不落户”，帮她“把高杰村的事办好”。邻村的三位村干部，则都揣着聘书来请她去做名誉村主任。
这些天来，白家父女已经习惯了媒体的跟随和注视———事实上，即便是没有记者采访，他们也始终生活在镜头下。白岩林的两名下属始终跟随白一彤工作，一个摄像，一个拍照并撰写新闻稿，然后把光盘、照片和文字发给有需要的记者。
白一彤的当选曾经引来陕西省换届选举领导小组的关注，省里来人调查后表示“放心”，清涧县村委会换届选举指导小组在上交的“情况说明”中，郑重提出对白一彤的六条帮扶意见，其中包括将高杰村列入市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并给予相关项目和资金方面的倾斜；建议省上有关部门与安康学院协商，妥善解决白一彤的工学矛盾；适时选送包括白一彤在内的年轻村干部参加更高层次的相关理论、政策和业务培训等。
上任一个多月，无论是应对媒体，还是管理村务，白一彤都显示了19岁的年轻人罕见的“霸气”。她把曾帮过自己的选委会主任白福周的计生干部撤了，因为“年纪太大”；她冲着年龄是自己两倍的村干部说，“因为你年轻才培养你”。
曾陪同省里干部来村了解情况的清涧县委组织部长张常青，对白一彤留下深刻印象。“能干，有事业心。不像这个年纪的孩子。不管来的是谁，来人多少，她丝毫不怯场，对答如流。省里来的人很放心。我在回来的路上谈到感想，我说，要有这么个女儿，我会很骄傲。”
包地招标会上，二十几支香烟、旱烟的烟雾，集中在不足10平方的村办公室，不抽烟的白一彤在一群中老年爷们儿中间，面不改色，领导人的架势十足，大声对着广播吆喝着最高报价。一出办公室，她会跟婶子们搂搂抱抱做游戏，熟练地抱起任何一个流鼻涕的孩子，或者拉拉老爷爷的耳朵。村民们对这个娃娃村官充满了信任，当白一彤因修路与外村人发生肢体冲突后，几十号村民打着“严惩打人凶手”的横幅去镇政府请愿，包括几名手拄拐棍、走路颤巍巍的八旬老人。
从城市来到这个自己只在幼年生活过不到7个月的陌生村庄，白一彤显示出惊人的适应能力，但从城里带来的电子琴、网球拍都无用武之地。她只把毛绒玩具摆了一炕，晚上抱着毛毛虫公仔睡觉。
“我们村只听我一个人的。”白一彤显得很自信，但父亲白岩林似乎更像是村里的主政者，他兴冲冲地指点给记者看：“这条沟里的窑洞我都要拆迁了，填平了建个运动场；老乡政府那边的地，要建设全省最大的骡马市场，第一批来交易的客人，吃住全免；今年秋天要举办第一届红枣节，我们要迎接万名游客……”
“她根本不懂规矩！”
新官“几把火”被镇里官员公开批评，白一彤要求更换镇领导，双方矛盾激化
“如果大家选择了我，我相信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下，通过广大群众齐心协力，顽强拼搏，打造黄河岸边第一村……”这是白一彤竞选演讲的结束语。不过，在她上任后，“各级领导的关怀与支持”出现了变数。
“你看，星期五都不在上班。”白一彤带着记者和她父亲的摄像助理进入镇政府的院子，一一检查窑洞门上的锁。“说我不协商不合作，我到哪里去找他们？”而白岩林则从旁边的派出所兴冲冲走出来：“修路的爆破许可证，没我，派出所老不盖章！现在盖了，因为我们上面有人。”
她上任伊始即抓紧修筑的环山生产路，修到无定河滩的董家圪崂，却被一孔窑洞挡掉了去路。大年初七，白岩林带着村民敲锣打鼓把那孔窑洞扒了，还砍了十几棵枣树。大年初八，这家的主人常世安夫妇与她发生肢体冲突。
白一彤父女都认为，这条路是村里的老路，老村长把地“4000元包出去50年，本来就是非法的”。而镇长郝世雄的意见是：“协商不成，是不是非法应该让土地部门来认定，让司法机关来判决，而不是不由分说把房扒了。”
县人大副主任、高杰村镇包镇干部刘光忠质疑说：“白一彤回村参选，秧歌队自发出来迎接，现在农村还有这种事？”秧歌队组织者白加元表示，“确实是自发迎接”，但在此之后，白家也资助了秧歌队3000多元，相当于往年秧歌队两年的开支；白延平也承认，“单给秧歌队买鞋就花了一万多”。
白一彤希望把废弃的村小学校舍改成老年公寓，她当选后不到一周，已经有一位她的堂姑父做出212万元的装修预算书，却拿不到小学的钥匙。她认为镇上不支持她工作。镇长的说法却是，大年初二，学校看门人打来电话，说白岩林过来警告，再不给钥匙就要撬锁了。
“这件事情，你白岩林一不是村民，二不是党员，我有什么理由跟你谈？”镇党委书记惠生礼说，小学校舍的产权构成复杂，至少要与邻近六个村一起协商，才能借用。
“她根本不懂规矩！一个月换三个计生干部，跟镇里不打招呼！”惠生礼毫不掩饰地说，“党支部说不上话。”
村委会是否一定要向乡镇一级政府请示汇报？村民选举出的村委会，与党支部之间如何协调工作？这也是中国大部分村庄面临的制度性问题。不过拿白岩林的话来说，重要的是，白一彤履行职责，处处遭受“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的阻挠。
惠生礼和刘光忠，因为对白一彤的“不支持”和对“村霸”“路霸”的“保护”，被白岩林找人画到一幅讽刺漫画里惠说，白屡次打电话让他去看漫画，“还对我说：这对你副县级后备干部考察，会不会有影响？”
据当事人的说法，他们此前与白的交情都不错，没有什么过节。“我们去榆林市区，他都要请我们吃饭，然后找个老板来买单。”
当矛盾激化，白一彤曾经给县委组织部长张常青打电话：“她说镇里主要领导不支持她工作，能否调整一下，把另一个乡镇的领导调过来。”张常青说，“我觉得白一彤提出这种要求是很幼稚的，我把她批评了一顿。”矛盾并不仅仅停在县级，“市里面，他们（白家）应该也写了材料反映情况。市里专门找我开了会，也提醒我劝一劝惠书记。”
白家并不讳言自己在“市里”的关系。与镇里关系搞僵，情绪低落的时候，白一彤很委屈：“市里有个领导对我说：”你这事情啊，是两头热，中间冷，村民拥护，中央、省里、市里都很关心，就是县里和镇上不支持。‘不过，我不能跟你们说那位领导的名字。“
白岩林当初带女儿回来表达竞选愿望时，首先找了惠生礼，惠生礼明确表示不赞同。他后来对记者说：“别人的娃回来参选，我都不反对！关键是，这是白岩林的娃！”
“我的事情不能说，太传奇了！”
“正直、忠诚、忧国忧民”的父亲，在当地却被认为是一个奇怪的人，他强力辅佐女儿的动机也让人们揣测不一
白一彤与镇官员的矛盾，主要来自她背后强大的支持者———父亲白岩林。与她意见相左的镇上领导，都曾在8年前与白岩林共事。
清涧人只知道，白岩林的身份“是个记者”。“我的事情不能说，太传奇了！”他整齐地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一头卷发用摩丝吹得精神地耸立起来。他总是在腰里别着一个卡西欧傻瓜相机，不时与旁人分享拍下的影像———大多数是女儿的。
惠生礼早年就与白岩林有过工作上的交道，他如此形容白：“这个人很‘具体’（本地话，特殊、奇怪之意）。”他举例说，2000年，白是高杰村镇退伍军人出身的武装干事，当时任县委秘书的惠陪县委书记下乡检查工作时，白“穿着很多口袋的野战服”，摆出各种姿势为书记摄影，与书记肢体语言分外亲热———但县委书记之前并不认识他。
时任高杰村镇党委书记的刘光忠直接说：“那就是一个把事情搞砸的人。”而白自己的解释是，他那时候兼任县市各家媒体的通讯员，仗义执言，关心弱势，给地方工作上带来一些困扰。然而这种对新闻的兴趣，刘光忠有不同理解，他举例说，镇干部要为村民送去预防免疫糖丸，白有一次深夜要骑摩托前往，并要求镇上派一名干部同去———为他拍一张星夜兼程送药的照片。
1999年后，高杰村镇镇长之职因故空缺了一年多，刘光忠说，白岩林曾经毛遂自荐要当镇长。“他对我说，跑项目跑钱他来，我只管花钱。”白也承认曾为镇里的发展建言，“我当时给县委书记递交了一个‘高杰村镇发展的问题与策略建议’，提出‘高人治高’，县上很重视。”
白岩林自陈当年是因为曝光了清涧县武装部的问题，导致被纪检委、公安局抓捕，逃离了清涧。而他的老领导和同事的说法，则是他在2002年被分流，不在政府上班而领空饷至今。
难以设想白当初黯然离开故乡的心情，如今每次接受采访，只要提起劝女儿回乡，是为完成祖父遗愿、造福乡里时，白岩林都会热泪盈眶。
这却同时让外界不免揣测，他鼓动从无农村社会阅历的大二女儿回村竞选村主任，而且高调接受媒体采访，是否因了一颗不服气的心，用这种方式展现他曾经的委屈和如今的成就？
在女儿眼里，父亲“正直、忠诚、忧国忧民”。白一彤六年级的时候，国庆节，白岩林带他们姐弟和邻居孩子一起去参观清涧烈士纪念馆。“那里面很多资料，都是我到北京走访很多位老革命弄回来的。我跟他们讲解先苦后甜，要做有益国家的事。”白岩林告诉记者。参观回来之后，白岩林带着孩子们，在自家房顶放国歌、升国旗。这一幕让一些清涧人耳语至今。
2002年离开清涧之后，有一段时间，白岩林在兄长白延平企业的仓库工作，他回忆说，“一天要下20吨货，晚上住在地毯厂的水沟附近，早上起来一脸化学物质。”父亲的低谷期也给白一彤留下深刻记忆。“上初中时，家里常常一块钱也拿不出来，我喜欢的钢琴，也因为交不起学费，停了课。”
这段往事似乎与白岩林在经济上很早就很成功的说法矛盾。他曾告诉记者，在1987年即花了17万在北京买了一套房。上世纪80年代他参军时，被当做“军地两用人才”培养，曾在绥德卫校学习，80年代后期，他开始承包医院。在高杰村镇政府上班时，他一直在清涧县城的岔口开着医院，“我是名医，内科、外科、妇产科，都很精通。”
“会不会影响明年您换届？”
强悍身份背后，是当地知名的“记者”，自称和白岩松是一家子兄弟，善于“搞钱”、“搞关系”……
最近几年，清涧和村里的熟人发现白岩林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发给大家的名片显示，他曾经是陕西省政协《各界导报·法制周刊》副主编，《求是》杂志陕西工作站站长，《陕西政协》《各界杂志》记者部主任。他的亲戚乐于向别人介绍：“他还有‘警务督察证’呢。”
本报昨天电话证实，2年前，白岩林确实是《求是》杂志陕西工作站站长，但并不是陕西政协下属《各界》杂志和《各界导报》的记者，两张名片上留的办公电话，一个是陕西日报原下属的金色旅行社办公电话，一个虽是杂志社总编办电话，但工作人员说，这么多年，根本就不知道这么个人。白岩林有一张盖着新闻出版总署和《各界》杂志公章的记者证，但网上“查无此证”。
在西安，白岩林有两套房子。其中一套，屋子里是整套的榆木雕花古典家具，但并没有常住的痕迹。白岩林说，那是榆林市来人的“西安办事处”。屋子横梁上满满挂了一排白岩林与陕西省以及榆林市一些领导人的合影照片，照片上打印着人物的职务说明。
昨天，在榆林市区某公务部门，等待办事的五六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会心地笑起来，互相拌嘴：“记者？”假记者！榆林的主流报纸驻站记者众口一词：“就是个假记者，骗吃骗喝，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人早早清理出去。”一位报纸记者站站长说，一般正规单位活动的邀请名录，通常没有白岩林，但在这些场合，他却经常出现。在集体采访的场合，“正规报社的记者理都不理他。”
白家兄弟的名字里本来都有一个“延”字，只有白岩林把“延”改做“岩”。他对记者谈起，这与他和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的交情有关。“我们是一家子兄弟，2000年母亲节，我和他在西安见面，他送给我母亲和女儿他的《痛并快乐着》。因为他本来也叫‘延松’，后来改成‘岩松’，于是我也改成‘岩林’。”
这个故事榆林广为人知。但白岩松对本报求证的答复是：“我从未改过名字；我只有一个兄弟，在内蒙古；我的书出版了4万册，也在各地进行过签名售书，因此很多人有我签名的书。”
榆林新闻圈里还流传着这个故事：2006年，一位刚调到本地的市领导，在一个会议场合，遇见《求是》杂志陕西工作站站长白岩林，白要求拿到5个8的车号。“领导也是刚来，还不熟悉情况，但我们要听上级的，”一位匿名知情人说，“为了避免白这个人出事，伤害不明真相的领导，我们规定，车牌不能转让，包括车型、车主，并且只有10年期限。”这块车牌曾经被挂在别的车上，但对白怀着不满情绪的交警部门，挂一辆，扣一辆。
记者身份，似乎很受白家倚重。在白延平企业的座驾里，也挂着一个2年前的过期采访证———“陕西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而证件上的人，是白延平的一个下属职员。
2000年以来，榆林市经济迅速成长，大量煤矿纷纷开设。这也是一些身份灰色的记者大量出现的时期。当地的作家姬晓东曾经写过一本叫做《记者》的长篇小说，一些圈内人认为，“很多故事就来自白岩林。”
在榆林矿业大县神木的一个收费站，收费站稽查人员曾对要求免费通行的17个记者证进行网上核验，显示只有3个证件是真的。当地一种说法是，一个以假乱真的记者证，街头只要数百元就能买到。
惠生礼和郝世雄曾经在白岩林的一次饭局中目睹他的“工作风格”。他们被介绍给一位原中央领导的“秘书”，白称此人过来榆林调查一个案子。席间，白给某位领导打电话，谈到自己这位“秘书”朋友的“秘密调查”，并神秘地问：“会不会影响明年您换届？”
2002年还相当落魄的白岩林，是否真如高杰村人所希望的，有跑钱跑项目的能力？高杰村人也许从不知道，白岩林真实的谋生或“跑钱”方式。
“我认识的一些矿老板确实和白岩林很熟，矿里难免出些事情，白岩林就拿着相机、带着真假难辨的记者去，老板拿钱送瘟神。”一位当地驻站记者说。
2008年4月，在榆林开着“协和医院”的福建人吴曦东遇见一件郁闷的事情。一位叫“白富安”的23岁患者，到门诊做了一个包皮切除手术。没几天，白岩林带上男女两名自称是各界导报的记者上门，说没有经过家长签字同意的这个手术，断送了孩子上军校的前程。他提出数万元赔偿，否则曝光。吴曦东不肯。
第二天，物价局、卫生局的接收投诉部门纷纷打电话过来，询问手术的事。吴不讳言，这些单位跟自己关系都不错，然而，接下来半个月，白岩林“天天坐到领导办公室，软磨硬泡，以动员榆林所有病人、负面报道相挟，最后大家都烦了。”在这些部门的协调下，最后吴曦东交出8万元赔偿了事。
一位榆林某政府机关负责媒体接待的干部说，2007年前，榆林曾发生过数起恶性的假记者行骗事件，“不抓，是因为受骗的领导被骗得太难看。”
“炒作得好就能成事”
尽管对白岩林充满怀疑，但“他们家上面有人，至少知道门在哪里”，这是对现实一度失望的村民们宁可相信的图景。
对白岩林的“含糊”（本地话，怀疑之意），并没有影响村民对白一彤的信任。大家相信，在背后支持她的，是整个家族。白岩林的父亲曾经任清涧县蚕种场书记（相当于农业局副局长级别），在任职过的乡镇和高杰村都官声颇佳。白岩林三兄弟，老大是榆林市公安局的主任科员，老二白延平是当地名企新恒安集团的董事长。
镇长郝世雄承认，白一彤的当选与村民对村干部的失望有关。村选举委员会主任白福周说，以前的村领导，“能要来钱的，账目不清，贪污；不胡花钱的，也要不来钱。”许多村民告诉记者，村里要发展，就得有年轻、有文化的人来领头。
事实上，高杰村并非从来没有过大学生村官。2008年10月，就新来了一个本科毕业的“村官”。这位毕业生挂职包括高杰村在内的两个村子的党支部副书记，不过，村里人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属于本村。他告诉记者：“我们主要被镇里用。村里解决不了吃住，在镇里消息也灵通，办事也方便。我上大学生村官论坛，看到全国情况都基本如此。”
如此，有着强大家族背景的白一彤成为唯一选项。“她们家有钱，二三十万人家不在乎，不可能看中我们村集体两三万收入，只要不贪污，再差也比以前强！”
“农村要发展，就要靠上面的资金和项目，他们家上面有人，至少知道门在哪里。”村里的小店主白文斌说。
高杰村人说起白岩林，对“记者”身份后的资源和社会网络满脸欣羡神往；榆林人说起白岩林的故乡高杰村，都要提到“那里是红色摇篮，出了很多干部，能直通中央”。这些符号的纠结当中，正是白岩林复杂穿梭的社会空间，也是对现实一度失望的高杰村民，宁可相信的图景。
白一彤的竞选承诺，包括给每户建设三层小洋楼、修水利、医疗所、搞养殖，单单是用现成的村小学装修老年公寓的预算就是200万。2008年，清涧县的财政收入是2000万。刘光忠说，一些部委下来的政策性项目，县里会考虑各村平衡，而有些项目，譬如“扶贫重点村”的几十万元，已经在高杰村实施过了。“除非‘戴帽下单’（定点直达），否则很难有什么项目给高杰村。”
资金从哪里来？白一彤的回答是：“我家族！”白家的家族企业新恒安集团注册资金是2050万元，以商贸为主业，有五家子公司。然而与清涧人传说的富有有些反差的是，在榆林，他只有一间不大的门面，做一些化妆品、日用品的批发零售，在当地并不算知名。这些年，白家给村里的资金支援，是2004年为小学捐助过一万元。
白岩林觉得不难：“只要感动了上帝，钱多少不是问题。你说，哪位领导说句话，譬如跟那些大型煤矿说一下，就能帮助我们修起来啊！”
白一彤也忙于谈论各种蓝图，“二爸很快就要在村里组建一个公司加农户的红枣合作社。”而“二爸”白延平则审慎得多，“生产要素，资金、技术、人力都要从外面引进，经营风险比较大，还需要论证。”
她也许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自己正在做的事。乐观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把村里建设起来，国家就可能投入资金，但她说：“我也不知道能管哪个部门要。”“大不了我去募捐呗！全中国13亿人，每个人给我一块钱，我就不愁了！”
一位榆林市的知情者说，“白一彤的当选，全国炒热，而榆林的媒体和领导保持沉默，最能说明问题。”
“这个事情吧，炒作得好就能成事，炒作不好就难收场。”一位要求匿名的高杰村老村干部说。
来源：http://news.qq.com/a/20090227/0015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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